中三入商台做DJ，有人認識芝see菇bi，有人認識卓韻芝：有人睇她長大，有人睇住她長大，但因為她早入行，其實更多人是睇她長大同時睇住她長大。她好似全香港人都共同擁有的一個中學同學，讀書很叻同時很好玩，會給你介紹好多好東西。小時候經她文字早早知道世界有Leonard Cohen、Raymond Carver、 Herzog等勁人，會自覺比其他同學酷一點，多少有些曲高和寡的沾沾自喜。

曾共渡過漫長的歲月，某日她做回卓韻芝，勤力得像頭牛，強得天堂也不收她。懷疑她每日都有100小時用，寫書寫劇本拍電影，那工作簡歷似活了幾輩子；又懷疑她比牛還多四個胃，專門用來消化一切文字與知識；又羨慕她的口齒伶俐，同時也怕被她的詞鋒拮傷。再後來，一度以為沒有男人敢娶才女，但前幾年她結婚了，過了一段日子後又離婚了。

今年阿芝45歲，她說現在是她活得快樂的時候，開了新的品牌、新的戲、新的獨腳戲；然此時回望十幾歲的自己，她沒有意想中的多愁善感，而是怒哮一句：「我要給她發律師信！」

text． yui
photo． Kit Chan
wardrobe ． Christopher Esber、 Junya Watanabe @JOYCE hair ． Marvin@shhh_group
venue． Little Tai Hang

出一封律師信吿她

如果人平均都能夠活到90歲，阿芝目前正處於整個這輩子的正中央。座標正處於赤道，是熱帶雨林的氣候，有點熱，但充滿生命力；種甚麼就生長甚麼，是一個生命的invincible summer。她甚至覺得一生以往從未像現在般活得清清楚楚、快快樂樂，對未來保持一種渴的狀態。「我跟自己下定決心了，要不就改變，要不就同一個人走進墳墓。」自從萌生這個念頭，她開始每天都期待著自己的下半生怎麼樣過。那天她在夜冷舖挖寶，找到了一本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精裝版的，居然只值港幣20元，好慘。把書救回家，讀下去她赫然發現，蘇軾因烏台詩案被眨變成東坡居士，在黄州寫《前赤壁賦》的時候，也是45歲。「作為一個都市人，40幾歲應該是生命綻放得很美，而大家都可以握緊自己生命中最美的時刻。」

成名趁早，阿芝未夠30歲已經被冠上才女的大名，做過DJ主持作家導演編劇監製。但現在她回想，20幾歲她面對兩道拉力，一面是面向世界的恐懼與自我批判，一面是自我價值的認同，兩邊不斷將自己扯開，那種內耗幾乎是宿命性地發生；30幾歲的她貌似比較知道自己是甚麼，向著標竿直跑，但內耗通常在途中發生，到頭來發現原本設定的那個目標不是自己最想要的。「之後演出的那場獨腳戲，其中有一部份我要和20幾歲的自己對話，是剛剛學會開車的自己。」她大笑指：「我常說，如果要寫封信給20歲的自己，我會出一封律師信給她，因為她開車太慢了，後面架車好危險。」

女人對痛感有點遲

今年二月，阿芝建立了自己品牌「WEMAN」。她發現許多人身心都不健康，許多人都在夜裡無法好好入眠，她自己也深受失眠之苦。後來她讀神經科學，讀了不少書。「我不懂New Age也不懂Spiritual，我只是喜歡神經科學。」深入了解後，她驚訝神經科學在西方明明已盛行幾十年，但在香港卻無人關注。她又嘗試許多諸如TRE （壓力釋放運動）、動態呼吸、冥想、吶喊治療等方法，詫異原來解決身心問題居然簡單如食生菜。因此她建立了「WEMAN」，去分享那些知識與資訊，主動改變世界。「例如動態呼吸，我們會從呼吸中得到好多個直覺，從身體存庫中得出某些答案，而那些答案是很清晰。即是說，你會求助於一種所謂的mental clarity，即腦袋的清晰度。不是依靠你的前額葉去思考，而是去問下你自己整個guts。因為由你出世開始，每一個記憶都其實都儲存在你的身體裡頭。你的前額葉不會記得你4歲暑假第一日做過甚麼，但你的身體會記得。」阿芝舉例，別人常辯稱自己是resting bitch face（天生臭臉綜合症），但在神經科學這件事並不成立，學者曾經研究面癱患者與他們的內在情緒，發現臉部肌肉和內在情緒是對等的。「你的肌肉就好像一個塑膠模型，而那些負面想法與狀態就是曲奇麵團，很坦白的，倒模出來就是那個樣子。所以別人常說有自信就會靚那些說辭，其實半點也不虛。所以如果呆著沒事幹，也最好想些開心事情，你微笑的表情會被臉部肌肉紀錄下來。」

阿芝說，「WEMAN」起初打算著眼女性社群，沒想到後來也有不少男性都感興趣。她受訪時曾經說過，社會對男女的差別待遇仍存在，會發現好多人抱著「男人代表全人類說話，女人代表女人說話」的古板想法。做過無數個訪問，她最厭煩的一種問題是：「你是不是女權主義者呀？」性別議題確實是當代最燙手的事物之一，沒有人能夠得到半個理直氣壯。談女權男權人權，怎一個煩字了得。倒不如說說女人，英劇《Fleabag》裡頭有這樣的一個形容，說女性生來就有疼痛，經痛、胸痛、分娩；男人不會，但他們自己找疼痛，用運動、打鬥、戰爭。「女性同痛楚是好friend的，我們常常見面。痛是一種sensation，但未必是女性的perception。」他認為女人對痛楚有鈍感：「由於經常痛，痛到我們對痛的感覺有點遲。當一件事經常發生在你身上，你就會失去敏鋭。

滑手機實在太昂貴

與阿芝見面當日，她拿著最新一期《The New Yorker》浩浩蕩蕩過來。有人問這本書是不是拍攝道具，她差點要翻個大白眼：「咩呀，我真的睇緊！」智慧手機時代下，阿芝的生活尚未算過份數碼化，最近她看完三宅唱的《惠子的凝視》，被電影中的菲林質感打動，非常嚮往拍一部16釐米菲林電影。「現在我們手機能看到海量的內容，都是畫面質素好低的東西，手機這樣『fat fat』下，人們居然就看了半天。」阿芝坦言自己極少看社交平台的東西：「死啦，我覺得如果坦白答會死㗎。」但還是真誠回答：「大家都看，我就做些好內容給大家看，我是好坦誠好主動跟大家溝通的。但滑手機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件太昂貴的事情了，真的很昂貴。滑一小時手機，那些時間已經夠我改好一稿劇本。」滑手機常常帶給阿芝的只有空虛感。「時間這東西，每個人都有，但幾乎全部人都浪費它。其實人有時候不需要太叻，不需要十分有遠見，你只需要善用個時間就已經跑贏別人半條街。」哦，上天原來是公平的，阿芝一日也沒有100小時，只是她很珍惜去用。

那阿芝是怎麼樣使用時間的呢？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基本上毫無章法可言，可能今天是早上5點睡、明天又晚上8點睡；後天是淩晨3點睡，大後天又晚上12點睡，作息毫不定時。只有外婆是她生活唯一的錨，不論在忙甚麼，她都會盡量6點坐定定陪她吃晚飯。開始一天之前，她會先決定當日要做甚麼事，大概定下是上晝做還是下晝做，再在那些時附近的時間前攝後攝，盡量利用。不過有趣的是，她嚴格遵守每做一件事都不會超過四個小時，哪怕對白寫到一半、電郵打到一半，鐘一響就必須要sharp cut，無情講。而且在同一日裡，她不會整天只做一件事，也絕不會連續8小時做同一件事。「這是經歷長時間實驗得出的結果，如果超過4小時做同一件事，就會開始打圈。包括那些有長時間寫作經歷的作家也是這樣的，如村上春樹，他不會連續工作這麼久，因為那個專注的能量是有限度的。」夠鐘，阿芝就會很想出去走走。她試過無端從家裡步行到北角買花；又有試過走去銅鑼灣的書店看英文書目錄，但沒有打算買任何的書；反正，就是做些毫無目的的事情。

婚姻就是結拜兄弟

春天一個早上，阿芝突然在社交媒體寫著：「上年，我們分開了，兩個人比從前更了解對方，多了一段糊里糊塗的共同記憶，一場離合散聚的共同體驗，情誼不會結束，而是生命裡多容納一個靈魂。」她清清楚楚記得那天自己為何做了離婚的決定，不過如意料中的，並沒有透露任何細節。外婆知道後也沒說些甚麼：「她基本上完全都不關心。」有天電視正在播一個飲食節目，介紹日本一間和牛餐廳，外婆突然間跟她講：「『阿芝你離婚，不如我們去這裡散心？』正粉腸！她居然公器私用！」現場捧腹大笑。笑罷，阿芝話題又回到婚姻：「其實婚姻是甚麼？婚姻就是結拜兄弟。就係咁咋！斬雞頭撒狗血，以後你就是我兄弟，我是你兄弟。而且這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家人的結合。說是結拜了，那當然要有義氣，但那個義氣不只是你撐我我撐你喎，裡頭還有很多的義務，是不需要對方開口講的，大家互相要有擔當。婚姻當然有義，甚至好大程度是義！」離婚最主因是結婚，但離婚是有意義的，那是一記當頭棒喝。「婚姻有好大部分都是雞毛蒜皮的事，例如我抹地他縮腳；我叫他攞衫去洗他攞衫去洗；喂你去樓下同看更講樓上有人掉嘢啊哦好啊我現在落——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就是婚姻，不是任何一個高度戲劇性的情節或場面。那些東西佔了婚姻九成九的時候，而如果你不認為那些東西值得珍惜的話，那麼婚姻裡邊九成九的時間你都沒有珍惜。」所以愛情有雷，婚姻有義。

離婚後，阿芝人生首次獨自去了一趟冰島旅行，至於為何選擇冰島，倒不是出於任何浪漫意味或末日情感，腦海先不要放出〈雷克雅未克〉的背景音樂。「因為當時冰島要火山爆發，當時全國即將進入緊急狀態。」她大笑道：「真的好好笑，當時我看到好多人就特意去冰島做些超級無厘頭的事，拍了很多短片，如掉隻蛋下熔岩等它爆、放一條熱狗腸烤熟它……當時我在想，那些人咁無聊，我又去！所以就選擇了冰島。」勁無厘頭！不料這個冰島的旅程，會成為她獨腳戲的主線故事：「這是一次超級災難性的bad trip，所以勁好笑。看別人的悲劇就是特別好笑的吧？但在這個旅程中，我反省了許多關於自己的事情，所以這個旅程除了去了冰島，也穿梭在好多不同過去的事件和記憶中，由我十幾歲考DJ的那個自己開始，我在這場騷要不停向過去的自己發律師信，數臭她！質問她！」這場7月中上演的《芝姐災難大全》除了是一個獨腳戲，與以往不同的是它還是一個共同創造的作品，由海報至劇本，背後有一整個團隊籌備，每個人都會交出自己那份想像。

寫劇本其實是猜謎

除了《芝姐災難大全》，阿芝還有一部仍未正式公映的電影《送院途中》，是她事隔足足十年後，再度執導電影，也是她首次自發性地要拍的一部電影。《送院途中》劇本其實早早便寫好，故事的來源正是媒體常常提及的阿芝企圖自殺事件。事源在那件事之後的十年，阿芝開始做棟篤笑，她在生日正日那天搞了一個叫「Happy birthday to me」的演出，有人在她的Facebook留言：好開心你死唔去。好奇心驅使下，阿芝主動向留言者打爛砂盆問到篤，居然意外地重遇當年送她去醫院的救護員。後來她請對方來看騷，對方送了一部救護車的模型給她做生日禮物。看著檯頭的模型，她不禁開始想像，救護車裡頭的人是如何生活。「車裡頭有那麼多的創傷，一天到晚就是爛傷口、爆缸、跳樓、癡呆、老人家……在裡頭工作的人，是如何處理自己的創傷？於是我就開始寫。」

在編劇的身份中，按年資計阿芝是業界前輩。去年她開了一個編劇班，幫助有志寫劇本的人。「100個編劇中，有99個編劇都是在完成第一個劇本之前放棄的。」她續說：「其實我不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編劇叻到可以去教人。但我會教得好，因為我的天賦是消化某些東西，然後再向其他人表達。」她幾年前曾經說過，創作者與創作之間需要有段距離，才會建立到層次。「有時見到差不多年紀的編劇導演，我都會話，喂，你別寫你那些麻甩佬事啦，你去試試寫初戀。」每一個故事的開始，都是開始自許多個未解的謎團。「例如一個角色是好乞人憎的，我就會去思考，為何他這樣乞人憎？為何他要明知無益處都乞人憎？為何這個人不講他乞人憎的理由？是不是不能講的？那甚麼時候先會講？幾時先會爆？想到這些好多謎的人，就會好想寫。」

事隔多年，關於意圖尋死的往事，已經大江東去，阿芝有時還會拿來幽人一默。「幸好天堂拒我於門外，大喊：『X！行返出去啦卓韻芝！』」。想起若干年前她做一個藝術企劃時，用上甚有存在主義意味的題「Born to be witness」。今日，她仍活著，仍在見證，仍與自己的創作死去活來，但她與快樂的距離只相隔一份熱辣辣的Burr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