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

Shirley沈殷怡，芳齡32歲，加入ViuTV出道8年；Asha徐㴓喬，芳齡34歲，自YouTube拍片至今18年。 年齡是殘酷的，對於女藝人來說更甚。Shirley及Asha勇敢地面對現實，更勇敢地踏出舒適區，早前用100日組成期間限定女團PAWS，拍成節目《百日女團》，與其說一嚐女團夢，背後卻是各自面對唱歌跳舞的陰影，為日後演藝路好好走下去。 Text．Nic Wong｜Photo．Ho Yin｜Makeup．Sakura Chow (Shirley)｜Hair．Nicki Ting @ Hair Corner K11 Musea (Shirley) ｜Wardrobe．ba&sh (Asha)、ALESHIA (Shirley) 《百日女團》的起點是怎樣的？ S：公司說可以給我一個平台。老實說，我在這間公司已經一段時間了，大家可能覺得我比較知性，或者停留在六年前的《美女郊遊遊》或三年前的劇集《社內相親》。我自己很害怕，有沒有人再想看我？這一行會否仍需要我？我應該做甚麼？是不是要突破一些東西，讓觀眾看到我更多不同的面向？我腦海中突然浮現，想試試不以主持身分站在舞台上，而是真正在光影下的表演者。於是我很有勇氣地主動跟老闆說：「我想試一下，給我一個機會，做一些很突破的事。」老闆回覆，想試的話，就要對自己負責，所以這個女團不是公司已經有很多資源和計劃的女團，而是想看我們兩個究竟有多想做一件事，然後一手一腳自己砌出來。 你有很多好姊妹，為何會選擇Asha一起組團？ S：其實我想組三人女團，心中有兩個邀請人選，第一個就是Asha，她很好，一秒答應；第二個是Yoshi（余逸思），她也很好，一秒拒絕，一點餘地都不留，就說「不要啊」！我跟Asha在很多年前拍節目認識，之後成為好朋友。大家都知道這一行競爭很大，新人不斷出現，而我們兩個都已經是「姐姐」了，還能不能行下去？如果能夠，有沒有機會一起去做些甚麼？ A：我當時聽完就狂笑了一輪，三秒後說好啊！那時候的心態是，做這一行，很多節目想法都聽過，如果成事就做，不成事就算了，我真的抱著這個心態。怎知道不夠一個月，我們就要開會，出發去首爾等等，真的成團了。本來我當時覺得機率應該不大，但看她這麼拚命，我就奉陪到底。 S：我特別想說，Yoshi一直是我們背後的小軍師，第一輯官方照片也是她拍的，她有盡力參與。 PAWS走甚麼女團風格？是不是想延續你們拍過《貓之旅神》的感覺？ S：其實比《貓之旅神》更早，我們已經拍過《動物守衛隊》，之後又有《逃出災難記》。我們每一年都會拍一個節目，每一年都會出Vlog，這些默契是上天給我們的緣分。不過這次PAWS出來，很多粉絲說看到我們很喜歡動物、很愛貓，所以看到團名「PAWS」，大家覺得很有愛，雖然不知道我們會做甚麼，可能只是諧星，但他們都願意支持。不知不覺間，這份愛貓的默契一直都在。 你們從小到大，心目中有沒有女團夢？ A：沒有，小時候有看Spice Girls，覺得表演好好玩，但從未想過自己去追求。如今有這個機會，就當幫小時候的Asha完成一個小夢想吧。 S：我沒有女團夢，但我有過歌手夢。我很喜歡唱歌，很多節目都會表演唱歌，但女團需要跳舞。我自知四肢不協調，從來沒想過挑戰跳舞，但公司說要挑戰就應該挑戰極限，連跳舞都要挑戰。幸好我們兩個都有表演慾，如果沒有，應該真的搞不定。 公司有其他男團、女團，你們覺得最大分別是甚麼？會不會變成女版的ERROR那種搞笑路線？ A：很多事情都是我們自己想的。 S：社交媒體是我們自己經營，很多照片、MV路線、拍照風格，都是我們自己主宰。跟公司其他團最大的分別，就是他們有資源、有計劃、有預告、有粉絲基礎、有專業宣傳和影像團隊幫手，但我們是自組，真的是從零開始：自己問AI、自己找燈、自己做經理人、攝影師、影相執相、排版、構思下一個宣傳，例如我們出去拍Vlog，都是自己從家裡找衣服，去西九把腳架擺好自己拍⋯⋯ A：做了這個團，我們更加明白，別人幾分鐘的表演，背後練得多辛苦。我們已經很辛苦，但還是有不足。我們也很羨慕他們，也是他們的粉絲，希望我們可以用不同方式娛樂大家。 S：我們硬實力和軟實力都不及別人強，所以我們選擇走真實路線，我們不說自己是「女團成員」，我們說自己是「娛樂人員」，最重要是希望大家看我們開心，獲得歡樂，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一開始講明是「期間限定」，這樣比較有進退空間？ A：如果真的要做足一年新人，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能力，但這三個月已經很充足，很圓滿了。S：「期間限定」是經過我精密計算的，相信我們的生理和心理能承受的Max，大概就是100日。另外，我喜歡在短時間內給自己一個明確目標，因為長遠目標也不知道何時能夠達到，那種急切性和拼搏精神會更強。希望觀眾也能抓住我們這100日，當PAWS說再見時，他們會想念我們。 各自面對最大困難是甚麼？ A：唱歌。沒有人聽我唱歌的，去到表演那日，朋友都說真的沒聽過我唱歌。對我來說，在家亂唱是享受的，但拿著咪高峰認真去唱，真是很大的心理障礙，那支咪好像放大了我的所有缺點，我一拿上手就會很害怕走音、害怕被人看到不好。 S：跳舞。對我來說真的很難，每次看到別人輕而易舉做up and down動作，我卻完全不明白身體為甚麼可以這樣運作。我只能做到同手同腳，就連手指協調也不行，只有上半身我都做不到。我試過練一支舞，每次的手部動作都變成打自己的臉，我控制不了，加上跳舞跳錯的話很明顯，所以給我很大壓力，但因為這個節目，這次我真的學了跳舞。 有沒有真的辛苦到崩潰，甚至想退團？ A：我中間真的想過退團，希望只拍Shirley的solo表演，但去到街頭公開表演唱歌那天，我克服了這個恐懼。克服之後，我就覺得不能再拖這個女生的感情，我要專一地跟她走下去，不可以再拖拖拉拉。那天之後，我再沒有想過退團，我們不容許自己崩潰到真的退團。 S：對，我們心裡都知道對方很辛苦，但就算崩潰，我們都不會放棄，不會讓對方一個人難過，這是個不成文的默契。很多時候累到看著對方，知道大家快不行了，就用WhatsApp發最崩潰的貼文互相發洩。下班回家那一刻，我不是哭，是真的發呆。我真的會較5分鐘鬧鐘，怕自己發呆太久會睡著或錯過工作。5分鐘後，我就繼續努力，但我很幸運，找到一個願意這樣陪我的拍檔。 節目現已拍完，你覺得組成PAWS之後，對你們的事業和人生最大的改變是甚麼？ S：改變最大的是。讓我相信自己還可以在這一行走下去。之前我有七年之癢，有點迷茫，對自己有很多質疑，但這個節目直接收到觀眾給我的能量和支持，100日急速成長，我沒預期到自己可以做到這些挑戰。只要堅持、多挑戰，就有機會在這一行，還可以多走一會兒。 A：我從16、17歲開始拍YouTube，中間有些消失、離開過也有回來，其後做過很多不同節目。其實我一直以來選擇的工作和認識的人，都給我帶來很多希望，如果不是這些經歷，我可能早就專心讀書不做了。原來身邊會出現小天使、小貴人，伸手問你：想玩嗎？這樣讓我對人多了信心，對同伴的連結也更深。 綜藝節目需要節目效果，你們既是主持也是女團參加者，怎樣平衡真實與綜藝？ S：我自己是這樣看的，我想做的不是製造Juicy效果的綜藝節目，而是以紀錄片形式記錄兩個三十幾歲的女子，不懂這些東西，卻很努力地嘗試做這件事。不故意搞笑、不故意淘汰誰人，而是想告訴大家：年齡不是限制，職業不是限制，如果你有夢想，就應該去做，看我們中途練舞的片段可能會有點悶，但這才是真實的成長。年齡真的只是一個數字，我們的思想很青春、很年輕，但身體會反映年紀，體能恢復慢一點、容易累一點。但我們不會因為三十幾歲就覺得怎樣怎樣。這個節目就是想告訴大家：沒有年齡這些限制，你也可以去做、去試。

早在四十年前，岑逸飛早已經玩過〈殘酷一叮〉。跟他對着玩的可不是李克勸、梁榮忠，是那位老天爺對於天資聰敏，活躍好動的岑逸飛看不過眼，在他二十歲時隨手叮一叮，就把他一雙腿奪走，教他一輩子不能行走自如。 没有呼天叫地沒有可歌可泣，甚至連求生意志也從來沒需要強調。岑逸飛只是繼續好奇地追求學問，努力的博通中外群籍，憑腦袋憑口技成為本地著名專欄作家、權威時事評論員、最受歡迎大學客席講師，也仗着一部輪椅穿梭世界角落，走遍千里。還要數他最意氣風發的，是他自謂「跛的、窮的」，卻有本事把別人的漂亮女友橫刀奪愛，成為自己的漂亮太太。 岑逸飛的一丁没殘酷成份，他的生命是碗出前一丁，香甜味美。 Text：金成｜Photo：黃錦華 壯年失腿 二十歲時的岑逸飛，五呎十吋半高，壯碩到不得了。每星期的指定動作，是跟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手拿着不知來由的政府軍用地圖，在香港各處郊野地方遠足、露營。可以說，香港能夠紮盤的地方，都給他們的營釘釘過了。「十六、七歲已經開始好動。喜歡打籃球，跟幾位老朋友通山跑，又跟師傅學過由霍元甲始創的迷踪拳。」岑逸飛說自己既好奇又八卦，對於任何知識都渴望追求，當時對玄學開始有興趣，便四處找一些有關風水命理的書拚命研究。然而，1965年到台灣一遊，就是因為好學，上天殘酷的把他一雙腳取走了。 「1965年二月，我隨學校組團到台灣做交流探訪，沒想過就在那地方失去我用得很頻密的一雙腳。記得到埗不久，我已經跟同學四處走動，當時下着毛毛雨，我被雨水淋遍全身，又恃着年輕力壯沒理會，染上了感冒也不願休息，依舊跟同學四處遊蕩。 「後來不支倒下來，才發現大件事，我染上一種類似小兒麻痺症的病毒，叫灰白質炎。這種病毒可以經空氣傳播，但它們只活躍於離地約三呎高的範圍，病性也不算劇烈，所以一般來說只會欺侮小孩子，成年人本來有足夠能力抵抗的。只因為自己恃着強壯，被雨濕了身又沒理會，染上感冒抵抗力弱了。最致命的，就是自己八八卦卦，每碰上一些擺地攤的舊書店便好像執到寶似的，蹲下來看個不停。那些舊書少不免滿布細菌，我跟書本太親近了，蹲下來剛好身處細菌的活躍範圍，同學們沒有我般狂熱，最後便只有我染上病毒。」 八字忌火 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三十九歲也患上小兒麻痺症，導致他一條腳不良於行。而岑逸飛染上的類小兒麻痺症更霸道，病毒有橫置性傾向，一次過便毀掉他一雙腳。知道岑老師的八字命理造詣極高，便問他有沒有從這方面追尋原因。 「世事好奇妙的。我雖然對玄學有興趣，但從來沒看過相沒算過八字。當年到台灣前，忽然心血來潮跑到銅鑼灣利舞台附近看八字，算命先生已經跟我說會有大禍臨頭，要給他五百元做法事才可消災解難。當時我還是學生，給了算命先生十元，等如現在二百多塊，五百元更等如現在幾萬元了，那裏找來給他？卻想不到給他開口中了。 「別人信不信也好，從玄學還有另一個解釋的。我八字多火，也忌火。出事的1965年是丙午年，丙（天干）和午（地支）分別屬火，是六十甲子中火性最烈的一年，台灣位於中國之南，也是火，（編按補充：大凡炎症從字面從本質也是火）從五行之道看來，我註定難逃一劫。」 岑逸飛說，他失了雙腳有可能是因為好學，也因為好學，事後他沒有只顧怨天尤人，反而不斷查書考證，把染上病毒的各樣原因發掘出來，成為自己的知識。而終身不可走路的事實卻沒有奪去他的樂天、好奇天性。 「出事後，幸好我無知，我一直以為自己休息三月半年便可以再走路。當我確定自己終生不能走路的事實，已經是一年後的事情，心情比較容易調整過來，但說沒難過當然是騙人的，會無癮囉，不可再自由自在行山了。幸好我生性樂天，遇事從來不主張激烈，我告訴自己：至少不用鋸掉兩腳，又好彩這病毒只集中攻擊肌肉，沒損及臟腑，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自資《濾息鏡》 停學三年，本來修讀社會科學的岑逸飛因為不良於行，再不能應付大量外展實習，便轉往修讀哲學。在學期間，岑逸飛沒有脫掉活躍性情，除了積極參加課餘活動，成為學生報的穩定投稿員，更聯同各大專院校校生，在1967年香港暴動前夕，籌辦了一本名為《盤古》的文化雜誌，內容涉及學生們對於社會的熱摯關懷。1972年，由於同儕間對大陸的政治立場有別，岑逸飛淡出《盤古》，轉往明珠台從事西片對白的翻譯工作；1975年再轉往美國領事館擔任一本內部刊物《今日世界》的編輯工作。 據岑老師說，當年他專注工作，連同兼職在內，月入將近等如現在的七、八萬元。雖然入息不俗，七年的領事館編輯工作卻教他感到枯燥乏味。累積過往出版經驗，在1982年，他決定夥拍友人，自資出版一本名為《濾息鏡》的雜誌，內容天南地北，以攤分《讀者文摘》的市場為目標。自以為應付編輯工作駕輕就熟的岑逸飛，沒想到做老闆辦雜誌還牽涉發行、印刷、廣告等意料之外的繁瑣事項，雜誌沒辦到兩年便停刊。「主要是自己的資本預蝕兩年，後來想過無謂蝕到咁盡，一年零七個月便摺埋算數。」 香港仔管香港 1984年，應梁天偉之邀請，岑逸飛又跑進商台，主持有關以時事民生為主題的節目，開展了他作為時事評論員的生涯，期間經歷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八九年民運。節目一做便是十五年，岑逸飛的名氣愈來愈大，多間報館邀請他撰寫專欄及社論。岑逸飛對世情卻只是處之泰然，一直把持「來之安之」的態度，也無抱守或堅持任何流派主張。「我從來沒認為香港或任何地方都必定需要行民主制度。任何事情都要找出『適當性』，在我眼中，獨裁、民主各有其適合的國家。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閉門造車得來的，而是經過數百年的歷史演化，不可一下子就搬來中國或香港。西方的政治法律，早於古代海國城邦已見其端倪，其次是基督教文化千餘年的薰陶、西方以個人為本的功利觀念，跟中國一直以來以家族倫理建構而成的社會也有很大的差異。 「再簡單說，要行民主不得不先顧及人民素質。現在的香港的社會狀態奇特，說我們是正宗香港人嗎？不是。真正接受英治長大，教育素質較高的一輩港人早在八十年代移民潮離開了。現在剩下來的本港居民，正跟大量新移民在意識形態上互相角力，看最終誰被誰影響。我知道不少內地人來到香港，看見了遊行示威，在他們的腦袋裏正蘊釀變化。畢竟香港人被英國管治了百多年，難免有點沾染了英式的狡黠、內歛，所以我經常說，要一個香港仔才可以管理香港人。香港仔的首要條件是夾雜英國文化和中國根底價值，董建華很明顯不是純粹香港仔。有人說過請何厚鏵來管香港便天下太平，那是很幼稚的，何厚鏵擺明就是澳門仔嘛。」 岑逸飛說，從事政治評論工作多年，雖然沒有特別使命，但他還是會欣賞有原則，會貫徹始終的人。「我不太欣賞司徒華，我認為他太硬，不會轉彎，原則不是鐵板一塊；反過來，你以為我會欣賞田北俊嗎？又不會啦！」 輪椅旅遊 從行動不便始，岑邊飛平日堅持不坐輪椅，以雙手攜着拐杖走路，甚至考獲駕駛執照。他家在元朗，平日到各大學講課、演講及一般應酬，只要不是太晚，都是自己一個人出門，一人駕駛。他曾笑說，自己有可能是香港第一位考獲駕駛執照的傷殘人士。「我的左腳還有點力，便依靠它求操控油門、煞掣。」 香港任我行已經夠喜出望外，沒想過岑逸飛仗著一具輪椅，竟然讓他環遊世界。「其寶之前已經有糖尿病，旅遊範圍也一直局限在大陸和東南亞。下定決心到世界各地看看，其實都是因為九五年患上急性心臟病。那時情況相當危險，醫生說只有三成的生存機會。後來『通波仔』手術成功，我才醒覺世上原來有好多地方我沒見識過，萬一突然走了，會好遺憾。」坐言起行，手術後岑逸飛立即往歐洲方向進發，而且出門頻密，短短兩年間，已經到過埃及、新西蘭、捷克、匈牙利⋯⋯今天，岑老師足跡通及全球二百多個城市。 近年，岑老師更為香港電台「網上學習」的《文化旅遊系列》擔任主持，至目前為止，已經把六十七個曾到過的城市的資料上網，每個城市再由老師寫上二至四萬字有關當地文化歷史、風士人情，甚至政局時勢作詳盡介紹。「我現在維持每年出門六至八次，我的目標是到二零一零年，我的旅遊網站會有二百個城市的資料，超過六百萬字的旅遊網站不多見吧。哈哈！」 外星人的《易經》 岑逸飛博通今古，曾經評論中國古籍：「《四書》太雜亂，《論語》若缺乏通盤理解易生誤導，《大學》有姿勢無實際，《中庸》故作高深。要學習傳統文化，不如直接讀經。學《詩經》溫柔敦厚，《春秋》的微言大義，《易經》的潔靜精微。」。當中又知道老師對《易經》最推崇備至。「《易經》可以說佷簡單，也可以說複雜絕倫。從古舊的學說角度，《易經》的陰陽五行跟我國的占卜、風水命理、盤術全拉上關係。而且，現代不少科學家已經埋首鑽研，竟然發現《易經》裏頭充滿科學內涵，例如生物染色體的遺傳密碼、其數量不多不少是六十四個，剛好跟《易經》的六十四封相符，而且再細讀其生作過程：一個磷酸根可配換兩種糖（脱氧核糖和不脱氧核糖），兩種又配接四種鹼基，就像《易經》八卦的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要特別注意之後的走向是乘二的，偏偏到了八，大家的走向都變成二次方，即八八六十四。這巧合實在太神奇了。自己讀了三十年，也沒膽量說明白了一半，要對《易經》多一點透徹的掌握，相信要再給我三十年。我今年剛好六十歲，應該沒這本事了。」教岑逸飛難以置信，數千年前的古人竟然可以遺留如此高深學問。 比易學更難猜度 《易經》艱澀，卻比不上愛情之撲朔迷離。 岑逸飛生於1945年，1965年二十歲染疾導致終生不良於行：1971年二十六歲，他娶了位美麗太太，育有一子一女。現在周遊列國，太太總在身旁。 有可能比《易經》更迂迴曲折，比陰陽五行更教人丈八金剛。 「有人說過她嫁我是為了錢，傻的，就算把我父親算進去，也只是一名小學教師，算甚麼有錢？ 「剛離開醫院，她是幫我做物理洽察的。那年，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相隔一年，我們再碰上，她請我幫他的細佬妹補習。每次都是我去她的家，兩人相處久了，便發生感情。」 總有些奇異招數吧？！ 「就是唔送花，唔緊張，唔死纏爛打囉（不妨說明，這時候岑太剛好外出）。我呀，知道自己事，又知道她除了一位在民航局擔任中上職位，拍了拖七年的男朋友，也知道她好多人追，我可以點？我自己又大把寄託，追唔到就算數！點知，又得喎！哈哈哈！現在說起來，她也會說完全沒法解釋清楚，可能當時撞邪。」 （訪問刊登於《JET》第31期－2005年3月號）

從英倫晨霧到東瀛月色，從荷蘭柔風到台島星芒……兩年時光，數座城市，黃妍《Here, There, Catherywhere》巡演步履不停，如今終要在這場音樂旅程的原點 —— 香港，落下最溫柔也最熱烈的終章。這座生養她的城市，孕育了其旋律與文字，豐盈了她歌聲與心境。那個曾在街頭Busking、在小咖啡屋輕唱的女孩，帶著巡迴路上的所有感動、成長與赤誠，帶著藏在旋律裡的故事終於回到此地，一場與家鄉樂迷的久別重逢，即將唱盡這兩年來的山海跋涉，也唱盡心底裡最真切的歸期。 Text: Leon Lee | Photo: Oiyan Chan | Makeup: Carmen C @carmencmakeup_cc | Hair: Aki Choi @akichoi | Venue: nodi coffee @nodicoffee 與樂迷的浪漫約定 「最後我們要一起回家。」談起為何將香港定為巡演收官之地，黃妍帶著笑意分享這場漫長巡迴的緣起，本就藏著一場屬於她與樂迷的、村上春樹式的浪漫。前年中秋，因專輯《4891》與《1Q84》的深度連結，黃妍（Cath）與樂迷一同去了東京開啟「1Q84 尋跡之旅」，中秋當夜，在書中兩位主角相遇的地方，他們一同抬頭望見一輪清亮低垂的滿月。就是那個瞬間，她忽然懂了，原來和喜歡自己音樂的人一起，去往同一個地方，共享同一段時光，是這樣動人的事。於是便有了這場名為「Here, There, Catherywhere」的巡迴 —— 她想牽著樂迷去往不同的城市，在陌生的風景裡留下專屬的印記。 兩年的巡迴之路，不僅是一場場演出的完成，更是黃妍與自己、與觀眾的一場深度對話。很長一段時間裡，入行後的她，對著鏡頭的時間遠多過對著觀眾的臉。她曾一度困在「要把表演做到無懈可擊」的枷鎖裡，把自己框在平整的表演框架中，卻漸漸淡忘了最初的起點 —— 那個在街頭Busking的女孩，在咖啡廳、在小酒吧的方寸舞台上，離觀眾只有一步之遙，能清晰交接眼神，聽清他們的低語，能在音樂裡，完成最直接的靈魂對撞。「我一直以為，身為演出者，我是那個給予觀眾力量的人。直到走完這一路才懂，原來觀眾遞給我的力量，遠比我能給出的，要厚重得多。」在她的感知裡，舞台上下的能量流動，從來不是單向的傾注，而是一場溫柔的來回，她以歌聲送出的每一縷情緒，都會被台下的人妥帖接住，再以更飽滿的熱忱，反饋回身上。 不同城市的風土，養出了不同氣質的觀眾，也給了黃妍全然不同的感動與驚喜。在英國、荷蘭的演出現場，她見過像置身圖書館一樣安靜的觀眾，卻能從對方專注的眼神裡，讀到聽見廣東歌時的熱切與感動，那些在海外生活的不易與鄉愁，都融進了屏息傾聽的時光；在台北女巫店，這間她最初被發掘的咖啡廳，曾經只有三四隻小貓相伴的空間，那一天被樂迷站得滿滿當當，有久違的台灣粉絲，有從香港一路跟隨的樂迷，甚至有專程從加拿大飛來的朋友，開場前她坐在後台，花了很長時間才壓下翻湧的情緒，那份溫馨與感動，至今想起仍覺得心口發暖。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瞬間，都被她一一珍藏，也成為了香港最終回裡，最想與本地樂迷分享的心意。 反差裡的真實自我 向來，大眾給黃妍貼得最牢固的標籤，是「文青」。甚至有不少未曾走進現場的人，以為她的演出會安靜得「像圖書館一樣」。可真正站在Live現場，你會清晰感受到那股從音樂裡迸發出來的、不受束縛的飽滿能量。對於這種反差，黃妍自嘲，自己大概是有「人格分裂」。「文青確實是我真實的一面，我喜歡一個人窩著看書、寫字，在安靜的時光裡和自己對話。但與此同時，我也是個很好動的人，近年愛上了滑雪、遠足，私底下更是全公司最『麻甩』的那一個，同事總是笑我，能不能稍微斯文一點。」 這種反差，同樣橫亙在她「大I人」的日常，與舞台上毫無保留的袒露之間。日常的黃妍，習慣「收埋自己」，甚至坦言不擅長面對面的言語表達，常常話到嘴邊卻說得七零八落，唯有透過文字與旋律，才能把紛亂的思緒理順，把心底的情緒安放。可一旦站上舞台，當燈光亮起，當台下是滿懷真誠的樂迷，她卻能卸下所有防備，與觀眾完成一場情感上「赤裸」的對話，坦誠地分享自己的心事與感動，甚至被同事打趣提醒「不要講太多」。對她而言，舞台是一個獨特的安全場域，當音樂響起，所有的怯懦都會被消解，她只管把最真實的自己，毫無保留地，交給音樂，交給台下的人。 這份不設防的真實，也被黃妍全數傾注進了香港站的籌備之中。這次演出，她特意選定了全企位設置，這個連媽媽和妹妹都直呼「站著太累不來」的決定，藏著她小小的期待與野心。「我自己很喜歡去音樂節，聽樂隊演出的時候，總會忍不住跟著節奏跳、跟著大合唱，我也發現，我的樂迷在現場，總會自發地站起來，跟著音樂搖擺。」她想看看，當全場的人都站在一起，當沒有座位的隔閡與束縛，這場演出會生長出怎樣的驚喜；與此同時，這也是她給自己的一場挑戰 —— 如何在全場流動的活躍氛圍裡，唱慢歌時依然能牽住所有人的注意力，讓大家無論節奏快慢，都能走進旋律裡，和她同頻共振。 「很多歌，每一次在現場唱起，都會多很多新的畫面與回憶，再開口的時候，裡面的情感濃度，就完全不一樣了。」這些與樂迷一同創造的現場瞬間，讓原本的作品有了新的生命。她會和音樂總監一同，對那些樂迷耳熟能詳的曲目進行重新編曲，調整演唱的細節與情緒，哪怕是聽過無數次的歌，也想在香港最終回的舞台上，給大家帶來全然新鮮的聽感。從巡演開始以來，黃妍總會根據每個城市的氣質、當地觀眾的特質，挑選不同語言、不同風格的作品來翻唱，日文歌、國語歌、英文歌都有涉獵。這次公開向樂迷徵集cover歌單，她提到心裡早已有心儀的選擇，包括那些一直想嘗試的日文作品。 十年不變手寫心事 除了旋律，文字同樣是黃妍最重要的精神出口。這次香港站的宣傳海報，她親手寫下了滿滿一版心情日記，裡面有巡演路上的點滴感懷，有自己常說的口頭禪，更毫不掩飾地暴露了自己「大頭蝦」、「機械殺手」的可愛小細節。「我就是想大家放大看，看到這些瑣碎的、無聊的、最真實的小字。」在她看來，文字是理順紛亂思緒的載體，也是她與樂迷建立深層連接的橋樑。她有一個堅持了十年的習慣 —— 寫日記。每年翻開，都能看見舊日的自己，看見那些走過的路、動過的心。而海報上這些毫無修飾的手寫文字，就是想讓樂迷看見，褪去歌手光環、舞台之下的黃妍，不過是一個會丟三落四、會慌慌張張、會寫下瑣碎心事的、最真實的女生。問及會不會把巡演路上的文字記錄整理成隨筆，她笑言「其實可以有的」，哪怕裡面全是自己的「廢話」，也是這趟旅程裡，最珍貴的、不可複製的印記。 黃妍說，音樂與文字，是兩種全然不同的創作，也是兩種不同層級的自我袒露。「音樂是可以更赤裸的。旋律是很奇妙的東西，每個人聽到，都可以有屬於自己的主觀解讀。你那一刻湧上來的情緒，變成了一段旋律，而別人聽到的時候，竟然也能接住同樣的情緒，這太神奇了。而文字的表達是更確定的，也會讓我時不時變得膽怯。」在她的心裡，親近程度有著清晰排序：音樂是最貼近靈魂的Level 1，文字是次之的Level 2，而面對面的言語表達，反而是最疏遠的 Level 3。也正因如此，她才格外珍惜這場近距離的演出，想透過舞台，透過旋律，把最赤誠一面，完完整整地交給香港粉絲。 一夜忘憂，天亮我們再往前走…

黎達達榮笑言自己是水瓶座，天生就是古靈精怪的外星人，行事並沒有套路，左右右右右左移動。也不知是不是受益於星座，他的創作也帶著這種實驗特質，往往不按常理出牌，甚至試過因為稿件過於非主流而被雜誌退稿。「我覺得三十周年是一個比較人性化、比較好玩的時機。」適逢迎來創作三十大壽，他決意將各種古靈精怪的稿件，結集成短篇集《左揭右揭》，內容向左走向右走，各有一半分別往左往右移動觀看，非常好玩。「這一類的作品會多一點，因為很難再有機會請出版社幫我去出一本這麼非主流的畫集。」 text yuiphoto OiyanChan 左來右去 按照原定計劃，黎達達榮本來會出版《十八樓燒肉》系列、一部描述地獄的續作。但畫到漫畫最後章節，卻發生了宏福苑的悲劇。由於他實在不願在現實世界的煉獄中，推出一本關於煉獄作品，因此一番左思右想下，他決定暫緩計劃。想起今年是自己入行第三十年，因此希望效法流行歌手推出「精選專輯」，挑選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結合成短篇集。「我之前在社交平台上不時把一些沒出版、沒發表的舊稿掃描，並發在『聽聽屍體怎麼說』系列裡。這名字是借用一本我童年時愛看的同名日本推理小說，故事講一個探員去兇案現場，看著屍體推斷出這個人的一生。」整理海量「屍體」的過程中，黎達達榮發現自己有許多從未出版的稿件，一些是只畫了一半的，一些是當時被雜誌退稿的，也有一些是在香港以外的刊物出版的短篇。 「我整理時按年份排序，發現足足有六百多頁，後來篩選到三百多頁，就變成這本合集。」他笑言，原先打算沿用「聽聽屍體怎麼說」作為合集的書名，思前想後又覺得不好；他又想過取名「左想右想」或者「左度右度」，因為自己做事常常三心兩意，但最後覺得不夠直觀。左右為難下，他決定用《左揭右揭》命名：「因為很多舊作最初是幫雜誌畫的，有些要向左翻，有些要向右翻，很難放進同一本印刷品裡。我就想到，不如就用『左揭右揭』，直接講清楚這本書是從不同方向、不同雜誌掙扎出來的稿。我不是貶低自己的作品，只是說這些是當時在不同際遇底下，沒有機會在香港讀者面前見過的東西，而我自己也沒想到，這些『最後』的稿，其實是600多頁裡的選段。」 左鄰右里 600多頁裡的選段，沒有一套嚴格的選稿標準，但也不是完全隨心所欲。除了一些是為外國出版社創作的漫畫，大部份都與其他創作人有關。「我會先選完成度比較高的作品，然後再看裡面有沒有我覺得比較有感覺的作品。有一部是為劇場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畫的延伸漫畫《錄鬼簿》，但當時畫完之後沒有用上，他後來辦展覽，甚至用白色顏料印在白色紙上，甚麼都看不到，是非常實驗性的做法，在香港沒有出版，讀者也沒見過，我就特別想把這些選進來。」又有一組作品名為《同門少女》，延續了另一位漫畫家利志達的作品。「我並不是幫他畫，而是借了他原本的版面與角色，保留他原本的構圖，但我把那些原本是裸女的角色，全部幫她們穿上衣服，頭髮造型也換了，更把利志達歷年作品裡的角色都放進去。漫畫中的場景是一個荒蕪的星球，我就把背景變成屋邨，把我們兩人都在屋邨長大的背景連結起來。」 而要數短篇集的主菜，一定是黎達達榮1997年的舊作《巴別巴別塔》，當年他只畫一半就沒有再畫下去。「當年我已經出了幾本書，但仍覺需要做些突破。那時我有一種奇怪的堅持：整本書必須是160頁，整本走一個統一的形式。但畫到九十多頁時我實在畫不下去，因此停工把那幾十頁稿收入床下底。」但三十年前的故事線，記憶早已失去，對話框該出現的對話全都留在過去。幸而一向有買電影DVD的他，想到一條「屎橋」：「以前的電影DVD放完正片都會有段bonus，是導演講述電影或者演員訪問。因此，我想到可以以這種「導演講述」的方式，去完成這部漫畫。我會一邊看著畫，一邊用旁白寫下『為甚麼我當年會這樣畫？』、『這一幕的影響是甚麼？』，這些對白其實不是角色的台詞，而是我自己對二十多年前作品的評論——因此讀者要同時追兩條線，一面聽我講一面看畫。」 黎達達榮說，畫漫畫三十年來，真正重要的收穫未必是版稅或銷量，而是這個身份為他打開了更多可能性。他可以參與展覽、結識其他創作者、接受訪問，這些都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回報。他又笑指，自己還畫下去最主要是時間很多用不完，實在令人出乎意料。「我現在上班賺的錢，其實是為了支撐我畫畫；工作與生活以外，我甚至還有很多時間用，那就畫吧。」他又古靈精怪地指：「而且，現在印刷成本便宜許多，技術又更加好，我覺得好抵，真的要印多幾本。」■

在春光明媚的情人節，一陣轟烈爆炸聲撕碎了這份浪漫……《我們不是什麼》開場一段巴士悲劇，讓兩個名字被推向輿論中心－暉仔與Ike。他們不是窮兇極惡的罪犯，而是出身破碎家庭、飽嘗恐同歧視的同志戀人，是在社會邊緣掙扎到絕望，最終以極端方式「控訴」的苦命人。當銀幕上的悲劇落幕，飾演這對戀人的江𤒹生、陳毅燊，也帶著角色餘溫走向了觀眾，細談如何觸摸角色的傷痕，如何讀懂那些被漠視的痛苦，以及這部戲留給社會的一道道尖銳命題。 text • Leon Leephoto • Oiyan Chan（Interview) 故事簡介 《我們不是什麼》講述，在2月14日情人節當天，一輛雙層巴士在鬧市突然爆炸，突然爆炸，造成嚴重傷亡。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邀請退休鑑證專家龍Sir（譚耀文飾）復出調查，發現這並非意外，而是兩名乘客：出身問題家庭的同志戀人暉仔（江𤒹生飾）與Ike（陳毅燊飾）蓄意所為。他們飽受童年虐待、恐同歧視與社會邊緣化之苦，目睹經濟不公與店舖結業，終於在絕望中決定以自殺方式向世界抗議。當警察查到暉仔居所時，發現劏房的門後寫著：「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我們不是什麼 AK飾演的「暉仔」與Ansonbean飾演的「Ike」，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反派」，而是聚焦兩名被童年創傷與生存困境推向絕路的抗議者。為貼近兩個飽經創傷的角色，兩人都做了不少準備，譬如AK塑造暉仔時，選擇專注於 「累積憤怒」：「暉仔的爆發從不是突然的，而是無數生活不順的疊加。他與導演反覆溝通，將角色的憤怒拆解為兩種狀態，一種是『藏在骨子裡的無助』，像是面對歧視、生活困境時，憤怒要收在眼底，讓鏡頭捕捉到那份無力感；另一種是 『推到極致的抉擇』，此時憤怒需要稍微外顯，卻又不能過界。」拍攝前，他總會在心裡為暉仔這份細膩的情緒鋪墊。演完這個角色，AK也開始反省自己，是否有時會因執著自我而忽略他人，暉仔的「隱忍與包容」，成了他現實裡的一面鏡子。 Ansonbean的「出櫃戲」，亦藏著另一種細膩的情感共振。他以《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 Timothy Chalamet的角色為參照，那份被家人全然接納的幸福，成了IKE的絕望反差。「拍攝前，我回憶起自己小時候與家人打打鬧鬧的經歷，為角色鋪墊了生活質感；實拍時，素宜老師飾演的母親身著特定服飾，眼神裡滿是拒絕的冰冷，這種『期望與現實的劇烈反差』，瞬間擊中我 —— 那種渴望被接納卻遭遇否定的痛，是打從心底自然溢出的。所以演完這場戲，我便牢牢記住了這份落空的委屈，並將其帶入後續所有與家人相處的戲份，讓IKE的內心波動始終帶著滾燙的真實。」 一頓飯破冰，一場戲入魂 兩人飾演的戀人關係，沒有刻意培養默契，卻在自然相處中生出了羈絆。開工前，導演僅安排了一頓飯為二人破冰。真正讓彼此破除陌生感的，正如 AK 所說，是開工第一天便要拍攝的親密戲碼。「拍攝床戲時，我會偷偷幻想『這是最後一次見面，要和對方一起離開這個世界』，腦海裡滿是浪漫又悲涼的不捨。」 Ansonbean也深沉於當下情緒之中，他坦言：「我更糾結的是，倘若真的站在世界盡頭，該用怎樣的眼神凝望自己的愛人呢？」那場戲之後，兩人都卸下了顧慮—— 連最「近」 的鏡頭都完成了，後續的日常互動便少了尷尬。二人也為角色定了一些「小規則」：IKE愛情經驗更豐富，所以牽手時會走在前面，親抱、親密戲份也由她主動；暉仔內斂，便跟著IKE的節奏回應。 AK亦提到，頭幾天拍攝的表現是最自然的。到後期因為太熟悉角色的緣故，反而在某些位置「鎖死」了自己表現。「一開始不知道暉仔、IKE的過去有多沉重，只知道當下要面對甚麼，這種『活在當下』 的狀態，反而讓角色更有呼吸感。但隨著對劇本的深入研讀，也確實漸漸剝開了極端行為的表象，觸碰到角色的人性根基。」因此隧道裡的互打戲，成了兩人最難忘的拍攝記憶：原本武術指導已準確量好借位動作、定好攝影機角度，卻在當天特殊氛圍下失控成了 「真打」。 「那天的隧道壓抑又局促，我們拍了一整天動作戲又早已疲憊至極，剛好這場戲是當日最後一個鏡頭，角色的情緒與身體都到了極限。」Ansonbean憶述，二人從最初手指不經意的觸碰，到後來打到關節，再到直接拍在臉頰上，疼痛都是真實的。「隔天，我們帶著敷冰的腫臉、滿手傷痕開工。我跟AK跪在地上動彈不得的無力感，至今仍然很深印象。」可正是這份極致的真實，讓鏡頭裡的情緒有了重量，那種累到極致的虛脫，是任何刻意表演都無法復刻的。 告別後的「餘溫」 角色帶來的觸動，並未隨著拍攝落幕而消散。當兩人看完電影成片，內心的感受複雜又真切。AK笑稱會下意識放大表演的不足，譬如覺得部分場景可更收放自如，卻也為鏡頭裡全然投入的自己所震撼，甚至因為片中親密戲份太逼真，害羞地不願讓家人看見。Ansonbean則特別向導演致謝，坦言沒料到電影剪輯風格如此獨特，多視角拼接讓故事「訊息」 變得格外強烈。「不建議大家模仿角色的行為，但如果有人正經歷相似困境，別覺得自己始終孤立無援，總會有一份『關心』出現，將你從衝動的邊緣拉回。願我們都能彼此支撐，Stay Strong。」 兩人對「演員」 身分亦有了全新認知。AK不再認為演員只是「演別人的故事」—— 暉仔的隱忍，讓他開始反省自己是否太過執著自我，而角色帶來的情緒，也成了他音樂創作的養分，未來想把這些感受寫成歌詞，用另一種方​​式傳遞給聽眾。Ansonbean則對電影力量有更深層的體會，從前覺得演好角色就夠，這次卻真切地感受到一部好作品的感染力：一本劇本能讓他落淚，一場戲能讓他銘記心底的痛，一部電影能讓觀眾不再孤單。此後面對每個角色，他都決心全力以赴做好功課，因為好作品能給人希望；而《我們不是什麼》所探討的，正是香港社會值得一同反思的議題。

對於香港電影，邱禮濤這三個字，在觀眾心目中代表著甚麼？Cult片？變態？人肉叉燒包？還是近年拆彈掃毒的瘋狂炸毀香港地標？ 今次邱禮濤自資電影《我們不是什麼》，同樣一開場已經有爆炸，但這場情人節鬧市巴士爆炸案，源自內地真人真事的案件改編創作，不少人看完電影，直指此片很有90年代邱禮濤的強烈風格感覺，與近年他的合拍商業片相比，感覺不同之餘，更加言之有物，內有不少對香港近年的重要「彩蛋」訊息。 邱禮濤坦言，今次希望拍一部完完全全的「香港片」，並非想給香港觀眾一個答案，而是希望刺激大家思考一下：「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又變成了什麼？又或者，我們不是什麼？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學院派導演 邱禮濤長年都是一頭長髮，Band Tee上身，十足爆粗Band友那樣，拍過大小Cult片，經典作品有《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陰陽路》系列，近年執導《拆彈專家》系列、《掃毒2》、《海關戰線》等合拍動作大片，商業藝術同樣有他的份兒。可能較少人知道，邱禮濤是學院派，早年短暫讀過理工放射學做過醫護實習，見到生老病死卻沒大感覺，後來1981年轉讀浸會傳理系修讀電影。「我那一屆畢業好似有14人還是16人，如今還留在電影工業的只有兩個，除了我以外，還有何麗嫦，她是一個很有名的製片及監製。」還未畢業，他已拿到第一份電影工作——做場記。「記得在final exam之前就已經有一個job，師兄介紹的，就在一部戲裡面做場記。好記得那個開工日，當日我考完最後一日試，一班同學去粉嶺宣道園farewell，我第二天早上四、五點就離開那個營地，開始我第一日的電影工作。」 未畢業就找到相關工作，同學們卻沒有特別羨慕：「那時候我的同學不看香港片的，他們看法國片、意大利片、巴西片、中國片等，他們不太看得起香港電影工業裡面的商業片，除非出來做香港電台電視部，或者那些嚴肅對電影的導演如許鞍華、方育平等作品，否則都不是同學時代追求的那種電影。」但邱禮濤從不抗拒商業港產片：「我與其他同學相比，我是完全不抗拒港產片的，譬如我會去看王鍾、嘉倫主演的諸如此類那些香港片。」難怪他一畢業就完美接軌香港電影圈，1987年更首次執導電影《靚妹正傳》。 回歸後差過現在 打滾香港電影四十餘年，邱禮濤經常強調現在不是最差，97後更是谷底。「其實主要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科網股之前，最傷就是98、99年，隨之而來就沙士，那時候氣氛更差，開的戲更少。」他說千禧年初本來與中國星籌備拍一部關於賊王張子強的電影，但因為911事件而告終。「當日我們幾乎去睇景，另外徐克的《書劍恩仇錄》已經開拍了，911發生之後，全部電影都停了。唯獨杜琪峯在拍《大隻佬》拍了一半，停下來後，他們改了整個故事的風格走向。911令大家覺得觀眾想看的東西都改變了，最後大家停了幾個月，大概六個月後才回復正常。」 此時此刻，香港電影市道認真古怪，一邊慶祝電影有破億票房，另一邊又開工不足，邱禮濤坦言今日的香港電影並非最差時刻，最重要是電影人要調整心態。「那些合拍片年代，大家習慣去五、六星級酒店，現在突然去回茶餐廳，不懂得在餐牌叫食物。以前一坐低就食魚翅撈飯，現在也不知道應該吃星洲炒米，還是吃干炒牛河，始終要些時間適應的。」 邱禮濤近十年拍過《拆彈專家》及《掃毒》系列等內地票房高收的電影，他坦言最大得著是，公司給他題目，他做到之後，自然較易相信他，找演員也容易一點，開戲又容易一點，但即使是追趕跑跳碰的電影，都一樣是有內容的。「就算你說回90年代拍的戲，創作時我都有思考過程，但是我的感覺是，起碼聽回來是，no one cares！」他坦言自己不是王家衛，為了商業考慮，也不會單單拍一些沒用的空鏡頭。「我不會拍一個空鏡頭拍足一分鐘，也不會拍演員的背影，我跟著他兩分鐘，我不會用這種處理方法。或者講完一句對白，另一個人在十秒後才回答，我不會這樣拍。」 邱禮濤說來有點無奈，覺得觀眾沒有太花心思深入一點思考他的電影。「經過十幾年或者二十年，有些東西是儲起來的，可能到了某個時候，別人覺得Herman的戲可能是怎樣，他們用了另一種眼光去看我，但以前沒有人理會的，我感受不到，就算現在一些人拿出來講的，所謂我的代表作如《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等，當日初出街都被人罵到死的，沒有人覺得這些是好電影，只是噱頭片而已。」當很多人指他近年拍了不少商業電影，他直言商業與否，很多時候只是結果。「很多商業片出來是藝術片的票房，有些藝術片出來是商業片的票房。」 拍一部純香港片 新作《我們不是什麼》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邱禮濤自資拍攝，坦言因為想拍一部香港片。「起點很簡單，這一部我夠錢拍，然後為何是這個劇本？這個劇本不是放在抽屜底，而是純粹剛剛這個時間點，2024年的時候，我很想拍一部香港片。我設定給自己，何謂一部香港片呢？怎樣定義為一部香港片呢？我就是要拍一部大陸上不到的，那還不是香港片？怎知道也大陸上不了，星馬也上不了，始終同性戀題材在當地上映有困難的。好了，今次我不是找老闆笨的，我搵自己笨而已。」 《我們不是什麼》故事改編自1998年情人節武漢巴士爆炸案，源自真實案件創作，談及社會邊緣與人性黑暗。他不認為這是BL電影，也不是奇案片，但邱禮濤對同志議題有感受：「我們做電影，有很多Gay或者Lesbian，很多都很有才華的，他們的創造力很強，很多人都很接受，甚至不應該說是接受，根本沒有想過這是一個問題。但我又聽過有些人，口說無所謂，以他們的說法是：『基佬，我無所謂，但你們不要在我面前打茄輪就得喇！』」他身邊亦有些Tomboy的朋友，在酒吧外無理被人走過來打，似乎這些一一都放在電影之中。「不要說華人社會，很多時候大家說美國好像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無論你喜不喜歡Donald Trump都好，他絕對是反LGBT反得很嚴重的，但人們還是選他出來的，所以現在世界很多事情都是表面開明的，內裡其實依然很保守，好多人講一套做一套的。」 拍出《我們不是什麼》，邱禮濤不認為電影能給答案。「老實說，我不覺得現在《我們不是什麼》能夠給人甚麼答案，其實電影不是給人答案的，也無法得出答案，如果能夠引導觀眾去思考你的問題，刺激到一種思考，我覺得也很不錯的。」他舉《水滸傳》為例，當中有人被壓逼，有人被招安的，也有人做順民。「五千年歷史就是這樣，你能夠找到一個規律，但這個是不是答案？不是這麼容易的。很多很厲害的哲學著作都沒有答案的，其實他有答案，但他都不會明顯寫給你。」說穿了，一切還需要大家入場欣賞電影後，慢慢思考當中的問題。問他最想講什麼？他說：「希望大家關心一下，如果你說階層的話，我想是一個切入點，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衰嘢我拍過好多 被問到今次與演員的合作，他沒有公開拍攝金額，未肯確認是否坊間所說的自資300萬，但他沒有起用合拍片中的大明星主角。（《我們不是什麼》主角分別是譚耀文、Anson Kong江𤒹生及ANSONBEAN陳毅燊）。「我相信他們都孭得到一些票房吧，其實現在都沒有人能夠保證吧？華人演員裡面，有誰人能夠保證票房？沒有一個。」片中兩位年輕演員演得投入，不少親密戲更來得激烈，邱禮濤笑說自己拍這類場面已有經驗：「攤開來講，我拍這些已經很有經驗了，拍戲，床戲、攬攬錫錫、強姦戲，其實我這些衰嘢拍過很多了，好像《性工作者十日談》也有場鄧健泓與李日朗……」他直言與新生代合作，沒有因為他們是新人，就會有另一種方法去處理他們。「我好鼓勵他們給我意見，他們有時也會講，與其他演員相處也是一樣。」他亦讚賞譚耀文這次演出，比之前的演出收歛一點。「過去有些戲他比較外露或者誇張一點，這部他的做法就比較收埋一點。」 邱禮濤的厲害之一，就是他多年來一直高產，近十年即使包括疫情，他依然每年拍上兩三部電影。「自從我第一次做導演，1986年拍攝，87年上映，其實大部分年份裡面，我都有這個產量，其中2003年我更拍了6部電影。以前的電影規格比較小，近年拍的規格大一點，東西比較繁複，就是籌備的東西複雜一點。」他很重視事前籌備，直指今日要拍3場戲的話，就一定要拍完，保持那個預算、工作人員、群眾演員。「不要過了時間，這些都盡量會保持到。」就像今次拍攝《我們不是什麼》，一共拍了16日，平均每日約12小時。「在我來說不算快，我拍《我不賣身，我賣子宮》，那部戲拍了9日，有一集《陰陽路》也是拍了9日。」 劉德華與周星馳 來到訪問末段，不妨談談邱禮濤與不少演員的相處，當然不得不談劉德華。近十年來，邱禮濤與劉德華拍了至少7部電影，回想起二人識於微時的片段。「我第二次做導演，1991年拍《中環英雄》便與華仔合作，當時是商業電影一個很大的轉折點，正是周星馳的出現，他改變了演法與市場，以前是NG片段不能讓人看的，但原來可以讓人看後，觀眾會笑得很開心，還會有很好的票房。當日華仔拍《中環英雄》的時候，同時也在拍《整蠱專家》……」 當時周星馳正在電影界冒起，劉德華花了很多心機拍《阿飛正傳》，卻被外間認為只是一個行行企企不知道做什麼的警察。「當日他在很多心理複雜的狀態下，我們在現場也有一些頂撞，但不算嚴重，可以繼續拍電影。反而建立於以前這個合作關係，《中環英雄》就這樣出來，票房又不錯。當日只是我第二部電影，他對我的信心當然不是那麼多，現在隔了幾十年之後，信任度是大了很多的，基本上他會有意見，但他真的被我揸主意。」今時今日，他形容二人的合作關係，既融合也很融洽。 近年，邱禮濤亦與周星馳合作，二人聯合執導《新喜劇之王》，他直言大部分決定由星爺主導：「其實那部電影都是他的，我只是幫他籌備東西而已，主要都是他在現場話事，沒有99％，都有95%以上都是他決定的。老實說，我當日好奇想看他怎麼拍戲，最後發現，即使他沒有演，但他也是以一個明星去拍戲……簡單來說，我負責幫他做0到1，然後他指導演員及現場工作人員，由1做到2，甚至去到3、4。」 幾個月後，邱禮濤即將踏入65歲，他自言仍然身體不錯。「起碼你現在問我，我覺得還可以。你看看奇連伊士活拍到92歲，不過他的生活很健康，不煙不酒，又吃齋又做運動。」邱禮濤呢？「哈，我的生活極不檢點，又煙又酒又捱夜！」問他會否退休享受生活，他說：「那些人說退休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最想拍電影。其實我現在已經退休，因為現在我已經在做我退休之後想做的事情了。」如何能夠保持感受力與思想？「只要你想起年輕的時候討厭過哪些人，你不要變了他們就行了。」 邱禮濤送上一個有趣而意味深長的答案，面對環境壓迫，他現實地面對：「對大部分人都有影響，至於遷就大不大，我相信有些東西，你不要明知故犯，也不要想得太多。」正如《我們不是什麼》所言：「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電影沒有給人答案，也沒有答案，我們能夠思考一下，做些好事，至少可能令這個世界好了一點點。就算只有一點點，也好，如導演所言：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今時今日，絕對是網絡時代。網絡上的JACE陳凱詠，不時被討論她是否偏鋒。她笑笑地回答，自己只是主流中少許偏鋒的人。「我這個人的言行都幾本地、貼地、主流吖！只不過，我喜歡的音樂、衣著等，剛好所有東西都偏了一點。」 偏鋒，意指做事冒險、不按常規行事，用奇特的方法達成目的。要冒險，也要有一定的膽量，從而展露自我的本性。 JACE說：「真正的大膽，應該有一份承擔和穩重，那才是一個成熟的大膽。」 偏鋒到新年期間上紅館開了兩場個唱，破天荒為紅館歷史上加設了企位區，同時承擔著很多不了解自己的人，甚或是haters的強烈反對，以及未知誰人所做的另類宣傳，JACE依然大膽地努力地做好自己，就像林夕為她所寫《百妖夜行的修行》歌詞一樣：釋放本性不必心邪。 text．Nic Wongdirection and styling．Nacchi Ma photography．Karlson Tsang makeup．Echo Wonghair．Kenki Lauphotographer assistant．Chris Lam stylist assistant．Sammy wardrobe．Emporio Armani 飄忽的我 自由得不羈 台上的JACE自信滿滿，台下也不時看她手舞足蹈，她說這是一個保護網。「我本身很敏感，情緒起伏很大，別說從事這個行業，我相信每個人成長，慢慢都學會有個保護網，我建立了一個保護機制，如果在表演舞台上、影視作品上，我感覺安全的話，我就會釋放讓它出來。」她有必要展示自己，明白自己是個敏感而情緒化的人，因此花了很長時間建立保護機制去保護自己。「在我做表演者的過程中，學會了一個治癒自己的方法，何時有保護機制，何時一夜間關掉，當我要表演、要創作時，我就關掉；我要日常生活處理時，我就開啟。」 面對網民不定期攻擊，再冷靜都難保有日會崩潰。JACE的處理方法是，先盡量客觀，亦會退後幾步去觀望。「我有開心的時候，也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我盡量都企後幾步，給自己一個保護網，當看到有人喜歡或不喜歡，我都想知道發生甚麼事。」保護網的出現，在於她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發生甚麼事。「完全閉起來，不回應也不太明智，但太習慣處於自己世界裡也不好，所以我學會了保持到一個距離，不會令情緒大起大落。就算這一刻有人讚，我會感謝和開心，但不會太過分。」 無止境的疲勞 無方針的藍圖 這次專訪來得及時，剛好是JACE開完紅館個唱後的一個多月，是時候回望一下這件大事。JACE直言，本身不知道紅館是一件甚麼事情。「這個世代很急促，很多事情還未消化得及。不是我目中無人，而是我的視野短淺，我看不明白很多事情，又沒有人跟我說明，不知道紅館是一個里程碑，我無暇去分析這件事。直到做完後才理解到，原來紅館是一件很大件事，牽涉台前幕後這麼多人，很神奇地很多人願意這麼努力花時間，我這個騷還要在農曆新年那段時間舉行，大家的新年都放進了這個節目，就是為了製造兩晚很濃縮的能量，彈來彈去的一個紅館騷，在一個一萬幾人的正方形場地中，聚集了所有觀眾、所有台前幕後的能量，就在一個這麼擠迫的空間裡彈來彈去，有很激烈的碰撞，真是一件很激烈和有趣的事。」 不少人關注JACE紅館個唱的入座率，她開騷前也承認門票滯銷，但拒絕只用數字定義成功與否。面對今次紅館的風波，JACE明言自己不是一個很精明的老闆，不擅長看數字，也不介意單一項目贏或輸，最重要是有否對未來發展有利。「我是一個很任性的老闆，只會想到這個品牌在這一刻做得好不好，如何能夠做得更好。至於之後做得是否夠長和夠遠，暫時不是我能夠管理的範圍。紅館的數字如何，我到現在還未確定，很多事情還在來回改動，所以我答不了你，但你問我覺得是賺還是蝕，總之我是賺了，因為我賺了經驗，賺了開心。」她苦笑道，今次至少學會了心臟強大及樂觀的重要。 JACE既是幕前歌手，也是幕後老闆，無論製作還是宣傳，她都是主導之一。「我承認自組公司後的宣傳，其實是很不足和混亂的。我一年出很多首歌，然後又出唱片，以創作者心態，我很貪心，我想做好這件事，但以老闆心態來說，就不應做那麼多，既浪費力氣，又浪費子彈，也累透了同事，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不明智。」花了很多錢，但重點太多，反而得不償失。「其實可能沒有人聽，不是大家喜不喜歡聽，而是根本接觸不到聽眾。記得我出唱片的時候，亦是宣傳演唱會的時候，團隊問我究竟現在想宣傳演唱會、唱片，還是新歌？我自己也不知道，覺得做了正常的宣傳就算，其他事情留給上天決定。」 活著就是玩嘢 聊起宣傳，對JACE可說是兩面刃，有人好喜歡，有人好反感。月前在街上出現不少關於JACE開騷的海報，上面寫著「JACE憑咩開紅館」、「JACE無後台注定滯銷」等字眼，有人深信是JACE團隊為自己的另類宣傳，她強烈否認，甚至不知道是粉絲還是haters所做的，慨嘆自己好早開了一個令人誤會的玩笑，形成雪球效應，經已控制不了。 JACE重提前年〈百妖夜行的修行〉的宣傳。「當初我覺得蛇這個主題，很難完全令人理解，於是想出了這個『被蛇咬』的宣傳，但原來我想得過分純粹和簡單，心想擺明是搞笑啦，還以為是一個很顯然易見的笑話，於是就拍了一個story，說自己好頭暈，然後躺下來。試問怎會有人在頭暈時會拍下來？當我以為大家都知道我在搞笑，卻原來真的有人誤會，直至那刻才發現自己真的有責任，於是我們反省了及變得謹慎，之後的所有宣傳，就算有少許冒險的話，我都不敢做，全部都改成保守及正路的，只是做訪問拍片，我一日做足十個訪問，希望做到有人聽到我說的那首歌為止。」 不久後，香港街頭出現了「陳凱詠我養你」的橫額宣傳，JACE坦言這不是她們公司所做，而是fans club的主意。「他們覺得我獨立後的處事手法是有創意的，於是就照着用創意的方法去支持，直到今次紅館演唱會官方以外的海報出現，才發現雪球已經越滾越大，不知滾到哪裏去，是誰的主意、是為了抨擊我還是支持我，也已經無從得知了。原來當初我開了第一個雪球後，就不知道它會滾到哪裡，但現在一切已解釋不了。」 未曾犯錯 隔離了我 很想你搞清楚 JACE不諱言，得知這個「另類宣傳」後很不開心。「當時我躲在家裡哭了幾天，心想死了，其實我真的『憑咩開紅館』？果然被人說中了，怎麼辦？幸好最後我收拾心情回復狀態，否則紅館騷可能又不會今日這樣。」她坦言，這絕對是她入行的其中一個低潮。「它來自於事件的無力或委屈，有些事不能說，有些事不能處理，只能自己和自己打架。幸好我心中的那艘小船知道要駕駛去哪裡，所以一個潮浪淹過來，我依然很清楚地要到達那個境地，小船才沒有被潮浪淹沒反覆，但它絕對是小船經過的一個大浪。」 說到底，JACE依然對未來有期望，她卻學懂盡量放慢一點，不會一次過出太多歌，期待下一個機會的來臨，並慶幸依然有不少人支持自己。「我希望自己作品所呈現的精神是清晰明確的，原來大家認為我有些倔強、反叛和很重個人特色，就自然吸引了一些不論年齡、性別、地域都喜歡以這種狀態處事的聽眾，他們相信有些東西可以不同，他們喜歡有個性的人。對我來說是成功的、開心的，成功是在於我做自己喜歡的事，我相信的事，縱使不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率，但慢慢累積到跟我差不多想法的人。」正如JACE前述所言，真正的膽量和大膽應該有一份承擔和穩重，相信她的那份大膽，現在增添了多一份成熟感。■

在亞洲IP管理產業，提起羚邦集團與趙小燕（Lovinia），幾乎無人不曉。這家1994年誕生於香港的企業，用三十餘年時間，將《Pokémon》、《鋼之煉金術師》、《排球少年》、《流星花園》等超過700部風靡亞洲的影視動漫IP帶入大眾視野，從一間新創公司成長為亞洲IP領域的龍頭企業。而一手締造這個商業傳奇的Lovinia，始終不忘《鋼之鍊金術師》裡貫穿始終的哲思 —— 「《鋼鍊》中傳遞的親情、犧牲、堅守的理念，正是這些能打動人心的深層價值，才讓IP擁有跨越時間的長久生命力；也足以證明IP是一種通用語言，文化、音樂、動漫，都是沒有國界的，我做這一行，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在娛樂裡找到共鳴，從正能量的內容裡，獲得情緒價值與前行的勇氣。」 1995年，Lovinia拿下了羚邦成立後的第一部動畫 IP《忍者亂太郎》，自此機會接踵而至，她也一點點打破了產業固有的壟斷格局。隨著在行業內深耕，她逐漸發現每個IP都有獨特的DNA，這也成為如今羚邦選品的核心標準——首看製作公司。「MAPPA、BONES、A-1 Pictures這些頂級製作團隊的作品，本身就具備天然的品質保證；再看IP源頭，漫畫改編、小說改編或是原創內容，不同源頭對應著不同的受眾基礎，像《我獨自升級》這類漫畫爆款，從誕生之初便擁有龐大的粉絲基礎；最後還會綜合考量配套生態，主題曲歌手、聲優陣容，乃至後續的演唱會策劃、周邊開發潛力，都是選品時的重要參考維度。 以動漫IP敲開市場大門 Lovinia的人生經歷，簡單言是寫滿了 「拼」 字。作為沒有家庭背景托舉的香港女性，為了儘早工作幫補家計，僅花三年時間便完成香港樹仁學院（現稱樹仁大學）四年課程，繼而踏入影視發行行業。她笑言自己沒有捷徑可走，就用業績說話：老闆定下每月15萬美金的銷售目標，她月月做到30餘萬，憑實力在行業裡站穩陣腳，也在世界各地攢下了一群信任她的客戶。眼看著IP產業的巨大潛力，在客戶鼓勵之下，Lovinia決定放手一搏，開啟屬於自己的創業路。「當時老闆帶著我走訪東南亞各國電視台，所以很早就建立起『先懂市場，再做選擇』的思路，唯有摸清每個地方的時段規劃與節目需求，才能找到精准匹配的內容。」 1994年，羚邦集團正式成立。據她所說，這個名字來自母親去黃大仙求來的批語 ——「飛躍羚羊到彼邦」，恰巧她常年奔走全球、為IP業務輾轉各地的狀態；而英文名MediaLink，正是她親手定下，「我始終覺得，我們的使命，就是把世界各地的優質媒體內容連接起來。」當然創業從來不是坦途，當時香港IP發行市場早已被業界龍頭壟斷，Lovinia瞄準了一片尚未開發的藍海：動畫內容。「那時候所有引進節目均需經過嚴格的審批與配額限制，唯獨因為卡通是給孩子看的，有著更寬鬆的空間。」選定賽道後，她帶著一腔孤勇，開始了異國他鄉的 「敲門之旅」。 「第一次出國跑業務，我不懂得日文，到今天也依然不精通。二三月的海外天寒地凍，更因為我是女性，很多人帶著偏見，質疑我的資金從何而來。」 最初的九個月，是旁人難以想像的艱辛。Lovinia每天依照手中的地圖奔波，一個地鐵站接一個地鐵站找版找尋著權方公司，用自己對行業的深刻理解說服對方，告訴他們哪些時段適合播出動畫、哪些內容更能打動電視台買單。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年代，這些精準的行業判斷，讓無數版權方記住了這位來自香港的女性。 讀懂羚邦DNA 在經手過的700多部IP之中，每一部都藏著獨有故事而其中幾個名字，至今依然讓Lovinia記憶猶新。「藤子不二雄的《外星毛查查》，可以說是羚邦在IP授權界打響名號的關鍵。當年我在日本漫畫雜誌上看到這部作品，立刻遠赴日本拿下東南亞代理權。彼時版權方只給了她一張彩圖，她便在香港主動聯絡玩具公司開發毛絨公仔與周邊，結果玩具一推出便瞬間火熱市場。更讓她意外的是，這次成功，讓海外大型集團注意到了這家來自香港的企業。 「原來他們也在經營《外星毛查查》，卻沒做出這樣的效果。於是主動聯絡我們，把《Pokémon》的營運交給了我們。」 這件事讓Lovinia更加篤定，只要用心打磨一個品牌，就一定會被看見。 在IP界打滾38年，Lovinia依然沒有停下腳步。今年四月，由羚邦傾力打造的 CON-CON HONG KONG 即將落地，這是她為業界埋下的另一顆種子。「我們做的不是漫展，不是演唱會，也不是普通的展覽，而是一個真正的文化產業交流平台。」 在Lovinia的規劃裡，CON-CON將串聯起本地、亞洲乃至全球的 IP，覆蓋潮玩、動漫、音樂、時裝、藝術與設計六大領域，通過跨界聯名與深度產業交流，推動IP的國際化，讓世界看見香港潮流文化與創意產業的力量。「羚邦一直追求『四贏』，原則 —— 粉絲先贏，讓粉絲看到喜歡的 IP、參與心儀的活動，讓粉絲收穫快樂是第一位的；接著是客戶贏、版權商贏，最後才是羚邦贏。」 正因如此，CON-CON現場藏著無數關於熱愛與驚喜的可能性：業內人士親臨現場，能與每一位參與者促膝長談，分享背後故事與願景；更有許多全球獨家聯乘產品，在燈光下靜靜陳列，那些從未涉足生活風格領域的時尚品牌，也會在這裡卸下束縛，勇敢嘗試全新方向。Lovinia笑言：「產品之外，還有更多動漫IP的沉浸式體驗正等待著大家。而本地與海外音樂人亦將聚首一堂，到場者可以盡情揮舞手臂、大聲打call，將愛與歡喜，都融入這場盛宴。」 讓香港成為IP超級連接點 「羚邦立業始終堅守三大核心價值：Passion（熱情）、Persistence（堅持）、Partnership（合作），三者缺一不可。在我看來，IP行業是與人打交道、與粉絲交心的行業，若是自己都不熱愛所運營的IP，根本無法讓消費者、粉絲產生共鳴與喜愛。我希望每一個觀眾來到CON-CON都能感受到我們用心創造的這些機遇與交流。」如今的羚邦，粉絲覆蓋各個年齡層，這也是其IP運營的一大亮點。「羚邦的目標群體其實有明確定位，涵蓋 Gen Z、Gen Y，以及動漫、文化、運動愛好者，但從不會刻意限定年齡。IP的魅力本就是跨世代的，經典永遠有生命力，新作也能引發跨年齡的喜愛。好比《機動戰士高達》、《新世紀福音戰士》依然擁有大量年輕粉絲；而《Girls’Band Cry》、《Love Live!》這類新興動畫作品，也能吸引到資深的老粉絲關注與喜愛。」 Lovinia坦言，一個人不可能顧及所有IP的運營細節，因此羚邦全球設有多個辦事處，在北京、廣州、台灣、越南、印度等地均有本土化團隊佈局，由當地團隊負責深耕本土市場研究，總部的acquisition團隊專職負責IP選品，團隊之間分工明確，卻又緊密配合、高效協作。以新 IP《Gachiakuta》為例，團隊發現其獨特的塗鴉文化屬性後，立刻找來台灣的頂級塗鴉藝術家，在香港、台灣、日本、意大利、美國同步打造塗鴉牆，並與卡通首播時間精准同步，這便是團隊專業性與協作力的最佳體現。 從「Ani-One 頻道」的動漫發行，到「Ani-Mall」的電商周邊運營，再到如今打造 《CON-CON》這樣的超級線下盛事，羚邦已構建起完整且立體的 IP 生態鏈。面對眾多業務板塊，Lovinia也有自己的經營之道，「「做事情，永遠要比別人早一步，要去引領潮流、開創市場，而不是跟著別人走。」談及未來，Lovinia的眼裡依然有光。她希望透過CON-CON，讓更多年輕人看見創意產業的無限可能，IP的世界裡從沒有固定路數，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賽道。 《CON-CON HONG KONG 2026》日期：2026年4月4-5日（星期六至日）地點：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3、6、8、9 及11 號展館門票已於klook公開發售

〈眼睛想旅行〉絕對是經典歌曲，張家輝演繹的版本推向極致，最新延伸主演到電影《我阿爹想旅行》，即使可能只是片名的噱頭，卻足以令人萬分期待。電影由黃綺琳、黃鐦雙執導，部分故事源自前者的父女故事，目前正處於後期製作階段，但張家輝及鍾雪瑩的陣容是如何誕生？兩位導演怎樣試盡賣樓自資拍片，搵老闆申請基金等等各種形式，務求拍到電影，拍好電影，佢拍片好頭痕，但依然會拍片畀香港人。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我阿爹想旅行 《我阿爹想旅行》早年獲得香港電影發展局「薪火相傳計劃」900萬港元資助，後來成功入圍第24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製作中電影計劃（WIP），獲協助項目與國際市場接軌，尤其在3月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期間介紹計劃，向業內人士展示10分鐘製作中電影選段。 黃綺琳、黃鐦重提《我阿爹想旅行》的起點，想當初2020年張婉婷（Mabel）及羅啟銳（Alex）找她們參與「薪火相傳計劃」，可惜經歷疫情及拍了《填詞L》後，劇本才真正成型，直到去年8月左右才開機。黃鐦笑言：「這部電影不可以變成都市傳說。簽約後三年內要上映，差不多明年二月就要完成，不能拖太久。」其後二人參與HAF計劃並入圍，能夠進一步向外能夠介紹這部電影。「無論發行、影展還是買片，看看大家有甚麼支持。」 相比之前自資拍攝《填詞L》的日子，這次早早拿到900萬資助，黃鐦直言：「900萬，其實是我們過去所有作品預算加起來的金額。」黃綺琳強調，金額愈大，壓力更大。「我們未試過拿著900萬來拍電影，今次不能將貨就價，一定要展示這個預算的質素出來。不過，拍戲永遠都不夠錢，就算多給我們一個900萬，我們都不會夠錢去拍，壓力真的大很多。」黃鐦補充：「老實說，從來都是資源愈多愈好，正正我們現在是後期階段，如果能夠取得多點資源，就能盡量令作品更好。」 近年有聲音指出，不少電影都靠政府開戲，香港政府已成了香港電影的最大投資者，兩人對此看法相當務實。黃綺琳說：「沒有甚麼好不好，只是有了這個方法，大家很快都去報名，有機會讓人知道你正籌備的作品，從而接觸到不同投資方或電影公司，起碼他們知道有這個項目存在，都是一個很慣常的做法。」黃鐦指出：「以前香港電影市場蓬勃，才吸引到不同投資者；現在身在歐洲，九成電影都有政府資金支持，所以拍電影靠資助是很正常的。的確，近幾年香港政府已經成為香港電影最大的投資者，預算較大的電影，真的要靠政府幫忙，很難說這樣好不好，而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地廣天高 跟你去到處走 《我阿爹想旅行》由張家輝與鍾雪瑩主演，故事講述電影美術助理珊，為患癌父親莫鎮強奔波於片場與醫院。珊欲留在醫院陪伴父親卻被劇組分配了臨時任務：前往道具倉拿取大湯碗。父親堅持陪她出去，兩人連夜溜出醫院，無預警展開了一段公路旅程：從新界到澳門、從澳門到沖繩，彌補了強的遺憾。父親安詳離世後，留給女兒的不是悲傷，而是勇氣、樂觀及想像力。 不能否認，《我阿爹想旅行》的故事靈感部分源自黃綺琳的真實經歷，她引述早年已有一個個父女框架的故事。但真正成型是原監製羅啟銳在疫情期間突然離世，黃綺琳回憶道：「這個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對團隊影響很大，這幾年間大家開始面對生死，就覺得題目應該由講生死開始。」 黃綺琳強調不想故事太個人化，當中有些可能是她經歷過的事情，但角色的塑造不完全是其個人經歷。「反而我們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父女、母女、父子故事，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關係，所以這次想抽離一點，不要那麼個人化，想做一個商業一點、普世一點的作品。現在這個角色是阿珊，不是Norris，那個人不是我。」至於父親角色阿強，他們笑指並非因為《贖夢》蔡辛強，混集了很多人的不同父親剪影。「他是一個口水佬，有很多話說，有他自以為的幽默感，不是心思細密的人，卻會很注重一些小細節。」 故事大綱上，黃綺琳形容這是一部輕鬆公路旅程的電影，講述一對父女的旅程。黃鐦補充：「父親是一個不想困在醫院的人，女兒陪他到處去玩，當中穿梭幾個城市。除了玩樂之外，某程度上有些意義，對於父親的人生、對於女兒對父親的了解，又有一些新的看法。」兩人一直想拍公路電影，但香港公路太短，今次終於能夠衝出香港，跨到澳門、沖繩等地。黃鐦直指地方選擇是一個很大的考慮，要看氣質是否相符，黃綺琳說：「我們考慮過香港人的短途旅行熱點，包括馬來西亞、泰國及韓國等，最後得出沖繩是最適合我們的地方。」 怯，你就輸一世 張家輝的加盟無疑是最大賣點，黃綺琳回想第一次在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碰面。「張家輝、鍾雪瑩與我三個人傾談創作，提到有興趣合作，後來想到自己手上有這個父女故事，查過二人年紀相符，便改劇本加入他的特質。」黃鐦笑說他們甚至準備後備方案：「如果他推卻，我們就以化骨龍粉絲身分告訴他，很想看看化骨龍有了女兒之後會怎樣。」幸好張家輝一見劇本就答應，還分享自己與女兒的父女回憶，黃綺琳坦言初見有壓力，還擔心他會不會很惡，但見面後發現對方容易溝通。「可能他自己都是導演，很了解導演或創作者未必希望別人左右其想法，所以他會問清楚導演想要甚麼意見。」黃鐦補充，壓力是雙向的。「他也很少跟我們這一輩導演合作，不想無緣無故令我們跟隨他的走法，所以大家先溝通清楚後才合作。」 電影尚未見街，二人有限度透露片場磨合得最有趣的一幕，是一場醫院戲的節奏。黃綺琳記得：「鍾雪用了生活感多點來演，比較寫實；家輝覺得要加快節奏，最後提出試多一個爽快版本，提供兩個版本讓我們選擇。」黃鐦形容，這火花正正像真實父女。「父親很想take care女兒，又很嘮叨，女兒嫌煩但又不是不愛對方，那種awkward很真實。」調子上，二人強調今次想商業一點、娛樂感覺一點，有笑位也有感動位，不用太多思考。黃鐦說：「這是關於傳承的電影計劃，我們想過一下手癮，放進以前香港商業片的類型，例如古裝、賭片、動作等，並以公路元素作主導。對我們來說，公路電影就則是不停去不同地方，愈來愈過癮、愈來愈瘋狂向前。」 至於分工方面，黃鐦笑說合作十多年，從來都沒有清楚分工，黃綺琳直言：「因為訪問，我們才會思考分工這回事」。黃鐦加以解釋：「創作階段我們會一起構思，Norris寫劇本比較好，所以她負責落筆寫劇本；到現場，她看戲劇比較多，而我就負責效果、鏡頭，以及與工作人員溝通。」 你而家冇 但將來會有 「薪火相傳計劃」帶來最大改變，是監製Mabel的鼓勵。黃綺琳說以前習慣將就，沒有東西就改；今次Mabel會說不要經常這樣，鼓勵做自己想做的。黃鐦記得拍古裝想一條crane（升降臂），製片說貴就想放棄，但Mabel堅持，她也做過導演，知道導演沒有想要的東西會很不開心，最後在別處慳錢也要做到。黃綺琳感嘆：「不知道是否她們那個年代的決心，有了想法之後，最後真的做得到了。」 談到台灣與香港製作差異，黃綺琳婚後定居台灣，但依然看很多香港電影，反而與丈夫更多時間在香港，覺得今時今日人們的生存方式流動。黃綺琳總結硬要比較兩地製作，台灣準備得比較充足，香港比較靈活，多在即場改變，她舉例說：「在台灣可以租半個月場景住進去，有生活感；在香港最多租三天。」黃鐦補充今次電影的攝影師余靜萍來自台灣，但作風很香港，正是不同風格的融合。 展望未來，黃綺琳手上還有改編自李維菁小說的《人魚紀》在搞；黃鐦笑指如果《我阿爹想旅行》賺大錢，就會開拍多年前HAF得獎作品《刺殺黃大仙》。兩人對香港電影生態樂觀，黃鐦說：「市場沒萎縮，今年賀歲片票房幾千萬甚至上億，只要有吸引的作品，觀眾肯付錢。」黃綺琳認為有些故事適合合拍，有些純香港；黃鐦則指出獨立製作增多，「不需要等公司買片回來，可以自己主動一點」。黃綺琳更比喻電影像現在的獨立出版。「門檻低了，自己拍一部戲可以比以前便宜，發行也便宜，變成有點去中心化。」 當翁子光拍《金多寶》都要賣樓自資，直言要三千萬票房才能回本，黃鐦說：「很視乎目標如何，如果要收回三千萬票房的話，風險較大，但好像《填詞L》成本低，收到一千多萬票房已經賺了。我只要有飯食、維生就行，賺到一點或打和已經很好。」兩人用最務實的態度，雖然拍片有點頭痕，但繼續會拍他們想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