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香港就已經有拉糖的蹤跡，指甲般大的小顆粒，裡面藏了瓣三葉草，已覺神乎其技。事隔多年，冷不防遇上人手製造的拉糖裡寫了個「囍」字，甚至是「百年好合」。本地品牌Hey Candy負責人之一Manie，在嚐了千百糖果，也詢問過來來往往的吃糖人後，調配了大多香港人偏好的甜度，也在顆粒中注入本地的風光和日常。未見疲憊盡頭但仍埋首材料中，只因深信，人皆愛甜。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香港有種香港甜日本有金平糖、澳洲有鳥結糖，連鄰近的澳門也有花生糖。「香港終於有手信」，到底是否適用於香港糖果界，答案似乎是明顯的。除了沒有具代表性的糖果，Manie還提到大多人對糖果的思維都有個不自知的框框：「黃色一定是檸檬味，橙色一定是橙味，但其實糖不需要是這樣的。它可以包含個人化的設計和訊息，巨型到30cm也可以，可以玩樂和挑戰的空間很多。」類似的定型，她理解為一種長年的潛移默化，廠方用機器大量生產，也懶得計劃新設計，於是只按著既有的色彩連繫繼續直線行走。要在這樣厚實的思想開闢個破洞，同樣需時。 她和甜有點淵源，在學時期在雪糕店做了七年兼職，也做過糖水店。本來在英國唸設計的Manie，回港後認識了糖果師Jeffi，二人決定創立首個香港自家的拉糖品牌Hey Candy。本來正職負責籌辦活動的她，留意到品牌活動裡對小禮物的需求，而無論是兒童或美妝活動，也不時選用糖果作禮物。但眼見被選用的，不是大眾老朋友能得利，便是欠缺設計的可樂糖，最多是在包裝袋上黏個品牌貼紙。對比下，拉糖貼心得多，可以是品牌的商標，亦可是準新人的名字簡稱。而比外國拉糖更獨特的，是除了廿六個英文字母外，團隊還堅持著糖裡的必定是繁體字：「聖誕快樂的『樂』也是繁體！它非常複雜，而香港人的要求也高，歪一點也會皺眉，但堅持著做繁體字這回事絕對有意思。」到底，要求高的香港人，對糖果有著怎樣的要求和喜好呢？經過多年的研究，Manie會概括為兩方面：款式和味道。前者要應節，後者要少甜、多水果味，像荔枝、西瓜，而不是外國很流行的草莓味。品牌調配的西瓜口味，跟舊日那種吹波糖西瓜糖很相像，只要是土生土長的也許都會吃過。 粒粒皆辛苦於是，他們花了三個月鑽研味道，購入原材料，接著要煮糖反覆試味，再在各方獲取意見，務求設計貼近本地味蕾的模樣。拉糖的過程非常勞累，最花體力的是在掛在牆上的鈎上拉糖，出盡四肢之力為糖膏增添空氣感，然後在冷熱工作桌之間處理各個步驟，不能過份熔解或冷卻。「其中砌圖案和拉糖是最刺激的，因為偶然分神就會拼錯字，把糖拉出來才發現就很崩潰，而假若切糖時跟刀沒好好溝通，也有機會失敗。所以無論溫度、速度，以及和團隊的合作性也必須齊備。」她形容過程有點像做捲物壽司，先處理最中央的部分，再慢慢往外延伸，但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是做糖沒回頭的餘地，單是內部的糖條在凍檯放太久，裹上糖皮後就已經無法拉動。一板糖做三小時，因為是人手生產，於是要更加用心謹慎。 因本地之名香港品牌之名像把雙面刃，由工廠轉為實體店的過程，她也聽過充滿落差的聲音。「很多大商場不喜歡我們，本來打算選址尖沙咀，自以為外觀上應該也挺好看。怎料對方會因為我們是本地品牌而拒絕合作，甚至鼓勵我們到海外走一趟再回來，但這樣根本不是支持本地作品。」後來品牌成熟了，加上會主動與機構自薦，例如源於設計人對M+的期待，便聯絡問能否為他們製作放置於接待處的獨立包裝糖果。和大型機構和高級品牌合作，這幾年她真切地體會到，香港人明顯地更支持本地出品，特別是個人化的，更是刺中他們的紅心。「以前送金莎才有型，現在過年送藍罐不如送本地曲奇，給喜歡打麻雀的老人家送個發字的糖會更開心。」 要吃甜，現在太多選擇了，賣馬卡龍的不難找，不少藝人也開了曲奇餅店，但專門賣糖、造糖的，實在少之又少：「單一產品確是難做，有人會問我們有沒有曲奇，以為品牌主打甜食。但糖就是糖，是專門的事。」儘管在鼓吹減糖的風潮裡，Manie相信不吃甜只是口裡說不的體現，若然有比較，仍會選擇少甜又美觀的糖果：「你也吃叉燒，也喝珍珠奶茶吧，真的要那麼沒趣乏味嗎？吃一點吧，一點甜就夠了。」 STEP 1 / 煮糖後把糖倒在凍檯上調色 STEP 2 / 在鈎上拉糖，增加糖的空氣感，令口感更鬆脆 STEP 3 / 砌字或圖案是最困難的部分，團隊需分工完成 STEP 4 / 為糖包裹上糖皮 STEP 5 / 拉成幼條，需注意力度要均勻，否則影響圖案 STEP 6 / 把糖條切為粒狀，在包裝前再次檢查

「一二三，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聽到這句話，你可有回憶翻滾？物質不豐裕的舊時代，孩子們最大娛樂就是齊玩集體遊戲，或互相分享甜點零食，體驗群體生活的樂趣。惟步入數碼世代，手持電子器材的「低頭族」處處，人際溝通及相處模式偏向虛擬，也漸見疏離。 隨Netflix新劇《魷魚遊戲》熱爆全球，傳統民間遊戲重獲大眾關注，劇中源自韓國的戳椪糖（Dalgona, 달고나）更格外受歡迎。太子「MOONTONE Cafe」老闆娘Kinki Lam跟夥伴於店內推出「椪糖餅」遊戲，讓大家可跟主角成奇勳（李政宰飾）挑戰戳糖餅，亦可藉「玩樂結合飲食」的活動，與人連結，共享快樂。 text．Ko Cheungphoto．Bowy Chanspecial thank．Moontone Café & Kinki Lam 飲食可以治癒心靈咖啡文化流行，市民均喜愛到訪太子及深水埗Café，嘆啡、打卡、品味生活。從長洲人氣店「長洲角酪」分支、落址太子砵蘭街的MOONTONE Cafe，以PANTONE調色板為主題，加上環境寬敞、格局舒適、食品精緻，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人氣之選。 「我和夥伴相信飲食不只滿足胃口，也可治癒人的精神和心靈，並構思了口號『What is your color today？』，希望以店舖作為交流空間，為大眾供應食物之外，亦引進不同趣味性的活動，增加人與人的互動。」Kinki笑言理念多少啟發自其背景，「我曾經做過劇場演員和新聞媒體，明白香港忙碌的生活及工作節奏，多麼消耗一個人的心力，也使大家對環境敏感度降低、五感變遲鈍，吃喝無心機，玩樂欠心情。當我轉型做飲食後，就想善用Cafe的氣氛、食物的顏色，幫助顧客放鬆心神，也想花點心思，營造玩味。」 鬥智的室內遊戲《魷魚遊戲》故事講述456名債台高築的韓國邊緣人接獲神秘邀請，參加一場殘酷至極的求生考驗，眾人需要通過一系列民間兒童遊戲 ，爭奪總數共 456 億韓圓的獎金，否則會喪命收場。「以傳統遊戲融入當代情況，探討人性固然有趣，同時也想參加者Be a kid，重啟感官的敏銳度，帶著好奇心去探索不同動作、聲音及空間等，建立跟外界以至個人內心的連繫。」 故此Kinki想將《魷魚遊戲》元素引進店中，椪糖是韓國傳統小食，玩家收到印上傘形、三角形或星形圖案的椪糖後，必須手握幼細的針將圖案完整挑出、沒有崩裂，才算過關。劇中，成奇勳收到印有雨傘圖案的椪糖，為之大驚，皆因傘型圖案細節複雜，戳的過程中很易碎裂，即使只崩了小角，都隨時會被爆頭慘死，情急之下，他突發奇想以「大舔特舔」的方法，於限時內融化椪糖再取出圖案，用妙計闖關成功。 別小看椪糖的功夫Kinki參考了很多韓國師傅的製作影片，「他們三扒兩撥完成一塊，但我們試做，由磅糖、熔化、攬拌到印模，每部分都發現很多技術問題。例如他們落200克砂糖去煲，但我們發現好易黐煲底，改用60至70克份量，分次處理；他們以火槍烘熱、熔糖，我們不熟手，廚房環境亦危險，又改用電磁爐，或電陶爐。」 Kinki解說，「還要注意攪拌用的匙羹，韓國款較長，香港較短，後者易受熱，要小心辣傷；壓印糖漿不能分心，力度不均，成不了圓滿的餅印；直接用牛油紙隔手印，又易燙傷，記得用鏟隔著印，也可給鏟上油，以便脫模；香港濕度比韓國高，椪糖接觸空氣後好快變黏和不脆，加上製作花時間，1套3塊平均約需15分鐘製作，我們每天只可限量供應約5至10份，供客人體驗。」 窮人甜食變潮物「困難」正是吸引導演黃東赫於《魷魚遊戲》加入椪糖的原因。六十年代，戰後的韓國經濟低迷，民眾買不起冰淇淋及巧克力等甜食，開始用較便宜的砂糖燒製成帶焦糖香的椪糖，小販亦會於學校附近擺攤，讓學生買來當零食。為提高銷售又給孩子獎勵，小販參考雪條棒上印有「再來一支」的標記，給完整分離圖案的孩子免費送贈一塊全新的椪糖。童年時的黃東赫，也體會過百般嘗試、渴望勝利的心情，他會利用舌頭把圖案舔濕以取下，或用加熱過的針去刺圖案等。這些「奮鬥」回憶，促使他於《魷魚遊戲》加入這玩意。 多得《魷魚遊戲》重新引介，讓大眾從戲裡戲外的點滴，知道戳椪糖遊戲，考的是細心和技巧，絕非隨機的運氣，重新認識這種傳統食品遊戲的奧妙。 戳椪糖的魅力多厲害？訪問時，隔籬檯兩位小學女生顧客竟也駐足觀看，並主動表示他們已看完劇集，認為這個傳統遊戲非常刺激又好玩，並想要加入挑戰！最後，兩位妹妹亦完成任務，各挑出一個完整圖案。「看到人們放下手提電話，跟親朋有講有笑地玩遊戲，是我最期待的開心畫面。」Kinki笑說。 STEP 1 / 磅糖，再倒進小鐵兜 STEP 2 / 以電磁爐加熱白砂糖，約600至700度 STEP 3 / 白砂糖煮至融化，期間用匙羹將之攪拌，直至焦糖化 STEP 4 / 焦糖化後，加入1克梳打粉，攪拌至淺啡色。避免過量，產生氣泡，影響外觀 STEP 5 / 將椪糖漿倒在牛油紙上，平均分作三份 STEP 6 /…

香港地「喜歡做Zine的人」與 「喜歡看Zine的人」為數不算少，但聚合點或較分散。受出版、推廣、宣傳及發佈等情況影響，前者多數靠一己之力宣發作品，後者又不易於大型書局及便利店找到心頭好。雙方往往只可經創意小店、獨立書店、不定期的書節及市集等相遇。 出於「愛Zine及眾」的心，設計師Forrest Lau及獨立出版人Beatrix Pang 於2017年共同創辦推廣香港小誌文化的團體「ZINE COOP」，善用網絡平台聯繫本地不同Zine作者與讀者，每季度又參與在地或海外的藝術書展，亦嘗試印刷及發行《ZINE COOP PAPER》，拉闊大眾對Zine的認知及推動發展。 text．Ko Cheung photo．Bowy Chan 從何時起與Zine結緣？何以成立ZINE COOP？Beatrix　於外國讀書時，初接觸Zine文化，對其傾向個人化表述、獨立出版及議題多元的特質感興趣。回港後，開始發掘哪裡有Zine，最初常到銅鑼灣時代廣場的Tower Records（已結業）尋實；後來喜歡DIY創作或出版，又參加YMCArts港青「新鮮獨立fanzine小型誌」展覽及「自發作」工作坊等。期間，結識志同道合的Forrest，又合辦ZINE COOP跟同好分享Zine文化。 Forrest　2015年，我動手創作第一本個人Zine《薄簿仔》，2017年，跟Beatrix開展ZINE COOP。原因單純，就是本身喜歡Zine文化提供主流以外的空間，予人發表較小眾、自我、獨立的受想，呈現模式也見創意與想像力。惟創製過程中，發覺「各有各做，各有各睇」，有點孤單與分散，於是想主動透過ZINE COOP與人溝通。 ZINE COOP有何推廣的宗旨或目標？Beatrix　坦白說，無具體的推廣期表。ZINE COOP是自負盈虧的組織，我、Forrest和其他成員（早期有三三及楊仔，如今則有其他人加入）都是抽取公餘時間參與，不想給大家添壓力。畢竟Zine講求隨心和自發，參與者於「興趣」以外，更需要「強烈的熱情」，不想被規範和責任磨蝕心神，減低動力。若要談原則及方法，頂多是以 「香港」為核心，但凡跟「Made by / for / in HK」的Zine，無論是本地人或外國人做，我們都會關注。還有形式不限，線上平台恆常介紹，線下藝術展、書節及展覽等，都值得嘗試。尤其疫情影響，社會變化多，需多動腦筋和心思。像無法到海外交流，我們首次申請藝發局資助，希望爭取資源開拓新項目；以前曾跟「藝術在醫院」或各大院校合辦工作坊，連結更多層面的社群。我們相信教育很重要，愈多界別及年齡層接觸Zine，可以開拓更多想像、話題及設計模式，使Zine氣候更成熟。 Forrest　Zine自由又自主，創作者或讀者可按興趣探索所需。推廣上，我們看重創意交流的過程與火花，遠多於成效或數字。譬如2017至2019年仍可隨意出行，我最愛帶著香港Zine遊歷不同城市，也觀摩當地的Zine作品及點子。另外，我喜歡參與各類工作，如前陣子就教智障人士做Zine。別以為創作只限文青，其實每個人都有想象和設計能力，像有些智障人士專注力強、有些想象力高，或有些手藝好，每本Zine最終各顯個性與美學，彰顯「人人可做Zine」的核心價值。 好奇香港Zine有何特質？有否特別難忘的推廣例子？Beatrix　Zine通常關注次文化，主題廣及性與性別、歌影視到社運等，方向又隨時代變遷。早年香港不少工會及組織印製資訊性較重的書仔、期刊，算是Zine雛型；八十年代，「黑鳥樂隊」郭達年曾出版獨立刊物《黑鳥通訊》，將無政府主義和音樂觀點糅合，屬較早實踐西方小誌文化的先行者之一。近年因雨傘及反修例社運，更多年輕人關注時局，印刷及出版技藝又普及化，運動期間就湧現Zine創意高峰。當時我和Forrest趕緊以「自由之書」（Freedom-Hi）企劃作紀錄，從初期只落Index到後來盡量收集百本小誌的封面、封底、雙開頁面，按月為時間線展示變化。同時，亦推出「BURNING IXXUES」國際企劃，延伸關心同期於加泰隆尼亞、泰國等地的社運狀況及Zine作品。因為Zine不只為消閑，也是歷史與時代的人文側寫，捕捉主流以外的面貌及聲音。 怎樣可以更好地推動Zine或獨立出版？Forrest　最開心看到部分Zine作品後來又獲南韓及德國同好欣賞，引進兩地參與Zine展覽，這很美好。Zine並非從眾的刊物，傾向探討次文化或屬Fan Zine，人們會按各自喜好去創作或選讀，既難一言蔽之地定義「Zine是甚麼」或「群族中有誰」等，推廣上亦多了挑戰。但「無法定義、不必定義」正是Zine的價值所在吧？所以愈多人參與也愈好，特別ZINE COOP只靠我們幾個人、幾雙手，時間亦不足，有時即使多想完善地管理及發佈，亦難免有其局限。假如每個人可從自己開始，主動地整理資料、圖像和數據，一起連繫相關單位，合力於線上線下互動，或可促進Zine的流動，透過一個又一個的點，連結出無邊界的Zine網絡。

孔版印刷（Risograph），是單色疊印的印刷技術，原理類似網版印刷，使油墨穿透模版而印刷在紙張上。憑著獨特的色調，以及印刷過程有機會出現的些微偏差，此技術近年成為印刷界的寵兒，主打孔版印刷的翻滾出版（flip & roll press）也成為冒起的一員。對於那些小偏差，主理人Keith和Jade不曾視為浪費或失敗品，皆因每張印刷品都值得被好好珍重。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受訪者提供 在當平面設計師的時期，已覺得香港印刷沉悶？ Keith　一方面悶，另一方面是比較粗糙。我曾在印刷廠工作，發現裡面有很多掣肘，本來想做正方形，最後做出來是梯形，幾乎每次都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其實設計師和製作部確是需要緊密溝通，對比鄰近的日本和台灣，香港的印量也許相對少、較花時間，計算成本效益下就不會花太多心思，不如印點量多而質素要求不太高的。觀察到如此風氣，於是在行業裡做了兩、三年後，就決定自己做。回想我和Jade在唸書時，已經嘗試很多奇怪的美術，確是為梯形而做梯形的成品！ Jade　畢業後真正成為行內人，面對種種真實的局限，我倒不能直奔印刷廠叫師傅印色要準確點吧？小型的印刷團隊如我們，在參與和控制上會更理想。我們的初衷沒有偏向做生意，純粹是滿足自己的印刷欲望。把稿件印為實物，同時控制在自己預想的質素之內，做到就很滿足。 Keith　紙品或印刷都應該被珍而重之，我們把製作視為創作的一部分，印一百本書，我們可以每本的釘裝都不同，或是印到中途把機器暫停，換別的印法，有可以改變的空間。 孔版印刷令你們著迷的原因是甚麼？ Jade　我們用的印刷機是單色機，每次只能印一種顏色，於是要把顏色拆開再重組。假設我們計劃先印黃色，後印藍色，把次序倒轉也許會有意外效果。這些意外很吸引，把黑換成啡，原來整個效果會暖和得多，這是後製也難以模仿的實在感。紙質也很吸引，我堅持要看實物，墨水的反光位是實物才看得見。曾經和攝影師陳傑合作，試了不同紙質的效果，一套十二張、每張不同玩法，因為是風景相，反而有種唯美的夢幻感。 Keith　創作的意外很重要，傳統印刷印一百張也沒太大分別，我們則是每張都有意外，而每次意外都能刺激靈感。我們每個企劃都會訂立目標，最近和《二次人生》導演何力恒合作，負責電影展覽的相片印刷，那印刷品便要精準、要像藝術品。另外也試過挑戰印在色紙上，或是以兩色或三色印刷，試試能否在非四色印刷下，創造出全新氣氛。 除了移位，孔版印刷會出現甚麼意外？ Keith　有些紋理很重的紙，會出現吸墨不平均的情況，或是坑紋太深，有些位置甚至完全吸不到墨水。太薄的紙也會出意外，我們印過兩次月宮殿紙，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失敗了，後來發現是轉了配方。如果用四色印刷印一百張而言，以超級精準對位為目標，成功率是十至二十張。 Jade　但在我眼中，並不代表餘下的八十多張不好看，我們稱之為defect，那些的獨特之處也值得被欣賞。 對比內容，你覺得印刷技術有多影響閱讀過程？ Keith　60、70分吧，捧起zine的第一感覺是重要的，假如作品的外形很體面，也自然想拿起來細看，這動作基本上已注定作品的生死。有些作品釘裝得歪歪斜斜，印刷顏色又不太乾淨，實在抗拒拿到手上。 Jade　我是一半半的，我曾多次遇到內容優秀，但印刷糟透的兩難情況，要否付錢確是掙扎良久。但又曾試過有些raw得就如獨立樂隊，用紙皮、用鐵線捲，我覺得非常棒呢！外表必須與內容相襯，不能為奇怪而奇怪，專輯封套也要和歌曲配搭才行。我們是唸設計出身的人，最終極的目的也需要為人設想。人手的處理如果能讓作品的價值提高，是因為難度同樣增加，如果你對印刷有要求，理應印刷的每一環都要有要求。但部分人並不熟悉印刷，或是要求沒那麼高，選擇便宜的也是個人選擇，我覺得不能強求。 部分大機構的紙本都撐不住，同時又多了獨立的zine，你們怎樣看這風氣呢？ Keith　我聽過一個台灣來的說法，說沉甸甸的書較難做，輕巧的較好賣。原因是厚書成本高，如果拆開十書反而則暢銷。舉例可以先出一個章節，先試試水溫，投資和風險毋需那麼大，成功後再印。出zine的門檻沒那麼高，釘兩口釘就成了書。 Jade　但我相信傳統書有它存在的原因，拆開推出的情況我覺得是世界性，也不限於印刷品。以音樂為例，單曲一首一首出，但不代表大碟沒意義。一本書有鋪排，也有價值，而薄薄的zine輕鬆入口，就如同派單曲當然比派大碟但其實主打一、兩首歌容易吧。當下的zine雖然外形很亮麗、對美學追求很高，但追溯zine的歷史，它和社會運動有關，本身就是一種發聲的工具和意識形態。外形可以不重要，只需要大量印刷，到處派發。社會運動令人有更多想法，或是社會改變，人們的腦中有更多翻湧，大眾發現原來自己也有發聲的通道，所以會冒起得愈來愈快。

相機曾經非常巨型，甚至是只有貴族才能擁有，後來柯達出了部相機叫Brownie，體積細小，它出現後就人人都可以拍照。如此鼓舞的歷史，孕育了香港的出版社brownie publishing，主打攝影和藝術刊物，背後由攝影愛好者鍾卓玲（Ling）一人負責。因為幾乎是虧本經營，只可依靠多份兼職的收入作補貼：「像Brownie相機一樣，我想將攝影和藝術普及化，令大家都可以參與，也找到樂趣。」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受訪者提供 以往在出版社負責怎樣的工作？曾經在出版社當編輯，為專欄作家修飾文章。離職後我開辦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偏大眾化的書，慢慢摸索行業運作，如何和印刷和發行洽談等等。後來成熟了，就做自己喜歡的書，雜務、會計、搬運也要自己做，一直都是摸石過河。我整輩子都算順利，遇過的大挫折嗎？書賣得不好算是挫折嗎？如果有困難，解決它就好。 現在的出版流程是怎樣的？首先是我負責物色攝影師，或是他們自行叩門，接著會商討細節。有的只有雛型，便要待照片和文字都齊全，才開始編輯和設計的工作，後來便是出版和發行的步驟。早一、兩年我會集中網上推廣，但近期網上下廣告的效果欠佳，於是轉移到線下去，舉辦例如發布會、相展，甚至導賞團的活動。 由大眾化的書轉做攝影書及藝術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以前一本書很容易賣到二千本，現在出藝術書，能賣五十本已經要拍手。固然現在沒以前那麼多人買書，事實上藝術書也確是小眾。現在市場很兩極，一方是風格很raw、很便宜，讀者不一定興趣滿滿，但因為便宜，所以不妨買本。另一方是造工很精緻，也賣很貴，那種在中間的，即是我們在傳統書局常見的，基本上必死無疑。當下印刷品很著重設計，所以我們也投放不少心力。沒說好不好，社會不停變化，只看你能否乘著風氣，還是被變化淘汰。 選擇主打攝影書，是因為你也愛看攝影書？我喜歡看小說，但主打小說的出版社已經很多，我不認為自己夠競爭力。主打攝影書，是因為市場沒甚麼人做，並非指我會因此而有錢賺，而是有些人你必須替他們做。很多攝影師右腦發達，但無法處理出書的零碎事項，需要有個協助的角色。近年市道差，愈來愈少人出版攝影書，所以我更加要做下去。 藝術家可以自行出版，在這樣的獨立世代，出版社的角色是甚麼？並非每個人都擅長處理一條龍的工作，我的工作就像是電影監製，為你整合素材。假如你的攝影作品出色但不太懂寫字，我會為你補上，若是不太懂設計，我替你找設計師。我的角色就是把攝影師的作品表達得更完善，讓更多人看得見。不少攝影愛好者習慣在網上發布作品，但書和網上是兩個媒介，前者附有歸檔的功能，有些照片在書上看、網上看、展覽上，是三件事。有些藝術家會追求，到底作品要如何展示開去？又是否滿足於螢幕世界呢？就算儲到十萬followers又如何？有人在網上經營得久了，自然會想有突破。 甚麼因素決定能否與叩門前來的人合作？有些人我必定會拒絕的，就是那些打算出書賺錢的人。首先我必定會問對方出書的原因，如果我沒問，而對方確是打算用來賺錢，後來虧本了必然會埋怨我。第二個問題是為何要拍攝這輯相片，有些人純粹覺得美、覺得受畫面震撼，那些我大多不想合作，背後有訊息的，才能成為好作品。有人想把出版的書送給家人，有的想透過書去聯絡策展人，看看能否當正式的藝術家。我聽過最深刻的原因是要紀念一段逝去的感情，很浪漫，把記憶留在書中，放下了才繼續往前行。 外界對攝影書的要求總是比較高，其實成本也同樣高昂？我堅守著「八二理論」，所有出版有兩成賺錢，其餘的都是虧錢的。我對內容較有要求，印刷效果卻只能看資金而行，當然希望每本都印刷精美，但事實並不容許。挑選最能表達相片的印刷方法，可說是我的目標，但這不是執著之處。照片不好，印到升天也沒用，照片好，我印在報紙也能過目不忘。攝影書的印刷成本貴，其中有本書印八百本，賣三百多元，但總印刷成本已要十三萬，很多時候是賣一本虧一本。假若我做文字書，可以印兩千本，做攝影書如果印兩千本，也許有一千九百本就這樣堆在倉庫裡。人家常說攝影書賣得貴，事實是成本確是貴。 攝影zine和攝影書之間，有明顯的性質差異？Zine頁數較少，通常是藝術家自己做的，因為成本低，也有部分不太執著於印刷，同時不需很大輯作品也做得到。我們有本Zine叫《做愛回家》，攝影師紀錄新聞報道中曾經有人打野戰的地方，只有十多張相，就用了個報紙形式表達。我們另外出版的藝術書，多數有藝術學生會付錢購買，藝術書相對容易的原因是通常有藝發局資助。但攝影較受忽視，甚至不太被視為藝術，所以甚少獲得資助。 作為書本出版的重要關卡，最近你有甚麼新想法？國安法通過後，很多出版社都考慮多了，假如你因出版刊物而被捕，也會有一連串人受牽連，所以很多事情確是會卻步。但我會想，我還有甚麼可做嗎？例如令大家熱愛這個地方也好，了解歷史也好，用另一個角度為這城市做事，希望大家會愛這個地方。有些書多幾年也不知能否出版，所以有甚麼想做的，都趕快去做吧。

Zine不只是展現文化的拼貼藝術，也是湊合人性的思考結集。譬如本身對香港年輕藝術家陳惠立的初印象，始於其與丘國強在2010年創辦的二人組合Dirty Paper，那些圍繞回憶、個人經歷或身邊荒誕事的畫作；及後，當他獨立發展以 「游水」為主題的藝術系列，又了解更多他對城市環境的感受或想像。 惟真正深入陳惠立的內心世界之作，卻要數兩本他與母親合作的Zine《她說 你係乞兒婆到執返黎》及《媽媽，你認唔認得我？》。這兩本運用日常文具、現成物及印刷物料手作的小誌，滿載創作者對母親、家庭及成長的情感，捧在手中翻着、讀着，既富質感亦見窩心，甚至令人看後忍不住想動手，重新發掘自己的生命中，有哪些值得好好記住的尋常細碎，別讓一切隨時日消逝。 text．Ko Cheungphoto．Bowy Chan 哪時起接觸到Zine？ 個人來說，讀設計時因為做一條講「怎樣逃避賣旗的人」的手繪動畫，畫了好多Storyboard想「唔好嘥」用來做導讀小書，忙於排版、編撰，最後愈做愈過癮，排了十幾頁，萌生「錯重點但享受」的感覺。可能就是做Zine起點吧？宏觀的說，近年設計、排版及印刷技術普及，許多人做產品都會配上紙本的明信片、小冊子或小書作介紹，甚至獨立出書。坊間又多了創意市集、獨立書店如艺鵠書店（ACO）等寄賣Zine，讓人多了渠道去接觸及購買。 你特別喜歡哪類型或題材的Zine？ 外國Zine文化發展頗全面，我鍾意行紐約、倫敦的書店或歐洲的Vintage店找書，從影視次文化、性別、社會到生活文化的Zine均有之，呈現方式不一定以文字為主，不少是純圖集，好精彩。這本《Geographie, Liret Educatif》談的是地理資訊、《Sciences Les Diseaux》畫滿雀鳥圖片，畫風典雅又精美。香港都找到得意Zine。例如我去游泳池找資料，發現以插畫配資料的「游泳人士手冊」，有點像Zine的模式。在大館買的《黑間之光 雷光夏》用紙及色調精美，大陸出版的《甜圈》則視覺震撼。台灣創作人Hai Hsin Huang的《Quality Drawing》（nos:book）模仿宜家說明書，幻想沒有兩個人砌傢俬只可單人進行的情況，好有趣。Zine的魔力在於視覺上精心，可給觀者「一望就Get到」、「明就明」的快感，但內容佈局用心，亦可讓人慢慢品味潛在隱喻，達到多層次的體會。 就你的觀察，香港Zine於題材、設計及製作等方面，有何特性或傾向？ 類型上，愈來愈多人採用Risograph，其原理是每次只印一種顏色，若要做雙色或以上效果，則需重印兩次或更多，適用於小量出品，創作前要構思多點畫圖、用色等細節。題材上，做Zine概念或可比喻成Instagram，當事人都有話想說及傾向短式分享，不用透過主流出版或大平台，已可自發想做就做。內容更私密、個人化。像我做Zine不是最主要的創作方向，也會想像別人未揭書前好奇自己想說甚麼，會想做更個性化、更內在、更實驗的小誌，甚至用生活細節講故事。連May Fung（藝術教育家馮美華）都說「你咁大膽，賣阿媽的故事都有人來買？」 可以就《她說 你係乞兒婆到執返黎》及《媽媽，你認唔認得我？》分享做Zine經驗嗎？兩本Zine共通點想引起別人的「問號」。每當被人問起困難、考驗，往往不在於技巧方面，而是在於「我究竟最想講啲乜？又想令人感受到啲乜？」。《她說》比較純粹，想呈現我成為創作人之前，媽媽是「先將我創作出來的創作人」的故事，運用好多成長儲下的生活照片、學校通告、資料等，還原那過程，有點像一本「母親的寫真集」（笑），記得媽咪看到幾開心。 但《你認唔認得我？》作為母親系列的延續，我想讓她參與度更高。留意好多牽涉親朋的作品，都是對方離世或不在時去懷念，但我會問「點解唔趁喺度時一齊做？」尤其經歷媽咪在酒店工作，面對防疫的清潔壓力，幾個小時Panic到「啪熄了腦海的總掣」短暫失憶，只有我目擊一切，更覺得自己不紀錄就無人會做。於是決定入住她工作的酒店，搜證般拍照了解她的工作處境與日常，再選來文具店的資料板、酒店的鉛筆做素材，並邀請媽咪在我策劃之下，親筆寫下失憶時的對話、畫下時鐘、甚至我和她的樣子等。過程中，看到她模仿iPhone畫畫、留意我的表情，發現她也有她的創意和美感，很可愛。 從觀看到創作Zine的過程，最大領悟是甚麼？兩本談媽媽的Zine透過書展接觸不同群眾，收獲很多人的迴響，提到他們的家人有類似遭遇，很震撼。大家又會問候媽咪的健康，好窩心。人與人的連結很珍貴，讓我感受大歷史以外，失落的小人物歷史，也是值得關心和補充的時代碎片。比起談「主流與小眾」，我會說「Zine更似益力多」，袖珍、濃縮，有種當你「突然想飲，就飲吧！」的舒暢。它不用日日飲，一時Click中，好Junky，耐唔耐試少少都幾好，當你撞到、鍾意，有緣份，就參與吧。

文明能壓碎，情懷不衰，但建築的意義很大。「比起其他專業及藝術，建築設計影響深遠，短則幾十年，長則幾百年。不論鄉郊或大城市，設計的好與壞，會塑造當地文化形象及建構社區。」東西建築（OOA）兩位創辦人兼年輕建築設計師黃君諾（Kenrick）和關鎮陞（Magic）身體力行，甚至早在柬埔寨興建村校及水堂，真正以建築設計解決社會問題。 Text．Nic WongPhoto．Bowy（Portrait）& OOA 空與間缺一不可 OOA創立於2015年，標榜為「建築設計研究組織」，研究東西方的空間美學，以及「東西」不同元素相互依存的關係、材料與空間的聯繫。Magic與Kenrick同樣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現時Magic身處美國西岸，Kenrick卻留港主持大局，直言：「我們受外國教育影響，處於東西方交匯點，其實城市規劃、室內設計及建築也是一樣，東西方看法很不同。西方重視事物本身的特性、形態及功能，東方則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比較融和，因此雙方都有突破位，而香港人一向以靈活見稱，我發覺這就是分別。」 作為比Kenrick年長幾屆的師兄，Magic在美國攻讀碩士，曾在洛杉磯、東京及香港從事過不同類型規模的建築師樓，看法更為深入。「亞洲一般比較重視間隔與間隔之間的『空』，可以無形，可以有形；但西方比較重視『間』，間隔的『間』，但兩件事是缺一不可，所以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二人真正聯手，是一次柬埔寨的慈善項目。Kenrick說：「十多年前去過柬埔寨，幾乎甚麼都沒有，只有垃圾山，以及七十年代赤柬留下來仍未發展的一片土地。當時尚未畢業，卻有個心願，覺得建築可以在未發展或發展中的地區做多一點。」 柬埔寨村校與水堂 適逢Kenrick在大學年代認識柬埔寨NGO朋友，邀請他參與一個村校的設計項目，他便找上一直有聯絡的Magic，第一次嘗試合作。Magic說：「過程幾好玩，能夠與當地村民及辦學團體交流互動，是一般在香港從事商業性項目難以參與的事情。後來獲得更多機會，慢慢成為契機組成OOA。」 想當日的柬埔寨，不像現在酒店酒吧林立，更是一片沒那麼發達的地區。Magic記得當時還未實地考察，已準備好兩個方案，一個是從地面興建，另一個是離地興建。「直到現場看到工地，旁邊有一片綠草如茵的稻米田，原來當地很多時候都要避開水災、風暴及白蟻侵襲等，所以建築形態都有升起，卻不會升得太高，既結合現代設計與功能，又能融合當地村落。同時，當地有位來自澳洲的老師給予我們不少意見，這座學校正是結合常規教育以外的機能，希望容納不同年齡的學生，以致我們突破一般長方形的學校設計，結合當地氣候，變成建築形態獨特的方案。」 柬埔寨村校深受當年師生喜愛，機緣巧合下，翌年能夠參與當地「水堂」項目，贏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年度基金，雖然只有十萬港元資助計劃，卻能建設一些幫助當地社群的設施。「第一次是與教育有關，第二次看來更難，由於政府沒有提供乾淨食水，供應有限，有錢的可買樽裝水或私人配水，但同一個村落，更多人沒有足夠食水，即使發現有個湖泊，為何沒人飲？大抵是不太衛生，少了一個過濾系統，於是便覺得這項工程多於設計，但基礎設施一樣可以有設計？而且，當村民到水堂拿水，便可聚集起來，變成一個聚腳點。於是，我們想出一個劇院的設計，既有收集雨水的功用，也可將功能、社交及文化結合起來。」 建築設計，真的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在之前學校項目發現，有一個好的建築可以凝聚到當地及附近的村民，我們回港後亦有繼續實現，覺得香港都可以做更多社區保育、藝術裝置，將設計融入社區發展，近年亦的確增加了。」他們直言，香港相對多持份者，社區比較複雜，柬埔寨相對簡單。「當然，世界各地也是一樣，如果你認識村長的話，相對上方便得多，當中還有很多政治因素。但那邊比較簡單，金錢誰人付得更多，就可在設計上擁有更多話語權了。」 主教山VR化 返回香港，二人異口同聲說：「身在香港，最難不是想出設計，而是想出很多很多設計方案後，要衡量持份者願意承受的風險及挑戰，而不是一味走得很前。有時真的不是設計行先，卻先要滿足對方的需要，才慢慢滲入設計，亦要滿足設計理念的背後、成本、時間，盡可能要加些不一樣的設計。」有時候，香港人的妥協都是折衷主義，更現實的是，很多客戶或政府，優先選擇外資大設計公司。 今時今日，香港的建築設計師還有甚麼空間？這兩名重視「空」與「間」的設計師，舉例提到早前他們以VR創造出主教山蓄水池的空間狀況。「記得去年底，新聞報道了幾天，民間很關注此事，建築物又瀕臨清拆。作為建築從業員，我們對空間的感覺很敏銳，便覺得可用些一貫使用的科技及技術，向公眾呈現出建築物原來的狀態，碰巧當時只有相片而沒有動態或3D空間的展示，正好發揮我們的專業，給社區去討論。」Magic又表示，其後他們繼續去探索，將主教山的空間變成動畫、VR、AR等，最後連政府、私人機構及市民都感興趣。「疫情下，經濟及項目各有影響，建築業界是否再用傳統的手法接工作？還是可以用VR、遊戲等互動的東西？這些都不算最新鮮的東西，但對於傳統建築設計而言，是否一個革新突破？」 欣賞大館之美 說到尾，一座建築是否成功，最重要還是用家所需。Magic說：「向來很難界定怎樣的建築物才算成功，要視乎是否適合時間、地域、客人，好像巴黎鐵塔，一百多年前只是為了世界博覽會而建的臨時建築，當時巴黎人不太喜歡，其後卻變成了人民象徵，很有哲學意味。作為建築從業員，不應單單滿足客人的要求及成本，所以我們自設公司，希望能夠透過不同機會印證自己想法。」 他又提到，近年Herzog & de Meuron設計的大館，在城市中心給大家看到何謂好的建築。「評價大館，不應只看最後結果，其實當年項目中標後，被批評為嘩眾取寵，阻礙景觀，後來輿論180度改變了設計，Herzog & de Meuron將切割成不同角度的鋁片，與下面麻石護土牆，形成肌理的隱約對比，結果得到策展人、地產商、居民等等互贏。」他又補充，政府、市民、客戶等，統統仍在摸索之中。「大家慢慢認識那種諮詢形式，建設一座建築物，至少等五至七年，落成使用後再有更多回應。老實說，市民要慢慢習慣這個循環，主教山就是一個例子，令大家慢慢明白建築的重要性及美感。」

有人之處，就需要光。如多數動植物有向陽天性，人類的大腦亦會根據眼睛接收的光線訊號，從而設定生理時鐘、認知世界以及發育成長。惟日月交替有定時，環境未必處處有「自然光」，人類社會於是發展出「人造光」，以應付生活中不同照明需求。 「光於日常無處不在，但我們對它了解可足夠？」Litto Lighting Design燈光設計師李睿燾（Oscar）說，香港欠缺燈光設計教育，猶幸宏觀層面，不少同業持續努力為領域開拓從實用到美藝的可能；微觀方面，個人探索這學問的路上，又獲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支援，得以順利發展事業，收穫很多人與光之間的故事。 Text．Ko Cheungphoto．Bowy（Portrait）& Litto Design 絕不抽象的媒介 每日從你睜開眼，看到晨光第一線，然後梳洗出門上班，忙碌後歸家休息或娛樂，到關燈安睡的過程，「光」一直存在於每個環節及情景之中，只是我們對待它，有點像呼吸空氣，因行動太順理成章，容易視作理所當然。 若忽然要你注意它、形容它，或會啞然，一時三刻想不到怎樣描述，或心生「光很抽象啊！」等想法。 「光絕不抽象。」Oscar說，「相對其他媒介，光是可量化的東西。你想知眼前環境幾光？可用測光表量度實際的數據；就算不技術性地檢測，你也可憑肉眼觀察周遭亮度、暗度，或不同燈光與顏色，知道光的存在與變化，不像欣賞一座雕塑，需要再三查資料、推敲紋理背後的創作心路歷程。」 光與人互動直接，「你會看到蘋果的『紅色』，全因蘋果吸收了其他光線，再將紅色『反射』到你的眼中；看到藍藍綠綠的光，會感覺陰森；走進一間房，假如燈的色溫不一致，有黃光又有白光，或LED燈閃爍頻率不穩定，你或會感覺疲倦、不舒服以至頭暈，全因眼球和大腦會時刻本能地測光及調節，以求盡快適應環境，如光源差異大，自會引發觀感反差與不適。」Oscar說諸如此類，都反映光的表達何其明確與直觀。 縱然人人活於光之中，可是基於身體敏感度、教育模式或應用方法不相同，各人對光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需要及喜好。Oscar憶想創辦Litto Lighting Design、十數年來參與不同酒店、零售、餐廳和辦公室等燈光設計項目，「香港缺乏專門的燈光設計或美感教育，人們多數只接觸到基本理論，難以進深。想當初讀書時代，我經某些課堂初接觸這學問，萌生興趣及嘗試投身行業後，幸遇上好些本地資深燈光設計前輩，從他們身上認識到不少光的知識與技藝。」 像關永權（Tino）曾給Oscar專業上的啟蒙，「Tino極講究細節，對創意、施工及數據等要求嚴謹，多一分、少一吋都絕不允許。旁觀他從創作草圖、選料到跟合作者溝通等部分，追求最精準的設計達至最理想的燈光效果，我也發現到些微差異對設計構成的影響，領略執着完美的精神多重要。」邊走邊學、保持上進，Oscar既曾前往意大利進修專業燈光設計課程，也喜於生活日常中常存好奇心，細意觀察光與人的關係及演化。 實用與感性的創作 皆因光的設計不只講實用，「工作時，我們難免要考慮各種現實因素：例如香港地理使然，室內空間通常狹小、樓底低，天花間的水管、電線收藏位置有限，又要兼顧消防條例等建築規格；餐廳、辦公室、酒店等場所，又各有既定使用模式；加上近年社會對自然光或環保等熱議；以及本地美藝教育少談光學，人們對『燈光 / 照明設計』時有誤解，曾遇過『你係咪即係做盞燈？』『定還是做演唱會嗰種光？』等提問（笑），燈光設計師要怎樣為建築置燈、走線等，又要怎樣引導客戶接受各式方案，每部分都存在不少限制和挑戰。」 「但以上種種，多花心機及時間去研習和溝通，可逐點解決。真正考驗，是我們怎樣建立個人美感與創意觀。」Oscar憶起意大利進修經驗，「最深刻不是課堂，而是課後隨同學到處欣賞藝術。那些年輕的同學們，走進不同展館中，都可隨時就一張畫作的創作故事、原理及隱喻等琅琅上口；參加不同藝術慶典，又常見民眾或小店自發投入，像車房願意借出空間做展覽、店舖將藝術元素融入服務等，讓我震撼又感動。」 進修之旅，讓Oscar體會藝術與生活是欣賞「光」的理想途徑之一，「也發現一個人或城市，若有良好的美藝教育，教導人使用和賞析生活空間，也可推進光文化的思考與實踐。」他感悟，「對於設計師，光的設計如畫畫，身處一個空間、面對大小不一的牆壁與建設，怎樣運用光色溫及角度，照射於其中去營造氣氛，多少似藝術家手執畫筆與顏料，畫多厚多薄、畫多筆少筆，皆可融入所思所感和個性，充滿情感也不死板。」 缺一不可的元素 「平衡技術、美學及人性」是Oscar的創意信條之一，他期望達至三者共融，讓受眾直接透過「作品」領會光的質感與價值。「沒有絕對好壞或對錯的設計，要談論的反而是『適合』與否。同一個辦公室，有人喜好溫和的黃光下工作，有人卻偏好清晰度高的白光，設計師最緊要多聆聽客戶想法，按實際情況建議或調整，回應不同用家的身心所需。」 舉例說，Oscar曾為某國際化妝品牌旗下門市分店做設計，即使各店的設計要求和方向大致相近，但因位處商場內及街舖的空間佈局不同，選材及細節得作技術調整。「光的領域廣闊，如何融和人造光與自然光、如何善用光與影聚焦重點、劃分空間，處處玩味。那次品牌的街舖，因對街玻璃窗偏薄，日間陽光猛烈，眼看似鏡面反射，晚間夜光較弱，則顯得太通透，於是我在櫥窗位設置了多用作環保的Daylight Sensor（陽光傳感器），並巧妙地改動了系統，好使日夜變更、進出之間，減輕戶外與室內光的對比，好讓員工和客人觀感更舒服。」 另一次給國際銀行設計辦公燈光，「要配合銀行極嚴格的要求，又需與另一組室內設計師合作，商議及創作不容易，但我相信『人性和感受』很重要，就循循善誘地跟各單位溝通燈光所需，幸好大家理解後很配合，最終合作做出客戶滿意之作，總部還力讚眾人，非常難忘。」有次給國福樓設計餐廳燈光，「我特別製作了一套數碼系統，讓員工不需走上走落，只用手提電話就可為整間房的調光佈局，方便又安全，年長員工尤其開心，自己也滿足。」 放寬心多交流 為人付出，Oscar亦有得著。「跟不同地方的客戶、裝修師父、創意工作者交流，獲益匪淺。香港師父最快靚正、懂執生；內地或馬來西亞人效率高也尊重我們；跟澳洲人合作較難，他們重視公平與生活，收工就收工、也不願跨部門處理或協助改動，這非對錯，純粹習慣有異，惟合作會有點吃力。還有，我還學到很多民俗傳統及潮流風尚冷知識，像華人客戶多重視風水，會告訴我哪些燈色旺財、哪些易惹鬼，好有趣。」 「一個地方好難說需要怎樣的設計師，只有A或B款的單一選擇並不健康，最理想還是甚麼光譜都同步發展。至於香港設計師，不妨多以國際思維看世界，在日見複雜的時代，善用網絡主動出擊，像我就透過網上自薦投得Armani的設計項目。另外，也可大膽及自信一點，多參與DIP等提供資助、租務和建議的平台，學習創意以外的實務和營運知識，特別使Slahser或想創業的人，有助建立自主與獨立技能。」

包括塑膠在內，香港人對垃圾回收的態度，大多等同潑出去的水。無論是棄掉或放進回收桶，只要不在眼底就好，回收物的後續確是沒人在意。建築設計室HIR studio在沙田進行收集膠樽活動，經過設計和處理，成為放置於沙田大會堂的公共膠長椅，完成「取之沙田，用之沙田」的目標。同時展示膠樽轉世後的第二次人生，原來可以悅目地回饋社區。 text．陳菁photo．受訪者提供 回收後的明日 藍紙、黃罐、啡膠樽，這句回收口號細細個也聽過，以為是早已植根的常識，但膠樽實際的回收情況，至今依然強差人意。無論概念或意識，仍然顯得遲緩。前陣子，每回收一個膠樽，便退回一毫的回收機器，才開始走入更多場所。翻查了數年前綠色和平的污染物調查報告，HIR studio負責人Howard發現，原來每天平均有四千件塑膠流入河道。塑膠物飄流到大海，經過幾個階段，又重新跑到人體內。「塑膠回收後到底去哪了？這是很大的問號，沒後續，沒紀錄。政府也是這樣的態度，把塑膠送到回收廠、切成膠粒再送往中國，之後就不管了。似是完成工作，實際是無法提升質量。」 回收除了量，也看質。膠樽下有個三角形塑膠分類標誌，裡面的數字代表塑膠編號。不少產品並非採用單一種塑膠，有時甚至混了紙和鐵，或黏有招紙和蠟，香港回收廠的機器未及先進，儘管人手分類也會出現誤差。只要塑膠含有雜質，就難以轉化為良好品質的再生產品。後來在收到沙田大會堂翻新工程邀請後，Howard和另一負責人Irene，以及建築設計師Jeannie，就決定用設計為社區注入環保意識。 抗衡貪圖方便的慣性 先在沙田區收集膠樽，當中20%、約半噸為可用的高質素回收膠，切碎為膠粒後，再鑄造兩個用鋼鐵製成的模具，把膠粒注入再做成塊狀組件，把它們轉動至不同角度和形態後，最後製成以城門河為靈感、十二張放置在大會堂內的塑膠長椅。組件式的設計，除了節省成本，亦以便空間用途改變時，長椅可一同變身。假如長椅的表面變得殘舊，亦可熔掉再重新鑄造。香港住屋空間有限，騰出地方儲存膠製品，再等待兩星期一次，甚至更長的回收絕非易事。回收團體「不是垃圾站」被Howard點名盛讚，義工班底為回收廠省下一大筆運輸和人力資源的支出，但普遍回收站都遠離民居，於是習慣方便的香港人會選擇直接扔掉可回收品。「沒誘因去回收，或許因為不常接觸回收塑膠製造出來的產品，不知道成品可以有多漂亮。作為設計師就是要去創造日常可見的精美產品，給予回收的動力。」 休憩處的用心 他以荷蘭回收膠設計公司Precious Plastic為例，在城市收集，然後在同一城市的回收廠處理，並生產產品，那可算是最理想的模樣。在沙田區長大，也目睹城門河水質日漸清澈，他相信該區擁有獨特的文化，居民間也因歸屬感而有緊密連結。要是回收文化能穩定推廣，灌輸環保意識想必並非難事：「新城市有甚麼餐廳，沙田居民都清楚不過，如果有一群人知道有張由膠樽而來的長椅，全沙田也會很快知道。」 椅子雖小，但可以更用心。涉及人為設計之處，Howard認為政府部門應要花上更多心神，並投放資源於公共空間設計，而並非在城市內把椅子複製、貼上，搭建出一式一樣的沉悶模式：「有時空間是有的，但並不舒適。大會堂現場本來沒甚麼椅子，他們考慮太多管理問題，蓋過了使用者的需要，以及設計的本質，這確是有待改善。」各區也有獨特個性，早前HIR studio也為將軍澳圖書館設計名為「Page Turner」的作品，紙版由回收紙改造而成，搭建如翻頁狀態的公共空間設置。只要揉合文化元素和人文精神，具備歸屬感的設計即可誕生。■

何謂底皮？某天去深水埗皮革店買皮革，嫌它太厚，店家會用機器把它分薄。光滑亮麗的那塊，在不久後會成為皮袋或錢包，而餘下的那塊，就是底皮。因為量多，底皮們的命運通常類似，就是直送堆田區。回收皮革品牌Upcyco.co，會在中途攔截，捧回工作室重新設計為企業用產品或休閒小物，就算底皮也可以得體非常。 text．陳菁photo．受訪者提供 那些被遺下的皮革 底皮再造這回事，Upcyco.co負責人Yuki Liu估計，香港或許沒人願意做。需要時間分工，又要仔細分類，直接在皮革店購入一塊，必定省下大量氣力。她畢業於THEi時裝設計課程，飾品設計課堂以皮革製作為主，學習中發現製造期間留下大量物料，於是開始研究環保處理的方案。先到深水埗或其他皮革店收集底皮，再和同樣擁有設計背景的拍檔Carson Leung一同構思產品造型，然後外判予懂得衣車縫製技術的婦女製作出成品。 透過THEi背景，Yuki在畢業後申請了校方的資助，也和園藝科的師弟妹合作，推出皮革盆栽套，中間放置仙人掌。同樣堅韌的元素合併，產生和諧的自然美學。偶然，部分國際品牌會主動聯絡上二人，提供生產餘下的皮革物料，甚至有些本地品牌，會把賣不完的皮袋或家具送往工作室：「始終希望想用環保方法處理產品，部分大公司開始有意識，例如地產公司有green team，負責處理環保事宜，也為企業策劃環保活動。」大公司和小品牌聯手，類似的合作在外國比較常見，她估計是外國人對舊物料沒太大抗拒，而缺乏支援下，香港小品牌難以生產大量環保產品。 二次減廢 對部分人來說，底皮也許比不上雞肋，棄掉也不可惜。削去已加工和上色的皮面，皮底總是厚薄不一，手感有點像麖皮，厚的只需塗上面油，略作加固即可。但薄的沒了皮面支撐，可以比紙巾還要薄，一撕就能分開。要在加工過程達至zero waste，未免有點過份理想，所以團隊便透過設計盡量減廢。首先是構思出互鎖設計（Interlocking system），如同建築中的入榫技術，把平面扣實，避免使用鈕扣和皮線。線本來的浪費不大，但市面的品牌會用縫紉機製作，就消耗了電力。另一個方法，是用刀模形式（Die-cut），把多塊皮革疊加，像是編織般製成手袋。收集回來的底皮大小不一，所以要不時設計全新產品。如果還有餘下的底皮，也會儲起來作試驗之用，但不會太勉強地連一厘米大也要留起，盡力就好。二人亦計劃採用含有仙人掌纖維的植物皮革和玻璃皮革，能力所及地把光譜擴張開去。 一塊皮 一次教育 除了製作企業用產品，如筆袋、咖啡杯把手、置物盤和零錢包的Upcyco.co，還延伸出支線品牌cyco.cyco，製作皮革生活小品，也不時參加手作市集，也在過程中正視公眾對皮製品的固有觀念：「他們會質疑產品質素，甚至跟名牌比較，其實名牌和質素並不掛鉤，我們所用的部分是意大利皮，不過沒了面層而已，很多人都被牌子蒙蔽雙眼。」每次市集都是教育的機會，除了設計和產品本身，Yuki認為品牌所帶出的訊息更為關鍵。既然環保尚未普及和被接受，部分人連Upcycling也不知為何物，就由小品牌擔當起教育的工作。這種正義感，她稱之為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紙張、塑膠，是政府已推廣多年之物料，但剩下的物料如皮革，則沒人規管，也沒人收集。「我們代政府機構，或是代地球去做這些事，也是略盡綿力罷了，環保事都要靠積少成多，我是這樣相信著。」■

栢天男（Adam）、黃祥興（Stefan），兩位外地成長的型男，過去經常相約一同健身，但原來二人動靜皆宜，前者在澳洲長大，大學修讀藝術與設計，十年前返港轉戰演員；後者在法國成長，從浪漫國度回流，如今育有三名兒女，親子經常繪畫同樂。父親節前夕，二人難得轉到畫室聚首，一起喝著The Balvenie單一麥芽威士忌，一起畫出與父親的最難忘一刻，訴說父親對自己的深遠影 Text: NWPhoto: BowyHair: John Shum@Hair (Stefan) 、DY @salon de lotus (Adam)Makeup : Kelvin Hui (Stefan)、Jennifer Chan @Annie G. Chan (Adam)Wardrobe: Salvatore Ferragamo (Adam)Location: Studio 83 栢天男、黃祥興在電影中多番合作，不時相約對方健身，加上二人都在外地成長後回流香港，因此志同道合成為了好兄弟。黃祥興憶起，以往在法國度過父親節，與香港大不同。「香港慶祝父親節，通常只是與父親吃飯慶祝，但法國假期多，地方大，每年父親節像是一個小假期，期間安排很多節目，不只吃飯，還有露營、出埠、駕車去road trip，享受long weekend。」聽著聽著，Adam笑問對方，是否父親駕駛開蓬車，然後母親有一條長長的絲巾、戴著墨鏡？Stefan笑說，畫面大致相近，卻沒有一條長長的絲巾，而是一把長長的頭髮。 法國位於北半球，父親節同樣是6月，Adam卻說，原來澳洲的父親節在9月慶祝。「可能6月太寒冷，所以改為9月才舉行。」他回想自己小時候的父親節，行程沒有這樣享受，反而非常繁忙。「我父母從事餐飲生意，每逢父親節，我先跟他們吃個父親節早餐，然後忙於午餐時段、下午茶時段及晚飯時段，總是非常繁忙的一日。」 十年前，Adam毅然回流香港尋求機會，在香港獨自一人，不時掛念父親。「幸好現在有Zoom、WhatsApp等，只要想起甚麼，都可以隨時聯絡身在澳洲的父親，給他一些短訊及相片。」以前年紀太小，雖然與父親日見夜見，但父子間說話不多，反而現在距離拉遠了，Adam卻深感話題更深入，對話更豐富，溝通更好。相比之下，Stefan更加幸福，父親身處香港，雖然沒有小時候在法國那種小假期，但今個父親節亦準備好一同吃飯慶祝。「無論在法國、澳洲、香港，這個節日都是用來紀念我們父親在身邊，藉此節日特別掛念他，所以我們要守護這個特別日子，尤其父親過去用心教育我們，我們一定要表示感激及尊重。」 這兩位「兄弟」有不少的共通點，其中一點是，二人父親都是性情中人：Adam父親是蒙古人，而Stefan的父親則是潮州人。此時，Stefan特別笑言，網上不少報道指他是越南華僑，事實上他與越南毫無關係。「我爸爸是潮州人，很多人以為潮州人就是大男人，但我父親脾氣不大，可能因為母親的脾氣更大。不過，只要父親開口說一句，全家人就會安靜，尤其我們是大家庭，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及一個妹妹，如果父親在家，大家一定會聽父親說話。如果他不在家，大家就會聽哥哥的話，如此類推。」他又表示，潮州人對家庭觀念很重，很尊重長輩，就算小時候搬到法國這樣開放的地方，父親同樣教他一樣有規有矩，保持到傳統中國文化。 至於Adam的父親，意想不到竟然是蒙古人。「我父親的身形都是傳統蒙古人，站立時兩邊膝蓋不能並排，好像騎馬那個動作這樣。有趣是，我父親不會騎馬，只是傳統DNA遺留下來。」他笑說有一次跟隨父親回鄉，才發現原來當地人的說話腔調，真的與父親一模一樣，唱歌時更有兩個音調，非常有趣。Stefan對蒙古亦相當感興趣，二人約定疫情過後，要找機會到當地一起騎馬及寫生，親身感受蒙古風情。 說到此時，二人暫且放下畫筆，把酒言歡，暢所欲言。Stefan率先放開懷抱，重提小時候的一件感動事。「小時候在法國，經常看到同學們有名牌波鞋，自己常常嚷著要買，不明白賺錢的辛苦。記得自己7歲那年，有一次父親不斷叫我下樓，買了禮物送給我，但當時我正在看電視播映的李小龍電影，於是不理會父親，結果父親捧著一架我很想要的單車上來。當我看到單車，終於放棄不看電視，那時候父親已很不開心了。」提到往事，Stefan雙眼通紅，至今依然後悔當日這個舉動，直言長大後才明白父親的心意，所以現在成為父親後，都努力教導三個孩子，灌輸自小受到父親教導的那一套。 Adam聽到也感動，娓娓道來自己的相似經歷，憶起幼時看見同學們有很多禮物，老師也常常叫學生寫出自己的wish list。「當時我很想要Voltron獅子機械人，父親卻說很昂貴，不肯買給我。後來我才知道，小時候家中本來有架BMW，最終要賣車交租，卻依然不夠錢。那時候，我不明白為何做人要努力賺錢，真的到了長大後才明白。」想不到二人拿起酒杯，真的特別深情，吐出小時候頑皮的經歷，幸好現在彼此同樣感激父親的教導。 時至今日，Stefan經已是三個小孩的父親，他直言兩公婆照顧孩子，付出很多時間，而且育有三個小孩，更用上三倍時間，所以剩下來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每每要100%集中及享受。此時，Adam提到，他聽過Stefan曾因子女而犧牲了成為男主角的機會，此言當真？Stefan回答：「當然不是啦，做這一行當然想做男主角，只是覺得自己未有資格，加上時機問題。由於潮州人很注重家庭，當年入行後很早認識了太太，很想盡快擁有一個家，於是很快結婚生子，差不多五年抱三，結果成為了家庭中的男主角。至於在影視作品中做男主角，看來未來需要更多時間努力了。」 來到Stefan發問的時間，他直接問Adam如此高大英俊，為何來港十年仍未想到拍拖，甚至成為父親？Adam笑言自己養了小狗，每日都要帶他上街便溺，家中小食四周擺放，與真正的父親相差不遠。這樣的答案當然滿足不了Stefan，結果Adam不得不認真回答：「我喜歡小孩及擁有家庭的，但這些東西都要看緣份。雖然我都想做父親，但現時我希望以事業為先，起碼要上了軌道才決定，看來要先在電影中演繹父親了。」最後，二人以手中的The Balvenie經典DoubleWood 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碰杯，伴隨歡笑聲及感動淚水一起落幕。 栢天男與父親最難忘的一刻：「那天我和父親在海邊釣魚，我竟然走近很滑、很尖的石頭，突然大浪湧至，把我扯進大海，整條腿受傷了，父親趕快地抱起我，在那些尖石上奔跑回到安全地方，所以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  黃祥興與父親最難忘的一刻：「小時候我們一家人經常在法國展開公路旅行，路程可能長達12小時，父親往往要駕駛8、9小時，所以會租下這些車輛，在公路旁停下來休息，真的非常難忘。」 The Balvenie手工故事 創立於1892年的The Balvenie單一麥芽威士忌，是蘇格蘭高地裡唯一仍然堅持使用五大珍稀工藝的酒廠，手工精神與品牌劃上等號。百多年來品牌都堅持着對手工工藝的這份承諾，將獨特的五大手工工藝注入每一滴威士忌當中。堅持於自家農場栽種大麥，仍然使用手工鋪地發芽，聘請專屬銅匠，專屬桶匠團隊，以及最重要的首席調酒大師David Stewart MBE，成就了The Balvenie與眾不同的風味。特別一提，品牌是位於高地裡唯一仍舊栽種自家大麥，並從中擷取部分來鋪地發芽的酒廠。在現今事事自動化的世界，酒廠特色卻依舊鮮明，保有初衷。 過去百多年來，The Balvenie一直重視手工工藝，以往亦多次與知名匠人合作，例如曾經在香港出現過的頂級座地手造望遠鏡及每一輛需時六星期才完成的摩根(Morgan)手工製造的汽車。因此，這次特別找來Adam及Stefan來到畫室，一邊藝術創作，一邊品嚐手上的The Balvenie經典DoubleWood 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2年的美味口感來自兩種酒桶中連續熟成，熟成期間由傳統橡木桶移置first fill歐洲雪莉桶，每個階段賦予不同特質：傳統威士忌橡木桶給予其柔和口感，而雪莉桶則豐富其風味，增加深度。總結而言，融合香甜水果、Oloroso雪莉酒的香氣，與蜂蜜和雲尼拿味交互鋪陳，口感則順滑芳醇，呈現出堅果的甜美、肉桂的辛辣，以及雪莉酒細緻的風味融合而成的美妙風味，餘韻悠長而豐富。…

Like Father like Son，兒子或許遺傳到父親的輪廓、或身高、或笑容，而在日子漸過之後，那些肉眼以外的特質也會一一浮面，例如做人處事的認真態度。Draft Land的Beverage Development Manager Alexander Ko和父親Thomas，在父親節前夕一同聚起來，喝點酒，翻找過去的種種趣味，而這些回憶也想必會愈釀愈醇。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assisted by Yu Sai Yeungmakeup．Tammy Au Makeupvenue．Draft Landspecial thanks．詩 從工程界跨進酒吧雖然是身處管理級的位置，但關於酒吧的大小事務，由辦公室的工作到工廠的開發，甚至是酒吧內的清潔，Alexander都懂得做。「如果一個領導者根本不會落手處理，甚至是不懂處理，其實完全沒有跟隨他的理由。其中一句我爸說的話，是你不需成為每件事的專家，但你對各部分都需要有足夠的認知，以至沒人能欺騙你。」如此全面的經理，想必是餐飲業的專科出身，誰知唸的卻是工程系。 十一歲左右家人就把他送到蘇格蘭的寄宿學校，後來到美國讀大學，再回港進修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父親Thomas一心是希望兒子畢業後，就能接手家裡的出入口生意。在香港讀書期間，Alexander面對的是沒朋友又不懂廣東話的悶局，於是在數次獨個兒到酒吧消遣後，決定找份和調酒相關的兼職工作。兩年後，他就在國際性的調酒比賽中擠身八強。「那刻絕對是轉捩點，原來調酒不單是純粹好玩的事，而是我可以視之為專業的發展。」知悉兒子的目光清晰專注，儘管心裡不完全情願，仔大仔世界，Thomas也只可放手祝福。 每杯酒都值得紀念說到喝酒的喜好，父子的口味卻是不盡相同。相對各種酒類都喜歡的Alexander，父親獨愛紅酒，如果是雞尾酒，絕大部分時間只會點Pina colada。兒子仍然記得不少關於酒，也關於父親的時刻。小時去泰國旅行，父親點的不是Mai Tai，便是Pina colada。沒有酒的概念，他只記得那片掛在杯口的菠蘿，還有那小紙傘份外好看。「如果你想喝，我現在就可以給你調，你連泰國都不用去了。」 假設要為父親設計一杯雞尾酒，Pina colada就是不二之選，而Thomas立馬補了一句：「剛才你給我那杯也很不錯。」所說的，就是他用上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為DIAGEO WORLD CLASS 2021世界頂尖調酒大賽所設計的參賽作品。那天的比賽，Thomas首次當了觀眾。他也分享兒子首次參加調酒比賽時，官方把參賽者的照片都放在宣傳海報中，他那時留了一張，現在還張貼在辦公室裡。這樣的兒子，他覺得帥極了。 未來的日子還多著Draft Land開店兩年，而上一份工作同樣負責營運剛開業的酒吧，最近這四年Alexander忙得不可開交，連Thomas都忍不住笑著投訴兩句：「我約他也挺辛苦的，他常沒空，無論喝一杯或吃個飯都很難。我年輕時也很忙，他現在愈來愈像我。」無奈的，身在餐飲業，和常人的日程是倒轉的，當正常人想外出消遣時，就是他最忙的日子。幸好，現在在辦公室工作多了，周末也可抽空，把時間和重心放回家裡。父子近來最投入的活動，是買了輛單車，在周末前往大埔，教Alexander三歲的女兒Talia踩單車。 Thomas形容，父子的關係就像朋友，不但開通，也從沒大聲向他呼喝。兒子從小就是個淘氣鬼，幾乎不受控制，無論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還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樂園，他都迷過路。曾經頑皮得像街童，又被人寵壞的少爺仔，在經過寄宿學校的訓練後，不但成了獨立的紳士，現在在餐飲業也找到立足之處。 要把父親教的一套傳到下一代嗎？對當了父親的Alexander來說，又似乎不是複製和貼上的手板眼見功夫：「他年輕時為了滿足我所想，一直非常努力工作，我在父親身上學到的是態度和價值觀：哪件事最重要、哪方面需要加倍關心，和別人洽談時人家想達成怎樣的成果，種種都是極難學會的。」學習是一回事，實行是一回事，自己當了父親，他又發覺不是想孩子怎樣做，她就會隨指示前進，說不定會用最短時間往相反方向奔跑。但與其想太多，不如珍惜當下：「現在孩子漸漸長大，可以參與的事多了。在踩單車以外，我期待和父親能一起體驗更多獨特而珍貴的時刻。」 Johnnie Walker的傳承故事John Walker之子Alexander，在1867年創造了卓越群倫的Old Highland Whisky調和式威士忌。這位調酒大師結合蘇格蘭各地威士忌的最佳風味，打造無比珍稀的佳釀。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承襲Old Highland Whisky的經典風味，展現由父子傳承而來的非凡威士忌工藝。 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從少數蘇格蘭最出色珍稀的威士忌精選調配而成，一萬桶酒藏中，只有一桶能呈現Blue Label的卓越招牌風味，獨特味道與品質堪稱萬中選一。 有些說話，或許都不曾跟父親開口，例如「愛你」和「Wor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