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廣告牌殺人事件》及《伊尼舍林的女妖》，在威尼斯影展兩奪最佳劇本獎的導演兼劇作家的Martin McDonagh 3月來港，就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舉行大師班。

這位編劇大師受訪時表現親和幽默，面對一眾記者的提問不時托起下巴認真思考，說著「這問題很難」、「這我不敢說」，卻又對所有問題都是有求必應。就這樣分享著自己各種戲劇品味，包括王家衛的《重慶森林》、北野武的電影風格、貝克特與John Millington Synge的戲劇，我們就這樣跟Martin McDonagh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text yui | photo Oiyan Chan | venue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 Tsim Sha Tsui

AI工具的使用去年在荷里活電影圈掀起巨大爭議，你對此有何看法？會否對AI趨勢感憂慮？

肯定是憂慮的。我從來沒有使用過它，也永遠不會。這違背了我作為作家或創作者所信仰的一切。這次罷工的勝利部分在於，它至少將AI這件事推遲5年或10年。AI之所以吸引著電影製片人，不是因為它的生產力，而是它能夠削減盡可能多的創造力，大大減低電影製作成本。這樣說可能有點刻薄，但他們根本毫不在乎作品。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小說和藝術已經存在了數百年，電影也存在了100年，雖然人們需要新的故事、新的想法，但我們該盡量減少製片人對創意的干預。

性別與種族多元也是近代電影關注的議題，而你的作品多數以男性主導，如何看待這種「政治正確」的趨勢？

其實我的第一部舞台劇是關於兩個女人的，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在那之後，電影圈鼓倡至少要有50%女性（編按：美國團體ReFrame自2017年開始審核影視作品，作品至少要有50%「主要工作人員」是由女性或多元性別擔任才可得到認證）。我的作品當中雖偏向以男性為中心，但女性往往都是最堅韌的角色，如《伊》中Kerry Condon扮演的角色，幾乎是這個電影的核心。我認為在作品有達到這個平衡。其實我也沒想太多這類問題，像這次的Colin Farrell和Brendan Gleeson，我只是想和以往合作過的演員再合作而已。

但現在寫劇本的時候確實偶爾會冒出疑問：我是不是太偏向男性主導了？但實情是，每個人都應該自由地寫出他們腦海中浮現的字句。也許這更多是關乎你有沒有深入了解一個角色，而非你有沒有從女人或黑人的身份設身處地。因此，不應該有任何規則來限制誰寫甚麼。但認為現代有這些討論是很好的事情，這樣的爭議是有存在意義的。

你認為觀眾真的能夠看出AI與真人創作兩者的差異嗎？

要是我們能夠分辨到真人的糟糕寫作，那就更不用要分辨AI了。至少我心中是存有希望與信心的，作家不會消失，你無需要為你的工作擔憂。即使我不喜歡某些主流電視媒體，但它們都仍然保存著創造力。一個壞的編劇仍然要比一個優秀的AI更好。

在你眼中，甚麼是好的劇本及好的故事，它們該具備哪樣的條件？

「以前從未見過的」。

好的文本中，角色的表達力要富有一定新鮮感，有時跳出電影框架，做出跟語法相反的嘗試，也是好的。我一直都抱持著這種想法創作，不是每一個文本都需要跟隨著一定的方式，也不是每一個故事都需要追流行或追甚麼商業元素。就好像《伊》，它就是一個關於兩個愛爾蘭老男人不再喜歡對方的簡單故事，而不是那種精心計算的漫威電影。因此你也可以説，賺錢這件事幾乎跟説好故事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我總是認為，應該要去做一些新嘗試，或者要去講述一些你從未見過的角色故事，這是一個好的創作起點。

你通常如何由零開始創作？

每次都會有所不同，但故事通常是由角色發生，或者在兩個角色之間開始建立，正如《伊》也是從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件開始，一個人想與另一個人絕交，然後保持著這麼簡單的關係主線，保持真實地寫直至完成整個故事，對我來說已經十分引人入勝。居中不必發生甚麼槍戰、爆破場面或者類似的事情，但要忠實地直面關係破裂的悲傷。所以，我經常由兩個非常不同的角色開始構思，看兩者能夠將我們帶向怎麼樣的真實。

該如何開始寫一個劇本，能否給年輕編劇們一些建議？

我有兩個好建議。第一，「反其道而行」是一個好的嘗試，反方向思考你認為接下來角色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你不知道你筆下的角色是可以讓你大吃一驚的，你的角色愈能讓你感驚訝，他們就愈真實。第二，可以試試跟隨你的角色，而非領導你的角色。這對於作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