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徑大步走》可說是2024年香港的一大驚喜，當香港電影為《破．地獄》勇破票房紀錄而高興，卻沒想到一部紀錄片的場次每每爆滿，一票難求之下，成功爭取《香港四徑大步走》在戲院每日上映。電影拍下2021年多位跑手參與山跑界的殿堂級賽事「香港四徑超級挑戰」，參賽者需要在72小時內橫跨298公里的香港四大遠足徑，但部分跑手更銳意挑戰50小時內完成賽事，聽起來絕非一般人能夠參賽，但如此小眾，卻又吸引大眾青睞。今次便找到土生土長但不諳中文的導演Robin Lee，以及當年挑戰賽事的長跑好手曾小強現身說法，說出紀錄片背後的behind the scene。

text． Nic Wong｜photo．Oiyan Chan

J：JET
R：Robin Lee
S：Stone Tsang 曾小強

J：《香港四徑大步走》的起點是？

R：早於2017年，「香港四徑超級挑戰」創辦人Andre Blumberg找我拍一部40分鐘的短片《Breaking 60》，當時拍攝圍繞著一個問題，就是跑手能夠突破60小時完成賽事嗎？4年過去，當中不少跑手包括Stone已成功突破，他們更跟我說：「我想突破50小時！」Andre再找我拍攝續集《Breaking 50》，當時我對賽事已有一定的認識，聽過不少跑手的故事，我們意識到今次拍攝不再關於50小時能否完成賽事，而是四徑裡面發生的故事，講述人們如何接受挑戰，無論你能否打破紀錄或完成賽事，這一切都是你的旅程。實際上，這些故事並不關乎跑得快或慢，完成賽事與否，都沒有任何獎牌、獎品及獎金，所以整個賽事看來毫無意義，就像沒有理由這樣做，但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這樣挑戰自己的極限，這些都是我再次拍攝四徑的原因。我意識到，一切不在於時間，而是在於人。

其次，我很想展示香港四徑的美麗。這部紀錄片之所以改名為《Four Trails》，一半原因是希望向世界展示香港這四條遠足徑（麥理浩徑、衛奕信徑、港島徑及鳳凰徑）是甚麼樣子，可能連香港人都不太知道，我們試圖透過這些影像捕捉它們的景觀，所以我們探討的不只人物，還有風景。

J：拍攝團隊如何為電影製作做好準備？

R：早於賽事開始前5年，我們已經拍過樂施毅行者、The North Face 100等越野跑挑戰賽，因此我對香港山脈的了解愈來愈深入，而且我也會親自去行山，每次總會在心裡記下來：「這個地方看起來很好。」這些不一定是為了拍電影，而是為了我自己的回憶。關於《香港四徑大步走》的拍攝，賽事開始前六個月就已開機，我們拍了很多花絮及訪問，某次Stone完成了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的訓練，讓我們看看有何地方適合拍攝，其中有段路穿過大帽山的景色很美，便嘗試把無人機放上空中拍攝。

香港很多地方都是單行路，兩邊都是樹木，拍攝時只能走在前面或後面，我們在那些位置預想用上gimbal（穩定器）及無人機等等攝錄器材，又找找能否在某些遠處拍攝等等。我們知道，對於一場300公里的比賽來說，如果要拍一部電影，必須要拍攝出美麗的影像，從頭到尾拍攝風格都是一樣的話，看起來有點無聊，所以都有不同的規劃。

J：賽事期間，你們又如何拍攝？團隊規模是多大？

R：賽前我們收集了不同跑手預計自己的分段及完成時間，全都記錄在一張很大的電子表格上，並估算他們當時所在的位置。第一日相對簡單，基本上他們都是同時出發，位置非常接近，我們先安排攝製團隊在某些地點等候他們跑過，然後團隊便前往下一個地點等候，通常每個地點我們只有一至兩名攝影師，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駕駛無人機，另一個人帶著gimbal邊跑邊影拍，但我同時會帶上三腳架來拍攝長鏡頭，以防萬一。到了第二日和第三日的拍攝，跑手們的地點開始拉遠，團隊人員就要稍微分開一點。

J：跑手們都要捱著眼瞓來比賽，你在那三四日裡，又睡了多少小時？

R：可能同樣只有2至3小時而已，而且睡得不太好，我試過睡在車輛後座，搭渡輪時小睡片刻，也睡過終點信箱前面的地上，那幾日真的沒有睡得太多。我們最多有12部攝影機，但他們不是同時拍攝，簡單而言，我們有一支四人組成的團隊，拍攝了整整三日，包括我自己、同樣是越野跑好手的哥哥Ben，以及兩名攝影師。老實說，我和Ben睡得不多，真的只有兩三個小時，其他人睡得多一點，但都不是太多。我們也請了一些攝影師幫手，有些人來了兩日，沒有參與全程拍攝，只是需要額外攝錄機的某些時段加入我們，可惜不少器材都有損壞，幸好並不嚴重。

記得拍攝的第一日，我使用的gimbal連接著電線，就在我的背包裡冒煙，原來是電池起火了，幸好沒有爆炸；又試過想用無人機拍攝大帽山風景的時候，卻發現我的手機早前因為記憶體不足而刪除了駕駛無人機的應用程式，而大帽山上沒有訊號，無法重新下載程式，最後只能向附近的哥哥發短訊，最後他跑過來給我用他那部手機來操控無人機，然後他又回去繼續拍攝，那幾日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J：對跑手來說，四徑挑戰是否一次很大的傷害？

S：身體是很奇怪的，只要你給它一些壓力，它就會有反應，當然會有一定的傷害，但其實最困難的一部分不是身體，而是心理。當你有兩晚沒得睡的時候，真的會被逼到有點瘋狂，產生很多情緒。我最難受的是，從未試過跑步時控制不到眼皮，它不停地跌下來，但你沒辦法，最多只能在路邊睡三五分鐘，全晚都是這樣，你就會覺得很瘋狂，很想大哭。那一刻就會想到為甚麼自己會在這裡？除了情緒以外，也會看到一些幻象。

譬如說，我第一次看到幻象，就是在一條很黑的道路，我在樹林裡面跑的時候，突然看到前面有個人戴著頭燈飛快地衝過來，但當他即將靠近自己，又沒有看到他，才發現原來不是人，而是幻覺，好似撞鬼一樣，那一刻會突然醒過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幻象。有人分享自己在山上看到獅子或巴士，每個人看到的幻象各有不同，試想像一下，這樣對一個人的心理折磨有多大？當然，身體上的物理傷害也有一點，但是身體慢慢會恢復得到，只不過是疲累而已，但心理上對你的影響更大。

J：之後你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

S：譬如說，參與了那年的挑戰後，當時我心中有個鬱結，對我影響頗大，很多人未必知道。那一年我完成不到賽事，之後我看到其他跑手如Salomon（居港的瑞士跑手Salomon Wettstein）及深受腳傷困擾的阿邦（羅啟邦），如何痛苦如何受傷都能回到終點，我不斷問自己是否不夠堅持？我深感後悔，那個星期影響我很大。之後我決定一個星期後再跑一次四徑，一個人再去挑戰。於是我回到四徑，同一時間出發，我老婆還送我去起點和我拍照，又留意著我的行蹤再接送我。

但很可惜，我跑了120公里再次不行，堅持吃止痛藥還是不行。我知道真的沒可能繼續了，原來我不是不夠堅持，結果我到了大埔的時候選擇退出，心中卻有一份放鬆，讓我學習到接受自己的失敗，明白要謙虛一點接受這件事。人生也是一樣，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如意的，就像電影裡的最後一幕，我說的就是：即使你失敗也好，這也屬於你自己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J：截稿為止，《香港四徑大步走》上映不夠一個月，票房已超過500萬，有何感受？

S：即使我跑山跑了很長時間，依然很驚訝這部紀錄片能吸引那麼多人觀看，可以了解到香港有多美麗。就算你是大學教授、普通人、律師或普通人也好，仍然可以對運動、大自然和冒險充滿熱情，令你的故事充滿激情和有趣；就算是不同類型的人，我們擁有相同的熱情，觀眾們同樣能夠理解，可以一起享受大自然、運動、冒險等。即使觀眾們不是跑手，仍然可以享受這部電影，因為一個個故事都非常感人。

R：這就是四徑挑戰的特別之處。就如Stone之前所說的，這部電影中有很多不同跑手，工作與個性各異，卻為同一個目標努力，身為觀眾總是能夠產生共鳴，可能你從Stone身上找到共鳴，或者感到與跑得最快的Jacky（梁俊強）有共鳴，又或是其他跑手，總有一個角色令你產生共鳴，並將這份共鳴帶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我認為這就是賽事和這部電影的特別之處。

J：從拍攝到上映到宣傳，在香港拍紀錄片有多難？

R：我認為拍攝和製作電影的過程相對容易，但嘗試發行令更多人看到電影，才是困難的部分。我很幸運我可以拍攝、剪接和執導，事實上我個人不需要很多資源來製作這部電影，亦能用上周邊的人脈關係幫忙拍攝，所以製作這部電影相對簡單。後來無論設計、造圖、調色、配樂、音效等等，都需要花上一些錢，但因為是自己的項目，沒人要求我在那個日期前完成，所以不用立即支付那麼多錢，於是我能夠在其他拍攝項目中所賺到的錢，投放在這個計劃之上。後來到了影片發放階段，真的不知道如何推廣及吸引人們觀看，最初只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放映。越野跑的社群很小，但大家非常支持，後來有朋友幫忙與安樂影片取得了聯繫，他們喜歡這部電影，希望提供協助，後來一切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現在我們也在努力實現全球發行，確實認為它具有國際吸引力，但這一切真的非常困難。即使這樣說，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早已超出我們的預期很多了。

導演 Robin Lee
家住赤柱，香港土生土長的運動愛好者，亦是極限運動拍攝者，平日多為不同機構拍攝滑雪等運動影片。雖然不擅廣東話及中文，今次耗資多年時間製作《香港四徑大步走》，拍出非常香港地道的故事。

跑手 Stone 曾小強
消防處救護員及The North Face專業越野跑手，被譽為香港越野跑界的「一代宗師」，過去多次參加世界頂尖的環勃朗峰超級越野耐力賽，曾跑入前20名並保持過賽事的最佳香港跑手成績。就在Robin Lee前作短片《Breaking 60》中成功在60小時內完成四徑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