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孩」，意即一群不善生產、缺乏自理能力的港產小孩，可能連鞋帶也需家傭為他彎身繫上。港大測量系畢業、廿四歲的全職攝影師范家朗，在六月九日一百零三萬港人上街反對《逃犯條例》那天，在維園中邀請遊行人士拍照，最後挑選了幾個孩子，成為展覽《人像日記：十八港孩》的部分面孔：「有幾件事情我們生下來時沒有選擇權，一是父母，二是社會，但成長的過程就影響了後來構成的個體。」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曾為袁國勇、陳淑莊、戴耀庭等拍攝人像照，極近的面孔帶來壓迫感，范家朗的影像存在一定的力量。家裡有部單鏡反光相機，由拍攝家中小物，中學時期也紀錄校內的歷史人物扮演大賽，後來念港大時也為當時剛上任的校長張翔拍了一輯。他喜歡攝影師Annie Leibovitz，也有留意她的助手Martin Schoeller。「Annie Leibovitz說過，人像攝影師並非要令被攝者非常自在地拍照，而是講求如何協助他帶出他想呈現的情緒和面貌。」他坦言初期的創作大多由臨摹開始自行摸索，後來才漸漸展露個人見解，並轉化為原創題材。

純粹因為分數剛好而選擇了測量系，一年級時已在房地產公司當兼職，那年在上海實習，很多個晚上他都在想自己未來真正想做的事：「我想為社會貢獻點甚麼。」為了達成這個散發一陣「我的志願」味道的虛無理想，他當過義工，但把一堆福袋派光，也完成長者探訪後，自覺幫助不算長遠。於是在實習的一個晚上，他發了個電郵給公司，說回港後便辭職，要試試當攝影師。直至畢業前，他都沒想過要當薪高糧準的測量師，只有攝影師才是他喜歡又能維生的理想職業：「我覺得以前的獅子山精神和現在的不同，以前是勤力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以換取安穩去支撐家庭，但這個年代不是這樣的。現在的年代是一起追求一個更加好的社會，不是自己個人的生活，而是一種共同性的追求，擁有一個共同目標。」

這絕非他一人的追求，去年六月九日，有一百零三萬港人上街，以高呼聲表達對當下社會的憤怒。那段時間湧現大量新聞攝影，范家朗自知那並非他擅長的攝影語言，於是捧著相機往維園去。他坦言那天是一個實驗，無法估計能拍攝的人像，到達後隨機找尋有感覺的面孔，在獲得同意下，拍攝了約七十位年紀各異的遊行人士。拍攝過程趕急，確保對方沒有眨眼就匆匆結束，未有機會再搭話兩句。「有時拍攝一群人，我紀錄的不是獨立故事，而是共同擁有的故事。那次遊行的共同故事，我們已經一起建立了好一段時間，所以拍照時不用特別交流，已經存在一個連繫。」

回去翻看照片，他發覺當中九個小孩的表情最令他動容，特別是一位小女孩，穿著蕾絲邊上衣、嘴邊還有未抹走的紫菜碎，額上貼著退熱貼，雙頰曬得發紅，那眼神成為整個系列最開初的靈魂。他想起親戚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小孩日常：因搔癢而笑著、因玩具而忘我，但維園的九個孩子都擠不出一絲笑意。「很無辜，這不應該是他們這年紀要參與的，但同時這事情影響著孩子的未來。」那天過後，范家朗一直惦記著系列，希望把它延續並完成。可惜一星期後已變天，不單是由白衣轉為黑衣的表面模樣。

直至十二月八日，民陣的國際人權日遊行終於成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除了起點一樣，抗爭模式、政府和警方的處理手法都變了，人們也隱身在口罩和面罩之中。那天他多拍攝了九位小孩，合起來就成了這次的展覽。最大的作品有四點五米高，名副其實是「影大頭」後再放大，足以觸動大量敏感神經。前往維園的那程巴士上，連登早就叫遊行人士要小心，他也早早考慮過被攝者的私隱：「我作為儲存影像的人，我的責任很大，創作有否影響別人的安全和利益，是每個創作者都要用道德去思考的事。」

在旁的策展人Stephanie是范家朗的小學同學，展覽設置時，她留意到顯然是親中立場的裝潢師傅們，一邊裝置著木方，一邊問相片是否最近才拍攝，也討論著口罩的花款：「我們並非要人認同社運，也並非以同溫層的人作目標受眾。如果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也可以單純地遇上這群孩子，我們就達到目的了。」對於展覽名字，范家朗曾考慮過「小孩」一字，但最後還是挑選了「港孩」：「這個模樣的孩子只有在香港才拍攝得到，我希望能創造更多思考空間，想想港孩應該在怎樣的地方成長、正經歷甚麼，我們該多為這年齡層設想。」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

日期：即日至６月９日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綠色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