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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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號封面故事|陳健朗 識得春和秋中 填夏與冬

陳健朗說,一開始並沒有特別要留鬚。有一段時間忙於電影拍攝,沒能空出時間去處理滿臉腮鬍。直到某天,不知不覺就開始留起了鬍鬚;也開始沒太多人能夠一眼認出,他曾是那個坐上陳果的紅Van,坐在小巴後排、下巴乾乾淨淨的慘綠青年。 在影圈浸淫數年,陳健朗演過無數的角色,又把手捲煙抽起來,奪下金像新晉導演的獎座。那些積累一如他的鬍鬚,讓他慢慢開始熟悉自己的臉,喜愛哪種模樣。他也不再如十年前鮮浪潮的自己,只提問「點解一定係咁」,而是手起刀落,把想法裡裡外外回應在自己創作上,告訴別人「可以係咁」。 他放棄了必然正確必然成功的數式:「每次都想試不同的元素,想 法也好類型都好,希望保持不要重複刻板的東西。」 就像周耀輝寫的那首〈填充〉——「識得春和秋中, 填夏與冬」,這個人,費盡力氣選擇填上了「不知道」。 Text.yuiStyling.Calvin WongPhoto.Simon CHair.Keith WoMakeup.Jenny ShihStyling Assistan.Chan FungWatches.BlancpainWardrobe.Kenzo, Fendi, Emporio Armani 電影元氣彈 《手捲煙》以後,人人盼著陳健朗第二部長片。未料在那之前, 他突然轉向走進電視廠房,為香港觀眾帶來一部《那年盛夏我們 綻放如花》。由casting、劇本、拍攝方式甚至是宣傳手法,每一環皆是用盡心思。不負努力,劇集放送期間一直好評如潮,一切相關的事物皆成為talk of the city。劇集映畢,作為導演的阿朗於社交平台上發表肺腑之言,形容團隊擁有同一信念:「將石頭丟進久久未有漣漪的池水。」縱使未能都滿足到所有香港觀眾口味,這依然是重要的一步,之於觀眾是重建信心,之於創作者是 一個提醒:「作為一個創作人或電影人,要一直保持自己的引擎是不停地運作的。一旦停下來靜下來,很快就會無法撻著。」 不斷創作有趣的事物,而非重複某些成功方程式。他已經不去深究,觀眾為何對香港製作的作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只覺創作者的責任重大,在這過程需要不同地吸收學習。不論處於哪個崗位,他自覺仍有努力的空間:「無論有幾叻或者現在儲到多少經驗和能力,都不可能去到最叻,需要不停地學習。尤其是探索電影、藝術這件事,其實就是在探索自己本身。為此,你要令到自己可以不停有新的吸收。對藝術有追求,探索自己,然後將過程醞釀、精煉成感受或想法變成你的創作。」他尤其重視集體,幾年前他形容過,電影是取向,要視乎如何感染別人,如何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每一次付出所有熱誠去創作,觀眾是會感受到的。這不僅是關於一個創作者,而是我們擁有同一個理念的 人,能感染到不同的人,累積起來就會像《龍珠》的元氣彈般富有威力。 」 這種共同體的戲劇理念,由阿朗為角色試鏡便開始付諸實行。如 劇集《那》,他摒棄以往typecast的古板試鏡模式,花了大量時間遴選新演員,追求sense of truth的戲劇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對戲劇一個基本的原點,那個真實,不能是一個臨摹的真實。」 在他眼中,出色作品一定要包含真誠與想法。尤其是在碎片化、資訊泛濫的時代,留下來的到底是養分抑或短暫的鎮痛劑?「當然根基要打好,基本技巧是必須,但想法與意念會是甚麼?做一 件形象化的作品不算很困難,但灌輸你個人的體會或者概念在其中,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如果你一個想法可以影響到人,啟發到人產生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去思考的時候,對我來說便是出色的藝術。」 北野武與陳果 談到受啟發的導演,阿朗提到了黑澤明,也提到了北野武。「某程度上,我鍾意那種比較『男人』的戲,鍾意那種俠義、逍遙浪蕩的呈現。像最近我又回看胡金銓、徐克的電影,發覺武士片或者武俠片那種是最吸引我的,那一種失落了的風格,或是我想嘗試的一種風格。 」不啻兩位日本大導,被他稱為「King of independent」的陳果也是他半個師傅。「我不似紅褲仔那樣跟他學師,但他的九七三部曲確實影響到我對電影的看法。老實講,好難一句話言明我在他身上學到甚麼,如其說學習,倒不如說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作為導演的精神面貌。」 他與陳果相識於《紅van》,當時他是個剛剛畢業的黃毛小子,出演戲中一個角色。陳果在一次訪問中,形容那時的阿朗是「唔知想點,乜都做啲」,可是再經歷後來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能看到這個人的努力。阿朗笑指,自己跟果導有某些相似的特質,一是在電影上是咬緊不放的,二是大家都「比較頑 皮」:「某程度上是兩種不同年代的頑皮,他那種頑皮比較豪放 一些,而我的頑皮比較有不同的呈現。即使是同一代不同的導演,其實都有自己的心法、拍攝模式。譬如杜Sir(杜琪峯)跟陳果,已經似是兩個不同的門派那樣,同一個武林卻各有各招數。 我覺得哪一個時代不重要,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法門。 」 他提到一個關於大島渚和北野武的小故事。「話說大島渚找北野武來演戲,當時北野武就想拒絕,因為他覺得大島常常罵人。大島渚在拍攝現場往往很暴躁,是常常鬧人的導演。雖然北野武後來答應,但講明大島鬧人的話便會離開。因為北野武從不會用這種風格去拍攝,他會用一種自己的方法,不鬧人的情況下去做作品。所以未必一定要高壓式的,或者好專權地去合作, 用另一種形式共事,或者也能讓大家去信服。」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拍電影。 阿朗坦承,二十出頭的時候自我行先,在創作上Ego不小。回想2014年,他參加鮮浪潮,發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如今回想到那個青澀的作品,他笑稱有點毛管戙。「當時就是這樣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拍出當刻心裡面的火。難得寫的故事過得了遴選獲得資助,也是自己想繼續拍下去的其中一個契機,將熱誠燒得更加旺盛。」今年是鮮浪潮第十七年,杜Sir受訪時說, 這個平台已經接近完成使命。「都是一個循環來,有始有終, 現在的完結只是一個階段,一件事完成了便自然會有另一件事發生,所以我不會擔心失去鮮浪潮,總會有另外一些東西衍生出來的。」花開堪折直須折。 你只可把它享受 所幸的是,香港電影近年獲得一班忠實的支持者。拍電影的搏命,看電影的也搏命,支持「本土製作」突然變成一種浪漫潮流。但這種現象並非一面倒較好,風氣孰好孰壞,影界各持正反意見。「當然我覺得,能撐到本土電影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支持我們就好難繼續拍下去。」而用甚麼方法支持港產片,阿朗認為鹹魚青菜各有所取。他反而對「本土製作」四字,有更多的反思。 「我自己就不會考慮本土與否的問題。當然,我是香港出生的,創作自自然然帶有本土意識。但是不是一定需要在香港拍攝,或者拍攝香港地方,才是本土呢?某部分可以說是,我自己拍電影,也會想要挑選一些想留低的香港城市景象。但當這些城市景象開始慢慢消散,是否其他地方就不可行呢?我就覺得,本土不僅是風景或場景,而是你可以灌輸甚麼情感在作品裡,能做到這點就已經很好。」依然是阿朗說的,想法才是藝術分高下的地方。也正如他在劇集播畢後寫道,或許如何用極有限的資源去追到world standard才是一個學問。「我覺得作品應該是國際的,是見得到世界不同觀眾的。如果可以不再依賴語言,如果其他國家或者觀眾都可以感受到你個作品,在當中取得共鳴感,進入到你電影的情感,那才是藝術。或者那才是電影應該所及之處。」 創作目標放遠,也不代表創作獲得絕對自由,而所謂絕對的自由本身,很大可能已經是個偽命題。「這陣子我有個想法,人出生就永遠都是在框框裡頭過活的,只要你有社會、有制度, 你便無法去打破它的,除非你變成皇帝,或者成為一個永遠脫離結構生存的生物。如果沒法改變的時候,那就在個框框裡邊游走,在框框裡頭發揮到最大。聚集到相同信念的人,那麼這個框框自然就會愈來愈大。還有,我總是想,如果某些框框愈來愈狹窄,到某一個點它自然也會無法再收窄,然後支離破碎。所以生存在這個時代,你只可以把它享受。因為你永遠都不會預計到框架不停變動那些時刻,以及你自己正處於哪個位 置,但可以感激自己生存在這個時代。」比起「不做甚麼」的 消極自由,阿朗更加信奉某種積極的自由方式。 對話的尾聲,阿朗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時常無聊去想, 究竟我在這個時代,能不能留到一條腳毛呢?每個人生都是如此相似,勞勞碌碌生老病死,但在裡頭我們能做到些甚麼,是可以在這時代當中留得低?」這個問題,時代還未能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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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 | 專訪陳健朗:青春是未回頭的事

憑著《手捲煙》勇奪金像新晉導演之後,在陳健朗(阿朗)發表下一部大銀幕作品之前,他出乎意料地回歸電視台。不過這次,阿朗是以導演的身分回歸,將好友何晞賢的原著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改編成電視劇劇本,拍成了《 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是香港鮮有的日式懸疑推理劇集,也是一部青春殘酷物語。故事講述一眾高中生在暑假尾聲,被一名自稱Admin的人拉入名為「已讀不回死全家」的奇怪群組,強制開始一場死亡遊戲。 初嘗執導電視劇,阿朗有些野心,但不是那種老老套套的、顛覆電視劇歷史那種熱血志願:「我們希望在浪潮中做到略有不同,帶來一點點衝擊。哪怕只是追近一點點,待觀眾都對這種『新』,培育出一種慣性。」 劇集由由外到內再到外,陳健朗交出一篇關於自己戲劇理念的功課。  Text. yuiPhoto.Oiyan Chan 不進步,也別退步 講到明是懸疑劇,居中故事內容怕穿橋都不能多講。但意想不到的是,原來原著《已讀不回死全家》本來就與阿朗有些關係。「我跟何晞賢認識了很久了。6、7年前我們一堆編劇朋友聚在一起,幾個人有個地方住在一起,常常聊些有的沒的,是一同奮鬥的朋友。一開始他開玩笑說,特意寫了本書是寫我的,叫《已讀不回死全家》,因為我常常不回訊息。後來我把書看完,發現其實可以拍拍看,就把它修改了一下,放長篇幅變成現在這個故事。」為了完善故事,阿朗初期做了不少準備功夫,甚至尋訪某些大學機構做訪問工作。 「我不太上連登,但編劇是連登仔來的,他時常吐槽連登有bugs。」他笑指,由於怕被觀眾捉蟲,他們都謹慎行事,先理順、縫補好每一個故事細節,才敢讓電視劇公開放送。「尤其是推理懸疑類型的劇集,很容易引來觀眾抽秤你故事邏輯,所以我們率先封鎖這些邏輯缺口。裡頭的人物關係也有改動,譬如大人們的故事線,比起原著會有更多的延伸。」 在拍攝之前,阿朗還參考了像《國王遊戲》、《誠如神之所說》那樣的日式推理作品,只因香港較少見這種類型題材的拍攝,他直言在這類型劇種,香港算是走得比較慢。「雖然不進步,但也別太退步?所以便想嘗試這種少拍的題材,看看這個故事可以怎麼樣在香港發生,在這種形式處理底下香港觀眾又會不會接受。」 一部電視劇切四刀 拍攝電影跟拍攝電視劇貌似差不多,但其實兩者相差甚遠,根源在於觀影體驗的差異。「電視劇的制式始終都有所不同。譬如說,香港劇集一集一般會被分割成四個部分,但如果你看Netflix那些影集大概也是頭尾分割,整個作品可以一口氣看完。所以我們拍攝和剪輯思維,也會變成是分成四部分處理,然後在這樣的前提下找到好的節奏。較為有趣的是,觀眾在大電視看、在手機看、在平板電腦看,不同大小設備的觀感也有差別,影響觀眾看劇的流暢度或故事節奏感。」 最後阿朗還是沒多考慮,繼續以拍電影的模式去拍,以大銀幕呈現的前設去製作。在這種基礎下,阿朗回歸到講故事的本質,掌控好影像語言。「香港某部份較為典型的電視劇,都是用口述某些資訊。《那》也有這些部分,但居中也有些部分是需要觀眾聚焦屏幕才能夠接收到的信息,不留神很容易便會錯過。所以要聽也要看的,其實無論是電影或電視劇,一個影像的創作理應如此,電影較特別就是它以鏡頭畫面做主導,但做電視劇也不應該這樣分,某程度也需要做到觀眾聚焦畫面,了解發生甚麼事情。」 技術層面上,阿朗也打破一些電視劇拍攝常規,例如是大量使用handheld(手持模式)拍攝,去凸顯人物狀態。他強調,handheld不是為了省時間,而是它很適合。「用這個方式去捕捉這些群戲是最好的。反正就是要凸顯一種躁動感。還有一個比較技術層面的細節,某些場景我們使用了超廣角的鏡頭去逼近。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王家衛《墮落天使》,裡頭以近乎魚眼的鏡頭去拍,我們希望用這種手法強調人物如驚恐的狀態。但始終沒有拍到最精細的程度,以拍電影來計算,20組戲能拍出90分鐘內容;但電視劇3組戲已經要拍出45分鐘內容,所以時間很緊迫。」 「我都夠膽講,這是香港電影業的弊病」 時間和資源都非常緊絀,而劇集裡頭大多都是一些新臉孔,演員需要的排練時間也更多。「但我是堅持用新人的。因為一些戲劇理念,或者是信念,除了要去用作品去表達,也要聚集一些年輕人去一起走下去的。」這種對戲劇理念,由阿朗為角色試鏡便開始付諸實行,這種想法的積累,是源於阿朗以往作為演員身分的試鏡經驗。 「以前去試鏡你不會事先知道角色,通常一開始副導演會給你一兩版紙,然後你大概知道要演個古惑仔之類的。其實是很typecast(類型化)的,你能發揮的最多只是多考慮幾個表現的可能性,但對方不會再深入去了解演員的質地是怎麼樣的。」就好像《喜劇之王》的開頭,周星馳在某個片場跑龍套,出演開鏡一秒便中槍死的角色。星爺開拍前跟導演商量角色性格,一段無厘頭情節讓觀眾捧腹大笑。但如今看來,這段情節便甚為耐人尋味。演員的自我修養,原來沒那麼好笑。 「我都夠膽講,這是香港電影業的弊病,我們不似其他國家地區有Casting Director(選角導演),但就算做不到,我覺得都要由戲劇著手。 」於是在開拍《那》之前,阿朗花了兩三個星期為演員試鏡,確保每個人初次試鏡都至少擁有1.5小時發揮。「到最後試鏡就嘗試ensemble (群戲),做一些theatre exercises(劇場遊戲),看清演員有多少潛力。」可謂用心良苦。 「無心做的人就別在這裡了。演員有責任感是基本。」阿朗認真指,自己選角以演員的質地為重,還有就是對演戲的投入度。「對我來說,『率真』通常都過到我。要刻意討好的那一套演法,或者是『好有效果』的那種做法我是不支持的。如有些人casting會大哭,覺得這樣是一個表演手法,但對我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情緒炸彈。當然不同人有不同的戲劇理論,而大家擁抱的戲劇原點也不同。恰好我的看法也跟兩位Acting coach張錦程與李頊珩相近,我們都追求真實——依他們的說法是『Sense of truth』。」 過完今年的生日,阿朗便33歲,還算得上年輕,但跟青春這詞已經有一段距離。 對話的尾聲,他笑言以前覺得以為青春是心態,但現在覺得心態之餘也是身體。「青春是一種你未回頭的事情,你一回頭看,那就不是青春了。你回想一下,十幾歲的人怎麼會想起回頭?只會在當下不斷前進。」他如今回想自己的「那年盛夏」,是十年前參加鮮浪潮的時光。「雖然現在回看是有些慚愧的,但現在想來那就是青春,那種想拍就拍的火。記得那時我時常會問『點解一定啲人係咁呀?我覺得可以做到喎。』所以就是搏盡無悔吧,欣慰自己當時做了這樣的事。」看吧,又回頭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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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婚禮》|陳健朗 吳冰:有限制對電影工作者不一定是壞事

踏入2023年,以為電影檔期已經排好排滿,一場屬於新年的賀歲電影大 戰正準備開展,沒想到導演周冠威(Kiwi)以《幻愛》班底再下一城, 進入農曆新年前的最後一刻以新作《1人婚禮》來「搶婚」,殺觀眾一個措手不及。原來電影早於2021年11月開鏡,中間因為第五波疫情有不少工作人員染疫,故強制停機四個月,可幸電影能夠順利完成拍攝。細看演員名單亦有驚喜,由《手捲煙》導演陳健朗及網台「小薯茄」吳冰擔正,在戲中鋪展出一段愛情喜劇。但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組合的表演如何,還留待電影上映後才能分解。 Text.Yui Photo.Oiyan ChanMake up.lue Cheng (吳冰)/ OneTung Ma(陳健朗)Hair.Marco Li  (吳冰)/ Kenki (陳健朗)Wardrobe.Mushroom HK  (吳冰)/Club Stubborn (陳健朗) 彩色血二人組 電影攝於兩年前,這段期間陳健朗兩度成為「新人類」。幸好因疫情停機前,他的戲份已經差不多完成,而阿冰則在歸隊後,重新適應角色。這次是阿冰首次擔正電影女主角,少不免緊張一番,「因為中間停了好幾個月,所以也用了些時間重新抓住阿冰的說話方式、語調、表情等等。戲中的阿冰是很開心 很活潑的角色,有一份小丑的兼職,故最初導演安排了我去上小丑課。做小丑的歡樂是很入血的(朗:小丑的血是甚麼顏色的?)是彩色的!極高鮮艷度對比度!最難在於需要隨時隨地保持一個high energy的狀態,長期都需要很亢奮。開頭當然很好,但多做兩三次後發現原來蠻累的。」 至於陳健朗,在這部電影可以說是改頭換面,由黑色一下子換到彩色,他坦言起初不安感很強:「Dickson這角色是灰色的,但與阿冰一起時,又會變成彩色。他的性格與我本人距離是甚遠的,所以這次要把自己另一邊表現出來,探索不一樣的感覺,是頗刺激的,因為每個演員都有種慣性做開某類戲。 即使處於導演角色,慣常是依演員形象去選角,沒想到Kiwi導演會願意相信我可以有這種演員的彈性與反差,所以便來試試。」 影壇初哥與新晉導演 兩位分別就讀創意媒體與電影出身,但兩者的電影道路卻截然不同。阿冰在影壇尚算新人,但在YouTube界早已火紅火熱, 是不少Z世代的偶像。不知不覺加入了「小薯茄」五年,她的演藝道路比起其他人可能算順利平坦。但其實阿冰一開始沒打算成為演員,反而是對影片製作本身有更大興趣,故她最初專攻的是電影後期。後來因為畢業作品缺乏拍攝資金,需要自己出演,她始發現演戲的魅力。「演戲與電影後期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半一半的,但因為演員是有壽命的,所以我先選擇走這邊。一開始做演員的時候,我並沒有偏好要當任何既定平台的演員,不論是電視劇演員、電影演員或者網絡演員。我純粹覺得開心就好了,能夠做到自己喜愛的事,還投身於理想的工 作,每天都想繼續做下去。」 至於陳健朗在影壇打滾幾年,作為演員,他演過為數不少的廣播劇、電視劇和電影;作為導演,他執導過許多MV與獨立電影,又憑《手捲煙》勇奪金像獎「新晉導演」。努力多時,這幾年他慢慢有些微收成。問他心態上有何轉變,他倒是沒有甚麼大變化。電影一直都是他的信仰,他的一種儀式感,「導或 演我並沒有細分,兩者是不同崗位的創作。但其實一路做下 去,會發現自己在後期、攝影、燈光等不同的範疇,都是需要些基本概念的。這幾年我反而覺得鍛煉自己的審美與視野更重要,以前的ego確實是比較大的,較多關注表面的事物,但現在會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會在意美學上的累積。你看李小龍這麼能打了,但他最厲害的其實是他的想法。這些累積是會影響你如何擁有一個心態,達到某個高度。」 論創作自由 近年隨著大環境轉變,影視創作自由大減。陳健朗會說演員是被動的,但限制是一體兩面的事物,「多限制對電影工作者不一定是壞事。譬如說《伊朗式分居》,導演在創作上也有掙扎的,但在這個限制下卻能夠創作出更有溫度、更有力量的作品。而你如何看待電影的本質,看待它作為純粹一個商業產出,或者是一個情感傳遞的藝術載體,也大大影響你對自由的看法。」甚至乎內容長短、載體並非問題,短如「小薯茄」的 雪櫃冷笑話,只要能夠留在別人心裡頭的,裡頭有甚麼思想和想法,內涵才是最重要。「我也會覺得電影業比以前是式微的,是需要轉型的。」網絡影片世界與電影製作靠攏時,兩位反而保持開放的心態,阿冰笑指:「如果有人問我,要找我拍 一部全直倒的電影,我也是會接受的。」 最後問兩位,該如何去定義港產片。兩位給出了迴異的回應, 阿冰認為,只要創作團隊主要是香港人,語言主要以廣東話為主,便可以被稱為是港產片。而陳健朗則陷入一段耐人尋味的沉默,思考良久後,最後都沒有確實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