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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GrowthRing & Supply創辦人Kenji Wong:「九龍」登陸銅鑼灣 將水兵休假文化帶入百德新街
    最近連日本男星窪塚洋介都著上身的「九龍」衣服,不難看出GrowthRing & Supply(GRS),絕非一間普通的時裝品牌那麼簡單。走出九龍,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現已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這間門外掛著霓虹光管招牌,卻看不清楚裡面的神祕空間,主腦人Kenji Wong希望打造一種文化精神,大家來到這裡氣氛感覺身在曼谷,談論的卻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故事。 從順利邨到百德新街,從創意廣告人到帶領GrowthRing & Supply(GRS)走過超過十個年頭,Kenji坦言自己從來不是時裝人,服裝只是文化媒介,他沒有宏大的未來藍圖,目的希望訴說這一個「九龍」故事,吸引品味同好來到百德新街,展示一種「百德新派」的潮流態度及可能性,以及玩一場「半年倒數」的限時遊戲。  Text & Interview: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GRS今次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首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本來是九龍人,自小對銅鑼灣有何感覺? Kenji:我以前在順利邨長大,小時候經常到九龍城飲茶及玩樂,後來搬到了黃大仙,基本上生活圈都在九龍區。小時候我們去銅鑼灣,通常說「出九龍」、「過海」、「過銅鑼灣」等字眼,那時心裡有種高攀的感覺,覺得如果自己今日穿得不夠好看,就不要出去吧。直到中學時代開始真的去銅鑼灣「朝聖」,當時有些品牌只有銅鑼灣才有。而九十年代尾那段時期,來到銅鑼灣有條固定的路程:先在SOGO等朋友,落去金百利地庫打機,然後走到黃金商場那邊,最後再去百德新街,行程就這樣才完結。 這種要過海「朝聖」的感覺維持了多久?後來你還住過這裡? Kenji:長大後我出來社會從事設計,在灣仔那邊工作,就這樣我搬到銅鑼灣住,租了一個唐樓連天台的單位,共住了兩年,當年很流行樓上酒吧,我住的單位樓下就是一堆酒吧,每晚飲到醉醺醺就直接上樓睡覺,那是我對銅鑼灣最熟悉的時期。 小時候直到今天,你眼中百德新街有何轉變? Kenji:對於小時候的大丸百貨,我年紀太小,記憶很模糊,但我最熟悉的時期,正是百德新街的「I.T.王朝」盛世,一來到就會看到一堆最尖端的東西,然後對面是商務印書館,地庫一邊是藝術空間,另一邊有冒險樂園。以前大家來這裡是「掃街」,一間間I.T.的店舖掃過去,有時還會約那些I.T.的售貨員女生,找她們落舖拿折扣。 這次來到百德新街開店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 ,起點是怎樣的? Kenji:過去幾年都有不少人邀請我們去商場或者不同地方開舖,但我一直覺得不太適合,主要是對於地方的感覺不對,亦不知為何很多朋友覺得GRS開店一定要有位置停泊古董車等等,加上大家還有一個迷思,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九龍開店,但我一直沒有這樣想,反而想在一些大家沒料到的地方出現。這次來到百德新街,緣於有一次與他們的Marketing及GM見面,坐下來聊起一些想法,發覺想法完全合得來,而他們很有決心地想把這個範圍重新做好,正好也是我想做的事。 通常你在開舖這件事上是主動還是被動的? Kenji:我很被動,或者說我的性格很不主動。其實我不太懂得去做店舖的生意,以前香港那種連鎖零售的模式,反而我是了解的,例如怎樣管理、怎樣開舖、怎樣不自量力地開多一間店、兩間店、三間店,但我不相信今時今日的香港,仍然能夠做回當年的模式。記得百德新街最盛世的時期,應該是2003年開放自由行之後,近乎任何品牌都有很多人買,但來到這一刻,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 剛才說跟百德新街的團隊談得很投契,他們具體打動你的原因是? Kenji:每次我見一些地產商的朋友,我說的話可能都會令他們不太高興,我會說:「其實我不是很明白為甚麼地產商到了今日還不改變?」他們的模式,永遠都是叫你開鋪、給你一個報價,做旺了地方後,就會加租,或者轉租給國際大品牌。但,這種模式到現在真的還可行嗎?當然,國際品牌需要旗艦店和海報去支撐,但商場不應該只單靠他們,很多香港本土品牌也需要零售空間。 正因為現在香港商場的傳統模式不再那麼輝煌了,他們才會找我及我身邊的朋友合作,代表著他們需要改變。今次,主理百德新街的團隊很直接地跟我說,他們正正就是面對這個問題,大家都想出來研究如何做回一個好玩的地方,而不是叫我們來做好一間店舖那麼簡單。如果我們要人們過來,不是因為這裡有間店舖,而是那個地方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令人覺得「我真的要來到這裡留下來」。一般商場可能口頭上會這樣講,但實際操作未必做得到。 有這個想法之後,就想到GRS這間百德新街店,好像昔日灣仔分域碼頭那樣,要有種神秘及水兵休假文化的酒吧氛圍? Kenji:其實我很早就跟同事說,如果有機會在港島開實體店,我就想做這個概念。小時候我很喜歡看占士邦電影,有一集他來到香港,去了一間地下的神秘酒吧,門口看起來沒甚麼,但一進去就看到兩條很有型的雕龍。這裡之所以叫「Dragon Club」,是因為以前我在灣仔上班時,每晚在灣仔地鐵站駱克道附近,都會看到一些Club,那些Club從來都不見有香港人幫襯,全都是外國軍人或亞洲其他地方來工作的人在消遣。這種早期分域碼頭、水兵上岸的「手信文化」,其實就是香港的橫須賀故事。 當他們帶我看這個鋪位時,我一看到就覺得很正,這個裝修是十多年前一位日本設計師留下來的,上一戶租客做Popup店時,就用白板把它們全部圍了起來。偏偏我覺得這樣很正,有錢也做不到這種風格,於是我很懶惰,只做了一些design thinking,這裡我不用大改,加些東西就可以開舖,就成了我最新的主意。 除了售賣服飾外,店內不時播著黑膠唱片音樂,還會有酒飲,想打造一片輕鬆隨心的氛圍? Kenji:我的第一個主意本來不是在這裡,我想過在尖東那些有子彈升降機的舊商場,例如帝國中心那邊,裡面現在沒甚麼人,只剩下一些賣古董的店舖。我就想在前面賣古董,裡面才賣我的衣服,同時希望人們留在這裡時間長一點,聽聽歌或者聞到我們自己出品的香氛。只要你一進來,彷彿能夠躲起來一會兒逃雜煩囂,我們不會逼你買東西,不如喝點酒放鬆一下。我總是覺得,香港人每日都有一種不太開心的感覺,經常有很多顧慮,早前我去了曼谷,那邊的人都很carefree,有一種「明日的事明日才算」的感覺。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要那麼計較及理會太多。 百德新街這間店開了接近一個月,是否可算是一個「階段性勝利」嗎?對未來有沒有很大的藍圖? Kenji:現在完全沒有藍圖,真的是逐步逐步來。自從經歷過COVID之後,我發覺人們是無法做長遠計劃的,能夠計劃到下個月做甚麼已經很好了。如果要說未來五年要怎樣怎樣,多少有點吹水成分。我們這裡的租期只是半年,一早知道半年後就會倒閉。所以一開始就是倒數階段,的確香港沒有東西可以長久,也不希望被那些東西去限制我們思考。好像以前 I.T.盛世的年代,開舖就像吸毒一樣,啪了這一針,開了這家店,傳媒和商場都很歡迎你,就像有毒癮不停地無止境地開下去。如果你真的很厲害,當然可以賺大錢,但我肯定自己之後不會做那種人,所以我們先做了這半年,之後就去別的地方好了。 你經常強調自己不是時裝人,你怎麼看待自己與設計及生意的關係? Kenji:我肯定自己不是時裝出發,只不過將我從事設計的角度、聯想到一些東西,然後放進一個媒介裡出現。過去這個媒介可能是一個 MV、一個演唱會、一隻Album,或者是一張海報。現在,我只是將這個媒介轉移到服裝之上,但在我的層面來看,這十幾年來沒有任何改變,只是現在多了一些計算——到底怎樣告訴大眾知道,我們做了甚麼事? 如果要你形容自己的哲學或整個品牌,人們通常說是GRS是「本土感覺、日本工藝、復古美學」,你認同嗎? Kenji:不認同,從很多年前開始,我都是這樣回答:其實我們做的是「混合文化」(Hybrid Culture),並不是甚麼新鮮事,正如我們在茶餐廳,飲食本身就是一種混合文化,從以前被英國殖民,吸收了他們的高級下午茶,再轉化成屬於我們自己的鴛鴦和茶餐廳美學等。我們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吸收外來文化後再轉化出最適合當地的東西,無論場景、音樂、電影、時裝都是如此。 在風格的源頭上,GRS看似很偏向日系,但你私底下又很喜歡美國車、美國文化,也算是一種混合? Kenji:我自己其實很混合,歐洲車、美國車固然喜歡,也喜歡日本改造了歐美車的演繹手法,當然個人最喜歡都是偏向日本。坦白說,來到時尚層面,很多服裝譬如古著的源頭都在歐美,如果我們沒有轉化,歐美的剪裁未必適合亞洲人的身形,所以我們還是要閱讀及消化它,最後發覺最適合我們身形的轉化手法,其實都在日本。相對來說,我沒有從韓國拿到任何靈感,因為他們很公式化,無論歌曲還是男團女團,他們都循著完美的系統及形式,而那種系統化的形式,正正就是剛才我說的——我最不懂得做的事情。 GRS作為一個香港品牌,對於網店和海外市場的反應如何? Kenji:網購這件事,全世界都很接近,如果你的店舖沒有很特別的DNA,其實客人不會來,因為上網都能買到。當初我們與Staple Pigeon合作,在紐約指定旗艦店發售一些產品時,我頗為驚訝,當初我以為西方人不會喜歡我們的東西,而合作單位也提醒過,可能因為政治氣氛,他們有機會排斥有中文字設計的衣服,卻沒想到我們在紐約現場看到的情況剛好相反,很多不同國籍的人走過來。同時,我本來還擔心美國人身形太高、尺寸不對,結果店長跟我笑說:「你以為紐約有很多美國人嗎?紐約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國人呢!」我才明白了,紐約的氛圍其實很像香港。 最後,你對「九龍」這兩個字和字體設計,好像有種近乎偏執的堅持,對你而言,這兩個字的終極遠景是甚麼? Kenji:對我來說,「九龍」在設計上已經是一個標誌,多於兩個可以閱讀的漢字。它在我的思維裡,等同於全世界人愛戴的「NY」帽子。全世界可能有幾百萬人,會買一頂印著「NY」的帽子,但我敢說大多人根本不知道它背後代表紐約的一支棒球隊,更可能不知道它跟棒球有何關係。他們之所以會買,純粹因為覺得這個標誌代表著一種文化和精神,而美國人最擅長做這件事,他們善用電影及流行文化等,將品牌思維注入生活。 你問我的話,如果真的有遠景,我希望十年後或二十年之後,你在非洲街頭看到一群非洲人在跳舞,或者街上有個老人家,他們頭上都戴著一頂印著「九龍」的帽子。然後你走過去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他搖搖頭說不知道。那時我就會覺得,這兩個字已經真正融入了全球的流行文化之中,代表著一種象徵、一種精神。 但其實不用說得那麼遠,十年後如果我還能開著自己喜歡的舊車,跟朋友吃同一餐飯,飲杯咖啡而不用擔心生活,繼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那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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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張天賦 愛的方程式|封面專訪
    E=MC²,是愛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質能方程式」,這條經典公式顛覆了傳統物理學,證明 「時間並非絕對」。 一百多年後,E=MC²成為了MC張天賦第二次紅館演唱會的主題名字,正如他出道後也火速顛覆 了近年流行跳唱的樂壇,回歸基本步唱盡情歌, 今次利用這條質能方程式,上演一場「MC」與 「Emz」雙重人格的靈魂對話。(Emz是張天賦 挑戰Hip-Hop與Rap音樂風格時所使用的化名。) 無論是MC還是Emz,張天賦都希望能夠100%放 空,好好享受紅館這個舞台,以歌聲在盛夏引爆 宇宙最高的生命能量——愛。 Text.Nic WongPhotography.HungmcStyling.Nacchi MaAssisted by Yuet Chan and JojoMakeup.Circle ChongHair.Cliff Chan @ myösVenue.Rosewood Hong KongWardrobe.Acne Studios, Balenciaga, Bode, MoschinoWatch and jewellery.CARTIER Clash de Cartier Ring medium model, 18K yellow gold Clash de Cartier Bracelet, medium model, supple, yellow gold 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all from CARTIER Clash de Cartier Ring medium model, 18K yellow gold Clash de Cartier Bracelet, medium model, supple, yellow gold 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all from CARTIER 填鴨成熟了 屈指一算,MC在五年前入行至今,未到30歲已開了超過30場個人演唱會,還未計與其他歌手共享舞台,數量也相當驚人。 2023年首登紅館,當時人氣正盛,三場個唱極速爆滿一票難求。如日方中的MC,回想起當時出道第二年硬闖紅館的第一次,坦言當時感覺以「難受」來形容。「那時是出道的第二年,經驗很淺,忽然要開紅館演唱會,還要連開三場,而且直接是來四面台。那時我不跳舞,第一次紅館騷還要跳舞,剎那間太多東西要塞進去,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隻填鴨,為了好味,被迫一定要將所有東西塞進去,然後被煮熟地抬出去,很難,真的很難。」 Juste un Clou Single Ear Cuff, 18k yellow goldfrom CARTIER MC坦言,各方面壓力都很大,毫不享受。「當時對於紅館的一切,我都不知道,只覺得要同一時間完成很多工作,來到站在台上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不太能夠處理。我很少站在台上,有種想立即回家睡覺的念頭,那三場演唱會,我只好不斷提醒自己快將完結了,要頂住、要捱住。當然也有少許享受的時刻,但我想至少六、七成時間,我都是感覺難受,真是一個急速的成人禮。」 Juste un Clou Single Ear Cuff, 18k yellow goldCartier LOVE Bracelet, yellow gold, pink and yellow sapphires, tsavorite and spessartite garnets, amethystsCartier LOVE Unlimited Bracelet, white goldSantos de Cartier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 and steelall from CARTIER 沉澱了三年半,今次MC累積多了經驗,再闖紅館聖殿。「上次紅館之後,我深深明白真的需要極多體能去做好一個騷,為了呈現最佳狀態,三個月前我已經啟動了密集的體能訓練,每天和肚腩處於『敵對狀態』。」最擔心的,其實是自己的聲線。過去MC亦曾試過因身體不適,澳門個唱被迫延期,因而深表抱歉。「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向來都不會留力,一切以爽為先,而我出道至今從未試過連續唱五日,希望這個歌單能夠撐足五日,也是我準備得最辛苦也最期待的一環。」同樣是四面台,他揚言會借鑒上一次的紅館演出,深知自己有甚麼要準備、調整及考量,「今次我希望自己能夠100%放空,要好好地享受紅館這個舞台!」 Cartier LOVE ring, white gold, diamonds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 and steel all from CARTIER 從好聽到識唱 不只是紅館舞台,正如MC所言,他一向以爽為先,也成了他致勝之道。自小已經唱歌,全因為沒有娛樂,對著CD機模仿周杰倫唱歌最為快樂。「我讀幼稚園的時候,家中沒有娛樂,沒有遊戲機也沒有電腦,只有一部CD機。我每天的娛樂就是,按著CD機不停聽歌,愛上自然模仿,當時最愛模仿周杰倫,不覺得自己唱歌叻,只覺得自己模仿得很似,便慢慢幻想自己將來能否做到周杰倫,後來才知道他會寫歌又懂編曲,但慢慢養成了唱歌這個興趣。」 幻想成為周杰倫,由興趣變成技能,但參加《全民造星II》及踏上歌手路之前,街頭Busking那六︑七年非常重要。「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唱歌好聽,但直到自己busking的第六、七年,才開始懂得唱歌。始終那時比較窮,哪有錢學唱歌?通常只是上了一兩堂,聽朋友分享兩句,其餘都是在街頭唱歌實戰時自己碰撞回來。雖然多走了冤枉路,但後來我才開始覺得自己真正懂得唱歌。」這份信心,是一點點累積出來的。 Clash de Cartier Ring medium model, 18K yellow goldClash de Cartier Bracelet, medium model, supple, yellow gold 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Losange Backpackall from CARTIER Clash de Cartier Ring medium model, 18K yellow goldClash de Cartier Bracelet, medium model, supple, yellow gold 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Losange Backpackall from CARTIER 參加《全民造星II》以後,一切都已是人所共知的歷史。MC奪得亞軍,另一角度是失落冠軍,但當時他沒有像如今的討好,更多人覺得他幾囂張。「其實當初華納對我的評價也是一樣:串串地、幾囂張。記得公司約我出來面試時,我完全沒有說話,只是坐在旁邊一角,身邊有助手及經理人負責幫我問問題,公司見狀說:『萬一有甚麼事,MC只負責出歌,他不需要對外有甚麼來往。』其實我不出聲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囂張和不容易跟人相處,反而我是不敢問問題,我怕一說話就會得罪別人。」 MC直言,從小到大已聽過不少相似評價,卻不知道那個模樣。「幸好《造星》記錄了我在鏡頭的嘴臉,本來我覺得參加比賽時應該要拿出最真實的自己,所以我毫無掩飾,想到那句說那句,直到節目播出時才發現,的確幾『乞人憎』。」就在那時,MC開始才慢慢調校自己的性格,學習待人接物。 Clash de Cartier Necklace, medium model white gold all from CARTIER 《造星》改變囂張嘴臉 從當日自覺懂唱歌的街頭歌手,到今日隻身在樂壇頂住半邊天的一線歌星,MC的音樂能量正如同這道「質能方程式」——小小的微粒,經過時間與實戰的撞擊,正釋放出核爆級的巨大光芒。想當初沒有加入男團,其實都是源於自己的「囂張」。「當時沒有想到那麼遠,純粹不知道自己有甚麼途徑可以入娛樂圈,當一個契機來到,我想證明一些東西給家人看,便參加了一個比賽,其實是這麼簡單,從未想過可以真正做到一位歌手。到後來沒有加入男團,因為我自覺得不是一個容易與人相處的人,我擔心我會拖累別人,加上我的性格,給人感覺很囂張,我喜歡自己一個人站出來吧,加上一組人我未必感到自由,種種原因下,我不太喜歡成為男團成員,於是拒絕了那個提議。」 身在百花齊放競爭劇烈的樂壇中,MC始終覺得自己能走到今天一夫當關的位置,最重要的一個字是:運氣。「我經常說,靚仔過我、高過我、唱得好過我的人,大有人在。為何偏偏我這麼幸運地被公司選中?時勢做英雄吧。剛好我入行那段時期,香港人需要娛樂,天時地利人和夾好了,剛好大家喜歡這個加起來的我,我才企到出來。」 Clash de Cartier Necklace, medium model white gold Clash de Cartier Ring, white gold with diamondsCartier LOVE Ring, white gold, ceramicCartier LOVE ring, white gold, diamondsCartier LOVE Bracelet, white gold, ceramicSantos-Dumont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 and steel all from CARTIER 正因為覺得自己幸運,MC每日過得快樂,加上自己那份樂天的天賦。「有些人獲得大家都想擁有的成就,但同時在另一個層面,可能失去了健康、時間或人際關係等。我這個人比較開朗,過得一日就一日吧,我不喜歡把不開心的東西放得那麼久,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扔掉。我覺得自己有一種能力,甚至可說是一種天賦,能夠將一些不開心轉化成開心,我的確是可以的。」張天賦的天賦,原來不只是唱歌,還有化苦為樂,將天賦盡情發揮。 Juste un Clou Single Ear Cuff, 18k yellow goldCartier LOVE Bracelet, yellow gold, pink and yellow sapphires, tsavorite and spessartite garnets, amethysts Cartier LOVE Unlimited Bracelet, white goldSantos de Cartier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 and steelall from CARTIER 唱多十年就足夠 面對年底到來的30歲,MC沒有想到很長遠,目標偏向務實,就是五年後財富自由!「時間過得太快,食物有最佳食用期,我覺得自己也應該有。我的目標是,35歲後可以任性地至少半年不用工作,起碼還有時間做我想做的事。」很多人以為MC會想唱到60歲那樣,他卻不以為然。「社會一直在變,世界一直在變,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淘汰。目前你問我的話,真的讓我再唱,我想我再唱多十年,已經很開心,足夠了。」 這一切,就像一場物理現象,MC從未預期過自己的感染力有多大,每每有粉絲傳來訊息,告訴他每天上班很難捱的時候,聽他的歌卻解決了難關,他反過來在社會的反饋中,找到了自己聲音的價值。今年7月,就看看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歌唱科學家,如何在紅館發揮他的《E=MC²》方程式,與一眾「賦二代」的反應堆裡引爆整個盛夏。■ Juste un Clou Single Ear Cuff, 18k yellow goldCartier LOVE Bracelet, yellow gold, pink and yellow sapphires, tsavorite and spessartite garnets, amethysts Cartier LOVE Unlimited Bracelet, white goldSantos de Cartier Watch, large model, yellow gold and steelall from 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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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賈樟柯 電影就是一個「看自己」的過程
    賈樟柯向來被視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但其實他的創作路,與香港有著深厚而長久的連結。回到1996年,仍是電影學院學生的賈樟柯,帶著《小山回家》戰戰兢兢來港參加ifva,沒想到一舉奪得劇情組金獎,翌年作品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曝光,被世界看見。對當時自言「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拍電影的賈樟柯來說,那一刻不只是得獎,更像是第一次真正確認:自己拍的東西,原來值得被看見。 多年後,已成國際知名導演的他,也成為了多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座上客,仍不忘ifva的扶持,甚至參考了ifva的模式去培育年輕導演,創辦了平遙國際影展。「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text. yui photo.Oiyan Chan venue.Mira Hotel special thanks.HKIFF 你在1996年因為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來香港,當時覺得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96年,當時那種衝擊挺大的。首先是語言,整個城市都在講廣東話;再來是文字,平時在內地看慣簡體字,來到香港看到滿街繁體字還是挺興奮的。因為以前學書法時一直都在寫繁體,看到它如此廣泛地被使用,一種好像穿越到過去的感覺。 後來我看到內地作家阿城談香港,他形容這個城市有點像回到清代,因為香港很早就被英國管治,沒有經歷內地那種劇烈的社會變革,很多生活習慣、人際關係都延續了傳統。當時我在油麻地、九龍一帶走動,看到各種勞作的人,也特別留意到那些運貨的單車——貨物放在車頭一個很大的框裡,騎著在街上穿梭,這對我來說很新鮮,因為在內地通常是把貨堆在後面,而且堆得像座小山。 《小山回家》 當年你的處女作《小山回家》在香港ifva獲獎,回想那獎項對你來說影響有多大? 影響非常大。我常跟人講,其實我做電影是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的。那時候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很喜歡電影,也想當導演,但對於自己的能力其實還不確定,更不用提機遇。 其實《小山回家》在內地放映的時候,很多討論都比較情緒化,反應也不算太好。當時我對那部短片的信心也不大。所以在ifva獲獎後,對我信心的提升是很直接的,覺得自己拍的東西還值得被看到。我記得當時主辦單位會出一本書,裡面有評審討論的紀錄,我後來很認真地讀,看到一些影評人包括黃愛玲老師,會講到這部電影的優點,對一個剛出道的導演來說,這種肯定是很大的鼓舞。同時也有老師指出缺點,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在那裡認識了余力為。他當時拿了紀錄組大獎,我看了他《美麗的魂魄》,非常喜歡他的攝影。那種手持、自然光,還有攝影機跟人物之間很微妙的關係,令我一直期待能與他合作。後來透過朋友介紹,我們很快就約定一起回內地拍片。 《小武》 同時我也認識到李傑明、周強,他們成立了「胡同製作」,我們算是一拍即合,後來一起做了我最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小武》和《站台》。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那個年代其實交流還沒有那麼頻繁,但香港是很包容的,它會接受一部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短片,也讓我們這些年輕創作者有機會被看到。而且當時有一個很好的機制:ifva之後可以直接入選來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變成一個梯級,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那時候內地幾乎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後來我們創辦平遙國際電影展,某種程度也是在學習ifva這種模式。 如今回看首作《小山回家》,感受如何? 我覺得《小山回家》是一部很個人的電影,而且那種個人化是帶有一點反叛在裡頭的。因為在那之前,很多電影都是比較統一的聲音,而我們那一代其實是想回到個體,跟過去那種比較僵化、比較不真實的電影做一個切割。當時拍《小山回家》,是因為我看到了農民工這樣的一個新群體。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個群體在當時的銀幕上幾乎沒有被呈現過,但它其實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帶來很多問題。我是被這些人吸引的,覺得是我自己感受到、捕捉到的一種現實。在形式上,我也用了很多自己想嘗試的東西,比如跳接、過場字卡,希望讓電影語言更自由、更活潑。現在回看當然是很稚嫩,但那個時候的熱情,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你曾說中國需要大量導演,只有多元視角才能建構相對完整的中國敘事,你近年亦身體力行投放許多時間在培育新一代。以你觀察到的新導演們,正在提供怎麼樣的新視角?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數據,內地電影產量時一年能拍一千多部電影,而當中至少有一半是年輕導演的第一或第二部作品,所以年輕導演的創作活力是很強。我看了許多這樣的作品,覺得這些導演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都很「個人化」。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電影本來就應該是個體對世界的反應,是一種很個人的視角。現在很多年輕導演都有很強的自我表達慾望,而且能在作品裡建立自己的觀點。另外一點是,這十年來他們很擅長把對現實、對社會的觀察,放進類型片裡面,比如科幻、喜劇、犯罪片。尤其是有大量的犯罪片,其實背後都有很深的社會觀察。類型是一種觀眾熟悉的形式,他們透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表達可以被更多人接受。 現代年輕導演的這種個人特質,跟你當年的那種「個人」有沒有不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不同的。雖然都是個人化,但我們那個時候,對公共事務、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會比較多,比較在意整體的處境。現在更年輕一代,很多會更關注個體內部的情感,比如家庭、親密關係,或者更私密的情感經驗。但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因為過去宏大敘事太多了,現在回到個人,哪怕是很細微的感受,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三峽好人》 《二十四城記》 你也在其他訪問中提及愈來愈關注「時代如何進入日常」,能否就此更多闡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當時代往前走得很快的時候,那些被甩在後面的人,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我來說,社會變化最重要的,是它怎麼影響個體,而這種影響其實都是在日常裡發生的。比如《三峽好人》,如果沒有那種經濟變革,就不會有大壩,但這個工程背後,是很多家庭要離開自己的土地,很多城市被淹沒。再比如《二十四城記》,講一個工廠在經濟轉型中被拆遷,幾萬人的生活被改變,原來像家庭一樣的社群被打散。 這些變化最後都會進入到一個人的生活細節裡,變成他的日常。為何獨愛描寫「小人物」? 這其實跟我的成長有關。我本來就是在那樣的環境裡長大的,屬於普通人這個群體。社會有很多面貌,但最容易讓我產生情感反應的,還是那些普通人,特別是處在困難裡的人。我對他們會比較敏感,也更有興趣去拍他們。像《三峽好人》這樣的題材,是不能等的,因為那個地方很快就會消失。如果按正常流程來,可能就拍不到了,所以很多時候要用不同的方法,讓創作可以即時發生。 第六代導演中,你是最穩定、最長期在三大影展保持高能見度的代表人物,你怎麼看待同代導演的創作? 其實我們一直從彼此的作品中有得到啟發。雖然大家所面對的情況不一樣,因為創作之外,還要面對很多現實問題,不同的人、不同的作品,也會有不同的命運,畢竟每個人從二十多歲到結婚生子到年紀慢慢大,這個過程中也會發生很多變化。我之所以比較穩定,是因為除了疫情時期之外,我基本上維持兩年一部的拍攝節奏。這背後很依賴團隊,他們幫我處理很多外在的事情。此外我也做了不少跟電影不直接相關的工作,包括一些商業項目,而這些工作最後都是為了讓我可以持續拍電影。你以往曾試過用手機拍攝短片,又用AI完成了《麥收》。 作為一位「學院派」導演,你認為拍電影還需要多大程度的專業教育? 我覺得還是需要很大程度的專業教育。現在AI發展很快,有些人會比較悲觀,覺得一些專業會被取代,但我覺得這種看法有點太激進。AI只是多了一種影像生產的方法,它是從數據裡生成影像,但它替代不了我們拿著攝影機走進現實、面對真實的人和場景。那種拍攝的感受和創作的激情,是沒有辦法取代的。而且其實AI更需要創作者的能力,你要給它指令,要做剪輯、分鏡、調度,這些都是需要訓練的。如果沒有專業基礎和自己的審美,很容易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也很難長久。 在這時代拍電影,最難爬的高山是甚麼? 我覺得還是自我。電影其實一直都是一個「看自己」的過程,你能看多深,有沒有勇氣面對內心深處,這是最難的。所謂突破,其實就是不斷打破自己——打破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要往前走,就必須不斷去面對、去打破。■
  • INTERVIEW
    《再生家族》專訪 是枝裕和:「也許我們已來到一個,必須不再將人類視為特別存在的時代。」
    這次僅在香港短暫停留數天的是枝裕和,四出奔走宣傳電影《再生家族》,期間接受了大量採訪,每間媒體都有能夠擁有不多於半小時與導演對話的機會(也意味著導演將忙活一整天,輪流與不同人對話)。據翻譯人員說,是枝裕和在進行訪問前,特地拜託她向媒體轉達一件事——他知道各大媒體為了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問到最多問題,慣常會請日語翻譯人員直接發問;然而他卻特別希望能聽到各位記者或編輯的聲音語氣,即使語言不通也好,仍想各位親口發問一次,再請翻譯幫忙傳達。 是枝裕和確實是一位很重視交流的導演,每當向他發問時,他總是會陷入幾秒沉思才認真作答,偶然更反問對方的看法,就像在誠懇地建立一場對話,而非單純的一問一答。也許,這也是大家喜愛是枝裕和電影的原因,他的電影總是展示著這種平等,他重視於建立對話,並嘗試讓人類的情感,突破語言的閾限。 text yuiphoto Oiyan Chan 為新作初試AI 繼《小偷家族》後相隔八年,是枝裕和再度執筆原創劇本《再生家族》,並首次將人工智能元素引入作品。故事圍繞一對從事建築設計的夫婦,為療癒意外喪子之痛,透過AI再生技術,迎來一個外貌、語調,甚至記憶都與兒子無異的仿生人形機器人。 是枝裕和表示,或許受到《哆啦A夢》與電子寵物AIBO等文化影響,日本社會對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長期抱有一種親切感,他自己亦深受其影響。然而,他同時坦言,對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高科技仍感不適,例如會「說話」的冰箱,始終讓他難以習慣;他也笑言自己與科技產品一向不太合拍,常常出現「一碰就壞」的情況,甚至很晚才開始使用手機。他有些抱怨地指:「最近才發現手機竟然自動開啟了AI模式,明明我沒有這樣要求,至少也應該讓我自己選擇吧。」 不過一向與高科技產品無緣的是枝裕和,卻為了新作首度試用了ChatGPT。在電影製作的初期,他特意讓ChatGPT閱讀《再生家族》的劇本,並要求它就劇本提出建議。不過他就坦言與AI互動的過程相當無趣,因為AI只會給出一些「教科書式」的建議。「這一來一往可以說是毫無樂趣。AI作出的反饋只是因為地迎合我。雖然AI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說話對象,但它給出的建議毫無驚喜、也不太實用。如果所有電影製作人都尋求它得意見,製作出來的電影都只會變得千篇一律。」 關於「再生」的啟示 是枝裕和2024年留意到了一篇文章,知道中國有一項新興的「復活產業」,能夠運用AI技術將逝者的形象與聲音還原,於是決意要寫一個關於借助技術將逝者復生的故事。是枝裕和帶著許多的問題,與該產業公司的社長見面。「一方面,我為想要使用這門技術的人產生共鳴,明白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悲傷與喪失感;但另一方面也明白到它所面臨的倫理問題——如此方便地,將對我們有利的逝者復活,真的能被允許?」在另一篇訪問中,是枝裕和早提到,自己在得悉有這樣的科技時,有想像過如果能夠將驟逝的父親復生,那就能夠彌補未能講出心中話的遺憾。 「對方面對我的疑問,提出了一個案例——一位只有三、四歲的小女孩失去了母親,她的父親簽下了契約,希望能夠復甦女孩母親的聲音,讓這聲音每晚如往昔般與女兒道晚安。而這位父親特地交代,待女兒真正明白母親離世是怎麼一回事後,他便會終止契約。」這件事,成為了一個啟示。「我深深地感受到,這種機制不能永遠繼續,它總需要有結束的一天。」 形成家庭 形成樹林 《再生家族》其中一個精妙設計,在於是枝裕和將故事置於一對從事建築工作的夫婦之中,讓「搭建、重組與修復」成為直觀而內在的隱喻,呼應電影所關注的家庭議題。綾瀨遙飾演的母親是建築師,片中多次出現她製作房屋模型的場面;而飾演父親的大悟則經營一家中小型建築公司,經常需要處理各類建材。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片段,同時也映照出他們在家庭結構中的角色與位置。 最有趣的是,當仿生人翔進入這個家庭,他居然也產生了「創作」與「建造」的意欲。是枝裕和表示,這三人的角色設定,確實帶著某種「三位一體」式的結構。「從一開始我就有這個構想,要把主角設定成一位從事與樹木相關工作的人。這大概也是因為,在構思這個故事之前,我讀過一些談及樹木所擁有的知性的書——書中提到,樹木其實具有某種智能,並且彼此之間會相互聯繫、協作,進而形成整個森林的系統,我想這一點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人類不再特別 樹木也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意象,在電影中多次被強調。「電影之中,所謂『有生命之物』與『無生命之物』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明確的界線——對於這一點,我其實並沒有刻意去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剛才談到樹木與『原初的知性』這個概念時,其實也可以藉此回過頭來看AI。當下,生成式AI已經發展到不需要人類介入,AI彼此之間便能開始進行溝通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所謂那裡是否存在生命,其實只不過是人類自身的價值觀而已。僅僅因為它沒有生命,就認為其價值低於人類,這種想法本身其實是非常人類中心主義。我在想,或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觀點中抽離——因為我們也許已經來到一個,必須不再將人類視為特別存在的時代。」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是枝裕和會在電影的結尾,安排仿生人們從人類社會體制中脫離,而非如同其他科幻影視作品所呈現的對人類富對立性,或者要迫切地要融入人類。「我認為,AI不太可能會選擇去與人類這種難以理解的生物產生關聯;當它們試圖以更簡單的方式建立自身社會時,很可能會選擇在遠離人類的地方發展。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理解『支配』的意義——即使支配了,又能帶來什麼好處呢?基於這樣的疑問,我傾向認為,它們會選擇與人類分離,各自生活。」他坦言也有考慮過進一步描繪仿生人一側的世界。「但這個故事的核心其實並不在那裡,而是在於——從那一側回到人類世界的這兩個人,他們將如何作為「人類」去重新面對與建構自己的生活。我認為,這才是整個敘事的主軸。」 在故事的結尾,翔的檸檬樹種在家裡頭,永遠在甲本家的核心生長與凋零;仿生人翔的橄欖樹種在了屋子的外頭,未來要為路人遮蔭。或者,這也便是是枝裕和對於我們世界的未來,一種最大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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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遮眼》|谷垣健治導演專訪:集合五大武術高手 將香港電影化作唐人街動作修羅
    今個夏天,香港動作電影迎來一記重拳,《火遮眼》成功衝出海外,在全球票房叫座,爛番茄影評新鮮度及觀眾評分同樣出色。哪怕它沒有香港演員主演,全片英文對白為主,但風格徹頭徹尾是香港電影的拳拳到肉,血脈賁張。 谷垣健治(Kenji Tanigaki)從《九龍城寨之圍城》的金像得獎動作指導,榮升《火遮眼》的導演,銀幕上集合五大不同國籍、不同武術打法的高手,令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筋骨齊鳴,觀眾則在戲院裡看得咬緊牙關,痛感滿滿卻又熱血沸騰。 此時此刻,谷垣健治以日本人的外來者身份,守護著香港動作電影的招牌,將香港動作片拍出他口中的「唐人街」風格。事實上,他操得一口流利得讓人驚訝、甚至帶有地道口語的廣東話。想當年隻身來港,至今打滾超過三十年,命運早已與這座城市的龍虎武師精神緊緊扣連。當人人都讚他從一個無名特技演員,一步步爬上國際級動作片導演的位置時,他卻一如既往地謙遜而拼命:「別人叫我做事,我只是想用100%、120%、200%做出來了。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是勵志,都是很拼命做的。」 就在如今CG與AI橫行的年代,谷垣健治選擇用最原始的血汗,在絕境中為香港動作電影重新定調。這是一場回歸人體極限的血肉拍攝,也是谷垣健治對他大半生武術狂熱的終極交代。 Text: Nic Wong|Photo: Oiyan Chan 倉田俱樂部學生 眼前的谷垣健治,或許比一般香港影迷更熟悉香港電影,小時候在日本看電視台播放的香港功夫電影,很早已迷上。「有天我看到《蛇形刁手》,刺激到全日本的男生去學武術,尤其《蛇形刁手》及《醉拳》都很容易模仿。」還是中小學生,谷垣健治與一班同學在放學後學習跳彈床、翻筋斗,到了高中他更在日本接觸到少林寺拳法,為他日後電影設計招式埋下種子。「那時候我們不是雙人對打,而是要求我們在一分半鐘到兩分鐘之內度招,跟著自己做些表演。這個很似拍戲,不是誰贏誰輸,而是我跟他的組合,是否打得靚?打得乾淨?。」 慢慢地,谷垣學會了動作表演的真諦。「我經常思考甚麼是動作表演?如果在平地走路,那不是表演;在平地跳舞,也不是表演;如果在三十幾樓走鋼線,而且在鋼線上跳舞,那個才是表演,觀眾才想看!換句話說,某程度上表演就是要冒險,但當中可能會跌下去,如何做到不跌下去,才是有趣之處!」高中畢業後,他決心將這份熱情職業化,加入了動作演員倉田保昭在大阪創辦的「倉田動作俱樂部」(Kurata Action Club),學習一連串為了拍戲最基本的東西,還是每日練習度招。 在倉田學校,谷垣練就了一身「下把」神功。「我們打人的機會少一些,都是被人打的。廣東話就叫做『下把』,一定要做反應。因為我們的反應表現得好,那些主角就更好看。」有時候,他有機會到京都拍攝一些傳統古裝的動作片,但還是喜歡以加入香港電影界為夢想。「我們學習的都是倉田所謂港產式的動作,與京都那些日本刀劍片完全不同,我覺得好像沒甚麼用,開始質疑自己。差不多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出來見工,我有甚麼出路呢?我就在想,如果喜歡打棒球,人人都想參與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嘗試一下那個聖地;如果你踢足球,當然想去歐洲踢波;如果做武師,不想過來香港發展就是假的。」 隻身來港 成龍勸退 1989年,谷垣健治將他人生第一次外國旅行的目的地選定香港,當時一個連廣東話都不懂的日本黃毛小子,憑著一腔熱血,竟然翻開黃頁電話簿,直接打電話去成龍的威禾電影辦公室,對方又真的給他地址去旁觀拍戲。谷垣坐的士去到清水灣邵氏影城,觀看成龍、梅艷芳、董驃等人拍攝《奇蹟》,令他大開眼界。1991年,谷垣面臨畢業出路的抉擇,他毅然收拾行裝再次隻身來到香港,更希望尋找入行的機會,因而再次碰見了成龍。「成龍大哥到辦公室開會,我一直留在那裡等到天黑,看見他走出來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了幾句:『I am doing stuntman in Japan.』然後便當場示範一下自己的下把身手。」怎料成龍用英文回答他,大意是:「現在香港沒有動作電影,只有成龍電影,但成龍電影一年只有一部,你還是回日本吧。」 面對偶像成龍的勸退,谷垣健治卻沒有聽入耳,他決心來香港就要做武師,但現實的殘酷遠比想像中來得快。他接到的第一個香港工作,並沒有甚麼驚險的特技場面,而是一場荒謬的誤會。當時有臨時演員公司找他,以為自己終於有機會在警匪片裡露臉,結果去了現場才發現在警署「開工」。「我做第一個香港的工作,就是演那些『被認人』的疑犯。想當初我還以為是做臨時演員,沒感到生氣,但有少許失望。」可惜,這就是現實。一星期後,臨記公司的負責人再次打電話給他,只拋下一句:「明天,中環,早上7時。」谷垣再次陷入了短暫的猶豫,決定不去就沒有進步,再去的話,起碼有錢收。「而且,很多人都會跟我聊天,想教我很壞的廣東話,起碼我有機會學廣東話。」就是那一天,他正式開始了香港臨時演員生涯,憑著在倉田學校練成的身手,慢慢從最底層的臨時演員做起。 要數入行的伯樂,其中一位是小時候在日本電視台上看過劇集《英雄出少年》時的董瑋。對方一樣曾經勸退過他,輾轉間在片場再次碰面,董瑋驚訝當日這個日本小子的廣東話進步得如此神速,當谷垣收工時禮貌地用廣東話說:「我收工喇,走先喇,多謝!」董瑋叫停了他,就問他有沒有加入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我說沒有,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想過自己可以入到公會,結果他幫我申請入會,自此機會開始增加。」 為甄子丹打雜 不覺蝕底 如果說董瑋為谷垣健治打開了香港電影的大門,那麼甄子丹則是重塑他動作美學、將他引領上金像武指以至導演之路的恩師。1995年,亞洲電視籌拍由甄子丹主演的重頭劇《精武門》,就在拍攝現場,谷垣第一次親眼見到了兒時看《洗黑錢》那個凌厲腿法的甄子丹。「第一印象,就是甄子丹好打得。現場第一日,我已經看到他做導演的能力,以及現場組織的東西,他不只是一個很好的動作演員,他真的好像做導演,我有這個感覺。」在谷垣的眼中,甄子丹的動作風格與傳統的邵氏或成家班截然不同:「他很free的,拍古裝有古裝的打法,時裝有時裝的打法,武俠人物有武俠的打法。他好像每一個類型都可以打到。武俠是很飄的,但飄得來他依然有個力位,這正是他的長處,融入那個招式裡擺出來的實戰感覺,很厲害。」 從《精武門》認識之後,其後甄子丹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開始籌備低預算的導演處女作《戰狼傳說》。當時香港電影市道低迷,甄子丹的身邊沒有多少人幫忙,谷垣健治卻從旁甚麼都做,無論睇景、讀劇本到剪接,谷垣同樣有力出力。「他不是叫我剪片,他自己剪,我只不過在他旁邊搵一些片段,搵一格兩格的東西。剪接室那裡和他一起的時間都很久了,這對我來說其實有很大好處,當時不是很多人跟他,他很樂意分享他的想法,我們都明白他想做甚麼。」電影拍完進入後期製作,好多工作人員紛紛離開,谷垣卻主動留下來學習。「後期那些都是不收錢的,很多人在後期都不會幫他,不過我就很有興趣,我有機會的話,為甚麼不去?那時候不覺得蝕底,因為全部都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心想,身體打了十幾年後一定會變差的,體能一定會下降,但這些知識可以用上很久了,幾十歲都可以。」 反璞歸真的《殺破狼》 這段長達十年的「蝕底修行」,終於在2005年的《殺破狼》迎來了驚天動地的爆發。谷垣健治作為動作設計的核心骨幹,將地面纏鬥、落地箍頸等現代綜合格鬥技,大膽地引入了傳統的香港警匪片中。影迷至今津津樂道的,肯定包括甄子丹與吳京那場後巷大戰,坊間一直傳聞那場戲是二人在現場真打對攻的結果。谷垣健治卻坦言不可能沒有準備。「如果無度招的話,肯定會不好看。甄生經常都說back to basic,反璞歸真,沒有花式。由於它是時裝片,不是功夫片,不用打得很完美,打到有些甩甩咳咳更好看。他還常說『Choreography is Unchoreographed』,即是度出一些好像沒有度到的東西。」 這套動作美學理念,其實從李小龍當年提出的「Stage, Unstaged」變奏出來。谷垣健治解構這門高深的「偽真打」技術:「如果下一場你和他打,我們就roll機了,你們自由發揮的話,一定好混亂,打得不好看。於是,我們就將那個真打的東西美化了一點,度一些令觀眾覺得好像是隻揪的招式,不過其實都是度出來的,有些甩甩咳咳的感覺。從《殺破狼》開始,到後來我回日本拍《浪客劍心》系列,甚至最近的《九龍城寨之圍城》都是這樣的。」 談到 《九龍城寨之圍城》,谷垣健治首次獲得金像獎最佳動作指導,他謙稱是團隊的功勞,各部門合作得好。「最初與鄭保瑞導演合作,我以為電影會好像韓國電影那樣很黑暗,要求一些很實淨的東西,他卻說可以嘗試漫畫一點、誇張一點。每次我們拍完這場戲,感覺欠了些甚麼,想加些甚麼,不只有我和導演,還有跟其他部門,包括美術、攝影等很多人一起談的,所以合作得好。」他又提到自己擔任動作指導的電影,通常拍到一半後,就會將那些動作場面的關鍵鏡頭集合在一起,配上一些日本熱血音樂,再跟導演談論一下方向是否正確。「記得拍《九龍城寨》的時候,導演說好像差一些高低位的感覺,於是我們在結局那場戲加入了高低位的打鬥,所以我們並非一開始就決定了所有東西,卻是要慢慢摸出來的。」 《火遮眼》高手過招 《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成功,延續到最近上演、第二次執導演筒的《火遮眼》。谷垣健治將他在電影中學到的群戲經驗與漫畫化天馬行空完美融合,更匯聚了五大高手,包括謝苗、林科燈(Joe Taslim)、黎唯(Brian Le)、雅彥魯伊安(Yayan Ruhian)及岩永丞威,他們來自不同國家、代表不同武術流派的頂尖高手,打出落花流水、拳拳到肉的精彩鏡頭。 谷垣健治坦言,第一個就選定了謝苗擔任《火遮眼》主角。「老闆問我,找謝苗可以嗎?可以!我認識他很久了,他很打得,而且我很想可以看他多一點發揮空間的一部戲,所以他是我們第一個選擇的人。」有了謝苗的正宗中華武術打底,谷垣開始構思一個如同《火拼時速》中成龍與Chris Tucker那樣的夥伴拍檔。「我就想到Joe Taslim,他很大隻,感覺又很開朗。尤其他的打法是柔道,要抓住衣服來做,與謝苗所打的武術完全不同,所以他們兩個人打的時候,如果看得出,他們所打的距離不同,Joe Taslim想打埋身,經常都想抓住對方後面過肩摔。這個我覺得很有趣,當然不用每個人都明白,不過有緣份的人就能看得出他們打法的分別。」 至於反派與刺客陣營,谷垣則賦予了他們更鮮明的視覺符號。「Brian Le在片中是壞人,不過我想他有點可愛,手部動作快如閃電。接著Yayan Ruhian不用多說了,一看就知道他很厲害,他在戲裡打的是Pencak Silat(印尼武術班卡西拉),而我安排他射箭,很近射一個,很遠又射一個。至於岩永丞威,他代表的是日本空手道結合Parkour,負責提供高難度、反重力的空間拉扯感,將戰場立體化。」 五人包剪揼大混鬥 電影最震撼的高潮,莫過於最後在警署展開的大混鬥,不再是傳統電影中一對一的單挑,而是一場五人同時在場、關係錯綜複雜的混戰。「最初我們與老闆江志強、監製Frank(許學文)一齊讀劇本的時候,我已經有這個思維。很多戲的結局高潮,都是兩個人決鬥,但我就想中途有個人回來,而且五個人之中,三個人來自不同單位,好像包剪揼那樣出手,甚麼都有。這個好像我沒有看過,我不知道能不能度出來,但這個很好看的。」最後為了實現這個「包剪揼」的瘋狂概念,谷垣找來了他在大阪倉田學校的親師弟、著名動作指導園村健介及其特技團隊精準度招。 除了激烈肉搏以外,《火遮眼》裡還有謝苗的跑步長鏡頭。謝苗在片中近乎自虐般地在多個場景奔跑,跑到雙腳幾乎廢掉。「我覺得跑步是人類很原始很本能的運動之一,不是每個人都打過劍,但80億人之中,我相信99.999%的人都跑過步,每個人都有共鳴。行山跑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再叻的人,走100公里必然會痛苦,他的腳趾必然會爛、瘀、抽筋,但他們仍然會硬著頭皮走,這樣才是最可貴的。電影裡由A點到B點,一定要有一個原因,跑步的移動感覺是很戲劇性的。」 事實上,《火遮眼》除了大量群毆混鬥肉搏激戰,以及追趕跑跳碰外,在場景與服裝的選擇上,谷垣也加入了許多與自己生命交織的武林密碼,不論是向《唐山大兄》致敬的冰廠大戰,還是Yayan Ruhian身上那件致敬李小龍拍美劇《Longstreet》的紅色運動服,他都努力地令人記得一個個彩蛋。「老實說,再精彩的武打,可能都只是兩天的事,但那些象徵和形象卻可以流傳很久。」 香港電影遍地開花 在香港待了三十多年,谷垣健治早已習慣了這裡的生活起居,面對近年業界不斷悲呼「香港動作片沒落」的論調,他卻有著更宏大、更國際化的視野。他將香港電影比喻為「唐人街」:「香港電影很難定義,譬如《火遮眼》導演是日本人,老闆江生是香港人,演員來自印尼、美國等等,不過很有香港的味道。所以有人覺得香港電影不行了,但可能有另外一些方式,譬如說現在《殺神John Wick》導演Chad Stahelski,他拍的那些東西,核心思想也是很香港式。又或者《突擊死亡塔》(The Raid),所拍的那些方式都是香港電影的風格。」 「所以,我將香港動作電影稱之為唐人街(Chinatown),意思是去到哪裡,都有唐人街,可能英國的唐人街、日本神戶的唐人街,各有不同的味道,卻反而多了香港電影的分支。我拍的電影,可能就是日本分支之一。世界各地有很多像我這種香港電影的忠粉,長大之後有機會拍自己的電影,還不是香港電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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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濤、Jer柳應廷 風雨不改地互笠高帽
    《阿媽有咗第二個》上映至今超過3個月,票房依然節節上升,成功衝破4000萬後,姜濤、Jer接受新一波專訪,二人互笠高帽,坦承因為電影而熟絡。訪問中,姜濤大讚Jer的歌曲是MIRROR當中的深度Top 1,又坦言羨慕對方在片中的子軒一角,大讚角色完美;Jer直指姜濤好像是推不倒的巨塔,又想演姜濤所演的外賣車手方晴一角。不過,姜濤因為一件事而不想演子軒,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Text: NWHair: Lydia Yung@Chic private I salon(姜濤); Man Chan@Chic private I salon(Jer)Makeup: Rainbow Chung @Annie G. Chan Makeup Centre(姜濤); Tifa Tai @Annie G. Chan Makeup Centre(Jer)Wardrobe: Burberry, Loewe(姜濤); Fendi, Burberry, Loewe(Jer)Stylist: PIPA Creative(姜濤、Jer) JET:對於第一次拍戲,自我評價如何?發現到自己哪方面特別有天分?哪方面有不足,需要好好琢磨? 姜濤:第一次拍戲覺得自己每方面都不夠,真正演戲就知不簡單,即使今次是一個很接近自己的角色,也不是容易演到出來,所以我想像不到完全不似自己的角色。都真的要再上更多演戲堂 Jer:天份來說,我覺得你打交方面幾有天分,你是一個推不倒的巨塔,心想「嘩,咁大隻嘅你!」,之後可以試試相撲。 姜濤:不用夾硬回答及讚我的! JET:片中有不少與父母的對手戲,有否觸及過去與家人之間的感情及經歷? Jer:我自己與家人關係不算特別差,不會像片中子軒與母親大吵,以至離家出走或吵到痛哭,今次子軒角色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及體會,這部戲令我自己關注更多家人,回想投放在他們身上時間不夠多,之後都想與他們相處更多、聊天更多。 JET:姜濤最羨慕Jer所演子軒角色的甚麼東西? 姜濤:如果以方晴角度,當然是家庭;以姜濤角度的話,就是成績好,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試過成績好,而且沒試過在學校受歡迎。Jer飾演的子軒,更加是會長。我的青春最遺憾的事情,就是沒有完整的學生時期,所以子軒是我很羨慕,簡直是完美。不過,當時同學都是追我的…… JET:可以選擇的話,Jer想做學生角色還是送外賣的歌手? Jer:我想試做送外賣的歌手,因為都玩過子軒的角色啦。如果調轉一下,其實之前圍讀都試過調轉…… 姜濤:我不想做Jer的角色,不想平蔭,不想戴假髮… Jer:哈哈,可以轉髮型的… JET:片中你們要完成那場扭打的戲,事前需要準備了甚麼? 姜濤:事前真的要好好睡一覺,因為好花精神。尤其是補拍的那一日,在海邊真的好累,對我來說都幾激烈,臨天光還要踏單車,真的好累,如果給我再演多次,我由前一日開始睡覺,而且那時候很冷。 JET:拍攝這一部電影,加深了解對方的哪一方面? Jer:其實我和姜濤真的近了。 姜濤:我在你心中排第幾? Jer:Of course No.1啦! 姜濤:你唔好扮嘢啦! Jer:在你面前當然是No.1啦,其他人背後再問我啦。哈哈!的確是近了,因為MIRROR時候自己都覺得遠,很少聊天,又不太了解對方,我們都比較慢熱。真的由這部戲開始聊天更多,會談談如何造歌。 姜濤:本身我不知道Jer原來對出歌有這麼多想法,以前未出歌時不會了解,到他出歌時才發覺他真的不簡單,那些歌不是簡單的流行歌,他卻有好多自己想法。到他出歌時,他的作品是MIRROR入面,深度來說是TOP 1。 Jer:對嗎?100年後拿回來,才發現原來Jer是歷史! 姜濤:你已是歷史啦,100年後當然是歷史吧! Jer:的確開心,多謝這部電影令我們了解對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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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的味道》|梁祖堯 湯駿業 邵美君 彭秀慧專訪:風車草劇團再出發 與香港人一起分甘共苦嚐酸同辣
    梁祖堯、湯駿業和邵美君在2003年創立的「風車草劇團」,早前落選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意味劇團失去了過去17年來的「場地伙伴」葵青劇院,自此每次演出都要另覓場地。好不容易,日前風車草三子先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的《SuBeDoWa音樂會》,並宣布8月有新作《回憶的味道》將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上演。 《回憶的味道》可說是三度在香港重演的《回憶的香港》的變奏版,今次特地再邀請彭秀慧歸隊,一同以味道出發,尋找他們回憶中的味道。此時此刻,風車草再度出發,透過分享這份味道,希望與香港人一起分甘共苦、嚐酸同辣。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JET:5月剛完成《SuBeDoWa音樂會》,轉到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場地細了,座位少了,感覺如何? 梁祖堯:作為表演者,當然喜歡更親密一點的場地。當我連最頂層觀眾的眼神都能看到時,那種感覺是很好的,尤其我們很久沒有搞這種音樂會了。我們身上沒有角色的面具,台上的就是我們真二牙自己,那種坦誠很需要這種親密感,所以很正! 邵美君:與外面的音樂會一樣,我們不停唱歌,但當中也有很多分享,談到自己的經歷及一些我們做過的演出,跟觀眾互動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們,他們又能夠近距離給我們反應,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湯駿業:這個《SuBeDoWa音樂會》我們已經做過幾次,但這次感覺不同。我們搞了風車草劇團已有廿幾年,小時候唱舊歌是一種致敬,但現在唱舊歌是一種成長,好像觀眾陪我們走過了這麼多年的經歷,開派對一起回顧一下我們做過些甚麼,很有意義。這次場地由葵青劇院變成上環文娛中心,我的感覺好像是個新的開始,而風車草現正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JET:風車草沒有葵青劇院的駐場伙伴,如何影響你們的計劃《回憶的味道》? 湯駿業:之前我們會計劃未來三年的工作,本來可以有長遠一點的計劃,但現在我們要學習去找場地,看看有甚麼想做的,就要把握機會去。現在每次都不知道下一次是何時舉行,這個狀態對一個營運了廿多年的劇團來說是很刺激的。我們還在葵青的時候,《回憶的味道》本身已在我們的三年計劃之中,一早就計劃好了,只是現在場地改變了,但我們仔細談過,就算場地變了,收入減少了,也不減我們想做好這個表演的決心。 梁祖堯:我們早已決定了,也不會將貨就價。譬如上次做音樂會只做一個周末,加上入台已經用了些時間,觀眾數量少了,但我們不會慳錢,一定要用最好的音響、最好的燈光,這些資源不能簡單做完就算,否則會對不起我們的觀眾,也對不起那班舞台設計師。 JET:幻想題:如果用一道菜形容風車草四人的關係與特質? 梁祖堯:小炒王!很down to earth的,它不是高級餐廳的法國菜。我們這個組合,每樣東西各有味道,有韭黃、蝦乾、腰果,全部獨立成章、互不相干的,但是放在一起的時候,好像又很配合。(問:你是甚麼配料?)我猜我是腩肉吧。 彭秀慧:沒錯,你是負責爆香的,哈哈!我會想起蘿蔔糕!我們四個連續幾年一起做蘿蔔糕,每次都像過年那時,走在一起做些很普通的事情,卻很有氣氛、很開心、很用心。的確大家到處吃到蘿蔔糕,但要吃我們四個走在一起做的蘿蔔糕,卻不是每個人都吃得到的,真是我們愛的人才吃得到。我們不經意地讓它變成了一種傳統、一種習慣,我們配合得宜,有人負責刨蘿蔔,有人負責炒臘味,有人負責煎糕,大家懂得自動埋位補位,所以蘿蔔糕是我們四個的回憶,也是我們四個人的合作過程。 湯駿業:東坡肉!雖然很多餐廳都會做,正如現在很多人都做舞台劇,但是我們風車草已成為老店了,有些新人來做舞台劇、想弄東坡肉……(梁:我們是天下第一流的老店!)對,我們變成了天下第一流的老店,這個東坡肉是有根有據的,我們花了很多心機去弄。外面吃的東坡肉,有些新鮮、有些剛剛學做的,但是我們風車草所弄的東坡肉,吃下去會覺得味道濃郁香口,令人回味,會想回來再吃的。 邵美君:我會選腸粉。其實大家都一定吃過腸粉,它很簡單,但一定要加上醬料,才會覺得好吃。我們每個人各自是一種醬料,加上我們的設計師,每次《回憶的香港》或這一次也好,大家都花了很多心思,沒有他們的存在,也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我們只是將這些不同的醬料混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個代表香港的食物,你看到這件事,就會想起我們。 JET:起點是怎樣來的?上次是《回憶的香港》,這次是《回憶的味道》,這個起點是怎樣萌生的? 湯駿業:上次做《回憶的香港》的時候,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其中一部分講到「食」,但是《回憶的香港》不能只講食。上次大家很興奮,覺得好像應該可以開一個系列,特別只講飲食的。後來阿祖說真的可以再做,近年大家在街邊看到的食肆都有很多演變,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只是味道那麼簡單,也不是個人經歷而已,而是整個世界的飲食,都因為時代的轉變而不同了。 除了個人故事以外,這個「回憶」系列也是一個關於「變遷」的系列,好像很適合我們,未知終點會是怎樣,但大家都覺得無論是個人故事,還是時代故事,抑式關於我們身處環境的變遷,於是我們就決定做這個作品。 JET:有《回憶的味道》的想法,是不是立刻要找回彭秀慧,總之一定要四個人齊人? 湯駿業:四個人是不可缺少的,《回憶的香港》是我們所有人,包括彭秀慧和設計師一起擁有的。我想這是一個很開心的project,平時演戲是有劇本、有導演,然後去排戲,但《回憶的香港》卻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把想法拋出來,再想如何創作,這個過程很好玩,其實有點奢侈。既然難得有個場地,當然要做一個自己覺得好玩的project,於是立即問彭秀慧有沒有興趣,她又真的擠到時間可以參與,我們就決定了。 JET:風車草三位一體,今次再有機會加入彭秀慧,有她沒有她,整個氣氛或整件事是怎樣的? 湯駿業:沒有她,就沒有「尖沙咀」了!由《回憶的香港》到《回憶的味道》,我們代表著不同區域,我是新界,他們是港島九龍,所以如果沒有她,就會失去了其中一個地區的某一個回憶、某一種成長,大家的起點不同,我們看到的世界也有些不同。 梁祖堯:我們四個演員負責的崗位和屬性很不相同,這個組合可以互相補位之餘,亦增添了這件事的厚度的。譬如我的屬性是向前衝的,負責噴第一層顏色上去;阿君可能是負責最底層的情感,維持著溫度;阿Dee負責一些在我們中間的事情;然後彭秀慧負責一些非常有溫度,但又可以很理性、很清晰表達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這個補位是獨特的,無法想像如果《回憶》系列沒有彭秀慧,整件事不可能是這個面貌。 邵美君:我們三個很了解對方,合作了很長時間,我們都有自己的慣性,但是彭導的出現,她會提醒我們不如嘗試一下這些那些,都是我們平時未必會想到的東西。她經常都有新的點子,刺激到我們試一下新事物。所以她的出現很幫到我們這個二十多年的組合。 彭秀慧:其實現在我很少再和其他很多人或劇團合作,但為何我會一次次跟他們合作呢?雖然我們沒認識二十幾年,但都有相當深厚的感情和默契,那個信任來到這裡,我覺得我很放鬆。 梁祖堯:我們認識了17年,睿B(邵美君兒子)幾多歲,我們就合作了幾多年,當時阿君懷孕的時候,我們第一次請了彭秀慧來演嘛! 彭秀慧:本身我跟他們不是很熟,平時私下沒有一起玩的,但總之我一回來這裡,就覺得不需要猶豫了,講到《回憶的香港》,我是很喜歡舊事物的人,我有很多以前的故事,對以前的記憶很深刻的,所以用回憶做素材的話,我必定舉手報名要參加,不可以沒有我份。 梁祖堯:就算那些素材沒有被放進去創作裡面,但我們在討論過程中分享的個人經歷都很寶貴。我記起《回憶的香港》的起點,正是那時我們思考,如果繼續這樣做下去,就會面對一個職業上的倦怠期。那時我們開了一個通訊群組「Let’s Create Something for Fun」,碰巧認識了「活現香港」創辦人Paul陳智遠,深深覺得他們舉辦的香港深度遊超正,我們一起去參加了,再想想不如搞個騷吧,完全不是為了賣錢,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經歷! 彭秀慧:你記不記得,那個演出的源頭,正是因為老人院義工服務?當時我有個義工團,平日我和學生到老人院表演,有次很榮幸請到風車草這麼有名的戲劇演員來做義工,結果真的排戲表演了一部劇,並與老人家一起玩問答遊戲,以老香港的東西為題,談及以前的廣告、回憶等等。 其他人:例如颱風「溫黛」、曹達華、石堅等等! 彭秀慧:沒錯,那些老人家雙眼發光,世代的連結從那裡開始。我們突然覺得,原來我們可以這麼輕鬆去做一些事,即使面對這麼少的觀眾,也可以做得這麼開心,不一定每次都有個很完整的劇本,然後要賣很多張票,當我們有了這個artistic的想法,就找一些小場地,不用特別去租大場,也不用在葵青演出,正好與現在的想法相近。 JET:如果二十年後要回憶這次《回憶的味道》,希望這次作品為你帶來甚麼味道或感覺? 梁祖堯:初心!作為一個表演者、作為搞劇場的香港劇場人,背負的初心是甚麼?就是要做一些有溫度,同時又有娛樂性的演出,任何觀眾都看得明白,能夠拿走東西的一些演出。我希望將來也會覺得《回憶的味道》仍然可以在香港上演,它的核心是能夠經歷時代變遷,不是因為某些人的光環。我希望這個作品的核心訊息,能夠到了哪個時代仍然重要。 湯駿業:我看這部戲是《風車草》再起飛的第一步,即使沒有了葵青劇院這個基地,然後我們要到處打遊擊,每次一有場地就做,但是我們都不怕艱辛、不怕花時間做研究,我們並非懶惰得就這樣買一個現成劇本回來,也不是找一個必賺的商業戲,而是我們花很多心機做資料搜集和研究,記錄了我們這班創作團隊,在這個年代、在那個時候的狀態,我們投入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創作的事業,貢獻了一個屬於我們可以直接投射人生的演出。 邵美君:我記得第一次做《回憶的香港》的時候,最感動的一個想法是,年輕一輩的人看完演出之後分享,雖然不認識我們裡面唱的某些歌,也沒看過我們提及的那些舊事物,但他們閱讀到我們所說「回憶的感覺」是甚麼,正因為他們的世代也有屬於他們的回憶。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在《回憶的味道》裡面延續及傳承這個想法的話,我們在分享一個訊息,給每一代人知道:「其實每一個人也有屬於自己的回憶,那是可以好好留住、好好珍惜的。」 彭秀慧:老實說,劇場是很難被長久記住的,因為看過作品的人真的只有這麼多。這次在西灣河演兩個星期,觀眾數量真的只有這麼多,也不知道作品還能走得多遠,但是我希望它的代表性不只是那次的演出,而是能讓人記住我們這四個及整個團隊,以及我們在台上說的話。我們已經在創作或表演上演練了好一段路,當我們在某時某刻願意花這個心血去做一件事,指向屬於共同經歷過那個時代那群人的同一個方向,請大家都能時刻記住,我們總是和大家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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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遮眼》|許學文、謝苗專訪:用拳腳講故事 真功夫點燃香港動作片之火
    拳拳到肉,用動作講故事!許學文在十年前在《樹大招風》負責「季正雄」(林家棟主演)一線,拍出緊張感更奪得當屆金像獎最佳導演。沉澱十年,他以監製兼編劇身份,帶來硬派動作新片《火遮眼》。 謝苗與香港電影的感情更深厚,當年以童星身份參與《給爸爸的信》及《賭神2》等電影,以他為首的五大國際武術高手,在泰國四十多度高溫下真打實摔,結局一戰拍出「五人死鬥」拍足長達18日,誓要用真功夫重新點燃香港動作片的火。 Text: Nic Wong|Photo: Oiyan Chan 十年前憑《樹大招風》拿下金像獎最佳導演,期間至今產量不算高,這段時間創作心態有何最大轉變? 許學文:真正很大的轉變是沒有的,這十年來我都不斷在這一行裡面做不同崗位的工作。當年從《樹大招風》期間他在銀河映像跟乃海(游乃海)、杜生(杜琪峯)等人學習,最大收穫是確立了從角色出發的創作原則。無論甚麼類型,我們先搞好主要角色的性格和處境,再去設計動作,這樣動作場面和情感線都會有很順暢的敘事方式。這是我從《樹大招風》學到最寶貴的東西。 這次《火遮眼》的起點是甚麼? 許學文:起點來自安樂影片江老闆(江志強)。有一次與他一起碰到美國港產片迷的朋友,對方直接問:「為甚麼香港現在很少拍武打片了?這曾經是最具代表性的香港電影類型啊,」這句話深深觸動他,也想起動作片可以追溯到100年前Buster Keaton的作品,像《Seven Chances》(七番機會,1925)到現在依然很好看。既然這個類型能推得更遠,為甚麼我們不試試呢?剛好有谷垣健治(Kenji)這位熟悉的動作導演加入,項目就此啟動。 眾多武術高手中,誰是第一位敲定的主角? 許學文:苗哥(謝苗)是最早鎖定的。大家都會深深記得謝苗在童星時期演過《給爸爸的信》演李連杰的兒子,也有《洪熙官之少林五祖》及《賭神2》等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近年看他演不少網絡電影,發現他成熟了很多,身手很好,更重要的是他有普通人的親和力。這次《火遮眼》角色是一位生活在東南亞、不會說話的維修技工,他在片中要尋回女兒。如果發生在大俠身上會顯得太容易了。但放在一個普通人身上,就需要苗哥這種既親切又堅韌的特質。 苗哥,收到邀請時第一時間就答應了嗎? 謝苗:當然!當時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江老闆找我拍動作電影?當確認導演是谷垣健治時,我更加興奮。早於1993年拍《賭神2》時,我們已在片場見過,那時我才9歲多,但我一直很崇拜他,尤其是《浪客劍心》系列,所以這次能夠合作真的很開心。 有沒有為苗哥的特質度身訂造角色? 許學文:有的,除了把主角設定為草根維修技工,還加入女兒情節。因為他小時候演過李連杰的兒子,這次給他一個女兒,希望有一些呼應童星時期的角色設定。 這次反過來演爸爸,跟小孩對戲有沒有勾起童星時期的回憶? 謝苗:每次跟演女兒的小孩站在一起,就會想起《給爸爸的信》裡自己站在李連杰大哥肩膀上的畫面。現在位置完全轉換了,我變成爸爸,真的有一種命運輪迴的感覺,非常奇妙。當然還一直想起了《賭神2》那些早期作品,當年的童星經歷至今仍印象深刻。 為甚麼要把主角設定成啞巴? 許學文:首先是劇情需要,他在異鄉遇上女兒失蹤,當地司法腐敗,俗語說:「拳頭在近,官府在遠」,他只能靠拳頭發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希望少說話、多用動作推進故事,讓動作本身成為電影的語言。 謝苗:這個設定,對我的演出幫助非常大。不用記對白,我就能更專注看著對手的表演、聽他們說話。拍動作戲時,力量也更足夠。以前打鬥可能會喊出聲,這次我閉上嘴巴打,感覺那種憤怒和爆發力更強。 提前一個月到泰國密集訓練,跟以往動作戲有甚麼不同? 謝苗:以前的訓練比較寬泛,好像熱身為主,這次完全針對性,我們要拍甚麼就練甚麼,細緻到房間裡有甚麼家具、椅子、桌子位置都要練熟,這種準備程度是以前網絡電影所沒有的。雖然依然難免擦傷,有一次在Tiger Club打完,有人問:『這是你的血嗎?』我自己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流的,但團隊很專業,大傷都避開了。 導演特別安排片中有不少很多跑步鏡頭,有問過原因嗎? 謝苗:我還真的問過他!導演回答我,60歲、70歲可能還能打拳,但跑步最能反映現在的真實體能,所以我只好全力以赴。跑步其實很難,不能偷懶,出盡100%及只付出80%,跑出來的姿態完全不一樣。有一次腿筋拉傷很痛,但我不斷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我不想在這部電影留下遺憾,因為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許學文:那場追車戲是全片第一場拍攝,正值泰國最熱的時候,體感溫度高達53度,苗哥赤腳奔跑,地面燙得像火一樣,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五人死鬥」這場戲為甚麼特別設計?拍攝過程如何? 許學文:我從小熱愛武打片,這次想突破傳統一對一模式。《火遮眼》差不多每一場都是群打,並非一對一,尾段五人大戰是高潮。表面上是五個人亂鬥,但其實是好似三角混戰,每個人的動機和情緒都不同,動作同時表達情感。整個製作是59日,結尾這場戲我們拍了18個通宵夜班,採用較紀實的鏡頭,演員配合難度極高,加上高溫和體能要求,是很大挑戰。 謝苗:五個人一起打,最難的是timing,例如我被打倒在地時,要一邊演出痛楚,一邊用眼睛捕捉時機再衝進去,精力要投入150%,跟以前的動作戲很不同。 不同武術背景的高手碰撞出甚麼火花? 許學文:我們讓每個演員用自己最擅長的武術,苗哥用中國武術、Joe Taslim(林科燈)用柔道等,這樣不但發揮特質,也讓動作更有色彩,呈現真實打架而非乾淨套招的生死感。 從較文戲為主的《樹大招風》,到這次硬派動作片,你最享受和最辛苦的是甚麼? 許學文:我小時候就是看武打片長大,動作片一直在我DNA裡,最享受的是動作真正服務故事;最辛苦的是國際團隊協調和高溫拍攝,但都一切值得。 如何定義這部在泰國拍攝、以英語為主的電影是香港動作片? 許學文:香港動作片的精髓,從來不是地域,而是真功夫,以及用動作講情義的精神。即使在泰國拍,即使用上國際陣容,骨子裡仍是香港動作片的DNA。 謝苗:香港在拍動作片的「味道」拿捏上,是全世界最好的。就像煮菜,香港廚師最知道甚麼時候該放多少料。 這部電影給你們帶來甚麼新信心? 許學文:很自豪找到五位最頂尖、狀態最好的動作演員,並做好充足準備,演員幾乎沒受大傷,對我以後再拍動作片是很好的經驗。 謝苗: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沒有任何遺憾了,我在劇組過了40歲生日,它是我40歲最好的禮物。無論文戲還是動作,我都全力以赴。 未來會選擇文戲還是動作片? 許學文:先看故事,如果故事需要打,我就會全力去做。 謝苗:現在我身體還不錯,還是想多拍動作戲,多打一點、多跑一點。文戲可以留到以後慢慢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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