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專訪 | 借電影批判社會 只拍自己喜愛 肯定後無來者
看侯孝賢的電影，大抵只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迷戀長鏡頭，細味演員與場面的細膩變化；另一種則是按捺不住，沉悶得呼呼大睡，皆因他的電影作品充滿著固定鏡位與長鏡頭美學，其強烈的個人電影風格引來批評者眾。聲音絡繹不絕的同時，不少中外影評人與他口味相近，正如芸芸中港台優秀導演之中，能夠奪得康城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僅僅楊德昌、王家衛，以及今年（2015年）得獎的他，稀罕至極。 作為觀眾的，當然可以罵他曲高和寡、賣弄技藝，但有技可賣，導者必先要有高深的曲調、高超的技藝，同時間，侯孝賢更獨有一種高傲的個性。向來對批評一概少理的他，直言拍電影不能只為觀眾，更重要是滿足個人心水，只拍自己喜歡的電影，拍到八十歲甚至斷氣方休也絕無問題。拍電影拍得如此「自私」，以前古人寥寥無幾，他更肯定以後沒有來者，更大膽承認自己經已脫節，與現今一代的成長環境、觀念及生活方式大不同，猶如他的生活可以沒有電腦，他的電影不需要很高的票房。只可惜年輕一代不能沒有電腦，作為導演的，其電影更不可能沒有高票房，否則難以生存。 所以，由始至終，世上就只有侯孝賢這一類 / 這一個導演，孤獨地享受他那個人的電影樂趣。 text: Nic Wong | photo: Kit Chan 就是溜溜的……舒淇 這陣子侯孝賢頻頻現身，在兩岸四地老是常出現，就算當日腸胃不適都要堅持受訪，大抵因為要宣傳電影《刺客聶隱娘》，這一齣他螫伏八年後的新片。電影的宣傳重點，難免落在女主角舒淇之上，他亦不忘解釋為何今趟又是舒淇，坦言籌備電影之初，老早就想起她。「很早看過《聶隱娘》的小說，名字很特別，因為『聶』字是三個耳朵，隱藏的，故事關於一個刺客，同時也是一個姑娘，一直想拍成電影，可惜未有機會。後來當上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時，我不斷思考如何拍這個片子，很快感覺舒淇非常適合這個角色，源於她的性格跟聶隱娘很像，而且很漂亮。拍電影我通常是這樣子的，有一些我感覺不錯的演員，每當看到甚麼題材，很快就覺得由他們來演是最好的。因為是古裝，因為是武俠，所以拖了很長時間，前後想了八年，等到金馬獎一忙完，就開始準備。」 我敢打賭，侯孝賢第一個想到的女角不是舒淇，原因是他看《聶隱娘》小說之時，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想當年女神還未出生呢。「以前我甚麼書都看，很喜歡看唐傳奇的短篇小說，因為它夠特別。正好在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不知甚麼圖書公司出了第一本《唐人小說》，讓我看到了《聶隱娘》的故事，全部都是文言文，但是我看得明白，沒有問題。」除了唐傳奇，凡與武俠有關的，他同樣追看，當中包括香港功夫片和武俠片。「最初喜歡看胡金銓的，後來就是李翰祥，但他不是專門拍武俠片的，還有張徹等等，然後過來就是徐克那一代，他們比較沒那麼古老。」他直言成長的那個年代，香港出產很多武俠片，台灣則沒有。「我想可能是時間還未到，因為武俠片需要的那些演員和武術指導，當時台灣都不成熟。」 只不過，無論是《刺客聶隱娘》的海報宣傳，抑或是電影本身，毫無半點港味，相反風格有點似黑澤明的片子，尤其電影首十分鐘都是黑白的打鬥場面，難道侯孝賢想向黑澤明致敬？「不。那主要是序場。序場是一堆刺殺的鏡頭，我想用黑白的，然後才出片名，然後才是彩色。」沒有刻意模仿黑澤明的風格，但他坦承自小受到對方的薰陶。「日本的武士道電影，我小時候就看了一大堆。武士道呢，他們現在還保留著，打得比較寫實，反而中國跟香港的，有甚麼輕功呀、飛來飛去呀。」他特別讚賞以往日本電影將最主要的能量放在寫實之上，探討武士道的精神。現在呢，部分面目全非了，《進擊的巨人》的特技多到媲美荷里活啊！ 我的……童年往事 說到此時，侯孝賢突然憶起一些看電影的童年往事。「小時候鳳山市有三間戲院，我每家都會去，有時候爬牆的，有時候用假票的，用舊票根假扮新的一樣，有時候用貼的，有時候人家根本就知道的，有時候人家不注意的，有時候是拉著人家的手，希望前面的叔叔拉我進去。我甚麼片都看，只要放片就看，那時候台灣片、國語片不多，通常是黃梅調，還有一些日本片、外國片，很小就喜歡電影了。」喜歡電影這回事，與父母親有關嗎？有否得到他們的遺傳？「沒有，因為時代不一樣。唯一遺傳的只有氣喘，我父親也是氣喘。」原來侯孝賢的父母分別在他小六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不幸去世，只剩下他們四兄弟與奶奶，如今回想過去，他說得淡淡然。「我是老二。基本上，家中的經濟來源是靠著大我兩歲的哥哥，他在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當老師，每隔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家裡照顧我奶奶和兩個弟弟。」 好不容易才捱過去，但是畢業後的他卻沒能進入電影界，只能做推銷員的工作，最佳導演當推銷員，真的大材小用啊！「（冷笑一聲）不會啦，不就是做事情嘛，還好我有輛摩托車呀。」侯孝賢拍電影獲得最佳導演獎，想不到原來他做推銷員也是最佳。「本來我在加工場白天打工，後來考上了國立藝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前身），便開始白天上學，夜班工作，每晚做到十一時半、十二時左右。畢業以後，我有一輛摩托車嘛，最簡單就去當salesman呀，拜訪人家推銷電子計算機。以前的計算機只有加減乘除和八位數字，賣一台就得到一萬台幣，但現在送給人家都不會要吧！後來有人找我當電影場記，我才進入電影界。推銷呢，大概一年多到兩年，我也是做得很好，那時候我是第一名的。」常說《推銷員之死》是經典劇本，怎料當侯孝賢擔任「推銷員」的生命結束，隨即成就出「電影大導」的開端。 就這樣，侯孝賢一路走來，三十多年間拍了近二十部電影，由鄉土寫實拍到蜚聲國際，看來一直平步青雲，未曾遇過低潮。「對啊，沒有甚麼低潮。就算《悲情城市》那麼難拍，我也是一直拍下去，沒甚麼困難到拍不下去。我一開始拍的都是喜劇，拍得很快，一個多月就拍完了，年輕就是這樣子的！」提到《悲情城市》，很快就會想起二二八事件，正是很多導演不敢觸碰的政治題材。「我是拍了很多片子以後才拍。我開始拍片時，不會想這個，之前我拍過很多喜劇，好像《就是溜溜的她》呀，後來才是那些電影。」 悲情城市……與冷漠社會 碰巧訪問前夕，剛好看到杜琪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談及他很想拍《黑社會3》及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可惜擔心後果而打消念頭。偏偏，侯孝賢向來是借電影批判社會的專家，他感同身受地說：「時間太近了。太近的話很困難，因為那些（涉事的）人還在，如果隔一段時間，你就會更清楚，比較容易處理。好像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年前，1947年的，後來我看到一些討論到有關這事件的書才想拍，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喇，而最後電影也得了金獅獎。」他直言，如果不是得了金獅獎，《悲情城市》可能會被禁止，幸好得獎受到國際關注，有關當局才不敢公然禁映。 更令人欽佩的是，不只電影，侯孝賢亦不時挺身而出，參與很多社會運動。「不是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跟這個有關連，完全是跟個人有關。每個人對不同題材，或者是現在發生的事情，可能有自己的一個角度，才會參加。記得當年族群鬥得很厲害的時候，我就參加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因為我有名氣，就變成頭兒，這事情弄了兩年，完全是個人，跟電影沒有關係。」那電影工作者應該有這些想法嗎？「不，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統統不一樣，難道你能要求他們？完全是看你個人對社會的關注和種種，不是每個導演都是我這樣的呀！」 以往作品狠狠批判社會，難免聯想他今回有否一些借古諷今的隱喻，譬如有人說片中關於朝廷跟藩鎮「魏博」的關係，彷彿是現今中國跟台灣的寫照。「沒有，我沒想過。從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各個地方都很強，以前有所謂的藩鎮，好像『魏博』這樣，本來只有文官體制，稍有少許自衛兵力而已，但後來武力變得強大，就連軍隊也有，開始不聽朝廷，而朝廷也沒辦法控制他們，這是最亂的時期。」 雖說今回不存在批判，但侯孝賢的風格依然，特別鍾情的長鏡頭美學，向來連他的愛徒鈕承澤也吃不消。有趣的是，今次豆導說只有這齣未有睡進去，筆者亦覺得節奏比以往的明快了，難道侯孝賢突然間聽取民意？「我沒有呀，我拍片不理甚麼，還是這樣拍，可能是因為武俠有打鬥嘛，但是我在剪接上面有個毛病，就是拍不到味道的，我就不會用，最後電影剪到大概105分鐘，其實是挺短的。很多東西我覺得拍不到，演員演不到，我就剪掉了。」難怪，電影中妻夫木聰與阮經天的發揮好像不多…「如果沒辦法通過自己，我就會剪掉，至於剪掉之後怎麼去連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連接，現在有些跳躍很厲害，而且不那麼清楚，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呀，電影就是這樣，所以剪剪剪，就變成現在的那麼短。」果真獨裁，但世上總有些觀眾偏愛他那種獨裁，亦證明了任何獨裁者的成功必有原因。 電影……最好的時光？ 獨裁也好，偏執也好，特有個性都好，至少今回是侯孝賢第一趟得到大陸的大水喉支持。「我以前沒有跟大陸合作過，這是第一次。銀都六十周年時拍了《一代宗師》後，他們就來找我。好啦，我說他們出一半的錢，然後自己找來另一半。談好了資金，我把cast列出來，他們就OK了，合作得很順呀，沒甚麼問題。」對於這部片子能否在大陸賣座，他笑言不知道，但早前拿去送審，早就通過。「應該賣得不俗嘛，我想！」 那他怎樣看大陸電影的冒起呢？「它的市場很大，起來以後，每個人都有機會。以前它的市場未起來，你想也不想，但是現在有機會的話，你想拍甚麼呢？他們能接受嗎？我想時間還未到，未那麼快。」等多久？等甚麼？「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目前大陸的片子來說，他們還是很嚴格，還是要送審，但台灣、香港都不需要呀。在這些觀念之下，所創造的空間不大，也不容易。就算是香港片，拍的要跟大陸市場融合，時間還未到，因為現代化的過程，香港比較快，那邊還未啊，大家的觀念不一樣嘛，你很難表達，他們也很難接受，一定有差別，所以成功的人真的不多。」 有機會的話，會否拍大陸電影？渴望成為成功的少數嗎？他想也不想就說：「不會。因為我對他們的現在不了解呀！你不是在那裡成長，你不可能拍，因為抓不準，沒辦法。據我的經驗來說，以前我拍的都是我成長的台灣，到現在我拍《刺客聶隱娘》，因為唐朝年代很遠，所以拍這個有可能，但是拍他們的現代，萬萬不可能。」 好了好了，不說中國，說回他的台灣。年前，台灣電影的發展算是不俗，好像是《海角七號》、《那些年》、《賽德克巴萊》等等，但最近兩三年又平淡了，侯孝賢亦即時點頭認同。「台灣市場非常小，基本上不易做，《海角七號》上映之後，很多人都想跟著拍，幻想得到它那個票房，但是不大可能。那時候《海角七號》的題材正好跟台灣社會有關，大家有一些感受，加上他拍得好看，（賣座）主要是這些原因，但不是每個導演都能夠做到，往這個方向去拍，很難。好像《艋舺》和《痞子英雄》也不錯，但都是屬於幫派的動作電影那一種，後來的也不行了。台灣市場不大，很難說能夠支撐呀，很久有一兩部不錯的，但更多的想到達那個位置了，沒有了！」 台灣電影的發展如此悲觀，有人說侯孝賢有份敗壞了台灣電影。「敗壞？哦！」更有報導指出，他坦承自己是台灣電影的一個惡夢，聽後隨即緊皺眉頭：「沒有沒有，沒說過。」又好像，有些年輕電影人想模仿侯孝賢走過的路。「不，沒有人能夠跟我一樣，沒可能，而且他們都想賺錢，都想賣座。對年青導演來說，要是作品不賣座，就表示他日後的路子很難走。就在我剛開始一樣，在台灣拍的都是喜劇，一些賣座的電影，拍了很多…」 戲夢人生……七十年 不只一次，侯孝賢說拍電影不能夠只想觀眾，所以隨後的電影票房算不上叫座，卻每每得到台灣跟海外電影展的叫好。近年荷里活大型動作片特技片興起，有否覺得懂自己品味的人愈來愈少？「對，很可能愈來愈少，這是一定的，因為年輕一代比我們差別很大，所以沒那麼容易。兩年之後，我都快到七十歲喇，所以一定會脫節的。」他不贊成年輕人拍他的那些，相反鼓勵他們拍一些屬於年輕人自己的電影。「我沒辦法拍那麼年輕，只能拍有把握的，因為我不懂，他們跟我們成長環境的差別很大呀，年輕人的觀念和生活形式跟我們也不一樣。我跟你說最簡單的，我連電腦都沒有，從來不用，也不會用，這個差別就太大了，所以不可能去拍他們現在的題材，抓不準啊。」 短短的一小時訪問中，他總共說了兩次「抓不準」，一次是大陸電影，一次是年輕人電影，偏偏這兩種都是全球市場熱賣品。當大家以為愈來愈少人欣賞侯孝賢的復出作，怎料今年他就獲得康城最佳導演獎，誰敢再說沒有人欣賞他？「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意義呀，可能我有一段時間沒拍片呀，這樣（得獎）在歐洲比較容易發行吧，因為這部電影有四分一的金錢是從歐洲來的。」他說自己前無古人，亦肯定後無來者。「這是我以前拍片的累積，才找到這個資金，拍一些這種歷史更久更前的片子，是自己喜歡拍的。意思說，我現在還能拍我自己喜歡拍的片子，一切都是以前所累積下來的。」 就連康城最佳導演獎也成囊中物，找錢拍電影不會困難吧。「哼，只有兩部片不賣錢，找錢就很困難喇。」真的嗎？「（笑）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可以從歐洲美洲日本台灣香港東南亞找錢，現在還多了一個大陸，所以不難呀。拍片呢，你可以拍得很便宜，要看拍甚麼，每個地方分散就成，如果只有台灣一個地方，那就沒辦法。」接著下一齣想拍的片子，是一部關於台北市的舊故事。「以前為了灌溉，所以台北市有很多河道，後來蓋了很多房屋在上面，但是地下還有河道，我想拍這個故事，想拍一個台北市的故事。」又是舒淇？「不不不，不一定是舒淇的。」 今年六十有八，兩年後踏入七十歲，莫非他想像活地阿倫和尚盧高達一樣，拍到八十歲也不休止？「我不知道，要看體力的問題，很難說。體力行的話，人家又願意投資，就OK啦。」怎樣看生死這回事？他認真思考了好幾秒，才說：「還沒想，雖然我年齡很近了，但是我沒有仔細去想這個問題。（廣東話）死就死咗去囉！」不怕死，那人生無憾嗎？「沒有甚麼好遺憾的。你是怎麼樣的人，做怎麼樣的事，你的命運就是這樣子，跟隨你的個性、跟隨你的成長背景來形成，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時間到就是時間到，對不對？」 後記：聶隱娘與武媚娘 侯孝賢不只一次談及自己鍾情於唐代，寄情於唐代，全因為歷代以來，以唐代傳奇小說寫得最好。筆者立時想起月前熱播的《武媚娘》（港譯：《武則天》），同樣是唐代劇目，於是大膽提問他是否看過。「我聽過但未看過，近年沒有時間呀，當金馬獎評審要看入圍電影以外，其他的很少看。電視劇更加少看，但是我有看過美劇《黑名單》（The Blacklist）呀，碰巧開電視看過一些片段。」或許時間是侯孝賢的最大敵人，但他的好奇心絕對不小，就在等待拍攝期間，他就拿起雜誌架上的《100毛》看了又看，把封面看了三兩分鐘。你說他脫了節嗎？我說他只是把握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選擇性脫節而已。 侯孝賢簡歷 1947年出生，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喜愛使用長鏡頭、空鏡頭與固定鏡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事，是他電影的一大特色。目前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1989年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今年則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侯孝賢出生於廣東省梅縣，後來在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灣，童年及青春期在高雄縣鳳山市度過，退伍後考上國立藝專電影科（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並順利畢業。1973年踏入電影界，擔任李行導演《心有千千結》的場記，直至1980年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真正使侯孝賢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是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確立了台灣電影大師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台灣電影，《戲夢人生》則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其後，侯孝賢擔綱監製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01年執導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100年誕辰的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6年前往法國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開始擔任金馬獎執委會主席至2014年。翌年，久休復出的作品《刺客聶隱娘》入選康城影展，最終獲得最佳導演獎，成為史上第二位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