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一路走來，香港人展現無比的韌性，在各個領域都掀起程度不一的「革命」，遊行示威以外，「黃色經濟圈」更是「和理非」抗爭中的重中之重，以圖重奪香港人的自由市場。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任職助理講師的阮穎嫻（Vera），近月不停撰文分析、評論箇中現象，雖立場鮮明，在學術論證方面卻有根有據。她說：「學術界不講政見，只講數據、證據，以及客觀細節，沒有甚麼事情需要避而不談。」這位非常政經女子，果然非同一般。

TEXT : Timothy Lo
Photo : Bowy Chan

早在「反修例」運動前，Vera分析經濟的文章已散見於不同報章和媒體，不少直接針砭時事，評論醫療、房屋等政策，她亦不時出席網台節目，與各時事評論人討論局勢。當部分學者大多希望避免公開政治立場，她卻毫不畏懼發言：「我認為公開發聲是學者責任，試想像社會爆發大型傳染病，你總會希望傳染病學家能提供專業意見；如今社會病了，大概我們也會想有人站出來做研究，並分析當中的千頭萬緒。」她亦坦言，自己不曾承受任何壓力，校方亦未曾阻止或勸喻她不要發表政見：「本想感謝港大沒有干預我的言論，但想深一層，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乃是學術機構必須抱持的基本原則，因此也不需要太過感恩了。」

對Vera而言，所謂的「發表政見」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觀察：「無論社會怎樣變，這些都是單純的現象，我們只是就著這些改變做出相對應的分析而已。」與此同時，她亦強調學術專業並非如部分「藍絲」所說的煽動示威：「學術界不講政見，只講數據、證據，以及客觀細節，沒有甚麼事情需要避而不談，但卻不會鼓吹某一方面的政治立場。我在媒體公開發表政見，與我在學術期刊撰寫論文，其實完全是兩回事。同事們討論社會現況，也是引用不同的論述詮釋自己的觀點與角度。」

民主與經濟的相互關聯
近期Vera談論較多的，自然是「黃色經濟圈」的理論和意義：「在我看來，『黃色經濟圈』其實是用價值和論述去包裝的市場行為。市民因為政府的政策經歷突如其來的價值觀轉變，這種改變轉化成消費行為，他們願意用金錢去支持民主自由，而商舖亦以民主自由作為招徠。因此這是市場主導多於政治主導，只是恰巧他們的供求都在政治理念上而已。」嘗試將視野拉闊點講，自由市場是否有一個既定機制，去制衡一些不公正、不公義的事情？Vera則解釋：「市場從來都是中性的，它並不會分辨哪些商舖、商人是否不公義，永遠能夠知道這件事情的都是消費者，他們能透過選擇和消費行為，讓市場反映自己的喜好和意願。因此，市場能制衡不公義之說，並不成立。」因為能夠制裁不公的，從來都是香港人本身。

「黃色經濟圈」作為日常抗爭手段，不免讓人反思民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坊間甚至出現一個說法，指「幫襯『黃店』即是『用錢投票』」。Vera卻覺得要釐清「消費」與「投票」的概念：「其中一個最簡單驗證民主的準則，是每一個人，不論階級、性別、年齡，均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不少人將此與『一人一票』劃上等號；但在商業市場上，不同的消費者卻永遠不會擁有平等的權力，只因當你擁有的金錢愈多，擁有的權力便愈大。」而且，消費從來都是個人抉擇，但投票不是：「在市場上，從來沒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買甚麼，不買甚麼；但在民主社會中，所有議題都是集體決定，若你是少數，也需要接受捆綁式的結果。」將抗爭融入日常，首先要「狂做嘢狂讀書」，了解每個行動的原因，才算真正覺醒。

制度才是根本
經濟和民主，從來都是分別矗立的樑柱，後者保證一個穩定、予人信心的營商環境；前者則與民主發展有顯著關聯。但套入香港現況和一國兩制，卻非如此：「香港從來都是混合政體，半獨裁卻能投票。這個地方的本身優勢在於有別中國的制度，同時了解大陸又能融入世界，雙方對香港都有信心；因此我們總能順著環球政治形勢從中獲利，中國需要香港這雙『白手套』，為其處理上市、外匯等事宜。」但因反修例風波爆發，半獨裁半民主政制的不穩定性終於動搖社會，雙方持續拉鋸，均想香港拉進各自一方的制度中。Vera更斷言：「現況如此，責任全在政府身上。政治對經濟環境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不僅國際評級公司必定將政治形勢納入分析，政制更替亦會從根本改變經濟體系的組成。」

即使如此，Vera笑言香港「爛船都有三分釘」，財金、貿易、法治等制度行之有年，短期內不會輕易改變：「加上這大半年來，香港人展現無比韌性，相信沒有學者能夠預料，我們能夠堅持至今。經此一役，我們已證明，香港仍有抵抗制度改變的能力。」黑暗過後會是晨曦，繼續維繫自己堅守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