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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曲終人散,但話題依然不斷。不少人仍在計算自己今屆看了多少場球賽,回味那個金球及精彩一刻,作為資深評述員的丹尼爾(陳恩能),又再匆匆離開香港,結束他今屆6個星期的ViuTV評述日常。 平日丹尼爾主力評述一級方程式賽車(F1),但每每在大賽期間返回香港的電視台,化身全能型足球評述員,陪伴觀眾走過多屆世界盃與奧運。就在他暫別香港等待下一個大賽之前,留住他總結今屆2026年美墨加世界盃,甚至大談今年電視台備受批評的爭議,以及YouTube講波更受歡迎的睇波新一頁。 Text: Nic Wong|Photo: Ho Yin 近年長居英國,每逢體育賽事又會看到你回港主持節目及評述,今次你主要負責甚麼節目?是否只有大賽才見到你? 丹尼爾:ViuTV在世界盃開賽前幾個月找我的,今次除了直播評述足球賽事,還負責主持《世界盃Happy Hour》相對輕鬆一點的節目,總之有工作就回來香港,平時主要忙於評述F1賽車。至於你提到的大賽,的確是一個密集的高壓項目,同時也很獨特,好像過去六個星期,就算我住在香港也好,我見公司團隊的時間一定比我的家人多,他們在那六個星期就是我的家人,所以每次大賽與那班工作人員是否合拍好玩,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及難忘。 今屆大賽的整體氣氛如何?最讓你印象深刻的是甚麼? 丹尼爾:對我來說都是工作,但今屆我有個領悟:我要享受這個計劃。六個星期眨眼就過,大賽密集高壓,但每次都只是唯一一次,這輩子不會再回到這個時空。英超、F1 一季完了一季又來,但大賽錯過了就沒有了。今屆剛剛完結,第一感覺是很長,長得來而且很累,隊伍多了,球星比之前入球更多。而且,今屆特別多球員很享受踢完球賽之後跟球迷的互動,我相信這不是FIFA規定,而是出自真心,始終不少球員都是窮人出身,當他們知道今屆波飛是數以千元美金計算,但球迷依然入場,這不是愛,還算甚麼?所以無論法國、阿根廷、英格蘭還是挪威,即使我很不喜歡阿根廷,但你看到阿根廷的球員一樣跟球迷玩,挪威一齊划船更不用說了,英格蘭也有,這些都記在我的腦海之中。 如何看今屆夏蘭特好似特別受人歡迎? 丹尼爾:因為他有違和感,踢波很輕鬆,好似顯得不在乎,但突然爆發的時候又很厲害,好像打籃球一樣,自己傳球給三秒後的自己,有一種與別不同的從容。而今屆明顯的感覺是,好幾隊的教練和球員都經歷了生死或家庭大事。可能是法國領隊迪甘斯要回去奔喪,亦有球隊教練的家人過生;比利時球員杜古趕回家陪老婆生小孩,或者有人透過FaceTime見證老婆生小孩等。這些事情會告訴我,足球對於很多人來說很重要,但足球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一個小部分。不要忘記,他們在這六個星期當中,其實都要過自己的人生。夏蘭特很明顯就是用這個心態去踢世界盃,他知道踢完回到家要繼續過生活,大家都是回歸基本步。老實說,球星、富豪也是人。 今屆電視台評述似乎被罵得特別多,你怎麼看? 丹尼爾:我不覺得特別多,其實年年都是一樣,不論是哪個電視台。老實說,我也不可以說得太多,只能從自己的經驗說起,過去我在其他電視台評述過,記得2014年我在TVB,很多人說用大台方式做世界盃,當時也被罵不夠專業;現在反過來又是另一個趨勢,其實罵的人總會有,但大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相比之下,今屆真的不覺得特別多。有時候,我分不到批評的那些人是收費台還是免費台觀眾,我相信不少是免費電影台的觀眾,突然間關注到我們的工作吧。 今年其中一個爭議,就是球員的譯名,例如挪威前鋒Haaland,坊間較多人稱呼他為「夏蘭特」,NowTV堅持譯成「賀蘭」,又或者法國前鋒Mbappe,人們大多叫他「麥巴比」,NowTV卻譯他「安巴比」,你怎麼看這些討論? 丹尼爾:在我的立場而言,其實就是你翻譯成甚麼都可以,因為每個人、每個台對於球員譯名都有自己不同的翻譯原則,對我來說不是重點。老實說,語言及文字本身用來做甚麼?目的就是溝通。你叫他「夏蘭特」,我叫他「夏L」,有人叫他「賀蘭」,最重要是大家都知道是誰,所以「麥巴比」、「安巴比」、「麥總」都可以。既然溝通的目的已經達成了,又何必要討論用甚麼工具?進一步說,當你看到他真人,其實會叫他們的名字「Erling」、「Kylian」,又或者我在外國時,人家可能叫我Daniel、Danny、Dan,其實都是一句。正如我親身問過法拉利車隊F1車手Charles Leclerc,究竟應該叫Charles還是法文發音,他說其實無所謂,如果當事人都不介意,大家為甚麼那麼執迷?同時,如果要逼別人跟你一樣叫才安樂,那就牽涉到控制與權力運用了。 你怎麼看現在人們會一邊看球賽,一邊聽YouTube評述? 丹尼爾:這不是新事物,我已經做了10年,既有做電視台評述,也有自己在網上做直播,照顧「第二螢幕觀眾」(second-screen users)。我覺得百花齊放,不是二元對立,無論是免費台、收費台、YouTube,大家都在適應,主要看觀眾想要甚麼。如果是大賽球迷、吃花生的觀眾,上網聽YouTube有人陪你睇波,這個方式會好一點,用不著那麼多資訊;但願意花錢付費的觀眾,需要的東西和免費觀眾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上屆2022年世界盃決賽時,我自己都做過直播,觀看次數大概5萬至15萬,但對我來說,開直播是一種工作,不是娛樂,我的娛樂是入場看球賽。如果不是世界盃有這個緣分,我寧願去現場放空,我是比較注重氣氛的人,例如我是英超球隊白禮頓的季票會員,入場睇波喜歡坐在第一排,純粹享受球員在面前衝來衝去;當我要做評述直播時,我要自動化去分析戰術,投入我的專業,那就無法純粹享受了,那個力氣和能量完全不同。 最後未來有甚麼計劃? 丹尼爾:除了繼續F1評述外,或許之後有機會現場跟大家一起欣賞賽車。老實說,我講車這麼多年,很多時候都只是看著螢幕,不知道觀眾反應是怎樣,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很想知道觀眾觀賞F1比賽時的真實反應,即管看看未來有否機會,讓我坐在「金魚缸」那樣,親身為大家現場評述F1賽車。 -
在銀幕之外,他是文化的掌鏡人。對於香港讀者來說,吳育剛(Chris Pang)這個名字或許帶點陌生,但你一定在荷李活電影《Crazy Rich Asians》中,看過他飾演那個游走於上流社會的帥氣身影。然而,私底下的Chris遠比銀幕上的富豪角色立體得多。在演員這個身分之外,他同時也是一位極具野心的製作人。成長於澳洲武術世家的他,骨子裡流淌著對東方功夫電影的熱血;面對西方影視工業對亞裔長期的刻板印象,他沒有選擇被動等待,而是拿起了編劇筆,決定主導自己的故事。對Chris而言,電影不只是演藝事業,更是亞裔群體在西方社會爭取「可見度」與文化認同的發聲陣地。 text.Nacchi Maphoto.Oiyan Chanwardrobe.Dolce&Gabbana 首度挑戰讓人愛恨交織的反派角色 聊聊你最近的新劇《The Season》吧?聽說劇組在香港拍攝期間,大家集體生活,感情非常好? 沒錯!這次的cast非常國際化,大家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最捧的共同點是我們大多擁有亞裔背景。當一群來自世界各地、擁有相同文化根源和抱負的人聚在同一個屋簷下,那種凝聚力真的非常特別。那兩個月我們一起下廚、聚會,就像一個大家庭。 你是如何決定接下這個角色的?這個角色有甚麼吸引你的地方? 實話說,我平常其實不太擅長讀劇本,但這個劇本讀起來非常流暢。而最讓我興奮的是,我演的角色是我整部劇裡最喜歡的——因為他徹頭徹尾是個混蛋(笑)。我演夠了那些溫柔、正派的浪漫喜劇角色了。這次我跟導演碰面時,最常討論的就是:「我們要怎麼讓這個刻薄、決定永遠備受爭議的角色,同時顯得有魅力?」我希望他是一個充滿自信、掌控一切的Alpha Man,但當他的面具開始出現裂痕時,觀眾能看到他內心的脆弱與不安全感,發現他其實只是個渴望被愛的靈魂。這種讓人愛恨交織的雙重性演起來過癮極了。 這次在香港取景,去了沙田馬場、海洋公園,甚至還有很多遊艇戲,體驗如何? 《The Season》就是圍繞著香港的出海季節(Boating Season)展開的故事。能在香港拍戲是我的夢想,我小時候看著香港電影長大,香港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麗的電影城市之一。在這裡工作就像一邊度假一邊創作,甚至還去了邵氏影城取景,對我來說別具意義。 骨子裡的功夫魂與香港電影情結 你提到小時候深受香港電影影響,有哪一部是你的最愛? 絕對是《英雄本色》!我對那種浪漫的兄弟情義和黑幫犯罪片毫無抵抗力。其實我的父母都是武術老師,我是在一個「功夫世家」長大。當別的小朋友放假在玩時,我被送去參加武術夏令營,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練功,簡直就像在少林寺一樣,正因為如此,我從小就沉浸在老派香港動作片裡。很有趣的是,我一開始為了不想被定型為「打星」而刻意遠離動作片,結果大家反而不知道我會武術,所以目前希望可以發展一下(笑)。 聽說你現在也在自己寫劇本,也是這種風格嗎? 是的,我正在開發一部犯罪驚悚片,這是我對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致敬之作。我想為那些在西方社會長大、不會說中文的亞裔孩子寫一部英文的動作犯罪片。小時候,我有些亞裔朋友因為不認同自己的文化而選擇完全融入當地社會,而我因為會說中文,也因為香港電影,深信自己的文化很酷並引以為傲。我想創造出能讓下一代在西方社會長大的亞裔孩子感到自豪的當代電影。 從演員到主創,把亞裔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從《Crazy Rich Asians》上映至今,荷李活對亞裔演員的環境真的變好了嗎? 實話嗎?實話可能有點殘酷。進步是有的,《Crazy Rich Asians》確實為很多亞裔主導的項目打開了大門。但在那之前,荷李活的生態是「一部戲只能有一個亞裔名額」,那時競爭非常激烈,但也因為圈子小,我和許多演員既是競爭對手,也是最好的朋友。這也是為甚麼我決定自己開發項目,我同時在籌備一部關於早年荷李活黑白默劇時代,第一位亞洲Sex Symbol早川雪洲的傳記電影,並邀請了我的好友Andrew Koji參與。 你會把「亞裔發聲」視為自己肩上的一種責任嗎? 我不覺得是負擔,相反我認為這是一種特權與榮耀。在亞洲看一部全亞裔的影視劇,你可能毫無感覺,因為周遭每個人都長這樣。但在西方社會,當你在銀幕上看到和自己長相一樣的臉,意義是完全不同的。Visibility是多元文化中最關鍵的一環,在鏡頭前看到自己,你才會覺得自己真正屬於這個世界。 -
最近連日本男星窪塚洋介都著上身的「九龍」衣服,不難看出GrowthRing & Supply(GRS),絕非一間普通的時裝品牌那麼簡單。走出九龍,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現已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這間門外掛著霓虹光管招牌,卻看不清楚裡面的神祕空間,主腦人Kenji Wong希望打造一種文化精神,大家來到這裡氣氛感覺身在曼谷,談論的卻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故事。 從順利邨到百德新街,從創意廣告人到帶領GrowthRing & Supply(GRS)走過超過十個年頭,Kenji坦言自己從來不是時裝人,服裝只是文化媒介,他沒有宏大的未來藍圖,目的希望訴說這一個「九龍」故事,吸引品味同好來到百德新街,展示一種「百德新派」的潮流態度及可能性,以及玩一場「半年倒數」的限時遊戲。 Text & Interview: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GRS今次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首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本來是九龍人,自小對銅鑼灣有何感覺? Kenji:我以前在順利邨長大,小時候經常到九龍城飲茶及玩樂,後來搬到了黃大仙,基本上生活圈都在九龍區。小時候我們去銅鑼灣,通常說「出九龍」、「過海」、「過銅鑼灣」等字眼,那時心裡有種高攀的感覺,覺得如果自己今日穿得不夠好看,就不要出去吧。直到中學時代開始真的去銅鑼灣「朝聖」,當時有些品牌只有銅鑼灣才有。而九十年代尾那段時期,來到銅鑼灣有條固定的路程:先在SOGO等朋友,落去金百利地庫打機,然後走到黃金商場那邊,最後再去百德新街,行程就這樣才完結。 這種要過海「朝聖」的感覺維持了多久?後來你還住過這裡? Kenji:長大後我出來社會從事設計,在灣仔那邊工作,就這樣我搬到銅鑼灣住,租了一個唐樓連天台的單位,共住了兩年,當年很流行樓上酒吧,我住的單位樓下就是一堆酒吧,每晚飲到醉醺醺就直接上樓睡覺,那是我對銅鑼灣最熟悉的時期。 小時候直到今天,你眼中百德新街有何轉變? Kenji:對於小時候的大丸百貨,我年紀太小,記憶很模糊,但我最熟悉的時期,正是百德新街的「I.T.王朝」盛世,一來到就會看到一堆最尖端的東西,然後對面是商務印書館,地庫一邊是藝術空間,另一邊有冒險樂園。以前大家來這裡是「掃街」,一間間I.T.的店舖掃過去,有時還會約那些I.T.的售貨員女生,找她們落舖拿折扣。 這次來到百德新街開店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 ,起點是怎樣的? Kenji:過去幾年都有不少人邀請我們去商場或者不同地方開舖,但我一直覺得不太適合,主要是對於地方的感覺不對,亦不知為何很多朋友覺得GRS開店一定要有位置停泊古董車等等,加上大家還有一個迷思,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九龍開店,但我一直沒有這樣想,反而想在一些大家沒料到的地方出現。這次來到百德新街,緣於有一次與他們的Marketing及GM見面,坐下來聊起一些想法,發覺想法完全合得來,而他們很有決心地想把這個範圍重新做好,正好也是我想做的事。 通常你在開舖這件事上是主動還是被動的? Kenji:我很被動,或者說我的性格很不主動。其實我不太懂得去做店舖的生意,以前香港那種連鎖零售的模式,反而我是了解的,例如怎樣管理、怎樣開舖、怎樣不自量力地開多一間店、兩間店、三間店,但我不相信今時今日的香港,仍然能夠做回當年的模式。記得百德新街最盛世的時期,應該是2003年開放自由行之後,近乎任何品牌都有很多人買,但來到這一刻,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 剛才說跟百德新街的團隊談得很投契,他們具體打動你的原因是? Kenji:每次我見一些地產商的朋友,我說的話可能都會令他們不太高興,我會說:「其實我不是很明白為甚麼地產商到了今日還不改變?」他們的模式,永遠都是叫你開鋪、給你一個報價,做旺了地方後,就會加租,或者轉租給國際大品牌。但,這種模式到現在真的還可行嗎?當然,國際品牌需要旗艦店和海報去支撐,但商場不應該只單靠他們,很多香港本土品牌也需要零售空間。 正因為現在香港商場的傳統模式不再那麼輝煌了,他們才會找我及我身邊的朋友合作,代表著他們需要改變。今次,主理百德新街的團隊很直接地跟我說,他們正正就是面對這個問題,大家都想出來研究如何做回一個好玩的地方,而不是叫我們來做好一間店舖那麼簡單。如果我們要人們過來,不是因為這裡有間店舖,而是那個地方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令人覺得「我真的要來到這裡留下來」。一般商場可能口頭上會這樣講,但實際操作未必做得到。 有這個想法之後,就想到GRS這間百德新街店,好像昔日灣仔分域碼頭那樣,要有種神秘及水兵休假文化的酒吧氛圍? Kenji:其實我很早就跟同事說,如果有機會在港島開實體店,我就想做這個概念。小時候我很喜歡看占士邦電影,有一集他來到香港,去了一間地下的神秘酒吧,門口看起來沒甚麼,但一進去就看到兩條很有型的雕龍。這裡之所以叫「Dragon Club」,是因為以前我在灣仔上班時,每晚在灣仔地鐵站駱克道附近,都會看到一些Club,那些Club從來都不見有香港人幫襯,全都是外國軍人或亞洲其他地方來工作的人在消遣。這種早期分域碼頭、水兵上岸的「手信文化」,其實就是香港的橫須賀故事。 當他們帶我看這個鋪位時,我一看到就覺得很正,這個裝修是十多年前一位日本設計師留下來的,上一戶租客做Popup店時,就用白板把它們全部圍了起來。偏偏我覺得這樣很正,有錢也做不到這種風格,於是我很懶惰,只做了一些design thinking,這裡我不用大改,加些東西就可以開舖,就成了我最新的主意。 除了售賣服飾外,店內不時播著黑膠唱片音樂,還會有酒飲,想打造一片輕鬆隨心的氛圍? Kenji:我的第一個主意本來不是在這裡,我想過在尖東那些有子彈升降機的舊商場,例如帝國中心那邊,裡面現在沒甚麼人,只剩下一些賣古董的店舖。我就想在前面賣古董,裡面才賣我的衣服,同時希望人們留在這裡時間長一點,聽聽歌或者聞到我們自己出品的香氛。只要你一進來,彷彿能夠躲起來一會兒逃雜煩囂,我們不會逼你買東西,不如喝點酒放鬆一下。我總是覺得,香港人每日都有一種不太開心的感覺,經常有很多顧慮,早前我去了曼谷,那邊的人都很carefree,有一種「明日的事明日才算」的感覺。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要那麼計較及理會太多。 百德新街這間店開了接近一個月,是否可算是一個「階段性勝利」嗎?對未來有沒有很大的藍圖? Kenji:現在完全沒有藍圖,真的是逐步逐步來。自從經歷過COVID之後,我發覺人們是無法做長遠計劃的,能夠計劃到下個月做甚麼已經很好了。如果要說未來五年要怎樣怎樣,多少有點吹水成分。我們這裡的租期只是半年,一早知道半年後就會倒閉。所以一開始就是倒數階段,的確香港沒有東西可以長久,也不希望被那些東西去限制我們思考。好像以前 I.T.盛世的年代,開舖就像吸毒一樣,啪了這一針,開了這家店,傳媒和商場都很歡迎你,就像有毒癮不停地無止境地開下去。如果你真的很厲害,當然可以賺大錢,但我肯定自己之後不會做那種人,所以我們先做了這半年,之後就去別的地方好了。 你經常強調自己不是時裝人,你怎麼看待自己與設計及生意的關係? Kenji:我肯定自己不是時裝出發,只不過將我從事設計的角度、聯想到一些東西,然後放進一個媒介裡出現。過去這個媒介可能是一個 MV、一個演唱會、一隻Album,或者是一張海報。現在,我只是將這個媒介轉移到服裝之上,但在我的層面來看,這十幾年來沒有任何改變,只是現在多了一些計算——到底怎樣告訴大眾知道,我們做了甚麼事? 如果要你形容自己的哲學或整個品牌,人們通常說是GRS是「本土感覺、日本工藝、復古美學」,你認同嗎? Kenji:不認同,從很多年前開始,我都是這樣回答:其實我們做的是「混合文化」(Hybrid Culture),並不是甚麼新鮮事,正如我們在茶餐廳,飲食本身就是一種混合文化,從以前被英國殖民,吸收了他們的高級下午茶,再轉化成屬於我們自己的鴛鴦和茶餐廳美學等。我們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吸收外來文化後再轉化出最適合當地的東西,無論場景、音樂、電影、時裝都是如此。 在風格的源頭上,GRS看似很偏向日系,但你私底下又很喜歡美國車、美國文化,也算是一種混合? Kenji:我自己其實很混合,歐洲車、美國車固然喜歡,也喜歡日本改造了歐美車的演繹手法,當然個人最喜歡都是偏向日本。坦白說,來到時尚層面,很多服裝譬如古著的源頭都在歐美,如果我們沒有轉化,歐美的剪裁未必適合亞洲人的身形,所以我們還是要閱讀及消化它,最後發覺最適合我們身形的轉化手法,其實都在日本。相對來說,我沒有從韓國拿到任何靈感,因為他們很公式化,無論歌曲還是男團女團,他們都循著完美的系統及形式,而那種系統化的形式,正正就是剛才我說的——我最不懂得做的事情。 GRS作為一個香港品牌,對於網店和海外市場的反應如何? Kenji:網購這件事,全世界都很接近,如果你的店舖沒有很特別的DNA,其實客人不會來,因為上網都能買到。當初我們與Staple Pigeon合作,在紐約指定旗艦店發售一些產品時,我頗為驚訝,當初我以為西方人不會喜歡我們的東西,而合作單位也提醒過,可能因為政治氣氛,他們有機會排斥有中文字設計的衣服,卻沒想到我們在紐約現場看到的情況剛好相反,很多不同國籍的人走過來。同時,我本來還擔心美國人身形太高、尺寸不對,結果店長跟我笑說:「你以為紐約有很多美國人嗎?紐約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國人呢!」我才明白了,紐約的氛圍其實很像香港。 最後,你對「九龍」這兩個字和字體設計,好像有種近乎偏執的堅持,對你而言,這兩個字的終極遠景是甚麼? Kenji:對我來說,「九龍」在設計上已經是一個標誌,多於兩個可以閱讀的漢字。它在我的思維裡,等同於全世界人愛戴的「NY」帽子。全世界可能有幾百萬人,會買一頂印著「NY」的帽子,但我敢說大多人根本不知道它背後代表紐約的一支棒球隊,更可能不知道它跟棒球有何關係。他們之所以會買,純粹因為覺得這個標誌代表著一種文化和精神,而美國人最擅長做這件事,他們善用電影及流行文化等,將品牌思維注入生活。 你問我的話,如果真的有遠景,我希望十年後或二十年之後,你在非洲街頭看到一群非洲人在跳舞,或者街上有個老人家,他們頭上都戴著一頂印著「九龍」的帽子。然後你走過去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他搖搖頭說不知道。那時我就會覺得,這兩個字已經真正融入了全球的流行文化之中,代表著一種象徵、一種精神。 但其實不用說得那麼遠,十年後如果我還能開著自己喜歡的舊車,跟朋友吃同一餐飯,飲杯咖啡而不用擔心生活,繼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那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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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媽有咗第二個》上映至今超過3個月,票房依然節節上升,成功衝破4000萬後,姜濤、Jer接受新一波專訪,二人互笠高帽,坦承因為電影而熟絡。訪問中,姜濤大讚Jer的歌曲是MIRROR當中的深度Top 1,又坦言羨慕對方在片中的子軒一角,大讚角色完美;Jer直指姜濤好像是推不倒的巨塔,又想演姜濤所演的外賣車手方晴一角。不過,姜濤因為一件事而不想演子軒,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Text: NWHair: Lydia Yung@Chic private I salon(姜濤); Man Chan@Chic private I salon(Jer)Makeup: Rainbow Chung @Annie G. Chan Makeup Centre(姜濤); Tifa Tai @Annie G. Chan Makeup Centre(Jer)Wardrobe: Burberry, Loewe(姜濤); Fendi, Burberry, Loewe(Jer)Stylist: PIPA Creative(姜濤、Jer) JET:對於第一次拍戲,自我評價如何?發現到自己哪方面特別有天分?哪方面有不足,需要好好琢磨? 姜濤:第一次拍戲覺得自己每方面都不夠,真正演戲就知不簡單,即使今次是一個很接近自己的角色,也不是容易演到出來,所以我想像不到完全不似自己的角色。都真的要再上更多演戲堂 Jer:天份來說,我覺得你打交方面幾有天分,你是一個推不倒的巨塔,心想「嘩,咁大隻嘅你!」,之後可以試試相撲。 姜濤:不用夾硬回答及讚我的! JET:片中有不少與父母的對手戲,有否觸及過去與家人之間的感情及經歷? Jer:我自己與家人關係不算特別差,不會像片中子軒與母親大吵,以至離家出走或吵到痛哭,今次子軒角色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及體會,這部戲令我自己關注更多家人,回想投放在他們身上時間不夠多,之後都想與他們相處更多、聊天更多。 JET:姜濤最羨慕Jer所演子軒角色的甚麼東西? 姜濤:如果以方晴角度,當然是家庭;以姜濤角度的話,就是成績好,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試過成績好,而且沒試過在學校受歡迎。Jer飾演的子軒,更加是會長。我的青春最遺憾的事情,就是沒有完整的學生時期,所以子軒是我很羨慕,簡直是完美。不過,當時同學都是追我的…… JET:可以選擇的話,Jer想做學生角色還是送外賣的歌手? Jer:我想試做送外賣的歌手,因為都玩過子軒的角色啦。如果調轉一下,其實之前圍讀都試過調轉…… 姜濤:我不想做Jer的角色,不想平蔭,不想戴假髮… Jer:哈哈,可以轉髮型的… JET:片中你們要完成那場扭打的戲,事前需要準備了甚麼? 姜濤:事前真的要好好睡一覺,因為好花精神。尤其是補拍的那一日,在海邊真的好累,對我來說都幾激烈,臨天光還要踏單車,真的好累,如果給我再演多次,我由前一日開始睡覺,而且那時候很冷。 JET:拍攝這一部電影,加深了解對方的哪一方面? Jer:其實我和姜濤真的近了。 姜濤:我在你心中排第幾? Jer:Of course No.1啦! 姜濤:你唔好扮嘢啦! Jer:在你面前當然是No.1啦,其他人背後再問我啦。哈哈!的確是近了,因為MIRROR時候自己都覺得遠,很少聊天,又不太了解對方,我們都比較慢熱。真的由這部戲開始聊天更多,會談談如何造歌。 姜濤:本身我不知道Jer原來對出歌有這麼多想法,以前未出歌時不會了解,到他出歌時才發覺他真的不簡單,那些歌不是簡單的流行歌,他卻有好多自己想法。到他出歌時,他的作品是MIRROR入面,深度來說是TOP 1。 Jer:對嗎?100年後拿回來,才發現原來Jer是歷史! 姜濤:你已是歷史啦,100年後當然是歷史吧! Jer:的確開心,多謝這部電影令我們了解對方更多。 -
賈樟柯向來被視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但其實他的創作路,與香港有著深厚而長久的連結。回到1996年,仍是電影學院學生的賈樟柯,帶著《小山回家》戰戰兢兢來港參加ifva,沒想到一舉奪得劇情組金獎,翌年作品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曝光,被世界看見。對當時自言「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拍電影的賈樟柯來說,那一刻不只是得獎,更像是第一次真正確認:自己拍的東西,原來值得被看見。 多年後,已成國際知名導演的他,也成為了多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座上客,仍不忘ifva的扶持,甚至參考了ifva的模式去培育年輕導演,創辦了平遙國際影展。「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text. yui photo.Oiyan Chan venue.Mira Hotel special thanks.HKIFF 你在1996年因為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來香港,當時覺得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96年,當時那種衝擊挺大的。首先是語言,整個城市都在講廣東話;再來是文字,平時在內地看慣簡體字,來到香港看到滿街繁體字還是挺興奮的。因為以前學書法時一直都在寫繁體,看到它如此廣泛地被使用,一種好像穿越到過去的感覺。 後來我看到內地作家阿城談香港,他形容這個城市有點像回到清代,因為香港很早就被英國管治,沒有經歷內地那種劇烈的社會變革,很多生活習慣、人際關係都延續了傳統。當時我在油麻地、九龍一帶走動,看到各種勞作的人,也特別留意到那些運貨的單車——貨物放在車頭一個很大的框裡,騎著在街上穿梭,這對我來說很新鮮,因為在內地通常是把貨堆在後面,而且堆得像座小山。 《小山回家》 當年你的處女作《小山回家》在香港ifva獲獎,回想那獎項對你來說影響有多大? 影響非常大。我常跟人講,其實我做電影是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的。那時候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很喜歡電影,也想當導演,但對於自己的能力其實還不確定,更不用提機遇。 其實《小山回家》在內地放映的時候,很多討論都比較情緒化,反應也不算太好。當時我對那部短片的信心也不大。所以在ifva獲獎後,對我信心的提升是很直接的,覺得自己拍的東西還值得被看到。我記得當時主辦單位會出一本書,裡面有評審討論的紀錄,我後來很認真地讀,看到一些影評人包括黃愛玲老師,會講到這部電影的優點,對一個剛出道的導演來說,這種肯定是很大的鼓舞。同時也有老師指出缺點,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在那裡認識了余力為。他當時拿了紀錄組大獎,我看了他《美麗的魂魄》,非常喜歡他的攝影。那種手持、自然光,還有攝影機跟人物之間很微妙的關係,令我一直期待能與他合作。後來透過朋友介紹,我們很快就約定一起回內地拍片。 《小武》 同時我也認識到李傑明、周強,他們成立了「胡同製作」,我們算是一拍即合,後來一起做了我最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小武》和《站台》。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那個年代其實交流還沒有那麼頻繁,但香港是很包容的,它會接受一部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短片,也讓我們這些年輕創作者有機會被看到。而且當時有一個很好的機制:ifva之後可以直接入選來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變成一個梯級,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那時候內地幾乎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後來我們創辦平遙國際電影展,某種程度也是在學習ifva這種模式。 如今回看首作《小山回家》,感受如何? 我覺得《小山回家》是一部很個人的電影,而且那種個人化是帶有一點反叛在裡頭的。因為在那之前,很多電影都是比較統一的聲音,而我們那一代其實是想回到個體,跟過去那種比較僵化、比較不真實的電影做一個切割。當時拍《小山回家》,是因為我看到了農民工這樣的一個新群體。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個群體在當時的銀幕上幾乎沒有被呈現過,但它其實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帶來很多問題。我是被這些人吸引的,覺得是我自己感受到、捕捉到的一種現實。在形式上,我也用了很多自己想嘗試的東西,比如跳接、過場字卡,希望讓電影語言更自由、更活潑。現在回看當然是很稚嫩,但那個時候的熱情,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你曾說中國需要大量導演,只有多元視角才能建構相對完整的中國敘事,你近年亦身體力行投放許多時間在培育新一代。以你觀察到的新導演們,正在提供怎麼樣的新視角?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數據,內地電影產量時一年能拍一千多部電影,而當中至少有一半是年輕導演的第一或第二部作品,所以年輕導演的創作活力是很強。我看了許多這樣的作品,覺得這些導演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都很「個人化」。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電影本來就應該是個體對世界的反應,是一種很個人的視角。現在很多年輕導演都有很強的自我表達慾望,而且能在作品裡建立自己的觀點。另外一點是,這十年來他們很擅長把對現實、對社會的觀察,放進類型片裡面,比如科幻、喜劇、犯罪片。尤其是有大量的犯罪片,其實背後都有很深的社會觀察。類型是一種觀眾熟悉的形式,他們透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表達可以被更多人接受。 現代年輕導演的這種個人特質,跟你當年的那種「個人」有沒有不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不同的。雖然都是個人化,但我們那個時候,對公共事務、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會比較多,比較在意整體的處境。現在更年輕一代,很多會更關注個體內部的情感,比如家庭、親密關係,或者更私密的情感經驗。但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因為過去宏大敘事太多了,現在回到個人,哪怕是很細微的感受,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三峽好人》 《二十四城記》 你也在其他訪問中提及愈來愈關注「時代如何進入日常」,能否就此更多闡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當時代往前走得很快的時候,那些被甩在後面的人,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我來說,社會變化最重要的,是它怎麼影響個體,而這種影響其實都是在日常裡發生的。比如《三峽好人》,如果沒有那種經濟變革,就不會有大壩,但這個工程背後,是很多家庭要離開自己的土地,很多城市被淹沒。再比如《二十四城記》,講一個工廠在經濟轉型中被拆遷,幾萬人的生活被改變,原來像家庭一樣的社群被打散。 這些變化最後都會進入到一個人的生活細節裡,變成他的日常。為何獨愛描寫「小人物」? 這其實跟我的成長有關。我本來就是在那樣的環境裡長大的,屬於普通人這個群體。社會有很多面貌,但最容易讓我產生情感反應的,還是那些普通人,特別是處在困難裡的人。我對他們會比較敏感,也更有興趣去拍他們。像《三峽好人》這樣的題材,是不能等的,因為那個地方很快就會消失。如果按正常流程來,可能就拍不到了,所以很多時候要用不同的方法,讓創作可以即時發生。 第六代導演中,你是最穩定、最長期在三大影展保持高能見度的代表人物,你怎麼看待同代導演的創作? 其實我們一直從彼此的作品中有得到啟發。雖然大家所面對的情況不一樣,因為創作之外,還要面對很多現實問題,不同的人、不同的作品,也會有不同的命運,畢竟每個人從二十多歲到結婚生子到年紀慢慢大,這個過程中也會發生很多變化。我之所以比較穩定,是因為除了疫情時期之外,我基本上維持兩年一部的拍攝節奏。這背後很依賴團隊,他們幫我處理很多外在的事情。此外我也做了不少跟電影不直接相關的工作,包括一些商業項目,而這些工作最後都是為了讓我可以持續拍電影。你以往曾試過用手機拍攝短片,又用AI完成了《麥收》。 作為一位「學院派」導演,你認為拍電影還需要多大程度的專業教育? 我覺得還是需要很大程度的專業教育。現在AI發展很快,有些人會比較悲觀,覺得一些專業會被取代,但我覺得這種看法有點太激進。AI只是多了一種影像生產的方法,它是從數據裡生成影像,但它替代不了我們拿著攝影機走進現實、面對真實的人和場景。那種拍攝的感受和創作的激情,是沒有辦法取代的。而且其實AI更需要創作者的能力,你要給它指令,要做剪輯、分鏡、調度,這些都是需要訓練的。如果沒有專業基礎和自己的審美,很容易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也很難長久。 在這時代拍電影,最難爬的高山是甚麼? 我覺得還是自我。電影其實一直都是一個「看自己」的過程,你能看多深,有沒有勇氣面對內心深處,這是最難的。所謂突破,其實就是不斷打破自己——打破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要往前走,就必須不斷去面對、去打破。■ -
這次僅在香港短暫停留數天的是枝裕和,四出奔走宣傳電影《再生家族》,期間接受了大量採訪,每間媒體都有能夠擁有不多於半小時與導演對話的機會(也意味著導演將忙活一整天,輪流與不同人對話)。據翻譯人員說,是枝裕和在進行訪問前,特地拜託她向媒體轉達一件事——他知道各大媒體為了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問到最多問題,慣常會請日語翻譯人員直接發問;然而他卻特別希望能聽到各位記者或編輯的聲音語氣,即使語言不通也好,仍想各位親口發問一次,再請翻譯幫忙傳達。 是枝裕和確實是一位很重視交流的導演,每當向他發問時,他總是會陷入幾秒沉思才認真作答,偶然更反問對方的看法,就像在誠懇地建立一場對話,而非單純的一問一答。也許,這也是大家喜愛是枝裕和電影的原因,他的電影總是展示著這種平等,他重視於建立對話,並嘗試讓人類的情感,突破語言的閾限。 text yuiphoto Oiyan Chan 為新作初試AI 繼《小偷家族》後相隔八年,是枝裕和再度執筆原創劇本《再生家族》,並首次將人工智能元素引入作品。故事圍繞一對從事建築設計的夫婦,為療癒意外喪子之痛,透過AI再生技術,迎來一個外貌、語調,甚至記憶都與兒子無異的仿生人形機器人。 是枝裕和表示,或許受到《哆啦A夢》與電子寵物AIBO等文化影響,日本社會對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長期抱有一種親切感,他自己亦深受其影響。然而,他同時坦言,對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高科技仍感不適,例如會「說話」的冰箱,始終讓他難以習慣;他也笑言自己與科技產品一向不太合拍,常常出現「一碰就壞」的情況,甚至很晚才開始使用手機。他有些抱怨地指:「最近才發現手機竟然自動開啟了AI模式,明明我沒有這樣要求,至少也應該讓我自己選擇吧。」 不過一向與高科技產品無緣的是枝裕和,卻為了新作首度試用了ChatGPT。在電影製作的初期,他特意讓ChatGPT閱讀《再生家族》的劇本,並要求它就劇本提出建議。不過他就坦言與AI互動的過程相當無趣,因為AI只會給出一些「教科書式」的建議。「這一來一往可以說是毫無樂趣。AI作出的反饋只是因為地迎合我。雖然AI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說話對象,但它給出的建議毫無驚喜、也不太實用。如果所有電影製作人都尋求它得意見,製作出來的電影都只會變得千篇一律。」 關於「再生」的啟示 是枝裕和2024年留意到了一篇文章,知道中國有一項新興的「復活產業」,能夠運用AI技術將逝者的形象與聲音還原,於是決意要寫一個關於借助技術將逝者復生的故事。是枝裕和帶著許多的問題,與該產業公司的社長見面。「一方面,我為想要使用這門技術的人產生共鳴,明白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悲傷與喪失感;但另一方面也明白到它所面臨的倫理問題——如此方便地,將對我們有利的逝者復活,真的能被允許?」在另一篇訪問中,是枝裕和早提到,自己在得悉有這樣的科技時,有想像過如果能夠將驟逝的父親復生,那就能夠彌補未能講出心中話的遺憾。 「對方面對我的疑問,提出了一個案例——一位只有三、四歲的小女孩失去了母親,她的父親簽下了契約,希望能夠復甦女孩母親的聲音,讓這聲音每晚如往昔般與女兒道晚安。而這位父親特地交代,待女兒真正明白母親離世是怎麼一回事後,他便會終止契約。」這件事,成為了一個啟示。「我深深地感受到,這種機制不能永遠繼續,它總需要有結束的一天。」 形成家庭 形成樹林 《再生家族》其中一個精妙設計,在於是枝裕和將故事置於一對從事建築工作的夫婦之中,讓「搭建、重組與修復」成為直觀而內在的隱喻,呼應電影所關注的家庭議題。綾瀨遙飾演的母親是建築師,片中多次出現她製作房屋模型的場面;而飾演父親的大悟則經營一家中小型建築公司,經常需要處理各類建材。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片段,同時也映照出他們在家庭結構中的角色與位置。 最有趣的是,當仿生人翔進入這個家庭,他居然也產生了「創作」與「建造」的意欲。是枝裕和表示,這三人的角色設定,確實帶著某種「三位一體」式的結構。「從一開始我就有這個構想,要把主角設定成一位從事與樹木相關工作的人。這大概也是因為,在構思這個故事之前,我讀過一些談及樹木所擁有的知性的書——書中提到,樹木其實具有某種智能,並且彼此之間會相互聯繫、協作,進而形成整個森林的系統,我想這一點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人類不再特別 樹木也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意象,在電影中多次被強調。「電影之中,所謂『有生命之物』與『無生命之物』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明確的界線——對於這一點,我其實並沒有刻意去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剛才談到樹木與『原初的知性』這個概念時,其實也可以藉此回過頭來看AI。當下,生成式AI已經發展到不需要人類介入,AI彼此之間便能開始進行溝通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所謂那裡是否存在生命,其實只不過是人類自身的價值觀而已。僅僅因為它沒有生命,就認為其價值低於人類,這種想法本身其實是非常人類中心主義。我在想,或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觀點中抽離——因為我們也許已經來到一個,必須不再將人類視為特別存在的時代。」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是枝裕和會在電影的結尾,安排仿生人們從人類社會體制中脫離,而非如同其他科幻影視作品所呈現的對人類富對立性,或者要迫切地要融入人類。「我認為,AI不太可能會選擇去與人類這種難以理解的生物產生關聯;當它們試圖以更簡單的方式建立自身社會時,很可能會選擇在遠離人類的地方發展。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理解『支配』的意義——即使支配了,又能帶來什麼好處呢?基於這樣的疑問,我傾向認為,它們會選擇與人類分離,各自生活。」他坦言也有考慮過進一步描繪仿生人一側的世界。「但這個故事的核心其實並不在那裡,而是在於——從那一側回到人類世界的這兩個人,他們將如何作為「人類」去重新面對與建構自己的生活。我認為,這才是整個敘事的主軸。」 在故事的結尾,翔的檸檬樹種在家裡頭,永遠在甲本家的核心生長與凋零;仿生人翔的橄欖樹種在了屋子的外頭,未來要為路人遮蔭。或者,這也便是是枝裕和對於我們世界的未來,一種最大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