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上環陡峭的樓梯，遠遠便看到見山書店的閣樓窗子半掩著，一隻手擱在窗框，煙霧悠閒飄向外面。燦然一如紀錄片《詩》裡面一樣，幾乎煙不離手，戒過兩次，但終究還是把煙抽到60歲。至於偉棠，自兒子出生後，就一直維持著慈父的形象，但踱步時，看到好玩的藝術裝置，紀實攝影師的名銜馬上又回歸身體。

燦然與偉棠年紀剛好相差一輪。過完冬天，一個六十一個四十八，皆處於普通人的歷變階段。偉棠自言心態依然少年：「我認識燦然的時候，他比我現在還要年輕，只有三十幾歲，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但現在想來，那時候的他好像比現在的他還更 成熟，印象中的他一直都是很老成的詩人。」燦然說：「但我告訴你，到了某一個年紀，我想大概是我50歲左右吧，發現好幾年不見的朋友，頭髮竟全都花白了掉光了。 然後44歲、45歲的時候，好像突然迎來一個階段，近視變成老花；然後再到50歲， 五十肩又真的找上來。」縱然正慢慢老去，燦然又覺得，詩人身分總能讓他比平常人多活一輩子。「普通人的職業終結是等同生命終結的，但對於創作著來說，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偉棠點頭稱是。

就是這樣一個颱風後的晴天，香煙與濃茶相伴下，兩位詩人由詩談至詩人，又由自己談至城市。

text． yui | photo．Oiyan Chan

（黃燦然：黃 ｜廖偉棠：廖 ）

｜燦然幾年前「經濟流亡」長居深圳，而廖偉棠也在2018年移居台灣。香港算不算你們的「根」？

廖：香港依然是我的根，這有三個條件，一是我的爸爸媽 媽尚在這裡。二是我的主要藏書尚在這裡，我在香港租了 一個地方去放書。一開始我捨不得花錢租地方，但後來發現我很依賴我的書，書在哪裡家就在哪裡。如果有朝一日我把書全取走了，或許我真的不再回來。還有最重要的一 件事是語言，即廣東話，即使廣東省也有廣東話，但香港才是保存最多廣東話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財產或遺產。作為一個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母語所在的地方就是故鄉。

黃：離開香港源於很現實的經濟考量。如果你自己不是本身有房子的話，你每個月甚至要花至少一半的工資去安排 一個容身之所。這個代價太大了。二來是我翻譯英文書， 要讀英文書、買英文參考書，是成本相當高昂的一件事。 詩人可能半架子的書加一張床就可以寫詩，但翻譯是不行的。所以住在鰂魚涌的那時，我的家也有六百多呎，而且在太古城旁邊，也算是半個中產人士（兩人大笑）。有一次我去台灣看到林語堂的別墅，我覺得我就配住那樣的別墅，為甚麼我那麼窮？但作為一個詩人，我又不會去想這些，但翻譯我就覺得住多大多豪華都不夠，消費非常之高。

｜寫詩是種苦行抑或是種解放？在現代定義中，詩人是甚麼？

廖：當然是解放，寫詩是自由的。可能許多人一開始寫詩都會覺得悲苦艱辛，因為缺乏一些技巧上的磨練，但是我又會覺得如果打從一開始就感受不到寫作快樂的話，那我寧可你不要寫詩，甚至是這輩子都不要寫。因為詩相對於其他藝術文體，寫作過程那種快感是非常強烈的，因為你在挑戰你的語言極限、你對世界的感受力去到哪裡。
我會覺得詩人是種專業，或者說是事業。寫小說的人，工作也是可以量化的；但寫詩不會量化，詩人可以一整年都不寫詩，也可以一年寫100首詩。就好像燦然《奇蹟集》 裡頭寫的，詩給你的報酬是你意想不到的。我小時候特別崇拜那些冒險家，但這時代我做不了這件事，就在文字上當冒險家，依然是刺激的。

黃：我覺得苦行與解放未必是選擇或者相對立的。寫詩有 一種精神意諦在裡頭，追求自由是最重要的，比起「解 放」更甚。講具體一點的話，我覺得詩人能比他人多活一輩子。普通人的職業終結某程度上是等同生命終結的，但 對於創作者來說，「職業終結」只是一個新的開始。所以 那是不會受到時間、空間或者社會觀念影響的，你可以同 時有兩個不同種類的生命存在及並行。

｜現代人面臨最大的敵人是甚麼？

黃：我不會去想這麼大的問題。有點無厘頭地回應的話， 大概現代人最大的敵人，就是現代人自己。

廖：這個時代我們會有許多面孔許多樣貌，而在虛擬世界 我們都在和應著這種扮演，每個人都在表演。100年前詩人或有種叫面具的寫作方法，透過扮演不同的人，去找出最本真的自己，但那種扮演與現代的扮演是兩回事。現代我們已經習慣從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譬如說在社交網絡 上，我們有所謂的人設，某時候要表態某時候又要應務一些議題，其實會慢慢忘記本質的自己。但詩是去強調你去尋找本質的自己，不論你是甚麼階層或政治立場，我們都把真實的自己遺忘得頗厲害，或者不願去面對他。這是為甚麼我們常常很容易被詩打動，因為詩人要勇敢地講出真實，即使那是悲哀且殘酷的。

｜燦然說，詩是一種你一虛榮便會消失的東西，該如何去理解這句話？如此想來，是否愈純粹的人便愈能把詩寫好？

黃：其實也不是絕對。初初寫詩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甚至可能不會寫詩。一開始看到好的詩，想要成為某一個大 師，你會想去成為對方，也是需要某種虛榮和野心。但當 可以實現野心的時候，或者也是最應該要停下來的時候， 有才能的詩人應當小心，我們看過太多一下子膨脹的人 了。

廖：或者詩神是有道德潔癖的，如果你想利用詩去打撈那 些詩以外的東西，祂就會覺得你心術不正，你也寫不出純粹的詩。因為詩其實在所有的藝術裡頭，相對上是非功利性的。你有功利心就會被污染。被污染的詩，讀者一下子就能看出來。別想靠小聰明可以去做一些狡猾的詩。

｜好幾年前內地社交網絡興起過一堆兒童寫的詩。剛才說到詩的純粹，小朋友用的眼光應該是最純粹的，是否真的愈純粹愈能寫好詩？

廖：不一定的。這個純粹，我想頂多只是一個動機上的純粹。但當你具體寫作的時候，尤其身處現當代，本來已經很複雜，如果你在這樣的一個複雜時代，假裝自己纖塵不染，不過是自欺欺人。反而是你要去動用到你的能力， 去應付時代種種複雜的面貌。無論你如何去躲避，時代還是會撲面而來。你可能說，要有赤子之心，但是這個時代赤子之心是容易被人利用的。所以當你的敵對面如此的強大，你的心也需要很強大。所以，並不是說我回到兒童狀態，就一定會寫得好。

這也是為甚麼，近幾年我們常讀布萊希特，布萊希特是尤其誠實的人。在當時的德國，一片修羅場般的時代，他書寫歐洲。沒有天堂在人間，那他就去寫煉獄一般的人間。

黃：早十幾年我也試過做詩歌比賽的評判，有小學生有大 學生，已經覺得小學生寫得比大學生還好。而且評選小學 生的詩也沒有太多斟酌，作品是顯然的是清純的。但純粹 則不同，它是很脆弱的、是需要保護的，它根本就是大洪 水裡的小草。至於純粹性，有句話叫做水至清則無魚，我覺得詩人似乎不能夠保持這種「水清」。

｜電影《詩》當中燦然提及努力不賺錢，兩位對名利是否分外提防？為何要恐懼？

廖：名利與賺錢我覺得應該是兩回事來的。名利心應該是你想得到超出你所需要的。之前我看過小學教科書上如何教小朋友理財，是分清楚甚麼是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寫得特別好。寫詩的人會覺得物質生活上做到「我需要」就可以，那些「我想要」，如果天掉下來的就可以要，沒有的話也不必為它去犧牲自己原本追求的。我們始終都將寫作放在第一位。

黃：事實是我既要努力不賺錢，又要努力賺錢，這是個奇怪的paradox。我是計較錢的，寫作翻譯我是要賺錢的。 但這些事全都是要付出具體精力與時間，我就會想，只要做到夠用就好了，不要浪費多餘的能量。所以我時常都會答應別人做某件事然後就後悔，覺得其實不做都可以。

｜許鞍華導演說「將心靈的界限劃在哪裡便是哪裡」，如此 一來，「本土詩」、「城市詩」是否不成立了？

廖：我不同意。尤其是以香港詩的角度去看，香港文學好大程度上，之於其他華文文學的區分就在於其強烈的城市性。譬如說上海也有個這樣的階段，是城市性的，但及後被政治強硬折斷，後來就好一段時間都失去了城市文學。 但香港一直都是這種城市，對城市的敏感，本身就存在於每一個香港詩人身上，不論是燦然，電影裡頭的淮遠、飲 江等，因為香港是一個強烈符合二十世紀以來那種城市文學的土壤。至於「本土」就更加應該要寬化，不是說香港出生長大就會寫本土詩，本土性還要就要你對其複雜性的 認識。香港的本土不是一個純粹的本土，香港的本土性要被人認識、擴展，是一定要容納許多雜質的。一個非常鄉 土或者像紐約那樣的地方都可以講本土性，但它必然是狹窄的、內卷的，但我們應該向外翻開。所以這個標準下， 我們談論「本土詩」和「城市詩」不會設限，而不設限也不等於它不存在，而是希望它擁有的內涵更加廣闊。

黃：所以香港的本土詩有一個重要性是，因為香港真的自成一體，因為他又以繁體字發表，書籍也幾乎不去內地台灣。所以它是自成一體的，寫給自己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