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揭右揭》專訪黎達達榮:三十周年是一個比較人性化、比較好玩的時機
黎達達榮笑言自己是水瓶座,天生就是古靈精怪的外星人,行事並沒有套路,左右右右右左移動。也不知是不是受益於星座,他的創作也帶著這種實驗特質,往往不按常理出牌,甚至試過因為稿件過於非主流而被雜誌退稿。「我覺得三十周年是一個比較人性化、比較好玩的時機。」適逢迎來創作三十大壽,他決意將各種古靈精怪的稿件,結集成短篇集《左揭右揭》,內容向左走向右走,各有一半分別往左往右移動觀看,非常好玩。「這一類的作品會多一點,因為很難再有機會請出版社幫我去出一本這麼非主流的畫集。」 text yuiphoto OiyanChan 左來右去 按照原定計劃,黎達達榮本來會出版《十八樓燒肉》系列、一部描述地獄的續作。但畫到漫畫最後章節,卻發生了宏福苑的悲劇。由於他實在不願在現實世界的煉獄中,推出一本關於煉獄作品,因此一番左思右想下,他決定暫緩計劃。想起今年是自己入行第三十年,因此希望效法流行歌手推出「精選專輯」,挑選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結合成短篇集。「我之前在社交平台上不時把一些沒出版、沒發表的舊稿掃描,並發在『聽聽屍體怎麼說』系列裡。這名字是借用一本我童年時愛看的同名日本推理小說,故事講一個探員去兇案現場,看著屍體推斷出這個人的一生。」整理海量「屍體」的過程中,黎達達榮發現自己有許多從未出版的稿件,一些是只畫了一半的,一些是當時被雜誌退稿的,也有一些是在香港以外的刊物出版的短篇。 「我整理時按年份排序,發現足足有六百多頁,後來篩選到三百多頁,就變成這本合集。」他笑言,原先打算沿用「聽聽屍體怎麼說」作為合集的書名,思前想後又覺得不好;他又想過取名「左想右想」或者「左度右度」,因為自己做事常常三心兩意,但最後覺得不夠直觀。左右為難下,他決定用《左揭右揭》命名:「因為很多舊作最初是幫雜誌畫的,有些要向左翻,有些要向右翻,很難放進同一本印刷品裡。我就想到,不如就用『左揭右揭』,直接講清楚這本書是從不同方向、不同雜誌掙扎出來的稿。我不是貶低自己的作品,只是說這些是當時在不同際遇底下,沒有機會在香港讀者面前見過的東西,而我自己也沒想到,這些『最後』的稿,其實是600多頁裡的選段。」 左鄰右里 600多頁裡的選段,沒有一套嚴格的選稿標準,但也不是完全隨心所欲。除了一些是為外國出版社創作的漫畫,大部份都與其他創作人有關。「我會先選完成度比較高的作品,然後再看裡面有沒有我覺得比較有感覺的作品。有一部是為劇場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畫的延伸漫畫《錄鬼簿》,但當時畫完之後沒有用上,他後來辦展覽,甚至用白色顏料印在白色紙上,甚麼都看不到,是非常實驗性的做法,在香港沒有出版,讀者也沒見過,我就特別想把這些選進來。」又有一組作品名為《同門少女》,延續了另一位漫畫家利志達的作品。「我並不是幫他畫,而是借了他原本的版面與角色,保留他原本的構圖,但我把那些原本是裸女的角色,全部幫她們穿上衣服,頭髮造型也換了,更把利志達歷年作品裡的角色都放進去。漫畫中的場景是一個荒蕪的星球,我就把背景變成屋邨,把我們兩人都在屋邨長大的背景連結起來。」 而要數短篇集的主菜,一定是黎達達榮1997年的舊作《巴別巴別塔》,當年他只畫一半就沒有再畫下去。「當年我已經出了幾本書,但仍覺需要做些突破。那時我有一種奇怪的堅持:整本書必須是160頁,整本走一個統一的形式。但畫到九十多頁時我實在畫不下去,因此停工把那幾十頁稿收入床下底。」但三十年前的故事線,記憶早已失去,對話框該出現的對話全都留在過去。幸而一向有買電影DVD的他,想到一條「屎橋」:「以前的電影DVD放完正片都會有段bonus,是導演講述電影或者演員訪問。因此,我想到可以以這種「導演講述」的方式,去完成這部漫畫。我會一邊看著畫,一邊用旁白寫下『為甚麼我當年會這樣畫?』、『這一幕的影響是甚麼?』,這些對白其實不是角色的台詞,而是我自己對二十多年前作品的評論——因此讀者要同時追兩條線,一面聽我講一面看畫。」 黎達達榮說,畫漫畫三十年來,真正重要的收穫未必是版稅或銷量,而是這個身份為他打開了更多可能性。他可以參與展覽、結識其他創作者、接受訪問,這些都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回報。他又笑指,自己還畫下去最主要是時間很多用不完,實在令人出乎意料。「我現在上班賺的錢,其實是為了支撐我畫畫;工作與生活以外,我甚至還有很多時間用,那就畫吧。」他又古靈精怪地指:「而且,現在印刷成本便宜許多,技術又更加好,我覺得好抵,真的要印多幾本。」■
我們不是什麼 ︳江𤒹生、陳毅燊專訪:凝視絕望邊緣,以極端為訴可恨亦可惜
在春光明媚的情人節,一陣轟烈爆炸聲撕碎了這份浪漫……《我們不是什麼》開場一段巴士悲劇,讓兩個名字被推向輿論中心-暉仔與Ike。他們不是窮兇極惡的罪犯,而是出身破碎家庭、飽嘗恐同歧視的同志戀人,是在社會邊緣掙扎到絕望,最終以極端方式「控訴」的苦命人。當銀幕上的悲劇落幕,飾演這對戀人的江𤒹生、陳毅燊,也帶著角色餘溫走向了觀眾,細談如何觸摸角色的傷痕,如何讀懂那些被漠視的痛苦,以及這部戲留給社會的一道道尖銳命題。 text • Leon Leephoto • Oiyan Chan(Interview) 故事簡介 《我們不是什麼》講述,在2月14日情人節當天,一輛雙層巴士在鬧市突然爆炸,突然爆炸,造成嚴重傷亡。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邀請退休鑑證專家龍Sir(譚耀文飾)復出調查,發現這並非意外,而是兩名乘客:出身問題家庭的同志戀人暉仔(江𤒹生飾)與Ike(陳毅燊飾)蓄意所為。他們飽受童年虐待、恐同歧視與社會邊緣化之苦,目睹經濟不公與店舖結業,終於在絕望中決定以自殺方式向世界抗議。當警察查到暉仔居所時,發現劏房的門後寫著:「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我們不是什麼 AK飾演的「暉仔」與Ansonbean飾演的「Ike」,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反派」,而是聚焦兩名被童年創傷與生存困境推向絕路的抗議者。為貼近兩個飽經創傷的角色,兩人都做了不少準備,譬如AK塑造暉仔時,選擇專注於 「累積憤怒」:「暉仔的爆發從不是突然的,而是無數生活不順的疊加。他與導演反覆溝通,將角色的憤怒拆解為兩種狀態,一種是『藏在骨子裡的無助』,像是面對歧視、生活困境時,憤怒要收在眼底,讓鏡頭捕捉到那份無力感;另一種是 『推到極致的抉擇』,此時憤怒需要稍微外顯,卻又不能過界。」拍攝前,他總會在心裡為暉仔這份細膩的情緒鋪墊。演完這個角色,AK也開始反省自己,是否有時會因執著自我而忽略他人,暉仔的「隱忍與包容」,成了他現實裡的一面鏡子。 Ansonbean的「出櫃戲」,亦藏著另一種細膩的情感共振。他以《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 Timothy Chalamet的角色為參照,那份被家人全然接納的幸福,成了IKE的絕望反差。「拍攝前,我回憶起自己小時候與家人打打鬧鬧的經歷,為角色鋪墊了生活質感;實拍時,素宜老師飾演的母親身著特定服飾,眼神裡滿是拒絕的冰冷,這種『期望與現實的劇烈反差』,瞬間擊中我 —— 那種渴望被接納卻遭遇否定的痛,是打從心底自然溢出的。所以演完這場戲,我便牢牢記住了這份落空的委屈,並將其帶入後續所有與家人相處的戲份,讓IKE的內心波動始終帶著滾燙的真實。」 一頓飯破冰,一場戲入魂 兩人飾演的戀人關係,沒有刻意培養默契,卻在自然相處中生出了羈絆。開工前,導演僅安排了一頓飯為二人破冰。真正讓彼此破除陌生感的,正如 AK 所說,是開工第一天便要拍攝的親密戲碼。「拍攝床戲時,我會偷偷幻想『這是最後一次見面,要和對方一起離開這個世界』,腦海裡滿是浪漫又悲涼的不捨。」 Ansonbean也深沉於當下情緒之中,他坦言:「我更糾結的是,倘若真的站在世界盡頭,該用怎樣的眼神凝望自己的愛人呢?」那場戲之後,兩人都卸下了顧慮—— 連最「近」 的鏡頭都完成了,後續的日常互動便少了尷尬。二人也為角色定了一些「小規則」:IKE愛情經驗更豐富,所以牽手時會走在前面,親抱、親密戲份也由她主動;暉仔內斂,便跟著IKE的節奏回應。 AK亦提到,頭幾天拍攝的表現是最自然的。到後期因為太熟悉角色的緣故,反而在某些位置「鎖死」了自己表現。「一開始不知道暉仔、IKE的過去有多沉重,只知道當下要面對甚麼,這種『活在當下』 的狀態,反而讓角色更有呼吸感。但隨著對劇本的深入研讀,也確實漸漸剝開了極端行為的表象,觸碰到角色的人性根基。」因此隧道裡的互打戲,成了兩人最難忘的拍攝記憶:原本武術指導已準確量好借位動作、定好攝影機角度,卻在當天特殊氛圍下失控成了 「真打」。 「那天的隧道壓抑又局促,我們拍了一整天動作戲又早已疲憊至極,剛好這場戲是當日最後一個鏡頭,角色的情緒與身體都到了極限。」Ansonbean憶述,二人從最初手指不經意的觸碰,到後來打到關節,再到直接拍在臉頰上,疼痛都是真實的。「隔天,我們帶著敷冰的腫臉、滿手傷痕開工。我跟AK跪在地上動彈不得的無力感,至今仍然很深印象。」可正是這份極致的真實,讓鏡頭裡的情緒有了重量,那種累到極致的虛脫,是任何刻意表演都無法復刻的。 告別後的「餘溫」 角色帶來的觸動,並未隨著拍攝落幕而消散。當兩人看完電影成片,內心的感受複雜又真切。AK笑稱會下意識放大表演的不足,譬如覺得部分場景可更收放自如,卻也為鏡頭裡全然投入的自己所震撼,甚至因為片中親密戲份太逼真,害羞地不願讓家人看見。Ansonbean則特別向導演致謝,坦言沒料到電影剪輯風格如此獨特,多視角拼接讓故事「訊息」 變得格外強烈。「不建議大家模仿角色的行為,但如果有人正經歷相似困境,別覺得自己始終孤立無援,總會有一份『關心』出現,將你從衝動的邊緣拉回。願我們都能彼此支撐,Stay Strong。」 兩人對「演員」 身分亦有了全新認知。AK不再認為演員只是「演別人的故事」—— 暉仔的隱忍,讓他開始反省自己是否太過執著自我,而角色帶來的情緒,也成了他音樂創作的養分,未來想把這些感受寫成歌詞,用另一種方式傳遞給聽眾。Ansonbean則對電影力量有更深層的體會,從前覺得演好角色就夠,這次卻真切地感受到一部好作品的感染力:一本劇本能讓他落淚,一場戲能讓他銘記心底的痛,一部電影能讓觀眾不再孤單。此後面對每個角色,他都決心全力以赴做好功課,因為好作品能給人希望;而《我們不是什麼》所探討的,正是香港社會值得一同反思的議題。
《我們不是什麼》| 邱禮濤導演專訪:拍一部純香港片 電影無法給予答案只能刺激思考
對於香港電影,邱禮濤這三個字,在觀眾心目中代表著甚麼?Cult片?變態?人肉叉燒包?還是近年拆彈掃毒的瘋狂炸毀香港地標? 今次邱禮濤自資電影《我們不是什麼》,同樣一開場已經有爆炸,但這場情人節鬧市巴士爆炸案,源自內地真人真事的案件改編創作,不少人看完電影,直指此片很有90年代邱禮濤的強烈風格感覺,與近年他的合拍商業片相比,感覺不同之餘,更加言之有物,內有不少對香港近年的重要「彩蛋」訊息。 邱禮濤坦言,今次希望拍一部完完全全的「香港片」,並非想給香港觀眾一個答案,而是希望刺激大家思考一下:「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又變成了什麼?又或者,我們不是什麼?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學院派導演 邱禮濤長年都是一頭長髮,Band Tee上身,十足爆粗Band友那樣,拍過大小Cult片,經典作品有《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陰陽路》系列,近年執導《拆彈專家》系列、《掃毒2》、《海關戰線》等合拍動作大片,商業藝術同樣有他的份兒。可能較少人知道,邱禮濤是學院派,早年短暫讀過理工放射學做過醫護實習,見到生老病死卻沒大感覺,後來1981年轉讀浸會傳理系修讀電影。「我那一屆畢業好似有14人還是16人,如今還留在電影工業的只有兩個,除了我以外,還有何麗嫦,她是一個很有名的製片及監製。」還未畢業,他已拿到第一份電影工作——做場記。「記得在final exam之前就已經有一個job,師兄介紹的,就在一部戲裡面做場記。好記得那個開工日,當日我考完最後一日試,一班同學去粉嶺宣道園farewell,我第二天早上四、五點就離開那個營地,開始我第一日的電影工作。」 未畢業就找到相關工作,同學們卻沒有特別羨慕:「那時候我的同學不看香港片的,他們看法國片、意大利片、巴西片、中國片等,他們不太看得起香港電影工業裡面的商業片,除非出來做香港電台電視部,或者那些嚴肅對電影的導演如許鞍華、方育平等作品,否則都不是同學時代追求的那種電影。」但邱禮濤從不抗拒商業港產片:「我與其他同學相比,我是完全不抗拒港產片的,譬如我會去看王鍾、嘉倫主演的諸如此類那些香港片。」難怪他一畢業就完美接軌香港電影圈,1987年更首次執導電影《靚妹正傳》。 回歸後差過現在 打滾香港電影四十餘年,邱禮濤經常強調現在不是最差,97後更是谷底。「其實主要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科網股之前,最傷就是98、99年,隨之而來就沙士,那時候氣氛更差,開的戲更少。」他說千禧年初本來與中國星籌備拍一部關於賊王張子強的電影,但因為911事件而告終。「當日我們幾乎去睇景,另外徐克的《書劍恩仇錄》已經開拍了,911發生之後,全部電影都停了。唯獨杜琪峯在拍《大隻佬》拍了一半,停下來後,他們改了整個故事的風格走向。911令大家覺得觀眾想看的東西都改變了,最後大家停了幾個月,大概六個月後才回復正常。」 此時此刻,香港電影市道認真古怪,一邊慶祝電影有破億票房,另一邊又開工不足,邱禮濤坦言今日的香港電影並非最差時刻,最重要是電影人要調整心態。「那些合拍片年代,大家習慣去五、六星級酒店,現在突然去回茶餐廳,不懂得在餐牌叫食物。以前一坐低就食魚翅撈飯,現在也不知道應該吃星洲炒米,還是吃干炒牛河,始終要些時間適應的。」 邱禮濤近十年拍過《拆彈專家》及《掃毒》系列等內地票房高收的電影,他坦言最大得著是,公司給他題目,他做到之後,自然較易相信他,找演員也容易一點,開戲又容易一點,但即使是追趕跑跳碰的電影,都一樣是有內容的。「就算你說回90年代拍的戲,創作時我都有思考過程,但是我的感覺是,起碼聽回來是,no one cares!」他坦言自己不是王家衛,為了商業考慮,也不會單單拍一些沒用的空鏡頭。「我不會拍一個空鏡頭拍足一分鐘,也不會拍演員的背影,我跟著他兩分鐘,我不會用這種處理方法。或者講完一句對白,另一個人在十秒後才回答,我不會這樣拍。」 邱禮濤說來有點無奈,覺得觀眾沒有太花心思深入一點思考他的電影。「經過十幾年或者二十年,有些東西是儲起來的,可能到了某個時候,別人覺得Herman的戲可能是怎樣,他們用了另一種眼光去看我,但以前沒有人理會的,我感受不到,就算現在一些人拿出來講的,所謂我的代表作如《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等,當日初出街都被人罵到死的,沒有人覺得這些是好電影,只是噱頭片而已。」當很多人指他近年拍了不少商業電影,他直言商業與否,很多時候只是結果。「很多商業片出來是藝術片的票房,有些藝術片出來是商業片的票房。」 拍一部純香港片 新作《我們不是什麼》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邱禮濤自資拍攝,坦言因為想拍一部香港片。「起點很簡單,這一部我夠錢拍,然後為何是這個劇本?這個劇本不是放在抽屜底,而是純粹剛剛這個時間點,2024年的時候,我很想拍一部香港片。我設定給自己,何謂一部香港片呢?怎樣定義為一部香港片呢?我就是要拍一部大陸上不到的,那還不是香港片?怎知道也大陸上不了,星馬也上不了,始終同性戀題材在當地上映有困難的。好了,今次我不是找老闆笨的,我搵自己笨而已。」 《我們不是什麼》故事改編自1998年情人節武漢巴士爆炸案,源自真實案件創作,談及社會邊緣與人性黑暗。他不認為這是BL電影,也不是奇案片,但邱禮濤對同志議題有感受:「我們做電影,有很多Gay或者Lesbian,很多都很有才華的,他們的創造力很強,很多人都很接受,甚至不應該說是接受,根本沒有想過這是一個問題。但我又聽過有些人,口說無所謂,以他們的說法是:『基佬,我無所謂,但你們不要在我面前打茄輪就得喇!』」他身邊亦有些Tomboy的朋友,在酒吧外無理被人走過來打,似乎這些一一都放在電影之中。「不要說華人社會,很多時候大家說美國好像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無論你喜不喜歡Donald Trump都好,他絕對是反LGBT反得很嚴重的,但人們還是選他出來的,所以現在世界很多事情都是表面開明的,內裡其實依然很保守,好多人講一套做一套的。」 拍出《我們不是什麼》,邱禮濤不認為電影能給答案。「老實說,我不覺得現在《我們不是什麼》能夠給人甚麼答案,其實電影不是給人答案的,也無法得出答案,如果能夠引導觀眾去思考你的問題,刺激到一種思考,我覺得也很不錯的。」他舉《水滸傳》為例,當中有人被壓逼,有人被招安的,也有人做順民。「五千年歷史就是這樣,你能夠找到一個規律,但這個是不是答案?不是這麼容易的。很多很厲害的哲學著作都沒有答案的,其實他有答案,但他都不會明顯寫給你。」說穿了,一切還需要大家入場欣賞電影後,慢慢思考當中的問題。問他最想講什麼?他說:「希望大家關心一下,如果你說階層的話,我想是一個切入點,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衰嘢我拍過好多 被問到今次與演員的合作,他沒有公開拍攝金額,未肯確認是否坊間所說的自資300萬,但他沒有起用合拍片中的大明星主角。(《我們不是什麼》主角分別是譚耀文、Anson Kong江𤒹生及ANSONBEAN陳毅燊)。「我相信他們都孭得到一些票房吧,其實現在都沒有人能夠保證吧?華人演員裡面,有誰人能夠保證票房?沒有一個。」片中兩位年輕演員演得投入,不少親密戲更來得激烈,邱禮濤笑說自己拍這類場面已有經驗:「攤開來講,我拍這些已經很有經驗了,拍戲,床戲、攬攬錫錫、強姦戲,其實我這些衰嘢拍過很多了,好像《性工作者十日談》也有場鄧健泓與李日朗……」他直言與新生代合作,沒有因為他們是新人,就會有另一種方法去處理他們。「我好鼓勵他們給我意見,他們有時也會講,與其他演員相處也是一樣。」他亦讚賞譚耀文這次演出,比之前的演出收歛一點。「過去有些戲他比較外露或者誇張一點,這部他的做法就比較收埋一點。」 邱禮濤的厲害之一,就是他多年來一直高產,近十年即使包括疫情,他依然每年拍上兩三部電影。「自從我第一次做導演,1986年拍攝,87年上映,其實大部分年份裡面,我都有這個產量,其中2003年我更拍了6部電影。以前的電影規格比較小,近年拍的規格大一點,東西比較繁複,就是籌備的東西複雜一點。」他很重視事前籌備,直指今日要拍3場戲的話,就一定要拍完,保持那個預算、工作人員、群眾演員。「不要過了時間,這些都盡量會保持到。」就像今次拍攝《我們不是什麼》,一共拍了16日,平均每日約12小時。「在我來說不算快,我拍《我不賣身,我賣子宮》,那部戲拍了9日,有一集《陰陽路》也是拍了9日。」 劉德華與周星馳 來到訪問末段,不妨談談邱禮濤與不少演員的相處,當然不得不談劉德華。近十年來,邱禮濤與劉德華拍了至少7部電影,回想起二人識於微時的片段。「我第二次做導演,1991年拍《中環英雄》便與華仔合作,當時是商業電影一個很大的轉折點,正是周星馳的出現,他改變了演法與市場,以前是NG片段不能讓人看的,但原來可以讓人看後,觀眾會笑得很開心,還會有很好的票房。當日華仔拍《中環英雄》的時候,同時也在拍《整蠱專家》……」 當時周星馳正在電影界冒起,劉德華花了很多心機拍《阿飛正傳》,卻被外間認為只是一個行行企企不知道做什麼的警察。「當日他在很多心理複雜的狀態下,我們在現場也有一些頂撞,但不算嚴重,可以繼續拍電影。反而建立於以前這個合作關係,《中環英雄》就這樣出來,票房又不錯。當日只是我第二部電影,他對我的信心當然不是那麼多,現在隔了幾十年之後,信任度是大了很多的,基本上他會有意見,但他真的被我揸主意。」今時今日,他形容二人的合作關係,既融合也很融洽。 近年,邱禮濤亦與周星馳合作,二人聯合執導《新喜劇之王》,他直言大部分決定由星爺主導:「其實那部電影都是他的,我只是幫他籌備東西而已,主要都是他在現場話事,沒有99%,都有95%以上都是他決定的。老實說,我當日好奇想看他怎麼拍戲,最後發現,即使他沒有演,但他也是以一個明星去拍戲……簡單來說,我負責幫他做0到1,然後他指導演員及現場工作人員,由1做到2,甚至去到3、4。」 幾個月後,邱禮濤即將踏入65歲,他自言仍然身體不錯。「起碼你現在問我,我覺得還可以。你看看奇連伊士活拍到92歲,不過他的生活很健康,不煙不酒,又吃齋又做運動。」邱禮濤呢?「哈,我的生活極不檢點,又煙又酒又捱夜!」問他會否退休享受生活,他說:「那些人說退休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最想拍電影。其實我現在已經退休,因為現在我已經在做我退休之後想做的事情了。」如何能夠保持感受力與思想?「只要你想起年輕的時候討厭過哪些人,你不要變了他們就行了。」 邱禮濤送上一個有趣而意味深長的答案,面對環境壓迫,他現實地面對:「對大部分人都有影響,至於遷就大不大,我相信有些東西,你不要明知故犯,也不要想得太多。」正如《我們不是什麼》所言:「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電影沒有給人答案,也沒有答案,我們能夠思考一下,做些好事,至少可能令這個世界好了一點點。就算只有一點點,也好,如導演所言: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JACE 陳凱詠|封面專訪|釋放本性不必心邪
今時今日,絕對是網絡時代。網絡上的JACE陳凱詠,不時被討論她是否偏鋒。她笑笑地回答,自己只是主流中少許偏鋒的人。「我這個人的言行都幾本地、貼地、主流吖!只不過,我喜歡的音樂、衣著等,剛好所有東西都偏了一點。」 偏鋒,意指做事冒險、不按常規行事,用奇特的方法達成目的。要冒險,也要有一定的膽量,從而展露自我的本性。 JACE說:「真正的大膽,應該有一份承擔和穩重,那才是一個成熟的大膽。」 偏鋒到新年期間上紅館開了兩場個唱,破天荒為紅館歷史上加設了企位區,同時承擔著很多不了解自己的人,甚或是haters的強烈反對,以及未知誰人所做的另類宣傳,JACE依然大膽地努力地做好自己,就像林夕為她所寫《百妖夜行的修行》歌詞一樣:釋放本性不必心邪。 text.Nic Wongdirection and styling.Nacchi Ma photography.Karlson Tsang makeup.Echo Wonghair.Kenki Lauphotographer assistant.Chris Lam stylist assistant.Sammy wardrobe.Emporio Armani 飄忽的我 自由得不羈 台上的JACE自信滿滿,台下也不時看她手舞足蹈,她說這是一個保護網。「我本身很敏感,情緒起伏很大,別說從事這個行業,我相信每個人成長,慢慢都學會有個保護網,我建立了一個保護機制,如果在表演舞台上、影視作品上,我感覺安全的話,我就會釋放讓它出來。」她有必要展示自己,明白自己是個敏感而情緒化的人,因此花了很長時間建立保護機制去保護自己。「在我做表演者的過程中,學會了一個治癒自己的方法,何時有保護機制,何時一夜間關掉,當我要表演、要創作時,我就關掉;我要日常生活處理時,我就開啟。」 面對網民不定期攻擊,再冷靜都難保有日會崩潰。JACE的處理方法是,先盡量客觀,亦會退後幾步去觀望。「我有開心的時候,也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我盡量都企後幾步,給自己一個保護網,當看到有人喜歡或不喜歡,我都想知道發生甚麼事。」保護網的出現,在於她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發生甚麼事。「完全閉起來,不回應也不太明智,但太習慣處於自己世界裡也不好,所以我學會了保持到一個距離,不會令情緒大起大落。就算這一刻有人讚,我會感謝和開心,但不會太過分。」 無止境的疲勞 無方針的藍圖 這次專訪來得及時,剛好是JACE開完紅館個唱後的一個多月,是時候回望一下這件大事。JACE直言,本身不知道紅館是一件甚麼事情。「這個世代很急促,很多事情還未消化得及。不是我目中無人,而是我的視野短淺,我看不明白很多事情,又沒有人跟我說明,不知道紅館是一個里程碑,我無暇去分析這件事。直到做完後才理解到,原來紅館是一件很大件事,牽涉台前幕後這麼多人,很神奇地很多人願意這麼努力花時間,我這個騷還要在農曆新年那段時間舉行,大家的新年都放進了這個節目,就是為了製造兩晚很濃縮的能量,彈來彈去的一個紅館騷,在一個一萬幾人的正方形場地中,聚集了所有觀眾、所有台前幕後的能量,就在一個這麼擠迫的空間裡彈來彈去,有很激烈的碰撞,真是一件很激烈和有趣的事。」 不少人關注JACE紅館個唱的入座率,她開騷前也承認門票滯銷,但拒絕只用數字定義成功與否。面對今次紅館的風波,JACE明言自己不是一個很精明的老闆,不擅長看數字,也不介意單一項目贏或輸,最重要是有否對未來發展有利。「我是一個很任性的老闆,只會想到這個品牌在這一刻做得好不好,如何能夠做得更好。至於之後做得是否夠長和夠遠,暫時不是我能夠管理的範圍。紅館的數字如何,我到現在還未確定,很多事情還在來回改動,所以我答不了你,但你問我覺得是賺還是蝕,總之我是賺了,因為我賺了經驗,賺了開心。」她苦笑道,今次至少學會了心臟強大及樂觀的重要。 JACE既是幕前歌手,也是幕後老闆,無論製作還是宣傳,她都是主導之一。「我承認自組公司後的宣傳,其實是很不足和混亂的。我一年出很多首歌,然後又出唱片,以創作者心態,我很貪心,我想做好這件事,但以老闆心態來說,就不應做那麼多,既浪費力氣,又浪費子彈,也累透了同事,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不明智。」花了很多錢,但重點太多,反而得不償失。「其實可能沒有人聽,不是大家喜不喜歡聽,而是根本接觸不到聽眾。記得我出唱片的時候,亦是宣傳演唱會的時候,團隊問我究竟現在想宣傳演唱會、唱片,還是新歌?我自己也不知道,覺得做了正常的宣傳就算,其他事情留給上天決定。」 活著就是玩嘢 聊起宣傳,對JACE可說是兩面刃,有人好喜歡,有人好反感。月前在街上出現不少關於JACE開騷的海報,上面寫著「JACE憑咩開紅館」、「JACE無後台注定滯銷」等字眼,有人深信是JACE團隊為自己的另類宣傳,她強烈否認,甚至不知道是粉絲還是haters所做的,慨嘆自己好早開了一個令人誤會的玩笑,形成雪球效應,經已控制不了。 JACE重提前年〈百妖夜行的修行〉的宣傳。「當初我覺得蛇這個主題,很難完全令人理解,於是想出了這個『被蛇咬』的宣傳,但原來我想得過分純粹和簡單,心想擺明是搞笑啦,還以為是一個很顯然易見的笑話,於是就拍了一個story,說自己好頭暈,然後躺下來。試問怎會有人在頭暈時會拍下來?當我以為大家都知道我在搞笑,卻原來真的有人誤會,直至那刻才發現自己真的有責任,於是我們反省了及變得謹慎,之後的所有宣傳,就算有少許冒險的話,我都不敢做,全部都改成保守及正路的,只是做訪問拍片,我一日做足十個訪問,希望做到有人聽到我說的那首歌為止。」 不久後,香港街頭出現了「陳凱詠我養你」的橫額宣傳,JACE坦言這不是她們公司所做,而是fans club的主意。「他們覺得我獨立後的處事手法是有創意的,於是就照着用創意的方法去支持,直到今次紅館演唱會官方以外的海報出現,才發現雪球已經越滾越大,不知滾到哪裏去,是誰的主意、是為了抨擊我還是支持我,也已經無從得知了。原來當初我開了第一個雪球後,就不知道它會滾到哪裡,但現在一切已解釋不了。」 未曾犯錯 隔離了我 很想你搞清楚 JACE不諱言,得知這個「另類宣傳」後很不開心。「當時我躲在家裡哭了幾天,心想死了,其實我真的『憑咩開紅館』?果然被人說中了,怎麼辦?幸好最後我收拾心情回復狀態,否則紅館騷可能又不會今日這樣。」她坦言,這絕對是她入行的其中一個低潮。「它來自於事件的無力或委屈,有些事不能說,有些事不能處理,只能自己和自己打架。幸好我心中的那艘小船知道要駕駛去哪裡,所以一個潮浪淹過來,我依然很清楚地要到達那個境地,小船才沒有被潮浪淹沒反覆,但它絕對是小船經過的一個大浪。」 說到底,JACE依然對未來有期望,她卻學懂盡量放慢一點,不會一次過出太多歌,期待下一個機會的來臨,並慶幸依然有不少人支持自己。「我希望自己作品所呈現的精神是清晰明確的,原來大家認為我有些倔強、反叛和很重個人特色,就自然吸引了一些不論年齡、性別、地域都喜歡以這種狀態處事的聽眾,他們相信有些東西可以不同,他們喜歡有個性的人。對我來說是成功的、開心的,成功是在於我做自己喜歡的事,我相信的事,縱使不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率,但慢慢累積到跟我差不多想法的人。」正如JACE前述所言,真正的膽量和大膽應該有一份承擔和穩重,相信她的那份大膽,現在增添了多一份成熟感。■
CON-CON® HONG KONG 2026 ︳羚邦集團創辦人趙小燕(Lovinia)專訪:鍛造IP時代 從版權代理到生態運營的連結征程
在亞洲IP管理產業,提起羚邦集團與趙小燕(Lovinia),幾乎無人不曉。這家1994年誕生於香港的企業,用三十餘年時間,將《Pokémon》、《鋼之煉金術師》、《排球少年》、《流星花園》等超過700部風靡亞洲的影視動漫IP帶入大眾視野,從一間新創公司成長為亞洲IP領域的龍頭企業。而一手締造這個商業傳奇的Lovinia,始終不忘《鋼之鍊金術師》裡貫穿始終的哲思 —— 「《鋼鍊》中傳遞的親情、犧牲、堅守的理念,正是這些能打動人心的深層價值,才讓IP擁有跨越時間的長久生命力;也足以證明IP是一種通用語言,文化、音樂、動漫,都是沒有國界的,我做這一行,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在娛樂裡找到共鳴,從正能量的內容裡,獲得情緒價值與前行的勇氣。」 1995年,Lovinia拿下了羚邦成立後的第一部動畫 IP《忍者亂太郎》,自此機會接踵而至,她也一點點打破了產業固有的壟斷格局。隨著在行業內深耕,她逐漸發現每個IP都有獨特的DNA,這也成為如今羚邦選品的核心標準——首看製作公司。「MAPPA、BONES、A-1 Pictures這些頂級製作團隊的作品,本身就具備天然的品質保證;再看IP源頭,漫畫改編、小說改編或是原創內容,不同源頭對應著不同的受眾基礎,像《我獨自升級》這類漫畫爆款,從誕生之初便擁有龐大的粉絲基礎;最後還會綜合考量配套生態,主題曲歌手、聲優陣容,乃至後續的演唱會策劃、周邊開發潛力,都是選品時的重要參考維度。 以動漫IP敲開市場大門 Lovinia的人生經歷,簡單言是寫滿了 「拼」 字。作為沒有家庭背景托舉的香港女性,為了儘早工作幫補家計,僅花三年時間便完成香港樹仁學院(現稱樹仁大學)四年課程,繼而踏入影視發行行業。她笑言自己沒有捷徑可走,就用業績說話:老闆定下每月15萬美金的銷售目標,她月月做到30餘萬,憑實力在行業裡站穩陣腳,也在世界各地攢下了一群信任她的客戶。眼看著IP產業的巨大潛力,在客戶鼓勵之下,Lovinia決定放手一搏,開啟屬於自己的創業路。「當時老闆帶著我走訪東南亞各國電視台,所以很早就建立起『先懂市場,再做選擇』的思路,唯有摸清每個地方的時段規劃與節目需求,才能找到精准匹配的內容。」 1994年,羚邦集團正式成立。據她所說,這個名字來自母親去黃大仙求來的批語 ——「飛躍羚羊到彼邦」,恰巧她常年奔走全球、為IP業務輾轉各地的狀態;而英文名MediaLink,正是她親手定下,「我始終覺得,我們的使命,就是把世界各地的優質媒體內容連接起來。」當然創業從來不是坦途,當時香港IP發行市場早已被業界龍頭壟斷,Lovinia瞄準了一片尚未開發的藍海:動畫內容。「那時候所有引進節目均需經過嚴格的審批與配額限制,唯獨因為卡通是給孩子看的,有著更寬鬆的空間。」選定賽道後,她帶著一腔孤勇,開始了異國他鄉的 「敲門之旅」。 「第一次出國跑業務,我不懂得日文,到今天也依然不精通。二三月的海外天寒地凍,更因為我是女性,很多人帶著偏見,質疑我的資金從何而來。」 最初的九個月,是旁人難以想像的艱辛。Lovinia每天依照手中的地圖奔波,一個地鐵站接一個地鐵站找版找尋著權方公司,用自己對行業的深刻理解說服對方,告訴他們哪些時段適合播出動畫、哪些內容更能打動電視台買單。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年代,這些精準的行業判斷,讓無數版權方記住了這位來自香港的女性。 讀懂羚邦DNA 在經手過的700多部IP之中,每一部都藏著獨有故事而其中幾個名字,至今依然讓Lovinia記憶猶新。「藤子不二雄的《外星毛查查》,可以說是羚邦在IP授權界打響名號的關鍵。當年我在日本漫畫雜誌上看到這部作品,立刻遠赴日本拿下東南亞代理權。彼時版權方只給了她一張彩圖,她便在香港主動聯絡玩具公司開發毛絨公仔與周邊,結果玩具一推出便瞬間火熱市場。更讓她意外的是,這次成功,讓海外大型集團注意到了這家來自香港的企業。 「原來他們也在經營《外星毛查查》,卻沒做出這樣的效果。於是主動聯絡我們,把《Pokémon》的營運交給了我們。」 這件事讓Lovinia更加篤定,只要用心打磨一個品牌,就一定會被看見。 在IP界打滾38年,Lovinia依然沒有停下腳步。今年四月,由羚邦傾力打造的 CON-CON HONG KONG 即將落地,這是她為業界埋下的另一顆種子。「我們做的不是漫展,不是演唱會,也不是普通的展覽,而是一個真正的文化產業交流平台。」 在Lovinia的規劃裡,CON-CON將串聯起本地、亞洲乃至全球的 IP,覆蓋潮玩、動漫、音樂、時裝、藝術與設計六大領域,通過跨界聯名與深度產業交流,推動IP的國際化,讓世界看見香港潮流文化與創意產業的力量。「羚邦一直追求『四贏』,原則 —— 粉絲先贏,讓粉絲看到喜歡的 IP、參與心儀的活動,讓粉絲收穫快樂是第一位的;接著是客戶贏、版權商贏,最後才是羚邦贏。」 正因如此,CON-CON現場藏著無數關於熱愛與驚喜的可能性:業內人士親臨現場,能與每一位參與者促膝長談,分享背後故事與願景;更有許多全球獨家聯乘產品,在燈光下靜靜陳列,那些從未涉足生活風格領域的時尚品牌,也會在這裡卸下束縛,勇敢嘗試全新方向。Lovinia笑言:「產品之外,還有更多動漫IP的沉浸式體驗正等待著大家。而本地與海外音樂人亦將聚首一堂,到場者可以盡情揮舞手臂、大聲打call,將愛與歡喜,都融入這場盛宴。」 讓香港成為IP超級連接點 「羚邦立業始終堅守三大核心價值:Passion(熱情)、Persistence(堅持)、Partnership(合作),三者缺一不可。在我看來,IP行業是與人打交道、與粉絲交心的行業,若是自己都不熱愛所運營的IP,根本無法讓消費者、粉絲產生共鳴與喜愛。我希望每一個觀眾來到CON-CON都能感受到我們用心創造的這些機遇與交流。」如今的羚邦,粉絲覆蓋各個年齡層,這也是其IP運營的一大亮點。「羚邦的目標群體其實有明確定位,涵蓋 Gen Z、Gen Y,以及動漫、文化、運動愛好者,但從不會刻意限定年齡。IP的魅力本就是跨世代的,經典永遠有生命力,新作也能引發跨年齡的喜愛。好比《機動戰士高達》、《新世紀福音戰士》依然擁有大量年輕粉絲;而《Girls’Band Cry》、《Love Live!》這類新興動畫作品,也能吸引到資深的老粉絲關注與喜愛。」 Lovinia坦言,一個人不可能顧及所有IP的運營細節,因此羚邦全球設有多個辦事處,在北京、廣州、台灣、越南、印度等地均有本土化團隊佈局,由當地團隊負責深耕本土市場研究,總部的acquisition團隊專職負責IP選品,團隊之間分工明確,卻又緊密配合、高效協作。以新 IP《Gachiakuta》為例,團隊發現其獨特的塗鴉文化屬性後,立刻找來台灣的頂級塗鴉藝術家,在香港、台灣、日本、意大利、美國同步打造塗鴉牆,並與卡通首播時間精准同步,這便是團隊專業性與協作力的最佳體現。 從「Ani-One 頻道」的動漫發行,到「Ani-Mall」的電商周邊運營,再到如今打造 《CON-CON》這樣的超級線下盛事,羚邦已構建起完整且立體的 IP 生態鏈。面對眾多業務板塊,Lovinia也有自己的經營之道,「「做事情,永遠要比別人早一步,要去引領潮流、開創市場,而不是跟著別人走。」談及未來,Lovinia的眼裡依然有光。她希望透過CON-CON,讓更多年輕人看見創意產業的無限可能,IP的世界裡從沒有固定路數,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賽道。 《CON-CON HONG KONG 2026》日期:2026年4月4-5日(星期六至日)地點: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3、6、8、9 及11 號展館門票已於klook公開發售
《我阿爹想旅行》| 黃綺琳、黃鐦專訪:我拍片好頭痕,直至搵到張家輝主演…
〈眼睛想旅行〉絕對是經典歌曲,張家輝演繹的版本推向極致,最新延伸主演到電影《我阿爹想旅行》,即使可能只是片名的噱頭,卻足以令人萬分期待。電影由黃綺琳、黃鐦雙執導,部分故事源自前者的父女故事,目前正處於後期製作階段,但張家輝及鍾雪瑩的陣容是如何誕生?兩位導演怎樣試盡賣樓自資拍片,搵老闆申請基金等等各種形式,務求拍到電影,拍好電影,佢拍片好頭痕,但依然會拍片畀香港人。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我阿爹想旅行 《我阿爹想旅行》早年獲得香港電影發展局「薪火相傳計劃」900萬港元資助,後來成功入圍第24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製作中電影計劃(WIP),獲協助項目與國際市場接軌,尤其在3月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期間介紹計劃,向業內人士展示10分鐘製作中電影選段。 黃綺琳、黃鐦重提《我阿爹想旅行》的起點,想當初2020年張婉婷(Mabel)及羅啟銳(Alex)找她們參與「薪火相傳計劃」,可惜經歷疫情及拍了《填詞L》後,劇本才真正成型,直到去年8月左右才開機。黃鐦笑言:「這部電影不可以變成都市傳說。簽約後三年內要上映,差不多明年二月就要完成,不能拖太久。」其後二人參與HAF計劃並入圍,能夠進一步向外能夠介紹這部電影。「無論發行、影展還是買片,看看大家有甚麼支持。」 相比之前自資拍攝《填詞L》的日子,這次早早拿到900萬資助,黃鐦直言:「900萬,其實是我們過去所有作品預算加起來的金額。」黃綺琳強調,金額愈大,壓力更大。「我們未試過拿著900萬來拍電影,今次不能將貨就價,一定要展示這個預算的質素出來。不過,拍戲永遠都不夠錢,就算多給我們一個900萬,我們都不會夠錢去拍,壓力真的大很多。」黃鐦補充:「老實說,從來都是資源愈多愈好,正正我們現在是後期階段,如果能夠取得多點資源,就能盡量令作品更好。」 近年有聲音指出,不少電影都靠政府開戲,香港政府已成了香港電影的最大投資者,兩人對此看法相當務實。黃綺琳說:「沒有甚麼好不好,只是有了這個方法,大家很快都去報名,有機會讓人知道你正籌備的作品,從而接觸到不同投資方或電影公司,起碼他們知道有這個項目存在,都是一個很慣常的做法。」黃鐦指出:「以前香港電影市場蓬勃,才吸引到不同投資者;現在身在歐洲,九成電影都有政府資金支持,所以拍電影靠資助是很正常的。的確,近幾年香港政府已經成為香港電影最大的投資者,預算較大的電影,真的要靠政府幫忙,很難說這樣好不好,而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地廣天高 跟你去到處走 《我阿爹想旅行》由張家輝與鍾雪瑩主演,故事講述電影美術助理珊,為患癌父親莫鎮強奔波於片場與醫院。珊欲留在醫院陪伴父親卻被劇組分配了臨時任務:前往道具倉拿取大湯碗。父親堅持陪她出去,兩人連夜溜出醫院,無預警展開了一段公路旅程:從新界到澳門、從澳門到沖繩,彌補了強的遺憾。父親安詳離世後,留給女兒的不是悲傷,而是勇氣、樂觀及想像力。 不能否認,《我阿爹想旅行》的故事靈感部分源自黃綺琳的真實經歷,她引述早年已有一個個父女框架的故事。但真正成型是原監製羅啟銳在疫情期間突然離世,黃綺琳回憶道:「這個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對團隊影響很大,這幾年間大家開始面對生死,就覺得題目應該由講生死開始。」 黃綺琳強調不想故事太個人化,當中有些可能是她經歷過的事情,但角色的塑造不完全是其個人經歷。「反而我們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父女、母女、父子故事,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關係,所以這次想抽離一點,不要那麼個人化,想做一個商業一點、普世一點的作品。現在這個角色是阿珊,不是Norris,那個人不是我。」至於父親角色阿強,他們笑指並非因為《贖夢》蔡辛強,混集了很多人的不同父親剪影。「他是一個口水佬,有很多話說,有他自以為的幽默感,不是心思細密的人,卻會很注重一些小細節。」 故事大綱上,黃綺琳形容這是一部輕鬆公路旅程的電影,講述一對父女的旅程。黃鐦補充:「父親是一個不想困在醫院的人,女兒陪他到處去玩,當中穿梭幾個城市。除了玩樂之外,某程度上有些意義,對於父親的人生、對於女兒對父親的了解,又有一些新的看法。」兩人一直想拍公路電影,但香港公路太短,今次終於能夠衝出香港,跨到澳門、沖繩等地。黃鐦直指地方選擇是一個很大的考慮,要看氣質是否相符,黃綺琳說:「我們考慮過香港人的短途旅行熱點,包括馬來西亞、泰國及韓國等,最後得出沖繩是最適合我們的地方。」 怯,你就輸一世 張家輝的加盟無疑是最大賣點,黃綺琳回想第一次在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碰面。「張家輝、鍾雪瑩與我三個人傾談創作,提到有興趣合作,後來想到自己手上有這個父女故事,查過二人年紀相符,便改劇本加入他的特質。」黃鐦笑說他們甚至準備後備方案:「如果他推卻,我們就以化骨龍粉絲身分告訴他,很想看看化骨龍有了女兒之後會怎樣。」幸好張家輝一見劇本就答應,還分享自己與女兒的父女回憶,黃綺琳坦言初見有壓力,還擔心他會不會很惡,但見面後發現對方容易溝通。「可能他自己都是導演,很了解導演或創作者未必希望別人左右其想法,所以他會問清楚導演想要甚麼意見。」黃鐦補充,壓力是雙向的。「他也很少跟我們這一輩導演合作,不想無緣無故令我們跟隨他的走法,所以大家先溝通清楚後才合作。」 電影尚未見街,二人有限度透露片場磨合得最有趣的一幕,是一場醫院戲的節奏。黃綺琳記得:「鍾雪用了生活感多點來演,比較寫實;家輝覺得要加快節奏,最後提出試多一個爽快版本,提供兩個版本讓我們選擇。」黃鐦形容,這火花正正像真實父女。「父親很想take care女兒,又很嘮叨,女兒嫌煩但又不是不愛對方,那種awkward很真實。」調子上,二人強調今次想商業一點、娛樂感覺一點,有笑位也有感動位,不用太多思考。黃鐦說:「這是關於傳承的電影計劃,我們想過一下手癮,放進以前香港商業片的類型,例如古裝、賭片、動作等,並以公路元素作主導。對我們來說,公路電影就則是不停去不同地方,愈來愈過癮、愈來愈瘋狂向前。」 至於分工方面,黃鐦笑說合作十多年,從來都沒有清楚分工,黃綺琳直言:「因為訪問,我們才會思考分工這回事」。黃鐦加以解釋:「創作階段我們會一起構思,Norris寫劇本比較好,所以她負責落筆寫劇本;到現場,她看戲劇比較多,而我就負責效果、鏡頭,以及與工作人員溝通。」 你而家冇 但將來會有 「薪火相傳計劃」帶來最大改變,是監製Mabel的鼓勵。黃綺琳說以前習慣將就,沒有東西就改;今次Mabel會說不要經常這樣,鼓勵做自己想做的。黃鐦記得拍古裝想一條crane(升降臂),製片說貴就想放棄,但Mabel堅持,她也做過導演,知道導演沒有想要的東西會很不開心,最後在別處慳錢也要做到。黃綺琳感嘆:「不知道是否她們那個年代的決心,有了想法之後,最後真的做得到了。」 談到台灣與香港製作差異,黃綺琳婚後定居台灣,但依然看很多香港電影,反而與丈夫更多時間在香港,覺得今時今日人們的生存方式流動。黃綺琳總結硬要比較兩地製作,台灣準備得比較充足,香港比較靈活,多在即場改變,她舉例說:「在台灣可以租半個月場景住進去,有生活感;在香港最多租三天。」黃鐦補充今次電影的攝影師余靜萍來自台灣,但作風很香港,正是不同風格的融合。 展望未來,黃綺琳手上還有改編自李維菁小說的《人魚紀》在搞;黃鐦笑指如果《我阿爹想旅行》賺大錢,就會開拍多年前HAF得獎作品《刺殺黃大仙》。兩人對香港電影生態樂觀,黃鐦說:「市場沒萎縮,今年賀歲片票房幾千萬甚至上億,只要有吸引的作品,觀眾肯付錢。」黃綺琳認為有些故事適合合拍,有些純香港;黃鐦則指出獨立製作增多,「不需要等公司買片回來,可以自己主動一點」。黃綺琳更比喻電影像現在的獨立出版。「門檻低了,自己拍一部戲可以比以前便宜,發行也便宜,變成有點去中心化。」 當翁子光拍《金多寶》都要賣樓自資,直言要三千萬票房才能回本,黃鐦說:「很視乎目標如何,如果要收回三千萬票房的話,風險較大,但好像《填詞L》成本低,收到一千多萬票房已經賺了。我只要有飯食、維生就行,賺到一點或打和已經很好。」兩人用最務實的態度,雖然拍片有點頭痕,但繼續會拍他們想拍的故事。
舞台劇《浴男》|黎濟銘、陳海寧專訪:浴男處女夜 發掘一些自己不敢面對的脆弱之處
肉帛相見,目不暇給!舞台劇《浴男》集齊一眾「肉男」半裸上陣,當中包括「大象四子」梁仲恆、袁浩楊、黎濟銘、郭子儒及巢嘉倫,一同於舞台上發掘男人最脆弱的秘密。眾男大膽以外,還有「Dee姐」陳海寧(Isabella)獻出舞台處出演出的第一次,同樣大膽! 黎濟銘去年赤裸裸演完獨腳戲後,今次繼續為自家劇團「大象創作」寬衣解帶,進行與平日不一樣的演出,他坦言希望從中找到自己不敢面對的一面,而Dee姐則遊走眾男之間,更會飾演不同男性幻想中的角色,直指自己興奮到瞓唔著。到底他們怎樣膽博膽,現身說法話你知! 兩位今次並非第一次合作,2019年曾經一起拍過MV? 黎:你提起我才記得,但真的很多年了。SoulJase歌曲《Bounce Back》的MV,應該是我入行以來參演的第二個MV演出,那次很深刻,又認識了她。對我來說,那次的拍攝經驗很有趣(陳:幾有趣?)當時導演要求的尺度及觸碰上多一點,但是我不敢做,我是垃圾!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投入一點的話,畫面可能會比較好看,可惜當時太害羞了。沒辦法吧,別人這麼漂亮,我自己又⋯⋯當時已經有很多人認識Isabella了,我就當然沒多人認識啦。 陳:你這樣說起,我依稀記得那個MV有些親密畫面,好像我跟你說不用擔心,最重要是做好那件事。 近月來電視電影市道一般,舞台劇情況如何?有否影響你們這兩年的工作? 陳:其實我忙了大半年,拍了兩個電視節目,然後就接到這個舞台劇。反而2025年初沒做什麼,只想休息一下,去了很多旅行,休息了半年。 黎:去年舞台演出真的一劇接一劇,年中開始了大象創作(黎濟銘與好友梁仲恆、袁浩楊及郭子儒共同創立的劇團),並完成自己的獨腳戲《冚家拆》後,做完《完美的世界》便一直靜到這一刻,到目前為止的近幾個月,今年接到的工作極少,好聽一點就休息一下,不好聽的就真的緊張,不知道未來一年的工作如何,所以今年很盡力策劃自己演出、大象創作的出品。 今次《浴男》是大象創作的出品,一早已有這個安排? 黎:上次大象創作完成了《冚家拆》,其實我很想繼續做這類演出,一直很努力物色場地,無論政府場地,還是私人場地都好,因為有場地才有得演。基於甚麼場地許可,我們才能夠決定做甚麼劇本,直到我和前進進(劇團)溝通好,他們可以給我這個場地(牛棚),定好了檔期就做這件事,促成了這次《浴男》的演出。從決定到埋班,可能只有一個月的時間,由於相當倉促,變相只能夠找一些我們熟悉或信任的人,不敢冒太大風險找一個完全不認識、很新或者與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演員,所以最後形成了現在這個組合。 Isabella從未演過舞台劇,為何如此大膽答應? 陳:是呀,我想了兩天才答應!當日是阿炳(梁仲恆)聯絡我,然後我不停問他要不要想清楚,不如先跟其他人商量一下?我真的有些擔心,雖然我認識他們很久,也早知道他們有這個劇團,但我更擔心自己的演出會連累他們,所以我想了兩天,有一點點掙扎。阿炳卻跟我說,如果我第一次嘗試舞台演出的話,以今次這個形式和人腳,他覺得我會做到,亦能在排練室學到不同東西。當他說了一大堆好處後,我感覺很舒服,就說了句:「好啦」! 黎濟銘:你有上課嘛?(陳:沒錯,我有上戲劇班。)當然上課和實戰不同,但你不是一個對舞台完全零概念的人,幕前經驗及課堂訓練上一定有幫助。我覺得她有能力勝任今次的創作和角色,能夠給這套戲很正面的衝擊。 簡介一下《浴男》故事如何? 黎:故事講述一群男人是中學同學,他們在三十多歲時一起去旅行,當中有人突然做了生命中一個很大的決定,影響著其他三人,從而浸浴前在更衣室討論了一大輪事情⋯⋯故事圍繞著他們在討論過程中,如何發掘男性在年輕時所遇到的創傷及經歷,以至他們在現今社會面對的困難。而劇本中我覺得寫得最好的角色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性別永遠在對立中才能看得清楚,全劇只有男性的話不好看,一定要有對比才有意思,所以編劇就放進了女性角色,最主要就是Isabella飾演的女工,在某些情境下,她會被幻化成為這群男性心目中很重要的女人,透過男女之間的交流,你會看到很多男人的創傷和自卑是怎樣來的。所以,我們找來了一位很漂亮、很女性化的演員,對觀眾和創作來說是很重要的。 今次不只是Isabella的第一次舞台演出,更要周旋於不同男角,感覺如何?有否因此特別準備? 陳:真心難度幾高,所以內心翻動想了一兩天。現在圍讀了一次,心情很興奮,睡不進去,我真的很多年沒有試過這樣通宵。至於準備方面,我之前有做瑜伽的習慣,但前陣子作息時間變差了,暫停了好一段時間。我在想,舞台劇每晚都要重複,而我卻喜歡做瑜伽,因為我很喜歡做重複的事情,重複一個小時也沒問題,這樣才容易感覺今天與昨天的自己有何分別。瑜伽同時又能夠鍛鍊肌肉,所以我現在準備再開始做瑜伽,已經預約了星期日。 黎:星期日才開始? 陳:對呀,我預約了。 黎:說完一大堆,原來都沒做? 陳:我有做過的,只是這兩個星期沒有瑜伽而已! 男角之間,全程都是肉帛相見?Isabella有否心跳加速? 黎:對,雖然劇本還在改動,但已準備好裸體,始終浸浴一定要脫衣服! 陳:我們拍攝海報時,已看到很多男性裸體。今次是第一次被這麼多赤裸男人包圍著,很緊張。不過,當日影相的時候才發現,我經常和一群男人工作,對於我來說也很普遍。事實上,有時候對著朋友都有點性別模糊,就是我視對方為朋友後,他在我心目中沒有了性別。當然,我們也不會一起上廁所。 黎:這個故事是,突然有個女性角色闖入了男性世界,到底會怎樣影響這群男人的生命?那幾個角色,包括男人身邊的情人,一個是媽媽,一個是他們的中學老師⋯⋯ 陳:可能跟這些女人相處,這樣才看得出那些男人的真正底色。 黎:底色是甚麼?我不懂這個字。 陳:底色就是真正裡面的那個顏色,True color! 黎:哦,Yeah! 大象創作的目標是,創作一些跟你們平時演出不一樣的作品,當中有很個人的想法,今次又有何不同? 黎:我們選擇的作品及口味,通常內容都與社會及人文有聯繫,並非單純娛樂觀眾一個半小時,深信觀眾也不想看一些上網經常看到的內容。現在社交媒體都有很多討論男女兩性的東西,作為消磨時間而言,你很快會笑出來,很簡單看成社會或兩性之間的東西,但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劇本,可能是看到他們挖掘這個話題的深度,傾向這些能夠與觀眾溝通的題材。 有沒有想過,透過這次做這個作品,希望觀眾拿走甚麼訊息? 黎:還未想得很透徹,但很直覺地想到:特別是男性,究竟我們知不知道自己被很多東西無形地影響?或者我們所謂的男性形象,對那些我要be a man的想法從何而來?我們一直不會問這些東西,甚至覺得很理所當然,正如你是哥哥,你是老公,一個人要孭起頭家,不會問為甚麼,而這個戲正正可以讓觀眾透過這些角色的遭遇來思考,自己是否因為甚麼事情,從而直接影響到這一刻的想法?這正是一個我很想跟觀眾分享的時刻,當觀眾看到這班角色的兒時經歷是這樣受苦,導致現在他們這樣去思考作為男人的事情。 陳:很多時候,男女之間的溝通,可能是比較有禮貌的,反而男人和男人之間的對話,平時女觀眾可能了解不到,所以看到這劇後,女人可能真的會理解男人多一點。 黎:特別一提,這次我們與一位女導演合作,她是我們APA畢業的師妹。我很期待的一位女導演如何看一群男人,她有很獨特的眼光去理解這群人。的而且確,我們跟女導演的看法很不同,她所看到的男性特質,或者她想像中的角色,跟我們想像的有點不同,所以今次值得看看這種火花。 最後,你們希望今次這段《浴男》的旅程中得到些甚麼? 黎:我想讓自己脆弱一點。今次劇本寫了很多脆弱的東西,讓這群男人去經歷。老實說,生活上是較難遇到的,劇場卻有這麼有趣的空間,可以讓我大膽地去呈現一個男性脆弱及恐懼的東西。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劇中透過這個角色讓自己軟弱一下,從中找到自己一直不敢面對的東西,面對一些生活上不敢的時刻。 陳:我本身不是一個有很多想法的人,因為舞台這件事我完全沒有接觸過,覺得無論得到甚麼,我都賺了,所以我是完全歡迎任何東西發生,包括學到的東西、新想法等等,我都期待。
楊文蔚|封面專訪|再跳一次
四年前與楊文蔚(Cecilia)見過一面,好記得她當日從醫院做完磁力共振檢查過來,傷患情況未明,但現場的她卻笑臉迎人,言語間帶著一種打不死的陽光。事隔四年再見面,她的樂觀依然充滿感染力,依然像初生麻雀一樣吱吱喳喳。但事實上,這四年以來她的轉變很大,踏入而立之年前後,經歷三次十字韌帶斷裂、訂婚、離開港隊、獨自遠赴澳洲訓練。耳聽她雲淡風輕把四年娓娓道來,坦言自己「無法再跳得更高」,除了百般滋味在心頭,更為她的堅強而折服。要放下一件熱愛18年的事,談何容易?由Aiming high的運動員,到成為她所說的「A high jumper can’t jump yet」,Cecilia說她,現在她仍想再跳一次。 text.yui direction.Karl Lam and Nacchi Ma photography.Karl Lam styling.Nacchi Ma stylist assistant.Sammy makeup.Winki hair.Matt Chiu@Xenter HK wardrobe.MAX MARA Pure Linen Drill Double-Breasted Duster Coat Stretch Viscose Cropped Turtleneck Jumper Wide-Leg Trousers in Linen Drill Elasticated Webbing Leather Belt Flat Sandals in Leather and Elasticated Webbing All from MAX MARA 在歸途上痛哭2022年完成比賽後從葡萄牙回香港,Cecilia不久便斷了十字韌帶。當時,她並不知道葡萄牙那次會是她最後一次正式比賽,一邊養傷一邊訓練,希望有天能夠回田徑場上。接受了第一次手術之後,她本來決定不再採用手術方式復康,而是以保守治療慢慢恢復身體,靠訓練旁邊的肌肉去代償。「之後又再斷第二次,去了澳洲又再斷第三次。最後我回到香港,在這邊做了第二次手術——加起來我一共做了三次手術,其中一次在外國,兩次在香港。」如果說運動員最大的天敵是傷患,這些年來Cecilia的天敵常來冒犯,不但侵蝕著她的身體,更侵蝕著她的心靈。為從危機中突破,2023年到2024年約有一年的時間,Cecilia孤身遠赴澳洲,跟隨著世界第一、世錦賽冠軍跳高得主的訓練團隊訓練。她知道,這是一個破釜沈舟的旅程,她絕不要帶著一個「失敗歷程」回港。「表面上好像去集訓,但心裡其實充滿矛盾:一方面身邊很多人都會擔心我去澳洲到底能不能有成績,因為始終有資助支持我過去;另一方面我又很怕別人覺得我只是去旅行,不是認真訓練。」 Pure Linen…
《雙囍》|余香凝、田啟文專訪:香港「父女檔」勇闖台灣電影演出!連擺兩次婚禮真有其事?
台灣電影《雙囍》賀歲不久,接力來到香港上映。雖然是台灣電影,但片中亦有兩位香港代表在陣,分別是曾經憑《緣路山旮旯》及《白日之下》入圍金馬獎的余香凝,以及邊拍電影邊觀摩彼岸電影生態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二人在電影中演活一對父女,既有深情演繹,亦提供廣東話及港普對白,在兩場繃緊的婚禮之下,提供一絲輕鬆感。 《雙囍》講述新郎(劉冠廷 飾)與新娘(余香凝 飾)在一生一次的大喜之日,面對多年來誓不相見的男方父母爭相主持兒子的終生大事,結果新郎不願得罪父母,只好聯合外父(田啟文 飾)及婚禮顧問等人,試圖瞞天過海在一日內完美舉辦兩場婚禮!沒想到,原來田雞表示感同身受,因為他是家中的大仔,當年就要擺兩場婚禮! Text.Nic Wong | Photo.Oiyan Chan | Hair.Jackal Wong @Artify.lab (余香凝)、Eddie Wong@IL COLPO (田啟文) | Makeup.Melody Chiu (余香凝)、寶芳 (田啟文) | Location.FWD House 1881 你們接拍《雙囍》的起點是?第一次拍台灣電影? 余:記得與《雙囍》監製最初認識,正是當年《七人樂隊》的香港首映禮時,他們剛好來港,表示很欣賞我在戲中的表現。後來《白日之下》提名金馬獎的時候,他們約了我和簡君晋導演一起與他們吃早餐聊聊兩岸電影,又分享他們想拍甚麼計劃,碰巧大家都想拍婚姻題材,結果真的拍了《雙囍》。記得是2024年初,他們想找我演新娘角色,我是一口答應的,首先我很喜歡那個故事,同時我從小愛聽台灣歌、看台灣電影及劇集等,也很想試試到台灣拍攝。 田:其實我並不是第一次拍台灣片。很多年前我拍過,但那部電影最終沒有出街,事隔多年後終於有機會再拍。當初收到他們邀請,看簡介裡的演員陣容,上面不是影帝就是影后,我覺得這部戲拍得成的話,對我來說很有挑戰性,所以好有意慾想拍,但要配合兩個原因,第一是時間,第二劇本上能否調整一下。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有多重身分,我一看劇本就覺得整體有些東西可以調整,但當然人家只找我做演員,我又不能夠多事干涉其他人的故事線,所以我看看能否調整自己角色那個部分,當然也牽涉到我跟女兒的部分。 今次飾演父女,戲外本身有否合作過? 田:剛才說那個演員陣容,當中我不認識任何人,包括Jennifer,我也沒跟她合作過,只是金像獎點過頭,但不認識的。當時真的衝著兩個影后來接拍,第一個是Jennifer,第二個是楊貴媚,我很想跟她們合作,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沒有與劇組多談甚麼條件,結果拍完真的覺得Jennifer演得特別好。老實說,當年她奪得金像影后,我還一度覺得,可能都是山中無老虎、馬騮變大王,後來我後悔為何當時自己這樣想,今次與她合演,覺得她真的有這樣的能力,影后當之無愧。 余:我好記得電影還在準備的初段,田生已經告訴我:「香港隊只有我和你,我們真的要做好一點,不要輸給台灣演員。」然後來到演戲時候,真的很神奇,我和田生第一次合作、第一次交流,好快就找到那個父女的感覺,特別是因為《雙囍》只講述一日故事,有些戲要接著上一場,例如看到爸爸(田生)飲醉的時候,深感他好像為我們承受了很多他不應該承受的東西,到最後老公(劉冠廷)唱歌,我要帶著情緒去演,看到爸爸(田生)又很快投入其中,他又好好地搭著我的手,好像在跟我說:「女兒,我現在陪你」,那時候我的情緒立刻就到位了。 田:我們好像一見如故,我自己沒有孩子,但每次埋位看到她,好快就有一種默契,真的不得不稱讚Jennifer的專業和演技。我問她為何一㩒掣就喊,心想哪有這麼厲害的人?她就是這麼厲害,但同時我又很擔心,她每個鏡頭都全力演戲,我好早已說一定要留力,否則會累透,因為台灣那邊是美式拍法,而我們慣了港式拍法,簡言之,全場就算沒有你的鏡頭,你也要在那裡用感情講對白,根本不能走開,時刻要保持狀態。好處是大家都很連貫,但真的會演到很累。 Jennifer已經結婚了,對婚禮場面很有經驗,如何在片中代入真實情感? 余:其中很深刻的,相信是跟田生拜別那場戲吧。真實出嫁時,我媽媽會跟我說一些東西,幫我穿旗袍,但是爸爸卻沒有,今次在電影裡面,好像實現了一些我現實生活中沒有出現過的東西。戲外,我爸爸是一個很內斂、很大男人的人,他不像田生那樣,不是很會說話,不會將自己的心情說出來,所以我一直很渴望聽到爸爸說出那些話。來到演戲時,那個情緒不知從何而來,感到是內心的一個填補。 片中,田生那句「嫁女兒就像失戀,好痛喔」是即興的嗎?怎麼走出來的? 田:以我認識的親友經驗來說,嫁女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很興奮,希望女兒快點嫁,之後別回來;另一種好像失戀,很慘的。於是,我跟導演分享那些經驗,接著從心而發說出那句對白,又告訴導演喜歡就保留,不喜歡就剪掉。Jennifer那一刻的反應都很真實,心想我為甚麼會那句話,而我喜歡演員沒有太多預感的排練。特別一提,他們劇組也特地找了一個懂廣東話的人在場,聽聽我們爆肚時究竟說了甚麼。 今次片中有不少國語對白,始終不是母語的演繹,對你們來說有何挑戰? 余:首先在劇本上,有些字我真的不確定怎樣讀,要不停提醒自己的發音是怎樣,雖然我的角色是嫁去台灣的香港人,導演容許我說國語得有點不準,但我也不想說得太差,始終故事描述我和老公拍拖後才結婚,溝通上完全沒問題,但來到一些吵架場面,真的要用上情緒,頭一兩個take真的有少許卡住,導演提醒我其實可以用廣東話。我認識一些朋友與外國人談戀愛時,都提到說用英文吵架比較蝕底,所以我不理會了,有些激動時刻就直接說廣東話,對方聽得不明白也沒所謂,結果我這樣帶出情緒,出來的效果真的好一點。 田:我沒有刻意考慮,覺得情緒比對白重要,所以沒有刻意去咬正或講歪。我只想一個真實的演繹方式,不會思考太多,尤其我不是喜歡記對白的人,有時我聽到甚麼,我看到甚麼,就自然地給反應等等。我早已問過導演,他說我的角色是香港人,不用我字正腔圓,所以我只是一心想演繹得好,不要輸給台灣幫好了。 除了你們兩位對手戲之外,跟很多不同的演員劉冠廷、楊貴媚等人的感覺是怎樣的? 田:台灣演員不像我們香港演員那樣經常要拿著劇本,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們拿起劇本,全部一早做足準備,真的很專業,我就會猜想死記有死記的好,但可能突然間面對有人爆肚,他們未必轉到吧。另外,我很欣賞他們選演員選得好,記得演那些香港賓客的人,一cut機就鳥獸散了,但台灣的個個都坐在那裡,還會拿書出來讀,嘩,這麼厲害!他們真的很有紀律及氛圍。 這部是台灣的賀歲片,你們拍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感到很賀歲? 余:我們拍的時候,沒有瞄準賀歲片去拍,只是拍完大家覺得,以一家人來說,拍成賀歲片都幾適合。至少我去台灣戲院謝票的時候,看到不少觀眾都和家人來看,看完大家彷彿有種理解對方,或者有些是自己看完再帶媽媽去看,好像為他們家中解了一個結。對於一家人來說,賀歲片其中一個功能,都是希望為他們家庭帶來溫暖,所以最後《雙囍》變成賀歲檔上映,真的很適合。 假設你們真是電影入面的角色,會否堅持要求一天擺兩場婚禮? 余:想當初導演想找香港女星演這個角色,正正他和監製都曾在香港居住過,他們喜歡香港,也很欣賞香港女生那種率直和有義氣,所以角色義無反顧,即使別無他法,她都會照樣去做,中間或者會發脾氣,但一定會嘗試。因此如果是我,應該都會這樣做。 田:我不用多考慮,因為我結婚那時真的擺了兩次酒。起初老婆不想大搞,所以我們去了美國結婚,只有我們兩人,但依然有擇吉日。(計美國時間還是香港時間?)揀好了時辰,再計回時差!後來回到香港,父母卻說不行,表示始終我是大兒子,都要給家人交代,所以我也要補擺酒。當然我老婆很反對,千叮萬囑我不要通知記者,我說沒問題,但最後還是有整隊記者都在門口⋯⋯沒辦法吧!由於我擺過兩次酒,所以對片中的訊息很有共鳴:究竟結婚是我們兩個人的事,還是要做給家人看? 相對香港只有赤貧電影及大型合拍片,這部台灣片的規模是怎樣的? 田:《雙囍》其實是值得我們香港的製作人及投資者去參考的,它不是一部巨大製作,當然我也有八卦問他們這部電影拍多少錢,但他們可能怕我會要求多點工資,所以一定不會說真話。我就是想看一下,他們這種題材或規模在台灣是需要多少錢的製作費,這亦是我用來另外一個身份的參考,我們可否在這個範疇裡面考慮多一點?加上有輔導金的幫助下,如果這部戲不太貴,就看看香港是否可以跟台灣多些空間合作,以致製作和題材多樣性讓觀眾有更多新鮮感,所以看來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現在經常說香港電影面對很多困難,你們這次拍攝台灣電影,無論是籌備、拍攝到真正宣傳,整個台灣生態怎樣跟香港電影比較? 余:作為演員來說,我們在台灣拍攝是很舒服的,近年他們才改善了制度,每天目標在12小時內工作,盡量不要超時工作。相對來說,我們在香港拍攝,當然也受到預算所限,很多時候工作時數都會高達18小時、20小時、21小時、22小時左右,可能每晚回去睡幾個小時就再開工,而機燈組那些工作人員要更早到現場準備。如果不夠休息的話,工作表現當然也有影響,甚至可能會受傷。我知道很困難,但如果能夠在這方面改善一下,相信整個氣氛都會不同,始終時間足夠,人們就不會心急焦躁,氣氛就會更好,可能拍出來的作品會更仔細。 田:作為演員,台灣式當然很好啦,它們制訂了一個計劃,知道今天要拍多少場,幾點可以收工,這樣對演員準備及演出都有好處。在香港不會這樣,因為香港以靈活見稱,如果香港用了這個模式,是否代表不能這樣?不論哪一樣東西較好,我們都要先做好拍電影的專業,然後才作調整。當初台灣改了12小時工作制後,一開始都有影響,老闆不敢開拍電影,後來計算下去又發現不會差太遠,反而我們需要檢討一下,如果大家想行業健康,究竟是甚麼模式更好些?其實我們也有談過香港12小時工作制的,只不過很多持份者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覺得失去了靈活性,拍戲變成了上班那樣,但目前始終要先令香港的電影環境及生態及好一點,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