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紀錄片是一場冒險，拍攝者都有一種冒險家精神。那種膽量、刺激感，還有隨時迎來的失敗，很能訓練一個人的心臟能力。」從2010年展開「冒險之旅」的黃肇邦，去年12月上映的《十方之地》，已是他第四部紀錄長片，「拍攝一個作品，儼如跟自己宣戰：到底我做不做到？我可以走多遠？這是一場自我的旅程。」

text．黃子翔　 photo．Oiyan Chan

黃肇邦不是一個影癡，最初也沒想過入行，喜歡的紀錄片導演是荷索（Werner Herzog），但強調對他的欣賞，超越了電影本身，「他這個人、他看事物的方法，還有他的想法，都超越了世人的層面。他講的是真理的故事。」喜歡創作的他，曾參加寫作比賽，也寫過詩，早年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唸書，覺得新聞業是一個充滿熱情、正義感和拼搏的行業，儘管跟他態度相若，但做法和作息與自己有點不一樣，「我比較喜歡花時間研究事物。」大三時，他與幾位同學拍攝一班跳街舞的年輕人，挑戰重重，但這次紀錄片初體驗，為他帶來許多反思，也自覺有很多不足，希望畢業後能盡快找到實踐自己的方法。

但畢業後，他沒立即找工作，反而隨赴台灣實習的同學，待在當地觀摩學習，見識不同影像藝術，回港後邊做邊學，後來以面臨殺校危機的鮮魚行學校基層學生生活狀況的《子非魚》，作為方案，撰計劃書向CNEX申請資助，結果成功獲選，「《子非魚》是習作式的，畢竟是第一次，而且很個人。」當許多東西都由自己一手一腳做出來，創作種子從此長埋內心深處，「有一種冒險，是不斷測試自己的能力去到多遠。」

被忽略群體眾生相

相對《子非魚》等前作較多人訪，《十方之地》沒有旁白，也較少訪談，片中的鏡頭運用以至畫面捕捉，彷彿叫觀眾走到紅磡街上親歷其境，沿途碰見天光墟小販擺賣、婆婆拾紙皮、清潔工人彎腰推手推車等等，平日可能直行直過，但該片就是要你直面這幅被忽略的邊緣群體眾生相；首尾呼應的「觀音開庫」、善信焚香等畫面，構成了奇異又強烈的反差。他覺得這次拍攝，較接近自己平時怎樣看一個人和一個地方，「我想把人和地方還原到故事本質。本質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儘管私底下跟受訪者有不少對話交流，但在拍攝時，沒有刻意讓對方講太多，避免影響大家閱讀事情的印象，「我比較喜歡看一個人的行為，還有他跟地方之間的關係。」

黃肇邦不是第一次涉足拾荒者的主題，也拍過天水圍的天光墟，與其說感興趣，不如說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我也很邊緣、很小人物。」從《子非魚》開始，他一直相信人是有生命力，「拾荒者也在展現強大的生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對拍攝對象了解更多，並在影片呈現眾人心聲，「譬如那位爸爸，覺得自己很偉大；回收舖被清拆，沒東西可賣了；清潔工腿部受傷，根本不適宜上班，但她卻擔心明天不能上班去。」除了經濟原因，他覺得人是需要通過工作實踐生存價值，特別是在香港，「跟《3cm》一樣，罕見病患者不能工作，社會就像養著一班無生產力的人；老人家不能上班，享用社福資源，被視為沒價值沒貢獻，但他們其實也是我們一分子。有時候不是他們不想上班，而是苦無機會，或者仍有工作能力，但年紀太大難以就業。」

那些沒有改變自己的人

十方，大千世界，因果與宿命，「香港有大世界和小世界、大人物與小人物。」他這次把小人物放在一個大千世界裡，「呈現當中的主動和被動、控制與被控制。」也幾乎沒有加諸批判與控訢，「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大千世界裡，在這個以財富和權力主導的世界裡，我更敬重那些沒有改變自己的人，他們正在默默地做著自己認為對的事，守護自己的價值。」對於城市怎樣變遷、社區怎樣重建，未必有能力關心，「他們只關心怎樣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生存下去。」

2024年，本地多部紀錄片於大銀幕上映，不少引起迴響，好像《十方之地》不僅入圍不少海外影展，還榮獲「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評審團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年度推薦電影。對於去年紀錄片迎來小陽春，他當然覺得可喜，但被問到本地紀錄片的發展與現況，他直言香港至今還沒孕育出紀錄片工業，過去偶爾有一些紀錄片上映以至獲獎，但多是偶一為之的個別例子。他希望觀眾能夠繼續支持和包容紀錄片，創作人能夠持續製作，讓香港紀錄片發展新基礎，得以慢慢鞏固，「創作者需要進步，觀眾需要培養，彼此雙向並行。」

《十方之地》已上映逾一個月，他不諱言觀眾反應比預期理想，而每一場分享、每一次Q&A，都延續他的冒險旅程，「冒險不會終結在完成製作那一天。」自認小人物的他，也如獨行俠，無論融資、自資、拍攝等方式，全靠自己想辦法，「因為喜歡，就繼續做。」那或許注定不是一場華麗的冒險，只方寸之地，請繼續馳騁，記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