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才與李心潔一同在Netflix劇集《回魂計》為女兒復仇，舒淇影后搖身一變成為舒淇導演，執導《女孩》屢獲殊榮，更獲釜山電影節頒發最佳導演。她坦言電影籌備接近十年，受到合作無間的侯孝賢導演鼓勵執導，拍《刺客聶隱娘》時更催促她，才下定決心寫好劇本。 眼前這個《女孩》，有她的童年陰影也有不少幻象，舒淇坦言自己與父母還未完全和解，但拍戲途中更明白為人母親的艱難，終於明白每個媽媽都曾經是個女孩，又有沒有誰人問過：「以前這些年來怎麼過？」 Text: Nic Wong | Location: The Mira Hong Kong 那邊廂劇集《回魂計》還未落幕，電影《女孩》經已在各地上映，原來去年的拍攝期也剛好緊接。「《回魂計》殺青不久，我要就回台灣籌備《女孩》，但前者只做是演員，後者是我計劃了十幾年的事，感覺完全不同。」同樣都是母女之間的感情，涉及恩怨情仇。「復仇？奉還？借了錢一定要還，仇可以不用報。至於恩情，無論還不還都好，都一定要放在心裡。」 《女孩》故事背景設定在1988年的基隆港，白小櫻飾演的女孩林小麗，生活在一個充滿家庭暴力的家庭，邱澤飾演的父親經常飲醉酒後暴怒發狂，9m88飾演的母親偏心妹妹，小麗在迷惘中長大，渴望逃離黑暗，直到她遇見林品彤飾演的生活自在而無懼世人眼光的李莉莉，她才第一次看見世界的色彩⋯⋯ 舒淇導演鏡頭下的小麗，每每躲在衣櫃裡，驚慌地聽見父親醉醺醺地回家；母親友善地把忘記攜帶的飯盒送進課室，同時送上一巴掌。小麗受到母親的暴力，看來比父親更直接到肉。「我不想拍爸爸把女兒提起來撼到牆上，太粗暴了，但我想呈現飲醉酒的人好像喪屍，眼神沒焦點，你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出拳，那是最可怕的。所以我特別拍攝女孩躲在衣櫃裡，讓聽覺放大。那種恐懼，比拳頭更大。」 看過《女孩》，大概覺得舒淇處女執導作品正是她的一部半自傳，她婉拒這樣的形容，表示片中固然有她的童年陰影，同時也有不少幻象。至少，故事背景與她的成長環境相似，像片中父親的電單車後座貼著鍾楚紅的相片，電視裡播著張國榮和蔡琴的歌曲。「那些都是我小時候的記憶。每個晚上六點半，最紅的綜藝節目，裡面都是香港明星。」對她來說，明星就是明星，沒有台灣、香港，美國之分，一切就是銀幕裡的公仔。 八十年代的台灣，時代正在進化中，煙塵蔽日，舒淇的家境也不太好，於是她在《女孩》中加入了主角喝牛奶那場戲。「當時學校裡能夠飲牛奶的，都只有富有人家。那個女孩可能不是第一次喝，但那樽牛奶的香味、順滑的感覺，是她從沒體驗過的，她很珍惜，這也是我跟演員形容的感覺。」小麗接過牛奶卻發呆，不敢說謝謝。「她不是不懂感恩，她是害怕，尤其害怕習慣了別人對她的好，害怕被看到頸上的瘀青，害怕家裡的事曝光。所以她寧願偷偷地喝，偷偷地食東西，也不願接受。」小麗笑起來有點苦，是否舒淇的童年投射？「不，我在家裡很膽小壓抑，離開家後才變得外向。」 舒淇說，飾演林小麗的小演員白小櫻，是她一眼看中的。「這個女孩一進來，黑眼圈很重，好像睡不夠，我就決定好選了她。」至於母親的角色，舒淇找了很久。「後來我到朋友的電影中探班，看到了9m88，我就說要見見她。一見面，就覺得她和小女孩這麼像。至於十年後長大了的小麗角色，反而開拍前兩星期才找到。」 那個母親有個女兒，小麗是大女兒，彷彿遺傳了母親的美貌，也像遺傳了她的痛苦經歷。「媽她對大女兒特別狠？或許因為她很像自己。女人有時會恨自己，深感為甚麼老天不公平？為甚麼我會嫁給這種人？怎樣也發洩不出來，就向那個最似自己、經常板起口面又不說話的孩子身上發洩。又愛，又恨！」她直言，有時父母與兒女的緣份也難以說得清。「我朋友有三個兒子，他對小兒子最惡，我問他為什麼？他想了很久也答不出來，只能坦白說看到他就很憎恨，結果那個小兒子也最不癡家。」 片中的髮廊老闆娘說：「嫁錯人都不只你一個。」此時，舒淇談起自己的媽媽：「我外婆生了九個，我媽媽是長女，她很早出來打工，遇到我爸爸後就一起。她自小很獨立，但離不開，因為那些三姑六婆會說：『一個女人拖著兩個小孩，怎麼再嫁得出？』」母親也擔心子女在學校被欺負，被人說成沒有爸爸，所以把所有責任扛在身上，哪怕每天被打。「時至今日，我也常問媽媽為甚麼不離婚？她到現在也沒答案，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 一切沒有完美答案，或許只能用幻象取代，包括片中紅氣球、烏鴉、白雲、矮樹叢的樹洞。「全部都是設計好的。小時候那樣孤獨，只能靠幻想，好像洋娃娃會說話，紅氣球與烏鴉自由飛走，雲會變形，而爬過樹洞，就以為能夠逃走。」第一次爬樹洞，小麗在洞裡看見外婆拋棄媽媽。「那一刻她才懂，原來媽媽也曾是被送走的女孩，所以她開始憐憫媽媽，想跟她走，卻又推不開那面牆。直到莉莉出現，那個開朗的人幫她推開牆，把她帶出去。」說穿了，莉莉外表像個洋娃娃，正正是小麗內心的完美投射。 侯孝賢導演，是第一個叫舒淇直視自己的人，《千禧曼波》改變了舒淇，《女孩》也特地重回當日電影拍過的中山陸橋取景。「當時他問我有否想過她做導演，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事隔幾年後拍《刺客聶隱娘》時，他問我準備好沒有？那時我才認真開始寫劇本。」 在導演路上，侯孝賢影響舒淇最大是找對的人。「他教我不要控制演員。讓她們自然投入，跟著人走，要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不要把框架套在他們身上。」她會給演員的指引，教她們打開五感。「小麗坐在那裡喝牛奶，我希望她幻想自己沒喝過，同時感受風向、環境如何，幻想雲是甚麼顏色，從而何時想走、想捉貓，都可以你覺得呢？」對於飾演母親的9m88，舒淇反而要捉得緊。「她本身是歌手，為人很熱情，但片中所述的是八十年代，角色不是自由的人，無論靈魂及身體，都被無形枷鎖綁在這個家，走不出去。」 拍過侯孝賢，也拍過周星馳，二人電影風格南轅北轍，卻給舒淇近似的得著。「生活要很真實，演員要生活在戲中、角色中，隨著人物心態生活。就像當年我拍星爺的電影，他很著重對白要生活化，而不是心靈雞湯。人生要不斷重新來過，所有事情要很踏實。」 能否拍到電影，也是影響真實的生活。舒淇由影后變身導演，她坦言壓力真的很大。「最大壓力不是拍攝，而是現在上畫，每天都好像坐過山車。即使拿了獎，影評們很喜歡，我當然很開心，但要到最後一刻才放下。」至於會否執導拍第二部，她明言當初同步寫了3個劇本，其餘兩個劇本仍在努力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拍成。「題材都是人與人關係，但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拍，至少要等到寫好後，也要看看未來幾年的電影市道。」提到導演老公馮德倫，舒淇提及對方知道自己做導演，僅僅笑了兩下，笑道：「你都有今日喇！」 女孩成了女人，不經不覺，舒淇明年也步向50歲了。「每一年都有人問我轉字頭的問題，從20歲開始問我，多年來我都沒甚麼感慨，但身體卻反映得到。以前收工後會出去蒲，飲兩杯酒，現在身體不行了，已經不能捱夜。身體變化多過想法。」身體很誠實，心理狀況也同樣。舒淇寫《女孩》劇本時，一直從小麗的角度寫，她拍完電影剪接好後，最大的發現是，自己開始體諒了母親。「為甚麼她走不開？我更確定：『每個女人，都曾經是女孩。』結果這句口號，就是拍完後才想起的。」

前作《范保德》之後，蕭雅全停頓了五年的時間，是他人生中一段挫折時期。電影票房滲淡，公司解散了，中間曾經有過另一個案子，後來又放棄。花了一點時間後，又重新執筆寫新作。然而那五年沒有憑空消失，2023年他帶著《老狐狸》歸來，更一舉拿下了幾個金馬獎主要獎項。《老狐狸》幾乎就是蕭雅全版本的《你想活出怎麼樣的人生》（即宮崎駿《蒼鷺與少年》的原著文本），是一則屬於現在的寓言故事，抓住了時代、社會以及我們身後的那條狐狸尾巴。 text yui | photo OiyanChan 大魔王侯孝賢 踏上金馬頒獎台，蕭雅全接過最佳導演的獎項，他最先道謝工作人員與演員，謙道：「沒有他們的才華，導演是隱形的。」在過往多次訪問中，他都提及自己從不喜歡導演兩字，他認為英文的「Director」才能更準確描述自己在電影裡頭的身份：「我的工作人員其實都非常厲害，他們是很厲害的攝影師，很厲害的美術，很厲害的配樂……但我的功能不是指導他們怎麼做事，而是跟他們確定方向。他們就像是廚師，會做意大利菜、日本料理、中華料理各種菜系菜式，而我並不需要去教他們怎麼做菜，而是跟他們去講，這次要做的是甚麼菜。Director就是做這個工作的人。」他也用這樣的方式去判斷一個導演有多大能耐：「如果作品裡頭有許多項目控制的混亂，我就會覺得這個導演可能沒有很好；反之，大概都是厲害的。就像是一個非常好的教練吧，球員打好練好是基本，但教練的存在就是要讓他們都發揮得更好。」 蕭雅全也在台上致謝這次作為《老狐狸》監製的侯孝賢，他正式踏入電影產業的首份工作就是當 對方的副導演。鮮為人知的是，愛唱歌的侯導曾經發過一張專輯，行內沒有人敢為大名鼎鼎的侯孝賢拍MV，後來這重任由侯導親自指名，落到蕭雅全手上，可讓他驚多過喜。蕭雅全曾提及，至今自己仍然會做三種惡夢：暑假作業沒寫完、當兵站哨站不完、侯孝賢《海上花》拍不完。侯導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是「大魔王」。談起侯導他再度重複金馬的感言：「只要想到他的名字會放在我的作品上面，我就不敢亂來，我覺得這個監製最大的一個威力了。」他最欣賞大魔王的待人方法：「雖然他是一個大導演，但對待人的方法卻很平等，對工作人員也從不發脾氣；倒不如說，他對有權勢的人反而更容易發脾氣。」 人心不足老狐狸 《老狐狸》以10歲小孩廖界的視角展開，故事設定在台灣1988年至1990年這段時間，當時台灣剛開始解除戒嚴，許多法規都隨之而改變，包括投資、金融、股票的。蕭雅全笑指，當年只是大學生的自己並沒坐上致富的列車，卻見證著許多人賺大錢，突然變成有錢人：「大家突然變有錢，可是價值觀並沒有跟上，也來不及學會怎麼當有錢人。」電影開拍前他們作了不少資料蒐集，小至 當年早餐流行吃甚麼，大至當年樓價物價水位，都 要一一查證。「台灣當時的股市一口氣從兩千點飆到一萬點，然後瞬間就跌回兩千點，很誇張。那個房價前後漲了四倍，都只是一兩年之間的事情。」 他憶述，當時那些在交易所打滾的人都叫「耗子」 （老鼠），每天股市完畢就跑去「飲茶」，聚起來討論明天要買甚麼，這也是為甚麼故事主要的場景 設定在一個茶樓，也算是一個時代面貌的側寫。 至於片名的《老狐狸》，故事中稱號「老狐狸」的 陳慕義其實不是主角，「老狐狸」其實是一個時代 肖像，深信著「郵差送信、小偷偷東西、收垃圾的被割傷，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那一套真理；相對 的，「廖泰來」也是一個時代肖像，他講求人情味、感受別人的感受，而角色的原型其實是蕭雅全的母親。「我講這個故事給劉冠廷聽的時候，他說那是他爸爸；我講給劉奕兒聽，她說那是她的爸爸；我講給作曲人侯志堅聽，他說那是他的媽媽。我想廖泰來是一個時代中很多人擁有的共同面貌。」而廖泰來會吹色士風的設定也是參考了蕭母：「我覺得音樂好像都是一直都是如此，它不是 一個有甚麼實用的東西，可是它的感染力很強的， 他聽那個黑膠唱盤也是一樣，在音樂上也有特別的安排。」同理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音樂。 幹你屁事 幹我屁事 網絡上曾經流行著一段金句，內容大意是說世事大概只分兩種，一種是「幹你屁事」，一種是「 幹我屁事」，多少反映了現代人的邊界感。蕭雅全說：「這裡面都有一條界線，就是我跟你是不對流的、是無法流動的。偶爾我們需要這樣的方法，這樣的話世界才不會對我們太過沉重；偶爾我們需要這種把置身事外的方法，讓我們面對生活的時候容易一點點。但這種方法，絕不會在全部事情上都行得通。」吳念真導演曾經這樣說過，他說兩代人最大爭執點在於，上一代人總是想自己為別人做了甚麼，而這一代人總是想別人為我做了甚麼。蕭雅全今年55歲，有兩個二十代的兒女。「我是年輕人的時候，也會覺得老一輩的人都不了解我們，一定會有這個矛盾。同時我也是個父親，我跟我的小孩都會充滿著這種價值觀的不同。我一定得接受，我們是不同的。我們要是一模一樣，那他們就是在退步。我們有不同的考驗，我們也沒辦法代替他們去打這個仗。」 蕭雅全也自覺不似「廖泰來」，認為那是更適合30年前那個時代的生活方案；他更像兩種價值觀混合的Steven（長大後的廖界），為了達到目標偶爾狡猾、偶爾機心，但從不傷害別人，同時保護好自己。「同理心，不可能解決一切，我沒有那麼天真。階級是永遠解決不了的事情，這是一個很悲傷的答案，只要有人就會產生階級。但階級不是永遠都是負面的，例如汽車這種東西，要有高度的資本才有辦法做出來；即使是米高安哲羅與達文西，也要有貴族支持才能做得出藝術品。只好告訴自己， 告訴親愛的人，千萬不要忘掉去感受別人，即使不能解決甚麼問題，即使憤怒還是會有，可是他可能可以淡化一點點衝突吧。」狐狸尾巴可以留，然而千萬別忘記人的臉孔。■ 

看侯孝賢的電影，大抵只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迷戀長鏡頭，細味演員與場面的細膩變化；另一種則是按捺不住，沉悶得呼呼大睡，皆因他的電影作品充滿著固定鏡位與長鏡頭美學，其強烈的個人電影風格引來批評者眾。聲音絡繹不絕的同時，不少中外影評人與他口味相近，正如芸芸中港台優秀導演之中，能夠奪得康城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僅僅楊德昌、王家衛，以及今年（2015年）得獎的他，稀罕至極。 作為觀眾的，當然可以罵他曲高和寡、賣弄技藝，但有技可賣，導者必先要有高深的曲調、高超的技藝，同時間，侯孝賢更獨有一種高傲的個性。向來對批評一概少理的他，直言拍電影不能只為觀眾，更重要是滿足個人心水，只拍自己喜歡的電影，拍到八十歲甚至斷氣方休也絕無問題。拍電影拍得如此「自私」，以前古人寥寥無幾，他更肯定以後沒有來者，更大膽承認自己經已脫節，與現今一代的成長環境、觀念及生活方式大不同，猶如他的生活可以沒有電腦，他的電影不需要很高的票房。只可惜年輕一代不能沒有電腦，作為導演的，其電影更不可能沒有高票房，否則難以生存。 所以，由始至終，世上就只有侯孝賢這一類 / 這一個導演，孤獨地享受他那個人的電影樂趣。 text: Nic Wong | photo: Kit Chan 就是溜溜的……舒淇 這陣子侯孝賢頻頻現身，在兩岸四地老是常出現，就算當日腸胃不適都要堅持受訪，大抵因為要宣傳電影《刺客聶隱娘》，這一齣他螫伏八年後的新片。電影的宣傳重點，難免落在女主角舒淇之上，他亦不忘解釋為何今趟又是舒淇，坦言籌備電影之初，老早就想起她。「很早看過《聶隱娘》的小說，名字很特別，因為『聶』字是三個耳朵，隱藏的，故事關於一個刺客，同時也是一個姑娘，一直想拍成電影，可惜未有機會。後來當上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時，我不斷思考如何拍這個片子，很快感覺舒淇非常適合這個角色，源於她的性格跟聶隱娘很像，而且很漂亮。拍電影我通常是這樣子的，有一些我感覺不錯的演員，每當看到甚麼題材，很快就覺得由他們來演是最好的。因為是古裝，因為是武俠，所以拖了很長時間，前後想了八年，等到金馬獎一忙完，就開始準備。」 我敢打賭，侯孝賢第一個想到的女角不是舒淇，原因是他看《聶隱娘》小說之時，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想當年女神還未出生呢。「以前我甚麼書都看，很喜歡看唐傳奇的短篇小說，因為它夠特別。正好在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不知甚麼圖書公司出了第一本《唐人小說》，讓我看到了《聶隱娘》的故事，全部都是文言文，但是我看得明白，沒有問題。」除了唐傳奇，凡與武俠有關的，他同樣追看，當中包括香港功夫片和武俠片。「最初喜歡看胡金銓的，後來就是李翰祥，但他不是專門拍武俠片的，還有張徹等等，然後過來就是徐克那一代，他們比較沒那麼古老。」他直言成長的那個年代，香港出產很多武俠片，台灣則沒有。「我想可能是時間還未到，因為武俠片需要的那些演員和武術指導，當時台灣都不成熟。」 只不過，無論是《刺客聶隱娘》的海報宣傳，抑或是電影本身，毫無半點港味，相反風格有點似黑澤明的片子，尤其電影首十分鐘都是黑白的打鬥場面，難道侯孝賢想向黑澤明致敬？「不。那主要是序場。序場是一堆刺殺的鏡頭，我想用黑白的，然後才出片名，然後才是彩色。」沒有刻意模仿黑澤明的風格，但他坦承自小受到對方的薰陶。「日本的武士道電影，我小時候就看了一大堆。武士道呢，他們現在還保留著，打得比較寫實，反而中國跟香港的，有甚麼輕功呀、飛來飛去呀。」他特別讚賞以往日本電影將最主要的能量放在寫實之上，探討武士道的精神。現在呢，部分面目全非了，《進擊的巨人》的特技多到媲美荷里活啊！ 我的……童年往事 說到此時，侯孝賢突然憶起一些看電影的童年往事。「小時候鳳山市有三間戲院，我每家都會去，有時候爬牆的，有時候用假票的，用舊票根假扮新的一樣，有時候用貼的，有時候人家根本就知道的，有時候人家不注意的，有時候是拉著人家的手，希望前面的叔叔拉我進去。我甚麼片都看，只要放片就看，那時候台灣片、國語片不多，通常是黃梅調，還有一些日本片、外國片，很小就喜歡電影了。」喜歡電影這回事，與父母親有關嗎？有否得到他們的遺傳？「沒有，因為時代不一樣。唯一遺傳的只有氣喘，我父親也是氣喘。」原來侯孝賢的父母分別在他小六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不幸去世，只剩下他們四兄弟與奶奶，如今回想過去，他說得淡淡然。「我是老二。基本上，家中的經濟來源是靠著大我兩歲的哥哥，他在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當老師，每隔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家裡照顧我奶奶和兩個弟弟。」 好不容易才捱過去，但是畢業後的他卻沒能進入電影界，只能做推銷員的工作，最佳導演當推銷員，真的大材小用啊！「（冷笑一聲）不會啦，不就是做事情嘛，還好我有輛摩托車呀。」侯孝賢拍電影獲得最佳導演獎，想不到原來他做推銷員也是最佳。「本來我在加工場白天打工，後來考上了國立藝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前身），便開始白天上學，夜班工作，每晚做到十一時半、十二時左右。畢業以後，我有一輛摩托車嘛，最簡單就去當salesman呀，拜訪人家推銷電子計算機。以前的計算機只有加減乘除和八位數字，賣一台就得到一萬台幣，但現在送給人家都不會要吧！後來有人找我當電影場記，我才進入電影界。推銷呢，大概一年多到兩年，我也是做得很好，那時候我是第一名的。」常說《推銷員之死》是經典劇本，怎料當侯孝賢擔任「推銷員」的生命結束，隨即成就出「電影大導」的開端。 就這樣，侯孝賢一路走來，三十多年間拍了近二十部電影，由鄉土寫實拍到蜚聲國際，看來一直平步青雲，未曾遇過低潮。「對啊，沒有甚麼低潮。就算《悲情城市》那麼難拍，我也是一直拍下去，沒甚麼困難到拍不下去。我一開始拍的都是喜劇，拍得很快，一個多月就拍完了，年輕就是這樣子的！」提到《悲情城市》，很快就會想起二二八事件，正是很多導演不敢觸碰的政治題材。「我是拍了很多片子以後才拍。我開始拍片時，不會想這個，之前我拍過很多喜劇，好像《就是溜溜的她》呀，後來才是那些電影。」 悲情城市……與冷漠社會 碰巧訪問前夕，剛好看到杜琪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談及他很想拍《黑社會3》及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可惜擔心後果而打消念頭。偏偏，侯孝賢向來是借電影批判社會的專家，他感同身受地說：「時間太近了。太近的話很困難，因為那些（涉事的）人還在，如果隔一段時間，你就會更清楚，比較容易處理。好像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年前，1947年的，後來我看到一些討論到有關這事件的書才想拍，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喇，而最後電影也得了金獅獎。」他直言，如果不是得了金獅獎，《悲情城市》可能會被禁止，幸好得獎受到國際關注，有關當局才不敢公然禁映。 更令人欽佩的是，不只電影，侯孝賢亦不時挺身而出，參與很多社會運動。「不是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跟這個有關連，完全是跟個人有關。每個人對不同題材，或者是現在發生的事情，可能有自己的一個角度，才會參加。記得當年族群鬥得很厲害的時候，我就參加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因為我有名氣，就變成頭兒，這事情弄了兩年，完全是個人，跟電影沒有關係。」那電影工作者應該有這些想法嗎？「不，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統統不一樣，難道你能要求他們？完全是看你個人對社會的關注和種種，不是每個導演都是我這樣的呀！」 以往作品狠狠批判社會，難免聯想他今回有否一些借古諷今的隱喻，譬如有人說片中關於朝廷跟藩鎮「魏博」的關係，彷彿是現今中國跟台灣的寫照。「沒有，我沒想過。從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各個地方都很強，以前有所謂的藩鎮，好像『魏博』這樣，本來只有文官體制，稍有少許自衛兵力而已，但後來武力變得強大，就連軍隊也有，開始不聽朝廷，而朝廷也沒辦法控制他們，這是最亂的時期。」 雖說今回不存在批判，但侯孝賢的風格依然，特別鍾情的長鏡頭美學，向來連他的愛徒鈕承澤也吃不消。有趣的是，今次豆導說只有這齣未有睡進去，筆者亦覺得節奏比以往的明快了，難道侯孝賢突然間聽取民意？「我沒有呀，我拍片不理甚麼，還是這樣拍，可能是因為武俠有打鬥嘛，但是我在剪接上面有個毛病，就是拍不到味道的，我就不會用，最後電影剪到大概105分鐘，其實是挺短的。很多東西我覺得拍不到，演員演不到，我就剪掉了。」難怪，電影中妻夫木聰與阮經天的發揮好像不多…「如果沒辦法通過自己，我就會剪掉，至於剪掉之後怎麼去連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連接，現在有些跳躍很厲害，而且不那麼清楚，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呀，電影就是這樣，所以剪剪剪，就變成現在的那麼短。」果真獨裁，但世上總有些觀眾偏愛他那種獨裁，亦證明了任何獨裁者的成功必有原因。 電影……最好的時光？ 獨裁也好，偏執也好，特有個性都好，至少今回是侯孝賢第一趟得到大陸的大水喉支持。「我以前沒有跟大陸合作過，這是第一次。銀都六十周年時拍了《一代宗師》後，他們就來找我。好啦，我說他們出一半的錢，然後自己找來另一半。談好了資金，我把cast列出來，他們就OK了，合作得很順呀，沒甚麼問題。」對於這部片子能否在大陸賣座，他笑言不知道，但早前拿去送審，早就通過。「應該賣得不俗嘛，我想！」 那他怎樣看大陸電影的冒起呢？「它的市場很大，起來以後，每個人都有機會。以前它的市場未起來，你想也不想，但是現在有機會的話，你想拍甚麼呢？他們能接受嗎？我想時間還未到，未那麼快。」等多久？等甚麼？「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目前大陸的片子來說，他們還是很嚴格，還是要送審，但台灣、香港都不需要呀。在這些觀念之下，所創造的空間不大，也不容易。就算是香港片，拍的要跟大陸市場融合，時間還未到，因為現代化的過程，香港比較快，那邊還未啊，大家的觀念不一樣嘛，你很難表達，他們也很難接受，一定有差別，所以成功的人真的不多。」 有機會的話，會否拍大陸電影？渴望成為成功的少數嗎？他想也不想就說：「不會。因為我對他們的現在不了解呀！你不是在那裡成長，你不可能拍，因為抓不準，沒辦法。據我的經驗來說，以前我拍的都是我成長的台灣，到現在我拍《刺客聶隱娘》，因為唐朝年代很遠，所以拍這個有可能，但是拍他們的現代，萬萬不可能。」 好了好了，不說中國，說回他的台灣。年前，台灣電影的發展算是不俗，好像是《海角七號》、《那些年》、《賽德克巴萊》等等，但最近兩三年又平淡了，侯孝賢亦即時點頭認同。「台灣市場非常小，基本上不易做，《海角七號》上映之後，很多人都想跟著拍，幻想得到它那個票房，但是不大可能。那時候《海角七號》的題材正好跟台灣社會有關，大家有一些感受，加上他拍得好看，（賣座）主要是這些原因，但不是每個導演都能夠做到，往這個方向去拍，很難。好像《艋舺》和《痞子英雄》也不錯，但都是屬於幫派的動作電影那一種，後來的也不行了。台灣市場不大，很難說能夠支撐呀，很久有一兩部不錯的，但更多的想到達那個位置了，沒有了！」 台灣電影的發展如此悲觀，有人說侯孝賢有份敗壞了台灣電影。「敗壞？哦！」更有報導指出，他坦承自己是台灣電影的一個惡夢，聽後隨即緊皺眉頭：「沒有沒有，沒說過。」又好像，有些年輕電影人想模仿侯孝賢走過的路。「不，沒有人能夠跟我一樣，沒可能，而且他們都想賺錢，都想賣座。對年青導演來說，要是作品不賣座，就表示他日後的路子很難走。就在我剛開始一樣，在台灣拍的都是喜劇，一些賣座的電影，拍了很多…」 戲夢人生……七十年 不只一次，侯孝賢說拍電影不能夠只想觀眾，所以隨後的電影票房算不上叫座，卻每每得到台灣跟海外電影展的叫好。近年荷里活大型動作片特技片興起，有否覺得懂自己品味的人愈來愈少？「對，很可能愈來愈少，這是一定的，因為年輕一代比我們差別很大，所以沒那麼容易。兩年之後，我都快到七十歲喇，所以一定會脫節的。」他不贊成年輕人拍他的那些，相反鼓勵他們拍一些屬於年輕人自己的電影。「我沒辦法拍那麼年輕，只能拍有把握的，因為我不懂，他們跟我們成長環境的差別很大呀，年輕人的觀念和生活形式跟我們也不一樣。我跟你說最簡單的，我連電腦都沒有，從來不用，也不會用，這個差別就太大了，所以不可能去拍他們現在的題材，抓不準啊。」 短短的一小時訪問中，他總共說了兩次「抓不準」，一次是大陸電影，一次是年輕人電影，偏偏這兩種都是全球市場熱賣品。當大家以為愈來愈少人欣賞侯孝賢的復出作，怎料今年他就獲得康城最佳導演獎，誰敢再說沒有人欣賞他？「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意義呀，可能我有一段時間沒拍片呀，這樣（得獎）在歐洲比較容易發行吧，因為這部電影有四分一的金錢是從歐洲來的。」他說自己前無古人，亦肯定後無來者。「這是我以前拍片的累積，才找到這個資金，拍一些這種歷史更久更前的片子，是自己喜歡拍的。意思說，我現在還能拍我自己喜歡拍的片子，一切都是以前所累積下來的。」 就連康城最佳導演獎也成囊中物，找錢拍電影不會困難吧。「哼，只有兩部片不賣錢，找錢就很困難喇。」真的嗎？「（笑）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可以從歐洲美洲日本台灣香港東南亞找錢，現在還多了一個大陸，所以不難呀。拍片呢，你可以拍得很便宜，要看拍甚麼，每個地方分散就成，如果只有台灣一個地方，那就沒辦法。」接著下一齣想拍的片子，是一部關於台北市的舊故事。「以前為了灌溉，所以台北市有很多河道，後來蓋了很多房屋在上面，但是地下還有河道，我想拍這個故事，想拍一個台北市的故事。」又是舒淇？「不不不，不一定是舒淇的。」 今年六十有八，兩年後踏入七十歲，莫非他想像活地阿倫和尚盧高達一樣，拍到八十歲也不休止？「我不知道，要看體力的問題，很難說。體力行的話，人家又願意投資，就OK啦。」怎樣看生死這回事？他認真思考了好幾秒，才說：「還沒想，雖然我年齡很近了，但是我沒有仔細去想這個問題。（廣東話）死就死咗去囉！」不怕死，那人生無憾嗎？「沒有甚麼好遺憾的。你是怎麼樣的人，做怎麼樣的事，你的命運就是這樣子，跟隨你的個性、跟隨你的成長背景來形成，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時間到就是時間到，對不對？」 後記：聶隱娘與武媚娘 侯孝賢不只一次談及自己鍾情於唐代，寄情於唐代，全因為歷代以來，以唐代傳奇小說寫得最好。筆者立時想起月前熱播的《武媚娘》（港譯：《武則天》），同樣是唐代劇目，於是大膽提問他是否看過。「我聽過但未看過，近年沒有時間呀，當金馬獎評審要看入圍電影以外，其他的很少看。電視劇更加少看，但是我有看過美劇《黑名單》（The Blacklist）呀，碰巧開電視看過一些片段。」或許時間是侯孝賢的最大敵人，但他的好奇心絕對不小，就在等待拍攝期間，他就拿起雜誌架上的《100毛》看了又看，把封面看了三兩分鐘。你說他脫了節嗎？我說他只是把握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選擇性脫節而已。 侯孝賢簡歷 1947年出生，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喜愛使用長鏡頭、空鏡頭與固定鏡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事，是他電影的一大特色。目前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1989年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今年則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侯孝賢出生於廣東省梅縣，後來在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灣，童年及青春期在高雄縣鳳山市度過，退伍後考上國立藝專電影科（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並順利畢業。1973年踏入電影界，擔任李行導演《心有千千結》的場記，直至1980年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真正使侯孝賢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是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確立了台灣電影大師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台灣電影，《戲夢人生》則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其後，侯孝賢擔綱監製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01年執導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100年誕辰的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6年前往法國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開始擔任金馬獎執委會主席至2014年。翌年，久休復出的作品《刺客聶隱娘》入選康城影展，最終獲得最佳導演獎，成為史上第二位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導演。

楊德昌為1980年代是「台灣新電影」中最具代表性、且最為國際矚目與認識的電影導演之一，他身處現代性進程下的變動時代，關注都會生活情狀及經驗，對普世價值的探問與省思引人反響。縱然作品題旨嚴肅，楊德昌的表現手法大膽、慧黠且具理性思辯，以其豐沛的創作能量與自成一格的影像語言帶來創新電影實踐，作品獲獎無數：《恐怖份子》（1986）獲第2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獲第28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及第36屆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獨立時代》（1994）曾獲第31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麻將》（1996）獲第46屆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及第9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一一》（2000）則讓楊德昌一舉成為首位獲得坎城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臺灣影人。2007年他獲頒第44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一一》則名列英國電影協會（BFI）影史百大片單之中。 更多訪問：專訪 《本日公休》導演傅天余、監製吳念真 老派情感之必要 台北楊德昌回顧展 「一一重構：楊德昌」 在楊德昌逝世的16年後，我們有機會一次過回顧他締造的「生命經驗」。由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共同策辦，楊德昌全球首個回顧展「一一重構：楊德昌」，將於7月22日至10月22日分別以影展與展覽同步於兩館進行。除了呈現歷來最齊全的楊德昌電影創作系列以及特別主題放映，同時以沉浸式展覽引領觀眾走進楊導的電影世界，在首度公開展示的文件與影音資料中，一同尋思其獨特的創作歷程。 本次將透過首度曝光的重要文獻與影音檔案，於北美館立體呈現楊導之電影創作脈絡：如從劇本之各個修訂版本、人物關係圖等，得以一窺其創作理路及對角色刻劃之著力；而分鏡圖、場記表等文件，以及劇組側拍紀錄，讓我們得以揣摩其於電影拍攝現場的工作樣態。除了執導影視作品，楊德昌曾編導過多部劇場作品，本次將展出《如果》、《成長季節》、《九哥與老七：九七狂想》，以及與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體」合作《實驗莎士比亞：李爾王》之劇本、相關手稿與文件、演出錄影等。此外，楊導於建中時期即繪製大量連環漫畫，於其事業晚期亦投身動畫製作，多部Flash動畫、未完成動畫長片《追風》及《小朋友》之手繪稿都將展出。展覽奠基於楊導的精彩傳世之作，及較少被提及之創作，乃至尚未實踐的眾多計畫，以七個子題帶出其創作生涯的不同面向。 「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展時間：2023年7月22日至10月22日地點：影展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周一、二休館）  https://pse.is/52g9qs 展覽 | 台北市立美術館（周一休館）   https://www.tfam.museum/yiyiey 楊德昌電影十佳 此外也企劃特別主題，試圖從不同角度重現楊導的電影世界與創作思考：例如「楊德昌的十大電影」，即規劃放映其1992年應英國電影協會Sight and Sound雜誌邀請所推舉之影史十大佳片，包含啟發其以電影創作為職志、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Aguirre, der Zorn Gottes（阿奎爾，上帝的憤怒）》，以及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我的美國舅舅》、活地亞倫（Woody Allen）的《曼克頓》等；「特別放映」 選映由是枝裕和所拍攝，以楊導為主角的紀錄片《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昌》，以及對楊德昌別具意義的動畫電影《小飛俠阿童木》1960年版本，呼應其自幼對手塚治虫漫畫的喜愛與受到的啟發。  【楊德昌的十大電影】 《阿奎爾，上帝的憤怒》Aguirre, der Zorn Gottes，韋納．荷索 Werner HERZOG，1972 《藍絲絨》Blue Velvet，大衛．林奇 David LYNCH，1986 《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史丹利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1971  《八部半》8½，費德里柯．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1963 《浮雲》Floating Clouds，成瀨已喜男 Mikio NARUSE，1955 《曼克頓》Manhattan，活地亞倫 Woody ALLEN，1979 《我的美國舅舅》My American Uncle，亞倫．雷奈 Alain RESNAIS，1980 《鄉愁》Nostalgia，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1983 《切腹》Harakiri，小林正樹 Masaki KOBAYASHI，1962 《錢》L’Argent，羅拔．布列松 Robert BRESSON，1983 《金錢》L’Argent，馬賽．萊赫比耶 Marcel L’HERBIER，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