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下，馮智政冒起相當快。近年經常在《光明頂》開咪，這位在陶傑口中的「馮同學」，平日亦不時在網上發文及抽水，不經不覺間，Facebook專頁追蹤人數已有兩萬多。他的「正職」其實是一名專責教育的研究員，服務於「深紅」建制派智庫「香港政策研究所」，深受葉國華（前特首董建華特別顧問）及曾鈺成等人提攜，但他的言論行徑，偏偏被公認為「黃絲」一名，身在紅營心在黃。

馮智政最出名是頭上的那撮金毛，明顯有他老師沈旭暉的影子。當一眾時事評論員疑似「移民」，這位八十後「金毛書生」如常留在香港研究、開咪、寫文；眼見身邊好友老師學生一個個被捕、流亡，學富五車的他不得不承認，現在經已是個動盪的大時代，香港人要好好準備如何在動盪時代裡生活。「現在大家終於明白，自由、自主、資產擁有權等等，真的就像空氣一樣，有的時候不覺得存在，當你失去時卻明顯感覺得到。」

這位年輕的知識分子，沒有子女，只有學生，他一直深信沒有「被時代選中的細路」，卻有「被時代選中的父母」，現今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難得不會餓死，好應該負起香港人從未付出過的責任，不靠聽天由命，不靠外國勢力，手執主導權去嘗試創造美好的社會給下一代。哪怕大有可能不成功，亦很可能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成功的火花，甚至美好城市最終沒落，也不要逃避而白活一生。

text．Nic Wong
Interview．金成、Nic Wong
Photo．Bowy Chan assisted by Stef

最後一根稻草

馮智政日日評論，夜夜開咪，身處現今香港，沒人能夠獨善其身。「我的理解是，如果用對方的想法來思考，解釋不到為何不拘捕？首先是，北京政府已放棄了過去的懷柔政策，不再覺得過去是好策略，於是現在想清除瘀血。同時，他們早已預計到有陣痛，接受得到。」在不少香港人的眼中，《光明頂》向來是一個言論指標，又或是主持人陶傑的去向，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根稻草，但他不大認同。「我一直覺得，陶生又好、《光明頂》也好，政治風險相對較低，甚至比潘小濤或《晴朗》更小，他們硬橋硬馬地評論，我們卻是很西方的諷刺劇，審查上比較少。」隨著事態發展，諷刺有時也忍不住認真起來，馮智政坦言主持商台節目一直有危機感，不盡是政治問題。「商台這個電台，由六十年代開始都有不同案件發生，爆炸斬人都試過，多年來都是風眼，所以要學識保護自己。」

所謂陣痛，當中包括香港的價值，馮智政指出，最大問題是，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經濟傷害。「北京政府的最大問題，就是看滯後的經濟數據。」大多經濟數據是滯後半年至一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當政府發覺人民走了，金錢搬走了，卻只能夠用滯後數據來制訂更嚴厲的政策，民間反應可能更激烈，更可能出現「灰犀牛」（比喻為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以統計學來說，沒有準確及快速的數字可以看到城市崩壞。當城市開始崩壞，數字才看到崩壞⋯⋯」很多威權政府掌握一眾先進科技，卻掌握不到任何人的動機及未來。「今日你可以坐在這裡，日日都說很愛國家，但可能私下不斷轉錢到海外。」

動盪時代已來臨

近年香港狀況急轉直下，馮智政坦言心情再沒有樂觀或悲觀，唯一可做的是，調校自己的預期。「純粹生活的well being，我相信不用看政治環境、全球局勢，現今的確是動盪的時代。」近期他經常想起，幾年前不少年輕人覺得，人們身處冷戰或二戰的動盪生活很有故事感，現在才發現自己是「烏鴉口」。「坦白說，現在我們真的生活在大時代下，動盪的時代來臨，我們就要好好準備如何做過動盪時代下的人。」

去年我們訪問過另一位《光明頂》主持人鮑偉聰，就讀歷史的他說過希望留下來經歷大時代，但年輕廿載的馮智政，比喻生活在當今的香港，猶如確診新冠肺炎一樣。「最好不要中，但中了就是中了。」大家常提到「被時代選中的細路」，他不敢認同，建議說成「被時代選中的父母」，才算是正確的想法。「被時代選中的細路，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將整個改變社會的責任，交託在剛讀完書或仍在讀書中的年輕人，這是很悲哀的。反而我們已經成年，已在社會工作並有少許資產的人，到底想創造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給下一代呢？這才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時代責任。」

被時代選中的香港人，又是否認同我們經已活在動盪時代？馮智政坦言身邊朋友相繼被捕、移民甚至流亡，只能黯然時光過得很快。「在我讀書那年代，只有很小撮人參與社會運動，通常是同學中最激的那個，被捕後大家都叫他下次小心一點。從2014年開始，開始發現自己的學生、mentee相繼被捕，到了2019年、2020年，尤其是去年尾、今年初，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認識多年的老師、朋友突然被捕，對我來說，真是很大的悲哀。」

每天聽到某某準備移民，某某又說準備即將入獄，他不禁慨嘆：「我們真的活在一個動盪的社會，這個時候才開始謹慎？還是，過去的我們是否太不謹慎？以往香港相對自由平等，阿叻繼續唱〈我至叻〉，其他人做歌詞中的那些事，但當我們身在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中，的確要有些取捨，至少要『配合』這個時代，說話謹慎一點。」

聽來被動，但馮智政豪言：「關於未來，決定權在我們的手上，不能假手於人。」他直言近日美國「出事」後有個好處，就是香港人不再期望人家會來打救我們，不再以為簽名、登報就代表成功。「爭取別人同情是需要的，但我們至少不要假手於人，反而應該想想如何創造社會。如果我們今日沒有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給下一代，那我們的子女就要在未來創造社會。今日不付出的話，就是下一代去承受。」

締造更好社會

馮智政的突然樂觀，果真令人驚訝。何況，香港市民仍有主導權嗎？他認為，人是自主及自由的生物，力量的確很小，但如果有宗教信仰，始終會相信上帝創造人有自由意志。「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很無力，同樣地，無力感都是自己給予自己，選擇了放棄才會覺得無力。」他以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為例，對方在黑人平權運動仍未有眉目之時已被人暗殺，一生人從不知道自己最終有否成功過。「或許我們有點像幾年前的電影《沉默》（Silence，馬田史高西斯執導）一樣，香港人只能在沉默中禱告。很不幸地，這一代的香港父母及成年人，現正準備締造的更好社會，自己未必享受得到，卻要繼續努力締造，從而交託給下一代。」

「個人認為有兩件事可以做，第一是moral thinking（道德感），不同人有不同的道德感，但凡遇到有些事情不對，有些事情是真相，就應該說出來，哪怕說出來可能會自我受害，那就要技巧地說出來。千萬不要明知是大話，或者別人不同意，你就跟隨別人，甚至表態說一些你不認同的說話，最多還是不表態吧，盡量一小步一小步地找到真相，找到自己的道德空間；第二步是，如何將道德感散播給更多自己珍惜的人，包括學生、子女。做好這兩步已經足夠，沒有人可以控制你。」

知識分子身處亂世，似乎知得愈多，愈危險愈痛苦，他會否寧願自己是個愚民港豬？「現在沒有誰比誰開心一點，我想做有錢人應該開心一點吧，哈哈哈。」苦笑過後，他提到知識分子向來有兩種：一是因應看到政府或政權需要甚麼，就將社會理論及知識來迎合他們；另一是公共知識分子，認為未來社會及被壓迫的一群需要甚麼，便做一些發聲的動作，背負改善社會的責任。原來知識分子還是港豬的選擇，從來並不成立。「所以，問題並非做不做知識分子比較好，而是今日選擇逃避，然後將社會責任交給下一代，還是決定由我們這一代負責。當然，我明白選擇逃避的人，今日可能沒事，甚至可能有經濟上的收益，但當他們的子女日後捱不住，就會直接參與社會運動，傷害更大，於是我覺得不如自己做就算。」

大時代下沒有贏家

社會二元對立，有人分開黃藍，有人認定是世代之爭，馮智政認為重點是逃避抑或承擔。「由於工作關係，我認識到很多左中右黃藍的人，很多都很有心，無論站在政府崗位，甚至在內地、香港、黃營、藍營，他們都覺得自己應該要承擔，負起改變社會的責任。」某部分人認為，對家只為了私利，怎可能說成有承擔？「其實我們不容易分清楚誰人為名，誰人為利，黃營都有為名為利的人。在我的工作範圍裡，很多都是想承擔責任的人，而我認為最難控制及最難合作的，就是一些不去思考的人，選擇隨波逐流，真的決定放棄了所有東西，但這些人絕少在我身邊出現。當然我知道社會上真的有很多這種人吧。」

不只上一輩，他直言自己的那一代年齡層，不少人選擇了依附某些權勢及有錢人，然後決定隨波逐流，甚至不點名有人為了選舉而依附某個社群，將自己的靈魂完全出賣。「我不是太討厭這些人，但真的合作不到。我完全猜不透對方，既控制不到，又溝通不到，就算與他溝通，他連自己都代表不到自己，如何談合作？」馮智政沒有開名，但呼之欲出吧。

很多人覺得，馮智政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身在他自認的深紅智庫「香港政策研究所」，他在網絡及電台的「所作所為」，足夠被人認定為「黃絲」分子，他卻自嘲有點天分。「無論黃、藍、紅，基本上人人都能跟我合作得到。我個人的心得是，起碼要有兩件東西，第一是不能被取代的技能，第二是要嘗試盡量改變身邊人。」他笑說，黃營與他合作，可能變成偏藍；藍營則變成偏黃，紅的也會變得不太紅。「依從對方的話，只會各走極端，但我們做學術研究或教育，必然有種理性，極端的話就做不下去。」

面對前路，他認為無論政見如何，始終要朝著一個共同理想，才能凝聚大多數人。「正如中國走向共和的年代，宋教仁與孫中山是兩個極端的思想，私下爭拗很多，但大家都知道要合作，才有中華民國的出現；以前香港的激進民主派與泛民主派一同坐下來都難，怎會想到去年竟然舉辦到初選，當然最後大圍捕是不幸，但下年可能又有新東西了。」

身在紅營心在黃？

話題回歸深紅智庫，馮智政身處其中，會否擔心下一波隨時殺到埋身？「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大時代，沒有一個人能夠安心。要知道，文革時代最慘的不是右派，而是那班不夠左的左派，甚至有些左派比右派死得更早，大時代下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贏家，亦沒有一個人可以安心。這才是大時代的真正定義。」他反問，今時今日的林鄭政府下，哪班人最安心？示威者？還是建制派？甚至北京官員安心一點？「我相信，三類人都有相近程度的不安。」

未來香港有可能砍掉重練，重拾輝煌嗎？馮智政提及香港的過去成功，一直只是幸運。「香港在八十年代發圍，倚靠的根本不是獅子山精神，而是中國文革後無法發展，全世界要用上香港的資產或渠道，我們才能發達；然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九十年代我們倚靠著英國人留下來的剩餘資產；幾年前香港政治混沌，仍靠外國『俾面』我們，還估計中國想保持香港是個獨特城市……」只不過，這種「俾面」及「估計」，統統出了錯。「引用沈旭暉的說法，香港一國兩制的良好及完整，完全是單方面倚靠北京的良好意願，過去每一代領導人覺得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完整，就能保持；如果這一代北京領導人對一國兩制有不同期望及想像，我們其實沒有事情可做。」

「如果試完，發現社會都沒有改變，這也合理。歷史上全世界有很多漂亮及亮麗的城市，最後都是沒落，由以前的威尼斯到伊斯坦堡，很多城市前前後後經歷過很良善的社會，然後慢慢中落，但我們這一代至少要嘗試，就算不在香港，都要在外地嘗試，去外國都是靠自己，結果都是努力試吓。」

基於國安法，我無法回答……

馮智政專門研究教育，諷刺是很多香港人移民的主因不為自己，卻是香港教育變了質。既是研究教育的領導者，也是一名教師，他說：「一定有壓力，但不要太悲觀。這個年代下，學生的資訊及學識，又是否100%來自學校？」對教育而言，他相對比較樂觀。「最終還是由老師去做某幾個決定，教一些自己相信的事，不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當有一些事情說不出口時，就跟學生解釋，課程規定才要這樣教。甚或是，學生問及一些有可能中伏的問題，老師亦可說：『基於國安法的原因，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透過這個方法回答學生的話，大家就會明白。」他說現在有互聯網，亦有很多不同方法接觸資訊。「看看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年代，那些老師更加辛苦，我們又算甚麼呢？」

他眼中的教育很現實，必須基於事實，否則花多少錢也做不到。「教育很難做到完全由上而下，其實是一種溝通，看他如何遊說到下一代。如果違反證據及理論，只會浪費學生時間！」反而，他提到從小學開始的project learning，卻真是影響深遠，令下一代的能量增強，能夠隨時與陌生人合作。「比我們年紀輕的下一代，由小學開始直至大學，都在分組做活動、做功課，有自行分組或學號分組，意味著你不認識同組的那個人，卻能突然間合作做出一份功課。看看2019年街頭示威就知道，示威者並不認識旁邊的示威者，但大家都有很強的合作性，於是有些領導高層覺得示威者背後有大台支持，看穿了評論者基於自己停留的年代及技能所限，差得只相信有大台才做到這件事。這一代年輕人完全沒有大台概念，試問拆欄杆又怎會有大台概念？」

未來香港人又會否經歷得到戰爭？馮智政坦言，現在經已是戰爭狀態，但這場戰爭既不用流血，也不用死。「我們這個時代，每日都是一場自已對希望及道德的靈魂戰爭，比流血戰爭更加嚴重。」流血戰爭只是死傷與否，但面對自己德育的戰爭，卻可能白活了一生。「過去大家身邊的一些前輩或曾經很欣賞的人，年紀愈大卻變成自己很討厭的人。更恐怖是，你會很擔心自己會變成對方。要知道，他們不是今日做好人，明日一下子做壞人，卻是慢慢改變，到了年老後回望自己，發現原來是個自己討厭的人，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我最害怕的是，隨著財政壓力愈來愈大，家人朋友愈來愈多，說話就會小心點，慢慢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喜歡自己的人，這是我每日最擔心的事。很多人幸運地有宗教信仰，或者身邊有朋友能夠成為你的moral compass（道德羅盤），不停做自己的靈魂探索、soul searching（自我反省），知道甚麼是好是壞。」

【後記：我的老師沈旭暉】

 很多人都疑惑，究竟沈旭暉是否「走佬去台灣」，然後一去不返？身為沈的學生，馮智政說他回不回來的問題，要留待沈本人解答，只能笑笑說句：「現在怎可能跟香港說再見？人人去了台灣，還是日日上Facebook，蕭生（蕭若元）的片段還是繼續這麼多人看。」他讚賞沈旭暉是一個很好的老師，除了學術水平高，做人態度上也啟發了他。「他經常跟我們說，學術要遠離政治，其實是沒可能做到，有哪個讀書人不想讀書寫書圍爐聊天，這樣最舒服，但問題是，社會讓我們讀這麼多書，突然間不幸選中我們這一代，就要負起社會責任。」被時代選中的書生，當下不得不論政甚至參政，是無奈也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