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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應廷 瘋狂的果實

果實,成熟時候綻放色彩,散發吸引香味,但它也會有腐爛的時候。 Jer柳應廷,去年經過水刑、迴光、風靈的「物語」轉化後,當日的八字眉變成今日的「狂人」,展示黑化瘋狂的一面,來個「重生三部曲」,第一回〈狂人日記〉將Progressive Rock帶入廣東歌,鼓勵大家要忠於自己。 這一顆果實,美味可口卻又不敢觸碰,瘋狂得就像世間當下一樣。Jer坦言希望用他的歌曲、聲線、高低音,為香港人帶來一點點力量,忠於自己,重生。 Text.Nic Wong styling.Sum Chan photo.Olivia Tsangmakeup.Rainbow Chung@AnnieG. Chan Makeup Centrehair.Man Chan@Chic Private I Saloncalligraphy.Chan Oi Ying jewelry.Qeelinwardrobe.STELLA McCARTNEY(white suit set)VALENTINO(white shirt)DIOR MEN(blue jacket and trousers)FENDI(grey coat knit top and trousers)BOTTEGA VENETA(beige suit set and loafers) 花生 瘋與癲 觀眾都接受 先開花,才結果。那朵「花」不是花姐,而是MIRROR。上月初十二金花燦爛盛放,六場演唱會好評如花潮,Jer表示兄弟們都很珍惜。「MIRROR第一次開演唱會,是初出道後的一個月,那次來得很快,不懂珍惜,但這一次大家感觸多了,每一個人都很珍惜舞台。」原來這次演唱會由預備到表演,只有短短兩三個星期。「最後順利完成六場,加上坊間的好評,我覺得是一個創舉,見證著我們這兩年半來的成長。今次我都豁了出去,突破之前未試過這樣瘋狂的舞台表演,演唱新歌〈狂人日記〉,好像一個成就解鎖。」除了快慢歌外,他與Anson Lo來了個battle,不再介意表演一些自己不擅長的事情。「表演完後,很想跟觀眾說:我進步了!」 回想當初,兩度抗拒加入MIRROR,Jer至今依然認為自己的主力是音樂部分,希望做好自己的音樂作品,但同時間不抗拒MIRROR的跳唱或舞蹈表演。「跳舞當然不是我擅長的,但比起出道初期,都有少許進步啦。我一直努力,希望自己在跳唱團體入面,不要成為跳舞最核突及最突出的那一個,不想每次都拖後腿。」來到今天,他依然是成員中花上最長時間才能練好舞步的一人,但今天他不再抗拒,亦深感有助他在舞台上的其他表演。「如果當初沒有加入MIRROR,就算仍有機會再唱〈狂人日記〉,我相信未必做到演唱會上的那個表演,不可能這樣投入,真的經過不同訓練,才做到那個感覺。」 細聽風鈴內 失散 轉生 重逢 演唱會過後,踏入下半年,Jer將會集中個人發展,讓果實更加成熟。延續歌曲系列的風格,去年是「物語」,今年則是「重生」。「講述一個人好似〈風靈物語〉的主題,死後的靈魂轉世到『狂人』的身體,才有今年的第一首歌〈狂人日記〉。接著的第二、第三首歌就是轉到不同的身體,歌詞及音樂上有主題性的連貫,還有推出唱片的計劃。現在先儲好『重生』系列,再儲多一個系列,估計明年底才出唱片。」他率先透露,新歌將在今個月底或下月推出,感覺與〈狂人日記〉不同,是一首慢調情歌,但風格仍是黑暗的。 去年「物語」系列徘徊死亡,今年卻探討重生,對於現年28歲的Jer,會否太深奧?「我一向愛看電影及思考,反而覺得題材頗適合自己。當然要感謝製作團隊的小克、Carl叔叔(王雙駿),以及今年新合作的MV導演Sheng,教會我一些之前未曾接觸過的靈性課題,感覺非常新鮮。」題材沉重以外,MV中甚或有服食迷幻藥及吸煙等大膽情節。「花姐覺得,我是可以在MIRROR當中毫無極限地去玩這些題材,包括死亡、癲喪,甚麼都可以,因此公司從未阻止我推出〈狂人日記〉這種廣東音樂少有的風格元素。」大膽的他更主動提及性教育,直指很多父母對子女不提不理,難道他們就不會接觸嗎?「這些事情外國已經很平常,只是香港市場比較保守,所以我覺得要擴闊一下樂迷的眼光和界限。」 向來是乖乖仔的Jer,就算他的癲狂極限,過去都只是裸辭追夢,或者在MV中釋放自己。「我心目中的狂人,就像我拍MV時所參照的『小丑』,其實是社會逼成。或許我們看到小丑的笑容,但他的內心又是否真正開心?笑容之下,卻可能包含很多不開心、憤怒及瘋狂。」只要看過Jer拍《考有Feel》,就會看到他的癲狂內心,甚至「黑化」一面。「我相信一切都是信心累積而成,經過『物語』系列,大家反應很好,我就更加大膽表達自己的真正想法,希望大家能夠接受我的新元素。」 我撐撐撐過了漆黑 一顆果實,不如一棵果樹。Jer不諱言,如果當初未有加入MIRROR,今日獨唱任何一首歌曲,相信不會有那種受歡迎的程度。「男團真的有幫助,就像過去韓國及外國也推動一些團體出來。如果你問我獨立出來唱〈物語〉、〈狂人〉,會否好似現時Jer@MIRROR的身份般多人認識呢?我覺得不會。主要是社會風氣下,大家留意十二個人,多於一個個單獨出來的人,所以MIRROR會有團體的作品,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獨立作品,慢慢隨著社會潮流,讓大家看看每個人的東西。」他又補充,十二位成員各有擅長的東西,尚待大家慢慢發掘。「MIRROR,就是每個人有不同方面的叻,大家才這樣喜歡我們每一個人。」 十隻手指互有長短,十二位成員亦各有際遇。Jer不諱言,去年這個時候雖然已推出了獨立作品,卻不像現在般受人注視。「大概是,頒獎禮後多了廣告商找我,但去年推出〈水刑〉〈迴光〉〈風靈〉的時候,當時正處於一段在演藝圈生活較難的階段,真的沒事做,只能在家中抓腳,有點吃力。」也許又要多謝「乜水」事件,加上他的努力不懈,最終得到大眾認同。「那段黑暗時期,最難捱的日子,經已撐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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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 乘著文學通往平行世界

「昨天喝了河豚湯」,來自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俳句家松尾芭蕉的作品。喝了河豚湯也死不去,命大如此必有後福,明天一定會好天。單是生存,或是死不去,在艱難之時已是值得向生命歌頌的美事。有段時間,作家米哈無法執筆,也思考文字在崩塌世界的意義,最近引用該俳句作新書名字,分享五十位作家面對殘酷世界的五十種回應。這段時間大家都辛苦了,要好好活下去。 text.陳菁 photo.Felix Lam Pui Fung venue.Bleak House Books 如同廚師味蕾失靈,米哈有段時間無法寫出半顆字。「這時代大家還需要書嗎?文字好像失去了功能,那我還出書來幹嘛?」自稱為讀者型作者,寫書不為了展示知識淵博,反而是源於對某個領域的認知空白,於是去翻找相關著作,再把學習成果輯錄成書。首本小說集《餡餅盒子》,是源於他對敏感的不認識;散文集《讓希望催促自己趕路》,來自於對未來的不知所措;正在籌備的著作與記憶有關,於是最近看了好一堆科學理論和腦神經相關的書本,而最新推出的《昨天喝了河豚湯》,則在殘酷世界的壓迫中孕育而生。 王爾德、米蘭.昆德拉、芥川龍之介等,他們從殘酷中走過來的過程都在書裡,懷著心結的你,也許在讀到特定章節時,就獲得舒解和安慰。「安慰這個字不存在負面,也不是一種罪,而接受安慰毋需內疚。世界太苛刻,對我們已經夠壞了。」與其要一口氣由封面讀到封底,他鼓勵按書邊紅點隨機閱讀,嘗試找尋你需要的安慰。這些書本設計的小巧思,源自有次分手後的無力狀態,他以分手作為遲交稿的理由,追稿的前輩居然喚他翻找自己著作的某個頁數:「我也想成為能提供一個頁數的人!那不是答案,而是一個提示,有提示就有向前行的力量,而並非提供答案,純粹有答案即是畫上句號,這都是我從偵探小說裡學回來的。」 他推薦的讀物,包括Alice Munro的《相愛或是相守》,以及三島由紀夫的《不道德教育講座》。在難捱的日子,有兩類書籍得到他的偏愛,一是能暫時逃離現實,並進入另一個世界的人物傳記,看多了就像一秒拳王般能比人超前一秒,而另一種正是偵探小說:「它所帶來的慰藉是源於有公義,不一定在法庭上出現,但公義必然會得到彰顯。我常提醒自己,絕不能視不公義為正常。」一行接一行的掃視,一字接一字的吸取,米哈形容閱讀如冥思,亦如繪畫禪繞畫,加起來就成為一種視覺的圖樣。這段時間要如何選書嗎?世界如斯刻薄,那我們對自己、對選書也要寬容,除了要看得下,也要放得下:「是放下也不覺內疚的書,假若世界爛透,而你自覺是世界一部分,已存在一塊相當巨大愧疚,這情況在上年紀的人身上尤其明顯。」 有種書,把對時局的諷刺用黑色幽默或童話世界包裹著,束好後再流傳開去,它們叫作文學。有時甚至跨過無數的禁書時代,可否算是走罅的佼佼者?「從來呢,用來走罅的東西是不會明言的。文學可以在禁忌裡存活,只因曖昧。」曖昧最美,戀愛中如是,文學裡也如是。說出來就會被禁、會死、會掉進準則,準則裡就會有紅線,也有剔號和交叉。 又極端地,它同樣能成為第一波被禁的對象:「當極權要禁,是視乎人。若是要被禁的,你寫本食譜也會被禁。為何要用蕃茄,蕃喎,是外國貨。禁這回事,有時也有文學性,涉及創作和想像力。有時他居然說得通,你也覺得匪而所思。」身為作者,除了要在一堆禁止中當生還者,還要在擔心寫不出比社會更荒謬的狀態下,細想如何透過文學,為讀者帶來對未來的想像。對米哈而言,文學既是想像,也是真實。那個世界要不是想像出來的,便無法建構出另一個平行世界,最後也無法在現實世界搭建另一條出路。「文學創作出來的那個世界,功能上遠多於安慰,那是另一個現實,是真實存在。比如說夢境不真實,但試算算廿四小時裡,你在夢境中逗留多久?那是真實的生活,只是很多人以為清醒才算現實。」反正現實中難分虛實的多的是,不如搭建多個世界,逃走又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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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in Karma 重慶與森林

《手捲煙》等待半年,終於上映。電影講述林家棟飾演的退役華籍英軍,相遇Bipin Karma飾演南亞裔古惑仔的故事。Bipin這個名字來自梵文,有著「森林」的意思,而電影殺入重慶大廈拍攝,果真是一次重慶森林的重遇,冥冥中自有主宰,就像Karma一樣,是因也是果。 Text.Nic WongPhoto.Bowy Chan  《手捲煙》故事講述,Bipin所演的角色文尼為躲避追殺誤闖林家棟在重慶大廈的家中,以一百萬酬勞哀求他收留五日,最終二人發展了一段古怪的情誼,也讓大家看到這位來自尼泊爾「演員」Bipin Karma嶄露頭角。今回Bipin以一口毫不流利的廣東話接受訪問,娓娓道來自己的身世: 「我在香港出生,未夠一歲回去尼泊爾讀書,大約八歲再次來港至今,當時我讀國際學校,所以要適應很多語言,不是廣東話,而是英文,因為要說英文才有朋友。可惜我沒有很好的語言能力,唯有多用肢體語言,而我亦比較擅長運動方面。童年時候都想表達自己,很早已學習跆拳道養成自律,並學到黑帶兩段,曾經想過成為跆拳道運動員,可惜最後失敗,改為鑽研飛躍道(Parkour)。如果沒有Parkour,也沒有興趣拍攝製作,更不會有機會拍《狂舞派》。」 沒錯,《手捲煙》並非Bipin首部參與的電影,《狂舞派》才是。「十四歲時,那時Parkour是生命,跟隨很多高手一起練習。後來知道黃修平導演拍《狂舞派》,想將Parkour放入跳舞電影之中,所以設定了Rooftoppers的角色,於是我們一班Parkour愛好者一起去casting,最終成功了,但當時我最主要是擔任替身。」他笑言,《狂舞派》最後出roller credit,看到有個演員疑似受傷,那就是他了。 因為Parkour,才有《狂舞派》演出,從而改變了Bipin的生命。「Parkour是一項沒有規則、沒有限制的運動,練習時必須克服困難,例如今次要跳一段距離,下次就想跳得再遠一點,亦令我對世事萬物更好奇,從不同角度看世界,因此很想從事電影這行業,但我沒大興趣做幕前,卻想講故事而非演繹。」 現在24歲的Bipin就讀明愛專上學院數碼娛樂科技學士課程,本來今年畢業,正正因為拍攝《手捲煙》,他推遲至明年才畢業。「我做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幫社工做一些外展活動,當時看到一位很有街頭智慧的小孩子,觀察他一段時間,想過如果我拍第一部電影,很想講述由哥哥照顧一名像他這樣的街童,不夠錢的話,想過我來演哥哥一角。沒想到我還未拍到電影,Kin Long(導演陳健朗)就找我拍《手捲煙》,當中文尼的角色,與弟弟有相似的故事。」 當然Bipin對演出有掙扎,主要是因為廣東話。「我的廣東話不好,但Kin Long說沒有太多廣東話對白,可以調節的,但最後他講大話,幾乎全部都是。當然我非常感激他,亦是這樣,我的廣東話才有少少進步。由於我不懂看中文,幸好拍攝前有時間翻譯,例如『點算呀』,我就會寫『TIM SUN ARR』,好像Daniel Wu(吳彥祖)這樣,需要很多時間練習。」吳彥祖真是這樣?「他接受24 Herbs(廿四味)的訪問是這樣說的。」 語言溝通,當然是一個心理關口,但Bipin證明自己衝破了。「當然廣東話是最主要的問題,文尼的角色是操流利廣東話,所以有點奇怪,但最終都努力地克服了。」他又表示,身邊很多香港朋友都不諳廣東話,卻一樣很成功。「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天份,又有熱情,知道自己想做甚麼。正如很高興我學會了Parkour,又對拍片很有熱情,否則一直與其他懂得廣東話的朋友比較的話,即使我的廣東話說得很好,卻只可能與本地人相似,那為何要這樣?」 至於電影中的身份問題,他卻顯得有點避忌。「我不想回答自己是香港人或尼泊爾人,我只是人(Human)。」他又表示不想單純談及單一的歧視事件,建議大家入場觀看《手捲煙》,看看電影如何反映事實。 談到未來,面對電影或Parkour的選擇,他卻很清楚自己可以雙軌而行。「現在我仍然年輕,相信可以一起發展,就像我的Final Year Project,都是拍Parkour的幕後故事,目前我還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有機會嘗試創作,參與不同藝術,數碼世界的未來,仍是無窮無盡的。」Bipin Karma身在重慶森林,面對上天注定的因果關係,他還是選擇繼續探索,就像那手捲煙的煙圈,尚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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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詩敏 搞笑,不過味精

去年年初,楊詩敏(蝦頭)去了一趟法國上戲劇班,最大的學習是要做簡單的事。有次老師指示她先聽音樂再唸讀白,她立馬演繹聽音樂的狀態,過程中的繞手和點頭動作,後來被罵個半死。當刻才驚覺若只是為演而演,那些多餘的枝節定必會浮面:「演戲可以很簡單,要活,因為會活才是一個人。作為演員如果平日沒在生活,根本沒做好一個人。」最近她暫別電視台,建構著創作人的畫面,同時也在重新學做人。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makeup.Tammy Au Makeuphair.Ivan Lee@Headquartersvenue.a nice place to疫情是多麼突然,她有份參演的舞台劇《短暫的婚姻》一拖再拖,連劇場都閉門好一段日子。在厭倦重複吃喝和凝視天花板發呆的模式後,她終於有時間去正視當下和未來:「如果我那麼喜歡做舞台劇,而那是我可以發展的場所,假設劇場一輩子都不開放,我能否創造感染力同樣強大的事呢?」每年年初,蝦頭都會向上天傳送願望清單,祈求遇上欣賞她的導演,給她度身訂造深情或寫實的內心戲。直至疫病直捲全球,才知道等待太奢侈,不如重新執掌話事權,自己創造可能性。「之前長時間在一些不是太人性化的地方,有時候會忘掉自己是人,我不想再這樣下去,我覺得沒時間了!時間可以突然消失,表達權利可以突然失去,自由創作的空間,說沒了就沒了,這對我來說也是時間的限制。要把握時間說人話,或是做人做的事,讓真的是人的人去看,因為他們會懂。」在法國回程到家,她似乎換了個新軀殼、新靈魂,除了不時在話語最後吶喊一句「以前我不說這種話」,還把「人」字掛在嘴邊。近月自組工作團隊,把做音樂的、寫字的、規劃的人都招攬過來,這群智慧之士都屬解難型,當蝦頭還沉溺在情緒中扭計,團隊就為問題帶來答案。今明兩年,她計劃陸陸續續推出創作,先是網上發布一連串短片,也會帶來個人主導的表演,估計是包含棟篤笑、獨腳戲和音樂劇的混合體。創作背後,由她的大腦和團員支撐著:「我老是有個問題,為何有人能創造一架飛機呢?要相信盛載那麼多人的龐然巨物,不會在半空掉下來。那我以後就當機師吧,希望不會墜機!」懷胎也需時十個月,這個孩子確是大陣象,不得不專心致志。她從沒當過機師,以往頂多是乘客,機去哪、人去哪,看似是義氣仔女行為,事實上又無法擺脫那滿足他人為先的慣性。自覺生活不濟,於是選擇躲在角色背後,劇本寫的她照做,期望她搞笑就照演。為了得到身邊人或觀眾的喜愛,她把那個並不自信,也毫不風趣的自己困在不見日光的地下室。這般循環又引伸至工作,以至大多人對她的印象,或是安排給她的定位,都是話多或負責搞氣氛的喜劇人。「戲劇世界裡的不是我,所以我可以搞笑,像鬼上身。當一個人夜闌人靜時去想,其實我一點也不搞笑,我乖,也很老正。真正幽默的人不甘被困於在框框中,或按別人說話去做,但其實我接受到。」這是戲劇與真我之間的矛盾和糾纏,演員總是擁有多種面貌,每年她總是收到最少一、兩個邀約,飾演不帶喜劇色彩的角色。而那系列還未發佈的短片,同樣記錄著深藏的樣子:「這幾年我覺得讓外界看到我是一個人,而多於一個搞笑的肥妹仔。我想讓外界接受蝦頭的多面貌,我就是悶和不搞笑,情感也極濃烈。這樣你覺得如何呢?你不覺得這個人也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嗎?」說著,她開始哽咽,同時為眼淚解畫,不因悲傷,只因憤慨,也因為真相大白而產生觸動能量:「好像終於能說出來了。」一激動就會哭,這是她曾經討厭自己的原因,這陣子她也常掉眼淚,因為目睹不公平,也因自己對創作的認真和執著:「以前被視為大笑姑婆,也強迫自己笑面迎人,但這樣做會整死自己。搞不搞笑是味精,是周邊的點綴。現在不管了,笑就笑、哭就哭,我啋你都傻。」多年前一個訪問中,蝦頭說過目標是成為有影響力的演員,但影響力之寬廣,到底該如何定性?「現在覺得一個創作人好好活出自己的人生是基本。」所謂影響,不限於在劇場、電影或電視,而是活出來的模樣。懂得活,頻道接上的觀眾自然能感受動力,自然覺得節目裡的人精采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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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IE WALKER 珍貴的禮物—認真態度的傳承

Like Father like Son,兒子或許遺傳到父親的輪廓、或身高、或笑容,而在日子漸過之後,那些肉眼以外的特質也會一一浮面,例如做人處事的認真態度。Draft Land的Beverage Development Manager Alexander Ko和父親Thomas,在父親節前夕一同聚起來,喝點酒,翻找過去的種種趣味,而這些回憶也想必會愈釀愈醇。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assisted by Yu Sai Yeungmakeup.Tammy Au Makeupvenue.Draft Landspecial thanks.詩 從工程界跨進酒吧雖然是身處管理級的位置,但關於酒吧的大小事務,由辦公室的工作到工廠的開發,甚至是酒吧內的清潔,Alexander都懂得做。「如果一個領導者根本不會落手處理,甚至是不懂處理,其實完全沒有跟隨他的理由。其中一句我爸說的話,是你不需成為每件事的專家,但你對各部分都需要有足夠的認知,以至沒人能欺騙你。」如此全面的經理,想必是餐飲業的專科出身,誰知唸的卻是工程系。 十一歲左右家人就把他送到蘇格蘭的寄宿學校,後來到美國讀大學,再回港進修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父親Thomas一心是希望兒子畢業後,就能接手家裡的出入口生意。在香港讀書期間,Alexander面對的是沒朋友又不懂廣東話的悶局,於是在數次獨個兒到酒吧消遣後,決定找份和調酒相關的兼職工作。兩年後,他就在國際性的調酒比賽中擠身八強。「那刻絕對是轉捩點,原來調酒不單是純粹好玩的事,而是我可以視之為專業的發展。」知悉兒子的目光清晰專注,儘管心裡不完全情願,仔大仔世界,Thomas也只可放手祝福。 每杯酒都值得紀念說到喝酒的喜好,父子的口味卻是不盡相同。相對各種酒類都喜歡的Alexander,父親獨愛紅酒,如果是雞尾酒,絕大部分時間只會點Pina colada。兒子仍然記得不少關於酒,也關於父親的時刻。小時去泰國旅行,父親點的不是Mai Tai,便是Pina colada。沒有酒的概念,他只記得那片掛在杯口的菠蘿,還有那小紙傘份外好看。「如果你想喝,我現在就可以給你調,你連泰國都不用去了。」 假設要為父親設計一杯雞尾酒,Pina colada就是不二之選,而Thomas立馬補了一句:「剛才你給我那杯也很不錯。」所說的,就是他用上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為DIAGEO WORLD CLASS 2021世界頂尖調酒大賽所設計的參賽作品。那天的比賽,Thomas首次當了觀眾。他也分享兒子首次參加調酒比賽時,官方把參賽者的照片都放在宣傳海報中,他那時留了一張,現在還張貼在辦公室裡。這樣的兒子,他覺得帥極了。 未來的日子還多著Draft Land開店兩年,而上一份工作同樣負責營運剛開業的酒吧,最近這四年Alexander忙得不可開交,連Thomas都忍不住笑著投訴兩句:「我約他也挺辛苦的,他常沒空,無論喝一杯或吃個飯都很難。我年輕時也很忙,他現在愈來愈像我。」無奈的,身在餐飲業,和常人的日程是倒轉的,當正常人想外出消遣時,就是他最忙的日子。幸好,現在在辦公室工作多了,周末也可抽空,把時間和重心放回家裡。父子近來最投入的活動,是買了輛單車,在周末前往大埔,教Alexander三歲的女兒Talia踩單車。 Thomas形容,父子的關係就像朋友,不但開通,也從沒大聲向他呼喝。兒子從小就是個淘氣鬼,幾乎不受控制,無論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還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樂園,他都迷過路。曾經頑皮得像街童,又被人寵壞的少爺仔,在經過寄宿學校的訓練後,不但成了獨立的紳士,現在在餐飲業也找到立足之處。 要把父親教的一套傳到下一代嗎?對當了父親的Alexander來說,又似乎不是複製和貼上的手板眼見功夫:「他年輕時為了滿足我所想,一直非常努力工作,我在父親身上學到的是態度和價值觀:哪件事最重要、哪方面需要加倍關心,和別人洽談時人家想達成怎樣的成果,種種都是極難學會的。」學習是一回事,實行是一回事,自己當了父親,他又發覺不是想孩子怎樣做,她就會隨指示前進,說不定會用最短時間往相反方向奔跑。但與其想太多,不如珍惜當下:「現在孩子漸漸長大,可以參與的事多了。在踩單車以外,我期待和父親能一起體驗更多獨特而珍貴的時刻。」 Johnnie Walker的傳承故事John Walker之子Alexander,在1867年創造了卓越群倫的Old Highland Whisky調和式威士忌。這位調酒大師結合蘇格蘭各地威士忌的最佳風味,打造無比珍稀的佳釀。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承襲Old Highland Whisky的經典風味,展現由父子傳承而來的非凡威士忌工藝。 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從少數蘇格蘭最出色珍稀的威士忌精選調配而成,一萬桶酒藏中,只有一桶能呈現Blue Label的卓越招牌風味,獨特味道與品質堪稱萬中選一。 有些說話,或許都不曾跟父親開口,例如「愛你」和「Worl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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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駿碩、柯煒林 他們與家的距離

《濁水漂流》預告片一出,每句對白擲地有聲。面對極權殘酷而無情,香港人憤慨而無力,更何況勢孤力薄的街頭露宿一群。導演李駿碩無意深究露宿者流落街頭的原因,也沒有作出譴責或同情,與片中演員柯煒林,一同在詩意之下訴說當下香港的露宿狀態。 Text.Nic WongPhoto.Bowy ChanHair.Oscar Ngan @ ii ALCHEMY hair(Will Or)Makeup.Kineks Ho @ Ling Chan Makeup(Will Or) 李駿碩上回拍過《翠絲》,今回再度挑戰「小眾」題材,關注深水埗露宿者的故事,靈感取材自2012年深水埗通州街玉器市場旁邊的清場事件,露宿者家當盡失,社工協助眾人打官司申請索償,並要求政府道歉。當時導演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學生記者,他牢牢印記當時的情節,其後學有所成並成為導演後,2017、18年開始寫成劇本,電影《濁水漂流》在下月上映。 在他眼中,露宿者在每座城市的生活有自給自足的各式生態,就算香港每個區域也不一樣,但露宿者的共同天敵,是溫度。「我到世界各地遇過不少露宿者,巴黎的住在地鐵站,因為有暖氣;紐約的群居於廢棄鐵路的地底;美國西岸及三藩市等天氣和暖一點,有點像香港一樣,露宿者都住在大街大巷。」更相似是,香港與某些地方一樣,同樣有海洛英的出現。「很多關注露宿者的人極力避開毒品議題,但我聚焦於關注制度的不公義,如果不提及毒品,卻是對真實的背叛。」 事隔相約十年,香港各種問題陸續浮現,但李駿碩覺得露宿者的生活沒有很大變化。「被驅趕的情況與當年相似,源於政策上沒有改變。去年通州街公園有露宿者遇襲及被砸爛家當,最後更被發現在小欖囚室自殺身亡,事情都是一樣。」反而,他認為普遍香港人對社會的認知,近年來有所改變。「以前一位露宿者離世,我們相對冷漠,但經歷過不同事件後,深感社會公權力不應對待露宿者,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想法有點不同。」 將這個嚴肅議題放入電影之中,李駿碩找來強勁卡士,吳鎮宇、謝君豪、李麗珍、朱栢康等人演出,還有柯煒林,扮演新一代的露宿者。柯煒林提到,未拍《濁水漂流》之前,他對露宿者的最大印象,與公園那些長櫈有關。「我記得小時候沒有那些扶手的,長大後不明白為何都增設扶手,後來看過一篇報道,才知道原來是用來阻止露宿者睡覺,我便覺得香港是個欠缺人情味的城市。」 電影中,柯煒林飾演新一代露宿者「木仔」,他與一眾中年露宿者不同,他幾乎不說話,只會吹口琴,捉象棋,以及喜歡噴香水。導演說,起初他寫木仔的角色沒有太多戲份。「我想寫一個與一般人對露宿者形象反差極大的角色,同時設定他在那群露宿者當中,是沒有違和感。其實每個社群都有這種人,後來他的出現更變成了一個『詩意』的象徵,給電影一份強烈的感覺。」 戲份甚重,對於一名演戲經驗不算很多的年輕演員來說,柯煒林卻演得很投入。「由我拍《點五步》入行到現在,木仔可說是我最快拿捏到感覺去演繹的一個角色。可能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慣常會將一些想法放在角色當中,而木仔與我的性格有點相近,相對上有很多東西可以放進去,加上與導演交談後,前期做得好,現場愈拍愈從容。」身在拍攝現場,他試過坐在電箱坐上兩三小時,也會在現場閒逛。「平日我在社群裡會遭受白眼,直到有一日,我穿著戲服在深水埗閒逛,那次真的沒人覺得有異樣,證明我已成功融入社區了。」至於電影中有不少大膽情節,例如剃頭,只穿內褲,拍攝獻出初夜的場面,柯煒林笑說:「很小事啦,當年拍《回憶備份》試過露股,只要情節合理,我就可以演,反而擔心自己演得不好。」 說到底,《濁水漂流》想表達一份制度的不公義,無論露宿者還是你我,大抵身同感受,我們的家不成家。李駿碩說「家」的定義與血緣無關。「我認為家是一個處於自在狀態的地方,片中吳鎮宇飾演的輝哥,在街上是自在的狀態,心底希望街友與他一起住下去,一起互相倚靠生活的就是家人。」柯煒林就覺得家很簡單,就是放工後想回到的那個地方,它本來是名詞,卻是一個比喻。「由於疫情或其他原因,現今大環境令我們很不自在,不能夠自在地相處,就連與自己好好相處,我也不太能夠,能夠保持自在的狀態,在這個年代,已是值得慶賀的事情了。」只要活在香港,露宿與否,吸毒與否,總有些人,總有些事,往往與小市民對立。■ 《濁水漂流》上映日期: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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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廷鏗 Go with the Flow

「經過了19、20年,才衍生到2021年的許廷鏗。」 從小循規蹈矩的許廷鏗,近年轉變相當明顯,繼早前告別智慧齒後,事業穩步上揚之際,今年也告別了舊公司華納。坊間反應不一,謠言眾說紛紜,變化轉向相當急速。以往他一定是滿有計劃,如今他卻說得出「go with flow」這個字眼,可見他信心滿滿,來迎接大時代的轉變。 過去兩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也是香港人沒法逃避的日子。再多的計劃,也變得枉然,許醫生今日現身說法,教教大家打開自己內心世界,聆聽一下自己的心聲及身體跡象,以悠然自在的態度,重新出發人生路。 Text.Nic WongPhoto.Ken LeungStyling.Calvin WongHair.Derek Li@XenterMakeup.Khaki YanWatches.ZenithWardrobe.Valentino、Berluti、Bottega Veneta、FendiLocation.TUVE Hotel 停半分鐘聽一闋歌 離開華納後的許廷鏗,看來反而更忙,出席不少廣告活動,在頒獎禮等大小場合看見他,就連這次訪問許廷鏗,也花了不少時間才抽出當日訪問拍攝,對於一個現正處於休息期的歌手而言,有點意想不到。確實,過去他已多番強調,這是一個「冇得抖」的行業。「『休息期』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很有趣,我沒有特別對外間說過,但眾說紛紜。我還是這樣說,這一行無法休息,就算所謂休息,但對於藝人或任何人都好,只是在不同層面下進行一些嚴峻的修煉,所以現在是一段重整的時間。可能是經過19、20年的一個結果,可能是開竅,可能是重新調整,這些都是很個人的。」他坦言,以前客戶選用許廷鏗,可能是人氣、樣子、形象,甚至是「歌手牙醫」的身分,但現在找他去合作,更多是認同他在網上所發表的理念,所以他絕不會看成為「休息期」。 休息期又好,重整期也好,未來路還是要走下去。大家總會猜測,為何許廷鏗好好的登上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後,事業穩步上揚之際,他卻決定離開大公司華納,以他口中的「小店」方式,再度出發?「經過了19、20年,才衍生到21年的許廷鏗,這個轉向的確很急速很快,但我相信大家也同樣經歷相似的事。就在轉變期間,還需要一些很實在的計劃?又,真的能夠有很實在的計劃?現在好玩的地方是,實在太多不同的可能性,某程度上我很少讓自己go with the flow。」 「譬如有甚麼事情湧過來,我才去反應,能夠容許自己隨著事情來反應,多少是對自己有多點信心。以前很想控制自己每一個行徑及步伐,說穿了我仍然做牙科,正正是我控制得到,只不過想深一層,本來以為很穩健的工作,疫情面前都可以變成非常不穩定,甚至等候發落的狀態,世上沒有一件事是絕對永恆地穩健的,所以我在一個最需要有計劃的人生上,卻變得沒有計劃了。」 \ 你所給我其實未問過我 許廷鏗不諱言,自己的性格是個很聽話,很需要穩定,很知道前面怎樣走的一個人。「我曾經閃過一些想法,當我得到一些具認可性的獎項、到達一個位置後,是否可以休息一下?就算不在那個位置停下來,只是維持多一會呢?想深一層,其實不可能的。」他未有正面回應何時決定與華納「分手」,但他表明一開始已知道今年完約,雙方在某個層面亦有共識會選擇分開。「對雙方而言,這是一個很理性、文明及中立的選擇。當然,不少人覺得我上年有好成績,卻突然有這個轉向,肯定有很多推測,但這個轉向對我的事業長期而言,絕對有需要,否則我只會靜下來。甚至,很多之前所想到的計劃,現在也沒想到比我原本所想的跳躍更多,原來人就是這樣,逼到埋身的話,才發現之前所想的不夠多、不夠大。」 還不夠令人相信?許廷鏗再度澄清,其實自己不用過冷河,否則最近也不會繼續做這麼多工作吧。「實在太多眾說紛紜,有些報導說我因為違反合約,變成公司憤怒得要和我解約,我覺得這一點才是唯一需要澄清。沒法子,我另一份工是專業,對於合約精神,我是不可能不尊重的。」至於網上其他人的猜測、說法、意見,他坦言每個人都有一把口、一支筆,難以一一回應,當他度過了某個情緒位置後,本身寫了一大段文字,再寫一篇,退了一步,直白地感謝華納這幾年來幫他做過的音樂,以及成全他的自由度。「有時我可能會無意間提到舊公司或其他人的不是,但那件事就像箭豬一樣,以為自己是防衛,但那些尖刺都會刺傷人,這就是每個選擇演變出來要負責的部分。從來沒有最正確的選擇,只有最適合的選擇。」 我信一天會遇上極光 凡事不要說得太政治化。單單疫情,足以轉變大家對許廷鏗的感覺,從過去堅持做單棲歌手,到這一年間不斷展示各式形象,出任評判、講煮講食,甚至到網台玩狼人殺遊戲。「我要多謝疫情,令我一開始逼不得已地去轉變我做人的模式。」以往許廷鏗的「單方面」,只因他想做好歌手身分,於是將其他部分縮小。「這可能是有點心虛,因為比起其他全職做音樂的人,我始終都有第二份工。有些前輩說過,牙醫與歌手兩邊一起做,會否兩頭不到岸?我知道無論時間控制有多好,某程度上都烙印在心底中。有些日子要日間整牙,夜晚演出,每當演出未如理想,我真的覺得自己花了心神去整牙,以致演出打了折扣。每每這些動搖時候,再加上別人的一兩句,我就覺得歌手那部分不夠專業。由於我很怕這一方面被放大,所以任何界面都想顯得自己音樂部分很專業。」 疫情來襲,無論是牙醫還是歌手,都要遇上事業甚至人生的低潮期,此時他卻開始了個人第一次下廚,亦發掘了自己喜歡煮食及攝影的「新」技能。「下廚令我想起小時候畫畫的感覺,以前飯後我會躲起房間自己畫畫畫,卻不知道這其實是一種冥想,某程度上讓我漠視身邊一切,可以專注地做好那件事。」他曾經笑說,自己的煮食天分比唱歌還要高,就連朋友們都驚喜他為何懂得煮食?「我才想起以往一有時間就看美食片,有些以為是common sense的煮食概念,原來一般不懂煮食的人卻不懂,可見日子有功,儲起了一些未開發的潛能。」最有趣是,觀眾也喜歡看到許廷鏗的不同面貌,換句話說,過去多年來,牙醫限制了許廷鏗的想像力。 未懼命運就用力纏鬥 年紀漸長,年資累積,牙醫以往是個包袱,今日或是後路,最近許廷鏗想起當年《超級巨聲》導師陳奐仁的一番話。「他曾經告訴我,牙醫加歌手是最好的package,牙醫能給予很穩定的收入,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做音樂。我以前不理解,原來靠音樂賺錢是這麼困難,但十年後我再跟他聊天時,在這種平衡之間,我變得更投入音樂的部分。」牙醫與歌手之間,後者表面風光,卻可能窮得只有骨氣及苦撐。「坦白說,以謀生來說,專心整牙的話,沒那麼辛苦。」他提到近日與牙科朋友見面,看到每個人好像過著不一樣的新天地,但他沒有有很明顯的後悔。「可能從選擇參加唱歌比賽開始,早已注定有分別,走一條不太正常的路。既然做不到大眾的事情,就不如做一些大眾做不到的事情呢。」 看到如此大轉變的許廷鏗,最後還是問他拿個錦囊,讓他做一次人生教練。「人們常說stay true to be yourself(忠於做自己),現在說出來比做到容易得多,想做的話,所花費的功夫及堅持,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難。最簡單是,聆聽自己的聲音,多過別人的聲音。」他說得出這一句,皆因過去二十多年來,他太聽話,聽別人多於自己,結果忽略了不少身體呈現的跡象。「之前我未跟別人說過,雖然自己讀醫,但不知為何每次看到心酸的畫面,胸口對上的位置,總是有種乳酸堆積的痠痛,身體自然出現這個反應。很可能是以前經常滿足別人的期望,以致有些累積及堆疊,很奇怪的。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聽聽身體的signs(跡象),至少給自己一些時間跟自己聊天,可能一年跟某個朋友來一次deep talk,讓別人向你反映自己的改變,從中能夠了解自己多一點。要不是入行後我要做很多訪問,也未必有這麼大的成長。」許廷鏗的轉變告訴大家,聽聽自己的心聲,go with the flow,人生才能自由自在一點,多謝Dr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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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啟文 香港電影代言人

田啟文,人稱「田雞」,在不少人眼中,他依然是當年周星馳的身邊人,樣衰騎呢笑笑。實情是,他離開了周生至少十年,近年他是鄭中基的合作夥伴,吳孟達臨終前的「發言人」、廖啟智遺願電影的「代言人」,以及不少新導演電影的監製。很大程度,因為他是兩屆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代表業界各部門爭取權益。 從別人眼中的小人物,到今時今日香港電影的捍衛者,田雞一直認為自己不是最有能力、最理想的人選,但他自言是一個稱職的人選,負責任地做到最好。「我未必是一個走在人們前面的人,那麼就做一個幫助別人走到人前的人。」 今時今日再叫「田雞」,似乎有失尊重,問他現在仍有人稱呼他為「田雞」嗎?「當然有啦,田雞喎,怎可能沒有人叫我田雞呀?叫慣了,就繼續叫囉,難道我會因為你叫我而嬲你咩?」短短幾句,他的喜感不減當年,這個訪問就繼續用「田雞」來稱呼他吧。 Text.Nic WongInterview.金成、Nic WongPhoto.Bowy Chan 赤貧電影與合拍片 田雞近年榮升香港電影的代言人,全因他背負著「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身分,雖然月前剛卸任會長一職,交棒給影壇大亨古天樂,但古生希望他繼續出任發言人,因此田雞暫時仍未能全身而退。擔任會長多年,他認為現今香港電影不是單方面出問題,卻是整體的生態鏈,可惜很多人不太明白。「行內有些人覺得自己含辛茹苦捱了這麼久,現在搵錢很正常啦!那你繼續搵囉,我就去幫那些未入行,或者入行後未企穩的。」 當不少香港電影人北上搵食,田雞卻留守本土。到底他眼中的香港電影現況又是如何?「很窄,太單一、沒視野、沒創意、沒有新景象、沒有文化氣息。」他老實不客氣地點出問題所在,深感香港電影沒落不是突然發生,而是一步步慢慢形成。「現今電影人所思考的題材很窄,當中亦有原因,投資者不想讓電影人搞到這樣闊,加上成本都是一部分,日積月累地影響創意。」 首先是題材。「電影永遠代表一個時代的反映,譬如八十年代喜劇最多,因為大家想開心,但今日社會氣氛下,怎可能叫人嘻嘻哈哈,才形成很多社會題材片,票房收到一千萬已經很理想了。」他不諱言,上世紀走過來的電影人,真的不覺得一千萬是甚麼大事。「相比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沒有資源,沒有大投資,但每部票房都收到一千、二千萬,原因在哪?為何以前做到,今日這麼難?」今時今日,每件作品放在市場,隨即與泰國、台灣、韓國、內地等地競爭。「結果,現今香港只得兩種電影,一是蚊型、赤貧,拍給香港人看;一是合拍片,照顧內地市場,卻沒有中間位,原因又是怎麼?」 貧窮限制了想像力?田雞絕不認同。「首先,你要拋個題材出來,為何需要這麼多錢來拍?沒錢真的不能拍片?例如日本幾年前的《屍殺片場》,沒有卡士,沒有投資,只是創意和二十萬港元成本,卻賺了大錢,所以不要將不夠錢變成理所當然的藉口。」的確,有些片種如動作片及特技片需要大製作,但拍完又不一定賺錢,而且香港人拍特技片從來沒有優勢。「很多時候根本不關乎金錢,而是水平未及別人。結果,沒甚麼題材片種可拍,正好說明為何我們要拍赤貧電影了!」 另類演員較主流多 其次,是人才。「香港沒有競爭力,沒有人才,演員數得出多少?現在韓國、泰國、台灣都有生力軍,香港這方面特別失色。」近年新演員看似人才輩出,蠢蠢欲動,不是嗎?「每年演藝學院有不少人出來,但不知為何很難融入香港電影空間,近年有少部分出現,好像朱栢康那一類,不算很多,但他們全都是另類演員、特色演員,並非獨當一面的主流演員。直到現在,具叫座力的演員,全都是由TVB出來,如周星馳、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郭富城等。」田雞直言,以往電視台是香港電影明星的搖籃,但自從電視台不願意讓藝員外出拍電影,就無以為繼。「電視台覺得放了演員出去,他們就不會回來拍劇,結果不願意放手,造成萎縮,是市場的固步自封。又,以前歌手會跨界別拍電影,現在又沒有了。」 田雞認為,香港電影不可能走回以前的方向及成績,反而應該思考如何找出舊路中的突破位。人才需要時間培訓,但至少讓他們入行,於是他早於七年前向政府提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讓學生及行內人真正有機會拍長片。「這些都是有成績看到的,近年出了很多新導演,例如《點五步》、《淪落人》、《金都》、《一念無明》;公開組亦有《藍天白雲》、《G殺》,即將上映有《遺愛》等。」 赤貧電影尚待磨練,香港人仍然需要看多一會兒合拍片。不過,就算是合拍片,也不是香港導演想拍,內地就無任歡迎。「暫時內地看中香港導演,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夠將主旋律商業化。最成功是徐克,拍出《智取威虎山》,這一刻內地導演做不到,他們的文化及概念是,主旋律就一定是主到底,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那麼叫他們怎樣商業化?香港導演沒有這個包袱,近年陳可辛拍《奪冠》,劉偉強拍《中國機長》,他監製的又有《烈火英雄》,都是主旋律商業化的模式。」 一切都關周星馳事 當然要北上拍電影,雙方需要高度信任。眾所周知,田雞站在周星馳身邊多年,能夠得到周星馳的信任,絕對是一個比起其他人厲害的本領。田雞不諱言,他在周星馳身邊多年,向來有頗大的思考。「當初他提出與我一起建立公司,我先考慮自己的能力能否應付;第二個考慮是,過程中會否令他聲譽受損,因為我的言行舉止容易成為很多人針對他的界入點,例如有人可能會寫『周星馳得力助手田雞在街上吐口水』,明明是田雞吐口水,為何又關周星馳事呢?自此,我的所有東西要入他數,形成一種自我壓力;第三個考慮是,我怎樣幫到他?」 「直到某個時候,我覺得能夠幫到的都幫了,他需要層次更高的人幫忙,我便安排自己慢慢放手,由其他人接手,直到全部安排好,減低任何我離開對他的傷害。由於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只要我一走,報導一定這樣寫:『周星馳眾叛親離,連最親密的左右手田雞都離開,這個人很難服侍……』其實我走的時候,又要考慮自己做些甚麼,又是做同樣東西的話,人們又寫『田雞另起爐灶』,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些周星馳沒做過的事,結果我去了一間唱片公司。」 田雞說,他不希望因為自己一個閃失,帶給周星馳任何傷害。如今仍有很多人將他看成周星馳的發言人,他也老實回答:「以前我幫他打工,他出糧給我,才幫他說話,但我經已離開他的公司十多年,至今我只能說句公道說話,就是這麼多。」甚至乎,有人覺得他在周星馳身邊多年,肯定食好住好,呼風喚雨,但他從來沒有。「每個人都要未雨綢繆。我慶幸自己有危機感,從未意氣風發,試想想當時在周星馳身邊,怎會想到有甚麼危機,除非你做錯事啦!偏偏我一直有危機感,經常思考他日周星馳不做、退休或者炒我魷魚,這些可能性都存在的,所以我會思考,不要等到自己沒競爭力才離開,擔心以後沒人請,又會丟他架,別人又寫『田雞沒有周星馳就冇嘢撈喇』,這些東西對他是傷害,對我是打擊,所以一直下來,是一個特別多顧慮的人。」 最想做導演 田雞幫助星爺的顧慮特別多,但幫助其他人呢,他卻沒有太多掙扎,所以近年積極扶助新導演。「我之前是會長,不想只提出問題而不提答案,目前處於過渡期,最好方式就是身體力行,給新人一個機會,所以我會幫他們做監製,看看能否幫他們說服到投資者、找演員、控制成本等等。當然,先要看看有緣與否,劇本是否像樣,前提是我要喜歡那個劇本。」他直言,做新導演的電影監製,往往慘過自己拍,但依然願意,好像現正上映的《不日成婚》,正正是他擔任監製的。 一直以來無間演出,近年田雞經常擔任監製,只曾在九十年代做過兩次導演,莫非他不想做導演?原來一切是經過他的精密計算。「坦白說,我最享受的兩個崗位,就是做演員及導演。其實我根本不想做監製,但當我要做導演的話,需要付出的時間心力更多,起碼要停一年,全力埋首劇本,想好怎樣拍攝、與演員溝通等等。這樣的話,我一年只能拍一部,但對於行業來說,我做監製卻可以一年做四五六部,變相做監製多過導演。」 觀眾眼中的田雞,總是停留於他是周星馳的副手,屬於小人物的角色。意想不到的是,他一步步登上整個電影行業代表,扶助新導演的重要人物。「坦白說,我不是高調的人,真的不喜歡說那麼多話。其實我很抗拒做『阿公嘢』,我覺得很多人叻過我,比我更有能力,但陰差陽錯下⋯⋯我到今天依然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最理想的人選,卻是一個稱職的人選。』我會負責任,赴湯蹈火的,而這一切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行業。」 周星馳凍到抽筋 田雞重提當年入行,父親以五大原因反對,包括沒後台人脈、樣衰、沒錢、沒演戲經驗、矮小。「最難克服的,一定是經濟問題,其他東西我改變不到,樣衰的話最多再投胎,但要等待下一世,不如做好這一世。」最大問題是,他是大哥,有四個弟妹要養,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他寧願辛苦一點,變相自己失去了少年期。「我的生存是,如何令家中生活安穩健康一點,父母不要再為金錢而吵架,所以我完全沒考慮他那五大反對原因,既然先天如此,我只有兩個選擇,就是要接受,以及克服,所以我便克服它,後來頓悟了,我未必是一個走在人們前面的人,如果我幫到別人走到人前,證明我這塊爛電池還是有用的。」 訪問期間,田雞不斷自嘲為爛電池、樣衰,他卻自得其樂。「我不是阿Q精神,不一定要榮耀在我身上,反而我想要自由,想要舒服,想要無拘無束,想做乜就做乜,我不想被繁文褥節去框住,也不想埋怨自己條命,沒甚麼好埋怨嗎? 譬如很多人說,周星馳住山頂,我衰極都住山腰啦,但為何我一定要去比較?開心就好了。」對於錢財,他覺得萬般帶不走,所以思想相對豁達。「沒錯,周星馳的確住在山頂,但他可能凍到抽筋,我在樓下不知幾舒服,自由自在,篤魚蛋,沒人罵我。現在甩了他,沒人寫『周星馳左右手田雞』,那種如釋重負,沒有那種壓力了。」 人生六十,好友離去 不經不覺,田雞在下月即將踏入60歲,他自言好似眨了眼的事情。「我真的不覺得自己是60歲,覺得自己仍是個細路,很有童真。有時想到,60歲還在做?我們拍戲的人很貪心,不想做但想有錢,有錢後又想威,想威之餘又想多女,甚麼都想,那不如拍出來啦,讓更多人有這些夢想,讓別人努力追夢。」電影是一場夢,人生亦然。就在田雞踏入60大壽之前,好友吳孟達、廖啟智約在一個月內離世,接二連三。「最接受不到是,差不多時間知道他們先後出事,當然是很沉重的打擊,卻又看到他們兩位的正能量。他們知道是晚期,卻沒覺得很大件事。」田雞記得近年好友及堂妹亦相繼因癌症而離世,當時他們得知自己患癌後難以接受,病情亦急轉直下。「近年親友陸續這樣離開,當我一知道兩位老友又是這樣,同時間要幫他們保守秘密,不想讓公眾知道,就有一種無助感,可以做甚麼呢?即使平日我修煉到很冷靜,明白天要跌下來,人總要死,但接二連三地發生……」  更忐忑是,田雞得到好友及其親人的信任,在公在私地當起「發言人」交代狀況及後事。「就像達哥離開當日,我根本不想去醫院,不想看著老友離開。當日我去到醫院,只想闢謠,我當然希望由他的家人交代,但他們不想,我更不希望媒體亂寫,我明白這是工作,大家無法交差就會亂講,最後我得到達哥家人的允許,變相整件事就成了發言人。在公,為行業應該要幫手;在私,為了這位良師益友。」 接著另一好友廖啟智的離開,由於智叔的後事有教會幫忙,並由他的兩位兒子主理,所以田雞沒有說得太多。「我只是提到智叔遺願是拍好部戲,僅僅如此。」他表示,《翻兜人生》獲電影發展基金贊助,政府有機會認為這是廖啟智的電影,換了其他人執導可能就不會資助。「所以,目前仍是等待投資者,我卻希望穩定軍心,我拍了心口一定會搞,而且會搞好,希望給有緣人、有能力的人執導,優先考慮智叔曾經提過的人,可能是他的學生,甚或是浸會同學或出來的導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影夢。談了好一陣子,田雞提過他想再執導演筒,但他更希望在演出上再作突破。「過去個人的演出當中,最重要當然是《少林足球》,這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幸好出來的效果最得到市場及觀眾認可,而電影中也建立了一種兄弟情。如果將時間推回我的出道期,我最滿意的當然是第一部電影《忌廉溝鮮奶》,當年是個剛入行的小子,很熱愛電影,很投入演出,結果演到今日。」 也許,田雞的搞笑形象,早已令人遺忘了他入行初期,其實是拍苦情戲的悲劇人物為主。「現在我的形象不同,好像變成另一個人,滿頭白髮去了另一個層次,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戲種呢?如果別人不給我機會,我就自己寫自己做吧,希望讓別人看到田雞不只是搞笑。」像《叔.叔》那種去無存菁,他又很大反應地說:「似乎又難搞,不容易的。我都比較傳統,喜歡女人多一點囉。」他連忙解釋,自己有著「前會長」的身分,擔心外界會對他指指點點,多少有些約束吧。始終,周星馳、前會長、樣衰、搞笑、小人物等等等等,這些詞語也是跟足田雞一世的。] 後記:原來我值一萬蚊? 身為家中大哥,當年田雞不理父親反對而入行,足足五年才獲得父親的信任,但他一直記掛著對方經常無理棒打自己,卻道出一件含淚往事。「爸爸告訴我,我一出世時很像外國人,非常得意,當時有個外國人很喜歡我,出價一萬元買我走,而爸爸當時月薪只是三百元,卻狠狠拒絕。」田雞聽後大為驚訝,反問他為何不賣?「如果爸爸收了一萬元,全家人的生活好轉,而我去了外國,命運可能好一點,當然也有機會被虐待或斬了手手腳腳啦。」田雞爸爸說,當時只有他一個兒子,不知道後來還有這麼多個子女,又怎麼捨得賣走他呢?「我說當時如果他賣了我,以我這麼孝順的個性,一定會回來尋根,或者發達後照顧他,但當然這一切都是得啖笑啦!」田雞說故事,悲情得來又好聽好笑,一直以來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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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晴、梁嘉賢 讓視障人士看見電影

看電影,是你我日常娛樂活動,也是很多視障人士多年來的心願。香港盲人輔導會從2009年開始,第一次提供口述影像服務,近年來更殺入本地戲院,讓視障人士與健視者在新戲上映的時候,一同進入戲院欣賞。超過十年經驗的口述影像錄音員彭晴及的梁嘉賢(同時兼任撰稿員)表示,他們就像電影中的導遊,全程以聲音取代「旗仔」,帶領視障人士在電影中遊走。 Text.Nic WongPhoto.Bowy Chan 會方電影作口述影像服務發展如何? 梁:盲人輔導會從2009年開始提供口述影像服務, 至今為超過230部電影提供口述影像服務,舉辦過320場電影欣賞會。以前只舉辦小型放映會或者在戲院包場,即場播放及講述電影給視障人士,後來發展至錄製DVD,到近年得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能夠預錄口述影像到戲院,新戲第一日上映時,例如《麥路人》、《狂舞派3》、《一秒拳王》及《總是有愛在隔離》,讓視障人士一樣可以「看電影」。 為一部電影作口述服務,撰稿員準備過程是怎樣的? 梁:配合新戲上映的話,通常我們先找電影公司,看看他們在未出街前能否給我們影片,預留至少3個星期寫稿,其後還要審稿、錄音、混音等,約有6至8個星期。 撰稿要花上多少時間?當中有何難度? 梁:通常要幾十個小時,看十次電影,因為只能在對白與對白之間寫稿,有時長一點有30秒,有時短得只有一兩秒,到底取捨講述表情、動作,還是環境?每一段都要playback重複多看幾遍,又要不斷練習讀出來,當中修改很多次。究竟一個人的表情,如何形容才更貼切? 拿到撰稿員的稿件,錄音員又需做些甚麼準備? 彭:我通常在錄音前都會看四、五次電影來準備及試讀。雖然有稿在手,但有些難讀的字眼,或者有時場景形容得不太準確,我都會與寫稿的人交流一下雙方看法,有時到了錄音室,依然在改變中。 與日常錄音及廣播,錄製口述電影時特別注意哪方面? 彭:現在口述影像專業規範化,以前主觀性強一點,可能有多點感情,但現在口述影像會留意客觀一點,語調平實一點,讓接收者自行感受電影講述甚麼。 電影本身有畫面、空白及幻想空間,口述影像如何平衡講述劇情及空白? 梁:例如我寫過《一念無明》的口述稿,其中有幕是一灘血水慢慢流進去水位,時間較長,我會選擇用平淡一點的語調,也不會佔據所有空白時間,始終電影都有背景音樂,慢慢鋪排氣氛去讓觀眾感受,靜止亦能感到那份悲慘及不開心感覺。 彭:空白位很重要,我們有時不會填補所有空白時間。有時候這個鏡頭有很多空間,但後面劇情未必有太多,所以都會調前調後,拉上補下,用剛才的兩秒去講述後面會發生的畫面。 最深刻是哪部電影? 彭:最記得是《帝女花》。本來我沒有接觸粵劇,那次錄製時間較趕,事前看了三次,幸好當時遇上謝月美(May姐),她熟悉粵劇,經她講解不同段落想交代甚麼後,我就能夠較易掌握情緒。 梁:最難忘是《五個小孩的校長》,看了好幾次都是眼濕濕,但口述時候,不能令自己太投入,否則講到眼濕濕,聲音會改變,要控制得好。 怎樣看口述影像的現在與未來? 梁:疫情前共有六間戲院提供口述影像設施,疫情後只餘三間,分別是沙田Movie Town、九龍灣Metroplex、尖沙咀K11 Art House,讓視障人士戴上接收器,一方面聽到戲院提供的電影原聲及對白,另方面聽到口述影像。期望未來如我們的口號一樣:「隨時隨地,口述影像」,希望每個地區戲院、每部電影都有口述影像服務,不限於某幾部電影,某幾間戲院。 彭:曾經有視障人士跟我說過,幾十年來沒看過電影。我們只不過講述畫面,但對他們來說,卻是重拾幾十年放下了的電影樂趣。希望日後更多方面能夠發展口述影像,從娛樂及公共服務開始,慢慢改善得到。 盲人輔導會將提供「專業電影口述影像培訓計劃」三個階段的課程,為期9個月。計劃即日起至6月13日報名,7月開始授課,詳情稍後可留意該會網頁及Facebook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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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黃加頌 Benjamin Ryser 回家路上 聽城市之聲

人總是容易忽略那些顯得過於理所當然的存在,像是家人,相處多年的伴侶,還有走回家的那條路。近年主要在香港、台灣、瑞士三地遊走的藝術家黃加頌 (Dorothy)跟Benjamin Ryser,以後殖民、歸屬感、身份錯置和距離體驗作研究議題。這次回港完成計劃「太陽下山後,可以帶我走一次你回家的路嗎」,找來不同朋友分享記憶中某段回家的路,以六本共有七個章節的聲音影像圖書形式將故事重現。 text.Jay Chow    photo.Bowy Chan、受訪者提供special thanks.計劃的故事和聲音來自Mandy Lau、劉世榮、Charlotte Lee、鄧穎姸、蔡運華、Stewie Wong、李穎蕾 作品的概念是如何成形的?Dorothy:我們2017年開始在不同的地方做藝術駐留計劃,譬如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族居住的山上,或是在瑞士的難民學校和阿爾卑斯山地區,主題都是關於社區和當地生活的人。在台灣的時候,人們會講很多關於祖先和祖靈的問題,日治時期和國民黨時期將太魯閣族從山上帶到山下,讓他們時常會問:「我的家在哪裡?」;去到歐洲,我們在不同社區做一些關於難民和移民的議題,他們同樣會問:「其實我的家在哪裡呢,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到,要怎樣面對這座城市和將來的生活?」2019年後我經常不在香港,發現自己錯過了許多共同記憶,於是申請了大館的駐留計劃,訪問不同的人怎樣回家,就是我記錄和陪伴這座城市的方式。 為甚麼會想到用聲音影像圖書的方式去呈現?Dorothy:我們都覺得作品不應該只留在藝術館,而是應該在社區裡面。進行這個計劃時,我問自己,其實我對「家」是怎麼想的?小時候父母會給我一些叫做 cassette book的故事書,還有一盒 cassette帶,放到機中就會將整個故事讀給你聽,於是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去呈現計劃的作品。 Benjamin 剛開始有想過將海報貼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後來因為經費問題而放棄,所以也花了一點時間去找到最後採用的這個形式。 請介紹一下這套書的使用方法。Dorothy:全套共有七章,分別記錄了七個不同地方的故事。書中的指示和聲音將引導你在各處進行不一樣探索,一些會是重遊指定的地點,有些則發生在你的回憶和想像之中。其中一個故事是關於某個已經不存在的家,透過小時候回家的路和路上每盞街燈,回憶那個消失了的地方。 這個計劃最困難的部份是甚麼?Benjamin: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最難的是怎麼讓人和聲音同步,還有在指示清晰的同時營造和保持故事氛圍,聽上去才不會顯得太死板,需要像是走在夢裡面的感覺,我們因此來來回回地在每條路線上反覆確認和調整細節。 Dorothy:印刷的時候遇上很多技術問題,而且時間緊迫。每一頁都要配合聲音的節奏,還要計算每個章節要花多少時間完成,字的排版、書和內頁的呎吋等很多需要考慮的東西。 移民潮下,這個作品有沒有為你們帶來更多想法? Benjamin:作為一個外來者,我沒辦法去評論太多,但我的確留意到近年人們的一些情緒轉變。而這個作品當初也不是因為這個趨勢而開始製作的,我們只是想去講述一些最簡單平凡的日常故事。 Dorothy:我覺得這個作品凝聚了現在的人對這個地方的看法。有時我去到不同國家的港式餐廳,一進去就會知道他是在哪個年代離開的,因為整個氣氛就是停留在他離開香港的那一刻。我從小已經習慣身邊很多親戚和朋友移民,或許我們的本質就是像這樣來來去去,離開又回來。這幾年開始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想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當你問這些不停移動的人「家是甚麼?」,可能他們都會覺得,每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的歸屬感。對於這些香港人來說,其實本質就是流動,而其實離開亦不代表甚麼,像我有個朋友移民後一年回來三次,可能比有些同在香港的人見得還多。所以這個作品,就是我和故事中的各人對 2019 至 2020 香港的凝視。 這本書嘗試去尋找和形塑居住在這座城市各人對於家的想像與關係,那怎樣才算是一個能夠讓人安身寄居的理想社區? Benjamin:對我來說,最理想的城市就是一個我不熟悉的地方,當沒有一個既定的位置和責任的時候,就能發掘自己更多的面向。 Dorothy:最基本地說就是一個公平的地方,無論是生活、經濟還是社會流動方面,但我很怕那些烏托邦的說法,像是一些過於單純的願景和理想化的城市,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有朋友跟我說香港是一個成年人的迪士尼樂園,或許不大適合小朋友居住,但如果你是一個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就會比較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城市,像我在某段時間是喜歡在夜裡工作然後晚起的人,可能巴塞隆拿就很適合那個時期的我,因為那邊所有餐廳都是下午2 點才開門的。 你們覺得這兩年香港人對「家」的解讀有沒有改變?Benjamin:有時朋友也會問我,有沒有覺得香港已經變成第二個家?我覺得是的。在這裡生活了一段日子,漸漸對這座城市熟悉,尤其這次的作品讓我有機會走訪不同地區,和這個地方產生更多聯繫。這兩年大家幾乎都沒辦法旅遊,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個很好的機會帶你去一些平常不會去的地方,從而體驗不一樣的事物。 Dorothy:這幾年很多人會談論走或留的問題,放遠一點來看,我首先問的會是:「你的家人是從哪裡來的?」像我的家人就不是一直在香港生活,婆婆是嫁來香港的印尼華僑,在她的回憶裡面其實沒有自己是香港人這個意識,她來到這個地方只是因為婚姻。可能剛好我是生於一個不用移動的時代,就覺得這是我的家,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從一開始就是要移動的人,沒有一個屬於自己地方,由始至終都沒有。 聆聽以下的城市之聲: 馬鞍山 / 回家路上經過任何一間惠康超市 /  彩虹往西貢方向的小巴 / 海邊 / 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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