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英國作家雪萊創作小說《科學怪人》，被視為西方文學首部科幻作品，講述一個科學家從墳墓中挖出屍體來，將屍塊東拼西湊製成人造人，然而這個人造人卻慢慢展露出了「人性」，最後失去控制。「那科幻象徵意義便是如此，人類被自己發明的事物所摧毀，最後陷入失控。」譚劍如此定義。

西方科幻文學火箭升天，東方仍在拉人力車，華文讀者在科幻閱讀上存在顯然的時差，之於閱讀文化頹弱的香港更甚。然而有賴香港有倪匡，本地科幻文學的圈子才開始熱鬧起來。當中「一個夏天裡看畢七十多本衛斯理」的譚劍，無可避免深受前輩影響，成為後浪，兩人之間也有珍貴的交集。

早在《人形軟件》，譚劍已「預支」未來，將人工智能與地產霸權的主題融入故事；而《黑夜旋律》則在新世紀科技都會中，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與科技，在其作品當中永遠都是齊驅並駕奔往現實。近兩年他少寫科幻，專注於推理，他最新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推理犯罪作品《姓司武的都得死》，也在圍繞香港的「丁權制度」問題。「我們社會現在變得愈來愈科幻了。」他感嘆道。

雪萊說：「一個人走向邪惡不是因為嚮往邪惡，而是錯把邪惡當成他所追逐的幸福。」在Floppy Disk尚未興起的年代，譚劍便開始寫故事，寫到倪匡離開、寫到ChatGPT浩浩蕩蕩進入人類生活。知命之齡的譚劍，繼續寫我們時代的「幸福」。

text． yui | photo．OiyanChan

先寫樂譜 再演奏

譚劍是初代的IT佬，九十年代就到英國修讀電腦及資訊系統。這樣的學歷背景，除了讓他在寫科幻與推理的作品擁有強大的理論根底與知識儲備，更讓他掌握到長篇小說的寫作方法。「以前常做IT training，所以頭腦已習慣用圖像去思考。」譚劍寫作自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每次真正動筆之前，他會先繪製一份mind map，預先將故事大綱鋪展開來。「我寫故事特別講究大綱，多少也跟我理科出身有關。寫之前我事先製作mind map，仔細畫好大綱才開始寫。我很重視故事的邏輯性。其實文字也可，但長篇小說要寫文字大綱，大概會寫成十幾頁那麼長，每一個章節的人物關係，用文字去表達也很麻煩。所以用圖像就好，整個故事結構一下子就一目了然。」

「正如以前做IT設計系統，要先了解data，以及它的process的運作。簡單一件事，譬如一個人要從自動櫃員機取錢。取了的錢要扣除銀行賬戶的相等銀碼，同時這個交易動作又要更新到銀行結單。這樣的作業過程也可以用文字一行行去寫，但如果拆成一個圖表，我可能畫一個ATM系統部分、賬戶部分、結單部分，就可以以簡單的圖表理解這件事。」假設一個故事本身是一到十二個章節，由頭到尾都掌握每一個章節，到底會如何發展，不同人物正在做甚麼事情，各樣細節在mind map階段已經定好。「我通常都是全部定好才開始寫，不可能一邊寫一邊度，對我來說太困難了。尤其是，我一個故事可能有百餘個章節，再加上要埋下伏筆，我更加不可能是一邊寫一邊度。」

以mind map方式寫作的實驗作品，正正就是讓譚劍一舉奪得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的《人形軟件》。在那之前譚劍一直寫短篇居多。他直言使用這種方法後，才懂得如何寫長篇：「或許你會覺得，這種寫法很容易以上帝視角去看一個故事，但其實真的落手寫是不會的，你會投入一個角色的心理去思考。那件事跟運用mind map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寫的時候會調整又調整，不斷再調整，但就是有個mind map可作一個指南來引領方向。」就好像古典音樂，樂譜的音符、拍子、表情術語都是不能改的，不同的是演繹方法。對於譚劍來說，mind map就如樂譜，細節是譜號。

「然而到了新作《姓司武都得死》，開頭構思Mind Map心想是沒問題的，但寫完第一部後卻發現不太對味，尚有些東西想發揮。結果我就王家衛上身，創作全新的第二部分去接住前面的故事，將前一部重新再改寫和發展。所以mind map只是一個指引，但到創作突如其來有個構思加進去，也是可行的。」

最後一次探倪匡

港台兩地文學泰斗倪匡與張系國對譚劍影響最深，前者以驚人的寫作速度、產量與知識量見長；後者則以藝術性與人文精神稱著。他尤其尊敬倪匡，訪談之間每每提及對方時，都要尊稱對方一句前輩；也因為出於尊敬，他對「倪匡2.0」那些稱號頗抗拒，也對「最能得獎的作家」那種稱呼不太喜歡。「我都不知是誰說的，我完全不認同。陳浩基攞獎多過我啦！寫作應該是為自己和讀者去寫，不是為獎而寫。至於『倪匡2.0』大概是內地那邊的說法，他們總愛給人改這些『中國村上春樹』、『中國東野圭吾』的稱號。但我認為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應該是別人的依附。特別是我所敬重的倪匡老師，他最憎別人來『黐』，時常強調作者要有獨立思考能力，有自己風格。如果黐著『倪匡2.0』，我覺得會對不起他，而他亦會看不起我吧。所以我是好抗拒這些稱號的。」

譚劍時常在文章中盛讚前輩：「倪匡是懸疑寫作的大師，是氣氛營造的高手，是想像力一瀉千里的鬼才。」但他最欣賞的，是倪老的謙厚與風骨。「我最欣賞倪匡前輩的人品。他生前好努力去幫助我們後輩。當我們後輩出書，他會在報紙專欄（其實當時他已經不是好有能力去寫，所以大多是他度稿，然後由編輯去下筆），盛讚我與喬靖夫、天航等不同作家，毫不吝嗇去支持、推介別人去看新作家。2019年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他在書展仍在力推陳浩基的推理小說。少可有前輩作家會這樣去扶後輩作家，是不容易的。」

在倪匡生前，譚劍曾到前輩家拜訪幾回。「在他生前，我與一大班人到他家探訪，跟前輩食飯。他是毫無架子的一個人，所有人聚在一起吃飯，我們後輩促前輩先夾餸，他通常就讓著，說你們先夾你們先夾，看我們不願動筷，才隨便夾一點，然後大家食。」他也欣賞前輩風骨。「他的著作本來可以在內地大賺一筆，是數以千萬計的財富，但他一句不喜歡就不賺了。他有自己的原則與堅持。」

關於倪匡，一件憾事也埋在譚劍心裡。那是2016、2017年上下，有一次他與馬來西亞作家張草去探倪匡，當時倪匡已知道自己有病。「他甚至直言想死。他説食好多好多藥好辛苦，每日食幾十粒藥。那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次。」倪匡家的客廳有個書架，上面放有藏書以及家人相片。「本以為書架放滿藏書，但那次去，不知為何書架只有很少書，連他自己著作的書都極少。然後前輩就讓我們哪本看對眼就取走。我當下沒有為意，當時他大概是想把自己的藏書全散了，分發給其他人。你知道，倪匡跟古龍是摯友，兩位與三毛甚至有個生死之約，誰先走了就得報夢給其他人聽，另一個世界是怎麼樣的。當時書架上就放著一本古龍散文集，是天地圖書出版的。前輩說『你攞去啦』，可是我拒絕了，我說那本書是你的兄弟。」雙方互讓互推，譚劍到最後不敢把書帶走。

「我非常非常後悔。後來回想，倪匡是一個不重視物質的人。他年輕時收藏貝殼，在沒有互聯網的時候甚至特意在海外郵購，成為了香港非常重要的貝殼收藏家，甚至不少研究貝殼的人要專程來香港看他的收藏。他更與一個外國人一同合寫了一本香港貝殼的著作。但後來他不想再收集了，居然一下子就把藏品全部放售。」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人間無倪匡，心中有倪匡。

AI可以寫音樂 但不能成為華格納

人工智能正式進入人類生活，近年各種AI工具開始被我們日常使用。譚劍可能是最先討論AI的香港作家之一，2009年他寫的《人形軟件》，故事講述AI可以跟隨人類一千小時，直到AI學習到人類習性，並在互聯網上代理人類工作。然而當年沒有多少讀者能夠理解AI是怎麼一回事，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是一間西營盤雲吞麵店的故事。

「這個故事構思其實來自我第一份工。大概是1993年，當時我在一間船務公司工作，那間公司的電腦非常巨型，硬碟也巨型，看狀就好像洗衣機拖著一堆東西。而當時的program也十分論盡，基本上我每次寫program就好似作文一樣，一份簡單的同事糧單報告，我得寫1,000行的程式才能夠做到；而如果更現代化的話，其實200行已經寫完。所以當時我已經思考，如果電腦系統能夠把我的知識全部學會，把program交給它去寫，那不就能省下不少時間？然而1993年的時候仍然未有互聯網，即使我有這個想法但依然寫不成故事。」最後作品事隔十年才成形出版。

早一步看到AI與人類的關係，但譚劍不認為AI是人類的危機。「我曾經試過跟ChatGPT傾偈，可以傾很久，它可以回答你許多問題，雖然它回答的東西看似很合理，實質上是認真地胡說八道。我不是AI專家，我不確定，或者AI現在已經真正成為一個『智慧』，遠遠超過我讀書時期的AI程度。」他甚至覺得，即使AI與人類愈來愈靠攏，也不會有太大改變。「那天早上我等巴士，望著一棵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人們知道樹有思想，會不會依舊將這些樹砍掉？果然還是會砍掉吧。又正如豬肉，豬其實是很聰明的生物，牠們的智慧甚至比狗還要高，但我們還是會把豬殺來吃。所以換個角度想，即使AI、機械人擁有情感，人類還是會殺他們。」

「但我時常覺得，其實AI並不是真的那麼神通廣大，可以取代那麼多人類做事。譬如做一個訪問，記者換上AI去問問題可以怎樣去做？即使AI讀取了我的著作，它都需要一個方向去調節。至少我認為AI未能夠全面取代到記者。即使現在有一些例子是，由AI去寫天氣報告、財經資訊的內容，但那些都屬於較為『機械化』的內容。而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些較為低階的工作是應該交由AI去做。人是應該去做『user requirement』的部份，然後讓AI去生成系統。這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基於這種被動性，譚劍對人類應用AI這方面並不悲觀，不認為AI會奪取人類的所有工作。「我試過要求AI去寫故事，基本上是完全不行的。因為AI其實是個copy cat，它只是在模仿人類做的事。正如AI可以根據貝多芬或巴哈的音樂風格去作曲，我敢肯定那音樂連粉絲，甚至學者都未必能辨別到真品或AI作品。然而你要AI以一個新風格去創作一個新的作品出來，它就傻了。如華格納創作了『主導動機』（編按：即是在戲劇中用一個樂想來代表或象徵人、事、物、環境、感受等人間種種要素），每一個character出場就需要一個象徵主題。AI或許可以模仿貝多芬與巴哈，但它不能像華格納般改革了音樂本身。因此，人類的價值就是這件事，就是去創造新事物。」

科技巨無霸 人類細無霸

「你知不知道以前的巨無霸有幾大？」

1986年《經濟學人》雜誌推出一個叫巨無霸指數的經濟指數，以快餐店漢堡包的質素與售價作為一個指標，評估貨幣的水平。隨著經濟變化，漢堡包尺寸愈變愈小——換言之，巨無霸輕了多少，生活品質也輕了多少。「為何會開始寫《人形軟件》？當時我居住在西營盤，對上是般咸道，都是有錢人；再對上干德道，更加更加有錢。然而對落，走到電車軌那邊，是一個舊社區，常常看到痀僂老人去推車收紙皮，或者弓著身體伸手進垃圾桶拾紙皮，另一邊廂一架名車經過，沒有人會停下來幫忙。」譚劍感嘆，社會愈來愈科幻，愈來愈cyber punk 。

「Cyber punk不就是關於high tech low life，科技好先進但人非常卑微。我們追求科技的進步而非人文精神，人類在科技以外的面向無發展。簡單來說，我們人類現在把AI做出來了，或甚我們可以上太空了；但你看以巴問題，足足千年都未能解決。我們社會慢慢靠攏cyber punk，城市好先進，人類生活並無特別發展。特別我們進入M型社會的現況這麼久，然後又有少子化現象──世界愈來愈步向科幻小説的世界。 」

譚劍說，有北歐國家為了解決M型社會的問題，開始實驗性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制度。「於是有班哲學家就指，人類搵食是好辛苦的。他們認為，只要人不需要花時間謀生，就可以釋放他們的創造力。正是貧富懸殊得太嚴重，所以有國家開始有限期地去試驗這樣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模式。底層的人難謀生，同時有錢的人交的稅金，是足以去覆蓋這些他們的需要，那就讓底層人去過一個基本生活，相對可以保持社會穩定。」

「我沒辦法去想像，十年後的人，會怎麼樣回望他們的時代。」
譚劍認為，科技發展進步不是問題，但科技過於迅速，才是時代大問題。「以前我們以科技去取代一個人，並不會如此急速。譬如以前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要花時間建工廠。但大部分人以前是以務農為主，要這些人花時間去學習如何使用機器，是需要一個過渡時間。期間可能要花十年時間去做，那個社會衝擊才會被減緩。現在AI衝擊之所以這麼巨大，是因為它不是實體的，居中過渡期的時間非常之短，才會出現大量的人感到焦慮，認為AI會取代人類。又如報紙，以前砌稿是『執紙粒』，之後有《現代日報》用電腦排版。發展AI的源頭如此急進，要競爭推出一個新AI，結果沒有一個足夠的時間去讓大眾適應這件事，才是問題所在。」

閱讀科幻作品，或者可以成為科技衝擊前的軟墊。「其實科幻就是一個超前的意識，去幫讀者看一個未來，或者去了解那件事。一般人會說，科幻是要有一個預言性在裡頭，但不是預測未來然後看是否準確，科幻本身不是在做這樣的工作。科幻作品其實在訴說著科技會失控，叫人去小心預防。」

科學怪人在前，人類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