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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日本男星窪塚洋介都著上身的「九龍」衣服，不難看出GrowthRing & Supply（GRS），絕非一間普通的時裝品牌那麼簡單。走出九龍，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現已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這間門外掛著霓虹光管招牌，卻看不清楚裡面的神祕空間，主腦人Kenji Wong希望打造一種文化精神，大家來到這裡氣氛感覺身在曼谷，談論的卻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故事。 從順利邨到百德新街，從創意廣告人到帶領GrowthRing & Supply（GRS）走過超過十個年頭，Kenji坦言自己從來不是時裝人，服裝只是文化媒介，他沒有宏大的未來藍圖，目的希望訴說這一個「九龍」故事，吸引品味同好來到百德新街，展示一種「百德新派」的潮流態度及可能性，以及玩一場「半年倒數」的限時遊戲。  Text & Interview: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GRS今次登陸銅鑼灣百德新街。首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本來是九龍人，自小對銅鑼灣有何感覺？ Kenji：我以前在順利邨長大，小時候經常到九龍城飲茶及玩樂，後來搬到了黃大仙，基本上生活圈都在九龍區。小時候我們去銅鑼灣，通常說「出九龍」、「過海」、「過銅鑼灣」等字眼，那時心裡有種高攀的感覺，覺得如果自己今日穿得不夠好看，就不要出去吧。直到中學時代開始真的去銅鑼灣「朝聖」，當時有些品牌只有銅鑼灣才有。而九十年代尾那段時期，來到銅鑼灣有條固定的路程：先在SOGO等朋友，落去金百利地庫打機，然後走到黃金商場那邊，最後再去百德新街，行程就這樣才完結。 這種要過海「朝聖」的感覺維持了多久？後來你還住過這裡？ Kenji：長大後我出來社會從事設計，在灣仔那邊工作，就這樣我搬到銅鑼灣住，租了一個唐樓連天台的單位，共住了兩年，當年很流行樓上酒吧，我住的單位樓下就是一堆酒吧，每晚飲到醉醺醺就直接上樓睡覺，那是我對銅鑼灣最熟悉的時期。 小時候直到今天，你眼中百德新街有何轉變？ Kenji：對於小時候的大丸百貨，我年紀太小，記憶很模糊，但我最熟悉的時期，正是百德新街的「I.T.王朝」盛世，一來到就會看到一堆最尖端的東西，然後對面是商務印書館，地庫一邊是藝術空間，另一邊有冒險樂園。以前大家來這裡是「掃街」，一間間I.T.的店舖掃過去，有時還會約那些I.T.的售貨員女生，找她們落舖拿折扣。 這次來到百德新街開店Dragon Club Paterson by GRS ，起點是怎樣的？ Kenji：過去幾年都有不少人邀請我們去商場或者不同地方開舖，但我一直覺得不太適合，主要是對於地方的感覺不對，亦不知為何很多朋友覺得GRS開店一定要有位置停泊古董車等等，加上大家還有一個迷思，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九龍開店，但我一直沒有這樣想，反而想在一些大家沒料到的地方出現。這次來到百德新街，緣於有一次與他們的Marketing及GM見面，坐下來聊起一些想法，發覺想法完全合得來，而他們很有決心地想把這個範圍重新做好，正好也是我想做的事。 通常你在開舖這件事上是主動還是被動的？ Kenji：我很被動，或者說我的性格很不主動。其實我不太懂得去做店舖的生意，以前香港那種連鎖零售的模式，反而我是了解的，例如怎樣管理、怎樣開舖、怎樣不自量力地開多一間店、兩間店、三間店，但我不相信今時今日的香港，仍然能夠做回當年的模式。記得百德新街最盛世的時期，應該是2003年開放自由行之後，近乎任何品牌都有很多人買，但來到這一刻，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 剛才說跟百德新街的團隊談得很投契，他們具體打動你的原因是？ Kenji：每次我見一些地產商的朋友，我說的話可能都會令他們不太高興，我會說：「其實我不是很明白為甚麼地產商到了今日還不改變？」他們的模式，永遠都是叫你開鋪、給你一個報價，做旺了地方後，就會加租，或者轉租給國際大品牌。但，這種模式到現在真的還可行嗎？當然，國際品牌需要旗艦店和海報去支撐，但商場不應該只單靠他們，很多香港本土品牌也需要零售空間。 正因為現在香港商場的傳統模式不再那麼輝煌了，他們才會找我及我身邊的朋友合作，代表著他們需要改變。今次，主理百德新街的團隊很直接地跟我說，他們正正就是面對這個問題，大家都想出來研究如何做回一個好玩的地方，而不是叫我們來做好一間店舖那麼簡單。如果我們要人們過來，不是因為這裡有間店舖，而是那個地方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令人覺得「我真的要來到這裡留下來」。一般商場可能口頭上會這樣講，但實際操作未必做得到。 有這個想法之後，就想到GRS這間百德新街店，好像昔日灣仔分域碼頭那樣，要有種神秘及水兵休假文化的酒吧氛圍？ Kenji：其實我很早就跟同事說，如果有機會在港島開實體店，我就想做這個概念。小時候我很喜歡看占士邦電影，有一集他來到香港，去了一間地下的神秘酒吧，門口看起來沒甚麼，但一進去就看到兩條很有型的雕龍。這裡之所以叫「Dragon Club」，是因為以前我在灣仔上班時，每晚在灣仔地鐵站駱克道附近，都會看到一些Club，那些Club從來都不見有香港人幫襯，全都是外國軍人或亞洲其他地方來工作的人在消遣。這種早期分域碼頭、水兵上岸的「手信文化」，其實就是香港的橫須賀故事。 當他們帶我看這個鋪位時，我一看到就覺得很正，這個裝修是十多年前一位日本設計師留下來的，上一戶租客做Popup店時，就用白板把它們全部圍了起來。偏偏我覺得這樣很正，有錢也做不到這種風格，於是我很懶惰，只做了一些design thinking，這裡我不用大改，加些東西就可以開舖，就成了我最新的主意。 除了售賣服飾外，店內不時播著黑膠唱片音樂，還會有酒飲，想打造一片輕鬆隨心的氛圍？ Kenji：我的第一個主意本來不是在這裡，我想過在尖東那些有子彈升降機的舊商場，例如帝國中心那邊，裡面現在沒甚麼人，只剩下一些賣古董的店舖。我就想在前面賣古董，裡面才賣我的衣服，同時希望人們留在這裡時間長一點，聽聽歌或者聞到我們自己出品的香氛。只要你一進來，彷彿能夠躲起來一會兒逃雜煩囂，我們不會逼你買東西，不如喝點酒放鬆一下。我總是覺得，香港人每日都有一種不太開心的感覺，經常有很多顧慮，早前我去了曼谷，那邊的人都很carefree，有一種「明日的事明日才算」的感覺。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要那麼計較及理會太多。 百德新街這間店開了接近一個月，是否可算是一個「階段性勝利」嗎？對未來有沒有很大的藍圖？ Kenji：現在完全沒有藍圖，真的是逐步逐步來。自從經歷過COVID之後，我發覺人們是無法做長遠計劃的，能夠計劃到下個月做甚麼已經很好了。如果要說未來五年要怎樣怎樣，多少有點吹水成分。我們這裡的租期只是半年，一早知道半年後就會倒閉。所以一開始就是倒數階段，的確香港沒有東西可以長久，也不希望被那些東西去限制我們思考。好像以前 I.T.盛世的年代，開舖就像吸毒一樣，啪了這一針，開了這家店，傳媒和商場都很歡迎你，就像有毒癮不停地無止境地開下去。如果你真的很厲害，當然可以賺大錢，但我肯定自己之後不會做那種人，所以我們先做了這半年，之後就去別的地方好了。 你經常強調自己不是時裝人，你怎麼看待自己與設計及生意的關係？ Kenji：我肯定自己不是時裝出發，只不過將我從事設計的角度、聯想到一些東西，然後放進一個媒介裡出現。過去這個媒介可能是一個 MV、一個演唱會、一隻Album，或者是一張海報。現在，我只是將這個媒介轉移到服裝之上，但在我的層面來看，這十幾年來沒有任何改變，只是現在多了一些計算——到底怎樣告訴大眾知道，我們做了甚麼事？ 如果要你形容自己的哲學或整個品牌，人們通常說是GRS是「本土感覺、日本工藝、復古美學」，你認同嗎？ Kenji：不認同，從很多年前開始，我都是這樣回答：其實我們做的是「混合文化」（Hybrid Culture），並不是甚麼新鮮事，正如我們在茶餐廳，飲食本身就是一種混合文化，從以前被英國殖民，吸收了他們的高級下午茶，再轉化成屬於我們自己的鴛鴦和茶餐廳美學等。我們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吸收外來文化後再轉化出最適合當地的東西，無論場景、音樂、電影、時裝都是如此。 在風格的源頭上，GRS看似很偏向日系，但你私底下又很喜歡美國車、美國文化，也算是一種混合？…

2027巴黎男裝春夏時裝周在席捲歐洲的極端熱浪中舉行，烈日當空，街頭的時尚朝聖者們紛紛換上輕薄的剪裁，而當身上的衣物因高溫而化繁為簡時，配飾與音樂便成了撐起整場穿搭靈魂的絕對主角。在這場與氣溫對抗的時尚戰役中，配件不再只是點綴，而是宣示個人風格的強烈符號。 Photos shot by Nothing Phone（4a）Pro 音樂從來是時裝周不可或缺的靈魂，但在這個炎夏，它更成為一種實際的「降溫」工具——戴上耳機，隔絕外在喧囂，沉浸於個人節奏，彷彿在熱浪中開闢一片涼爽綠洲。 時裝周的行程從早到晚馬不停蹄，穿梭秀場、街拍、after party之間，音樂是唯一能隨時切換情緒的開關。Nothing Ear (a) 耳機其獨特的半透明設計與輕巧機身，完美模糊了科技與配飾的界線。不論是搭配性感、型格或是街頭感十足的穿搭，都能在不經意間注入一份隨性的復古未來感。 這種溫柔的碰撞，讓休閒街頭風格不再單調，反而多了一種游刃有餘的知性與俐落。在巴黎的烈日下，這副耳機不僅調和了服飾的視覺重量，更成為今季街頭最不可或缺的時尚符號。Nothing Ear (a) 耳機正是他們在熱浪中脫穎而出的秘密武器，這款耳機演繹了一副耳機切換多種時尚風格的精髓。

還記得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記者招待會公布，Marf邱彥筒宣讀入圍名單時，口誤將「最佳美術指導」讀成「最佳美食指導」，其後網上翻出不少香港電影出現過的一眾美食，可見地道食物與本土電影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香港麗晶酒店（Regent Hong Kong）現正揭幕全新企劃《光影中的香港滋味》，為香港電影而譜寫的味覺旅程，由麗晶酒店行政主廚蔡俊輝及大堂酒廊主廚葉智凱精心主理每道佳餚，更與香港電影導演會攜手打造，以經典港產片為靈感，將這座城市的情感與集體記憶，化作細膩而富層次的料理篇章，華麗再現香港電影裡的食物。 香港電影從來不只活在英雄之中，它更呼吸於那些靜謐而充滿人情味的畫面裡：父子二人共享一碟叉燒飯、一對戀人默默地分享一碗雲吞麵、漫長一天結束後一頓飯所帶來的溫暖。電影與美食，本質上是同一種藝術：關乎時機、關乎耐心，亦關乎靈魂。——著名電影導演、香港電影導演會會長鄭保瑞 龍蝦鮮蝦雲吞麵：向《花樣年華》致敬？ 蘇麗珍拿著保溫壺走過昏暗街燈，周慕雲欲言又止，《花樣年華》是香港電影史上不可或缺的電影之一。主廚將雲吞麵昇華，以手工包製的龍蝦鮮蝦雲吞為主角，浸潤於以黃花魚乾細火熬製的金黃湯頭之中，最後佐以秘製龍蝦油提香添韻，配上爽彈有致的麵條，為昔日街頭的含蓄詩意，演繹出更為高雅細膩的味覺層次。 西班牙黑毛豬叉燒煎蛋飯：向《九龍城寨之圍城》致敬？ 無論《食神》的黯然銷魂飯，還是《九龍城寨之圍城》叉燒飯，同樣是經典滋味，滿載江湖情義與家常溫暖。主廚精選頂級西班牙伊比利亞豬梅頭，燒製至油潤香嫩、邊緣焦脆；米飯特別以蘋果木煙燻培根油拌香提鮮，再覆上一顆邊緣微脆的意大利放養雞蛋。最後以自家調配的秘製醬油收結，熟悉之間更見匠心與溫度。 頂級安格斯黑牛丸瀨尿蝦球配牛骨髓湯：向《食神》致敬？ 《食神》所說，一字記之曰「心」，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電影中有眾多點題菜式，其中最具戲劇性與幽默感的，肯定是「爆漿瀨尿牛丸」。麗晶酒店將這個荒誕的美味傳奇化為現實的頂級料理——以高規格的頂級黑安格斯牛肉，完美融入瀨尿蝦的清甜與鮮味，打造出質地緊實、層次清鮮的極品牛丸。湯底搭配精心慢熬的牛骨髓湯，醇厚滋養，再綴以芹菜、炸紅蔥頭與青蔥點綴提香，看似簡單，入口卻回味深長。 北海道十勝紅豆砵仔糕：向《新不了情》致敬？ 來到甜點系列，街頭推車上的砵仔糕，在《新不了情》裡見證了劉青雲與袁詠儀在命運弄人下的相知相惜，雖然時隔多年，情感依然真摯。白糖與紅糖砵仔糕表現得柔糯細緻，點綴著飽滿的北海道十勝紅豆，象徵著未曾言明的思念，化為一抹含蓄甘甜。主廚更在表面輕覆一層焦糖，增添溫潤的香氣與口感，再以開心果碎帶出清脆對比，在細膩甜香之中，緩緩綻放悠長的回憶餘韻。 港式西多士：向《夜香．鴛鴦．深水埗》致敬？ 西多士與蛋撻也是香港電影中常見的茶餐廳美食，今次麗晶酒店就重塑港式西多士，就像《夜香．鴛鴦．深水埗》那樣訴說本土情懷味道。金黃酥脆的西多士覆以糖漿，是屬於香港茶餐廳最從容而溫柔的節奏，也是銀幕上無數心動瞬間與在地故事的背景。主廚在厚吐司間塗抹香濃花生醬，外層灑上脆粟米片增添酥脆層次，再大膽以鹹蛋黃融合法國Bordier牛油調製特色醬料，讓甜與鹹在口中完美交織。最後輕淋香港本地蜂蜜，於熟悉的平民滋味之中綻放細膩的花香與優雅。 下一章：《精緻文化體驗》的深度沉浸之旅 繼《光影中的香港滋味》之後，香港麗晶酒店的《精緻文化體驗》系列將陸續呈現一系列精心構思的文化與身心活動。未來的精彩企劃包括：邀請本地藝術家共創手繪麻雀牌，傳承本土工藝；由武術名師引領賓客探索香港動作電影的精髓與大師精神；以及沉浸於東方書法的寧靜與美學之中。麗晶酒店將透過這層層展開的城市文化體驗，為國際與本地賓客帶來兼具深度與溫度的沉浸式文化旅程。私享策展體驗可按所需度身訂製，作為入住旅程的優雅延伸。 大堂酒廊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香港麗晶酒店大堂酒廊 網站：https://hongkong.regenthotels.com/查詢：+852 2313 2313（餐廳）、+852 2313 2333（訂房）電郵：[email protected] / [email protected]　

2006到2026，二十年步履不停。今年，卡地亞女性創業家獎（下稱CWI）迎來二十周年里程碑，以「⼥性照亮前路」（Women Lighting the Path）為主題，將年度盛典落地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致敬來⾃本地及全球的⼥性創業家，她們以勇氣、創造⼒與堅定信念，⻑期為社會與環境帶來有影響⼒的⾰新。 創立之初，卡地亞⼥性創業家獎根植於⼀個理念：透過賦能⼥性創業家以推動社會發展。歷經⼆⼗年發展，項⽬持續擴⼤影響⼒，⽀持⼥性創業家應對各種⾄為關鍵的全球性挑戰，並逐步構建起以團結協作、共享經驗與相互激勵為核⼼的全球社群。⾄今，獎項已⽀持來⾃67個國家的330 位⼥性創業者，累計提供總計1,410萬美元的資⾦⽀持。該計劃由超過520位活躍社群成員組成強⼤的網路，覆蓋近80個國家。 卡地亞文化與慈善事業主席思禮樂（Cyrille Vigneron）在盛典致辭中回顧二十年歷程：「二十年裡，CWI蓬勃生長，從單一頒獎平台演化成完整的全球支持社群。絕大多數往届獲獎者的企業持續穩健營運，不少完成規模化擴張，以自身微光，為更多創業者照亮前路。」 影響⼒慶典 本次頒獎活動於朱拉隆功⼤學舉辦，現場匯聚逾700 位嘉賓，包括CWI 社群成員、國際媒體、社會創變者、本地創業領域代表以及各界傑出⼈⼠。活動由著名主持⼈、作家及性別平等倡導者桑蒂·圖克斯威格（Sandi Toksvig）主持，並以描繪光明、傳承與協作旅程的主題影⽚進⾏開場。卡地亞東南亞及⼤洋洲⾸席執⾏官雅尼娜·諾維茨卡婭（Yanina Novitskaya）致開幕辭，隨後重點呈現2026年度來⾃19個國家共30獲獎者的創業旅程。 獲獎⼈的創業故事通過三個環節⽣動呈現，其中包括每個創業項⽬的最初靈感、來⾃社會與環境的關鍵挑戰、各⾃領域取得的創新突破，以及指引她們前⾏的引路⼈、信念或理想。卡地亞⽂化與慈善事業主席思禮樂（Cyrille Vigneron）與國際⾜球聯合會（FIFA）發展委員會兼泰國⾜球協會（FAT）主席伍倫盼（Nualphan Lamsam）分別發表致辭，強調賦能⼥性的重要意義。 思禮樂特別指出：「過去20年，卡地亞⼥性創業家獎穩步發展、蓬勃成⻑。項⽬已從頒獎平台成⻑為全球⽀持社群，持續助⼒成員及其企業成⻑。20年來，多數獲獎者的企業仍在穩健運營，不少更是實現規模化發展，惠及數百萬⼈。這些獲獎者作為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家，為更多創業者照亮前⾏之路。」伍倫盼則分享了她關於如何打破排他性壁壘的感悟：「真正的改變，源於敢於踏⼊那些被認定不屬於我們的領域。不是妥協融⼊已失效的體系，而是推動其變⾰。信任，最終將在困境中堅守⽴場而贏得。」 頒獎典禮在艾瑪·阿拉穆丁（Amal Clooney）精彩的主題演講中圓滿落幕。作為 Clooney Foundation for Justice 的聯合創辦⼈，她強調勇氣、⼈權倡導與推動公平世界的⼒量，⾼度贊揚本屆獲獎者：「今天我們聚集於此，慶祝本年度 30 位卡地亞⼥性創業家獎獲獎者。這些傑出的⼥性創業家，正推動著多個不同領域的改變。我⾒證了卡地亞⼥性創業家獎的『夥伴計劃』不僅加速了她們的職業發展，更通過其強⼤的社群⼒量，建構並⽀持彼此的情誼。我堅信。本屆獲獎者必將傳承這⼀寶貴精神。」 2026年獎項頒發 本屆年度慶祝活動共表彰30位⼥性創業者，涵蓋9個區域獎項及「科學與技術先鋒獎」在內的10個獎項類別。所有獲獎者均經由獨⽴評委會嚴格評選而產⽣。本年度卡地亞⼥性創業家獎的30 位獲獎者因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戰提供有效解決⽅案而獲得認可。今年，卡地亞⼥性創業家獎⾸次授予來⾃尼泊爾的⼥性創業家。該項⽬的⼀、⼆、三等獎獲得者將分別獲得10萬美元、6萬美元和3萬美元獎⾦。除資⾦⽀持外，所有30位獲獎⼈還將加⼊為期⼀年的「夥伴計劃」，並成為卡地亞⼥性創業家獎全球社群的終身成員。 卡地亞⼥性創業家獎⼆⼗周年影響⼒主題展覽 本次頒獎禮同期舉辦沉浸式展覽，回顧卡地亞⼥性創業家獎⼆⼗周年所建構的影響⼒及社群成果。展覽聚焦20位獲獎者成⻑歷程，其創業領域致⼒於應對⽣物多樣性、醫療健康、教育、社會包容與⼥性經濟賦能等全球關鍵議題。展覽設互動式「奇趣櫃」（Cabinets of Curiosities）及專題空間，集中呈現CWI 獲獎者的企業，同時還帶來朱拉隆功⼤學本地項⽬泰國⼥性創業者創作的具有社會影響⼒的作品。展覽尾聲播放週年紀念影⽚，致敬CWI ⼆⼗年的積澱與⼥性創業⽣態系統的蓬勃活⼒。 Z 卡地亞系列對話：探索當代領導⼒的形態 作為頒獎典禮前的重要活動，卡地亞系列對話於6 ⽉9 ⽇在曼⾕都喜天麗酒店舉⾏，匯聚140位嘉賓，圍繞「⼥性照亮前路」主題探討領導⼒。⾸場對話題「“綻放光芒：冒牌者症候群與真實領導⼒之路」，由思樂與⼼理學家、企業⾼管教練及組織顧問麗莎 奧爾⾙-奧斯汀（Lisa Orbé-Austin）共同主持，深⼊剖析「冒牌者症候群」，解讀其既是個⼈⼼理困境，也是結構性社會問題。 第⼆場對話主題為「重塑⼒量：領導⼒、善意與打破世俗期待」，由思禮樂、艾瑪·阿拉穆丁及奧運拳擊運動員、電影製作⼈及聯合國兒童基⾦會英國⼤使拉姆拉·阿⾥（Ramla Ali）共同參與。眾⼈圍繞⼒量的刻板印象展開探討，分享教育、法律保護以及盟友⽀持在賦能⼥性⽅⾯的關鍵作⽤。 展望未來：招募2027年獎項 2027年卡地亞⼥性創業家獎正在開放申請，截⽌時間為2026年6⽉16⽇晚上8點（香港時間）。本屆獎項繼續覆蓋九⼤區域及「科學和技術先鋒獎」主題獎項。獲獎者將獲得資⾦、⼈脈及社會資源⽀持，以擴⼤其業務規模，進⼀步提升領導⼒。獲獎者名單將於2027年公佈，並在下⼀屆於阿姆斯特丹舉⾏的頒獎典禮上正式表彰。

E=MC²，是愛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質能方程式」，這條經典公式顛覆了傳統物理學，證明 「時間並非絕對」。 一百多年後，E=MC²成為了MC張天賦第二次紅館演唱會的主題名字，正如他出道後也火速顛覆 了近年流行跳唱的樂壇，回歸基本步唱盡情歌， 今次利用這條質能方程式，上演一場「MC」與 「Emz」雙重人格的靈魂對話。（Emz是張天賦 挑戰Hip-Hop與Rap音樂風格時所使用的化名。） 無論是MC還是Emz，張天賦都希望能夠100％放 空，好好享受紅館這個舞台，以歌聲在盛夏引爆 宇宙最高的生命能量——愛。 Text．Nic WongPhotography．HungmcStyling．Nacchi MaAssisted by Yuet Chan and JojoMakeup．Circle ChongHair．Cliff Chan @ myösVenue．Rosewood Hong KongWardrobe．Acne Studios, Balenciaga, Bode, MoschinoWatch and jewellery．CARTIER 填鴨成熟了 屈指一算，MC在五年前入行至今，未到30歲已開了超過30場個人演唱會，還未計與其他歌手共享舞台，數量也相當驚人。 2023年首登紅館，當時人氣正盛，三場個唱極速爆滿一票難求。如日方中的MC，回想起當時出道第二年硬闖紅館的第一次，坦言當時感覺以「難受」來形容。「那時是出道的第二年，經驗很淺，忽然要開紅館演唱會，還要連開三場，而且直接是來四面台。那時我不跳舞，第一次紅館騷還要跳舞，剎那間太多東西要塞進去，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隻填鴨，為了好味，被迫一定要將所有東西塞進去，然後被煮熟地抬出去，很難，真的很難。」 MC坦言，各方面壓力都很大，毫不享受。「當時對於紅館的一切，我都不知道，只覺得要同一時間完成很多工作，來到站在台上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不太能夠處理。我很少站在台上，有種想立即回家睡覺的念頭，那三場演唱會，我只好不斷提醒自己快將完結了，要頂住、要捱住。當然也有少許享受的時刻，但我想至少六、七成時間，我都是感覺難受，真是一個急速的成人禮。」 沉澱了三年半，今次MC累積多了經驗，再闖紅館聖殿。「上次紅館之後，我深深明白真的需要極多體能去做好一個騷，為了呈現最佳狀態，三個月前我已經啟動了密集的體能訓練，每天和肚腩處於『敵對狀態』。」最擔心的，其實是自己的聲線。過去MC亦曾試過因身體不適，澳門個唱被迫延期，因而深表抱歉。「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向來都不會留力，一切以爽為先，而我出道至今從未試過連續唱五日，希望這個歌單能夠撐足五日，也是我準備得最辛苦也最期待的一環。」同樣是四面台，他揚言會借鑒上一次的紅館演出，深知自己有甚麼要準備、調整及考量，「今次我希望自己能夠100%放空，要好好地享受紅館這個舞台！」 從好聽到識唱 不只是紅館舞台，正如MC所言，他一向以爽為先，也成了他致勝之道。自小已經唱歌，全因為沒有娛樂，對著CD機模仿周杰倫唱歌最為快樂。「我讀幼稚園的時候，家中沒有娛樂，沒有遊戲機也沒有電腦，只有一部CD機。我每天的娛樂就是，按著CD機不停聽歌，愛上自然模仿，當時最愛模仿周杰倫，不覺得自己唱歌叻，只覺得自己模仿得很似，便慢慢幻想自己將來能否做到周杰倫，後來才知道他會寫歌又懂編曲，但慢慢養成了唱歌這個興趣。」 幻想成為周杰倫，由興趣變成技能，但參加《全民造星II》及踏上歌手路之前，街頭Busking那六︑七年非常重要。「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唱歌好聽，但直到自己busking的第六、七年，才開始懂得唱歌。始終那時比較窮，哪有錢學唱歌？通常只是上了一兩堂，聽朋友分享兩句，其餘都是在街頭唱歌實戰時自己碰撞回來。雖然多走了冤枉路，但後來我才開始覺得自己真正懂得唱歌。」這份信心，是一點點累積出來的。 參加《全民造星II》以後，一切都已是人所共知的歷史。MC奪得亞軍，另一角度是失落冠軍，但當時他沒有像如今的討好，更多人覺得他幾囂張。「其實當初華納對我的評價也是一樣：串串地、幾囂張。記得公司約我出來面試時，我完全沒有說話，只是坐在旁邊一角，身邊有助手及經理人負責幫我問問題，公司見狀說：『萬一有甚麼事，MC只負責出歌，他不需要對外有甚麼來往。』其實我不出聲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囂張和不容易跟人相處，反而我是不敢問問題，我怕一說話就會得罪別人。」 MC直言，從小到大已聽過不少相似評價，卻不知道那個模樣。「幸好《造星》記錄了我在鏡頭的嘴臉，本來我覺得參加比賽時應該要拿出最真實的自己，所以我毫無掩飾，想到那句說那句，直到節目播出時才發現，的確幾『乞人憎』。」就在那時，MC開始才慢慢調校自己的性格，學習待人接物。 《造星》改變囂張嘴臉 從當日自覺懂唱歌的街頭歌手，到今日隻身在樂壇頂住半邊天的一線歌星，MC的音樂能量正如同這道「質能方程式」——小小的微粒，經過時間與實戰的撞擊，正釋放出核爆級的巨大光芒。想當初沒有加入男團，其實都是源於自己的「囂張」。「當時沒有想到那麼遠，純粹不知道自己有甚麼途徑可以入娛樂圈，當一個契機來到，我想證明一些東西給家人看，便參加了一個比賽，其實是這麼簡單，從未想過可以真正做到一位歌手。到後來沒有加入男團，因為我自覺得不是一個容易與人相處的人，我擔心我會拖累別人，加上我的性格，給人感覺很囂張，我喜歡自己一個人站出來吧，加上一組人我未必感到自由，種種原因下，我不太喜歡成為男團成員，於是拒絕了那個提議。」 身在百花齊放競爭劇烈的樂壇中，MC始終覺得自己能走到今天一夫當關的位置，最重要的一個字是：運氣。「我經常說，靚仔過我、高過我、唱得好過我的人，大有人在。為何偏偏我這麼幸運地被公司選中？時勢做英雄吧。剛好我入行那段時期，香港人需要娛樂，天時地利人和夾好了，剛好大家喜歡這個加起來的我，我才企到出來。」 正因為覺得自己幸運，MC每日過得快樂，加上自己那份樂天的天賦。「有些人獲得大家都想擁有的成就，但同時在另一個層面，可能失去了健康、時間或人際關係等。我這個人比較開朗，過得一日就一日吧，我不喜歡把不開心的東西放得那麼久，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扔掉。我覺得自己有一種能力，甚至可說是一種天賦，能夠將一些不開心轉化成開心，我的確是可以的。」張天賦的天賦，原來不只是唱歌，還有化苦為樂，將天賦盡情發揮。 唱多十年就足夠 面對年底到來的30歲，MC沒有想到很長遠，目標偏向務實，就是五年後財富自由！「時間過得太快，食物有最佳食用期，我覺得自己也應該有。我的目標是，35歲後可以任性地至少半年不用工作，起碼還有時間做我想做的事。」很多人以為MC會想唱到60歲那樣，他卻不以為然。「社會一直在變，世界一直在變，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淘汰。目前你問我的話，真的讓我再唱，我想我再唱多十年，已經很開心，足夠了。」 這一切，就像一場物理現象，MC從未預期過自己的感染力有多大，每每有粉絲傳來訊息，告訴他每天上班很難捱的時候，聽他的歌卻解決了難關，他反過來在社會的反饋中，找到了自己聲音的價值。今年7月，就看看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歌唱科學家，如何在紅館發揮他的《E=MC²》方程式，與一眾「賦二代」的反應堆裡引爆整個盛夏。■

作為本屆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館的贊助夥伴，ZEGNA延續其逾百年來深耕領土、工藝與意大利文化的承諾。與一般企業贊助不同，ZEGNA不購藏作品，而是以委託創作的方式，讓每一件作品都從具體的場所、材料與品牌精神中長出獨特的敘事——正如Ermenegildo Zegna集團執行董事長所言，這份對藝術的支持是「延續一項屬於我們歷史的承諾。」 ZEGNA與藝術家Chiara Camoni的緣分始於2014年，而串聯這段超過十年合作關係的關鍵人物，便是策展人Cecilia Canziani。作為一位長期關注藝術與生態交匯關係的獨立策展人與研究者， Canziani自2014年起便與Camoni展開協作，共同探索「共棲」的命題——人類如何透過共享實踐、非階層的生命關係，以及對物質、時間與轉化過程的重新凝視來棲居於這個世界。 此次於意大利館呈現的《Con te con tutto》（與你，與一切），正是這段長期累積的自然匯聚。ZEGNA更直接進入創作的物質核心，將Oasi Zegna的土壤、灰燼與礦物融入雕塑，並以Lanificio Ermenegildo Zegna的紗線編織成作品的有機部分，使景觀與生產不再是外在參照，而成為藝術內在的具體存在。 text yuiphoto courtesy of Zegna 與Chiara Camoni合作無間，以往曾經有過無數次合作，會如何形容你們之間的合作關係？ 我會認為這是一場持續的對話，而這些對話不但交織於專業交流與生活層面之間，亦都在各自的創作中都實踐這樣的態度。我們始於一次偶然的相遇，接著是一次工作室拜訪，並在十五年間透過展覽、文本、工作坊、由 Les Cerises 出版的一本兒童書，以及一個巡迴的研討計劃逐步發展，在該計劃中我們於實踐與理論的交會處進行探索。而現在，我們則來到了意大利館，持續進行對話。 這次策展的構思過程是怎麼樣的？你與 Chiara Camoni 想要呈現哪樣的故事？ 「Con te con tutto」將使創作得以發生的連結與情感浮現於表面，以全新角度呈現藝術家的實踐，並採用她「合唱式」的視角作為方法論。作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呈現一片寂靜的陶瓷雕像森林。這些作品以盤築（colombino）技法塑形，或由無數細小的陶土元素構成，塑造出處於潛在變形中的身體；它們在半暗之中如同次級神祇般顯現，彷彿自遙遠的過去而來，向我們的當下發問。 第二部分則如同一個正在建構中的世界：一種似乎從地面生長出來的潛在建築，成為地板、容器、牆面與座椅。空間中央是一個被長椅環繞的方形場域，其消失點指向花園——那是有生命的物質，其隨時間與季節變化的色彩與光線，使所有身體與時間之間的連結得以恢復。 如何去闡述「CON TE CON TUTTO」所要達到的願景？透過作品，希望把觀眾帶到甚麼地方？ 從主題開始，我們設想一個能夠個別觸及觀眾的展館，讓人與物質進行面對面的相遇，進而引向一種集體維度，最終通往出口，那裡有一座未經修飾的花園，提醒我們自身是生命循環的一部分。透過「共同創作」與關懷的集體性——這既是Camoni作品的特徵，也是她的工作方法。我們希望邀請觀眾反思身體與空間之間的關係：身體如何建構空間、行動如何建構世界、世界如何訴說關係；而關係則是一種重新發明共處、創作與展示方式的途徑。 這次展覽如何回應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館的空間與語境？ 我們以一種光線與節奏的戲劇性結構來回應Arsenale中構成意大利館的兩個巨大空間：兩個相互連結卻又彼此分明的環境。一個較為昏暗、以垂直性為特徵；另一個則以水平結構組織，並在充足光線中呈現。 今次作品把Oasi Zegna的土壤、灰燼、礦物與紗線帶入作品製作，在你的策展方法中，材料本身會如何影響論述的生成？ Chiara Camoni 的作品始終與地景保持強烈連結——她的媒材直接指向土地，而來自特定地點的自然與人工元素會啟動每一件雕塑。這一點對於本次展覽尤為重要。 ZEGNA所秉持的價值與你有哪些吻合之處，雙方合作的機緣是甚麼？ 我相信的是社群，而非單純的資金募集。除了幾年前曾與ZEGNA合作過一個公共藝術計劃與一個分散式收藏外，我也知道我們在重視文化、相信永續，以及認為藝術能讓世界更美好等方面，持有相似的態度。 ZEGNA的美學為你帶來哪些藝術上的啟發或感受？   一個詞，而且是一個重要的詞——關懷。 這次展覽如何把自然、工藝與當代藝術連結起來，而不只是作為品牌敘事的一部分？ 透過作品本身——由土地、水、自然元素，甚至是曾被丟棄的材料所構成；這些材料經由藝術的再生得以閃耀，並為我們帶來片刻的迷人與驚奇。■

賈樟柯向來被視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但其實他的創作路，與香港有著深厚而長久的連結。回到1996年，仍是電影學院學生的賈樟柯，帶著《小山回家》戰戰兢兢來港參加ifva，沒想到一舉奪得劇情組金獎，翌年作品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曝光，被世界看見。對當時自言「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拍電影的賈樟柯來說，那一刻不只是得獎，更像是第一次真正確認：自己拍的東西，原來值得被看見。 多年後，已成國際知名導演的他，也成為了多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座上客，仍不忘ifva的扶持，甚至參考了ifva的模式去培育年輕導演，創辦了平遙國際影展。「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text． yui photo．Oiyan Chan venue．Mira Hotel special thanks．HKIFF 你在1996年因為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來香港，當時覺得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96年，當時那種衝擊挺大的。首先是語言，整個城市都在講廣東話；再來是文字，平時在內地看慣簡體字，來到香港看到滿街繁體字還是挺興奮的。因為以前學書法時一直都在寫繁體，看到它如此廣泛地被使用，一種好像穿越到過去的感覺。 後來我看到內地作家阿城談香港，他形容這個城市有點像回到清代，因為香港很早就被英國管治，沒有經歷內地那種劇烈的社會變革，很多生活習慣、人際關係都延續了傳統。當時我在油麻地、九龍一帶走動，看到各種勞作的人，也特別留意到那些運貨的單車——貨物放在車頭一個很大的框裡，騎著在街上穿梭，這對我來說很新鮮，因為在內地通常是把貨堆在後面，而且堆得像座小山。 當年你的處女作《小山回家》在香港ifva獲獎，回想那獎項對你來說影響有多大？ 影響非常大。我常跟人講，其實我做電影是從一個很沒有把握的狀態開始的。那時候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很喜歡電影，也想當導演，但對於自己的能力其實還不確定，更不用提機遇。 其實《小山回家》在內地放映的時候，很多討論都比較情緒化，反應也不算太好。當時我對那部短片的信心也不大。所以在ifva獲獎後，對我信心的提升是很直接的，覺得自己拍的東西還值得被看到。我記得當時主辦單位會出一本書，裡面有評審討論的紀錄，我後來很認真地讀，看到一些影評人包括黃愛玲老師，會講到這部電影的優點，對一個剛出道的導演來說，這種肯定是很大的鼓舞。同時也有老師指出缺點，都是很中肯的意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在那裡認識了余力為。他當時拿了紀錄組大獎，我看了他《美麗的魂魄》，非常喜歡他的攝影。那種手持、自然光，還有攝影機跟人物之間很微妙的關係，令我一直期待能與他合作。後來透過朋友介紹，我們很快就約定一起回內地拍片。 同時我也認識到李傑明、周強，他們成立了「胡同製作」，我們算是一拍即合，後來一起做了我最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小武》和《站台》。所以我一直說，我很愛香港，也很愛香港電影節和香港電影人，因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個城市確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那個年代其實交流還沒有那麼頻繁，但香港是很包容的，它會接受一部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短片，也讓我們這些年輕創作者有機會被看到。而且當時有一個很好的機制：ifva之後可以直接入選來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變成一個梯級，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那時候內地幾乎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後來我們創辦平遙國際電影展，某種程度也是在學習ifva這種模式。 如今回看首作《小山回家》，感受如何？ 我覺得《小山回家》是一部很個人的電影，而且那種個人化是帶有一點反叛在裡頭的。因為在那之前，很多電影都是比較統一的聲音，而我們那一代其實是想回到個體，跟過去那種比較僵化、比較不真實的電影做一個切割。當時拍《小山回家》，是因為我看到了農民工這樣的一個新群體。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個群體在當時的銀幕上幾乎沒有被呈現過，但它其實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也帶來很多問題。我是被這些人吸引的，覺得是我自己感受到、捕捉到的一種現實。在形式上，我也用了很多自己想嘗試的東西，比如跳接、過場字卡，希望讓電影語言更自由、更活潑。現在回看當然是很稚嫩，但那個時候的熱情，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你曾說中國需要大量導演，只有多元視角才能建構相對完整的中國敘事，你近年亦身體力行投放許多時間在培育新一代。以你觀察到的新導演們，正在提供怎麼樣的新視角？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數據，內地電影產量時一年能拍一千多部電影，而當中至少有一半是年輕導演的第一或第二部作品，所以年輕導演的創作活力是很強。我看了許多這樣的作品，覺得這些導演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都很「個人化」。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電影本來就應該是個體對世界的反應，是一種很個人的視角。現在很多年輕導演都有很強的自我表達慾望，而且能在作品裡建立自己的觀點。另外一點是，這十年來他們很擅長把對現實、對社會的觀察，放進類型片裡面，比如科幻、喜劇、犯罪片。尤其是有大量的犯罪片，其實背後都有很深的社會觀察。類型是一種觀眾熟悉的形式，他們透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表達可以被更多人接受。 現代年輕導演的這種個人特質，跟你當年的那種「個人」有沒有不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不同的。雖然都是個人化，但我們那個時候，對公共事務、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會比較多，比較在意整體的處境。現在更年輕一代，很多會更關注個體內部的情感，比如家庭、親密關係，或者更私密的情感經驗。但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因為過去宏大敘事太多了，現在回到個人，哪怕是很細微的感受，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你也在其他訪問中提及愈來愈關注「時代如何進入日常」，能否就此更多闡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當時代往前走得很快的時候，那些被甩在後面的人，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我來說，社會變化最重要的，是它怎麼影響個體，而這種影響其實都是在日常裡發生的。比如《三峽好人》，如果沒有那種經濟變革，就不會有大壩，但這個工程背後，是很多家庭要離開自己的土地，很多城市被淹沒。再比如《二十四城記》，講一個工廠在經濟轉型中被拆遷，幾萬人的生活被改變，原來像家庭一樣的社群被打散。 這些變化最後都會進入到一個人的生活細節裡，變成他的日常。為何獨愛描寫「小人物」？ 這其實跟我的成長有關。我本來就是在那樣的環境裡長大的，屬於普通人這個群體。社會有很多面貌，但最容易讓我產生情感反應的，還是那些普通人，特別是處在困難裡的人。我對他們會比較敏感，也更有興趣去拍他們。像《三峽好人》這樣的題材，是不能等的，因為那個地方很快就會消失。如果按正常流程來，可能就拍不到了，所以很多時候要用不同的方法，讓創作可以即時發生。 第六代導演中，你是最穩定、最長期在三大影展保持高能見度的代表人物，你怎麼看待同代導演的創作？ 其實我們一直從彼此的作品中有得到啟發。雖然大家所面對的情況不一樣，因為創作之外，還要面對很多現實問題，不同的人、不同的作品，也會有不同的命運，畢竟每個人從二十多歲到結婚生子到年紀慢慢大，這個過程中也會發生很多變化。我之所以比較穩定，是因為除了疫情時期之外，我基本上維持兩年一部的拍攝節奏。這背後很依賴團隊，他們幫我處理很多外在的事情。此外我也做了不少跟電影不直接相關的工作，包括一些商業項目，而這些工作最後都是為了讓我可以持續拍電影。你以往曾試過用手機拍攝短片，又用AI完成了《麥收》。 作為一位「學院派」導演，你認為拍電影還需要多大程度的專業教育？ 我覺得還是需要很大程度的專業教育。現在AI發展很快，有些人會比較悲觀，覺得一些專業會被取代，但我覺得這種看法有點太激進。AI只是多了一種影像生產的方法，它是從數據裡生成影像，但它替代不了我們拿著攝影機走進現實、面對真實的人和場景。那種拍攝的感受和創作的激情，是沒有辦法取代的。而且其實AI更需要創作者的能力，你要給它指令，要做剪輯、分鏡、調度，這些都是需要訓練的。如果沒有專業基礎和自己的審美，很容易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也很難長久。 在這時代拍電影，最難爬的高山是甚麼？ 我覺得還是自我。電影其實一直都是一個「看自己」的過程，你能看多深，有沒有勇氣面對內心深處，這是最難的。所謂突破，其實就是不斷打破自己——打破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你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要往前走，就必須不斷去面對、去打破。■

這次僅在香港短暫停留數天的是枝裕和，四出奔走宣傳電影《再生家族》，期間接受了大量採訪，每間媒體都有能夠擁有不多於半小時與導演對話的機會（也意味著導演將忙活一整天，輪流與不同人對話）。據翻譯人員說，是枝裕和在進行訪問前，特地拜託她向媒體轉達一件事——他知道各大媒體為了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問到最多問題，慣常會請日語翻譯人員直接發問；然而他卻特別希望能聽到各位記者或編輯的聲音語氣，即使語言不通也好，仍想各位親口發問一次，再請翻譯幫忙傳達。 是枝裕和確實是一位很重視交流的導演，每當向他發問時，他總是會陷入幾秒沉思才認真作答，偶然更反問對方的看法，就像在誠懇地建立一場對話，而非單純的一問一答。也許，這也是大家喜愛是枝裕和電影的原因，他的電影總是展示著這種平等，他重視於建立對話，並嘗試讓人類的情感，突破語言的閾限。 text yuiphoto Oiyan Chan 為新作初試AI 繼《小偷家族》後相隔八年，是枝裕和再度執筆原創劇本《再生家族》，並首次將人工智能元素引入作品。故事圍繞一對從事建築設計的夫婦，為療癒意外喪子之痛，透過AI再生技術，迎來一個外貌、語調，甚至記憶都與兒子無異的仿生人形機器人。 是枝裕和表示，或許受到《哆啦A夢》與電子寵物AIBO等文化影響，日本社會對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長期抱有一種親切感，他自己亦深受其影響。然而，他同時坦言，對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高科技仍感不適，例如會「說話」的冰箱，始終讓他難以習慣；他也笑言自己與科技產品一向不太合拍，常常出現「一碰就壞」的情況，甚至很晚才開始使用手機。他有些抱怨地指：「最近才發現手機竟然自動開啟了AI模式，明明我沒有這樣要求，至少也應該讓我自己選擇吧。」 不過一向與高科技產品無緣的是枝裕和，卻為了新作首度試用了ChatGPT。在電影製作的初期，他特意讓ChatGPT閱讀《再生家族》的劇本，並要求它就劇本提出建議。不過他就坦言與AI互動的過程相當無趣，因為AI只會給出一些「教科書式」的建議。「這一來一往可以說是毫無樂趣。AI作出的反饋只是因為地迎合我。雖然AI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說話對象，但它給出的建議毫無驚喜、也不太實用。如果所有電影製作人都尋求它得意見，製作出來的電影都只會變得千篇一律。」 關於「再生」的啟示 是枝裕和2024年留意到了一篇文章，知道中國有一項新興的「復活產業」，能夠運用AI技術將逝者的形象與聲音還原，於是決意要寫一個關於借助技術將逝者復生的故事。是枝裕和帶著許多的問題，與該產業公司的社長見面。「一方面，我為想要使用這門技術的人產生共鳴，明白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悲傷與喪失感；但另一方面也明白到它所面臨的倫理問題——如此方便地，將對我們有利的逝者復活，真的能被允許？」在另一篇訪問中，是枝裕和早提到，自己在得悉有這樣的科技時，有想像過如果能夠將驟逝的父親復生，那就能夠彌補未能講出心中話的遺憾。 「對方面對我的疑問，提出了一個案例——一位只有三、四歲的小女孩失去了母親，她的父親簽下了契約，希望能夠復甦女孩母親的聲音，讓這聲音每晚如往昔般與女兒道晚安。而這位父親特地交代，待女兒真正明白母親離世是怎麼一回事後，他便會終止契約。」這件事，成為了一個啟示。「我深深地感受到，這種機制不能永遠繼續，它總需要有結束的一天。」 形成家庭 形成樹林 《再生家族》其中一個精妙設計，在於是枝裕和將故事置於一對從事建築工作的夫婦之中，讓「搭建、重組與修復」成為直觀而內在的隱喻，呼應電影所關注的家庭議題。綾瀨遙飾演的母親是建築師，片中多次出現她製作房屋模型的場面；而飾演父親的大悟則經營一家中小型建築公司，經常需要處理各類建材。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片段，同時也映照出他們在家庭結構中的角色與位置。 最有趣的是，當仿生人翔進入這個家庭，他居然也產生了「創作」與「建造」的意欲。是枝裕和表示，這三人的角色設定，確實帶著某種「三位一體」式的結構。「從一開始我就有這個構想，要把主角設定成一位從事與樹木相關工作的人。這大概也是因為，在構思這個故事之前，我讀過一些談及樹木所擁有的知性的書——書中提到，樹木其實具有某種智能，並且彼此之間會相互聯繫、協作，進而形成整個森林的系統，我想這一點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人類不再特別 樹木也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意象，在電影中多次被強調。「電影之中，所謂『有生命之物』與『無生命之物』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明確的界線——對於這一點，我其實並沒有刻意去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剛才談到樹木與『原初的知性』這個概念時，其實也可以藉此回過頭來看AI。當下，生成式AI已經發展到不需要人類介入，AI彼此之間便能開始進行溝通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所謂那裡是否存在生命，其實只不過是人類自身的價值觀而已。僅僅因為它沒有生命，就認為其價值低於人類，這種想法本身其實是非常人類中心主義。我在想，或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觀點中抽離——因為我們也許已經來到一個，必須不再將人類視為特別存在的時代。」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是枝裕和會在電影的結尾，安排仿生人們從人類社會體制中脫離，而非如同其他科幻影視作品所呈現的對人類富對立性，或者要迫切地要融入人類。「我認為，AI不太可能會選擇去與人類這種難以理解的生物產生關聯；當它們試圖以更簡單的方式建立自身社會時，很可能會選擇在遠離人類的地方發展。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理解『支配』的意義——即使支配了，又能帶來什麼好處呢？基於這樣的疑問，我傾向認為，它們會選擇與人類分離，各自生活。」他坦言也有考慮過進一步描繪仿生人一側的世界。「但這個故事的核心其實並不在那裡，而是在於——從那一側回到人類世界的這兩個人，他們將如何作為「人類」去重新面對與建構自己的生活。我認為，這才是整個敘事的主軸。」 在故事的結尾，翔的檸檬樹種在家裡頭，永遠在甲本家的核心生長與凋零；仿生人翔的橄欖樹種在了屋子的外頭，未來要為路人遮蔭。或者，這也便是是枝裕和對於我們世界的未來，一種最大的期盼。

米蘭設計週（Salone del Mobile）自1961年創辦以來，每年四月於米蘭登場，是全球設計界最具影響力的年度盛事。它不僅是各大品牌發表新作的競技場，更是設計趨勢的風向標，以及美學如何滲透日常的現場實驗。對參與者而言，立足於此，即等於置身全球創意權力的核心。 Aesop連續第三年參與此盛會，今年選址於距離其Brera門市僅數步之遙的恩寵聖母教堂，於15世紀教堂中以回收棚架及過萬個玻璃瓶建構光影體驗。今期專訪Aesop全球銷售設計總監Marianne Lardilleux與March Studio創辦人暨建築師Rodney Eggleston，談「光」如何成為建築材料，以及品牌從空間設計延伸至燈具產品的理念轉折。 J：JET； M：Marianne Lardilleux；R：Rodney Eggleston J：《光之工坊》的核心靈感是甚麼？這個沉浸式藝術裝置如何為Aesop未來一年的全球設計哲學定調？ M：透過這個裝置，我們希望將平時看不見的東西呈現出來，就是一件照明產品背後的創作過程，當中的用心、工藝以及投入的時間，我們希望參觀者能夠將「光」視為一種感官體驗，不僅僅是視覺上的表演，而是一種能夠營造氛圍、服務於身心舒適與自信的光，這正正是Aesop在全球各地的設計哲學核心。 今年我們推出了第一盞自家燈具Aposē，令這個理念更加具體。這件產品的設計是為了還原我們店內柔和內斂的光線，讓大家都可以將這種光帶回家中。而《光之工坊》就是我們用作為未來一年定調的信息：Aesop的設計始終關乎感官上的平靜、令人舒適的建築，以及每個細節背後的工匠精神。 J：考慮到你的建築背景，在這個項目中你是如何將「光」視為一種實在的建材，而不僅僅是環境中的元素呢？ M：在建築領域，光絕對是一種材料，因為它有改變感知、空間體積與舒適度的能力。它可以柔化或突顯，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影響人們在空間中的感受。 這個項目將光視為一種可以透過質感、漸變與順序去建構和編排的元素。正因如此，這個裝置是會穿過不同的房間與階段：我們希望光能像建築一樣，引導你的感官從一個瞬間過渡到另一個瞬間。而由於Aesop強調親密感，肌膚、日常護理與呵護，我們亦希望將光呈現成適合近距離與安靜使用，而非只是照明與娛樂性。 J：Aesop一向以實體空間聞名，但今年推出了Aposē燈具。為甚麼2026年會是Aesop從室內空間設計過渡到物件設計的合適時機呢？ M：光一直是Aesop理念的核心部分。在零售空間如此，甚至在我們的產品配方中，某些產品也是為了提亮肌膚。自然地去到一個階段，我們開始問自己如何才能將這種體驗傳達到店舖之外。 在之前參加過幾屆的米蘭設計周，讓我們有機會與參觀者交流，我們發現他們首先是透過Aesop店內那種柔和的光線認識Aesop的世界，而且他們亦特別欣賞那種氛圍。下一步自然就是構思一件能延續這種哲學的產品，讓大家在家中也能享受到走進我們店鋪時常感受到的舒適。感覺2026年正是合適的時機，加上品牌的語調已經轉向以感官設計為主，Aposē正好能夠體現這一點。 J：使用回收的棚架與臨時物料可説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選擇。這個裝置如何反映Aesop對真正循環及可持續品牌的承諾？ M：我們認為Aesop的建築是為長遠而建，有時甚至超越一間店鋪的壽命。當然，對於臨時的藝術裝置，當中的挑戰有所不同，就是要讓物料在展覽結束後，依然具有意義。 因此我們在設計裝置的每個部分時，都會考慮到如何重用。那些用來包裏棚架的布料也是用了原本用於修復工程的防水布，是租回來的，希望能減少浪費並延長價值。我們將包裝變成物料元素，把數千個香水玻璃瓶重新用來建造一個大型結構，這絕對是體驗的一部分，亦將可持續性融入在我們如何建造、佈置以及負責任地完成作品當中。 J：你們將一個現代「工坊」放在一座15世紀的歷史教堂內。米蘭的歷史與當代設計之間的對話有甚麼特別觸動你嗎？ M：米蘭本身就存在著過去與轉變之間的對話。這座城市充滿連續性，修復、保存及翻新，棚架與工藝令歷史建築保持生命力。它同時也是一座以現代、迷人建築聞名的城市，由著名的當代建築師設計。米蘭有一種獨特的方式，可以讓兩者在同一地方和諧共存。 我們希望《光之工坊》感覺像是這種思維的延伸。將一個《光之工坊》放在15世紀教堂內，創造出一種有意義的對比，讓歷史呈獻安靜的莊嚴感；讓當代設計賦予感官想像空間。這不是要抹除過去，而是要活化，讓參觀者感受到工藝與用心是如何穿越時間的。 J：你與Rodney Eggleston合作過很多次，在今次米蘭的臨時項目中他又帶來甚麼獨特的視角呢？ M：Rodney以將複雜的空間概念變得易懂而聞名，他將這種清晰度帶到一個臨時挑戰上。他也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觀點，因為他不是靠習慣去設計。他初到埗時立刻就被米蘭周圍大量的棚架，以及城市細心維護、重複翻新建築外牆的方式所打動。這次實地視察成為了《光之工坊》的設計基礎，一個像城市般被包裹住的結構，一塊米蘭的拼布，而你是能夠在裡面遊走的。 所以他的貢獻不僅在於形態，很大程度上是他塑造了裝置應該呼應米蘭的節奏這個想法——保存、過程與更新。他幫助我們將一個本地的現實，轉化為一個既富電影感又極具建築特色的環境。 J：你已經設計了過超過20間Aesop店鋪。與暫時性的零售空間相比，為米蘭展覽會設計一個短期且具影響力的裝置，其中的創作過程有甚麼不同呢？ R：我一直覺得奇怪，為甚麼我們將商店當作永久，而將裝置當作短暫。其實大部分零售店都是暫時性的。 在租戶搬走很久之後，建築物依然存在。所以無論我們在阿德萊德、The Rocks、Doncaster還是蘇黎世設計Aesop店鋪時，我們都清楚知道我們是正在處理一些與歴史和未來有關的東西。 米蘭展覽會令這種狀況更加明顯。與其隱藏作品的臨時性，我們反而希望擁抱它。這個裝置的設計是為了到來，短暫地改造空間，然後幾乎不留痕跡地消失。這其實是貫穿我們很多Aesop作品的哲學：重用現有的東西，只添加必要的部分，並創造一種在完成初始用途後，仍能擁有具意義第二生命的建築。 J：2026年的主題是《光之工坊》，要將一座昏暗的歷史教堂，變成一個既具工業感又明亮的空間，最主要的技術挑戰是甚麼？ R：設計要求非常直接：以光為本，回歸基本原則，運用現有的一切。 與其試圖將一座昏暗的歷史教堂變成明亮的空間，我們反而對探索場地內體驗光的不同方式更感興趣。在「迎賓」部分，我們運用反射與斑駁的光。在《光之工坊》，庭院變成一個豐盛的地方，利用自然光、通透感與氣氛去創造明亮的環境。然後在「聖物室」，體驗完全改變。在那裡，我們運用黑暗、背光的琥珀色玻璃以及產品本身的光芒，讓光從內部散發，而不是從外部強加。 這樣說的話，主要挑戰與其說是技術性，不如說是概念性。我們不是要壓倒現有建築或抹去其本質，而是希望揭示教堂內已經存在的光譜——從反射、通透到黑暗——讓每個空間表達與光的不同關係。建築物本身就成為編排這些體驗的樂器。 J：為甚麼你會在這個高設計感的環境中，選用回收的棚架與建築用防水布？這種「原始」的物料質感，對奢華的未來有甚麼啟示？ R：棚架是實際的起點，因為它是米蘭標準展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它可以在一個活動到另一個活動之間組裝、拆卸和重新部署，所以我們選擇在這些限制內設計，而不是掩飾這個現實。 建築布料來自另一個觀察。走在米蘭，我們被一種景象迷住：修復中的歷史建築被印有圖案的網布包裹，拉展在棚架上。光線穿過布料與建築背後，投下美麗的陰影，創造出一種奇特的狀態——原本看似堅實永久的東西突然變得半透明。石頭變成質感，建築變成表面。我們被這種曖昧所吸引。 這些布料與奢華之間也有一種有趣的關係。很多修復工程的圍板都是由奢侈品牌贊助，它們的廣告直接印在網布上。廣告收益有助資助背後建築的修復。這是一種商業、保育與建築之間的奇特共生關係，我們希望在這個項目中參考這一點。 裝置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作為「製作」的行為——臨時、反覆且刻意短暫。《光之工坊》就是源於對這座城市本身的觀察。我們沒有抵抗這種狀態，反而採用了它。被棄置的建築外牆布料被收集和重組。原本要送去堆填區的物料，被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結構，保留著它們之前影像的痕跡，同時變成全新的東西。 在庭院中，一個由回收棚架構成、懸浮的體積場域，每個元素都包上回收的網布，產生多層次、半透明的表面，過濾日光並全天投射出變化的陰影。 J：布雷拉區的當地建築如何影響你的結構選擇？你想裝置融入環境還是突出自己？ R：我們不太在乎裝置是融入還是突出，更在乎的是它會否令人覺得屬於那裡。 在設計過程中令我們驚喜的是，重新組合的結構似乎很自然地融入到周邊環境。回收得來的建築外牆布料，帶有布雷拉及整個米蘭隨處可見的許多相同顏色、質感與銹跡。溫暖的石頭色調、風化的表面以及多層次的圖像，在這個城市的脈絡下都顯得莫名熟悉。 隨著項目發展，它開始感覺幾乎像一個米蘭的樣本——一塊被收集、切割再重組的城市碎片。這個裝置直接從周圍街道借來它的物料語言，所以雖然它的形態明顯是當代與臨時的，但它的視覺個性卻與環境有著深厚的聯繫。 J：裝置用了10826個回收Aesop產品瓶，除了可持續性因素之外，將品牌包裝當作基本建築構件，有甚麼建築上的影響？ R：這不是我們第一次用Aesop的瓶子或包裝去創造空間。在很多方面，這對我們來說是熟悉的範疇，我們也很有興趣進一步探索。 瓶子在聖物室特別引人入勝的地方，不僅是因為它們被回收，還在於它們能夠在兩種非常不同的狀態之間充當中介。它們坐落於三盞Aposē燈具與現有房間的深色胡桃木室內之間，像一種連接組織。它們連結、過渡並軟化光與暗之間的關係，而永遠不會變得喧賓奪主。 除了明顯的再造用途之外，重複一直是我們的建築工具之一。無論是處理瓶子、木材構件、磚塊還是其他日常元素，我們都有興趣研究如何透過重複使用簡單的組件，創造出空間豐富且視覺搶眼的效果。這當中有一種紀律。平凡事物透過累積而被提升。 對我們來說，這種方法處於工藝與科技之間。這個裝置非常實體且以物料為本，但它的實現卻依賴數碼設計、建模與協調。兩者缺一不可。 這樣看，這些瓶子就不僅是包裝。它們成為建築。它們展示了一個熟悉的物件，透過重複、精準與細心編排，可以轉化成全新的東西。這種製作、物料實驗、數碼知識與提升平凡事物之間的交匯點，正是M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