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男教師和女廚師都是沒必要註明的，那強調「女劇照師」也是沒需要的。作為新一代備受關注的劇照師，這含有性別定型的字彙，老是偏偏被安放在李詩卉（Salad）的名字前。自從有了救星般的無反相機，劇照師毋須再捧著重量級的消音盒東奔西走，體力不再是男性更為勝任的原因：「性別特質不會令某一方更優勝，但如果先天不夠聰明，那才要比人更努力。」

text．陳菁

photo．受訪者提供（portrait）

刻意堅強 不如多走一步
這似乎是包裝的一種，Salad曾經歷消音盒的尾聲年代，身形嬌小的女性配具份量的消音盒，這種反差容易動之以情，但也的確重複太多：「我覺得毋須在一個職業前加上女字，人一定各有所長，很多事情都可以後天補償。」在男性為主的片場穿梭，她未有刻意擠出堅強的狀態，仍然記得初入行時還年輕，也未夠成熟，被大罵照片是垃圾，沒一枚可用得上，眼淚便奪眶而出。

還有一次和杜可風合作，對方淡然地說她工作時不夠勇敢，轉場拍攝時她駕著車，也不禁哭起來。觸動的也許不因前輩口中的負面評語，而是符合了自己一直介懷的不勇敢：「一向不是進取的人，而杜可風口中的不勇敢是指拍照時可以再前行一步，不能太膽怯，要放開一點、盡情一點。」現在她愛上了有挑戰性的拍攝，嘗試走近演員一步，或是多搬一個蘋果箱，尋求更高的角度。偶有難聽言語，不如先找個角落深呼吸，在她而言，沒有事是解決不了的。

劇照是另一個故事
如同別家的孩子，小時想當醫生和科學家，她小時候期待過當上導演的模樣，也幻想自己坐在導演專用的椅子上大聲喊cut。在電影院中看著最後那漫長的製作名單，腦內拼湊出人頭湧湧的場面，她是多麼的希望成為一份子。所以那年還在外國讀書的她不顧家人反對，在資深劇照師木星介紹下，為許鞍華導演的《桃姐》拍攝劇照。劇照基本上是一人限定的崗位，她在安老院、彌敦道和順寧道及東沙島街交界的公園由零開始，後來除了為《29+1》和劇集《二月廿九》帶來粉色的日系作品，也在《九龍不敗》、《拆彈專家》、《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展現攝影技巧的柔韌度。

她曾經以為遇上個輕鬆的崗位，在拍攝期間按兩下快門即可。儘管入行前已有五年攝影經驗，到了現場她才發覺最考經驗和觸覺的，是在人海中找尋駐足的最佳位置，這是永遠都不會滿師的學問。「到現在還不敢說劇照師是否最適合自己，我對畫面和燈光有無比執著，我不想限制自己任何一個可能性。」同場的還有攝影指導，最有利的位置總是留給攝影組，這對劇照而言似乎是限制，但在Salad眼中卻是無限。既然不是主要的電影畫面，站在同一場景，她總是嘗試別的構圖和位置：「現在我覺得劇照師才是最自由的，畢竟劇照擁有展現另一個故事的能力。」它凝住了某個時刻，某個動作表情，知名演員在劇照中也是普通的男和女，沒有前文後理下建構無限的想像空間，甚至超越原有的故事線。

一切以電影先行
照片對一般攝影和劇照攝影而言，她認為存在主次之別：一般攝影以攝影師先行，照片是最重要的成品，而劇照成品為次，電影畫面才是重中之重。源於在意，也視為職責，她總是先用相機滿足著眾人的意願，儘管是不太合理的要求亦然。「相比早些年同時間有數個拍攝邀約，近兩年香港電影的產量明顯減少了許多，現在有工作已是非常幸運。所以我加倍珍惜每次機會，總覺得每次接到一套戲也是一種緣分。」照片像一份禮物，無論是拍攝幕後工作人員或演員，她希望他們因收到禮物而快樂。

在完成基本的要求後，她才會想要紀錄自己偏愛的細節。雖然沒有刻意灌入自己的元素，她在多次實驗後發現奇怪的現象，在不同電影的劇照中，持續出現她喜歡的構圖和顏色，這就成了個人風格。工作中的她沒有所謂的藝術家性格，好或壞，美或醜，從來都由個人視覺中出發。何謂一張好的劇照，她決定留白。

專業毋須自行定義
攝影不像醫科，苦讀個三五七年獲得一紙文憑才踏上專業之路，定時在網絡平台分享作品，不少人就如此自稱為攝影師。作為長年以相機作工作伙伴者，她又難得地看得很開：「我覺得沒所謂，不用太執著。」攝影師不過名銜，隨著科技進步，她相信儘管對相機操作一頭霧水，用電話也不難拍得一枚好照片。不時有人請教她成為劇照師的祕訣，愛電影、愛攝影，就是唯一的答案。在無反相機的年代，任何有意入行的人要達成夢想都簡單得多了：「每一個人都要向前看，跟著時代走，思想停留在往日，就算擁有專業技術又有什麼用？」

入行容易，但成為專業是另一回事。專業不是自己說了算，包括工作態度、和部門間的溝通，或是對拍攝流程的理解，都需要花上持續性的時間與耐性，而並非偶爾拍到滿意的劇照就沾沾自喜：「專業與否是人家賦予的，我們只能繼續做好自己本份。」所謂的賦予，包括實際的認可價值。她拒絕接拍沒有要求的電影，同時亦婉拒壓低薪水的工作，只要有人做爛市，從業員只能為糊口而降價，直接影響整個劇照行業的地位。照片會說話，專業亦有目共睹，在搵食為上的世代，擇善固執顯得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