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徑大步走》可說是2024年香港的一大驚喜，當香港電影為《破．地獄》勇破票房紀錄而高興，卻沒想到一部紀錄片的場次每每爆滿，一票難求之下，成功爭取《香港四徑大步走》在戲院每日上映。電影拍下2021年多位跑手參與山跑界的殿堂級賽事「香港四徑超級挑戰」，參賽者需要在72小時內橫跨298公里的香港四大遠足徑，但部分跑手更銳意挑戰50小時內完成賽事，聽起來絕非一般人能夠參賽，但如此小眾，卻又吸引大眾青睞。今次便找到土生土長但不諳中文的導演Robin Lee，以及當年挑戰賽事的長跑好手曾小強現身說法，說出紀錄片背後的behind the scene。 text． Nic Wong｜photo．Oiyan Chan J：JET R：Robin LeeS：Stone Tsang 曾小強 J：《香港四徑大步走》的起點是？ R：早於2017年，「香港四徑超級挑戰」創辦人Andre Blumberg找我拍一部40分鐘的短片《Breaking 60》，當時拍攝圍繞著一個問題，就是跑手能夠突破60小時完成賽事嗎？4年過去，當中不少跑手包括Stone已成功突破，他們更跟我說：「我想突破50小時！」Andre再找我拍攝續集《Breaking 50》，當時我對賽事已有一定的認識，聽過不少跑手的故事，我們意識到今次拍攝不再關於50小時能否完成賽事，而是四徑裡面發生的故事，講述人們如何接受挑戰，無論你能否打破紀錄或完成賽事，這一切都是你的旅程。實際上，這些故事並不關乎跑得快或慢，完成賽事與否，都沒有任何獎牌、獎品及獎金，所以整個賽事看來毫無意義，就像沒有理由這樣做，但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這樣挑戰自己的極限，這些都是我再次拍攝四徑的原因。我意識到，一切不在於時間，而是在於人。 其次，我很想展示香港四徑的美麗。這部紀錄片之所以改名為《Four Trails》，一半原因是希望向世界展示香港這四條遠足徑（麥理浩徑、衛奕信徑、港島徑及鳳凰徑）是甚麼樣子，可能連香港人都不太知道，我們試圖透過這些影像捕捉它們的景觀，所以我們探討的不只人物，還有風景。 J：拍攝團隊如何為電影製作做好準備？ R：早於賽事開始前5年，我們已經拍過樂施毅行者、The North Face 100等越野跑挑戰賽，因此我對香港山脈的了解愈來愈深入，而且我也會親自去行山，每次總會在心裡記下來：「這個地方看起來很好。」這些不一定是為了拍電影，而是為了我自己的回憶。關於《香港四徑大步走》的拍攝，賽事開始前六個月就已開機，我們拍了很多花絮及訪問，某次Stone完成了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的訓練，讓我們看看有何地方適合拍攝，其中有段路穿過大帽山的景色很美，便嘗試把無人機放上空中拍攝。 香港很多地方都是單行路，兩邊都是樹木，拍攝時只能走在前面或後面，我們在那些位置預想用上gimbal（穩定器）及無人機等等攝錄器材，又找找能否在某些遠處拍攝等等。我們知道，對於一場300公里的比賽來說，如果要拍一部電影，必須要拍攝出美麗的影像，從頭到尾拍攝風格都是一樣的話，看起來有點無聊，所以都有不同的規劃。 J：賽事期間，你們又如何拍攝？團隊規模是多大？ R：賽前我們收集了不同跑手預計自己的分段及完成時間，全都記錄在一張很大的電子表格上，並估算他們當時所在的位置。第一日相對簡單，基本上他們都是同時出發，位置非常接近，我們先安排攝製團隊在某些地點等候他們跑過，然後團隊便前往下一個地點等候，通常每個地點我們只有一至兩名攝影師，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駕駛無人機，另一個人帶著gimbal邊跑邊影拍，但我同時會帶上三腳架來拍攝長鏡頭，以防萬一。到了第二日和第三日的拍攝，跑手們的地點開始拉遠，團隊人員就要稍微分開一點。 J：跑手們都要捱著眼瞓來比賽，你在那三四日裡，又睡了多少小時？ R：可能同樣只有2至3小時而已，而且睡得不太好，我試過睡在車輛後座，搭渡輪時小睡片刻，也睡過終點信箱前面的地上，那幾日真的沒有睡得太多。我們最多有12部攝影機，但他們不是同時拍攝，簡單而言，我們有一支四人組成的團隊，拍攝了整整三日，包括我自己、同樣是越野跑好手的哥哥Ben，以及兩名攝影師。老實說，我和Ben睡得不多，真的只有兩三個小時，其他人睡得多一點，但都不是太多。我們也請了一些攝影師幫手，有些人來了兩日，沒有參與全程拍攝，只是需要額外攝錄機的某些時段加入我們，可惜不少器材都有損壞，幸好並不嚴重。 記得拍攝的第一日，我使用的gimbal連接著電線，就在我的背包裡冒煙，原來是電池起火了，幸好沒有爆炸；又試過想用無人機拍攝大帽山風景的時候，卻發現我的手機早前因為記憶體不足而刪除了駕駛無人機的應用程式，而大帽山上沒有訊號，無法重新下載程式，最後只能向附近的哥哥發短訊，最後他跑過來給我用他那部手機來操控無人機，然後他又回去繼續拍攝，那幾日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J：對跑手來說，四徑挑戰是否一次很大的傷害？ S：身體是很奇怪的，只要你給它一些壓力，它就會有反應，當然會有一定的傷害，但其實最困難的一部分不是身體，而是心理。當你有兩晚沒得睡的時候，真的會被逼到有點瘋狂，產生很多情緒。我最難受的是，從未試過跑步時控制不到眼皮，它不停地跌下來，但你沒辦法，最多只能在路邊睡三五分鐘，全晚都是這樣，你就會覺得很瘋狂，很想大哭。那一刻就會想到為甚麼自己會在這裡？除了情緒以外，也會看到一些幻象。 譬如說，我第一次看到幻象，就是在一條很黑的道路，我在樹林裡面跑的時候，突然看到前面有個人戴著頭燈飛快地衝過來，但當他即將靠近自己，又沒有看到他，才發現原來不是人，而是幻覺，好似撞鬼一樣，那一刻會突然醒過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幻象。有人分享自己在山上看到獅子或巴士，每個人看到的幻象各有不同，試想像一下，這樣對一個人的心理折磨有多大？當然，身體上的物理傷害也有一點，但是身體慢慢會恢復得到，只不過是疲累而已，但心理上對你的影響更大。 J：之後你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 S：譬如說，參與了那年的挑戰後，當時我心中有個鬱結，對我影響頗大，很多人未必知道。那一年我完成不到賽事，之後我看到其他跑手如Salomon（居港的瑞士跑手Salomon Wettstein）及深受腳傷困擾的阿邦（羅啟邦），如何痛苦如何受傷都能回到終點，我不斷問自己是否不夠堅持？我深感後悔，那個星期影響我很大。之後我決定一個星期後再跑一次四徑，一個人再去挑戰。於是我回到四徑，同一時間出發，我老婆還送我去起點和我拍照，又留意著我的行蹤再接送我。 但很可惜，我跑了120公里再次不行，堅持吃止痛藥還是不行。我知道真的沒可能繼續了，原來我不是不夠堅持，結果我到了大埔的時候選擇退出，心中卻有一份放鬆，讓我學習到接受自己的失敗，明白要謙虛一點接受這件事。人生也是一樣，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如意的，就像電影裡的最後一幕，我說的就是：即使你失敗也好，這也屬於你自己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J：截稿為止，《香港四徑大步走》上映不夠一個月，票房已超過500萬，有何感受？ S：即使我跑山跑了很長時間，依然很驚訝這部紀錄片能吸引那麼多人觀看，可以了解到香港有多美麗。就算你是大學教授、普通人、律師或普通人也好，仍然可以對運動、大自然和冒險充滿熱情，令你的故事充滿激情和有趣；就算是不同類型的人，我們擁有相同的熱情，觀眾們同樣能夠理解，可以一起享受大自然、運動、冒險等。即使觀眾們不是跑手，仍然可以享受這部電影，因為一個個故事都非常感人。 R：這就是四徑挑戰的特別之處。就如Stone之前所說的，這部電影中有很多不同跑手，工作與個性各異，卻為同一個目標努力，身為觀眾總是能夠產生共鳴，可能你從Stone身上找到共鳴，或者感到與跑得最快的Jacky（梁俊強）有共鳴，又或是其他跑手，總有一個角色令你產生共鳴，並將這份共鳴帶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我認為這就是賽事和這部電影的特別之處。 J：從拍攝到上映到宣傳，在香港拍紀錄片有多難？ R：我認為拍攝和製作電影的過程相對容易，但嘗試發行令更多人看到電影，才是困難的部分。我很幸運我可以拍攝、剪接和執導，事實上我個人不需要很多資源來製作這部電影，亦能用上周邊的人脈關係幫忙拍攝，所以製作這部電影相對簡單。後來無論設計、造圖、調色、配樂、音效等等，都需要花上一些錢，但因為是自己的項目，沒人要求我在那個日期前完成，所以不用立即支付那麼多錢，於是我能夠在其他拍攝項目中所賺到的錢，投放在這個計劃之上。後來到了影片發放階段，真的不知道如何推廣及吸引人們觀看，最初只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放映。越野跑的社群很小，但大家非常支持，後來有朋友幫忙與安樂影片取得了聯繫，他們喜歡這部電影，希望提供協助，後來一切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現在我們也在努力實現全球發行，確實認為它具有國際吸引力，但這一切真的非常困難。即使這樣說，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早已超出我們的預期很多了。 導演 Robin Lee家住赤柱，香港土生土長的運動愛好者，亦是極限運動拍攝者，平日多為不同機構拍攝滑雪等運動影片。雖然不擅廣東話及中文，今次耗資多年時間製作《香港四徑大步走》，拍出非常香港地道的故事。 跑手 Stone 曾小強 消防處救護員及The North Face專業越野跑手，被譽為香港越野跑界的「一代宗師」，過去多次參加世界頂尖的環勃朗峰超級越野耐力賽，曾跑入前20名並保持過賽事的最佳香港跑手成績。就在Robin Lee前作短片《Breaking 60》中成功在60小時內完成四徑賽事。

「拍紀錄片是一場冒險，拍攝者都有一種冒險家精神。那種膽量、刺激感，還有隨時迎來的失敗，很能訓練一個人的心臟能力。」從2010年展開「冒險之旅」的黃肇邦，去年12月上映的《十方之地》，已是他第四部紀錄長片，「拍攝一個作品，儼如跟自己宣戰：到底我做不做到？我可以走多遠？這是一場自我的旅程。」 text．黃子翔　 photo．Oiyan Chan 黃肇邦不是一個影癡，最初也沒想過入行，喜歡的紀錄片導演是荷索（Werner Herzog），但強調對他的欣賞，超越了電影本身，「他這個人、他看事物的方法，還有他的想法，都超越了世人的層面。他講的是真理的故事。」喜歡創作的他，曾參加寫作比賽，也寫過詩，早年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唸書，覺得新聞業是一個充滿熱情、正義感和拼搏的行業，儘管跟他態度相若，但做法和作息與自己有點不一樣，「我比較喜歡花時間研究事物。」大三時，他與幾位同學拍攝一班跳街舞的年輕人，挑戰重重，但這次紀錄片初體驗，為他帶來許多反思，也自覺有很多不足，希望畢業後能盡快找到實踐自己的方法。 但畢業後，他沒立即找工作，反而隨赴台灣實習的同學，待在當地觀摩學習，見識不同影像藝術，回港後邊做邊學，後來以面臨殺校危機的鮮魚行學校基層學生生活狀況的《子非魚》，作為方案，撰計劃書向CNEX申請資助，結果成功獲選，「《子非魚》是習作式的，畢竟是第一次，而且很個人。」當許多東西都由自己一手一腳做出來，創作種子從此長埋內心深處，「有一種冒險，是不斷測試自己的能力去到多遠。」 被忽略群體眾生相 相對《子非魚》等前作較多人訪，《十方之地》沒有旁白，也較少訪談，片中的鏡頭運用以至畫面捕捉，彷彿叫觀眾走到紅磡街上親歷其境，沿途碰見天光墟小販擺賣、婆婆拾紙皮、清潔工人彎腰推手推車等等，平日可能直行直過，但該片就是要你直面這幅被忽略的邊緣群體眾生相；首尾呼應的「觀音開庫」、善信焚香等畫面，構成了奇異又強烈的反差。他覺得這次拍攝，較接近自己平時怎樣看一個人和一個地方，「我想把人和地方還原到故事本質。本質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儘管私底下跟受訪者有不少對話交流，但在拍攝時，沒有刻意讓對方講太多，避免影響大家閱讀事情的印象，「我比較喜歡看一個人的行為，還有他跟地方之間的關係。」 黃肇邦不是第一次涉足拾荒者的主題，也拍過天水圍的天光墟，與其說感興趣，不如說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我也很邊緣、很小人物。」從《子非魚》開始，他一直相信人是有生命力，「拾荒者也在展現強大的生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對拍攝對象了解更多，並在影片呈現眾人心聲，「譬如那位爸爸，覺得自己很偉大；回收舖被清拆，沒東西可賣了；清潔工腿部受傷，根本不適宜上班，但她卻擔心明天不能上班去。」除了經濟原因，他覺得人是需要通過工作實踐生存價值，特別是在香港，「跟《3cm》一樣，罕見病患者不能工作，社會就像養著一班無生產力的人；老人家不能上班，享用社福資源，被視為沒價值沒貢獻，但他們其實也是我們一分子。有時候不是他們不想上班，而是苦無機會，或者仍有工作能力，但年紀太大難以就業。」 那些沒有改變自己的人 十方，大千世界，因果與宿命，「香港有大世界和小世界、大人物與小人物。」他這次把小人物放在一個大千世界裡，「呈現當中的主動和被動、控制與被控制。」也幾乎沒有加諸批判與控訢，「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大千世界裡，在這個以財富和權力主導的世界裡，我更敬重那些沒有改變自己的人，他們正在默默地做著自己認為對的事，守護自己的價值。」對於城市怎樣變遷、社區怎樣重建，未必有能力關心，「他們只關心怎樣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生存下去。」 2024年，本地多部紀錄片於大銀幕上映，不少引起迴響，好像《十方之地》不僅入圍不少海外影展，還榮獲「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評審團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年度推薦電影。對於去年紀錄片迎來小陽春，他當然覺得可喜，但被問到本地紀錄片的發展與現況，他直言香港至今還沒孕育出紀錄片工業，過去偶爾有一些紀錄片上映以至獲獎，但多是偶一為之的個別例子。他希望觀眾能夠繼續支持和包容紀錄片，創作人能夠持續製作，讓香港紀錄片發展新基礎，得以慢慢鞏固，「創作者需要進步，觀眾需要培養，彼此雙向並行。」 《十方之地》已上映逾一個月，他不諱言觀眾反應比預期理想，而每一場分享、每一次Q&A，都延續他的冒險旅程，「冒險不會終結在完成製作那一天。」自認小人物的他，也如獨行俠，無論融資、自資、拍攝等方式，全靠自己想辦法，「因為喜歡，就繼續做。」那或許注定不是一場華麗的冒險，只方寸之地，請繼續馳騁，記大千世界。

位於上水古洞馬草壟的志記鎅木廠，不小心踏中政府發展新界東北的範圍，2022年9月被收地清拆，一時間引起廣泛關注。導演韓潔瑤，夥拍攝影師傅俊偉，以一齣拍足五年的紀錄片《木送》，向志記原址作漫長的告別，「志記還沒結束啊，暫時搬到原址附近。」從《木送》所見，木廠大型機器不卑不亢隆隆作響；漫天紛飛的，有時是木屑，有時是雨。 text． 黃子翔 photo．Oiyan Chan 等候發落 韓潔瑤是資深傳媒工作者，曾於多家報章雜誌以至網媒公司待過，從舊媒體到新媒體，從寫字到拍片，是多年工作經驗之談。她很早就知道影像的力量，參加過張虹成立的采風電影舉辦的紀錄片訓練營，學習剪接技巧。2015年，她於上水古洞北一位居民的家上「豉油班」，偶然發現了毗鄰的志記鎅木廠，她以「震撼」形容當時心情，「我們記者經常捐窿捐罅到處找題材，但我竟然不知道香港有這麼樣的地方！」 翌年她投身雜誌工作，開設專欄，把採訪對象鎖定志記負責人權哥，跟攝影師同行，再次登門造訪，不僅寫出四版報導，還製作三分鐘短片，獲得不少迴響。她最近重溫Facebook動態回顧——如果拍到紀錄片就好了，因為機器發出的聲音、節奏，還有木廠景觀，文字盛載不了。怎料當時戲言竟成真。 此後她與權哥一直保持聯絡，到了2018年，權哥告訴她，志記鎅木廠被列入發展區範圍，可能無得留低。她決心以紀錄片形式拍攝，深入記錄，找來前攝影師同事傅俊偉幫忙，對方不負所托拍出大量精采片段；為了拍攝，二人試過凌晨「飛的」過海到訪權哥的家，「如果只得我自己去拍，這個計劃應該不會開。」但攝影師有全職工作，有時分身乏術，她自掏荷包買數碼相機親自掌鏡「頂硬上」，不欲遺漏任何一幅畫面，「沒有資源，只能親力親為，我把拍攝放在第一位。」她坦言一開始沒有規劃，只想鉅細無遺把事情記錄下來，「拍紀錄片，就是『等候發落』，計劃不來，只能等事情發生。」 她沒有悲天憫人，也不是要拍一個勵志故事，「很多人拍紀錄片，都拍名人，拍他們的人生光輝。但正正就是nobody，那種個體，很值得記錄。我想通過影片展現個體、小人物的能量。」不是要呈現一個收地、地方發展的故事，「甚麼是生命，才是核心。」她於疫情期間進行剪接，對生命感悟良多，「不是失去了就不存在，最遠的距離是遺忘。」 權哥看了《木送》數次，勾起傷心事，會感觸流淚，「覺得那麼辛苦，面對那麼多壓力和困境。」志記暫時安頓於臨時廠址，但那邊屬第二階段發展區，3月16日是另一條死線，屆時又要搬了，前景未卜。但權哥沒怎樣流露對土地的依戀，只求志記有落腳處，「人像走馬燈，不斷流轉，時代不停推進，不捨得都要走。更重要是，土地有沒有被充分利用？木業還有沒有價值？」他坦言缺乏財力人力，需要更多人支持，才能渡難關，「導演來拍我，我求之不得！我那麼籍籍無名，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是很好的機會。」他眼中的韓潔瑤，像一個清朝的兵，「心口有個『勇』字！」 刀仔鋸大樹 不只一次提到對權哥「刀仔鋸大樹」一幕印象深刻的韓潔瑤，自己又何嘗不是以小博大？她從Day 1就知道沒有金主，對眾籌、集資無感，認為獨立出發更自由。從拍攝、寫transcript、剪接，到後來做字幕、調聲、設計海報、宣傳、聯絡、送檢、找放映機會等等，總之一腳踢，揼石仔，土法煉製，邊做邊試邊學，「許多階段懷疑人生。」她數年前拍了記錄屋邨「冬菇亭」大排檔最後時光的《冬菇浮亭》，如今又有《木送》，湊成「消失中」系列，似乎有自己強烈關懷的拍攝主題，被問到會否繼續走紀錄片導演這條路，她不忘幽自己一默，「『紀錄片導演』，只是填form需要而已！」她不是要立志做一位導演，而是有些東西觸動自己，覺得需要用紀錄片這個方式去呈現，「沒老闆沒機構支持，能走到今天，實在意想不到。」 《木送》於去年「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兩場，後來應D-Day Hong Kong之邀到中大圖書館放映，然後陸續得到私人、團體包場，知音人不少，迄今已放映了約十場，將於2月在高先電影院放映四場，導演均出席映後分享。她笑言私人放映後本來打算「收工」，但發現還有那麼多人想看，於是又找放映機會，這條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作品能被看見，才有生命。」因為放映，新知舊雨同臨，一些好久不見的朋友，忽然又走回她的生命裡，他們都被影片觸動，「價值在於這個故事本身，當中有很多層次，超出我的設計和呈現。」 韓潔瑤文字工作者、影像製作人，曾任職傳媒多年，擅人物訪問和專題報導。紀錄片作品包括《冬菇浮亭》、《木送》。 王鴻權（權哥）志記鎅木廠負責人，早年當上貨車司機，運送木材。除了木廠工作，還曾舉辦木工班，吸引不少市民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