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人人都煲劇，看歐美日韓劇之際，港劇、台劇亦有佳作，好像台劇《誰是被害者》就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刑偵推理劇，當大家追查誰是兇手，劇集就以找出誰是被害者作主調，繼而揭開一連串千絲萬縷的真相。近期兩岸關係互動密切，台劇在香港反應同樣熱切，特別找來兩位《誰是被害者》製作人曾瀚賢、湯昇榮，談談《誰是被害者》如何由小說改編成劇集，怎樣拍出兩岸之間難以探討的生死議題。說穿了，這，就是自由創作的可貴。

Text: NW  

製作人檔案：

曾瀚賢，《誰是被害者》監製、瀚草影視創辦人，多次榮獲金鐘獎、金馬獎與台北電影獎的肯定。

湯昇榮，《誰是被害者》監製，瀚草影視總經理，曾策劃的動畫及電影，分別入圍金馬獎、金鐘獎及新加坡亞洲電視最佳電視電影獎等。

J：《誰是被害者》改編自小說《第四名被害者》，這個改編拍成劇集的起點是甚麼？

曾：這本小說有兩點很吸引我們，其一是它的高概念，通常刑偵推理劇都是找兇手是誰，我們則是找被害者是誰，與一般的刑偵推理劇相較之下，我們就產生反差；其二是它的社會性，這本小說充滿對社會剖面的觀察，包含媒體亂象、教授犯罪等，這樣的社會性也是我們公司一直在關注的面向。

在改編的過程當中，媒體亂象這部分隨著另一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成功，已有很好的展現，於是在《誰是被害者》中我們就把媒體這個面向減少，轉而創造新的角色，也就是鑑識警察——方毅任，以他為軸心搭建這個故事。這也跟原著小說很不一樣，原著小說是以徐海茵作為主角，而劇集最大的改編，就是我們創造了方毅任這個角色。

J：製作《誰是被害者》的難度，對比之前你們參與的台劇製作，有何不同，最難的部分是甚麼？

湯：對我們團隊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高難度，要想如何在市場上有響亮的展示、獨特感，去找出作品最特殊的部分，接著就要思考技術面、演員挑選等，各方面都是高難度。《誰是被害者》較高難度的地方在於它場景很多、演員很多，要挑選到真的適合角色的演員，就必須不斷比對、溝通、探討。為因應劇中各角色的職業、狀態，我們需做前置田調，或安排演員去上課，讓他們對角色的說服力更高，因為這部劇的每個角色，內心都有自己的小世界，導演、編劇及整個技術團隊在這之間也琢磨非常多。我們這次劇本花了較長的時間在做研究，在拍攝過程中，大家也不斷的腦力激盪，到剪接階段要思考怎麼去說這個故事，這些都是劇中難度非常高的地方。

曾：台劇以前較少拍類型劇，類型劇更需要技術力的整合。如湯哥所說，從劇本到籌備、製作、後製，甚至到第二階段的拍攝、剪接、音樂、音效等各種技術的統合。我們這次嘗試如美劇製作較嚴謹的製作方法，也因為如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去一遍遍檢視每個階段的成品，再不斷的修正，產出最後的成果。其實帶領工作團隊去嘗試新的工作方法也是一個難點，內部彼此的溝通協調、目標都非常重要，也考驗我們的管理能力，但伴隨這部作品的成功，也帶給我們團隊很大的信心，未來也能有更多的題材、更多的可能性讓我們去嘗試、發揮。

J：湯哥也是《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製作人。上次《我》劇的成功，有否對製作《誰》帶來甚麼壓力或幫助？

湯：其實《我們與惡的距離》與《誰是被害者》，基本上是同時起步，《誰》的劇本稍晚一點完成，在《我》已完成得差不多了，我們才進入《誰》的製作，在這個關卡上我們也看到一些特殊方法，發現了新的可能性，這讓我在製作《誰》時不斷去思考：「觀眾對《我》心中不斷迴盪的是甚麼？」我認為「真實情感的碰撞」很重要，所以各位在看《誰》一定可以感受到很濃的情感，這也是刑偵劇中較少見的，台灣在操作戲劇上也很少有這樣的樣態。你們就會看在《誰》看到，每個角色跟人物和故事線最後給觀眾迴盪的感覺，基本上都有別於《我》，走出新的局面。兩齣劇都有各自精采的部分，有待觀眾各自欣賞。在製作上不會因為《我》有壓力，但希望《誰》能被更多人看到，它畢竟是一個較有挑戰性的題材。

J：劇集中看來充滿多重計算，例如主角設定為亞斯伯格症患者，片中亦牽涉很多弱勢社群，包括跨性別人士、絕症患者、盲人藝術家、更生人、長者等，是否盡力囊括更多的弱勢？

曾：其實這部劇我們想要表達的主題是「脆弱」，每個人都有脆弱感，只是有一群脆弱的人選擇放棄了，也許在這個相對殘酷跟現實的社會裡，他們有些困境，可是他們看到自己的親人陷入這樣的狀態時，尤其是方毅任這個角色看見他女兒陷入這狀態時，他會想要幫女兒一把，想把女兒救回來，在這過程中他也幫了自己一把。我們透過這部劇集表達一種對社會的關懷，也希望這些底層的聲音可以被表達出來，而不用透過「遺願」這麼激烈的方式才能表達，所以「脆弱」還是引發我們的核心主題。

湯：至於為何會將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圈在一起，是期待透過故事的動線，讓更多社會上大家沒有看到的人可以被理解。這部戲有非常仔細的推敲，讓故事的推動上有不同的角色在中間去說完這個故事。台灣的社會是一個自由多元的有趣社會，期待大家可以互相幫忙。在網路社群上常常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故事，像是一個義大利的神父因為這次疫情，就在網路上號召大家捐款協助，短短時間就募得一、兩億，台灣的社會很喜歡對不同的人有很一些關注，所以在戲劇上的設定我們就挑選了這些人。

編劇們也經過幾番思考，看到社會上有一些人確實相對弱勢，但他們有想說的話，甚至他們內心有過不去的關想要被看到，所以這種角色設定在戲劇的推動上，也讓戲劇的可看性更高，市場性也更高，讓觀眾看這部戲能有更多的理解，也能透過很明確的角色設定拉動整部劇，大家也可以在每一集看到不同的人很自然的切入角色，因為他很容易理解，他們都有各自的狀況，像是絕症、更生人、跨性別人士等台灣相對弱勢的人，這也協助我們把故事說的更完滿，如瀚賢所說，有些人想放棄，有些人想拉住，這些脆弱的人如何透過共同合作來完成彼此遺願，故事的最後也告訴他們，如果願意努力不放棄的話，其實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不一樣的色彩，我想看完這部戲一定會很有感觸。

J：劇中徐海茵是以新聞角度追查真相的角色，也是巧妙的加入？

曾：徐海茵這個角色是原著小說就有的，湯哥對此有一個很好的形容。

湯：我們對徐海茵、方毅任、趙承寬這三個角色其實有一個有趣的設定，方毅任就像「土」，他給人的形象就是死板板的，很木訥，像在地上安安靜靜的「土」一樣，但若地震一來波動就會非常大；趙承寬就是「火」，他非常爆裂，因為他想要趕快查到案，所以他用激烈的情緒來呈現，但他內心還是有像燭光一樣的溫暖，可以看到他還陪其中一名被害者的爸爸去吃火鍋、協助方毅任等；徐海茵則是「水」，可以裝進任何容器，可以隨著容器改變自己的型態，也有很高的滲透性，他可以隨時因應各種狀況，也非常有侵略性，同時也有柔弱的一面。在看徐海茵追查新聞的時候，就能看到她變換各種樣態，隨時變換不同的樣子跟不同的人講話；她柔弱的一面則是來自兒時爸爸帶著全家自殺，而她活下來的這個陰影，但她也因此想要改變，所以他也會有她強硬的一塊。我們可以看她的故事弧線，因她生命經歷的關係，從一開始的嗜血記者，到後來跟著方毅任一起拉住這些人，去救曉孟，去救不同的人，甚至站在另一角度批評方毅任自私，到最後去採訪李雅均這個角色時說了「活著比死更需要勇氣」，巧妙點出了本劇最重要的精神。

J：劇中有不少撼動人心的場面，你們認為看來最牽動情緒的一場戲是哪一場？

曾、湯：第七、八集都是。

湯：第六集出現的遺願影片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震撼的一場，因為他們這些人都已經死了但影片卻還留著，等於直接在控訴這個社會，把自己的狀態告訴大家，那整部影片對我來說非常有震撼性。方毅任和曉孟在海邊那場也很有震撼性，其實很多場都是。

曾：第八集父女對話那場戲也很牽動情緒。

湯：最後一場撐傘那場對我來說也很有煽動感。

J：拍攝完成後，你們心目中對勇敢活著與結束生命之間，有沒有不同的看法改變？

曾：我們一開始在做這個劇本時，反而更想去辯證「人能不能選擇生死」這件事，我們還是想要比較客觀地去探討這件事情，可是隨著劇本的完成，甚至有演員、團隊加入之後，我們反而選擇不用「辯證」這麼理性的角度，而是希望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待生命，所以後來徐海茵對李雅均說的那一番話，就有點像是我們對這整個故事的想法，「勇敢的活下去」仍是這部戲想表達的核心。

湯：活著確實很辛苦，尤其是我們最近在工作上確實有很多的起伏。我覺得每個人在面對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要度過的難關和課題，我覺得活下去的力量確實要非常強韌，因為每天都要面對新的挑戰，你永遠要為未來做打算，你要照顧下一代，你要為老一代的走向結束去做安排，我覺得人活著就是一手拉一手，互相合作、關愛走過來的，這部戲確實有讓我對這點感觸更深，每個人都是被害者，每個人都需要互相合作，去翻轉被害者。這次的疫情也是一樣的狀況，大家都開始關在自己家裡，大家面對自己的事情，面對大環境的事情也都無計可施，我覺得大家在看這部戲的時候一定對生命有不同的省思，也期待大家在娛樂之餘有不同的想法，去訴諸於行動，去對更多人有更多關愛。

J：製作完這部劇集，你覺得誰才是真正的被害者？

曾：每個人，包含我們製作團隊，大家都是被害者。

湯：被害者也不是說真的多慘，被害者其實是有力量的人，被害者在面對這個世界需要很大的勇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就是超越被害者的勇者，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是被害者，但我們也是勇者。

J：《誰是被害者》在香港也很受歡迎，你們覺得是甚麼原因？

湯：謝謝香港。

曾：我們更了解的應該是台灣吧！我覺得台灣社會在做一個很大的轉型，有各種力量在彼此衝撞著，也在很多改變當中，在這當中，人心多是比較浮躁的，也比較無所適從。尤其像是疫情，大家會比較有被害者的感受，在相對較殘酷的社會下，較辛苦的面貌下，大家都會感受到一種脆弱吧！隨著這部劇在台灣的成功，或是在香港，更甚在亞洲其他的國家、城市的成功，其實都可以感覺到，我們開始在面對「脆弱」這個主題，都開始回想自己生命中的脆弱這件事，也許我們可以產生更多的愛、更多的包容，我認為這可能就是原因，大家都需要這個力量，因為脆弱所產生的愛跟力量，也許就是《誰》成功的原因。

湯：我覺得每個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脆弱，了解自己的脆弱，才有辦法去面對這個脆弱，至少我是這樣。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脆弱面，如果你願意積極找到相對應的方法，其實我們就會找到我們的堅強面。這其實就是我所說的誰都是被害者，但其實你也可以變成是受惠者，因為從自己的弱點或是失敗的地方在找到贏回來的勇氣。

另外在香港會成功，我還想到產業面的一點，大家所熟悉的華語劇中，這樣的類型可能較不常見，香港當然也有探討刑案、刑偵的作品，那我們可能透過較新穎的手法來操作。我們都笑說香港每一部片都有刑警，所以你們一定很熟悉這部分，也許我們台灣味能夠讓你們感受到新鮮感，其實我們這次的明星陣容也很精彩，大家好像也會被吸引，當然Netflix這個平台的品牌性也有影響，這也是我們在香港受歡迎的一個原因。

J：不少人覺得，這次《誰是被害者》拍出了一種內地與香港劇集也難以探討的深度，你們怎麼看？

曾：我們不熟悉香港、內地的狀況，我覺得呈現出尺度、題材或生死的這些東西是比較真實的，我們是選擇面對台灣真實社會現在這個變動，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在把一些傷疤揭露出來，可是有時候我們揭露這個傷疤是為了要讓它癒合。我們想做的只是如實呈現社會在轉型的過程當中，各種隱含的傷口，把這些傷口做出來，其實只是想找回更多癒合的可能、更多愛，也帶給社會一個更好的轉型機會，更重要的還是我們真實去面對這個轉變。

湯：我覺得這個題材有很多的細節是我們一圈一圈設計出來的，編劇也很努力地找到各種方法去說這個故事，以我們製作人或監製的角度，我們也期待它保有一種新鮮感，所以我們一直維護這個新的形式跟樣態可以被看到，再加上我們是在Netflix這種平台，所以尺度可以更開闊，若是在傳統電視台就不太能這樣操作。我認為這也是大環境下的趨勢，當OTT產業出現，其實觀眾更挑剔了，觀眾掌握了主動權，打開OTT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東西，所以觀眾反而會想找到更新鮮、更有趣、更好、更有感受的題材，能夠在這之間做出新穎度，就會被觀眾選擇來看。這部劇確實也因為台灣可以自由創作，我們可以自由揮灑，即便是談到像是「自殺」這麼敏感的題材，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方法說完這個故事，這是我們在創作上很幸福的事情，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事，把我們想說的東西做到極限。

J：作為台劇製作人，你怎麼看台劇近年的變化？很多人都說以往偶像劇為主，近年則以社會議題出發，這轉變是從何而來？

湯：這幾年台劇的變化確實是從偶像劇的概念故事一路跌到谷底，亞洲其他國家也開始做各式各樣的新戲劇，其實偶像劇這條路好像也找不太到新方法了，我們也很努力幫台劇找到新方法，也看得出來這幾年台劇出現各式各樣較新穎的題材，打開台劇的市場性，這是台灣的影視從業人員面對這狀況做的新突破，市場上也在等待台灣的環境可以給出什麼新的東西，OTT的出現加上觀眾有了選擇權，更類型的劇更受歡迎，或者說更分眾的市場出現了反而能從中做出新的可能性，透過台灣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度，台灣有非常多的新聞台，這些新聞台每天提供非常多的社會新聞，有取之不盡的議題可以選用，都能變成好的題材，這個變化就是來自於台灣整個社會的變動，還有我們自由的創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