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朗說，一開始並沒有特別要留鬚。有一段時間忙於電影拍攝，沒能空出時間去處理滿臉腮鬍。直到某天，不知不覺就開始留起了鬍鬚；也開始沒太多人能夠一眼認出，他曾是那個坐上陳果的紅Van，坐在小巴後排、下巴乾乾淨淨的慘綠青年。 在影圈浸淫數年，陳健朗演過無數的角色，又把手捲煙抽起來，奪下金像新晉導演的獎座。那些積累一如他的鬍鬚，讓他慢慢開始熟悉自己的臉，喜愛哪種模樣。他也不再如十年前鮮浪潮的自己，只提問「點解一定係咁」，而是手起刀落，把想法裡裡外外回應在自己創作上，告訴別人「可以係咁」。 他放棄了必然正確必然成功的數式：「每次都想試不同的元素，想 法也好類型都好，希望保持不要重複刻板的東西。」 就像周耀輝寫的那首〈填充〉——「識得春和秋中， 填夏與冬」，這個人，費盡力氣選擇填上了「不知道」。 Text．yuiStyling．Calvin WongPhoto．Simon CHair．Keith WoMakeup．Jenny ShihStyling Assistan．Chan FungWatches．BlancpainWardrobe．Kenzo, Fendi, Emporio Armani 電影元氣彈 《手捲煙》以後，人人盼著陳健朗第二部長片。未料在那之前， 他突然轉向走進電視廠房，為香港觀眾帶來一部《那年盛夏我們 綻放如花》。由casting、劇本、拍攝方式甚至是宣傳手法，每一環皆是用盡心思。不負努力，劇集放送期間一直好評如潮，一切相關的事物皆成為talk of the city。劇集映畢，作為導演的阿朗於社交平台上發表肺腑之言，形容團隊擁有同一信念：「將石頭丟進久久未有漣漪的池水。」縱使未能都滿足到所有香港觀眾口味，這依然是重要的一步，之於觀眾是重建信心，之於創作者是 一個提醒：「作為一個創作人或電影人，要一直保持自己的引擎是不停地運作的。一旦停下來靜下來，很快就會無法撻著。」 不斷創作有趣的事物，而非重複某些成功方程式。他已經不去深究，觀眾為何對香港製作的作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只覺創作者的責任重大，在這過程需要不同地吸收學習。不論處於哪個崗位，他自覺仍有努力的空間：「無論有幾叻或者現在儲到多少經驗和能力，都不可能去到最叻，需要不停地學習。尤其是探索電影、藝術這件事，其實就是在探索自己本身。為此，你要令到自己可以不停有新的吸收。對藝術有追求，探索自己，然後將過程醞釀、精煉成感受或想法變成你的創作。」他尤其重視集體，幾年前他形容過，電影是取向，要視乎如何感染別人，如何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每一次付出所有熱誠去創作，觀眾是會感受到的。這不僅是關於一個創作者，而是我們擁有同一個理念的 人，能感染到不同的人，累積起來就會像《龍珠》的元氣彈般富有威力。 」 這種共同體的戲劇理念，由阿朗為角色試鏡便開始付諸實行。如 劇集《那》，他摒棄以往typecast的古板試鏡模式，花了大量時間遴選新演員，追求sense of truth的戲劇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對戲劇一個基本的原點，那個真實，不能是一個臨摹的真實。」 在他眼中，出色作品一定要包含真誠與想法。尤其是在碎片化、資訊泛濫的時代，留下來的到底是養分抑或短暫的鎮痛劑？「當然根基要打好，基本技巧是必須，但想法與意念會是甚麼？做一 件形象化的作品不算很困難，但灌輸你個人的體會或者概念在其中，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如果你一個想法可以影響到人，啟發到人產生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去思考的時候，對我來說便是出色的藝術。」 北野武與陳果 談到受啟發的導演，阿朗提到了黑澤明，也提到了北野武。「某程度上，我鍾意那種比較『男人』的戲，鍾意那種俠義、逍遙浪蕩的呈現。像最近我又回看胡金銓、徐克的電影，發覺武士片或者武俠片那種是最吸引我的，那一種失落了的風格，或是我想嘗試的一種風格。 」不啻兩位日本大導，被他稱為「King of independent」的陳果也是他半個師傅。「我不似紅褲仔那樣跟他學師，但他的九七三部曲確實影響到我對電影的看法。老實講，好難一句話言明我在他身上學到甚麼，如其說學習，倒不如說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作為導演的精神面貌。」 他與陳果相識於《紅van》，當時他是個剛剛畢業的黃毛小子，出演戲中一個角色。陳果在一次訪問中，形容那時的阿朗是「唔知想點，乜都做啲」，可是再經歷後來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能看到這個人的努力。阿朗笑指，自己跟果導有某些相似的特質，一是在電影上是咬緊不放的，二是大家都「比較頑 皮」:「某程度上是兩種不同年代的頑皮，他那種頑皮比較豪放 一些，而我的頑皮比較有不同的呈現。即使是同一代不同的導演，其實都有自己的心法、拍攝模式。譬如杜Sir（杜琪峯）跟陳果，已經似是兩個不同的門派那樣，同一個武林卻各有各招數。 我覺得哪一個時代不重要，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法門。 」 他提到一個關於大島渚和北野武的小故事。「話說大島渚找北野武來演戲，當時北野武就想拒絕，因為他覺得大島常常罵人。大島渚在拍攝現場往往很暴躁，是常常鬧人的導演。雖然北野武後來答應，但講明大島鬧人的話便會離開。因為北野武從不會用這種風格去拍攝，他會用一種自己的方法，不鬧人的情況下去做作品。所以未必一定要高壓式的，或者好專權地去合作， 用另一種形式共事，或者也能讓大家去信服。」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拍電影。 阿朗坦承，二十出頭的時候自我行先，在創作上Ego不小。回想2014年，他參加鮮浪潮，發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如今回想到那個青澀的作品，他笑稱有點毛管戙。「當時就是這樣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拍出當刻心裡面的火。難得寫的故事過得了遴選獲得資助，也是自己想繼續拍下去的其中一個契機，將熱誠燒得更加旺盛。」今年是鮮浪潮第十七年，杜Sir受訪時說， 這個平台已經接近完成使命。「都是一個循環來，有始有終， 現在的完結只是一個階段，一件事完成了便自然會有另一件事發生，所以我不會擔心失去鮮浪潮，總會有另外一些東西衍生出來的。」花開堪折直須折。 你只可把它享受 所幸的是，香港電影近年獲得一班忠實的支持者。拍電影的搏命，看電影的也搏命，支持「本土製作」突然變成一種浪漫潮流。但這種現象並非一面倒較好，風氣孰好孰壞，影界各持正反意見。「當然我覺得，能撐到本土電影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支持我們就好難繼續拍下去。」而用甚麼方法支持港產片，阿朗認為鹹魚青菜各有所取。他反而對「本土製作」四字，有更多的反思。 「我自己就不會考慮本土與否的問題。當然，我是香港出生的，創作自自然然帶有本土意識。但是不是一定需要在香港拍攝，或者拍攝香港地方，才是本土呢？某部分可以說是，我自己拍電影，也會想要挑選一些想留低的香港城市景象。但當這些城市景象開始慢慢消散，是否其他地方就不可行呢？我就覺得，本土不僅是風景或場景，而是你可以灌輸甚麼情感在作品裡，能做到這點就已經很好。」依然是阿朗說的，想法才是藝術分高下的地方。也正如他在劇集播畢後寫道，或許如何用極有限的資源去追到world standard才是一個學問。「我覺得作品應該是國際的，是見得到世界不同觀眾的。如果可以不再依賴語言，如果其他國家或者觀眾都可以感受到你個作品，在當中取得共鳴感，進入到你電影的情感，那才是藝術。或者那才是電影應該所及之處。」 創作目標放遠，也不代表創作獲得絕對自由，而所謂絕對的自由本身，很大可能已經是個偽命題。「這陣子我有個想法，人出生就永遠都是在框框裡頭過活的，只要你有社會、有制度， 你便無法去打破它的，除非你變成皇帝，或者成為一個永遠脫離結構生存的生物。如果沒法改變的時候，那就在個框框裡邊游走，在框框裡頭發揮到最大。聚集到相同信念的人，那麼這個框框自然就會愈來愈大。還有，我總是想，如果某些框框愈來愈狹窄，到某一個點它自然也會無法再收窄，然後支離破碎。所以生存在這個時代，你只可以把它享受。因為你永遠都不會預計到框架不停變動那些時刻，以及你自己正處於哪個位 置，但可以感激自己生存在這個時代。」比起「不做甚麼」的 消極自由，阿朗更加信奉某種積極的自由方式。 對話的尾聲，阿朗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時常無聊去想， 究竟我在這個時代，能不能留到一條腳毛呢？每個人生都是如此相似，勞勞碌碌生老病死，但在裡頭我們能做到些甚麼，是可以在這時代當中留得低？」這個問題，時代還未能解答。 ■

第一次在超級市場進行訪談，鍾雪瑩（鍾雪）與伍詠詩（阿詩）都感到非常新奇，在對話的縫隙也探頭去看看周邊環境。在偌大的超市與兩位女生見面，不斷回想起一部日本電影叫作《超市之女》，居中也作一個小小的心理測驗，邀請兩位鋪開對超市的想像。說來本地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也推出過一張經典專輯叫作《香港是個大商場》，每次看到都覺得說是商場不算準確，在消費娛樂的至上意識底下，與其說商場，倒不如說香港更像一個巨大的超市。 兩位又會怎麼樣形容香港？在阿詩的眼中，香港是節奏很快、變化很快、競爭力好大的，和任何一個地方一樣，埋藏許多開心與不開心的情緒。而鍾雪則給出了一個令人舒心的答案，她說香港是自己無法割捨的一部分。「因為我就在這裡長大，在這裡出生，所有事情都讓我成為現在的我。」不論香港是甚麼模樣，是商場是超市是個橙，這裡都是我們的一部分。 text  ．yuiart direction and photography ．man lim chungstyling ．man lim chung and sum chan  makeup ．cathy zhang (for chung) and vincy lee (for ng)hair ．heibie mok (for chung) and hillnex lee (for ng)wardrobe and accessories ．chanelvenue support ．city’super  special thanks ．clarence lau 電影的模樣 細問之下，原來鍾雪與阿詩原來相識了近十年，當時兩人各自在《鮮浪潮》嶄露頭角，並因為年齡相近而成為朋友。前者大學畢業不久後就正式成為了電台DJ，又嘗試以鍾說為筆名填詞，同時陸陸續續演出不同電視劇與電影；而後者則因《鮮浪潮》短片作品《若男》得到導演杜琪峯賞識，簽約成為銀河旗下的演員。在港產電影突然如後浪湧進觀眾視野的這段時間，她們一直為各部香港電影出力，近年分別因《殺出個黃昏》與《命案》而獲得注目，鍾雪更一度被提名金像獎「最佳新演員」。 曾經聽過有一個講法，指每份職業都有個峰值，大概是7至8年上下的時間，你對它的鬥志就差不多用完了。如果數算出道年份，兩位已經差不多已經正在經歷或正好過渡這個峰值階段。可是言語間，只見這些日子似乎對於她們來說只算剛剛開考，似乎仍然留有《鮮浪潮》時期的初心。聊起電影她們依然充滿熱情，而唯一改變的是，她們已經在工場裡頭，不再以仰望的角度去看這個職業。像鍾雪以前就曾經形容，電影對她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事物。如今身在其中，她對它生出一種保護的意識：「我是不能夠使它墜落的。我要對得住我鍾意的事物，電影就該有電影的模樣，不論走得多近都好，都不能夠去改變它的本質，所以我想自己可以做好一點。」而阿詩，電影依然對她來說是美夢般的存在，而作為夢的一部分，她開始能夠摸索到演員在裡頭的角色：「演員是故事的載體，而故事是一班人共同去完成的東西來的，所以不會有哪個崗位比較突出。」  港產電影保育計劃 在創作空間與資源被進一步壓縮的環境下，這種公平性與凝聚力，在新一代中尤其地明顯。香港人撐香港電影，同業首當其衝支持，支持港產片是潮流，是時下最有型的事情。記得不久前，《窄路微麈》宣告票房告急，六位本土新導演聯袂出席「謝票場」支持，成為一時佳話。鍾雪形容自己以前中學時「好毒」，由於當時沒有甚麼同齡人看電影，她會自己一個去看早場，有種孤軍作戰的感覺：「但發現現在很多差不多年齡，或者更加年輕的人會看電影，甚至乎是去看港產電影，讓我覺得不再是自己一個人了。」作為演員當然是感謝觀眾支持，阿詩同意近年港產電影確實有一番新氣象：「現在多了很多年輕的主創，作品題材也變得較新鮮、較貼近大家。現在香港電影界人才濟濟！」 兩人出席謝票場時，甚至會發現已經出現過好幾次的臉孔，鍾雪分享為《殺出個黃昏》謝票的經歷：「每次謝票場觀眾都會好把握時間發問（阿詩：有沒有大叫看了19次啦）」有呀！會大叫自己已經看了多少次，甚至會與其他場次的觀眾較量。」她又指當時《殺》的謝票場會見到許多老一輩的觀眾：「因為日常生活很少機會見到那麼多長輩，跟他們對話非常有趣。最深刻有一次是去四哥（謝賢）的應援場，全場四哥粉絲大部分都是公公婆婆，手中拿著四哥的應援手幅，好神奇。四哥與寶寶姐（馮寶寶）整個人生幾乎都在電影行業入面度過，他們清楚自己是因為喜歡電影才留下來的，這讓我明白，要對得住自己最喜歡的事物。」至於阿詩則在《命案》中，從鄭保瑞與游乃海等大前輩率領的團隊中，感受到追求極致的態度：「我當時是拍到好懷疑自己的，在各種懷疑來來回回地掙扎，因為你真的感受到整個團隊會用盡可用盡嘅的時間，去找到那種準確度、細緻度，只為把事情做好的那種精神力。所以確實是會有種大家都一齊努力，一起被榨乾的感覺。」 這不是一個標奇立異的世代 「我覺得我跟她都是沒有甚麼Form（形態）的人，所以才會想做自己現在的事情。」鍾雪這樣去形容自己與阿詩，阿詩也點頭同意。阿詩是一個好奇心頗重的人，在職業以外時常要去找事做。她最近正計劃去考咖啡師牌照，閒聊時也分享了許多關於咖啡的知識：「我是一個頗為感性的人，同理心比較強，對好多事情很容易好大感覺，而且我很容易natural high。」她同時是一個喜歡事前做足預備，穩穩陣陣的那種人，包括這次訪談，她自己也預先思考過，甚至寫好答案。鍾雪則完全不是，她是束縛不來的人馬座，追求自由同時很重視承諾，平日要是在截稿期限期前被「提早催促」，她便會火冒三丈。「我的朋友會常說：『冇人知佢做咩㗎』。然後我就會鬧『關你咩事？』還有我要澄清一件事，我常常講『笑死』，是發自內心覺得好笑才會講的樣，不是敷衍！我時常都因為講『笑死』或者用笑喊的emoji而被朋友攻擊。我是真心的！」 此外，鍾雪最不喜歡被人標籤是「奇怪」，甚至寫了一首《歧義種子》去反擊。「這不是一個標奇立異的世界的世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或者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心入面相信的事物。『奇怪』這詞除了耀武揚威之外，是並無其他意義的。」阿詩也補充道：「為何不掉頭去思考，所謂『奇怪』的人只是瘋子的世界中最正常的那個人，但正常卻反而被你說奇怪。不過幸好自己暫時沒被任何人落過這些標籤。但是尤其是身為演員，並不會希望被人定型，或者被標籤。」 如果擁有一個超級市場 一直都覺得超級市場是最能夠表達一個都市的地方，因為它最富多樣性、最速食、最能顯示人不同的欲望。日本有一位導演叫作伊丹十三，他拍過一部電影叫作《超市之女》，電影以娛樂的步調，去講述了一間堅持以真誠正直、匠人精神待客的超級市場，如何去對抗另一間只求成本效益不顧質量的超市，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儼如理想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一場角力。適逢在超市進行訪談，也邀請兩位鋪開對超市與城市的想像。阿詩說，自小就時常會想像自己開店做生意，有自信能夠做個好老闆：「如果能擁有一個超級市場，那一定是一個超級超級的超級市場，哈哈！會是一個超級厲害的超市，大家想要買甚麼都能夠買得到，而且裡頭會分成不同主題的，這邊是一個vintage區，那邊是一個美式區。」至於鍾雪的超級市場則簡單得多：「我要一個有得賣玩具的超級市場（阿詩：我這裡有）那我可以做你的玩具部部長，然後你做老闆。」一個追求多樣化，一個追求可愛趣味，另一角度看，大概便是他們理想中的城市模樣。 拉回現實，如果能夠改變一件事，又想改變這個城市些甚麼呢？阿詩表示：「我會改變這個城市的節奏，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城市生活的人，大家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無法取得一個平衡。希望這個城市的人可以感受一下生活以及身邊的人，這些都是人類很需要的事物。」至於當日一直因為鼻敏感紙巾不離手的鍾雪，不假思索地回答：「空氣質素！每個人都需要有良好的氧氣，才可以精神飽滿去過每一日生活，而這個城市一些有形的事物是無法改變的時候，改變無形的事物也好，希望可以為每一個香港人帶來精神飽滿，以及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大大力呼吸，呼吸就不會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