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2003、2004年的時候，黃衍仁與廖偉棠就在社運圈子裡頭相遇相識，也是差不多的年日，衍仁從原先與導演林森在「八樓」組成的樂隊畢業，開始屬於他的音樂。2005年，他將偉棠《灣仔情歌》放在音樂中，而那之後，他的音樂就與香港文學、香港詩歌結下不解之緣。

與衍仁談話之際，他正身處台灣，跟當地的再拒劇團排練兩部劇目。而其中一部，恰好又是與偉棠合作的詩劇，曾於2020年台北詩歌節就上演過的《說吧，香港》。「裡頭有15首詩歌，是組詩來的，詩歌回
溯香港的歷史，由200年前寫到2020年。」但一如這個城市許多人的事物，這個關於香港的故事，香港並不會上演。

text． yui |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自我與世界

黃衍仁有許多的「名字」。早十年，別人稱他是「社運歌手」；再到幾年前憑著為《窄路微塵》、《濁水漂流》等作品配樂打開知名度後，他又是「電影配樂人」；文藝媒體對他的形容最有趣，稱他為「吟遊詩人」，皆因他不少樂曲都是來源自城市詩、本土詩。不過他本人對於這些稱謂一如以往的拒絕，強調自己不過音樂人與演員，詳細一點的話就是創作歌手、配樂人以及演員三個身分。「我不太明白吟遊詩人是怎麼樣的。不過我大多音樂作品都很受香港文學啟發，也因為受到這些詩的刺激，而開始推敲可以如何去寫歌。我不算讀過許多的詩，但某些詩人卻會重複去閱讀、被啟發。所以只能說，我跟詩的距離是接近的，之於詩歌也有自己的偏好。我稱不上是吟遊詩人，我只是一個會將詩拉進音樂裡頭，然後音樂裡頭又會往詩去靠攏的音樂人。」

樂曲歌詞富含詩意，亦不能讓他自覺能以詩人自居。「如非寫詞，我跟文字的關係並不多。詩人用更多時間心力去以文字媒介尋找一個與世界溝通的一個邏輯，或者有時候是用文字去做一些實驗。但我不是的。當然，當我唱的時候會用力思考與感受它，但要以文字作為顏料去鑽研、建構一個世界，我是極少處於這樣的狀態。」於他的定義中，詩人需要處於某種「無時無刻」的狀態：「詩人是一種自我的身分更多。譬如說，我自己是音樂人，我的耳朵不會停的，並不是聽音樂的時候才是音樂人，而是你去到某一間cafe聽到鐘響，你都會去考慮音樂這件事。所以我想，詩人也是不會停的，他們會在物件空間互動中間看到那些字句。而這已經是一種生活狀態，或者自己觀看自己的一種身份。」

廣闊與微細

正如衍仁所說的，他的音樂受香港詩歌很大的影響，也有許多歌曲是以詩入樂，包括廖偉棠、飲江、陳滅、曹疏影。「像看陳滅的詩，他會反反覆覆講香港的街、香港失去的事物，或者是抗世裡頭會產生的情緒，或者去反對世界上許多既定的東西，又或者去寫反抗本身這件事。而偉棠則會去梳理許多香港的歷史，過去現在的一些意義，無名人士的一些記載，對他們有一種凝視與深思。這些都是會觸動我的東西。」

有趣的是，衍仁的作品中雖然時有面向群眾的對話，但同時具備私人性。「我一向都覺得，所謂廣闊的意義或者社會性的事物，到達某一個層次以後，其實都是等量齊觀。個人感受事實都是從社會而來的，即使是面對著千百萬人，其實都會回歸到個人的感受，你的身體，你的汗水，你的憤怒或抑鬱。這都是我對自己作品的期望，能夠把最廣闊與最微細的混合或轉換。我們可能要隨時對詩保持敏感，因為今日覺得不好，某日時間對了，又可能會覺得好。」所以對他來說，好詩壞詩是難分難解的，有主觀的面向：「如果以音樂來做比喻，就正如有些音樂未必很動聽，但你會覺得它表達得很真誠，好像把心掏出來似的，那就已經很好；或者有時是相反的，技巧犀利，但裡頭其實是虛偽的，我就會覺得不好。」

城市與城市

不論是因為全球化，抑或是社會離散的理由，地區與語言幾乎不是一種限制或分類，去界定詩的歸屬。「如果有人用菲律賓話去寫香港，那肯定也能是香港詩吧。也有流亡與移民到不同世界角落的朋友，他們的想法跟現在在香港的感受是有聯繫的，甚至那種「斷裂」，也可以是一種聯繫與關係。就好像《尤利西斯》作者James Joyce那樣，他也離開了自己的國家，然後在回憶自己的國家中寫作。這年代許多定義都會動搖，我覺得詩人好努力去建構，或者去不斷提醒我們，有一個更加深層的事物以詩的形式出現，而身處這個快速的時代，這些都好容易被忽視，或者遭誤會不過爾爾。」他續說：「所以無論AI如何進步，如何將詩寫得更加難辨認，要是這種情況下都能把它們指認出來，那詩在我們內心便會更加珍貴。」

但科技不是我們的敵人，衍仁認為專注力的缺乏才是。「我們太快想由一件事跳去另一件事，太想一件事掩蓋另一件事，這是讓我們生活變得淺薄的原因。」而至於大環境的迫力，他到台灣後，則有其他的反思：「身處台灣去觀看香港，是有不少衝擊的。我們在香港看到許多被消失的事物，就用盡方法去抱緊它們，去守護他們。但早陣子我在想，我們會不會只顧著守，而失去心力去創造，未必是為政治服務，而是單純製作一些瘋狂事物。」還有一點，是心態上的反思：「另外一件事最近我在反思的，就是別被社會的氣氛限制了生活與創作。我覺得創作者是有責任弄些新事物出來的。無論大環境多不好，我們都要說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氣氛出來，去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其實我們的生命是可以有意思的。」

或許也像衍仁所說的，要做到解放，就必然要經過對痛苦的凝視或直視。「我認為人沒有深思與凝望那些痛苦，是不會得到自由與解放。」放棄說故事，我們便在歷史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