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超儀（何超 / Josie）在香港出生及長大，對香港電影尤其鍾情，當家族大多成員從商做生意，她卻偏愛藝術文化，先以歌手身分出道，後來加入電影圈。 與丈夫陳子聰（Conroy）結婚後，2006年二人更聯手創辦獨立電影製作公司852 FILMS，以香港的國際電話區號「852」作名字。自從首作《維多利亞壹號》起，主打「非主流、實驗和另類」的旗號，20年來拍出眾多風格強烈、題材多元的電影。今年852 Films光榮踏入20年，今月何超儀更被MOViE MOViE選為1月影人，舉行專題回顧影展重新播映六部代表作。 近年陳子聰的健康狀況受到關注，病癒後復工監製《拾荒法師》，亦難得接受專訪，提到二十年來的852 Films與香港電影，如何特立獨行又平衡，二人活像一對獨行俠侶，在香港電影拍出一片天。 開公司，爭取主導權 852 Films到底從何以來？時代巨輪要重回千禧年後，何超轉了好幾間經理人公司，碰上合拍片當道，香港女演員演出機會減少，戲份亦難有發揮。「簽完一間又一間，後來去到某間公司，本身又簽了好多artists，所以想拍戲就要先排隊了，結果我經常排到最後。」當時Josie又轉了一間，那間公司決定拍甚麼戲都很保密，免得藝人問三問四。「幾乎每個月都要約老闆飲一次茶，或者常常到老闆辦公室，為求與對方見面，老闆卻劃一每次見藝人只有15分鐘，結果人人都輪候，都幾麻煩。」 「我家姐說，我那個合約完結後，叫我自己去開間公司，給自己物色一些好的角色。我老豆又說：『你不要再受人家的氣了，你還是不懂怎麼爭取。』那時我有回家分享藝人要爭取工作的過程怎樣爭取，我家人都知道，因為他們都有份出席宴會，他直指我不是擅長這方面的人，覺得我太客氣，『你都係自己搞啦』！」於是，2006年何超與陳子聰就創立了852 Films，自己搞電影。 回顧當日的初衷，Josie說從來沒有想過852 Films要在香港電影裡擔當甚麼角色。「我沒有一些很偉大的想法，我的初心只是希望能夠拍一些別人不會拍的題材，也希望能讓自己有機會可以演出一些自己喜歡的角色，令自己多一些選擇。」她坦言，有些題材有些角色一直在香港的電影圈是絕無僅有的。「既然沒有人做，我老公（陳子聰）就想到，不如由我們試一下，用香港的電影特色來拍一些香港少有的題材。」 維多利亞，第壹步 852 Films的第一部作品，正是甫上映便引起極大話題的《維多利亞壹號》。「當我看到《維多利亞壹號》劇本的時候，我非常之興奮，因為在我的生命裡面，自覺從來未見過一個這麼瘋狂的劇本。通常我以前演的角色都是主流一點，我看到《維》就很想嘗試去演，當中有一種自己的輪廓。」到底是甚麼的輪廓？Josie引用她的演技導師、法國戲劇大師Philippe Gaulier所言：「沒法子，人有怎樣的樣子，就要演那些戲，不能夾硬去演一些跟自己的樣子無關的角色。即使可能是個好角色，但跟自己的樣子無關，都會演得很辛苦，無法手到拿來。」 從很多導演及攝影師的口中，Josie都聽到她的輪廓很適合去演一些好慘、好有骨氣的角色。「《維多利亞壹號》那個角色很適合我去演，很配合我的樣子，相信很容易就可以將演得好。」不只演戲，Josie內心還有一個自言有少許戇居的想法。「我有個使命，就是想將這件事發揚光大，希望它可以去到外地，讓人知道香港有這個社會問題。其實，這個也有些獅子山下的情義，只不過是瘋狂一點而已。」 下一部，就是《復仇者之死》。Conroy與Josie一同分享，他們很投入地幫助Juno麥浚龍。「大寶(Juno兄長）和我們好老友，有次大寶很認真地跟我說，希望我幫他細佬拍戲，我們當然幫忙，同時也感受到Juno的熱誠，他真的好熱情，很少新演員有這個想法去參加編劇方面，他卻跟導演談得很熱情，導演覺得他說得對，亦會加戲份給他，我就覺得他這個人有很多想法。」 拍一些市場沒有的電影 在不少觀眾的眼中，852 Films專拍小眾獨立電影，說話不多的Conroy卻搖搖頭。「我們一直要拍Indie？沒有特別這樣拍，我們也拍了《豪情2》（豪情3D）及《全力扣殺》等，總之我們拍一些不同的東西。」他提到，好像已有一段時間沒人拍功夫片、道教片，所以就拍了今次他們的新作《拾荒法師》。「沒人拍，我們就拍吧，今次有少許向八十年代道教片《殭屍先生》致敬，有fun、有action、有romance。」 Josie直指，《拾荒法師》包含很多元素，唯獨一件事，他們開始小心翼翼。「Iman首次擔任電影男主角，早幾日有場戲，他說了一句粗口，我好擔心。本來我跟編劇說過，其實我講粗口都幾好聽，於是他寫了很多給我，但結果我們想了又想，這部電影是動作片，現在最賣得的就是打片，我們確實沒理由跟錢作對，想賣埠賣得遠一點，不要搞到三級，所以全部刪減了不要粗口。雖然我覺得他講粗口講得幾好聽⋯⋯」 拍西片，只希望大家記得 何超與陳子聰異口同聲，歷來香港電影好像甚麼都做得到，有一種can do的精神，即使沒有劇本，也可以照拍。Josie笑說：「我玩過呀，當年與杜琪峯拍《放·逐》。」Conroy亦笑回：「我試過來到現場依然沒劇本，已經好驚青，我問劇本在那裡，現場工作人員指著Fax機⋯⋯」 一直以來，852 Films也有進軍荷里活聯合製作外國電影，例如《Open Grave》（2013）、《How to Talk to Girls at Parties》（2017）、《Habit》（2021）、《Rajah》（2021）及《Mother Tongue》（2026）等。Josie坦言，自己開戲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她的演出生涯裡面，每隔幾年就有一部電影出現，希望別人不會忘記她。「其實我們自己開的戲，不足以維持我的演藝事業。所以我積極到外地嘗試聯合製作，例如到美國、馬來西亞、印尼、日本等地，真是上了一課，讓我們在製作上、演戲上，都有經歷全新感受。」 Josie亦坦言，仍然希望別人會請她及Iman拍戲。「無論是王家衛、杜琪峯等各位導演，以及各位公司老闆，希望你們都知道其實我仍是很渴望大家找我拍戲的。」為了演出機會，像今次《拾荒法師》「又再出道」做打女。「現在經濟全球都不景氣的時候，拍恐怖片未必有市場了。何況恐怖片我真的拍到飽了，現在不是拍恐怖片的時候。」 陳子聰更多慨嘆的是，因為串流平台的出現，一切好像是大洗牌。「以前大家會計算電影、戲院、DVD的收益，現在變了streaming如何計算？但我們堅持要在大銀幕上演，堅持要好的聲效，還有之前我們都堅持是菲林，那個感覺是很不同，至少對我們來說，真的很不同。」 明暗監製的鬥戲 何超與陳子聰，近年攜手走過艱難時期，重拾健康身體狀況，這對工作上的獨行俠侶，又是怎樣合作的？Josie說：「他是明監製，我是暗監製，我在現場演戲，我知道誰人在做甚麼，然後我會跟他說，但他的耳朵很硬，就算告訴他，他又未必相信，所以有時我們會吵架。」Conroy反駁：「我不是不信⋯⋯」 陳子聰娓娓道來兩夫妻合作上的「分歧」，他直言自己在2016年前第一次還沒進醫院的時候，二人年輕時的想法口味思想一致的，例如喜歡Punk Rock。「不過年紀愈大，經歷了身體上的事，看法也不同。有些時候要停一停思考再決定。」譬如對於過去海外取材拍攝，Conroy表示現在會看得小心一點，準確一點。「我們有段時間參與外國電影的製作，有些題材未必適合也接拍了，可能是Josie心急一點，她想做的話就很熱切地去做，多數人包括我們可能很快失去熱情，她那個動力就很強而有力的，我們要平衡一下。當然，我從她的身上也感受到那份推動力及堅持，例如要保持動力繼續康復，不要理那麼多，正正我是在她那裡學回來的。」 點名提到《尋找極致的喜悅：火與冰》（Finding Bliss），講述何超與喜劇大師詹瑞文率領The Uni Boys、MC仁等一眾香港音樂人，腳踏呎厚的冰雪，深入冰島尋找與生俱來的極致喜悅。「《Finding Bliss》是好的，但在我的角度看，可以再好一點，例如應該要加插更多邏輯、比較有證據的科學東西，現在電影也有的，但我認為要再加多一點資料及架構，例如多些醫生講解有關精神病的東西。」 當時Conroy出院不久未有同行，但他們為了追求電影夢，從而帶來不少電影上的討論。「我入院前後那段時間的電影，大多都是Josie一鼓作氣想去拍的，我比較去聽。現在我康復一點重回崗位，例如拍《拾荒法師》，會變得平衡一點，相信出來的戲會好些。」看這對結婚逾廿載的老夫老妻，為了工作而認真討論，也是一場好看的畫面。 走過這20年的電影路，香港影圈走過高高低低，但852 Films在現今如此冰河時期，仍然敢於開戲，獨走他們相信的電影夢。「廿年過去，我相信我們的初心是沒有改變，其實將來我們還是抱著這種方法，我們沒有定下要拍甚麼，或者有甚麼是一定不拍的，最重要是那個題材那個故事是不是有趣，拒絕平凡，嘗試偏鋒一點，現在如是，或者應該將來也如是。我們對電影對創意還是充滿好奇，希望有些想法有些表現，能夠讓這個世界看到吧。」 下一個20年，新演員Iman Taheri…

潘迪華人稱姐姐，年輕時候以香港歌手身分四出登台揚威海外，半世紀前已斥巨資在港舉行《白孃孃》音樂劇，李小龍指她太前衛至少走前了十五年。或許年輕一輩未必知道潘姐姐的光輝往事，年前黃翠華以導演身分拍下《白孃孃：一朶遲桂花》，將潘迪華在七十年代前衛實驗之經歷再現眼前，向世人展示姐姐的創新意念。今年紀錄片再現舞台，延伸出電影放映伴隨現場音樂表演形式示人。 黃翠華表示，紀錄片不只為了潘迪華而拍，也為了香港與自己而拍，讓香港人了解我們曾經站在文化藝術的前瞻高峰，值得大家思考和珍惜一切的擁有。 text． Nic Wong | photo．Oiyan Chan、部分圖片由 Artcanteen / Kit Chan Imagery 提供 從編劇到音樂 就在香港娛樂圈的浩瀚星河之中，有人如流星般閃爍不久，有些人就像桂花，最遲開的一朶卻香氣久遠。《白孃孃：一朶遲桂花》讓我們更了解潘迪華，背後的推手同時值得認識。黃翠華一直在香港人的流行娛樂文化中出力，她起步於八十年代的電視圈，從亞視開始專門寫劇集，一路從編劇升到編審，即是劇本審閱。 「那時候有電視挖角潮，我被挖到TVB，繼續做戲劇科，同期有韋家輝及司徒錦源等人。而我加入TVB後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六十集長篇劇《生命之旅》，由鄭裕玲和萬梓良主演。「挑戰性很大，一過去就做這麼長的劇，還要寫給當時的神級Dodo姐（鄭裕玲）。」她在TVB戲劇科深耕十年，創作了二十多部作品，從家庭倫理到愛情故事涵蓋各種題材。然而，創作的熱情也需要喘息。黃翠華回憶道：「後來我想生小朋友，不想自己太大壓力，於是想停一停，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轉換一下創作思維。」 在偶然的機會下，黃翠華開啟了全新篇章，轉到綜藝科，更被分派到主理音樂節目創作，從此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那時候接觸很多歌手朋友，為他們度身訂造音樂特輯，例如鄭秀文的《1997男歡女愛》到後來陳奕迅的個人特輯《與臣同行》，從《勁歌金曲》到《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及《四台聯頒頒獎禮》等等，合作過的歌手，有些仍偶爾聯絡，像克勤、千嬅，軒公……明明是一個戲劇組寫劇本的創作人，卻無緣無故與音樂結緣，有一年我更邀請潘迪華姐姐出山參與《翡翠歌星賀台慶》的演出，但上司們都指我膽生毛！姐姐不好惹，是位真正的性格巨星，但我又偏向虎山行，自此跟潘姐姐合作無間 。」 那年代，電視台很流行「秘撈」，許多歌手的紅館演唱會她來擔任創作，由Twins到林一峰，關淑怡、杜麗莎、李克勤、譚詠麟、許冠傑等等……橫跨幾代，在音樂路上愈戰愈勇，2021年更轉崗位，擔任TVB Music Group的內容總監，負責過數張唱片。同期，她創立個人工作室「藝術糧倉」開始私人項目，包括廣告製作、錄像製作等等，這段過渡期讓她從大台的節奏中抽身，開始思考更深層的創作使命。「那時候，香港很多東西都踏入五十年了，像TVB誕生自1967年，很多地方都在說半世紀。我突然覺得，在流行文化娛樂工作這麼久，不知道為甚麼有了一個使命感，應該將工作範圍裡認識的東西，多投放一些出來。」 拍攝紀錄片的使命萌芽 黃翠華回想自己與日俱增的那份使命感，多少受潘迪華姐姐影響。未認識潘姐姐前，她跟很多年輕一代一樣，對潘迪華印象僅限於「老牌歌手」，深深記得家傳戶曉的歌曲〈愛你變成害你〉。「黃霑先生的歌詞很簡單，但只要這幾個字，就能感受到那個戲劇性的故事。」2003年，潘迪華經已年過七十，很少在香港大型演出，當年選擇在大會堂等政府場地舉辦小型巡迴。 「當年我有幸欣賞到姐姐在舞台上的演出，原來這位老牌歌星，不是我想像的那種，不只唱國語時代曲，還會唱很多不同語言，而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感染力很強。」演出後，黃翠華在後台探班，與潘迪華打招呼，從此相識成為朋友。「不少年輕人透過王家衛電影認識潘迪華，偏偏她與任何新朋友，都只會說音樂，而不會提《阿飛正傳》或《花樣年華》。」 潘迪華比黃翠華年長許多，但這段跨代友情沒被年齡阻礙，多年來互相合作，互相碰撞也互相理解。2008年邀請過at17同台，舉行「潘迪華Rebecca Pan & at17 Jazz Up for the Party」。「三個單位簡直跨年代，她們最小，我在中間，姐姐最老，但我們很開心地做了Jazz night，很享受。」後來又邀請不同歌手包括陳奕迅、Ketchup、The Pancakes等，翻唱潘迪華的舊歌，並推出《My Indie Music》專輯。除了音樂合作，2017年，潘迪華出版自傳《夢．路．潘迪華》，黃翠華聯絡出版社，又包辦設計封面，近年，還兩度舉行「潘迪華花弄影 珍藏相片展」，可見為求大眾更了解潘迪華的作品，黃翠華出了不少力。 為何潘迪華的藝術生涯，如此吸引黃翠華？後輩表示，最佩服前輩的求知慾與前衛。「姐姐某程度上是我人生導師，到了她那個歲數，常說還有那麼多東西學習，深深影響了我。我比她年輕，為何不能認識多一點？」潘迪華七十多歲開始萌生拍紀錄片的念頭，87歲出自傳後決定開拍，朋友幫她物色導演，最終對方認為黃翠華是最佳人選，反而黃翠華起初猶豫：「我從來沒想過做導演。我一向寫東西，不是拍東西，多年來有做過製作人、Live Show導演，但我不是拿攝影機剪接的人。」其中一位紀錄片朋友鼓勵她：「很多資料都在你那裡，你最明白她。」於是，黃翠華坦言：「所有東西由零開始，就像潘姐姐所言，任何年齡都應該學習。」 白孃孃與遲桂花 《白孃孃：一朶遲桂花》（片名概念源自郁達夫的同名短篇小說）最終登場，記錄潘迪華1972年自資百萬製作、改編自《白蛇傳》的香港首部華語音樂劇《白孃孃》，當年演出六十場，但正如李小龍所說「作品走得超前了十五年」，最終潘迪華賠了不少。 「之前只有幾張照片及一些歌曲，無法印證姐姐的前衛。」直至一天，黃翠華接到蔡和平的電話，表示奇蹟找到一盒《白孃孃》1972年的影帶，之後專誠帶到澳洲，成功修復，此舉成為製作《白孃孃：一朶遲桂花》的關鍵。「看到姐姐那段用英文介紹音樂劇的開場白，我真真正正感受到她的遠見，她很想帶華人創作，介紹給全世界。」 黃翠華強調，這部紀錄片不只為潘迪華。「它記錄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一眾留學歸港創作者的初心，包括姐姐口中的『煇仔』顧嘉煇及『James』黃霑，是剛出道的新人，創作沒包袱又有火。」潘迪華的前衛，還嘗試將搖滾音樂融入傳統中國故事，從泰迪羅賓演繹的一曲〈控訴〉就不難感受到她的開創性。「姐姐以往在外國看了音樂劇《Hair》及《Cats》等，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之中，所以《白孃孃》真是一部實驗之作，走得實實在在的前，又豈止十五年呢？現在聽此曲也不覺得out ! 」 拍紀錄片難，發行或許更難。黃翠華直言，不少發行商嫌題材冷門，唯有自資拍攝及發行，但感恩很多有心人幫忙，例如鮑比達幫忙做配樂、古天樂支持在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李焯桃推動M+首映、高先電影院每月播映一場。「七十年代，姐姐花了一百萬搞音樂劇，有人估計正等於現時的三千萬。我今時今日用了接近百萬的製作，相比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有人喜歡買跑車，有人喜歡買手袋，但拍片卻是我最開心的事，只要有一個觀眾流淚，我都覺得值回票價了。」 Musical in Concert 《白孃孃：一朶遲桂花》的播映一直持續，來到2026年1月，將會在西九戲曲中心以「影像放映 X 現場演奏」的嶄新形式，重啟這部香港首部華語音樂劇的傳奇篇章。黃翠華表示，外國一直流行這種Musical in…

「人來人往的酒吧，每個人只是過客；那些晚上喝不完的酒，存下來，卻不只是酒，還有不同酒精濃度的故事。」 這句藏著煙火氣與情懷的台詞，正是ViuTV原創劇《存酒人》的靈魂所在。《存酒人》劇集改編自海笑同名小說，以一間即將結業的「市井酒吧」為舞台，用「歸還存酒」的溫情主線，串聯起一個個關於遺憾、牽掛、堅守與陪伴的故事，在三分醉意中，釀出七分直抵人心的暖意。 劇中，夏韶聲飾演看透世事的老酒保「標叔」，徐㴓喬（Asha）則化身熱衷鑽研調酒的年輕酒保「鬼妹」，一老一少的酒保組合，既構成動人傳承線，也從中傾訴吧台背後的秘密：每一瓶未喝完的酒裡，都浸著一段未涼透的人生片段，直到歸還那刻，方懂如何安置這份綿長的牽掛。 text • Leon Leephoto • Oiyan Chanwardrobe: ATSURO TAYAMA（Asha）makeup: Deep Choi（Asha）hair: Terrence Chan（Asha） 劇情簡介 《存酒人》講述，充滿歷史痕跡的「市井酒吧」快將結業，剩下多支無人領取的存酒。老闆雄哥（朱栢謙 飾）執意把存酒歸還給客人，還拉上年輕員工燁仔（邱傲然 飾）東奔西走。燁仔最初感到相當煩厭，過程中重遇不同存酒人，聽他們的故事，得知每支酒對客人都有特別意義。而「市井酒吧」還有看透世事的老酒保標叔（夏韶聲 飾）和熱衷鑽研調酒的年輕酒保鬼妹（徐㴓喬 飾）；與燁仔份屬好友，玩世不恭的阿當（楊樂文 飾）亦會在此駐唱。在酒吧進入最後倒數，五人為這裡帶來令人難以忘懷的燦爛時光。 不止存酒，更存回憶與牽掛 「存酒」 是《存酒人》的核心設定，指客人將未喝完的酒存放在酒吧，待下次再來飲用，或是留給特定的人。對於這種酒場的獨有文化，兩位主演有著自己的理解。 「我以前不知道酒吧可以存酒，以為酒買了就要喝完才能走。」Asha笑著說，「拍攝後才明白，存酒存的不是酒，是回憶和牽掛。就像有些人把酒吧當成第二故鄉，存在這裡的酒，是下次再來的念想。」 夏韶聲亦憑藉多年浪跡酒吧的經驗，補充了更真實的背景：「其實『存酒』在酒吧業很常見，有些人每次來喝一點，慢慢存著，還有人離開前把酒存在這裡，盼著回來再喝。這部劇厲害的地方，是把這件日常小事和人生故事結合起來，每一瓶酒背後都有一個人、一段經歷，就像人生的縮影。」他坦言，酒吧的存酒架就像一面斑駁的鏡子，照見相聚與別離，熱忱與遺憾。有人存酒是為了給下次見面留個藉口，有人是為了給回憶找個落腳處，還有人只是單純地，沒勇氣一次喝完藏在酒裡的時光。 他續指，「以前的酒吧都有音樂，樂團、獨奏、唱流行歌，我們音樂人與酒吧撇不開關係。喝酒的人會對著酒保訴苦，酒保就像心理醫生，聽著大家的故事，調一杯酒慰藉人心。雖然我現實中不常喝酒，但看過太多這樣的故事。 」對於這種 「情感寄託」 的詮釋，Asha亦分享了自己的習慣：「我從九歲開始寫日記，現在存了十幾本，雖然不常拿出來看，但搬屋時翻到，會發現小時候的想法很簡單，時間過得真快。這和存酒很相似，都是把回憶存起來，偶爾翻閱就像穿越時空。」 老臣子與叛逆少女 談到各自角色，夏韶聲直言標叔與自己算有著跨越半世紀的「緣分」。 「我從1967年就接觸酒吧業，對這個環境太熟悉了。」在他眼中，標叔是酒吧裡一位資歷深厚的老臣子，「他寡言少語，習慣觀察一切，看似置身事外，實則把每個人的故事都放在心裡。」Asha亦笑說對方明顯是愛說話的E人，但標叔卻是典型的I人，他的情緒都藏在眼神和動作裡，不用過多台詞，靠內心戲傳遞溫度。 反而鬼妹卻是在叛逆中尋找方向的成長型角色。「她一開始不上學、流連街頭，看不起酒吧這份工作，覺得只是混日子的。後來跟著標叔學調酒，沒想到越做越認真，從懵懂無知的少女變成了能獨當一面的調酒師。這種轉變需要仔細揣摩，尤其前期是對標叔的不服氣，後期卻滿是對『師傅』的敬佩。」不過，兩人在劇中關係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對手，更像是潛移默化的傳承。 「她要跟著我，不是對手，也沒有絕對的平等，是前輩帶後輩的感覺。」Asha補充：「其實標叔沒有正式收我為徒，但我一直叫他師傅，想得到他的認可。標叔雖然嘴上不說，但慢慢發現我是真心想做好，就默默放手讓我去闖，這種師徒情很打動到我。」 戲內調酒，戲外走心 為了還原最真實的酒吧氛圍，劇組在場景搭建和拍攝手法上亦格外用心。「拍攝初期我還問能不能加個反光板，覺得太暗了，但導演說這就是真實的酒吧狀態。」Asha回憶道，拍戲時沒有刻意的燈光設計，大家在昏暗的環境裡做自己的事、聊自己的天，那種鬆弛感就像真的走進了一間有故事的酒吧。夏韶聲亦對酒吧的細節設計贊不絕口：「吧台上方掛著很多飛鳥造型的裝飾，雖然是常見的小物件，但搭配起來特別有味道，殺科後我還拿了一隻回家留念，算是珍藏這段記憶。」 作為一老一少的酒保組合，兩位在拍攝前也接受了不少專業培訓。「劇組請了香港資深調酒師 Tony 教我們，他特別有耐心，從搖酒器的區別（美式和日式）到撕橙皮的力度，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Asha更特意苦練了搖酒（搖盪法），避免動作顯得生硬：「調酒看起來簡單，但有沒有功底一眼就能看出來。」夏韶聲則分享了自己的拍攝信條：「做演員就是要滿足導演的要求，學了就要做到位。就像我以前拍電影學煮粥，要對著四個火爐真煮真舀，這次學調酒也一樣，雖然現在有些細節記不清了，但拍攝時候一定要顯得專業。」 值得一提的是，《存酒人》採單元劇形式，更常有 「即興創作」 的空間。「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不是『飛紙仔』卻能自由發揮的劇集。偶爾來到現場，導演會讓我們根據角色感受自己說台詞。不過因為沒有固定劇本的關係，有時說完一次即興對白，再拍第二次時就很容易忘記。」對夏韶聲來說，這種拍攝方式亦讓他格外開心：「我拍了這麼多年戲，這是最輕鬆愉快的劇組之一。全組人都比我年輕，但大家都很尊敬我，每天見面就像家人，這種氛圍讓即興表演更自然。」 為未來存一份甜 談到劇組生活，兩位主演滿是懷念。 「我們前年九月拍完，拍了很長時間，每天見面，真的像家人一樣。」夏韶聲說，「劇組裡的年輕演員都很友善，Tiger、Lokman 他們，沒有因為我是前輩就疏遠，反而經常一起吃飯、聊天，還有工作人員對我說『以前幫你洗過頭』，這種緣分很有趣。」Asha補充：「因為是單元劇，每個故事都有新的挑戰，我們一起幫客人解決問題，就像完成特別任務，有很多奇奇怪怪又難忘的經歷，譬如拍火鍋戲時，大家即興發揮，不用劇本也能聊得很開心。」 對於觀眾，兩位主演有著簡單而真誠的期待。「我們不想預設觀眾會看到甚麼，只想把每瓶酒背後的故事、每個角色的情感傳遞出去。 」夏韶聲續說，「這部劇裡有老中青三代人的遭遇，有親情、友情、愛情，還有一間酒吧裡的人情冷暖，希望大家能感受到這份溫度。 」 Asha則希望觀眾能在劇中找到共鳴：「酒吧不只是喝酒的地方，也可以是回家前放鬆的角落，是心靈的棲息地。願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存酒地’，存放回憶，也收獲溫暖。

就在深水埗北河街市附近，一個賣傘的小店門前放著一塊發泡膠板，以秀麗的字體在正中寫著四個大字：「老舖結業」，再添上「道光二十二 新藝城傘皇鞠躬 多謝惠顧 1842-2025 廣州 香港183年」小小一塊牌，總結了183年的老店故事。 Text & Photo: 蘇花 「老細，唔做喇？我個女以前同你做過訪問㗎！」路過的街坊跟一臉花白鬍子的老闆打招呼。老闆正拿著一把縮骨傘，教新客人如何開傘和收傘：「要震震震，再打開！不要經常轉傘，會轉壞呀！」這邊廂客人打開手機鏡頭在錄影，那邊廂舊街坊繼續在回憶往事：「我個女做學校功課，同我講話同滿面長鬍鬚的賣遮伯伯做訪問。依家佢都廿幾歲了！」歲月流逝，眼前的仍是街坊女兒口中那個滿面鬍鬚的伯伯，不過花白鬍子現在修短了些，皺紋多了些。 新藝城開業於清朝道光廿二年（1842年）廣州越秀區，幾經戰亂變化，五十年代邱氏一家逃難來到香港落葉生根，來到現年73歲的邱耀威是第五代傳人，人稱「遮王」。現時落戶深水埗的店子經營了約45年，早前宣佈做到12月底便結業，消息一出，舊客紛紛回來補貨，也多了新知來探店，所以門前便又再熱鬧起來。 小小一個賣傘的店子，現時所賣的傘都是邱伯伯精選的好傘，包括縮骨遮、長遮及自動開合的雨傘，售價由$45至$195不等。問他有沒有不會反的傘呀，邱伯伯答得老實：「哪會有不反的傘？不過差別是，反完可以繼續用，還是一反便廢。」客人問他那把傘好不好？他會有碗話碗，讓人自己選。邱伯伯說，他堅持賣好傘，但的確有人會買「渣遮」。「有些人用完一次便不打算再用，所以不好的遮也有人買，但那種20元一把的『垃圾』，我堅決不賣。」邱伯伯鏗鏘有聲。 由於實際原因，新藝城現時賣的是現成傘子，但自1842年開業至現在的第五代的新藝城傳人，都是真正懂得做傘修傘的師傅。邱伯伯提到他高祖父那輩做的油紙傘，仍然記得非常細致入微：一把傘由刨出大小粗幼統一的竹枝做傘骨開始，到製作混入蠶繭制作的紗紙，並以生番茄煮防蟲蟻漿糊作黏合，最後塗上防水桐油，耗時三數天才告完成。到了邱伯伯父親那輩開始做鋼傘，但也是高級品，要普通人兩三日人工才買得起。邱伯伯說，他也懂製傘，但成本和心機也太消耗，一把要做三個鐘，大廠五分鐘便完成一把。 邱伯伯每賣一把傘，也會教人開傘收傘，就是想讓傘的壽命延長更耐用。「有行家叫我，不要教人啊，傘不壞便沒生意啊！」但他沒理會，還會替客人修傘，為的是環保，也是惜物，更重要的是惜情。邱伯伯甚麼傘也會修，修不好還不收錢，他說那些傘有感情也有回憶，可能是家人留下的，或伴侶的遺物，拿來修的都是有故事。其他人見我修傘，便又學，但有些根本不會修，還是會收人錢。 至於最難忘的修傘往事，邱伯伯竟然說是被人「兇」。「那個客人拿了把傘來修，修好打給他回來拿卻不認數，很兇狠的說『不要！』，然後過了一陣子，再打去問他，那個人又說不要。那把傘他結果沒有回來拿，但我也沒丟掉。」問到結業原因，生意漸艱難，但還算可以，倒是邱伯伯現年78歲，年事已高，加上之前曾輕微中風，日常生活可以應付，但再要打理店舖便感吃力，只好結束生意，把這百多年的老字號結束。 舖前長傘擋住了一幅字，置中是「新藝城傘皇」，左右兩側題著「新姿滿城顯氣派　藝彩盈市露風華」。那幅字的原版是邱伯伯祖輩題的，他覺得好看，便自己又寫了。那是當初開業時，對這字號的期許吧。邱伯伯對於結業不後悔，但自責不能把招牌繼續傳承。「現時這個舖位是我自己開的，已經45年，我父親當年的舖也在九龍，但不是這個位。我見阿爺歷史咁悠久便照住做，但最衰就係我啦，將阿爺的名譽，地位掃晒出去垃圾桶，執笠吖嘛，衰格，敗家仔，因為無將祖先基工業傳下去，我係衰仔。」街坊看到老人家這樣自責有點於心不忍，紛紛安慰是退休，不是執笠嘛！ 現時舖頭存貨，邱伯伯也不太肯定，他也開了買三送一優惠，但求把存貨出清，減輕負擔。以後如果有人想從環保角度學修傘和護傘，他仍樂於分享，不過如果用來作維生技藝他便不建議了，因為現在平傘劣貨當道，生意愈來愈難做。邱伯伯還提到，店中仍有一百來把修好的傘，他已經一一通知客人來取回，如果月底結束前不來便不會再保存。現在就代邱伯伯提提各位傘主人，你們的珍貴回憶有人替你用心修補，再不來收好便浪費邱伯伯的心機了。拎遮呀喂！ 新藝城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314號地下電話：92485748營運日期至 2025年12月底（暫定）

每個地方平民美食，往往是當地的文化縮影。如車仔麵，是香港人草根靈活的生存哲學——街頭木頭車起家，廉價食材自由配搭，濃醬快煮，從豬皮蘿蔔到龍蝦鮑魚皆可入碗，折射出港人務實、混搭、適應力強的一面。而日本的拉麵，則是匠人精神的極致追求——湯底熬製數十小時，麵條粗細、叉燒炙燒皆成體系，每間名店堅守獨門「配方」，反映日本對專業、深度與儀式感的執著。 由香港演員魏浚笙（Jeffrey）與日本新生代演員南沙良主演的《殺手#4》，便是一場車仔麵與拉麵的文化交融。這部電影在製作層面也體現了兩地截然不同的創作哲學：香港團隊的靈活即興，遇上日本團隊的精準規劃；即興爆發的表演節奏，碰撞事先精密計算的武打設計。當「自由配搭」的港式節奏，遇上「一生懸命」的日式美學，到底會有哪樣的火花？ text yuiphoto OiyanChanvenue The Black Hall 如何準備《殺手#4》的角色？有否參考或受到其他影視角色啟發？ 南沙良：最初收到劇本首稿的時候，其日文翻譯不太清晰，因此內容相當難以理解。在難以理解的情況下，我必須思考該說些甚麼、如何自行詮釋，這個過程遇上很大困難。 Jeffrey：首先很開心得到這次試鏡機會，其實我整個過程合共經歷了三次試鏡才得到角色。當知道得到「4號」這個角色後，我一開始給自己的功課就是調整身型，因為我覺得殺手予人的感覺應該是要身手敏捷，所以當時便開始鍛鍊和減重。好一段時間我保持每天運動，早上做Cardio，晚上則不停做Gym，也吃得特別清淡。所以當時體脂很低，體重也由大概74kg減到66kg。至於內在層面的準備，也有特意去看些殺手題材的電影，不過令我獲益良多反而是看《教父》。白蘭度演教父的時候常常會展現出一種很低沉的眼神，令我明白到原來不需要凶神惡煞也可以呈現出角色的威脅性。今次「4號」這個角色令我可以有機會展現認真沉穩的一面，與我以往的角色很不一樣，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Jeffrey首度擔正，有感到壓力嗎？如何設想「4號」這個角色？ Jeffrey：感覺緊張是有的，但我也很高興可以呈現自己不同的一面。其實我沒有特別大壓力，演主角或者非主角都好，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課。至於關於「4號」，我覺得殺手不會是那種凶神惡煞的樣子。如果一個殺手能夠被一眼看穿身份，那就很失敗了——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所以我作為一個殺手，也不會刻意去處理這個角色，或許需要在角色裡放入一些東西，但不會特意做些什麼來顯得自己很神秘。因為我覺得，殺手也是一個人，只不過他把自己心底的那份善良抹去了。當他執行任務、必須殺人的時候，他就暫時把那份善良關閉，去完成這件事。否則，如果有太多情感牽連，就會影響他下手。所以對我來說，殺手就是這樣：他會隱藏自己的情感，去做任何必須做的事。 電影中的動作場面，事前進行過哪些訓練？ Jeffrey：這次電影的打鬥訓練大概歷時半年至八個月，而拍攝團隊也事前準備得很好，他們事先拍攝了四至五場主要場口的動作示範，我們依照著影片不斷練習，所以對於一開始需要做哪些動作是很清晰的。正式訓練的時候，我們也大概都知道怎樣打、怎樣去配合角度，拍攝時很快便進入狀態。 南沙良：我需要拍攝的動作場面並不多，實際上也如Jeffrey所說，按照戲中的動作來練習，進入拍攝現場就是做跟練習一樣的事。 南沙良在這部電影中最大的挑戰是甚麼？與以往拍電影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南沙良：首先是動作方面，這是我第一次嘗試拍動作戲；其二是角色方面，我所出演的角色星野雲是一個很天真、很可愛的女孩，與我以往出演的角色類型有很大分別，因此也是一個挑戰。出演星野雲之前，我跟導演有過一些角色上的討論，了解到雲是很有主見的，但同時卻很有童心。我在準備前是一邊讀劇本，一邊在紙上整理重點，大概是寫下每一幕感情該演到甚麼程度，或者戲劇張力該如何掌握吧。因為劇本本身比較難理解，所以會自己再整理一遍。 香港與日本兩部分別花了多少時間拍攝？有過哪些難忘事？ Jeffrey：在香港拍攝的場口其實不多，大概就是幾組戲便完成了；日本部分就大概拍了一個半至兩個月時間。要說兩地文化差異，就是香港工作團隊做事很快速、很靈活，在現場常常會有些變動。而日本人則比較會按部就班地做事，按著事先準備好的計劃去進行，如果要臨時加插一些新的安排，可能會顯得有些手忙腳亂。我覺得兩地文化各有好處，日本人處理所有事情都很精密，每一個場次的設定、道具全部都是事先準備好，一切都很準確。只是有時候他們會怕那些臨時加插的事物，會不夠盡善盡美罷了。 南沙良：確實如此，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感受到香港團隊做事非常迅速，而日本的準備工作非常細緻、充分，但確實相對之下準備時間很長。因為今次也是我第一次隨外國劇組工作，所以第一次切身地意識到，原來日本人確實很喜歡按照制定好的規矩工作，不太喜歡有變化。 港日合拍的創作環境有什麼差異與火花？兩位在現場如何克服語言、文化交流障礙？ Jeffrey：如果談論細節和劇本，一定需要翻譯人員幫忙；但平時開玩笑就用一點英語去溝通。說來對戲我們倒是完全沒有語言上的問題，默契極佳，從來沒有一次因為語言不通而NG。我覺得這是很神奇的事情，因為日文有時很長，廣東話則很短，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彼此甚麼時候說完。但彼此好像都有一種莫名的化學作用，就是知道大家何時講完對白。 Jeffrey更與幾位日本電影前輩有對手戲，對前輩有哪些觀察與學習？ Jeffrey：我覺得每一位演員準備都很充足，基本上大家都做足了功課，一進入角色就已經在狀態中。但說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竹中直人前輩。他在其中一幕有一段很長的對白，一開始他只是正常地說，說著說著——他居然唱了出來。後來才知道，這是他自己創作的方法，劇本裡其實沒有要求他用唱的。我覺得前輩在構建角色以及他營造出的氛圍，真的讓人覺得很厲害，甚至該說，完全就是組織大哥的感覺。我會覺得，他這樣的呈現方式真的很厲害，讓我相當震撼。 最難忘的一場戲？ Jeffrey：我最深刻的，應該是「紙鎮」那場戲，那是我倒數第二場拍攝的戲。當中有個鏡頭是一鏡到底的，我要一個打八個，用一種U字形的走位去打。我覺得，那場戲無論是和各個單位的配合，所有細節、所有時機的掌握，都必須做到完美才行。因為我們是在拍慢動作，所以每一步都必須非常精準。不過那個鏡頭我們大約拍了三個小時，比導演預想的五六個小時快，所以這樣看來，還算蠻順利的。 南沙良：其實與Boss（編按：童星森優理斗飾演的角色）的每場對手戲，都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在塑造雲這個角色時，與Boss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當中與Boss最後的道別場面，更令我印象深刻。 Jeffrey戲中形象被觀眾指似陳冠希，有哪些想法？ Jeffrey：其實打從出道開始，就一直有些類似的議論。但我自己是不去理會的，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我現在只想重新專注在演戲，或是其他技能上。只要能呈現出自己不同的一面給大家看，我就會很開心。至於說像誰呢——我不會去理會這些。

在香港，中英夾雜的語境是刻在一代人身上的文化習慣，Pixel Arts出身的「當代大文字創作者」Franki，自去年開始「大文字」毛筆字藝術創作，選擇以螢光橙色刺破黑白的沉穩，用粗獷鋒利的筆觸為語，將港人的生活體悟與市井溫暖澆鑄進一幅幅「爆邊」字畫之中。 從去年新春偶然分享作品引發關注，到如今將「大文字創作」視為核心藝術表達，Franki不僅打破了傳統書法的邊界與表達桎梏，更讓筆墨間的文字，成為連結傳統與現代、中文與英文的獨特文化橋梁。近日，我們在他參與的「藝術不散場：JCCAC 冬季展覽 2025」上與他深談，試著從東西方結合的視覺對話中，讀懂「只屬於香港的文字美學」，一同走進這片充滿張力與溫度的大文字世界。 text • Leon Leephoto • Oiyan Chan 筆尖藏著最真的表達 談及與文字創作的淵源，Franki的表述格外率真：「我小學跟老師學過基礎寫法後，就沒再正經鑽研過。但從小就愛隨手寫寫，每逢新年必練幾筆，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到現在。 」於他而言，寫字就是很自然的情感表達 —— 用筆勾勒字的輪廓，寫得多了，便慢慢摸透了好看的結構；沒毛筆畫的時候，哪怕握著毛巾，也會模仿勾勒動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獨屬於自己的手感。 而真正讓這份熱愛昇華為藝術創作的，是去年新年的特殊心境。 「那陣子身邊發生了不少事，心情格外低落，就想多寫一點發洩情緒。譬如展出的其中一幅作品，我寫了王菲〈曖昧〉中的一句，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間，便很契合我的心境。」 一開始，這些作品只是送給朋友的禮物，直到在網上分享後，意外收穫了許多欣賞。「原本沒指望純粹抒發心情的東西，能被注意到，正是大家的喜愛，讓我有了一直做下去的動力。」 撞色、破界，寫透本土感覺 Franki的作品向來辨識度極高 —— 螢光橙、黑、白三種顏色搭在一起，撞出醒目和諧的視覺體驗；中英文混著寫，藏著濃濃的香港味道。這獨特風格的背後，是他對美學與本土文化的深刻思考。「我發現，街上貼的告示大多選用螢光橙色，但都是用硬筆寫的，不好看。我想善用這個天生吸睛的顏色，讓文字創作更有生命力。」 黑與白的搭配，則是為了實現視覺平衡，「這三種顏色是我目前覺得最強烈也最和諧的組合，哪怕寫奇特的字，也不會顯得雜亂無章。」 選字體的時候，Franki就愛粗獷、鋒利的風格，不願精雕細琢，更不願被規則束縛。 「我不喜歡被限制，『寫爆邊』就是一種感覺 —— 有時候明明轉彎的地方寫得挺流暢，我也會硬切下去，就是想讓畫紙『炸開』的那股力量傳達出去。」 這種不追求完美的率性，讓他的作品充滿了張力，每一道筆觸都承載著當下的情緒與衝勁，直抵人心。 中英夾雜的寫法，更是其作品靈魂所在。「香港向來都是英文教育與中文環境並存的，連說話都傾向中英夾雜，這是本土的文化習慣，我特別欣賞。」因此在確立作品風格時，用中文書法的技巧書寫英文，讓兩種文字互補，完整傳達含義。「有時候單靠中文表達不夠完整，必須結合英文才能說透。比如『七星拱照』，我會寫七個『星』字，配上『STARSSSSSS』的七個『S』；『五福臨門』就寫五個『福』，對應『BLESSSSSING』的巧思 —— 香港人一看就懂，很有共鳴。』 從日常擠出藝術空間 不過，Franki目前未有工作室，只能等家人熟睡後才能「開壇」創作，要不然四歲的孩子總想湊過來一起寫，讓他不得不爭分奪秒。這樣的創作節奏，反倒孕育出獨特的氛圍。「所以創作大多集中在晚上下班後，等小朋友熟睡了才敢動筆。其實開始寫不難，最麻煩的是收尾 —— 作品需要時間風乾。試過一次忘記關掉掃地機械人，它直接跑出來『打掃』，把畫上顏料拖得滿地都是，不僅毀了作品，場面還特別狼狽。偏偏那次寫的是『笑一個』，現在回想還是覺得很有趣。」他笑著說，自己創作從來沒甚麼固定規矩，幾乎全憑手感和心情，「要是當晚有精神、有感覺，就拿起筆寫；要是手感不對，寫了好幾張都不滿意，便會果斷停下來，改天再試。」 身為設計師，Franki在商業合作與藝術創作之間找到了舒適的平衡。「設計師的職責是替客戶解決問題，藝術家的核心則是表達自己的感受，這兩個身份我分得很清楚，反而能相互促進。」面對商業合作，他有自己的堅持：不願被過多限制，始終保留作品的核心特色。「有時候客戶會希望字體再清晰些，覺得英文遮蓋太多，但這其實是我的刻意設計 —— 就是想讓看作品的人多花點時間，琢磨中英搭配的深意。」 商藝共生的毛筆字藝 從與運動品牌 HOKA 的合作，到走進酒吧為外國客人現場在扇子上書寫，Franki 的商業創作嘗試越來越多，卻從未丟失藝術的溫度。「現場書寫一開始挺有壓力，有時候要一次性寫五六十張，但只要進入狀態，就完全顧不上周圍的聲音了。看到外國客人潑乾墨水時開心的樣子，我也覺得特別有意義。」對他而言，大文字創作不僅是賞心悅目的視覺作品，更是香港本土文化的鮮活詮釋。 「接下來我想嘗試更多語言，不只是中文和英文，看看其他語言與這種寫法能不能碰撞出新火花。還想創作更大幅、更有空間感的作品。」Franki 說，創作的核心永遠是真實表達情緒：「我寫的都是積極向上、鼓勵城市人的內容，希望每一個看見作品的人，都能接收到這份直抵人心的衝勁與溫暖 —— 這就足夠了。」

Stephy再出道！鄧麗欣從千禧年代Cookies入行，唱過很多少女歌曲，拍過不少愛情電影，從《空手道》、《金都》蛻變至近年《飯戲攻心》、《紅豆》等，來到入行20周年，月前終於首次登上紅館開騷，今個月亦迎來另一個第一次，就是以畫家身分「出道」！ 自小就學習畫畫，長大後修讀藝術，Stephy入行後放下畫筆，疫情期間再次接觸畫畫，感覺比冥想更專注。機緣巧合下，今次於啟德舉辦首個個人畫展「Step into the Secret Garden」，透過藝術形式公開她的「秘密花園」，希望今次展覽讓大家觀照自己，明白放下才是人生的大道理。 text．Nic Wong makeup．Cyrus Lee hair．Ritz Lam @myös stylist．Queenie Yu wardrobe．NET-A-PORTER、POSSE、Paris Texas 第一次覺得「美」是甚麼時候？ 很小，幼稚園的時候。我記得有一位老師特別漂亮，那一刻我就懂了「漂亮」和「不漂亮」是有分別的。那應該是我第一次對「美」有意識。 你小時候是怎樣開始學畫畫？ 小學時有朋友帶我去暑期班，才第一次正式上堂，學填色、打陰影、素描。我媽媽說我很小時畫畫已不錯，至少填色不會出界，對顏色特別敏感，長大後中學開始修讀藝術，學油畫、平面設計等，自覺都有天賦。 小時候畫畫對你有多大影響？ 小時候我更加靜，靜到可以更靜。好多時躲在家裡，沒事就拿鏡子畫自畫像。那時候已經覺得自己好成熟，不想講太多話。畫畫就是我跟自己相處的方式。 現在的你，眼中對「美」的定義是甚麼？ 現在覺得「美」是很闊的，尤其這個世代很容易被洗腦，覺得某種東西才叫漂亮。但其實「美」跟藝術一樣，沒有對錯，沒有一定標準，是你自己怎樣去感受那一樣東西。我現在更相信，「美」是要從心去感受的震動。 入行後停了畫畫多久？疫情又是怎麼重新拿起畫筆？ 停了大概二十年。疫情突然多了時間，我就想，不要浪費自己的天賦，不如重新拿起畫筆。畫第一幅的時候，突然覺得「嘩，原來我真的好鍾意畫畫」，畫畫比我平時打坐冥想更專注，更能靜下來，能把煩惱、情緒全部釋放出來。那段時間畫了好多幅，也徹底愛上了這種感覺。當時純粹是自己的表達，完全沒想過會變成展覽。 這次畫展的起點是甚麼？ 純粹機緣巧合。很多朋友看到我在IG貼出自己作品，人人都問：「你會唔會開展覽？」我從來沒想過，也覺得好像沒這方面的能力。後來朋友舉辦姆明八十周年展覽，我很喜歡這部卡通片，而那位朋友問我：「我那裡有個位置，你要不要做個人展覽？」於是我便膽粗粗答應了。人生很多機會就是這樣，你不捉住就沒了，所以我就勇於答應，亦慶幸有個空檔期，能抽更多時間來畫畫展出來。 姆明那幅畫的靈感從哪裡來？ 小時候看姆明卡通，只覺得可愛；長大後才知道作者Tove Jansson是芬蘭人，故事背景在芬蘭森林。我沒去過芬蘭，但一直好憧憬那裡的雪景和極光，這幅畫就是幻想姆明在芬蘭的極光夜空下生活。我故意不用「正常」的綠色極光，用很奇幻的顏色，因為姆明的世界本身就是很奇幻、很神秘、我們永遠觸不到的感覺。 得知那是一幅流體畫，最難的是甚麼？畫了多久？ 這是我第一次畫這麼大幅，畫的時候覺得好大好大，要整個人趴在地上拿風筒吹，腰伸到中間又不能碰到畫，全部都是油，真的要凌空操作。底色還在流動的時候就要一次過完成，不能等到乾，乾了就沒救。整幅畫大概三、四天完成，但腰痛了兩個星期。如果再大一點，我就真是不敢挑戰這種流體畫了。 另一邊廂，你畫小朋友的眼神特別細緻，但畫花又很寫意，整體很矛盾，為甚麼？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像我又打排球又畫畫又要唱歌演出等等，既好動又好靜，既寫實又抽象。這次展覽我沒刻意分主題，就是想讓大家看到：人就是這樣，會經歷不同階段的自己，不同階段的情緒。不需要掩飾，想說的時候就擺出來。每幅畫背後都有意思，但表達方式不同，其實那個都是我。 你最喜歡呈現小朋友的甚麼？ 他們的表情很真實。大人會掩飾，小朋友不會。他開心就真的開心，想事情時，眼神就會木納。你一看就知道那份情感。我很多素材都是自己去探訪時影的相，再畫出來。 搞畫展跟搞演唱會，哪個更難？ 完全兩回事。演唱會有排舞師、導演、音樂總監一大班人幫我思考，我只需要溝通。但畫展好多東西要自己落手落腳，所有前言、介紹、後語都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因為沒有人知道我想講甚麼。腦袋要不停轉，加上我想的不只是畫畫，還要設計讓大家有感受的位置，比我想像中複雜好多。 今次展覽主題「Step Into The Secret Garden」，你希望觀眾帶走甚麼？ 我反而不想大家帶走任何東西，我想大家放下一些東西。「秘密花園」所指的是每個人的內心，我把自己的真實情感放進畫裡，但希望大家走進來時，不只是看我，而是安靜地觀照自己，疏理一下自己的情緒。現場離去前，每人都可以取得一塊葉子，大家可以把煩惱寫下來，然後放進箱子，象徵著放下。「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今次就希望大家放下那些「葉」！ 最後，想跟走進你「秘密花園」的觀眾說一句話？ 不要以為你很了解自己。其實有時靜下來，再觀照多一點，你會發現，原來自己還有好多陌生的地方。希望你走進我的花園的時候，也同時走進自己的花園。然後，記得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放下。 鄧麗欣展覽 – Step Into The Secret Garden日期：2025年11月14日至2026年1月4日地點：啟德零售館2,…

常說有些歌手演員「一出道即巔峰」，張繼聰真正入行20年（不計童星出道那次）卻剛好相反，幾乎「一出道即谷底」，不久就結婚生仔被欺凌鬧樣衰，但他從未放棄演戲夢，輾轉到TVB拍劇入屋，深得張家輝「化骨龍」真傳，加上演藝學院的訓練，別樹一格成為新一代喜劇高手，也成了近年賀歲片常客。 喜劇演員「轉型」正劇認真演劇，往往有相當難度。張繼聰曾被當街非禮，要求除衫震波猜枚，歷年來受盡無數批評，他卻敢於面對甚至反擊，他直言因為自己是「Rocky底」，拜史泰龍做偶像，深受《洛奇》精神影響，因此幾年前仍在拍電視劇便想拍電影，就與監製陳維冠透露，不如拍一部真正熱血的電影《金童》。事實上他也力拼到盡，花兩年操肌節食跟曹星如學拳，變身為一名中量級拳手。 世事未如人意，《金童》因資金等各項問題，等了六年才成功上映，張繼聰更真金白銀花了六位數字來埋尾；世事又往往出乎意料，拍攝《金童》之後的張繼聰，榮升「影壇社工」一職，拍了《馬達·蓮娜》改變一生，再拍《窄路微塵》更奪得影壇首個影帝獎項。 今天再看《金童》，必須要感謝化骨龍與史泰龍。 text． Nic Wong | photo．Ho Yin | hair．Cooney Lai | makeup．Levina Bo MakeUp | location．FWD House 1881 十五樓養的牛牛 張繼聰首次嶄露頭角。早於八十年代中以童星身份，曾演過港台劇集《陽光下的孩子》、《香江歲月》、《晴天雨天孩子天》等，也少不了包括家傳戶曉的廣告，一句「十五樓養的牛牛」深入民心。他笑指當年別說演戲，就連文字都不懂。「小時候怎會知道演戲是甚麼？最初拍戲時我讀高班根本未識字，PA給我看劇本都是念口簧，卻帶我進入了一個奇妙的世界。我覺得演戲很有趣，所有廠景、父母等，甚麼都是假的，但拍完出來都很真實，尤其那些情感都是真的。」他自覺有天份，很快投入，自此找到畢生興趣，也為他日後的演藝事業奠定了基礎。 童星出身的經歷，讓張繼聰早已明白，有人會無緣無故喜歡自己，也引來無緣無故的討厭。「當時學校裡有些同學或朋友會欺負我，有些人會喜歡我多些，但有些人會突然不喜歡我，其實和現在一樣。他們對我的愛超越了我做過的事，對我的恨也是一樣，小時候就明白這件事，總之不是正常人的待遇。」這一切沒影響他渴望入行演戲，讀完演藝學院後，張繼聰於2005年以歌手身份正式出道，卻遭遇重重挫折。「演藝學院畢業想做唱作人，等了三年，唱片公司看到我的照片，不聽demo就拒絕了。」 入行不久，張繼聰隨即備受批評，與謝安琪結婚生子，彷彿得罪了全香港，接連被傳媒網民瘋狂攻擊。「和我老婆結婚開始，那幾年對我來說非常難捱，好像在風眼當中，要處理很多事情。在這個行業中，當時我只是個新人，卻經常上雜誌封面，人家卻不是喜歡我，每次都針對我。」他坦言，對於每個男人來說，由男孩變成男人，需要花些時間。「我剛剛結婚，剛剛做人父親，剛剛在事業起步，任何人進入一個事業，沒有十年八載怎會建立到一些東西？人家要學習幾十年，30歲前的我已經濃縮了，一次過經歷所有。」他不時慶幸，自己居然沒有死掉。 受欺凌始祖 連續幾年間每日被人討厭，張繼聰自言到了某個程度，他也認同了那些反對者的意思。「我是否真的那麼討厭？我是否真的那麼樣衰？我是否真的那麼沒價值？」最初兩年，他還像自己的偶像——史泰龍的洛奇，嘗試把所有壓力都頂住。「回想我奪得作曲人獎那一年（2007），其實自己很不健康，全年都困住自己，下午跑步健身及跟家人吃飯後，我就躲起來寫歌，直至某個時候真的崩潰了。」 他反抗了兩年，到最後都發覺，自己改變不了別人。「人們總覺得我是垃圾，我記得很用心做完一個現場表演的綵排之後，某某留言說了一句：『你怎樣做都沒有用，你根本在台上就是核突，你就是沒有價值。』那一刻，我就真的倒下來了，始終都逃不過患上了情緒病。」 跌至谷底，是怎樣才能站起來？向來熱衷New Age的張繼聰是這樣說的。「我總覺得，每一個人投胎前都會幫自己自編自導自演一個人生劇本，選擇一個主題去探索，很明顯我這一部是勵志片，我人生就是Rocky，那一刻沒有放棄。」說穿了，這是一場對夢想的考驗。「有時真的喜歡一件事，我覺得夢想不是年輕時談談藝術，『我喜歡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要怎樣做契訶夫』，反而是你無錢開飯，然後被人當你是垃圾，沒有人覺得你有價值，但你仍然覺得：『我還是很喜歡』。」 那時我沒有工作，我依然是個半紅不黑的歌手，還未做演員，有一刻覺得『我』這個字好像跟世界脫開了。聽起來很禪，其實我是我，也不是我，張繼聰這個名字，你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好像突然一刻開竅。我開始找到自在，就不在乎別人怎麼看。 張繼聰 結果，TVB成為他重獲新生的試煉場。「之前我被TVB封殺了，後來解封簽回合約，珍姐（曾勵珍）說這個小子適合拍戲，祖藍知道後，便問我有沒有興趣演《老表》。我想知道，究竟我想演的喜劇是否可行？」《老表，你好嘢！》系列中，張繼聰的表演有目共睹。「你問我怕不怕被人笑？我一向都被人笑的，有甚麼大不了，我一直都在谷底，於是我就打從心底享受地嘗試。」在TVB那五年，他在最初兩年半盡情將想玩樂的元素融入角色，後來開始想減少表演痕跡，深明自己由頭到尾都不是「親生仔」，只是普通藝員的合約。「終有一天，我希望出來拍電影。電影才是我最後落腳的地方。」 化骨龍2號 往後，張繼聰陸續拍電影，其中與張家輝合拍《陀地驅魔人》及《低壓槽》等，盡得化骨龍的真傳。「《陀地驅魔人》遇到家輝哥當然好幸運，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罩，每個人都喜歡他，而我在《陀地驅魔人》正正做化骨龍嘛，家輝哥便把化骨龍的東西不斷過給我，那次真的學到很多。」除了張家輝，還有周星馳。張繼聰坦言早前有幸和星爺談過戲劇。「為甚麼周星馳那麼厲害？因為全都是喜劇的處理，尤其他的分鏡很厲害，已經很好笑，近乎是動漫的分鏡。加上他演戲的每一個時刻都很自然，每一個點都要做好，可能五句台詞中，已經有三十個點要連繫到，這樣才夠自然，才夠好笑。」 喜劇巨匠來來去去只有數人，張繼聰坦言喜劇有它的趨勢，以往曾經流行占基利那一種，但現在又不行，正如近年他亦推掉不少喜劇角色，始終品味改變了。「以前的《老表》近似化骨龍的角色，近年也有些喜劇找我演，但我不想演了。有時看到一些reels重溫當時片段，真的好低能，以前覺得好笑，現在覺得不好笑了，或是那個年紀來演是好笑，我再演就不好笑了。」甚至乎，他深感喜劇演員不受尊重。「很多人覺得演員演正劇才更厲害，我試過在《老表》劇中演震波猜枚後，有街坊在大埔走過來非禮我，公然摸我叫我猜枚，好像覺得我是諧星。其實做喜劇都很困難，應該多點尊重。」 近年張繼聰是賀歲片常客，同時他也演了不少正劇，特別提到疫情拍攝的《馬達．蓮娜》，即使很少人看過，但他心裡卻很享受。「這是我演員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戲，當年拍攝剛好遇上疫情，足足停了一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看很多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及近代的演戲書，並開始和天下一年輕演員做工作坊，實踐那些書中提及關於演技的新看法。當我發覺他們真的做到時，我當然也問自己還做不做到？能否放開自己？」 「我想做到沒有了『我』，看看觀眾可否聯想到自己身邊認識相近的人？例如《馬達．蓮娜》，我要演一個很沉鬱的角色，適逢當時去澳門拍攝要先隔離21日，我便決定關掉電話，每日給自己上Facebook上網一個小時而已，於是我很快發覺自己跟世界隔絕了，期間還要過了聖誕節，看到家人聖誕節，人人都很開心，我自己卻坐在房間，每天唯一看到的，只有幫我撩鼻的那個生化危機人。我從窗口看著海，真的感到原來世上沒有人覺得自己存在的那種孤寂，也是我第一次好深去觸碰角色。片中有個鏡頭拍著我吃飯，我都不知道原來我的眼淚已經滴下來了，我開始不理會鏡頭在哪裡。最後那個鏡頭沒有用到，那部戲最後拍出來怎樣，我覺得一切已經不重要了。」 沒多久，張繼聰就拍下《窄路微塵》，奪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男演員獎。「其實那個角色沒有《馬達．蓮娜》那麼難，他是一個很正面的人，我想透過角色說些甚麼，譬如那句『世界再壞，不等於我們要做一個壞人』。我和導演說，想總結那個角色有個信念。」 史泰龍N號 有趣是，張繼聰主演即將上映的拳擊電影《金童》，其實拍攝於《馬達．蓮娜》及《窄路微塵》之前，他不諱言，《金童》的誕生是因為史泰龍，也始於他與合作無間的監製陳維冠（Joe）的一場閒聊。「拍《誇世代》期間，有日休息時我跟Joe談起不如一齊拍電影，他問我想拍甚麼，我直說不如拍《洛奇》，大家從小到大都最喜歡，我提議拍一部不扭橋、用最傳統方法說人生說勇氣的電影。」於是兩人開始找編劇、監製，甚至還未找投資者，而張繼聰一心想all in。「我一早就找健身教練，慢慢學打拳，因為那時仍然很瘦，我想變成中量級拳手的身形。」 香港拳擊勵志片，怎能不想起《激戰》？張繼聰直言，張家輝珠玉在前，對方用了九個月，他就決定用了兩年追上對方。「以往《老表》時候已經有除衫演出，還是鋼條身形，直到2017年初，我跟隨一位健美冠軍的教練練習，她問了我好多次，到底肯犧牲多少？她說我們用純天然的方法去練習，很辛苦又會走樣，先會變成一頭豬，而且長達兩年。」除了瘋狂健身操肌，還要改變飲食習慣，要改成一日食八餐，每餐吃雞、飯、菜等等，令他叫苦連天。 兩年來每天重複，而且每天夾雜著拍戲。「第二年開始，我還要跟曹星如練拳，Rex將我看成真拳手那樣練習，因為我很想練到一個拳手的眼神，擺樁、反應等，那些表情一定有不同，甚至紮繃帶的時候，節奏也會不同，我很希望探索一下。」張繼聰坦言，他練習組合拳至少練了一萬次，每天在家裡對鏡練習，但還是覺得自己有不足。 最辛苦的時候，也是洛奇陪伴他。「同時我在拍《尋秦記》及其他電影，放工後無論多累都要堅持每天跑步，起床覺得雙腳很痛也要繼續，吃些Fat Burn或者喝杯齋啡就出去跑，我就聽著洛奇歌曲〈Eye Of The Tiger〉，一邊聽一邊跑，一邊想著《金童》好似《洛奇》那樣有很多人看，很戇居，真的跑到哭。現在回想究竟會有多少人入戲院看？可能只有四個人，但熱血就是這樣。」 資金是《金童》苦等多年的最大挑戰，張繼聰為了電影能夠順利上映，不惜自掏銀包花六位數字來完成。「其實拍到最後階段，資金已經開始有些問題，所以最後結局拍得很急。當時我再年輕一點，曾經想過按樓來拍，因為我練了兩年，拿了條命來拍，最後拍不完的話，我真的死畀你睇！」最後拍攝問題解決了，後期卻欠缺資金。「我沒有很多煩惱，我只問了那個金額是多少，如果很大而解決不到，我就接受命運安排，直接出那個版本，但如果負擔得起，就做好一點。」張繼聰坦言，後期獲得很多行內人及前輩幫忙，義無反顧幫他完成。「有些前輩幫我跟後期、教我聽混音；有些公司幫手收便宜一點，甚至很多人都沒有收錢，這份感動是，我覺得我已經沒有輸了任何東西。」 影壇社工 近年「洛奇」也拍《Creed》傳承下一代，張繼聰則被指是影壇社工，積極與新一代分享經驗，與MIRROR不少成員合作及傳授心得，他笑指自己是中生代，當年讀書還在看古天樂的電視劇。「我很緊貼潮流事，到現在和年輕人工作，會吸收他們的想法，但在長輩身上，我覺得很多價值觀真的很重要。」 自覺處於中間，就想成為兩邊橋樑，而且適合他愛分享愛討論的個性。「我入行的時候，演員們沒有人談戲，沒有人會說你怎樣演，甚至聽說有些前輩有種競技心態，要計算end shot在自己身上，要給所有人驚喜，但我不認同，我永遠是發光的另一邊，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反而幫到對手演好角色，令對手發光，那樣觀眾也會看到自己。」他歸功於演藝學院的訓練是，提倡ensemble work，每個人都要發揮好。「所以愈不想自己，可能性就會愈多，所以我絕對不是老師，只是分享一下而已。」…

提起愛情戲，也許先想到霸總與灰姑娘的錯位糾纏，或是校園裡青澀懵懂的雙向奔赴，這些熟悉套路，早已成了觀眾心中的 「安全區」。但一部港產片，卻偏偏離開這份安逸，把鏡頭對準了甚少觸碰的角落：殘障者的情慾需求、照顧者的隱秘傷口，以及兩個極端反差的靈魂如何在世俗眼光中靠近——它就是《像我這樣的愛情》。 當陳家樂遇上 「內心殘缺的健全人」阿健，當廖子妤（Fish）化身 「身體受限卻心靈明亮」 的阿妹，他們不僅要進入一段打破禁忌的情愛，更要走進角色生命裡，去感受腦性麻痺患者的肢體桎梏，去體會照顧者無人分擔的壓力，去碰觸那些被忽略的「普通人的渴望」。從兩人回憶拿到劇本時的驚喜與忐忑，到聊起拍攝親密鏡頭時的趣事與考量，閒談間也漸漸發現，這部戲正悄悄重塑他們對「愛」的認知。 text • Leon Leephoto • hoyin_photographyhair • Zap Tang（fish）、kenrick Siu（Carlos）make up •Sakura（fish）、Khaki yan（Carlos） 劇情簡介 《像我這樣的愛情》聚焦少數群體，以獨特愛情故事為載體，深刻探討社會議題。腦性麻痺患者阿妹（廖子妤 飾）性格跳脫樂觀，儘管身體受限，仍執著追求獨立生活，與朋友往來、埋首繪畫、嘗試踩板，不向命運妥協。過度保護她的母親，卻計劃安排她接受子宮切除手術，這一決定讓阿妹的身體自主與生活節奏備受衝擊。 在朋友推薦下，阿妹接觸到一個為殘疾人士提供性服務的組織，並結識了熱心義工阿健（陳家樂 飾）。相處中，兩人逐漸萌生微妙情愫，在相互陪伴中彼此療癒，共同面對道德質疑、身體限制與社會接納的多重掙扎。影片以真摯愛情為核心，大膽探索身障者的性權益，譜寫出一段跨越身體邊界與倫理爭議的動人關係。 我們這樣，是愛嗎？ 最初拿到劇本，家樂與Fish的第一反應，是被故事的「獨特」擊中。 「我覺得導演很刻意寫了兩個極端的人，去看他們怎樣發展。」 家樂回憶道，他飾演四肢健全的阿健，內心卻佈滿缺陷，像一具失去靈魂的空殼；而Fish飾演的阿妹，雖因腦性麻痺身體行動不便，內心卻盛滿希望與純粹。這種反差讓他無比好奇：「在愛情片裡，這樣的兩個人要如何相遇、如何發展？這本身就足夠有吸引力。」 對Fish而言，這種吸引力更為本土電影添了一份 「難得」。「香港很少愛情片會碰到殘障者情慾這個題材，據我所知從來沒有過，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感興趣，甚至想過自己寫。」她坦言，自己早年就關注台灣 「手天使」 義工團的報道，那些關於殘障者情慾需求的故事，曾被她默默存進文件夾，卻未想過有一天能透過角色具象化。雖然只有半個多月準備時間，但為了貼近阿妹的狀態，她特意約見了不同程度的腦性麻痺朋友，從生活細節聊到私密的情慾需求：「他們會告訴我，坐輪椅去餐廳有多難，自己解決需求時會遇到什麼困境，這些真實的細節，都成了我揣摩角色的基石。 」 為了讓角色更立體，兩人還與導演反覆打磨真實性。譬如Fish是右撇子，卻主動要求讓阿妹的右手「作廢」，所有動作都用非慣用手完成：「畫畫、控制輪椅、跟別人親熱，甚至吃飯，都得用左手。」她笑說，就連說話的模糊度都要精準把控，不能清晰得像正常人，卻又不能讓觀眾聽不清台詞，箇中平衡調整了很久。而家樂則沉浸在角色的「內心廢墟」中，他觀察過許多照顧者的狀態：「他們要裝作堅強，怕讓被照顧者難受，久而久之亦會憋出精神問題。尤其阿健在戲內不是徹頭徹尾的『廢人』，而是一般人遇著打擊，變成行屍走肉的軌跡，這點比單純演肢體動作要難得多。」 愛無關身體，只關真心 拍攝過程裡，有驚險也有溫暖的細碎瞬間。家樂對一場大尺度親密戲印象尤其深刻，是他入行以來的最大突破。「露股了。沒有試過在鏡頭前裸露這麼多，只用很小的布遮擋，靠雙面膠固定，貼在身上很不舒服，但相比肉體的赤裸，要披露心靈其實更加困難。」據他憶述，導演希望其徹徹底底「撕開」自己，把最真實的情緒掏出來，再注入到角色。「就像把我的靈魂拆成一塊一塊，這個過程很痛，但也很過癮。我本來認為自己跟阿健是截然不同的人，但試鏡前眼睛出了問題，眼珠佈滿血絲，也因藥物副作用變得浮腫，令我對『低潮期的人』有了更深層體會。」 而Fish最難忘的，則是一場輪椅「暴衝」戲碼 —— 攝影機在車上來回跟拍，工作人員不能靠近入鏡，因此她必須獨自操控輪椅往前衝，卻沒料到路面突然凸起，「輪椅差點翻了，前面還有路人，我已經忍到最後一刻，但真的快要倒下，只好『出戲』伸出雙腳穩住輪椅；還有一場飛鵝山滾下山的戲，需要我們躺在山上談情，那種現實裡不會有的浪漫，反而成了難忘又過癮的回憶，可惜那段被剪掉了。」 演愛情是信任遊戲 這份 「過癮」 背後，是兩人之間無條件的信任。Fish分享，演戲就像一場「信任遊戲」，如果對手不願意接住你，就會像懸空了一樣慌張。「之前遇過會『借視線』的對手，會忍不住懷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好，但家樂不會。無論是戲裡的情感爆發，還是戲外的細節溝通，總能精準捕捉我的情緒，哪怕是很細微的變化，他都能接得住。」 家樂笑著回應：「無論如何，我都會接住她。」在他看來，阿健與阿妹的愛情本就附帶著一種脆弱感，如果私下兩人不願溝通，戲裡情感又怎麼可能真？廖子妤也補充：「戲內戲外都培養出信任的話，不用怕演得不好，不用怕情緒出界，因為知道有人會兜底。我認為對於『阿妹』放開自己，體驗一般人的甜酸苦辣也有幫助。」 我們不止是愛情 演完這部戲，兩人的愛情觀也走向了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向：家樂更加篤定 「愛情無關世俗眼光」。「阿健和阿妹的愛情被很多人視為禁忌，甚至被曲解成『強姦』。我認為世俗習慣批判不對等的關係，可真正的愛，從來都是兩個人的事，只要彼此契合，就不該被外界的聲音幹擾。我很慶幸自己結婚了，並在電影中展現了我所理解的勇敢。」 Fish卻從阿妹身上發現了一份「謹慎的責任」。「阿健作為照顧者，肩上的擔子太重了。如果沒有十足把握一直承擔責任，沒有信心應對未來變數……貿然開始，反而會給阿妹帶來更大的傷害。」她輕聲說著，也許愛情裡的「不開始」，有時也是一種溫柔的負責：「愛不只是心動，還要考慮能不能給對方長久的安穩。 」 電影最珍貴的地方，或許不在於講述了一段禁忌之戀，而在於它用最克制的筆觸，剝離了「殘障者」、「照顧者」的標籤，讓觀眾看見兩個鮮活、真實的人 —— 他們會痛苦、會渴望、會心動，也會在愛裡掙扎與成長。家樂希望，觀眾走出戲院後，能多一份對 「不同」 的包容：「戲內沒有深入探討這個議題，我覺得是好事，電影能夠引起大家討論，社會正正需要這些關注的聲音。」Fish則期待，這部戲能成為一個「窗口」：「他們不需要被過度同情，只需要被平等對待，像對待每個普通人一樣，看見他們的光芒，也接納他們的脆弱。」

不久前才與李心潔一同在Netflix劇集《回魂計》為女兒復仇，舒淇影后搖身一變成為舒淇導演，執導《女孩》屢獲殊榮，更獲釜山電影節頒發最佳導演。她坦言電影籌備接近十年，受到合作無間的侯孝賢導演鼓勵執導，拍《刺客聶隱娘》時更催促她，才下定決心寫好劇本。 眼前這個《女孩》，有她的童年陰影也有不少幻象，舒淇坦言自己與父母還未完全和解，但拍戲途中更明白為人母親的艱難，終於明白每個媽媽都曾經是個女孩，又有沒有誰人問過：「以前這些年來怎麼過？」 Text: Nic Wong | Location: The Mira Hong Kong 那邊廂劇集《回魂計》還未落幕，電影《女孩》經已在各地上映，原來去年的拍攝期也剛好緊接。「《回魂計》殺青不久，我要就回台灣籌備《女孩》，但前者只做是演員，後者是我計劃了十幾年的事，感覺完全不同。」同樣都是母女之間的感情，涉及恩怨情仇。「復仇？奉還？借了錢一定要還，仇可以不用報。至於恩情，無論還不還都好，都一定要放在心裡。」 《女孩》故事背景設定在1988年的基隆港，白小櫻飾演的女孩林小麗，生活在一個充滿家庭暴力的家庭，邱澤飾演的父親經常飲醉酒後暴怒發狂，9m88飾演的母親偏心妹妹，小麗在迷惘中長大，渴望逃離黑暗，直到她遇見林品彤飾演的生活自在而無懼世人眼光的李莉莉，她才第一次看見世界的色彩⋯⋯ 舒淇導演鏡頭下的小麗，每每躲在衣櫃裡，驚慌地聽見父親醉醺醺地回家；母親友善地把忘記攜帶的飯盒送進課室，同時送上一巴掌。小麗受到母親的暴力，看來比父親更直接到肉。「我不想拍爸爸把女兒提起來撼到牆上，太粗暴了，但我想呈現飲醉酒的人好像喪屍，眼神沒焦點，你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出拳，那是最可怕的。所以我特別拍攝女孩躲在衣櫃裡，讓聽覺放大。那種恐懼，比拳頭更大。」 看過《女孩》，大概覺得舒淇處女執導作品正是她的一部半自傳，她婉拒這樣的形容，表示片中固然有她的童年陰影，同時也有不少幻象。至少，故事背景與她的成長環境相似，像片中父親的電單車後座貼著鍾楚紅的相片，電視裡播著張國榮和蔡琴的歌曲。「那些都是我小時候的記憶。每個晚上六點半，最紅的綜藝節目，裡面都是香港明星。」對她來說，明星就是明星，沒有台灣、香港，美國之分，一切就是銀幕裡的公仔。 八十年代的台灣，時代正在進化中，煙塵蔽日，舒淇的家境也不太好，於是她在《女孩》中加入了主角喝牛奶那場戲。「當時學校裡能夠飲牛奶的，都只有富有人家。那個女孩可能不是第一次喝，但那樽牛奶的香味、順滑的感覺，是她從沒體驗過的，她很珍惜，這也是我跟演員形容的感覺。」小麗接過牛奶卻發呆，不敢說謝謝。「她不是不懂感恩，她是害怕，尤其害怕習慣了別人對她的好，害怕被看到頸上的瘀青，害怕家裡的事曝光。所以她寧願偷偷地喝，偷偷地食東西，也不願接受。」小麗笑起來有點苦，是否舒淇的童年投射？「不，我在家裡很膽小壓抑，離開家後才變得外向。」 舒淇說，飾演林小麗的小演員白小櫻，是她一眼看中的。「這個女孩一進來，黑眼圈很重，好像睡不夠，我就決定好選了她。」至於母親的角色，舒淇找了很久。「後來我到朋友的電影中探班，看到了9m88，我就說要見見她。一見面，就覺得她和小女孩這麼像。至於十年後長大了的小麗角色，反而開拍前兩星期才找到。」 那個母親有個女兒，小麗是大女兒，彷彿遺傳了母親的美貌，也像遺傳了她的痛苦經歷。「媽她對大女兒特別狠？或許因為她很像自己。女人有時會恨自己，深感為甚麼老天不公平？為甚麼我會嫁給這種人？怎樣也發洩不出來，就向那個最似自己、經常板起口面又不說話的孩子身上發洩。又愛，又恨！」她直言，有時父母與兒女的緣份也難以說得清。「我朋友有三個兒子，他對小兒子最惡，我問他為什麼？他想了很久也答不出來，只能坦白說看到他就很憎恨，結果那個小兒子也最不癡家。」 片中的髮廊老闆娘說：「嫁錯人都不只你一個。」此時，舒淇談起自己的媽媽：「我外婆生了九個，我媽媽是長女，她很早出來打工，遇到我爸爸後就一起。她自小很獨立，但離不開，因為那些三姑六婆會說：『一個女人拖著兩個小孩，怎麼再嫁得出？』」母親也擔心子女在學校被欺負，被人說成沒有爸爸，所以把所有責任扛在身上，哪怕每天被打。「時至今日，我也常問媽媽為甚麼不離婚？她到現在也沒答案，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 一切沒有完美答案，或許只能用幻象取代，包括片中紅氣球、烏鴉、白雲、矮樹叢的樹洞。「全部都是設計好的。小時候那樣孤獨，只能靠幻想，好像洋娃娃會說話，紅氣球與烏鴉自由飛走，雲會變形，而爬過樹洞，就以為能夠逃走。」第一次爬樹洞，小麗在洞裡看見外婆拋棄媽媽。「那一刻她才懂，原來媽媽也曾是被送走的女孩，所以她開始憐憫媽媽，想跟她走，卻又推不開那面牆。直到莉莉出現，那個開朗的人幫她推開牆，把她帶出去。」說穿了，莉莉外表像個洋娃娃，正正是小麗內心的完美投射。 侯孝賢導演，是第一個叫舒淇直視自己的人，《千禧曼波》改變了舒淇，《女孩》也特地重回當日電影拍過的中山陸橋取景。「當時他問我有否想過她做導演，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事隔幾年後拍《刺客聶隱娘》時，他問我準備好沒有？那時我才認真開始寫劇本。」 在導演路上，侯孝賢影響舒淇最大是找對的人。「他教我不要控制演員。讓她們自然投入，跟著人走，要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不要把框架套在他們身上。」她會給演員的指引，教她們打開五感。「小麗坐在那裡喝牛奶，我希望她幻想自己沒喝過，同時感受風向、環境如何，幻想雲是甚麼顏色，從而何時想走、想捉貓，都可以你覺得呢？」對於飾演母親的9m88，舒淇反而要捉得緊。「她本身是歌手，為人很熱情，但片中所述的是八十年代，角色不是自由的人，無論靈魂及身體，都被無形枷鎖綁在這個家，走不出去。」 拍過侯孝賢，也拍過周星馳，二人電影風格南轅北轍，卻給舒淇近似的得著。「生活要很真實，演員要生活在戲中、角色中，隨著人物心態生活。就像當年我拍星爺的電影，他很著重對白要生活化，而不是心靈雞湯。人生要不斷重新來過，所有事情要很踏實。」 能否拍到電影，也是影響真實的生活。舒淇由影后變身導演，她坦言壓力真的很大。「最大壓力不是拍攝，而是現在上畫，每天都好像坐過山車。即使拿了獎，影評們很喜歡，我當然很開心，但要到最後一刻才放下。」至於會否執導拍第二部，她明言當初同步寫了3個劇本，其餘兩個劇本仍在努力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拍成。「題材都是人與人關係，但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拍，至少要等到寫好後，也要看看未來幾年的電影市道。」提到導演老公馮德倫，舒淇提及對方知道自己做導演，僅僅笑了兩下，笑道：「你都有今日喇！」 女孩成了女人，不經不覺，舒淇明年也步向50歲了。「每一年都有人問我轉字頭的問題，從20歲開始問我，多年來我都沒甚麼感慨，但身體卻反映得到。以前收工後會出去蒲，飲兩杯酒，現在身體不行了，已經不能捱夜。身體變化多過想法。」身體很誠實，心理狀況也同樣。舒淇寫《女孩》劇本時，一直從小麗的角度寫，她拍完電影剪接好後，最大的發現是，自己開始體諒了母親。「為甚麼她走不開？我更確定：『每個女人，都曾經是女孩。』結果這句口號，就是拍完後才想起的。」

簡君晋往往出牌令人難料，執導劇集《IT狗》令人爆笑，其後《白日之下》改編社會案件揭露殘疾院舍黑幕，又令人看得咬牙切齒。今年突然轉任買手，引入挪威成人動畫《出精特工隊》（Spermageddon），被譽為三級版《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故事講述一對青少年情侶首次發生性關係，男生體內一眾精子如何尋找受精卵的故事。 就在這場80分鐘的爆笑冒險之中，簡君晋自比動畫的其中一條精蟲，敢於冒險勇闖大世界，向著卵子（目標）進發，就像他真人跳出舒適區，與一眾台前幕後好友奮力浮游，將挪威成人動畫幽默化為港式笑料，測試香港電影市場的反應。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與簡君晋聊天，其實是先談足球。早年曾創辦香港足球資訊平台，關心學界足球，但當年大眾對本土足球的氣氛不及現在，結果無以為繼。「這麼多年以前，就算撐香港足球可能會被人嘲笑，現在大家終於有份對港隊的歸屬感。」從香港足球到香港電影，簡君晋都有份想突破的熱心。 正如今次引入挪威成人動畫《出精特工隊》，簡君晉就得第一次看預告片就愛上它的獨特幽默。「我會形容它有點像《Inside Out》，但有人看完覺得有《魔戒》的感覺。這套片本身在歐洲有不少noise，然後月前在台灣時也很有迴響。」其後在社交平台上，香港觀眾的反應相當熱烈，更讓他下定決心。「很多香港觀眾看到那些貼文，都問甚麼時候香港有映期，而我也是其中一個很想看的，但等了良久，香港都似乎沒有人買片引入，於是我便聯繫法國發行公司進行交易。」 簡君晋笑言實際價錢數字不能公開，但比想像中便宜，相信你我都能做到，接著要做的，就是找戰友一起幫忙。「好像與一班朋友玩一樣東西。」當時他埋首於 《IT狗》後期工作，他馬上想起可以找劇集主角凌文龍（小龍） 、陳漢娜（Hanna）聲演，更覺得周祉君很適合聲演反派一角，而不少曾與他合作過的演員們都想聲演片中的不同小精蟲，相當有趣。 本來《出精特工隊》只有挪威文和英文字幕，到了台灣上映就有中文字幕，但在香港的大銀幕上映，最重要還是地道本土化，他很快就想到不如以《IT狗》的班底打造，當中包括監製羅耀輝及編審唐翠萍，並將港式幽默完美嵌入這部挪威動畫。「我發現挪威人的文化和他們的dry humour有點像港式幽默，所以將對白化作廣東話也很適合。」看過《出精特工隊》，無論是《激戰》還是《命案》的金句，都完美融入其中，更貼近香港觀眾的笑點。 本來希望合家歡學習性教育，但《出精特工隊》在香港被判定為三級片，讓簡君晋有些意外。「其實所有人都說它會是三級，只有我很天真地覺得不是，所以我不驚訝這個結果。」不過，他未有因此退縮，反而看到市場的潛力。「雖然是三級，但剛剛優先場兩場反應很好，香港觀眾也不是想像中保守。我們做創作，可以試下更天馬行空，再想崗多些可能性。」簡君晋也說得坦白，他不想大家有前設要從電影中得到甚麼大道理，能夠輕輕鬆鬆看得開心就足夠。「我經常記住小時候與朋友入戲院一齊看《阿拉丁》、《獅子王》的快樂時光，我希望這部戲能夠做到這個感覺。」 此時此刻，香港電影市場低迷，但簡君晉反而樂觀，覺得香港好應該有多點不同東西出現。「例如成人動畫是一個尚未完全開發的領域，又或者過去也試過有人買片回來配音上演，好像《人妖打排球》，以及鄭中基及杜汶澤聲演的新西蘭電影《低俗殭屍玩出征》，因為香港真的有很多出色的配音員和演員，可以合作出不錯的效果。」 簡君晋踏進電影界十幾年，過去做導演及監製也接觸到不少部門崗位，但今次卻是首次親自參與電影發行的全流程，例如如何與院線談及檔期。「今次我真的想親身去看一次，了解所有發行宣傳等的內容，了解以往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原來是這樣的。」未來，他希望嘗試更多獨立電影或國際項目，但他強調不是轉行，還是喜歡做導演，透露正在籌備一部愛情電影《紅棉道》，展現對多元題材的興趣。「我不會被任何題材限制的。」 《出精特工隊》當中角色眾多，簡君晋說Hanna聲演的「明精」一角令他最有共鳴。「世上總有很多人不願意踏出舒適區，對片中的角色來說，卵巢或子宮是一個傳說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是怎樣，而且那段冒險之旅充滿著危險。而她不斷鼓勵朋友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跟我的價值觀是很接近的。」回憶拍電影的夢想經常被人質疑，但多年來一直堅持嘗試。「小時候我一直很喜歡拍攝，但總有人告訴你一定不行。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踏出那一步去試，才知道那個世界是怎樣，就算最終不行都是一個過程。」就是這種勇於冒險的精神，讓簡君晋一步步成為導演，也成為《出精特工隊》的買片及發行人。

舞台劇《鱷魚之吻》主題圍繞娛樂圈黑暗面，或許大家都會圍繞著女明星的明爭暗鬥，尤其是劇中兩位女角談善言與COLLAR隊長Gao沈貞巧的角力，卻忽略了梁仲恆的演出。 自從主演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的蘇樺偉一角深入民心，梁仲恆獲得讚賞卻沒有完全轉跑道，他仍然喜歡舞台演出付出所有，更愛排練室的奇妙時刻，就算要他剃光頭也沒問題，但暫時仍未找到真正屬於自己、能夠讓他願意赤裸裸的題材作獨腳戲。 Text: Nic Wong | Photo: Ho Yin | Makeup: Jan Cheuk 光頭炳 梁仲恆剛完成舞台劇《大狀王》巡演不久，訪問當日頭髮仍未完全長回來。「讀書時偶爾也會剃光頭，所以《大狀王》要剃光頭，並非是我的第一次。唯一擔心是，期間突然要拍戲補戲卻演不到。至於自己個人形象，我無所謂。」要告別《大狀王》的光頭造型，他也沒有不捨。「我有信心《大狀王》一定會再重演的，只是是否有我的出現，但這個作品是屬於主創的，而非演員的。」 較早前《大狀王》第三度公演，首度有兩組演員互相輪替，他與劉守正成為方唐鏡角色的AB cast，他表示兩組演員的差異，早於排練室已呈現，坦言從另一位「方唐鏡」身上汲取靈感而啟發，讓演出更具新鮮感。來到最後十場，Cast A與Cast B角色之間更是大兜亂，演員需保持高度警覺。「到了兜亂的時候，其實有點實驗性質，每一晚都要上台實驗一下，那些演慣的東西卻未必是你平時感受的東西，會有變卦的，會有突發的。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其中一種好看。」 從《媽媽的神奇小子》的銀幕演出，到《大狀王》的舞台深耕，梁仲恆坦言電影與劇場的挑戰截然不同。「絕對不是手到拿來，特別是電影及電視。我不算很熟悉鏡頭的世界，都是要慢慢再學。」他曾主動找導演想旁觀剪接過程，深信電影由鏡頭與剪接主導，演員需理解並配合其語言。「電影世界裡，演員並非主導；反而舞台劇中，演員擁有更大主導權，舞台才是演員主導的媒介。觀眾在這個時刻要看甚麼，一切都是由演員決定。」 與野獸共情 演員的出身五花八門，就像今次《鱷魚之吻》、梁仲恆遇上不少非舞台劇出身的演員合作，包括首次參與舞台劇的「影后」談善言及COLLAR隊長Gao沈貞巧。「香港這幾年，都有很多未接觸過舞台劇的明星，他們會去參與舞台製作，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將更多觀眾帶入劇場。」梁仲恆在劇中要飾演一個需要在野心與共情間找到平衡的角色。「複雜在於他有一個平衡位要拿捏，他是一個很想躋身上流社會、很想成功的人，但如果只是個投機或機會主義者，其實是沒甚麼好看的。所以，演員就要在戲劇裡找一些觀眾能夠跟他共情的位置，不能夠只是做一隻野獸。」 在《鱷魚之吻》中，梁仲恆與談善言飾演好友而非情人，二人雖無深厚私交，但成功找出共同話題，讓他們交流更多。「我和阿談認識了很多年，但其實不算很熟，沒有出來聊天，但是一直都有些共同朋友。又可能因為她喜歡看《進擊的巨人》，我也很喜歡，大家有很多共同話題。」從共同話題開始熟絡，彼此的信任為演出增添自然化學反應。「我覺得她信任我，我也信任她，劇外的友好關係對表演有幫助，但專業與默契才是關鍵。」 對梁仲恆來說，劇場的魔力在於排練室：「如果誇張一點說，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給予你那種感覺，其實我是喜歡排練室多於舞台的。」他最記得前年舞台劇《飯戲攻心》的排練經歷，那是一個很快樂、很純粹的排練室。「我是一個很賴床的人，但那段時間每天起床都不想賴床，經常都想上班。」他希望今次在《鱷魚之吻》為兩位劇場新手帶來類似的快樂體驗。「這一刻，我希望阿談和阿Gao都開心，因為我經歷過在排練室很奇妙的時刻，希望他們都能感到。」他加以解釋，排練室的魅力在於人們與氛圍。「我們沒有那種擔心演出來會很難看，觀眾不接受，我們完全沒有焦慮，純粹是對創作的熱愛，非常難得。」 兩億與二十億分別 去年梁仲恆接受訪問時說過：「生活沒甚麼不好，是沒有一些驚喜」，如今他笑言：「我想發達」，但又澄清自己對物質需求不高。「其實我是分不出擁有兩億和二十億的分別，純粹發達之後，我就可以多一點選擇，不用計算這部戲這部劇，到底我要找誰人來演，才能夠賣多少門票，讓我整個人生都可以有多些選擇。」 說穿了，沒有驚喜的背後，也是因為沒有選擇權。今年，梁仲恆與好友們袁浩楊、黎濟銘（Ming）等人創辦劇團「大象創作」，旨在打造屬於自己的作品，但隨即面臨最大挑戰，就是場地與資金。「當然我們很想一起合體做一場戲，但現在所有劇場工作者面對的問題，就是場地和製作資金的問題。」以大象劇場頭炮節目《冚家拆》為例，黎濟銘的獨腳戲場場爆滿，但參考價值有限。「麥高利小劇場只有七十個位左右，阿Ming一個人做了七場，其實也不是賣到很多票，爆了也不代表甚麼……」他對劇場現狀有深刻反思。「我們舞台劇界不能夠說是一個行業，幾乎全部都要拿政府資助，我們只是NGO，而不是一個行業。甚麼叫『行業』？那就是它至少可以自給自足。」 之所以創辦劇團，源於眾人踏入三十歲後的感悟。「我們這班人都過了三十歲，全都覺得是時候要做些屬於自己的事情。我們經常出去演其他人的戲，有時正常，有時開心，有時不開心，但那些都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他們深深渴望，全權掌控創作。「無論最後如何，它都是我們全權掌控和負責的，當那件事真是自己的時候，就不能推說不是自己的問題了。」是愛還是責任？這是黎濟銘對劇場的執著與理想。 最後談談獨腳戲。眼看好友黎濟銘勇於演出獨腳戲並取得成功，梁仲恆卻坦言很害怕。「我不敢！演獨腳戲是很赤裸的一件事，赤裸得像在觀眾面前脫衣服。說真的，就連陰毛都會被看見，我暫時真的沒有這份勇氣，也似乎未有那樣裸體狂的需要。」他解釋，獨腳戲的難度不在於一個人要承擔整場演出，而是誠實度。「當沒有角色包圍著自己，到底你能夠為觀眾犧牲多少去講一個故事？」各位觀眾，暫時未有幸（不幸）看到梁仲恆的陰毛，但他依然會付出能力範圍內的所有，尋找並演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