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yui

楊文蔚|封面專訪|再跳一次

四年前與楊文蔚(Cecilia)見過一面,好記得她當日從醫院做完磁力共振檢查過來,傷患情況未明,但現場的她卻笑臉迎人,言語間帶著一種打不死的陽光。事隔四年再見面,她的樂觀依然充滿感染力,依然像初生麻雀一樣吱吱喳喳。但事實上,這四年以來她的轉變很大,踏入而立之年前後,經歷三次十字韌帶斷裂、訂婚、離開港隊、獨自遠赴澳洲訓練。耳聽她雲淡風輕把四年娓娓道來,坦言自己「無法再跳得更高」,除了百般滋味在心頭,更為她的堅強而折服。要放下一件熱愛18年的事,談何容易?由Aiming high的運動員,到成為她所說的「A high jumper can’t jump yet」,Cecilia說她,現在她仍想再跳一次。 text.yui direction.Karl Lam and Nacchi Ma photography.Karl Lam styling.Nacchi Ma stylist assistant.Sammy makeup.Winki  hair.Matt Chiu@Xenter HK wardrobe.MAX MARA Pure Linen Drill Double-Breasted Duster Coat Stretch Viscose Cropped Turtleneck Jumper Wide-Leg Trousers in Linen Drill Elasticated Webbing Leather Belt Flat Sandals in Leather and Elasticated Webbing All from MAX MARA 在歸途上痛哭2022年完成比賽後從葡萄牙回香港,Cecilia不久便斷了十字韌帶。當時,她並不知道葡萄牙那次會是她最後一次正式比賽,一邊養傷一邊訓練,希望有天能夠回田徑場上。接受了第一次手術之後,她本來決定不再採用手術方式復康,而是以保守治療慢慢恢復身體,靠訓練旁邊的肌肉去代償。「之後又再斷第二次,去了澳洲又再斷第三次。最後我回到香港,在這邊做了第二次手術——加起來我一共做了三次手術,其中一次在外國,兩次在香港。」如果說運動員最大的天敵是傷患,這些年來Cecilia的天敵常來冒犯,不但侵蝕著她的身體,更侵蝕著她的心靈。為從危機中突破,2023年到2024年約有一年的時間,Cecilia孤身遠赴澳洲,跟隨著世界第一、世錦賽冠軍跳高得主的訓練團隊訓練。她知道,這是一個破釜沈舟的旅程,她絕不要帶著一個「失敗歷程」回港。「表面上好像去集訓,但心裡其實充滿矛盾:一方面身邊很多人都會擔心我去澳洲到底能不能有成績,因為始終有資助支持我過去;另一方面我又很怕別人覺得我只是去旅行,不是認真訓練。」 Pure Lin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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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好》|粉紅A專訪 為城市獻上粉紅色

必須承認,2019年單曲循環著〈若世界在明日結束〉的時候,未料到粉紅A會重新活躍起來。作為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獨立樂隊,粉紅A自1998年發表首支樂曲〈陳愛男〉,就好像為樂隊的風格奠下了粉紅色的基調。樂曲大量曖昧、情色、身體感的題材,居中寫小人物也寫大社會,寫法玩味又有點知性,又鹹濕又文青。繼上一張《為藝術犧牲》,粉紅A四位成員分隔三多地依然默默做音樂,今年突然帶來了新專輯《多麼好》,持續為這城市帶來久久欠缺的粉紅色。 text.yuiphoto courtesy of 粉紅A 粉紅A近年來時有活躍表現,既有現場演出,又推出新歌。此次更發表新專輯,是哪些契機促成的呢? Yvette: 主要是2017年Clockenflap邀請我們演出,重新點燃了樂隊的熱情。2019年推出第四張專輯《為藝術犧牲》後,我們開始籌備專場演出,可惜因為疫情而暫時中止,只能改為在錄音室進行一次直播。最終在2024年,即上一次專場二十年後,舉行了《今天一切正常 – 粉紅A 2024音樂會》。歌曲與專輯的創作一直持續進行。在外界看來我們只是偶爾出現,但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停止創作。 Tim: 2017年Clockenflap的戶外演出讓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次經驗令我希望未來能多創造機會,讓我們四個人再次一起在戶外演出。 Hayden: 自從2019年推出專輯以來,我們一直為這張新專輯作準備。雖然籌備現場演出佔去了一部分時間,但也讓我們有機會聚在一起,互相督促,加快推出這第五張專輯。 Rodney: 其實在2024年專場演出之前,我們已寫好十多首歌曲,原本希望能與演出同步推出專輯,但因製作上有些地方仍不夠理想,所以一再延期。沒想到距離上一張專輯已過了六、七年。 成員分隔兩地,一起創作的過程是怎樣的? Hayden: 準確來說,是分隔兩洲三地:香港、多倫多與波士頓。如今的科技讓我們能各自在不同地方創作、組合、討論、爭論、重製,再重複以上流程,直到全隊都滿意為止。歌詞的創作方式亦然。 Rodney: 以往我們在分隔兩地的情況下合作,已培養出一定默契;而這次分隔三地,算是一個新的挑戰。通常我會先用結他或鍵盤寫出和弦配上旋律,再寄給大家。Hayden會編上MIDI鼓及其他鍵盤,Tim和Yvette則分別加入結他及貝斯。歌詞主要由Hayden和我負責,將旋律以數字標示後填上歌詞。大家反覆修改彼此的版本,多次交流,直到全員滿意為止。 Tim: 我的結他錄音過程很順利,因為Hayden早前趁放假來美國探我時,幫我設置好所有的軟件與設備。在編曲方面,我認為這次比以往更有效率,基本上第一次錄製的音軌都不需要大幅修改。值得一提的是,Hayden的填詞速度愈來愈快,中英文都掌握得非常精準,有時甚至能同時完成幾個版本。至於Rodney,他的旋律感一向出色,他寫的結他段落常帶給我驚喜,例如〈多麼好〉這首歌的結他前奏就是很好的例子。Yvette一向擅長和音,聲音自然又動聽,但我更想特別指出她的貝斯演奏其實被低估了。例如〈容我送上最後的〉這首歌的貝斯線,對我而言便是這首歌的靈魂所在。 新專輯為何命名為《多麼好》?靈感從何而來? 《多麼好》這個名字來自專輯中同名歌曲〈多麼好〉裡的一句歌詞。當時Hayden寫下這句歌詞時,回想起自己在2021年的一次交通意外,心中懷著感恩的情緒——覺得能撿回一條命是多麼不可思議、甚至正面得讓人難以想像。我們都非常喜歡這份情感。 這張專輯中,各成員最喜愛或最想提及的一首歌曲是? Rodney: 我最喜歡〈今天一切正常〉,它記錄了我這幾年在外地生活的感覺。 Yvette: 我最喜歡〈容我送上最後的〉。這首歌先有Rodney的旋律,Hayden很快便填上第一版歌詞,也是少數從初稿起就已非常接近最終版本的作品。第一次聽時我已經流下眼淚,之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聽都會如此。腦海中總會浮現當天送別他的情景,以及那個下午坐船的畫面。 Tim: 我特別想提〈請將音量收細〉。對我而言,這首歌是粉紅A歷來最具重量感的一首。我們曾有幾首偏向post-punk風格的作品,但這首更接近metal風,正合我意。 Hayden: 我其中一首最喜歡的粉紅A作品是〈心形寶鑑〉。 以〈容我送上最後的〉送別關勁松,在你們眼中,他是個怎樣的人? Hayden: 阿松是一位百分百的英雄。可能需要多加解釋一下——每個人一生中,無論大小,都或多或少會有一些英雄的表現或時刻。這些時刻對個人及身邊的人都極為重要,甚至定義了一個人一生的價值。而阿松與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人生的每一刻都活得像一位英雄。 Yvette: 他是一個令人敬佩、也讓人想要保護的人。 Rodney: 在我們眼中,他是一位極具才華與個性的前輩。 在串流時代,推出CD或黑膠唱片對粉紅A來說有什麼特別意義? Rodney: 推出實體唱片確實有特別意義。親自到唱片店購買、拆開包裝、欣賞封面與內頁設計,再放進唱機依序播放,那份儀式感與體驗是無可取代的。我們也視實體唱片為正式的創作記錄。 Yvette: CD有「集齊一套」的意義;黑膠則代表著保持analog音質的精神,聆聽黑膠本身也是一種儀式。 Hayden: 串流是現實,而唱片與黑膠則代表著實在。 1998年的〈陳愛男〉如今年長了28歲,你們認為他現在會是一個怎樣的香港人? Hayden:陳愛男在我心中一直都「只從事了這工作三個半月,每日努力生產,完事了上街去買一客晚飯」。 Yvette:他可能已「放棄上班,與我去玩」,yeah! Tim:「已成年嘅佢需要多咗」。 這座城市的人,都該擁有一顆「粉紅」的心嗎? Hay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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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蒸肉餅 在灰色世界成為彩色的羊

1927年科幻經典電影《Metropolis》上映,故事預言2026年的世界有個「大都會」城,被分為兩個階層的人類、空中交通系統、巨型摩天大樓、機械人——這是100年前的人,去想像我們今天的模樣。當中有些已經實現,有些仍在未來等待。 那麼200年後的世界會如何?好幾年前開始,本地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下簡稱雞餅) 成員Soft一直在寫一部長篇科幻小說,去想像與推測2222年未來世界的模樣;同時作為一名科幻迷,她一直希望有機會為科幻電影做配樂。因此某日她突然靈機一觸:既然如此,何不寫一個故事出來再為它配樂?在此機緣下,雞餅四位成員在港台兩地分隔下,完成全新專輯《=P:r0J3CT 2222/》。 text. yuiphoto . OiyanChanvenue .Portal  《=P:r0J3CT 2222/》封面設計有哪些意味? Hei:我和Soft以前從事廣告行業,因此不是我就是她去負責做設計,這次輪到我。今次專輯設計是我看完Soft的長篇小說之後,就有一 些感想。因為他2222年的世界對我來說是一個灰色的世界,所有人好像沒有甚麼自我意識,但是其實又不真是這樣。所以那個灰色的世界如果要有的顏色的話,就是人類自身的歷練,有不同的過程歷練,很多可能是一些開心的事,但更多可能是一些很痛苦的事。一些難關,關關難過,關關過完之後,就會成為我們自身的一些色彩,每個人都會燒出不同的顏色。 Soft的長篇小說與反烏托邦有關? Soft:確實是有一點反烏托邦的成分,因為很多科幻題材都是用這方面的,它是一個比較容易的切入點。但為何會想寫這樣的一部長篇小說,真的喜歡,因為我經常都說,做創作其實本身是一件很自私的事,反映了創作者那一刻想表達的東西,而那一刻我們永遠站在上帝的視角,很冷靜地,我覺得這裡的橋段,發生了甚麼事件,就會有故事的高潮、結局,我想它是開心的結局,還是不開心的結局,其實是一個很自私的創作。我未必會去想觀眾要怎樣看,要怎樣發展,我就去安排的,未必的,有時很純粹的,我喜歡這樣,所以便這樣寫。而我那一刻很想寫一個科幻故事題材,所以便這樣做了出來。 為何突然萌生為小說配樂的念頭? Soft:這篇長篇小說其實我很多年前已經開始寫,寫了幾萬字,至今仍未寫完。我們一直很喜歡看科幻故事,如《黑鏡》、《Dark》、《The OA》等系列的劇集。因為經常看到這些劇集的時候,就覺得那些配樂真的很好聽,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那些配樂,或者那些主題曲就好了,一直都很想做,但又沒有機會做。那時候就萌生了一個念頭,既然沒有人找我們做,我們就寫一個故事出來自己做,於是就有了這個實際行動的想法。 專輯主題為延續你們的「Before Tomorrow」的命題? Soft:我們沒有刻意去延續那個命題,只不過是因為創作這件事,尤其是音樂,我們放了很多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進去,只能說我們其實人都沒怎麼變過。 Hei:我覺得連MV也是,方才講起才知道,原來連MV都是有延續的。很多年前我們那首〈Backspace〉原來與現在的〈草西〉很相似,都是對著三個白色的假人,有一些互動,講述自己和真人的關係。 Wing:因為我從來都是文字很弱的人,反而比較擅長影像上的聯想。聽到〈草西〉的第一刻,我腦中就浮現影像——有公仔、有大草地和航拍畫面。當時我和Hei Hei負責〈Backspace〉的創意,兩支MV其實都在探討「認知」:認識自己與世界、以及彼此的映照。因此我在MV中加入照片的stop motion,希望營造內心掙扎的感覺。多年來我仍在學習了解自己,尤其在雞餅停頓的期間,更希望透過創作探索成長與自我。 Soft:當年專輯《23:59》的命題圍繞「Deadline」,源自我們對離別與失去的體會,提醒自己要珍惜當下——因為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而《=P:r0J3CT 2222/》則反映我們的成長:不再只看重結果,而是學懂欣賞過程。很多時候,人們習慣以結果來衡量價值,覺得若看不到成功的可能就不值得去做;但若不嘗試,又怎會知道結果?我們曾對樂團的前景感到迷惘,覺得或許繼續下去也不會成功,但若只以結果為目標,人生便失去意義。畢竟生命的終點本就是死亡,真正重要的,是在有限時間中經歷、感受與成長因此新專輯想傳達的正是這種態度——把目標放遠一點,讓過程本身成為生命的厚度與價值。無論結局喜或悲,只要曾真誠投入、享受其中,那一切便有了意義。 Soni:也就是你擁有多少或者失去多少,其實到最後都是灰飛煙滅。我常常想像我們在玩一個遊戲,而我住在叫我Soni這個角色裏面,就像真的是在玩一個遊戲一樣。而這個遊戲,最重要的是在過程裏面,你的目標就是玩得開心,就是快樂。 專輯討論著哪些問題? Soft:始終整個故事架構確實是在未來的世界發展,主角生活的地方每個人都有一個分數,那個分數就是權力架構每個月分配給你的,那些分數就是用來換取資源的分數,所以在那個制度下,你們每一個人最好是差不多一模一樣。 在構思這個故事時,我以上帝視角描寫未來社會的制度。本質上,任何時代的權力核心都希望人民愈相似愈好,因為一致性代表更易控制。就像牧場裡的羊,性格愈乖順,牧羊人愈省心;若每隻羊都有不同的顏色與個性,管理就變得困難。同樣地,掌權者總希望社會「灰成一片」,不要無緣無故是隻彩虹色的羊——人們放棄個性與自由思考,這樣體制才能長久穩定,而反叛與多樣性則被視為威脅。 在這樣一種形式的概念,才衍生其中一首樂曲〈草西〉,就是我們一出生最好便是模仿別人,跟著那條路徑去走便是最好。因此我們就特意以〈草西〉這首歌講述模仿這件事,音樂風格上刻意模仿台灣最紅樂隊草東沒有派對的曲風,反映大部份創作者剛開始做音樂的時候,為了得到那個比較容易成功的結果,所以我們就跟著那條「成功的」道路去走。但是我們終究都是要成為自己的,所以〈草西〉的結尾會由草東沒有派對的曲風漸漸轉變,也愈來愈不像他們的風格。 新專輯蘊釀了多久?過程中隊員相隔兩地如何配合? Hei:Soft和Soni也會有回來香港的時候,例如我們選幾首歌來做例子,例如〈Last Train〉,剛好是他們來到香港之後,我們在band房練習,然後臨走的那半個小時,突然間構思了這首歌整個結構出來,然後就各自離開。他們回去就打一個chord progression,在軟件Logic拼湊整首歌的結構,然後就傳給我和他;我編寫鼓的部分,Wing就編寫bass下去,然後又傳回去,看看多加一些甚麼layer,但是同步又傳給他,繼續去創作那個曲和詞,所以很多時候事情是同步進行的,但是就是透過檔案傳來傳去, Soni:就是可能兩首兩首這樣同步做,不同的階段。 Soft:我們每一首歌的創作方式都有點不一樣,譬如〈一生〉這首歌,Soni尋回2018年時,我們在band房jam的一個demo叫〈懸疑片〉,因為我們想做一個〈懸疑片〉的配樂,所以就拿了個開頭,然後他再自己延伸了其他的東西,拼湊完之後就扔出來給我們,你再on top去創作其餘的東西,他就這樣交給我們。 Hei:所以這首歌很好笑,我構思的時候以為是instrumental,錄的時候我都以為是instrumental,到出來我才知道原來Soft有份唱,整件事就錯了,你會聽到樂曲一開始就在「炸鈸」,這完全是個意外。 Soft和Soni台港兩邊跑,對兩地文化有哪些觀察? Soft:雖然這兩個地方很近,但其實文化差異都頗大。很多人都說台灣就是慢一點,你用一個負面的標籤,它就叫做所謂慢一點,但我覺得叫做chill一點。而我的性格本身就是一個像台灣人那樣步速的人,香港反而對於我來說是太急速和太過結果論,太過效益主義。正如你所說,例如很多香港人反而可能覺得,你這樣好像不顧一切,又不理會你的生活,這樣去投入做音樂事業,好像真的很任性、很艱難。但是在台灣其實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夾band夾到沒錢吃飯不是那麼罕見的事。那當然,我始終都有身為香港人的掙扎與迷思,經常在做音樂與維生之間有些思想角力。不過我現在始終做這件事都是開心的,所以我繼續做,做到我真的不行的時候。但那個掙扎始終每天都會有,每天都會有。 Soni:我覺得真的和Soft剛才說的那個差不多,就是台灣人真的很chill,那種chill的狀態令我覺得,其實我正在做音樂的這件事,即使到最後沒能夠得到甚麼,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最重要的似乎是我依然繼續做我自己,最有能力和最相信自己的事。 Soft:我經常看到Threads上很多香港和台灣人在爭吵,有些香港人會說台灣工資那麼低。但雖然台灣工資不高,但就我個人而言,我生活得很開心,其實不是人人需要去追求金錢的意義。香港人常覺得錢多就有快樂,但台灣人的快樂是不同的,他們的快樂來源有時間去行山、下班後跟朋友去玩,那種生活上的快樂。 分隔兩地,也各自組絕命青年與Wing it dawn,雞餅第十四年,會如何走下去? Soni:我們剛剛訂立了一個目標,其實在市面上,如果是要說樂隊,即是說出名的樂隊,大部份都是男性居多,我們會想做一隊很多人認識的亞洲女子樂隊。 Wing:也就是,我們不想讓人覺得,夾Band一定要很Rock、很有Power,或者那些Band一定都是男性為主。其實是女性都一樣可以做到,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每次提起有什麼樂隊,全部都是男生,可能中間有個女生在裏面,但是我們就是要做到女生其實都可以很棒很厲害。 與Whizz的合作是否也源於這樣的目標? Soni:不是這樣的,我跟Whizz的Bowie之前都有做過一些演出而結緣。其實Whizz這隊Band都很熱血,希望更多人認識她們。最初合作的起源是,她們覺得兩隊女子Band這樣的Crossover,在香港其實真的沒有人做過,所以我們就做了第一次這樣的Crossover,同步亦誕生了一個比較Hit的Project,兩首歌一起同步播放那個Idea,MV都很有趣,所以這也是爆紅的其中一個點。 Soft:其實我們也想將這個Idea繼續延伸出去,與不同國家的樂隊嘗試進行這樣的合作,不同單位合作各自寫一首A歌與B歌,在合起來變成C的第三首歌。們都有問過一些單位,只是未真正實行。這個Idea原本是我們想放在專輯裡自己玩的,後來因為剛好有一個Crossover機會,八個女生八個人八個樂器,在歌曲中打架。而這件事出來後,效果真的很有趣。 2026年,最希望淘汰的一套觀念? Soft:我最想淘汰的觀念是「我覺得你應該怎樣」。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訂下標準,但不該用同一把尺去衡量他人。說來我們昨晚才談到女性平權,我更感受到,社會之所以需要平權,是因為太多人把自以為正確的標準套在別人身上。長久以來,我們被灌輸固定的性別角色——男性與女性「應該」如何——而不自覺接受這些框架。我希望人們能意識到:那把尺本來就不存在「對不對」,既然覺得正確,就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強加於他人。 Hei:我會想淘汰性別的枷鎖,沒有了這件事,世界會比較純粹,專注於大家想做的事,而不是還在討論這麼清朝(迂腐)的話題,導致世界無法進步,因為其實北歐為何會進步得這麼好,因為他們已經平權了,其實我跟他同出一轍,都是在討論平權的事,但想的事情純粹是兩個方向,他那個是對的,但我想的事情其實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如果沒有了性別枷鎖,這個世界可以向前走得順利一點,也沒有那麼多那些噁心思想,或者那些噁心事情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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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雪瑩 呂爵安|封面專訪|拍好香港這部電影

如果可以,有時會希望回到九十年代的香港看一眼——想像1993年人頭湧湧的戲院,一家大小排隊在票務處前,在《花田囍事》、《逃學威龍3之龍過雞年》、《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東方三俠》等賀歲新片間來回苦思,試圖選出最想看的那部電影——那是人人都愛賀歲片的年代。 不論市道好壞,香港每年至少都會有兩部賀歲片上映,而今年亦無例外,兩部賀歲電影如期赴約。其中《金多寶》交由翁子光導演操刀,看似是個典型的家庭喜鬧劇;當中卻處處暗藏對電影深厚的情意。當中兩位新生代演員鍾雪瑩(鍾雪)與呂爵安(Edan),在戲內出演助導與場記的角色;而在戲外,他們作為演員,正為行業獻出一分力,拍下屬於這個時代的故事。穿梭於戲劇與現實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互文:這不僅是一部家庭喜劇,更在訴說一群人,如何在寒冬中嘗試拍好香港這部電影。 text.yuiphoto.Leungmostyling.Sum Chanhair.Man Chan@CHIC PRIVATE i salon (Edan)、Vanessa Wong (Chung) makeup.San@powderclub_hk (Edan)、Hillnex Lee (Chung) photography assisted.Kui Hospecial thanks.Clarence Lauwardrobe.Tommy Hilfigerlocation.Kimpton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入戲院看賀歲片 每個人都有一套儀式去開展自己的新一年,有人看叱咤樂壇也會看煙花;有人食快餐祈願「勿當奴」,也會有人走入馬會花10元買一個夢。踏入新一年,人們總是習慣於期盼有好事發生,最好就是橫財就手,一注獨中,衣食無憂。而這正是賀歲片為何總是美好的,因為它總教我們去期盼未來的日子。 翁子光的《金多寶》,也帶著這樣的期盼,故事講述一個家庭中了高達8888萬的頭獎,但卻因天晴(鍾雪瑩飾)忘記下注而落空。為免讓家人失望,她在片場同事黎祖謙(Edan飾)幫助下,以借來拍攝用的豪華別墅作當新居,讓一家人興高采烈入住。 「我小時候家人禁止我看電視,因此幾乎沒怎麼接觸過賀歲片。其實是直到要拍《闔家辣》,我才開始去回顧一些經典賀歲片。不但沒有看賀歲片,更沒有新年進戲院的傳統。我覺得我們這一代開始,這種家庭一起看賀歲片的傳統已經不那麼流行了,到了Gen Z就更少。」Edan表示,以往認為全家人一起去戲院看電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如今卻希望大家能夠延續傳統,過年多多與家人去戲院看電影。「不只是看電影,也是一次難得的相聚。尤其當人長大了,愈來愈覺得要珍惜身邊的家人,這樣的團聚其實很有意義。」 至於出名是重度影迷的鍾雪,小時候也很少入場看賀歲片。「其實相比看賀歲片,我對每年的《叱咤》印象更深。或者因為我家人比較習慣看早場,而新年期間早場票太難買了,所以我們家根本不會新年進戲院。到現在想來,我好像從來沒在新年檔期看過賀歲片。」雖然吐槽再也買不到學生優惠門票,但鍾雪目前仍不時流連於戲院看電影節。「我始終覺得,坐在戲院裡那個沉浸的感覺,是家裡看電影感受不到的。」 對鍾雪來說,去戲院看電影是一種很個人的體驗。「上次我去看西片,左邊坐著一位印度人,右邊坐著一位疑似法國人,後面是一對香港情侶。一開始我專心看電影,但後來我忍不住觀察起他們的反應,變成一邊看片、一邊看人。那三個小時我幾乎用全部感官在感受他們。這是家裡看電影不會有的體驗——一種與陌生人共享空間的聯繫,但同時又保留個人解讀的自由。」 戲內戲外一家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於『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繼續走下去』的故事。」鍾雪自覺屬於慢熱型那種人,偶然會不太理會他人感受。「拍這部戲的時候,看到天晴和家人不同的相處方式,才發現原來每個家庭都有各自的一套方法,而且這些方法都未必錯,原來不同方式都能行得通。」 由於戲中許多場景都是群戲,一眾演員在片場如家人般聚首。 Edan說:「在大屋拍攝的那幾天真的特別歡樂,整個氛圍很輕鬆、很開心。這次的作品裡面,除了阿正(李尚正)之外,其他包括小火龍(兒童演員李鎧霖)、鍾雪、金姐姐(金燕玲)、蝦頭、還有小狗Caski,都是第一次合作,但一見面就覺得好像一家人,每個人都很nice,加上是喜劇題材,拍起來特別放鬆,每一場戲都像在玩。」 在群戲以外,還有少量的動作場面,對從未拍過動作戲的鍾雪來說,可算是一次新奇體驗。「那次讓我見識到香港專業飛車團隊有多厲害,司機真的非常專業,是專門拍這類場面的師傅。那天我和Edan都親身坐在車裡,真的感受到那種『貼得很近』的震撼。」 此外與一眾演員前輩合作,Edan亦感收穫良多。「雖然不是第一次與阿正演對手戲,但上次拍合作時太緊張,感覺錯失了難得機會。今次狀態輕鬆得多,因此合作起來特別開心。阿正經常在停機時跟我們講人生大道理,有時很無厘頭,也分不清他到底是認真抑或開玩笑。蝦頭也是第一次正式合作,是一位well-prepared的演員,常鼓勵我去問導演關於劇本的問題。其實整個團隊包括金姐姐、鍾雪都很認真、很專注,大家雖然會有開玩笑的時候,但從不敷衍,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工作氛圍。」 鍾雪表示當中特別慶幸能與金燕玲合作:「我真的覺得好幸運。據說她很久沒有擔任主角,以往更從未拍過賀歲片,這次能在這個時間點一起拍戲,特別有意義。在我心中,她一直是個非常厲害的演員——無論是她的魅力、準確度,還是她的表達方式,都令人佩服。能近距離看她演戲,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金多寶》中還有部分場景,是在片場中拍攝片場。鍾雪笑指,這些場景都是如實呈現一個片場的面貌。「場記直接把真的場記板交給我,有時候甚至真的忘記取回。我們在鏡頭內裡假裝拍片,但鏡外真的有工作人員在做一樣的事,收音師真的是這部電影的收音師。最後一場戲我們從晚上拍到天亮,大家都真的很累,那種真實的疲憊感反而幫我們演出那場戲的狀態。」 每一刻都在思考電影 鍾雪與Edan分別因為拍攝《正義迴廊》與《爸爸》,而與導演翁子光結緣。翁導受訪時曾經提過,當時會選擇兩位出演新作全因童真二字,認為他們皆富有真誠的特質。不過被問到演員需要哪些特質,兩人的答案截然不同。鍾雪更追求演戲時那種自在的狀態,愈是自在便愈能夠呈現真實的表演;Edan則認為「認真」是最基本的要求,能夠隨時隨地專注在角色上。 其實比起「童真」,他會更同意Edan所說,他和鍾雪都是比較貪玩的人。他們能夠把工作當遊戲,在演戲中得到純粹的快樂。如《金多寶》中有場戲,需要拍阿正和蝦頭在豪宅中勁歌熱舞,兩位在開鏡前積極排練,甚至還唱了改版歌詞,令鍾雪和Edan在旁邊笑到不行。但後來阿正怕太胡鬧會有些褪呔,鍾雪與Edan卻覺得場景效果很好,特意向翁導爭取保留搞笑的場景。 訪談當日,兩位還發現,雖然一開始便得知與對方有感情線,但原來開拍前翁導給他們各自的brief並不相同。導演最初給鍾雪的指示是「有人會追求你,但你未必要回應」;而Edan那邊收到的版本卻只是「你們有條愛情線」。Edan笑指,在拍攝期間已覺得有些奇怪,明明是兩情相悅,但不知為何自己有種一直被鍾雪拒絕的感覺。然而這樣的安排,反而讓兩人錯調的感情線顯得有些微妙又真實。 「作為演員,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願意信任我們,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去討論、去構思。像《法迷藏》,我是配角,自己幫角色加了很多細節,他都完全支持我這樣做。這次《金多寶》也是,那個扮演內地地產經紀的場景,其實是我臨時提議改的,但導演都願意試。那種大家一起碰撞出火花的過程真的很好玩,也讓我感受到,一群人為同一件事努力,那種凝聚力特別強。」 而鍾雪則感受到翁導對電影的熱愛。「他幾乎每一刻都在思考該怎樣拍電影,或者任何與電影相關的事。他腦裡裝著很多以前看過的作品,變成他判斷每個場景的依據。現場時你會感受到,他腦海中閃過不同的畫面、各種可能性。而且他特別喜歡聚集不同的人一起拍電影,從各種小細節都看得出,他是個對電影充滿熱情的人。」 失而復得 自2020年疫情以來,全港戲院數目銳減。有資深電影人評價,如今香港電影市場已由寒冬進入「冰河時期」。香港電影正在經歷著這樣的一個時期,令人感到前路茫茫,曾經作為香港驕傲的港產電影,在未來何去何從?我們到底如何才能夠拍好香港這部電影? Edan首先為香港電影下一個定義。「我覺得香港電影是由一班香港人構思、製作、拍攝出來的作品。很多人覺得香港片一定是警匪片或者談及社會議題,但我覺得電影應該多元。喜劇也很重要,特別現在香港很少拍賀歲喜劇了。我自己很喜歡看這種類型,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需要笑,需要輕鬆一下。只要是香港人一起用心去拍出來的作品,本身就代表著香港精神。」他續說:「當然我明白,有人會質疑『是不是因為是港產片,香港人就一定要支持?』我覺得這件事不是無條件的,但當一部作品真的拍得用心、有質素時,就值得支持。觀眾的支持會形成良性循環,讓更多好的作品誕生。」鍾雪的定義更加廣闊:「我會覺得,一部香港電影只要帶著『希望香港觀眾會喜歡』的心去拍,就是香港電影。它以哪個觀眾為先、想令誰開心,這就是定義。而要拍好它,除了付出,也希望觀眾願意回以行動——例如,買票入場看港產片。」 根據學者余慕雲1996年著作《香港電影史話》所記載,香港首部賀歲片為1937年由大觀聲片出品的《花開富貴》,故事講述一個家庭歲晚遺失一張彩票,最終成功把彩票尋回;這亦是50年後1987年賀歲片《富貴逼人》的橋段;而翁子光在《金多寶》又將之繼承下來。自香港開始有賀歲片以來,「失而復得」似乎成為了跨時代的核心電影旋律。這段跨越八十多年的脈絡,將如同一則隱喻,映照著香港電影自身的命運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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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問世界誰無傷|專訪南韓導演尹佳恩:「相信觀眾仍然渴望那些經過長時間思考、慢慢打磨出來的電影。」

疫情過後,這是創傷成為集體記憶的時代。韓國導演尹佳恩說:「那段時間對我們而言幾乎像一種『死刑宣判』,彷彿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這一代也跟着終結。」但世界仍未到盡頭,全人類帶著新舊傷痕,迎來時代全新提問:「接下來,該如何前行?」 承繼兩部前作《我們的世界》與《我們的家》的成長命題,尹佳恩以新作《若問世界誰無傷》著眼探討創傷的問題上。她不追逐轉瞬即逝的感官刺激,而是潛入記憶與情感的深水區,打撈那些需要時間沉澱的、關於傷痛與勇氣的敘事,以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兩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承認傷痕的存在,正是走向療癒的第一步;其二,在這時代慢慢講好一個故事,仍然有其深厚的意義。 text.yuiphoto courtesy of Edko Films 為何選擇探討「創傷」這個主題? 其實這一直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常常想,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人沒有受過傷害、沒有陰影、沒有痛苦?有些人身上的創傷也許我們難以理解,但他們都真實存在。我很想知道這些人如何面對傷口,又是怎樣戰勝那種深刻的痛楚,繼續活下去。這樣的疑問讓我想拍一部關於創傷與人如何繼續生存的電影。中文片名我也非常喜歡——它真的道出了我的心意:「若問世界誰無傷?」 疫情過後,我對這個主題的感受更加深刻。那段時間對我們而言幾乎像一種「死刑宣判」,彷彿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這一代也跟着終結。很多人真的在那段時間離開了,因此這個時期給了我很深的感觸。當所有人都共同經歷這場磨難後,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當我們再次面對痛苦與創傷時,該如何活下去、如何面對。 為甚麼作品總以女孩成長為核心? 首先因為我是女性,我最能以女性的視角去講故事,也最能投入這樣的題材。而且我拍這些電影並不是在回顧童年的傷痛,而是想把那些小時候無法說出口、仍留在我生命裡的情感再重新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延續——從過去延伸到現在。透過電影,我能讓那些當年沒能說出的話,重新被看見、被聽見。這也是我選擇這類題材的原因。 你的成長經歷或教育背景,是否影響你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我覺得這樣的關注是自然發生的。我的家庭環境本來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樣,在學校也遇過不少困難。那時我心裡常有很多疑問:為甚麼我們家是這樣?為甚麼我在人際關係上這麼吃力?是不是只有我是這樣的人?但當時並沒有可以傾訴或討論的對象,也沒有合適的空間去談這些事。於是我慢慢地把這些感受、疑問都轉向電影。透過創作,我找到了說話的方式,也讓我對這些議題變得更關心。 如何看待「女性導演」這個標籤?這個身份在業界中對你有何影響? 明確地說,因為我既是女性又是導演,雖然被稱為「女性導演」;但對於男性導演,大家不會稱呼他們為「男性導演」。我一直期待有一天,不需要加上「女性」這兩個字的時代會真正到來。不過同時,我也清楚目前業界裡持續創作的女性導演仍然不多,這背後有許多社會與結構性的因素。如果「女性導演」這稱呼能讓年輕的女性創作者看到希望、產生勇氣,覺得「我也可以」。因此這個問題是很兩體的,它可以是一件不好的事,亦都可以成為一件好事。 你是李滄東導演的學生,從他那裡學到最重要的是甚麼? 學到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其中,老師常說:「故事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被遇見的。」——創作者並不是去「編造」故事,而是去「發現」它。故事早已存在於某處,我們的任務是找到它。我每次創作時都會想起這句話。這一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 片中小演員的群戲讓人聯想到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處理方式。你如何引導他們表演? 我在拍攝時不會給小演員劇本,而是先在現場說明情境,若有必要說出台詞,就讓他們自己用最自然的語氣表達。這樣的表演方式更真實、更生動。我們會進行反覆排練,直到小演員覺得滿意為止。在這個過程裡,大家可以自由提問、共同討論。許多場景都是這樣合作誕生的。 「사과」一詞兼具「蘋果」與「道歉」的意思,不懂韓語的觀眾恐怕難以捕捉這層意味。當初有考慮過這種翻譯上的落差嗎? 其實我在創作時完全沒有想到這個雙關。因為在韓語中,「사과」同時有「蘋果」與「道歉」的意思,後來觀眾自然產生了聯想,但那並非我的刻意設計。我直到電影上映後被人指出才發現這個巧合,但我本身並沒有這重考慮。 你怎樣看待韓國電影現況與未來? 不僅是韓國電影,其實全球電影產業所面對的挑戰都相似。戲院接連結業,而人們觀影方式也改變了,在任何地方都能輕易看到影像作品。現代社會充滿著尋求即時快感與刺激的氣氛,人們渴望快速的滿足與多巴胺,而不是需要時間沉澱的故事。這導致許多作品變得短促而急躁,整個產業都在動搖。但我相信觀眾仍然渴望那些經過長時間思考、慢慢打磨出來的電影。過去的前輩們很勇敢,創作出各種獨特的作品;作為後輩,我希望能延續那份勇氣,挑戰更危險、更有深度的題材,而不是只追求安全與即時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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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賦|封面專訪|醒來發夢 ROTATE AND ROLL

自從香港樂壇出現了張天賦,每次走過香港街頭看見busker,都不禁留神半刻旄站在這裡唱歌的,會不會是下一位張天賦?從街頭到紅館,幾年間張天賦由默默無聞到無人不曉,在旁人眼中,這可能是一個人努力追夢,最後夢想成真的簡單故事。但我們從不記得,夢想是富有重量的事物,要求有同等重量的事物作交換;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埋藏著多少殘酷無情的覺悟,都是當事人才能設身處地明白。 至少,對於張天賦來說是的。他是一個非常實際、目標為本的人。當你談論夢想,他會跟你談論生活;當你談論自由,他會跟你談論接受。沒有那些振奮人心的激勵語錄,對張天賦來說夢想重要,但現實更加重要,一切都是關乎「平衡」二字。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值得為夢想奮鬥,相反地,這提醒著我們追夢的代價。正如他所說:「我很現實的,我覺得發夢不要緊,但夢只屬於你睡著的時候;一旦要起身,你還是得腳踏實地。」 text.yuidirection and styling.Nacchi Maphotography.Olivia Tsangstyling assistant.Kelly Maddie Luk Yuen Yingmakeup.Circle Chonghair.Cliff Chan @ myöswatch & jewellery .Cartierwardrobe.Emporio Armani, Loewe, Moncler x Rick Owens, Moschino 喂,有冇夢想 張天賦兩手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紋身,其中一個是「Make it pop」,意指讓小眾或非主流音樂大眾化;還有一個是「28」,是他參加《全民造星》時的編號。「應該是由參加《造星》的時候開始,得到有一些迴響或者開始受到別人認同,就開始覺得唱歌這件事好像真的work。」捧著亞軍回家,張天賦得到餐廳邀約成為駐場歌手,由首個星期$500、到第三個星期$1,500,到第五、六個星期每45分鐘$5,000時薪。後來輾轉正式加盟唱片公司,但當時張天賦對前路仍然充滿未知。他坦言,自己一開始就沒有把目標定得太高,能夠以音樂維生已經滿足,並沒有想過能夠走太遠。「因為我一直覺得這一行有無限的可能——你可以一夜成名,也可以一夜間失去工作。直到第三年,開了紅館演唱會後,我才覺得自己真正站穩腳跟,這次我終於成功以唱歌作為我的事業。」 出道第六年,張天賦如今仍會想起以前在街上busking的日子。「坦白說,成為歌手之後,上台表演的機會多了,但有時那些表演的本質會改變。它不再只是單純唱歌、表達音樂,反而變得更像一份工作。當它成為工作,就多了規限,也會變得比較保守。在街頭唱歌時,我毋須太在意自己會不會走音,或者唱得不夠完美;但當那是一場正式演出,就會有一些『標準』要達到。我可能變得不敢冒險,不敢嘗試一些高音或即興的轉音。所以當我回想busking,其實是想找回那種初心——那份對音樂和表演最純粹的熱情、看法和態度。」張天賦在其他訪問曾經提過,他與音樂人好友Goo Chan之間有一個暗號——「有冇夢想」,正正是用來提醒,自己純粹作為歌手的身份。「我們太多時候會迷失方向——不論在生活還是音樂上,當你面對太多取捨,可能就會慢慢忘記自己最初是為了音樂而出發。每當這些時候,我們便說一句『有冇夢想』,其實是在提醒自己是甚麼身份、在做甚麼。然後我們就會重新回到創作,繼續寫歌。」 你不能買下所有玩具 「我覺得夢想和成就不是同一回事。在我看來,夢想是由許多元素組成的,它有方向、有願景;而成就,很多時候是別人給你的認可,未必真的是你自己內心最想要的東西。」張天賦近幾年樂壇成績彪炳,出道僅兩年已屢獲大獎,並以多首四台冠軍歌及紅館演唱會奠定地位。「我以自己為先,覺得快樂已經足夠。唱歌對我來說,不只是抒發自己的情緒,也能感染別人、帶動別人的情感。這件事讓我覺得開心。令自己開心是第一,令別人開心是第二,能做到這樣,其實已經是雙贏。」但人紅是非多似乎是定律,其名氣人氣愈大,惹來的是非與醜聞也愈多。近年他明顯變得沉默,在訪問中變得小心被動,亦很少在社交媒體表達自己。幾年間張天賦變得更成熟,與《造星》時反叛的形象大相逕庭。「畢竟那時還入世未深,沒有經歷過太多社會的洗禮。當時的我想事情比較簡單,也比較以自己為中心。無論是感受還是情緒,我都覺得自己要先抒發出來才行。那種反叛,其實是一種很真誠但也很直接的狀態。」 但他不認為自己失去了反叛,不過是對所有事考慮得更加周全。「因為有時候,即使你分享一件好事,別人也可以把它說成壞事;而有些根本沒有好壞之分的事情,別人都會替你定義成某一種立場。也有些情況是,我可能只是單純想分享一件我喜歡的東西,卻會怕粉絲會因此不斷送我同類的禮物。這些細微的顧慮都令分享變得有壓力。久而久之,我就會覺得——與其被過度解讀,不如少說一點。當然我不會把這看成負擔。因為我始終認為,自己只是個歌手,我的重點是把唱歌這件事做好。」他續說:「當你開始明白不能夠甚麼都要、知道取捨時,就是在成長。這就像小時候,媽媽只給你十元,你沒辦法同時買下所有玩具,只能權衡選擇。當你懂得這個道理,就是在長大。對我來說,只要我能在取捨之間找到平衡,不再抱著全部都要的心態。」 在創作中解放 張天賦坦言,自己以前只懂得排斥壓力,甚至不承認自己有壓力。「我常說,人會不停地在『認識、承認、改變』三個階段中循環。就像每一次表演,都是在這條循環裡的一步:透過表演,我認識自己;之後承認自己的狀態,再從中改變。改變之後,又會更深入地認識另一個階段的自己。這些不同階段裡的我,其實都是真實的,只是不斷經歷不同的情緒和思考。」曾患有驚恐症的經歷,令他擁有比其他人更強大的抗壓工具。「當時我的選擇是堅持不去看醫生,覺得既然這件事是在自己身上出現的,就應該要靠自己去結束。」因為病情,他經歷一連串生理與心理上的折磨,首先是胡思亂想,然後便影響睡眠;睡眠差又影響腸胃,腸胃差再牽連到其他問題。「後來我嘗試從日常生活開始,一步一步去改變。從最基本的飲食開始,吃得清淡一點;然後調整睡眠習慣——睡前散步、做運動、喝牛奶、泡腳、聽音樂、看書,甚麼方法我都試過。我希望能找到那個『缺口』,衝破它。結果真的慢慢發現,壞是會循環的,但好也可以循環。當你處理好一件事,其他事情就會一點一點變好;心情也隨之影響,最終進入一個正面的循環,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他唯獨在音樂中能夠解放自己,創作中他能夠選擇所有的玩具,無需要妥協或者取捨。「我覺得創作最享受的,就是那份『自由』。有時候它未必需要取捨。如果我想讓一首歌同時擁有流行曲的旋律感和Hip-Hop的節奏感,我可以把它們混合在一起,不需要非此即彼。這正是我喜歡創作的地方:它沒有框架、沒有規限。創作裡頭真的甚麼都可以發生——喜歡三個音就三個音,四個音也行;想要高音、低音、轉音,全都可以。這樣的自由度讓我覺得非常過癮。此外,我也很享受靈感突然出現的那一刻。那種暢快和成就感,是其他事物給不了的。當你完成一首歌,並對它感到滿意時,那份『這是我的作品』的感覺,沒有其他事情可比擬的。因為它是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產物,是你親手創造出來的東西。最享受的,大概就是這樣的時刻。」談論創作,張天賦才有些打起精神來。「我也很喜歡從一個情境或一件小物件開始去發想。先用具體的東西去勾勒畫面,再慢慢延伸出情感。例如我寫〈時候不早〉這首歌,最初的靈感就是『朱古力太甜』這句,從那個畫面開始再去表達其他情緒和故事。又譬如我之前的〈小心碰頭〉,其實一開始是想寫聖誕節。因為那首是三拍歌,節奏上有點像舞會的律動,我想藉此表達一個人獨自過聖誕的孤獨感。所以我覺得,以節日作為題材去刻劃人與情緒之間的連結,應該會很有趣,也很有感染力。」 早幾年張天賦曾經說,如果自己沒有出道,他大概會在尖沙咀唱到六十歲。經過幾年社會磨練後,他只覺當初如果沒能夠以唱歌維生,大概還是不能堅持下去。「現實的壓力是真的存在,所以雖然我一直支持追夢,但同時也覺得,你一定要懂得平衡。」如今,出道第六年的他仍視自己處於成長途中,仍在努力實現夢想。「我還在過程中、在成長中,所以這段路還沒結束。我希望能夠一路走到退休的那一天,那時候才算真正達成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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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本地音樂場地MOM LIVEHOUSE:我們只盼能盡可能長久地堅持所信奉的事物

面對欠缺政策支持、場地租金壓力、營運成本上漲、觀眾習慣改變等問題,在香港經營Livehouse場地絕非易事,前車不只有Hidden Agenda;事實上比起在喧鬧中離場的Hidden Agenda,或者黯然熄燈的Music Zone,更多小型音樂場地更是在無聲無息淡出市場,Like tears in rain。在如此光景下,位於北角的MOM Livehouse逆水行舟,負責人Ruff如今已堅持近十年——從首隊登上MOM舞台的香港樂隊Lucid Express(舊名Thud)開始,MOM一直都是本地獨立音樂的重要基地之一。十年行舟,可不只單靠熱情二字。 text •yuiphoto •Oiyan Chan 介紹一下MOM的背景?最初為何會開一間Livehouse?  Ruff:MOM Livehouse始於2016年9月。在成為樂團演出場地之前,這裡曾是拉丁舞與社交舞的舞廳,這類舞蹈在八、九十年代曾風靡一時。進入2010年代後,這座商場如同香港許多老舊商場般,在商業層面逐漸過時。社交舞蹈亦早已退出時尚舞台,原有業務大幅萎縮。這為我們創造了契機,得以在2016年接手並改造空間,轉型為更適合樂團演出的場地。因此創立MOM的初衷,源於市場對小型平價場地的需求,以及這處空間的機緣巧合。儘管MOM livehouse即將迎來十周年,但我們多位技術人員參與音樂產業與樂團圈的資歷遠比這更為悠久。  近十年以來數算開過幾場騷?哪些是令你額外印象深刻的?  Ruff:我們由衷感謝多年來眾多主辦單位,將不同流派與國籍的樂團帶至我們這座樸實的場館。個人印象深刻的巡演樂團包括Yuck、Nothing、Japanese Breakfast、Motorama、Place to Bury Strangers、Japanese House、Cloud Nothings、Deerhoof…(這些演出皆屬MOM早期時期)。我們亦接待過眾多來自日本、中國、台灣,近期更有泰國樂團的演出。最後,我們同樣感謝所有曾在此演出的香港樂團,他們是本地音樂場景存續與發展的關鍵力量。我想強調的是,所有演出成就都歸功於歷屆及現任主辦方對本場地的信任與運用。要說哪場演出最難忘實屬不易,因為每場對我們而言都是獨特而重要的體驗。  當時中小型音樂場地的市場是怎麼樣的?  Ruff:場館與表演產業向來是各方艱難的領域,無論過去或現在皆然。如同許多其他行業,場館經營者、活動主辦方與樂團都必須面對財務困境及其他後勤問題。這使得推廣獨立音樂與非主流音樂,對許多相關方而言猶如逆水行舟。  中小型場地存在的必要?幾多場地才足夠?  Ruff:我們認為場館數量多寡——無論規模大小——僅是問題的一部分。因此難以斷言多少場館才算「足夠」。活動主辦方的數量、活躍在地樂團的數量、願意來港巡演的樂團數量,以及最重要的觀眾數量,同樣反映著音樂場景與產業的健康程度。  九展Music Zone結束後,當時中小型場地有過一段青黃不接的時期,當時擊退了許多搞手?  Ruff:我認為除了Music Zone的關閉外,香港樂壇多年來經歷了諸多動盪與困境。無論是場地經營者、活動策劃人或音樂人,在過去與現在都面臨著艱難挑戰,而 Music Zone的消失僅是眾多案例之一。尤其在近年經濟不穩與消費習慣轉變的環境下,生存空間日益艱難,導致場地與主辦方因財務風險而放棄經營。香港許多其他行業近年也面臨相同困境,但音樂產業的處境尤為嚴峻。  MOM比之其他場地,具備哪樣的特質?  Ruff:在我看來,無論規模大小,每個演出場地、每位主辦者、每支樂團,以及這個圈子裡每個參與者——無論重要與否——都擁有獨特的個性與掙扎,無論是機緣使然或主動選擇。我們只盼能盡可能長久地堅持所信奉的事物。  填充題,認為香港音樂場景欠缺____?   Ruff:與其說場景缺乏甚麼,場景最需要的其實是堅持。我們相信所有仍在參與場景與產業的人都在實踐這件事,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在未來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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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本地獨立音樂團體 ZENEGIST識你佳:不只是音樂狂熱分子,更是「音樂恐怖分子」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成立於2013年的識你佳,由一群愛好音樂的高登網友組成,目前主要成員有11位。從本身志同道合的小團體,到開設專頁、自發籌辦演出,再到後來發展到開網頁與discord,識你佳經歷了好幾個階段的演變——如今他們已經不僅是一個團體,更是一個社群;某層意義上,他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於香港堆疊音樂文化。非常同意有人形容,識你佳不只是音樂狂熱分子,更是「音樂恐怖分子」,因為他們對獨立音樂的熱情,不能單靠聆聽消化,而是需要透過各種形式,小至迷因大至演出,把他人感化至其信念世界當中。 text • yuiphoto courtesy of Zenegist 「其實我們的願望就是除了搞騷,更加想推多些人去聽音樂,讓整個音樂生態會更加好。就算一些音樂大家未聽過,但都會想有入場的機會,去嘗試聽一些新事物,這個是我們最想做的。」識你佳成員梅迪斯笑言,有時搞騷不過為了「自肥」,但也會盡量平衡收支。「識你佳這個團體比較特別,我們各有正職,也不靠搞騷賺錢,至少不是我們首要目標。因此我們搞騷的取態,更多是取決自己喜好。當然收支不均的情況一定有,但很難預計,我喜歡聽某些樂隊,但不代表香港有那麼多受眾。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你要做一個市場調查,不能只根據自己的口味,而是也要聽很多身邊的朋友有沒有聽過這名字,所以我們都很努力去建立一個community。」 自2017年籌辦第一場演出,識你佳如今已經經驗老到,是業內資深搞手之一。而作為搞手,識你佳如何定義中小型?梅迪斯會認為,中小型場地的定義主要取決於規模:「例如紅館這類大型場地可容納約二千人,對我們而言已屬大型。由於我們過往舉辦的演出多為知名度較低的樂隊或樂手,觀眾規模通常僅三位數,約一百至六百人,因此我們將這類歸為小型。若要明確定義,我認為容納一千人以下的場地即可稱為小型。」 然而場地當中亦再細分,因為某些場地不僅作演出用途,還會提供餐飲服務;也有些場地本質為體育館,需自行搭建音響與舞台——這些場地在他的定義中,都不歸類為Livehouse。除此以外,也尚有一些非正式的演出場地,因為未能得到牌照,只能夠以閉門方式進行。「其實我覺得目前小型場地算是足夠,但它是能否很容易被人接觸到,我又有所保留。譬如爵士樂場地,大眾或者能夠說得出翻騰、Coda這些場地的名字,但一些較為另類的音樂就不然。而政府場地如西九大盒,大多數時間都是政府項目優先使用,雖然任何單位都可以去接觸洽談,但通常這些場地都是早三四個月甚至一整個季度預定場地;然當時間一旦拉長,對於主辦來說有更多不確定因素。」 而籌辦一場外隊的音樂演出,事前準備亦都不少,包括與外隊溝通、擬定演出細節,還要申請簽證、為外隊安排住宿交通、處理票務等。其中預定演出場地是一項頭痛事,梅迪斯表示:「像現在人氣很高台灣樂隊Deca Joins,我們第一次邀請他們時,是連同落日飛車和午夜乒乓一同演出的。當時尚有TTN(This Town Needs),那個場地大概能容納五六百人,賣不完票可能入場都有三四百人;時隔幾年之後他們成名了,再來香港就已經要來到麥花臣開連續兩天,那個人數有十倍的上升。我們通常事前都會跟樂隊有一定的溝通,詢問他們對場地的要求,也會從音樂串流平台收集聽眾數據,然後再用這些數據來決定場地。比較新晉的,可能會放在類似MOM Livehouse這樣的兩百人或以下的場地;第二次來了,有一定的觀眾,我們可能就會幫他們找再大一點的場地,可能開到五六百人這樣,然後一步步地升上去。」 梅迪斯指,疫情後開始有不少新的主辦單位自發舉辦Liveshow,「譬如以前TTN還在的時候,明顯是會辦一些自己的樂隊或者band sound的音樂;Hidden Agenda就會有些post-rock、比較多元化的東西。但我近幾年觀察,如今這些音樂面向更多是來自主辦方,演出場地反而沒有一個很確定的定性。幾年來一些唱片店如infree Records、Desperate Records都會自己搞騷,此外也多了很多人嘗試在不同的場地搞活動,挺好玩的。」被問到香港indie scene還全缺甚麼,梅迪斯思考半秒後回答:「我會說是聽眾吧。雖然每年都有增多,而且他們的深度也不斷增加,就是會越發覺得越多、也聽得越來越深,但始終都還沒到一個很普遍或者很盛行的地步。」 他續說:「我會觀察到大陸和台灣,其實都已經有一些很平民化的走向,但是香港還沒有,所以我都是會說聽眾其實最重要。而個人來講,我會認為票價都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問題。明明是同一場演出,票價可以有很大落差,香港賣六百多、大陸賣一百多,有這樣的差異,作為觀眾的觀感或多或少會質疑定價的合理性。有時這些事情也很依賴主辦怎看市場,但我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現狀,變相是推高了觀眾聽音樂的門檻,更將高定價這件事日常化了,形成難以逆轉的常態。雖然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認為在紅館看一場演出都是六百多,那麼對indie artists給出相同價錢,也應該是合理的,因為他們也有相等的付出——但我不知道這些經濟支持,實質上有多少能夠被artists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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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VER|洪嘉豪 來回道路與球場 |LIVE TO RIDE,RIDE TO LIVE

幾年前的洪嘉豪,談吐間總隱隱透露出一種矛盾感與自卑感。雖然在樂壇的成績不俗,但在不同訪問中他都提到對歌藝與樣貌的不自信。事隔幾年,那種悲觀仍根植在他體內;幸好上天賜給他幽默的能力,足以在生活中撫慰自己、撫慰他人。近年除了音樂,駕駛與足球或許最能夠撫慰他,不過前者的快樂來自自己,後者的快樂來自群體。 有趣的是,來回道路與球場也恰似他目前的生活形態。有時他希望保留更多的自己,有時又希望與大家打成一片。今年嘉豪把這些生活感受凝聚在《Canvas》這張專輯,在畫布上繪出玩笑背後最真摯的圖畫。「專輯的封面照片,驟眼見以為是很多花瓣灑在頭上,但其實那是鉛筆屑。鉛筆屑的堆砌,象徵著你要用筆,要削筆。一邊用、一邊畫、一邊創作,它就有機會成為花瓣。」 text • yuidirection and styling  •Nacchi Maphotography • Max Chan Wangphotographer assistant  •Sammy Lomakeup  •Circle Chonghair  •Haysses Ip @ Private i Salonwatch • Blancpainwardrobe • Emporio Armani, Fendi and Paul Smithspecial thanks  •Volvo Cars Hong Kong 一套波牛哲學 洪嘉豪自小就是波牛,童年曾夢想成為足球員,最後選擇成為歌手。他笑言當年自己是速度型球員,負責衝鋒陷陣把球帶入龍門,曾擁有「屯門快槍手」的外號。去年年尾開始,他以明星身份穿上球靴,加入由一眾新生代藝人組成的球隊 FC3。足球這件事對於嘉豪來說很重要,它不僅是一項興趣或運動。嘉豪說,自己一位音樂人朋友因為重回球場,竟然重新感受到年輕的感覺。他常以踢波比喻人生,給身邊朋友來一記當頭棒喝:「未到 90 分鐘都要咬緊牙關」、「暫時落後一球也不要緊」……這些乍聽有些老套的足球哲學,卻都是困頓生活中的金石良言。「有時隊友下班後過來練波,練到累了想放棄,我都會提醒他們:足球明明是你最喜歡的事情,如果你連最喜歡的事都因為累而放棄,不去捍衛那份熱情,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是值得堅持的呢?在球場上練波、踢波的這兩三個小時,應該是你最投入、最珍惜的時間。」 成年後的嘉豪,如今不再選擇在球場上當速度型球員,而是轉型成為球隊的中場球員。「我覺得自己蠻適合踢中場。我本身不是一個很個人主義、表演慾很強的人,比較偏向用頭腦踢波。」中場就像是球場的中樞系統,需要不斷分析場上形勢。不過如今以明星身份踢波,比起以前在街場踢波,始終多了身份包袱。「雖然是『明星足球隊』,但其實我們的身份反而比一般人更『低』。坦白說,在球場上我們常遇到對手一些可能並非故意、卻容易導致受傷的動作,但我們往往更難出聲爭論,因為一旦開口,就容易被人看作是在吵架、耍特權。所以我們現在學會盡量避開衝突,懂得迴避危險。正因為我們是明星,有時反而會遭遇一些不友善的對待。記得哥哥(張國榮)以前上《今夜不設防》時,倪匡說過:藝人的身份比任何人都低,當你執意與人爭執,往往都是會『輸』的。不是輸掉那場爭執,而是輸掉器量與名譽。當然這些經歷,另一方面也磨練了 EQ。」 在香港做明星 球場以外,「明星」二字也是一個閃亮亮又沉甸甸的包袱,讓他對自己的身份有許多反思。早幾個月前他到日本公幹,在外地以「香港明星」的角色踏上舞台,他忽然覺得以往過於輕視自己的形象。「在日本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站出來,心裡很清楚:我是香港的明星,我代表著香港的演藝圈。在那個沒人認識我的地方,我要靚仔、我要『chok』,讓經過的路人都覺得——哇,這個人挺不錯的。那次去日本工作,我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但回過頭來想,在香港工作的時候,我似乎很久沒有這種感受。」出名疼錫院友的嘉豪,常常在台下與粉絲打成一片。「我覺得現在任何一位所謂的香港明星,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感基本上已經消失了。社交媒體把大家拉得很近,見面也容易,表達自我的渠道也變多。這種距離的拉近,有時候反而讓我有點害羞。」嘉豪形容,每當穿著一身漂亮衣服出席活動,面對粉絲總有些心虛,總覺得這不是粉絲眼中那個自己。「原來在香港,我做不到那種『明星感』。所以日本那次旅程,讓我反思了很多。其實我在香港也應該要有那種心態——我要記住自己是一個明星,哪怕環境不同。」 但嘉豪強調,自己不是要與粉絲製造距離感,事實上這件事在現今網路時代也並不實際。「以前黃家駒住在蘇屋邨,就算成名之後,他還是可以一個人住在那裡,沒有多少人知道。因為他的鄰居不會上網說『哇,我見到黃家駒』。」但時代不同了,無關嘉豪的個人意願,只要他走到街上,他的生活也會在網路上被分享。他尤其介意有些懷有惡意、非粉絲的人士,刻意公布自己住在哪裡、出沒在哪裡。嘉豪直言,自今年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很討厭自己犧牲了這麼多的自由。他還因此寫了〈被害妄想〉,記錄那段長期不安、覺得沒有人會對自己友善的日子。「但近期不知為什麼,我好像放開了。我發現原來可以選擇犧牲,也可以選擇不犧牲。如果某一刻我想保持距離,我就連被人見到的機會都不給,只在工作時出門。比如所謂的宣傳期——你在宣傳什麼、唱片在表達什麼、歌曲是什麼風格、那段時間的形象如何——要配合那段時間的 mood,吻合那一刻的心情。」嘉豪指自己已漸漸能抓到平衡:「我明白,現在的生活很難奢求像以前那樣,也不會去怪責為什麼外出吃飯時會被人注視。其實這不算騷擾,你可以換個心態:我很開心見到你們,跟你們聊幾句也可以。現在我的內心能夠自我平衡。」 引而為傲的歌 出道七年,嘉豪今年推出迷你專輯《Canvas》。介紹文案是這樣寫的——這張收錄 6 首歌的迷你專輯,全曲皆由嘉豪親自作曲,其中 4 首更一手包辦詞曲,堪稱他參與度最高、最完整呈現自我風格的一次製作。短短幾句介紹說來簡單,但要一間國際唱片公司放手交托歌手本人製作專輯,卻不是容易的事情。嘉豪坦言,這是以往七年的努力漸漸贏取回來的事物,那些成績與經驗,都化為今天的相互信任。「這張專輯的壓力相對較小——當然壓力還是有——就是你要去面對、要承擔風險:當你做一些很自我、比較偏鋒的音樂,歌詞內容可能難懂一點、深奧一點,或者偏激一點的時候,受眾自然會相對沒那麼大眾。你要承受這一點。」 而他也乘著《Canvas》「自肥」,嘗試了自己一直以來想嘗試的風格,創作了〈閃光〉和〈畜生〉這兩首歌曲。「我覺得在我的音樂生涯裡,一定要有這兩首歌出現過,我才無憾。」為何無憾?居然是與嘉豪的偶像有關。「我最大的偶像是椎名林檎,最喜歡是她的樂隊東京事變,自大學時期開始他們便是我的音樂啟蒙。我的人生的遺憾是至今仍未看過他們的現場演出,而他們現在已經解散了。我以前常常幻想能夠組一隊東京事變般的樂隊,而現在有幸成為歌手,又有機會造歌,一定要創作這種音樂。我真的很 proud of 自己有這兩首歌,非常 proud。」 出身演藝學院的聲音設計科,寫歌作曲當然難不倒嘉豪;至於填詞,嘉豪也早於《Le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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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手#4》專訪|魏浚笙 南沙良 車仔麵與拉麵

每個地方平民美食,往往是當地的文化縮影。如車仔麵,是香港人草根靈活的生存哲學——街頭木頭車起家,廉價食材自由配搭,濃醬快煮,從豬皮蘿蔔到龍蝦鮑魚皆可入碗,折射出港人務實、混搭、適應力強的一面。而日本的拉麵,則是匠人精神的極致追求——湯底熬製數十小時,麵條粗細、叉燒炙燒皆成體系,每間名店堅守獨門「配方」,反映日本對專業、深度與儀式感的執著。 由香港演員魏浚笙(Jeffrey)與日本新生代演員南沙良主演的《殺手#4》,便是一場車仔麵與拉麵的文化交融。這部電影在製作層面也體現了兩地截然不同的創作哲學:香港團隊的靈活即興,遇上日本團隊的精準規劃;即興爆發的表演節奏,碰撞事先精密計算的武打設計。當「自由配搭」的港式節奏,遇上「一生懸命」的日式美學,到底會有哪樣的火花? text yuiphoto OiyanChanvenue The Black Hall 如何準備《殺手#4》的角色?有否參考或受到其他影視角色啟發? 南沙良:最初收到劇本首稿的時候,其日文翻譯不太清晰,因此內容相當難以理解。在難以理解的情況下,我必須思考該說些甚麼、如何自行詮釋,這個過程遇上很大困難。 Jeffrey:首先很開心得到這次試鏡機會,其實我整個過程合共經歷了三次試鏡才得到角色。當知道得到「4號」這個角色後,我一開始給自己的功課就是調整身型,因為我覺得殺手予人的感覺應該是要身手敏捷,所以當時便開始鍛鍊和減重。好一段時間我保持每天運動,早上做Cardio,晚上則不停做Gym,也吃得特別清淡。所以當時體脂很低,體重也由大概74kg減到66kg。至於內在層面的準備,也有特意去看些殺手題材的電影,不過令我獲益良多反而是看《教父》。白蘭度演教父的時候常常會展現出一種很低沉的眼神,令我明白到原來不需要凶神惡煞也可以呈現出角色的威脅性。今次「4號」這個角色令我可以有機會展現認真沉穩的一面,與我以往的角色很不一樣,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Jeffrey首度擔正,有感到壓力嗎?如何設想「4號」這個角色? Jeffrey:感覺緊張是有的,但我也很高興可以呈現自己不同的一面。其實我沒有特別大壓力,演主角或者非主角都好,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課。至於關於「4號」,我覺得殺手不會是那種凶神惡煞的樣子。如果一個殺手能夠被一眼看穿身份,那就很失敗了——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所以我作為一個殺手,也不會刻意去處理這個角色,或許需要在角色裡放入一些東西,但不會特意做些什麼來顯得自己很神秘。因為我覺得,殺手也是一個人,只不過他把自己心底的那份善良抹去了。當他執行任務、必須殺人的時候,他就暫時把那份善良關閉,去完成這件事。否則,如果有太多情感牽連,就會影響他下手。所以對我來說,殺手就是這樣:他會隱藏自己的情感,去做任何必須做的事。 電影中的動作場面,事前進行過哪些訓練? Jeffrey:這次電影的打鬥訓練大概歷時半年至八個月,而拍攝團隊也事前準備得很好,他們事先拍攝了四至五場主要場口的動作示範,我們依照著影片不斷練習,所以對於一開始需要做哪些動作是很清晰的。正式訓練的時候,我們也大概都知道怎樣打、怎樣去配合角度,拍攝時很快便進入狀態。 南沙良:我需要拍攝的動作場面並不多,實際上也如Jeffrey所說,按照戲中的動作來練習,進入拍攝現場就是做跟練習一樣的事。 南沙良在這部電影中最大的挑戰是甚麼?與以往拍電影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南沙良:首先是動作方面,這是我第一次嘗試拍動作戲;其二是角色方面,我所出演的角色星野雲是一個很天真、很可愛的女孩,與我以往出演的角色類型有很大分別,因此也是一個挑戰。出演星野雲之前,我跟導演有過一些角色上的討論,了解到雲是很有主見的,但同時卻很有童心。我在準備前是一邊讀劇本,一邊在紙上整理重點,大概是寫下每一幕感情該演到甚麼程度,或者戲劇張力該如何掌握吧。因為劇本本身比較難理解,所以會自己再整理一遍。 香港與日本兩部分別花了多少時間拍攝?有過哪些難忘事? Jeffrey:在香港拍攝的場口其實不多,大概就是幾組戲便完成了;日本部分就大概拍了一個半至兩個月時間。要說兩地文化差異,就是香港工作團隊做事很快速、很靈活,在現場常常會有些變動。而日本人則比較會按部就班地做事,按著事先準備好的計劃去進行,如果要臨時加插一些新的安排,可能會顯得有些手忙腳亂。我覺得兩地文化各有好處,日本人處理所有事情都很精密,每一個場次的設定、道具全部都是事先準備好,一切都很準確。只是有時候他們會怕那些臨時加插的事物,會不夠盡善盡美罷了。 南沙良:確實如此,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感受到香港團隊做事非常迅速,而日本的準備工作非常細緻、充分,但確實相對之下準備時間很長。因為今次也是我第一次隨外國劇組工作,所以第一次切身地意識到,原來日本人確實很喜歡按照制定好的規矩工作,不太喜歡有變化。 港日合拍的創作環境有什麼差異與火花?兩位在現場如何克服語言、文化交流障礙? Jeffrey:如果談論細節和劇本,一定需要翻譯人員幫忙;但平時開玩笑就用一點英語去溝通。說來對戲我們倒是完全沒有語言上的問題,默契極佳,從來沒有一次因為語言不通而NG。我覺得這是很神奇的事情,因為日文有時很長,廣東話則很短,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彼此甚麼時候說完。但彼此好像都有一種莫名的化學作用,就是知道大家何時講完對白。 Jeffrey更與幾位日本電影前輩有對手戲,對前輩有哪些觀察與學習? Jeffrey:我覺得每一位演員準備都很充足,基本上大家都做足了功課,一進入角色就已經在狀態中。但說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竹中直人前輩。他在其中一幕有一段很長的對白,一開始他只是正常地說,說著說著——他居然唱了出來。後來才知道,這是他自己創作的方法,劇本裡其實沒有要求他用唱的。我覺得前輩在構建角色以及他營造出的氛圍,真的讓人覺得很厲害,甚至該說,完全就是組織大哥的感覺。我會覺得,他這樣的呈現方式真的很厲害,讓我相當震撼。 最難忘的一場戲? Jeffrey:我最深刻的,應該是「紙鎮」那場戲,那是我倒數第二場拍攝的戲。當中有個鏡頭是一鏡到底的,我要一個打八個,用一種U字形的走位去打。我覺得,那場戲無論是和各個單位的配合,所有細節、所有時機的掌握,都必須做到完美才行。因為我們是在拍慢動作,所以每一步都必須非常精準。不過那個鏡頭我們大約拍了三個小時,比導演預想的五六個小時快,所以這樣看來,還算蠻順利的。 南沙良:其實與Boss(編按:童星森優理斗飾演的角色)的每場對手戲,都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在塑造雲這個角色時,與Boss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當中與Boss最後的道別場面,更令我印象深刻。 Jeffrey戲中形象被觀眾指似陳冠希,有哪些想法? Jeffrey:其實打從出道開始,就一直有些類似的議論。但我自己是不去理會的,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我現在只想重新專注在演戲,或是其他技能上。只要能呈現出自己不同的一面給大家看,我就會很開心。至於說像誰呢——我不會去理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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