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向來被視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但其實他的創作路，與香港有著深厚而長久的連結。回到1996年，仍是電影學院學生的賈樟柯，帶著《小山回家》戰戰兢兢來港參加ifva，沒想到一舉奪得劇情組金獎，翌年作品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曝光，被世界看見。對當時自言「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拍電影的賈樟柯來說，那一刻不只是得獎，更像是第一次真正確認：自己拍的東西，原來值得被看見。

多年後，已成國際知名導演的他，也成為了多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座上客，仍不忘ifva的扶持，甚至參考了ifva的模式去培育年輕導演，創辦了平遙國際影展。「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text． yui
photo．Oiyan Chan
venue．Mira Hotel
special thanks．HKIFF

你在1996年因為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來香港，當時覺得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96年，當時那種衝擊挺大的。首先是語言，整個城市都在講廣東話；再來是文字，平時在內地看慣簡體字，來到香港看到滿街繁體字還是挺興奮的。因為以前學書法時一直都在寫繁體，看到它如此廣泛地被使用，一種好像穿越到過去的感覺。

後來我看到內地作家阿城談香港，他形容這個城市有點像回到清代，因為香港很早就被英國管治，沒有經歷內地那種劇烈的社會變革，很多生活習慣、人際關係都延續了傳統。當時我在油麻地、九龍一帶走動，看到各種勞作的人，也特別留意到那些運貨的單車——貨物放在車頭一個很大的框裡，騎著在街上穿梭，這對我來說很新鮮，因為在內地通常是把貨堆在後面，而且堆得像座小山。

當年你的處女作《小山回家》在香港ifva獲獎，回想那獎項對你來說影響有多大？

影響非常大。我常跟人講，其實我做電影是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的。那時候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很喜歡電影，也想當導演，但對於自己的能力其實還不確定，更不用提機遇。

其實《小山回家》在內地放映的時候，很多討論都比較情緒化，反應也不算太好。當時我對那部短片的信心也不大。所以在ifva獲獎後，對我信心的提升是很直接的，覺得自己拍的東西還值得被看到。我記得當時主辦單位會出一本書，裡面有評審討論的紀錄，我後來很認真地讀，看到一些影評人包括黃愛玲老師，會講到這部電影的優點，對一個剛出道的導演來說，這種肯定是很大的鼓舞。同時也有老師指出缺點，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在那裡認識了余力為。他當時拿了紀錄組大獎，我看了他《美麗的魂魄》，非常喜歡他的攝影。那種手持、自然光，還有攝影機跟人物之間很微妙的關係，令我一直期待能與他合作。後來透過朋友介紹，我們很快就約定一起回內地拍片。

同時我也認識到李傑明、周強，他們成立了「胡同製作」，我們算是一拍即合，後來一起做了我最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小武》和《站台》。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那個年代其實交流還沒有那麼頻繁，但香港是很包容的，它會接受一部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短片，也讓我們這些年輕創作者有機會被看到。而且當時有一個很好的機制：ifva之後可以直接入選來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變成一個梯級，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那時候內地幾乎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後來我們創辦平遙國際電影展，某種程度也是在學習ifva這種模式。

如今回看首作《小山回家》，感受如何？

我覺得《小山回家》是一部很個人的電影，而且那種個人化是帶有一點反叛在裡頭的。因為在那之前，很多電影都是比較統一的聲音，而我們那一代其實是想回到個體，跟過去那種比較僵化、比較不真實的電影做一個切割。當時拍《小山回家》，是因為我看到了農民工這樣的一個新群體。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個群體在當時的銀幕上幾乎沒有被呈現過，但它其實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帶來很多問題。我是被這些人吸引的，覺得是我自己感受到、捕捉到的一種現實。在形式上，我也用了很多自己想嘗試的東西，比如跳接、過場字卡，希望讓電影語言更自由、更活潑。現在回看當然是很稚嫩，但那個時候的熱情，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你曾說中國需要大量導演，只有多元視角才能建構相對完整的中國敘事，你近年亦身體力行投放許多時間在培育新一代。以你觀察到的新導演們，正在提供怎麼樣的新視角？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數據，內地電影產量時一年能拍一千多部電影，而當中至少有一半是年輕導演的第一或第二部作品，所以年輕導演的創作活力是很強。我看了許多這樣的作品，覺得這些導演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都很「個人化」。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電影本來就應該是個體對世界的反應，是一種很個人的視角。現在很多年輕導演都有很強的自我表達慾望，而且能在作品裡建立自己的觀點。另外一點是，這十年來他們很擅長把對現實、對社會的觀察，放進類型片裡面，比如科幻、喜劇、犯罪片。尤其是有大量的犯罪片，其實背後都有很深的社會觀察。類型是一種觀眾熟悉的形式，他們透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表達可以被更多人接受。

現代年輕導演的這種個人特質，跟你當年的那種「個人」有沒有不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不同的。雖然都是個人化，但我們那個時候，對公共事務、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會比較多，比較在意整體的處境。現在更年輕一代，很多會更關注個體內部的情感，比如家庭、親密關係，或者更私密的情感經驗。但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因為過去宏大敘事太多了，現在回到個人，哪怕是很細微的感受，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你也在其他訪問中提及愈來愈關注「時代如何進入日常」，能否就此更多闡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當時代往前走得很快的時候，那些被甩在後面的人，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我來說，社會變化最重要的，是它怎麼影響個體，而這種影響其實都是在日常裡發生的。比如《三峽好人》，如果沒有那種經濟變革，就不會有大壩，但這個工程背後，是很多家庭要離開自己的土地，很多城市被淹沒。再比如《二十四城記》，講一個工廠在經濟轉型中被拆遷，幾萬人的生活被改變，原來像家庭一樣的社群被打散。

這些變化最後都會進入到一個人的生活細節裡，變成他的日常。為何獨愛描寫「小人物」？

這其實跟我的成長有關。我本來就是在那樣的環境裡長大的，屬於普通人這個群體。社會有很多面貌，但最容易讓我產生情感反應的，還是那些普通人，特別是處在困難裡的人。我對他們會比較敏感，也更有興趣去拍他們。像《三峽好人》這樣的題材，是不能等的，因為那個地方很快就會消失。如果按正常流程來，可能就拍不到了，所以很多時候要用不同的方法，讓創作可以即時發生。

第六代導演中，你是最穩定、最長期在三大影展保持高能見度的代表人物，你怎麼看待同代導演的創作？

其實我們一直從彼此的作品中有得到啟發。雖然大家所面對的情況不一樣，因為創作之外，還要面對很多現實問題，不同的人、不同的作品，也會有不同的命運，畢竟每個人從二十多歲到結婚生子到年紀慢慢大，這個過程中也會發生很多變化。我之所以比較穩定，是因為除了疫情時期之外，我基本上維持兩年一部的拍攝節奏。這背後很依賴團隊，他們幫我處理很多外在的事情。此外我也做了不少跟電影不直接相關的工作，包括一些商業項目，而這些工作最後都是為了讓我可以持續拍電影。你以往曾試過用手機拍攝短片，又用AI完成了《麥收》。

作為一位「學院派」導演，你認為拍電影還需要多大程度的專業教育？

我覺得還是需要很大程度的專業教育。現在AI發展很快，有些人會比較悲觀，覺得一些專業會被取代，但我覺得這種看法有點太激進。AI只是多了一種影像生產的方法，它是從數據裡生成影像，但它替代不了我們拿著攝影機走進現實、面對真實的人和場景。那種拍攝的感受和創作的激情，是沒有辦法取代的。而且其實AI更需要創作者的能力，你要給它指令，要做剪輯、分鏡、調度，這些都是需要訓練的。如果沒有專業基礎和自己的審美，很容易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也很難長久。

在這時代拍電影，最難爬的高山是甚麼？

我覺得還是自我。電影其實一直都是一個「看自己」的過程，你能看多深，有沒有勇氣面對內心深處，這是最難的。所謂突破，其實就是不斷打破自己——打破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要往前走，就必須不斷去面對、去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