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朗說，一開始並沒有特別要留鬚。有一段時間忙於電影拍攝，沒能空出時間去處理滿臉腮鬍。直到某天，不知不覺就開始留起了鬍鬚；也開始沒太多人能夠一眼認出，他曾是那個坐上陳果的紅Van，坐在小巴後排、下巴乾乾淨淨的慘綠青年。

在影圈浸淫數年，陳健朗演過無數的角色，又把手捲煙抽起來，奪下金像新晉導演的獎座。那些積累一如他的鬍鬚，讓他慢慢開始熟悉自己的臉，喜愛哪種模樣。他也不再如十年前鮮浪潮的自己，只提問「點解一定係咁」，而是手起刀落，把想法裡裡外外回應在自己創作上，告訴別人「可以係咁」。

他放棄了必然正確必然成功的數式：「每次都想試不同的元素，想 法也好類型都好，希望保持不要重複刻板的東西。」 就像周耀輝寫的那首〈填充〉——「識得春和秋中， 填夏與冬」，這個人，費盡力氣選擇填上了「不知道」。

Text．yui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Simon C
Hair．Keith Wo
Makeup．Jenny Shih
Styling Assistan．Chan Fung
Watches．Blancpain
Wardrobe．Kenzo, Fendi, Emporio Armani

電影元氣彈

《手捲煙》以後，人人盼著陳健朗第二部長片。未料在那之前， 他突然轉向走進電視廠房，為香港觀眾帶來一部《那年盛夏我們 綻放如花》。由casting、劇本、拍攝方式甚至是宣傳手法，每一環皆是用盡心思。不負努力，劇集放送期間一直好評如潮，一切相關的事物皆成為talk of the city。劇集映畢，作為導演的阿朗於社交平台上發表肺腑之言，形容團隊擁有同一信念：「將石頭丟進久久未有漣漪的池水。」縱使未能都滿足到所有香港觀眾口味，這依然是重要的一步，之於觀眾是重建信心，之於創作者是 一個提醒：「作為一個創作人或電影人，要一直保持自己的引擎是不停地運作的。一旦停下來靜下來，很快就會無法撻著。」

不斷創作有趣的事物，而非重複某些成功方程式。他已經不去深究，觀眾為何對香港製作的作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只覺創作者的責任重大，在這過程需要不同地吸收學習。不論處於哪個崗位，他自覺仍有努力的空間：「無論有幾叻或者現在儲到多少經驗和能力，都不可能去到最叻，需要不停地學習。尤其是探索電影、藝術這件事，其實就是在探索自己本身。為此，你要令到自己可以不停有新的吸收。對藝術有追求，探索自己，然後將過程醞釀、精煉成感受或想法變成你的創作。」他尤其重視集體，幾年前他形容過，電影是取向，要視乎如何感染別人，如何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每一次付出所有熱誠去創作，觀眾是會感受到的。這不僅是關於一個創作者，而是我們擁有同一個理念的 人，能感染到不同的人，累積起來就會像《龍珠》的元氣彈般富有威力。 」

這種共同體的戲劇理念，由阿朗為角色試鏡便開始付諸實行。如 劇集《那》，他摒棄以往typecast的古板試鏡模式，花了大量時間遴選新演員，追求sense of truth的戲劇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對戲劇一個基本的原點，那個真實，不能是一個臨摹的真實。」 在他眼中，出色作品一定要包含真誠與想法。尤其是在碎片化、資訊泛濫的時代，留下來的到底是養分抑或短暫的鎮痛劑？「當然根基要打好，基本技巧是必須，但想法與意念會是甚麼？做一 件形象化的作品不算很困難，但灌輸你個人的體會或者概念在其中，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如果你一個想法可以影響到人，啟發到人產生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去思考的時候，對我來說便是出色的藝術。」

北野武與陳果

談到受啟發的導演，阿朗提到了黑澤明，也提到了北野武。「某程度上，我鍾意那種比較『男人』的戲，鍾意那種俠義、逍遙浪蕩的呈現。像最近我又回看胡金銓、徐克的電影，發覺武士片或者武俠片那種是最吸引我的，那一種失落了的風格，或是我想嘗試的一種風格。 」不啻兩位日本大導，被他稱為「King of independent」的陳果也是他半個師傅。「我不似紅褲仔那樣跟他學師，但他的九七三部曲確實影響到我對電影的看法。老實講，好難一句話言明我在他身上學到甚麼，如其說學習，倒不如說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作為導演的精神面貌。」

他與陳果相識於《紅van》，當時他是個剛剛畢業的黃毛小子，出演戲中一個角色。陳果在一次訪問中，形容那時的阿朗是「唔知想點，乜都做啲」，可是再經歷後來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能看到這個人的努力。阿朗笑指，自己跟果導有某些相似的特質，一是在電影上是咬緊不放的，二是大家都「比較頑 皮」:「某程度上是兩種不同年代的頑皮，他那種頑皮比較豪放 一些，而我的頑皮比較有不同的呈現。即使是同一代不同的導演，其實都有自己的心法、拍攝模式。譬如杜Sir（杜琪峯）跟陳果，已經似是兩個不同的門派那樣，同一個武林卻各有各招數。 我覺得哪一個時代不重要，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法門。 」

他提到一個關於大島渚和北野武的小故事。「話說大島渚找北野武來演戲，當時北野武就想拒絕，因為他覺得大島常常罵人。大島渚在拍攝現場往往很暴躁，是常常鬧人的導演。雖然北野武後來答應，但講明大島鬧人的話便會離開。因為北野武從不會用這種風格去拍攝，他會用一種自己的方法，不鬧人的情況下去做作品。所以未必一定要高壓式的，或者好專權地去合作， 用另一種形式共事，或者也能讓大家去信服。」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拍電影。

阿朗坦承，二十出頭的時候自我行先，在創作上Ego不小。回想2014年，他參加鮮浪潮，發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如今回想到那個青澀的作品，他笑稱有點毛管戙。「當時就是這樣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拍出當刻心裡面的火。難得寫的故事過得了遴選獲得資助，也是自己想繼續拍下去的其中一個契機，將熱誠燒得更加旺盛。」今年是鮮浪潮第十七年，杜Sir受訪時說， 這個平台已經接近完成使命。「都是一個循環來，有始有終， 現在的完結只是一個階段，一件事完成了便自然會有另一件事發生，所以我不會擔心失去鮮浪潮，總會有另外一些東西衍生出來的。」花開堪折直須折。

你只可把它享受

所幸的是，香港電影近年獲得一班忠實的支持者。拍電影的搏命，看電影的也搏命，支持「本土製作」突然變成一種浪漫潮流。但這種現象並非一面倒較好，風氣孰好孰壞，影界各持正反意見。「當然我覺得，能撐到本土電影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支持我們就好難繼續拍下去。」而用甚麼方法支持港產片，阿朗認為鹹魚青菜各有所取。他反而對「本土製作」四字，有更多的反思。

「我自己就不會考慮本土與否的問題。當然，我是香港出生的，創作自自然然帶有本土意識。但是不是一定需要在香港拍攝，或者拍攝香港地方，才是本土呢？某部分可以說是，我自己拍電影，也會想要挑選一些想留低的香港城市景象。但當這些城市景象開始慢慢消散，是否其他地方就不可行呢？我就覺得，本土不僅是風景或場景，而是你可以灌輸甚麼情感在作品裡，能做到這點就已經很好。」依然是阿朗說的，想法才是藝術分高下的地方。也正如他在劇集播畢後寫道，或許如何用極有限的資源去追到world standard才是一個學問。「我覺得作品應該是國際的，是見得到世界不同觀眾的。如果可以不再依賴語言，如果其他國家或者觀眾都可以感受到你個作品，在當中取得共鳴感，進入到你電影的情感，那才是藝術。或者那才是電影應該所及之處。」

創作目標放遠，也不代表創作獲得絕對自由，而所謂絕對的自由本身，很大可能已經是個偽命題。「這陣子我有個想法，人出生就永遠都是在框框裡頭過活的，只要你有社會、有制度， 你便無法去打破它的，除非你變成皇帝，或者成為一個永遠脫離結構生存的生物。如果沒法改變的時候，那就在個框框裡邊游走，在框框裡頭發揮到最大。聚集到相同信念的人，那麼這個框框自然就會愈來愈大。還有，我總是想，如果某些框框愈來愈狹窄，到某一個點它自然也會無法再收窄，然後支離破碎。所以生存在這個時代，你只可以把它享受。因為你永遠都不會預計到框架不停變動那些時刻，以及你自己正處於哪個位 置，但可以感激自己生存在這個時代。」比起「不做甚麼」的 消極自由，阿朗更加信奉某種積極的自由方式。

對話的尾聲，阿朗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時常無聊去想， 究竟我在這個時代，能不能留到一條腳毛呢？每個人生都是如此相似，勞勞碌碌生老病死，但在裡頭我們能做到些甚麼，是可以在這時代當中留得低？」這個問題，時代還未能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