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當代最重要的導演之一，是枝裕和總是被問及怎麼看待電影，有趣的是，他總自覺不是純粹的那種電影人，自評自己的電影語言帶著某種「電視口吻」。是枝確實不是科班出身的導演，他畢業於名校藝文學科，最初的心願是成為投身文學界，後來輾轉去電視台拍攝紀錄片。可能因為這樣的背景，他的電影總是帶著紀實散文的氣質，似散非散的故事結構，往往滲透著獨特的生活況味，就像帶觀眾散策長河，一步一步走入電影中。

是枝裕和說，希望自己是能夠穿越電影「血統」，成為電影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至今，達花甲年齡之際，他已完成15部劇情長片，以高產、穩定的作品見稱。對外，他繼黑澤明、今村昌平之後，成為第三位獲康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日本導演。這滴水飄洋過海，比想像中發揮更大的力量，也去得更遠。始發現，原來一滴水，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

「導演的工作在於發現意義。」拍攝電影時，是枝裕和就是像水一般的創作者，一如李小龍那段名言：「 倒進杯子，它就是杯； 倒進茶壺，它就是茶壺。水可以潺潺流淌，也可以洶湧澎湃」——是包容力、共情力極高的導演，與人交流恭恭敬敬，從來不擺出導演姿態。兒童演員演不下去，他可以不慍不怒停下拍攝，耐心等待演員四小時進入狀態。

這種柔情的品質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散落四周，故事從沒有任何表現、訴說與批判的意圖。但當觀者深入其表象之下，推敲對於人性本質的刻畫與描述，便會發現光輝背後的一片灰色景象，早在描繪出模樣，是枝有這樣唯心的觀影論：「個人之上，觀眾或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或者對於身邊事物的看法，只要有少許變化，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枝裕和 長河溫柔散策

不在場的神 

韓國導演奉俊昊曾經說過，是枝裕和的電影經常討論「不在」，然後再推及去講述「在」的主題，例如說以死者去對應生者。在是枝裕和的電影故事，一個家庭總是一開始就不完整，他們總設定好有一個不在場的人，而這個不在場的人，時常扣連著生死、離別、喪失、孤獨的命題，如《誰知赤子心》中置孩子不理的母親、《橫山家之味》中死去已久的長子、《海街日記》離世的婚外情父親，「在」的人卻因為「不在」的人事物，順著回憶與現在兩根敘事的繩索，發生許多的牽絆與衝突。不過是枝裕和並不同意自己是在描寫「喪失」，而是描寫「留下來的人」。

至於為何故事中時常存在一個死去的人，是枝裕和曾於書中寫到，認為死者是充當神明的角色：「日本人到某個世代為止都有『無顏面見祖先』的感覺。相對於沒有絕對性的神明存在，日常生活中保有要獲得不愧於死者眼光的倫理觀念。我自己也是那樣子活過來的。相對於西洋的『神』，日本或許就是『死者』吧。可能死去的人並非就此不見，而是站在外側批評我們的生活、擔負起倫理規範的功能吧。」

家庭的底色

受到導演成瀨巳喜男與小津安二郎的影響，是枝裕和對於家庭倫理的命題投放大量關注度。當中最為私人、帶半自傳色彩的作品《橫山家之味》，大概最能夠還原他心中日本大家庭的原型：孤僻又專制的父親、柔順又刻薄的母親，這對年邁的父母住在老家，而自成家的子女生活在大都市。是枝裕和對家庭的理解來自一種反向的、無奈的思考，他並不認同「因為是家人所以能夠互相理解、無所不談」，相反的，他更關注於家庭之間隔閡、隱瞞的那些部分。是枝裕和形容，家庭是「無法取代卻又很麻煩」的存在，而描寫家庭的雙面性永遠是故事最關鍵的地方。

在這樣的原型底下，是枝裕和樂於推敲更深層的家庭定義，如《小偷家族》、《孩子轉運站》、《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幾部作品裡面，都進一步探索什麼構成家庭的條件到底是何物。華人社會常論「血濃於水」，民族優先的日本人也有類似的概念，但在是枝裕和的故事中，「家人」與「血緣」往往是畫上不等式，他更認同「時間」、「共情」與「經驗」才是確立家庭系統的事物。換言之，在是枝裕和眼中，家人是可被「選擇」的，並非「命中注定」，不受客觀概念所限制。

離群之馬

由社會紀錄片起步轉為拍劇情片後，大概受其師村木良彥的影響，是枝裕和取材一直偏向現實社會事件作為故事原型。一如改編自1988年的日本巢鴨兒童遺棄事件的《誰知赤子心》；也有以沙林毒氣事件為題材的《這麼……遠，那麼近》，兩部電影的故事的主角都是離群的、被忽視的人。又如《小偷家族》，縱然主角都是「犯罪者」，這些人都在社會夾縫中苦撐。承開頭提及，是枝裕和的故事中從沒有任何表現、訴說與批判的意圖，故事中始終維持中立角度去敘事，甚至刻意淡化處理殘酷、悲劇的情節。在是枝裕和的角度，每個人既是劊子手，又是受害者，「所謂犯罪並非只有犯罪這個人的問題，犯罪就像我們生存的社會開始化膿了，所以絕對不可能跟我們毫無瓜葛。」

談及離群，也有故事《空氣人形》（編按：片名於香港被翻譯作《援膠女郎》後況味盡失，實屬一大遺憾），是枝裕和描述孤獨的異色之作，充氣娃娃注入了人類的心，努力去得到愛，不斷靠近人類。是枝裕和曾說，自己在這個故事想寫「空虛是可能性」。但也許悲劇的結局卻給出了與他本意不同的事物，人與人之間的「空」，是永遠不能夠互相接近的，令這一則都市人寓言，再多了一層解說空間。

（原篇專題刊於第248期《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