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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IE WALKER 珍貴的禮物—認真態度的傳承

Like Father like Son,兒子或許遺傳到父親的輪廓、或身高、或笑容,而在日子漸過之後,那些肉眼以外的特質也會一一浮面,例如做人處事的認真態度。Draft Land的Beverage Development Manager Alexander Ko和父親Thomas,在父親節前夕一同聚起來,喝點酒,翻找過去的種種趣味,而這些回憶也想必會愈釀愈醇。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assisted by Yu Sai Yeungmakeup.Tammy Au Makeupvenue.Draft Landspecial thanks.詩 從工程界跨進酒吧雖然是身處管理級的位置,但關於酒吧的大小事務,由辦公室的工作到工廠的開發,甚至是酒吧內的清潔,Alexander都懂得做。「如果一個領導者根本不會落手處理,甚至是不懂處理,其實完全沒有跟隨他的理由。其中一句我爸說的話,是你不需成為每件事的專家,但你對各部分都需要有足夠的認知,以至沒人能欺騙你。」如此全面的經理,想必是餐飲業的專科出身,誰知唸的卻是工程系。 十一歲左右家人就把他送到蘇格蘭的寄宿學校,後來到美國讀大學,再回港進修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父親Thomas一心是希望兒子畢業後,就能接手家裡的出入口生意。在香港讀書期間,Alexander面對的是沒朋友又不懂廣東話的悶局,於是在數次獨個兒到酒吧消遣後,決定找份和調酒相關的兼職工作。兩年後,他就在國際性的調酒比賽中擠身八強。「那刻絕對是轉捩點,原來調酒不單是純粹好玩的事,而是我可以視之為專業的發展。」知悉兒子的目光清晰專注,儘管心裡不完全情願,仔大仔世界,Thomas也只可放手祝福。 每杯酒都值得紀念說到喝酒的喜好,父子的口味卻是不盡相同。相對各種酒類都喜歡的Alexander,父親獨愛紅酒,如果是雞尾酒,絕大部分時間只會點Pina colada。兒子仍然記得不少關於酒,也關於父親的時刻。小時去泰國旅行,父親點的不是Mai Tai,便是Pina colada。沒有酒的概念,他只記得那片掛在杯口的菠蘿,還有那小紙傘份外好看。「如果你想喝,我現在就可以給你調,你連泰國都不用去了。」 假設要為父親設計一杯雞尾酒,Pina colada就是不二之選,而Thomas立馬補了一句:「剛才你給我那杯也很不錯。」所說的,就是他用上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為DIAGEO WORLD CLASS 2021世界頂尖調酒大賽所設計的參賽作品。那天的比賽,Thomas首次當了觀眾。他也分享兒子首次參加調酒比賽時,官方把參賽者的照片都放在宣傳海報中,他那時留了一張,現在還張貼在辦公室裡。這樣的兒子,他覺得帥極了。 未來的日子還多著Draft Land開店兩年,而上一份工作同樣負責營運剛開業的酒吧,最近這四年Alexander忙得不可開交,連Thomas都忍不住笑著投訴兩句:「我約他也挺辛苦的,他常沒空,無論喝一杯或吃個飯都很難。我年輕時也很忙,他現在愈來愈像我。」無奈的,身在餐飲業,和常人的日程是倒轉的,當正常人想外出消遣時,就是他最忙的日子。幸好,現在在辦公室工作多了,周末也可抽空,把時間和重心放回家裡。父子近來最投入的活動,是買了輛單車,在周末前往大埔,教Alexander三歲的女兒Talia踩單車。 Thomas形容,父子的關係就像朋友,不但開通,也從沒大聲向他呼喝。兒子從小就是個淘氣鬼,幾乎不受控制,無論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還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樂園,他都迷過路。曾經頑皮得像街童,又被人寵壞的少爺仔,在經過寄宿學校的訓練後,不但成了獨立的紳士,現在在餐飲業也找到立足之處。 要把父親教的一套傳到下一代嗎?對當了父親的Alexander來說,又似乎不是複製和貼上的手板眼見功夫:「他年輕時為了滿足我所想,一直非常努力工作,我在父親身上學到的是態度和價值觀:哪件事最重要、哪方面需要加倍關心,和別人洽談時人家想達成怎樣的成果,種種都是極難學會的。」學習是一回事,實行是一回事,自己當了父親,他又發覺不是想孩子怎樣做,她就會隨指示前進,說不定會用最短時間往相反方向奔跑。但與其想太多,不如珍惜當下:「現在孩子漸漸長大,可以參與的事多了。在踩單車以外,我期待和父親能一起體驗更多獨特而珍貴的時刻。」 Johnnie Walker的傳承故事John Walker之子Alexander,在1867年創造了卓越群倫的Old Highland Whisky調和式威士忌。這位調酒大師結合蘇格蘭各地威士忌的最佳風味,打造無比珍稀的佳釀。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承襲Old Highland Whisky的經典風味,展現由父子傳承而來的非凡威士忌工藝。 Johnnie Walker Blue Label從少數蘇格蘭最出色珍稀的威士忌精選調配而成,一萬桶酒藏中,只有一桶能呈現Blue Label的卓越招牌風味,獨特味道與品質堪稱萬中選一。 有些說話,或許都不曾跟父親開口,例如「愛你」和「Worl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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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駿碩、柯煒林 他們與家的距離

《濁水漂流》預告片一出,每句對白擲地有聲。面對極權殘酷而無情,香港人憤慨而無力,更何況勢孤力薄的街頭露宿一群。導演李駿碩無意深究露宿者流落街頭的原因,也沒有作出譴責或同情,與片中演員柯煒林,一同在詩意之下訴說當下香港的露宿狀態。 Text.Nic WongPhoto.Bowy ChanHair.Oscar Ngan @ ii ALCHEMY hair(Will Or)Makeup.Kineks Ho @ Ling Chan Makeup(Will Or) 李駿碩上回拍過《翠絲》,今回再度挑戰「小眾」題材,關注深水埗露宿者的故事,靈感取材自2012年深水埗通州街玉器市場旁邊的清場事件,露宿者家當盡失,社工協助眾人打官司申請索償,並要求政府道歉。當時導演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學生記者,他牢牢印記當時的情節,其後學有所成並成為導演後,2017、18年開始寫成劇本,電影《濁水漂流》在下月上映。 在他眼中,露宿者在每座城市的生活有自給自足的各式生態,就算香港每個區域也不一樣,但露宿者的共同天敵,是溫度。「我到世界各地遇過不少露宿者,巴黎的住在地鐵站,因為有暖氣;紐約的群居於廢棄鐵路的地底;美國西岸及三藩市等天氣和暖一點,有點像香港一樣,露宿者都住在大街大巷。」更相似是,香港與某些地方一樣,同樣有海洛英的出現。「很多關注露宿者的人極力避開毒品議題,但我聚焦於關注制度的不公義,如果不提及毒品,卻是對真實的背叛。」 事隔相約十年,香港各種問題陸續浮現,但李駿碩覺得露宿者的生活沒有很大變化。「被驅趕的情況與當年相似,源於政策上沒有改變。去年通州街公園有露宿者遇襲及被砸爛家當,最後更被發現在小欖囚室自殺身亡,事情都是一樣。」反而,他認為普遍香港人對社會的認知,近年來有所改變。「以前一位露宿者離世,我們相對冷漠,但經歷過不同事件後,深感社會公權力不應對待露宿者,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想法有點不同。」 將這個嚴肅議題放入電影之中,李駿碩找來強勁卡士,吳鎮宇、謝君豪、李麗珍、朱栢康等人演出,還有柯煒林,扮演新一代的露宿者。柯煒林提到,未拍《濁水漂流》之前,他對露宿者的最大印象,與公園那些長櫈有關。「我記得小時候沒有那些扶手的,長大後不明白為何都增設扶手,後來看過一篇報道,才知道原來是用來阻止露宿者睡覺,我便覺得香港是個欠缺人情味的城市。」 電影中,柯煒林飾演新一代露宿者「木仔」,他與一眾中年露宿者不同,他幾乎不說話,只會吹口琴,捉象棋,以及喜歡噴香水。導演說,起初他寫木仔的角色沒有太多戲份。「我想寫一個與一般人對露宿者形象反差極大的角色,同時設定他在那群露宿者當中,是沒有違和感。其實每個社群都有這種人,後來他的出現更變成了一個『詩意』的象徵,給電影一份強烈的感覺。」 戲份甚重,對於一名演戲經驗不算很多的年輕演員來說,柯煒林卻演得很投入。「由我拍《點五步》入行到現在,木仔可說是我最快拿捏到感覺去演繹的一個角色。可能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慣常會將一些想法放在角色當中,而木仔與我的性格有點相近,相對上有很多東西可以放進去,加上與導演交談後,前期做得好,現場愈拍愈從容。」身在拍攝現場,他試過坐在電箱坐上兩三小時,也會在現場閒逛。「平日我在社群裡會遭受白眼,直到有一日,我穿著戲服在深水埗閒逛,那次真的沒人覺得有異樣,證明我已成功融入社區了。」至於電影中有不少大膽情節,例如剃頭,只穿內褲,拍攝獻出初夜的場面,柯煒林笑說:「很小事啦,當年拍《回憶備份》試過露股,只要情節合理,我就可以演,反而擔心自己演得不好。」 說到底,《濁水漂流》想表達一份制度的不公義,無論露宿者還是你我,大抵身同感受,我們的家不成家。李駿碩說「家」的定義與血緣無關。「我認為家是一個處於自在狀態的地方,片中吳鎮宇飾演的輝哥,在街上是自在的狀態,心底希望街友與他一起住下去,一起互相倚靠生活的就是家人。」柯煒林就覺得家很簡單,就是放工後想回到的那個地方,它本來是名詞,卻是一個比喻。「由於疫情或其他原因,現今大環境令我們很不自在,不能夠自在地相處,就連與自己好好相處,我也不太能夠,能夠保持自在的狀態,在這個年代,已是值得慶賀的事情了。」只要活在香港,露宿與否,吸毒與否,總有些人,總有些事,往往與小市民對立。■ 《濁水漂流》上映日期: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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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廷鏗 Go with the Flow

「經過了19、20年,才衍生到2021年的許廷鏗。」 從小循規蹈矩的許廷鏗,近年轉變相當明顯,繼早前告別智慧齒後,事業穩步上揚之際,今年也告別了舊公司華納。坊間反應不一,謠言眾說紛紜,變化轉向相當急速。以往他一定是滿有計劃,如今他卻說得出「go with flow」這個字眼,可見他信心滿滿,來迎接大時代的轉變。 過去兩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也是香港人沒法逃避的日子。再多的計劃,也變得枉然,許醫生今日現身說法,教教大家打開自己內心世界,聆聽一下自己的心聲及身體跡象,以悠然自在的態度,重新出發人生路。 Text.Nic WongPhoto.Ken LeungStyling.Calvin WongHair.Derek Li@XenterMakeup.Khaki YanWatches.ZenithWardrobe.Valentino、Berluti、Bottega Veneta、FendiLocation.TUVE Hotel 停半分鐘聽一闋歌 離開華納後的許廷鏗,看來反而更忙,出席不少廣告活動,在頒獎禮等大小場合看見他,就連這次訪問許廷鏗,也花了不少時間才抽出當日訪問拍攝,對於一個現正處於休息期的歌手而言,有點意想不到。確實,過去他已多番強調,這是一個「冇得抖」的行業。「『休息期』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很有趣,我沒有特別對外間說過,但眾說紛紜。我還是這樣說,這一行無法休息,就算所謂休息,但對於藝人或任何人都好,只是在不同層面下進行一些嚴峻的修煉,所以現在是一段重整的時間。可能是經過19、20年的一個結果,可能是開竅,可能是重新調整,這些都是很個人的。」他坦言,以前客戶選用許廷鏗,可能是人氣、樣子、形象,甚至是「歌手牙醫」的身分,但現在找他去合作,更多是認同他在網上所發表的理念,所以他絕不會看成為「休息期」。 休息期又好,重整期也好,未來路還是要走下去。大家總會猜測,為何許廷鏗好好的登上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後,事業穩步上揚之際,他卻決定離開大公司華納,以他口中的「小店」方式,再度出發?「經過了19、20年,才衍生到21年的許廷鏗,這個轉向的確很急速很快,但我相信大家也同樣經歷相似的事。就在轉變期間,還需要一些很實在的計劃?又,真的能夠有很實在的計劃?現在好玩的地方是,實在太多不同的可能性,某程度上我很少讓自己go with the flow。」 「譬如有甚麼事情湧過來,我才去反應,能夠容許自己隨著事情來反應,多少是對自己有多點信心。以前很想控制自己每一個行徑及步伐,說穿了我仍然做牙科,正正是我控制得到,只不過想深一層,本來以為很穩健的工作,疫情面前都可以變成非常不穩定,甚至等候發落的狀態,世上沒有一件事是絕對永恆地穩健的,所以我在一個最需要有計劃的人生上,卻變得沒有計劃了。」 \ 你所給我其實未問過我 許廷鏗不諱言,自己的性格是個很聽話,很需要穩定,很知道前面怎樣走的一個人。「我曾經閃過一些想法,當我得到一些具認可性的獎項、到達一個位置後,是否可以休息一下?就算不在那個位置停下來,只是維持多一會呢?想深一層,其實不可能的。」他未有正面回應何時決定與華納「分手」,但他表明一開始已知道今年完約,雙方在某個層面亦有共識會選擇分開。「對雙方而言,這是一個很理性、文明及中立的選擇。當然,不少人覺得我上年有好成績,卻突然有這個轉向,肯定有很多推測,但這個轉向對我的事業長期而言,絕對有需要,否則我只會靜下來。甚至,很多之前所想到的計劃,現在也沒想到比我原本所想的跳躍更多,原來人就是這樣,逼到埋身的話,才發現之前所想的不夠多、不夠大。」 還不夠令人相信?許廷鏗再度澄清,其實自己不用過冷河,否則最近也不會繼續做這麼多工作吧。「實在太多眾說紛紜,有些報導說我因為違反合約,變成公司憤怒得要和我解約,我覺得這一點才是唯一需要澄清。沒法子,我另一份工是專業,對於合約精神,我是不可能不尊重的。」至於網上其他人的猜測、說法、意見,他坦言每個人都有一把口、一支筆,難以一一回應,當他度過了某個情緒位置後,本身寫了一大段文字,再寫一篇,退了一步,直白地感謝華納這幾年來幫他做過的音樂,以及成全他的自由度。「有時我可能會無意間提到舊公司或其他人的不是,但那件事就像箭豬一樣,以為自己是防衛,但那些尖刺都會刺傷人,這就是每個選擇演變出來要負責的部分。從來沒有最正確的選擇,只有最適合的選擇。」 我信一天會遇上極光 凡事不要說得太政治化。單單疫情,足以轉變大家對許廷鏗的感覺,從過去堅持做單棲歌手,到這一年間不斷展示各式形象,出任評判、講煮講食,甚至到網台玩狼人殺遊戲。「我要多謝疫情,令我一開始逼不得已地去轉變我做人的模式。」以往許廷鏗的「單方面」,只因他想做好歌手身分,於是將其他部分縮小。「這可能是有點心虛,因為比起其他全職做音樂的人,我始終都有第二份工。有些前輩說過,牙醫與歌手兩邊一起做,會否兩頭不到岸?我知道無論時間控制有多好,某程度上都烙印在心底中。有些日子要日間整牙,夜晚演出,每當演出未如理想,我真的覺得自己花了心神去整牙,以致演出打了折扣。每每這些動搖時候,再加上別人的一兩句,我就覺得歌手那部分不夠專業。由於我很怕這一方面被放大,所以任何界面都想顯得自己音樂部分很專業。」 疫情來襲,無論是牙醫還是歌手,都要遇上事業甚至人生的低潮期,此時他卻開始了個人第一次下廚,亦發掘了自己喜歡煮食及攝影的「新」技能。「下廚令我想起小時候畫畫的感覺,以前飯後我會躲起房間自己畫畫畫,卻不知道這其實是一種冥想,某程度上讓我漠視身邊一切,可以專注地做好那件事。」他曾經笑說,自己的煮食天分比唱歌還要高,就連朋友們都驚喜他為何懂得煮食?「我才想起以往一有時間就看美食片,有些以為是common sense的煮食概念,原來一般不懂煮食的人卻不懂,可見日子有功,儲起了一些未開發的潛能。」最有趣是,觀眾也喜歡看到許廷鏗的不同面貌,換句話說,過去多年來,牙醫限制了許廷鏗的想像力。 未懼命運就用力纏鬥 年紀漸長,年資累積,牙醫以往是個包袱,今日或是後路,最近許廷鏗想起當年《超級巨聲》導師陳奐仁的一番話。「他曾經告訴我,牙醫加歌手是最好的package,牙醫能給予很穩定的收入,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做音樂。我以前不理解,原來靠音樂賺錢是這麼困難,但十年後我再跟他聊天時,在這種平衡之間,我變得更投入音樂的部分。」牙醫與歌手之間,後者表面風光,卻可能窮得只有骨氣及苦撐。「坦白說,以謀生來說,專心整牙的話,沒那麼辛苦。」他提到近日與牙科朋友見面,看到每個人好像過著不一樣的新天地,但他沒有有很明顯的後悔。「可能從選擇參加唱歌比賽開始,早已注定有分別,走一條不太正常的路。既然做不到大眾的事情,就不如做一些大眾做不到的事情呢。」 看到如此大轉變的許廷鏗,最後還是問他拿個錦囊,讓他做一次人生教練。「人們常說stay true to be yourself(忠於做自己),現在說出來比做到容易得多,想做的話,所花費的功夫及堅持,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難。最簡單是,聆聽自己的聲音,多過別人的聲音。」他說得出這一句,皆因過去二十多年來,他太聽話,聽別人多於自己,結果忽略了不少身體呈現的跡象。「之前我未跟別人說過,雖然自己讀醫,但不知為何每次看到心酸的畫面,胸口對上的位置,總是有種乳酸堆積的痠痛,身體自然出現這個反應。很可能是以前經常滿足別人的期望,以致有些累積及堆疊,很奇怪的。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聽聽身體的signs(跡象),至少給自己一些時間跟自己聊天,可能一年跟某個朋友來一次deep talk,讓別人向你反映自己的改變,從中能夠了解自己多一點。要不是入行後我要做很多訪問,也未必有這麼大的成長。」許廷鏗的轉變告訴大家,聽聽自己的心聲,go with the flow,人生才能自由自在一點,多謝Dr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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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啟文 香港電影代言人

田啟文,人稱「田雞」,在不少人眼中,他依然是當年周星馳的身邊人,樣衰騎呢笑笑。實情是,他離開了周生至少十年,近年他是鄭中基的合作夥伴,吳孟達臨終前的「發言人」、廖啟智遺願電影的「代言人」,以及不少新導演電影的監製。很大程度,因為他是兩屆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代表業界各部門爭取權益。 從別人眼中的小人物,到今時今日香港電影的捍衛者,田雞一直認為自己不是最有能力、最理想的人選,但他自言是一個稱職的人選,負責任地做到最好。「我未必是一個走在人們前面的人,那麼就做一個幫助別人走到人前的人。」 今時今日再叫「田雞」,似乎有失尊重,問他現在仍有人稱呼他為「田雞」嗎?「當然有啦,田雞喎,怎可能沒有人叫我田雞呀?叫慣了,就繼續叫囉,難道我會因為你叫我而嬲你咩?」短短幾句,他的喜感不減當年,這個訪問就繼續用「田雞」來稱呼他吧。 Text.Nic WongInterview.金成、Nic WongPhoto.Bowy Chan 赤貧電影與合拍片 田雞近年榮升香港電影的代言人,全因他背負著「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身分,雖然月前剛卸任會長一職,交棒給影壇大亨古天樂,但古生希望他繼續出任發言人,因此田雞暫時仍未能全身而退。擔任會長多年,他認為現今香港電影不是單方面出問題,卻是整體的生態鏈,可惜很多人不太明白。「行內有些人覺得自己含辛茹苦捱了這麼久,現在搵錢很正常啦!那你繼續搵囉,我就去幫那些未入行,或者入行後未企穩的。」 當不少香港電影人北上搵食,田雞卻留守本土。到底他眼中的香港電影現況又是如何?「很窄,太單一、沒視野、沒創意、沒有新景象、沒有文化氣息。」他老實不客氣地點出問題所在,深感香港電影沒落不是突然發生,而是一步步慢慢形成。「現今電影人所思考的題材很窄,當中亦有原因,投資者不想讓電影人搞到這樣闊,加上成本都是一部分,日積月累地影響創意。」 首先是題材。「電影永遠代表一個時代的反映,譬如八十年代喜劇最多,因為大家想開心,但今日社會氣氛下,怎可能叫人嘻嘻哈哈,才形成很多社會題材片,票房收到一千萬已經很理想了。」他不諱言,上世紀走過來的電影人,真的不覺得一千萬是甚麼大事。「相比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沒有資源,沒有大投資,但每部票房都收到一千、二千萬,原因在哪?為何以前做到,今日這麼難?」今時今日,每件作品放在市場,隨即與泰國、台灣、韓國、內地等地競爭。「結果,現今香港只得兩種電影,一是蚊型、赤貧,拍給香港人看;一是合拍片,照顧內地市場,卻沒有中間位,原因又是怎麼?」 貧窮限制了想像力?田雞絕不認同。「首先,你要拋個題材出來,為何需要這麼多錢來拍?沒錢真的不能拍片?例如日本幾年前的《屍殺片場》,沒有卡士,沒有投資,只是創意和二十萬港元成本,卻賺了大錢,所以不要將不夠錢變成理所當然的藉口。」的確,有些片種如動作片及特技片需要大製作,但拍完又不一定賺錢,而且香港人拍特技片從來沒有優勢。「很多時候根本不關乎金錢,而是水平未及別人。結果,沒甚麼題材片種可拍,正好說明為何我們要拍赤貧電影了!」 另類演員較主流多 其次,是人才。「香港沒有競爭力,沒有人才,演員數得出多少?現在韓國、泰國、台灣都有生力軍,香港這方面特別失色。」近年新演員看似人才輩出,蠢蠢欲動,不是嗎?「每年演藝學院有不少人出來,但不知為何很難融入香港電影空間,近年有少部分出現,好像朱栢康那一類,不算很多,但他們全都是另類演員、特色演員,並非獨當一面的主流演員。直到現在,具叫座力的演員,全都是由TVB出來,如周星馳、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郭富城等。」田雞直言,以往電視台是香港電影明星的搖籃,但自從電視台不願意讓藝員外出拍電影,就無以為繼。「電視台覺得放了演員出去,他們就不會回來拍劇,結果不願意放手,造成萎縮,是市場的固步自封。又,以前歌手會跨界別拍電影,現在又沒有了。」 田雞認為,香港電影不可能走回以前的方向及成績,反而應該思考如何找出舊路中的突破位。人才需要時間培訓,但至少讓他們入行,於是他早於七年前向政府提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讓學生及行內人真正有機會拍長片。「這些都是有成績看到的,近年出了很多新導演,例如《點五步》、《淪落人》、《金都》、《一念無明》;公開組亦有《藍天白雲》、《G殺》,即將上映有《遺愛》等。」 赤貧電影尚待磨練,香港人仍然需要看多一會兒合拍片。不過,就算是合拍片,也不是香港導演想拍,內地就無任歡迎。「暫時內地看中香港導演,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夠將主旋律商業化。最成功是徐克,拍出《智取威虎山》,這一刻內地導演做不到,他們的文化及概念是,主旋律就一定是主到底,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那麼叫他們怎樣商業化?香港導演沒有這個包袱,近年陳可辛拍《奪冠》,劉偉強拍《中國機長》,他監製的又有《烈火英雄》,都是主旋律商業化的模式。」 一切都關周星馳事 當然要北上拍電影,雙方需要高度信任。眾所周知,田雞站在周星馳身邊多年,能夠得到周星馳的信任,絕對是一個比起其他人厲害的本領。田雞不諱言,他在周星馳身邊多年,向來有頗大的思考。「當初他提出與我一起建立公司,我先考慮自己的能力能否應付;第二個考慮是,過程中會否令他聲譽受損,因為我的言行舉止容易成為很多人針對他的界入點,例如有人可能會寫『周星馳得力助手田雞在街上吐口水』,明明是田雞吐口水,為何又關周星馳事呢?自此,我的所有東西要入他數,形成一種自我壓力;第三個考慮是,我怎樣幫到他?」 「直到某個時候,我覺得能夠幫到的都幫了,他需要層次更高的人幫忙,我便安排自己慢慢放手,由其他人接手,直到全部安排好,減低任何我離開對他的傷害。由於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只要我一走,報導一定這樣寫:『周星馳眾叛親離,連最親密的左右手田雞都離開,這個人很難服侍……』其實我走的時候,又要考慮自己做些甚麼,又是做同樣東西的話,人們又寫『田雞另起爐灶』,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些周星馳沒做過的事,結果我去了一間唱片公司。」 田雞說,他不希望因為自己一個閃失,帶給周星馳任何傷害。如今仍有很多人將他看成周星馳的發言人,他也老實回答:「以前我幫他打工,他出糧給我,才幫他說話,但我經已離開他的公司十多年,至今我只能說句公道說話,就是這麼多。」甚至乎,有人覺得他在周星馳身邊多年,肯定食好住好,呼風喚雨,但他從來沒有。「每個人都要未雨綢繆。我慶幸自己有危機感,從未意氣風發,試想想當時在周星馳身邊,怎會想到有甚麼危機,除非你做錯事啦!偏偏我一直有危機感,經常思考他日周星馳不做、退休或者炒我魷魚,這些可能性都存在的,所以我會思考,不要等到自己沒競爭力才離開,擔心以後沒人請,又會丟他架,別人又寫『田雞沒有周星馳就冇嘢撈喇』,這些東西對他是傷害,對我是打擊,所以一直下來,是一個特別多顧慮的人。」 最想做導演 田雞幫助星爺的顧慮特別多,但幫助其他人呢,他卻沒有太多掙扎,所以近年積極扶助新導演。「我之前是會長,不想只提出問題而不提答案,目前處於過渡期,最好方式就是身體力行,給新人一個機會,所以我會幫他們做監製,看看能否幫他們說服到投資者、找演員、控制成本等等。當然,先要看看有緣與否,劇本是否像樣,前提是我要喜歡那個劇本。」他直言,做新導演的電影監製,往往慘過自己拍,但依然願意,好像現正上映的《不日成婚》,正正是他擔任監製的。 一直以來無間演出,近年田雞經常擔任監製,只曾在九十年代做過兩次導演,莫非他不想做導演?原來一切是經過他的精密計算。「坦白說,我最享受的兩個崗位,就是做演員及導演。其實我根本不想做監製,但當我要做導演的話,需要付出的時間心力更多,起碼要停一年,全力埋首劇本,想好怎樣拍攝、與演員溝通等等。這樣的話,我一年只能拍一部,但對於行業來說,我做監製卻可以一年做四五六部,變相做監製多過導演。」 觀眾眼中的田雞,總是停留於他是周星馳的副手,屬於小人物的角色。意想不到的是,他一步步登上整個電影行業代表,扶助新導演的重要人物。「坦白說,我不是高調的人,真的不喜歡說那麼多話。其實我很抗拒做『阿公嘢』,我覺得很多人叻過我,比我更有能力,但陰差陽錯下⋯⋯我到今天依然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最理想的人選,卻是一個稱職的人選。』我會負責任,赴湯蹈火的,而這一切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行業。」 周星馳凍到抽筋 田雞重提當年入行,父親以五大原因反對,包括沒後台人脈、樣衰、沒錢、沒演戲經驗、矮小。「最難克服的,一定是經濟問題,其他東西我改變不到,樣衰的話最多再投胎,但要等待下一世,不如做好這一世。」最大問題是,他是大哥,有四個弟妹要養,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他寧願辛苦一點,變相自己失去了少年期。「我的生存是,如何令家中生活安穩健康一點,父母不要再為金錢而吵架,所以我完全沒考慮他那五大反對原因,既然先天如此,我只有兩個選擇,就是要接受,以及克服,所以我便克服它,後來頓悟了,我未必是一個走在人們前面的人,如果我幫到別人走到人前,證明我這塊爛電池還是有用的。」 訪問期間,田雞不斷自嘲為爛電池、樣衰,他卻自得其樂。「我不是阿Q精神,不一定要榮耀在我身上,反而我想要自由,想要舒服,想要無拘無束,想做乜就做乜,我不想被繁文褥節去框住,也不想埋怨自己條命,沒甚麼好埋怨嗎? 譬如很多人說,周星馳住山頂,我衰極都住山腰啦,但為何我一定要去比較?開心就好了。」對於錢財,他覺得萬般帶不走,所以思想相對豁達。「沒錯,周星馳的確住在山頂,但他可能凍到抽筋,我在樓下不知幾舒服,自由自在,篤魚蛋,沒人罵我。現在甩了他,沒人寫『周星馳左右手田雞』,那種如釋重負,沒有那種壓力了。」 人生六十,好友離去 不經不覺,田雞在下月即將踏入60歲,他自言好似眨了眼的事情。「我真的不覺得自己是60歲,覺得自己仍是個細路,很有童真。有時想到,60歲還在做?我們拍戲的人很貪心,不想做但想有錢,有錢後又想威,想威之餘又想多女,甚麼都想,那不如拍出來啦,讓更多人有這些夢想,讓別人努力追夢。」電影是一場夢,人生亦然。就在田雞踏入60大壽之前,好友吳孟達、廖啟智約在一個月內離世,接二連三。「最接受不到是,差不多時間知道他們先後出事,當然是很沉重的打擊,卻又看到他們兩位的正能量。他們知道是晚期,卻沒覺得很大件事。」田雞記得近年好友及堂妹亦相繼因癌症而離世,當時他們得知自己患癌後難以接受,病情亦急轉直下。「近年親友陸續這樣離開,當我一知道兩位老友又是這樣,同時間要幫他們保守秘密,不想讓公眾知道,就有一種無助感,可以做甚麼呢?即使平日我修煉到很冷靜,明白天要跌下來,人總要死,但接二連三地發生……」  更忐忑是,田雞得到好友及其親人的信任,在公在私地當起「發言人」交代狀況及後事。「就像達哥離開當日,我根本不想去醫院,不想看著老友離開。當日我去到醫院,只想闢謠,我當然希望由他的家人交代,但他們不想,我更不希望媒體亂寫,我明白這是工作,大家無法交差就會亂講,最後我得到達哥家人的允許,變相整件事就成了發言人。在公,為行業應該要幫手;在私,為了這位良師益友。」 接著另一好友廖啟智的離開,由於智叔的後事有教會幫忙,並由他的兩位兒子主理,所以田雞沒有說得太多。「我只是提到智叔遺願是拍好部戲,僅僅如此。」他表示,《翻兜人生》獲電影發展基金贊助,政府有機會認為這是廖啟智的電影,換了其他人執導可能就不會資助。「所以,目前仍是等待投資者,我卻希望穩定軍心,我拍了心口一定會搞,而且會搞好,希望給有緣人、有能力的人執導,優先考慮智叔曾經提過的人,可能是他的學生,甚或是浸會同學或出來的導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影夢。談了好一陣子,田雞提過他想再執導演筒,但他更希望在演出上再作突破。「過去個人的演出當中,最重要當然是《少林足球》,這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幸好出來的效果最得到市場及觀眾認可,而電影中也建立了一種兄弟情。如果將時間推回我的出道期,我最滿意的當然是第一部電影《忌廉溝鮮奶》,當年是個剛入行的小子,很熱愛電影,很投入演出,結果演到今日。」 也許,田雞的搞笑形象,早已令人遺忘了他入行初期,其實是拍苦情戲的悲劇人物為主。「現在我的形象不同,好像變成另一個人,滿頭白髮去了另一個層次,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戲種呢?如果別人不給我機會,我就自己寫自己做吧,希望讓別人看到田雞不只是搞笑。」像《叔.叔》那種去無存菁,他又很大反應地說:「似乎又難搞,不容易的。我都比較傳統,喜歡女人多一點囉。」他連忙解釋,自己有著「前會長」的身分,擔心外界會對他指指點點,多少有些約束吧。始終,周星馳、前會長、樣衰、搞笑、小人物等等等等,這些詞語也是跟足田雞一世的。] 後記:原來我值一萬蚊? 身為家中大哥,當年田雞不理父親反對而入行,足足五年才獲得父親的信任,但他一直記掛著對方經常無理棒打自己,卻道出一件含淚往事。「爸爸告訴我,我一出世時很像外國人,非常得意,當時有個外國人很喜歡我,出價一萬元買我走,而爸爸當時月薪只是三百元,卻狠狠拒絕。」田雞聽後大為驚訝,反問他為何不賣?「如果爸爸收了一萬元,全家人的生活好轉,而我去了外國,命運可能好一點,當然也有機會被虐待或斬了手手腳腳啦。」田雞爸爸說,當時只有他一個兒子,不知道後來還有這麼多個子女,又怎麼捨得賣走他呢?「我說當時如果他賣了我,以我這麼孝順的個性,一定會回來尋根,或者發達後照顧他,但當然這一切都是得啖笑啦!」田雞說故事,悲情得來又好聽好笑,一直以來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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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晴、梁嘉賢 讓視障人士看見電影

看電影,是你我日常娛樂活動,也是很多視障人士多年來的心願。香港盲人輔導會從2009年開始,第一次提供口述影像服務,近年來更殺入本地戲院,讓視障人士與健視者在新戲上映的時候,一同進入戲院欣賞。超過十年經驗的口述影像錄音員彭晴及的梁嘉賢(同時兼任撰稿員)表示,他們就像電影中的導遊,全程以聲音取代「旗仔」,帶領視障人士在電影中遊走。 Text.Nic WongPhoto.Bowy Chan 會方電影作口述影像服務發展如何? 梁:盲人輔導會從2009年開始提供口述影像服務, 至今為超過230部電影提供口述影像服務,舉辦過320場電影欣賞會。以前只舉辦小型放映會或者在戲院包場,即場播放及講述電影給視障人士,後來發展至錄製DVD,到近年得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能夠預錄口述影像到戲院,新戲第一日上映時,例如《麥路人》、《狂舞派3》、《一秒拳王》及《總是有愛在隔離》,讓視障人士一樣可以「看電影」。 為一部電影作口述服務,撰稿員準備過程是怎樣的? 梁:配合新戲上映的話,通常我們先找電影公司,看看他們在未出街前能否給我們影片,預留至少3個星期寫稿,其後還要審稿、錄音、混音等,約有6至8個星期。 撰稿要花上多少時間?當中有何難度? 梁:通常要幾十個小時,看十次電影,因為只能在對白與對白之間寫稿,有時長一點有30秒,有時短得只有一兩秒,到底取捨講述表情、動作,還是環境?每一段都要playback重複多看幾遍,又要不斷練習讀出來,當中修改很多次。究竟一個人的表情,如何形容才更貼切? 拿到撰稿員的稿件,錄音員又需做些甚麼準備? 彭:我通常在錄音前都會看四、五次電影來準備及試讀。雖然有稿在手,但有些難讀的字眼,或者有時場景形容得不太準確,我都會與寫稿的人交流一下雙方看法,有時到了錄音室,依然在改變中。 與日常錄音及廣播,錄製口述電影時特別注意哪方面? 彭:現在口述影像專業規範化,以前主觀性強一點,可能有多點感情,但現在口述影像會留意客觀一點,語調平實一點,讓接收者自行感受電影講述甚麼。 電影本身有畫面、空白及幻想空間,口述影像如何平衡講述劇情及空白? 梁:例如我寫過《一念無明》的口述稿,其中有幕是一灘血水慢慢流進去水位,時間較長,我會選擇用平淡一點的語調,也不會佔據所有空白時間,始終電影都有背景音樂,慢慢鋪排氣氛去讓觀眾感受,靜止亦能感到那份悲慘及不開心感覺。 彭:空白位很重要,我們有時不會填補所有空白時間。有時候這個鏡頭有很多空間,但後面劇情未必有太多,所以都會調前調後,拉上補下,用剛才的兩秒去講述後面會發生的畫面。 最深刻是哪部電影? 彭:最記得是《帝女花》。本來我沒有接觸粵劇,那次錄製時間較趕,事前看了三次,幸好當時遇上謝月美(May姐),她熟悉粵劇,經她講解不同段落想交代甚麼後,我就能夠較易掌握情緒。 梁:最難忘是《五個小孩的校長》,看了好幾次都是眼濕濕,但口述時候,不能令自己太投入,否則講到眼濕濕,聲音會改變,要控制得好。 怎樣看口述影像的現在與未來? 梁:疫情前共有六間戲院提供口述影像設施,疫情後只餘三間,分別是沙田Movie Town、九龍灣Metroplex、尖沙咀K11 Art House,讓視障人士戴上接收器,一方面聽到戲院提供的電影原聲及對白,另方面聽到口述影像。期望未來如我們的口號一樣:「隨時隨地,口述影像」,希望每個地區戲院、每部電影都有口述影像服務,不限於某幾部電影,某幾間戲院。 彭:曾經有視障人士跟我說過,幾十年來沒看過電影。我們只不過講述畫面,但對他們來說,卻是重拾幾十年放下了的電影樂趣。希望日後更多方面能夠發展口述影像,從娛樂及公共服務開始,慢慢改善得到。 盲人輔導會將提供「專業電影口述影像培訓計劃」三個階段的課程,為期9個月。計劃即日起至6月13日報名,7月開始授課,詳情稍後可留意該會網頁及Facebook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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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黃加頌 Benjamin Ryser 回家路上 聽城市之聲

人總是容易忽略那些顯得過於理所當然的存在,像是家人,相處多年的伴侶,還有走回家的那條路。近年主要在香港、台灣、瑞士三地遊走的藝術家黃加頌 (Dorothy)跟Benjamin Ryser,以後殖民、歸屬感、身份錯置和距離體驗作研究議題。這次回港完成計劃「太陽下山後,可以帶我走一次你回家的路嗎」,找來不同朋友分享記憶中某段回家的路,以六本共有七個章節的聲音影像圖書形式將故事重現。 text.Jay Chow    photo.Bowy Chan、受訪者提供special thanks.計劃的故事和聲音來自Mandy Lau、劉世榮、Charlotte Lee、鄧穎姸、蔡運華、Stewie Wong、李穎蕾 作品的概念是如何成形的?Dorothy:我們2017年開始在不同的地方做藝術駐留計劃,譬如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族居住的山上,或是在瑞士的難民學校和阿爾卑斯山地區,主題都是關於社區和當地生活的人。在台灣的時候,人們會講很多關於祖先和祖靈的問題,日治時期和國民黨時期將太魯閣族從山上帶到山下,讓他們時常會問:「我的家在哪裡?」;去到歐洲,我們在不同社區做一些關於難民和移民的議題,他們同樣會問:「其實我的家在哪裡呢,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到,要怎樣面對這座城市和將來的生活?」2019年後我經常不在香港,發現自己錯過了許多共同記憶,於是申請了大館的駐留計劃,訪問不同的人怎樣回家,就是我記錄和陪伴這座城市的方式。 為甚麼會想到用聲音影像圖書的方式去呈現?Dorothy:我們都覺得作品不應該只留在藝術館,而是應該在社區裡面。進行這個計劃時,我問自己,其實我對「家」是怎麼想的?小時候父母會給我一些叫做 cassette book的故事書,還有一盒 cassette帶,放到機中就會將整個故事讀給你聽,於是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去呈現計劃的作品。 Benjamin 剛開始有想過將海報貼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後來因為經費問題而放棄,所以也花了一點時間去找到最後採用的這個形式。 請介紹一下這套書的使用方法。Dorothy:全套共有七章,分別記錄了七個不同地方的故事。書中的指示和聲音將引導你在各處進行不一樣探索,一些會是重遊指定的地點,有些則發生在你的回憶和想像之中。其中一個故事是關於某個已經不存在的家,透過小時候回家的路和路上每盞街燈,回憶那個消失了的地方。 這個計劃最困難的部份是甚麼?Benjamin: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最難的是怎麼讓人和聲音同步,還有在指示清晰的同時營造和保持故事氛圍,聽上去才不會顯得太死板,需要像是走在夢裡面的感覺,我們因此來來回回地在每條路線上反覆確認和調整細節。 Dorothy:印刷的時候遇上很多技術問題,而且時間緊迫。每一頁都要配合聲音的節奏,還要計算每個章節要花多少時間完成,字的排版、書和內頁的呎吋等很多需要考慮的東西。 移民潮下,這個作品有沒有為你們帶來更多想法? Benjamin:作為一個外來者,我沒辦法去評論太多,但我的確留意到近年人們的一些情緒轉變。而這個作品當初也不是因為這個趨勢而開始製作的,我們只是想去講述一些最簡單平凡的日常故事。 Dorothy:我覺得這個作品凝聚了現在的人對這個地方的看法。有時我去到不同國家的港式餐廳,一進去就會知道他是在哪個年代離開的,因為整個氣氛就是停留在他離開香港的那一刻。我從小已經習慣身邊很多親戚和朋友移民,或許我們的本質就是像這樣來來去去,離開又回來。這幾年開始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想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當你問這些不停移動的人「家是甚麼?」,可能他們都會覺得,每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的歸屬感。對於這些香港人來說,其實本質就是流動,而其實離開亦不代表甚麼,像我有個朋友移民後一年回來三次,可能比有些同在香港的人見得還多。所以這個作品,就是我和故事中的各人對 2019 至 2020 香港的凝視。 這本書嘗試去尋找和形塑居住在這座城市各人對於家的想像與關係,那怎樣才算是一個能夠讓人安身寄居的理想社區? Benjamin:對我來說,最理想的城市就是一個我不熟悉的地方,當沒有一個既定的位置和責任的時候,就能發掘自己更多的面向。 Dorothy:最基本地說就是一個公平的地方,無論是生活、經濟還是社會流動方面,但我很怕那些烏托邦的說法,像是一些過於單純的願景和理想化的城市,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有朋友跟我說香港是一個成年人的迪士尼樂園,或許不大適合小朋友居住,但如果你是一個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就會比較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城市,像我在某段時間是喜歡在夜裡工作然後晚起的人,可能巴塞隆拿就很適合那個時期的我,因為那邊所有餐廳都是下午2 點才開門的。 你們覺得這兩年香港人對「家」的解讀有沒有改變?Benjamin:有時朋友也會問我,有沒有覺得香港已經變成第二個家?我覺得是的。在這裡生活了一段日子,漸漸對這座城市熟悉,尤其這次的作品讓我有機會走訪不同地區,和這個地方產生更多聯繫。這兩年大家幾乎都沒辦法旅遊,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個很好的機會帶你去一些平常不會去的地方,從而體驗不一樣的事物。 Dorothy:這幾年很多人會談論走或留的問題,放遠一點來看,我首先問的會是:「你的家人是從哪裡來的?」像我的家人就不是一直在香港生活,婆婆是嫁來香港的印尼華僑,在她的回憶裡面其實沒有自己是香港人這個意識,她來到這個地方只是因為婚姻。可能剛好我是生於一個不用移動的時代,就覺得這是我的家,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從一開始就是要移動的人,沒有一個屬於自己地方,由始至終都沒有。 聆聽以下的城市之聲: 馬鞍山 / 回家路上經過任何一間惠康超市 /  彩虹往西貢方向的小巴 / 海邊 / 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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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電影無聲 擬音師余家祿

電影中有三種聲音:對白、音樂和音效,假如完全沒有聲音,就如差利卓別靈時期的默劇,就算只有演員在唸對白,也總是欠了點氣氛。由邵氏入行至今,擬音師余家祿在承繼前人的經驗後,就在音效房裡自創出各種聲效:椰子殼跟報紙,就是在草地上奔馳的野馬:「創作的不一定是大位,誇張的觀眾必然會察覺,但當中比較自然的,也許不容易被留意得到,一切都需要雕琢的。」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當時應徵邵氏音效員的工作是怎樣的?入行正值是劉家良、劉家輝和惠英紅剛冒起的年代,那時的電影對白、音樂和音效分開錄製,經過混音後,電影聲音的部分才完整。以前我們這行幾乎必然是師徒制的,因為入行難,通常需要有人介紹。要接受音效訓練,進大公司是首選:邵氏、嘉禾、無線和麗的,他們不斷有新劇推出,也有資源可以撥出培訓新人。 現在算是現代版師徒制?我們做聲的,沒做上三、五年,畫面也不一定懂看。你眼看到畫面,但卻不知道哪處要做聲。剛開始當然人人都覺得有趣,每天做就一定覺得悶。現在我們請人,也有點變了質,像是「公司制」多於師徒制,是打工的關係,以前那些跟師傅學習,對方給你兩餐飯的日子都不復再。於是就形成了行內嚴重的斷層,小公司的工作要接得夠多,又要花時間和資源栽培新人,但又不知要栽培多久,對方才有能力為你分擔,做聲不是半年就能學會的技術。 一套九十分鐘的電影,通常要錄製多少條聲效呢?要視乎資金和要求,一條九十分鐘的電影,有要求和沒要求,相差的效果不是一倍的距離,而是十倍、百倍。要令電影看起來更高級,也營造更好的氣氛,背後需要大量思考和創作。假如動作片中有個場景,先是開槍,再有車經過,但開槍後會出現大量聲音細節,單是開槍和車聲就太單一。 電影中不會有完全安靜的部分?靜也是一種效果,甚至需要更加細緻,才能突顯出那張力和力量,不是永遠都要豐富,要視乎戲種。靜和豐富是兩種處理手法,不是靜就比較易做。有時電影公司那邊會說:「這個部分不要那麼多聲音,要靜。」靜,也需要創造出來,沒有其他聲音遮蓋,難度會更高。電影中就算沒有音樂,也會有音頻,必然有music dialogue,只是多與少的分別。 如何幻想並設計出那些不存在的聲音?我剛為一套關於太空的電影設計了聲效,電影公司說想配點月球漫步的聲音。但在月球漫步會有甚麼聲音呢?我也是看畫面幻想出來的,應該像踏在灰塵上,沉厚而有質感的聲音吧,而不是清脆俐落的。又例如《蜀山》那雙伸出來的翅膀,都是按感受創作的。其實電影裡有很多聲音,現實中並不如此,只是音效師創造了,觀眾看過後,就覺得聲效理所當然。打人一拳的聲音怎會是這樣呢?那為何聲效要這樣處理,不過想氣勢厲害一點,看起來刺激點。 聲音也可以看到當地文化?香港有獨特聲音嗎?以前外國打鬥片沒太多聲效,沉實得多,也許是看到成龍參演的電影聲效,覺得誇張效果也挺特別,現在的也明顯地誇張了。說實在,西片掌握聲音的成熟度和細膩度明顯佔優。而香港獨有的聲音是嘈吵,去外國會靜到耳鳴,如果要在香港收一架巴士到站的聲音,是極困難的。我們習慣了市區的嘈雜,儘管到郊外露營,耳朵也會不習慣。 音樂有情緒,為何說音效也有情緒?簡單來說,一支筆,大力放和輕力放就是情緒。動作慢的時候,聲效就要柔,我就算放一張紙也有情緒。它是左右飄下來的,其實沒有聲音,也許那場是關於離別的,就要做一個傷感的效果,而不是橫風橫雨那種。這很難解釋,其實你也知道聲音有情緒,每人都有能力分辨聲效的好與壞,在那場景適合與否。 以外套模仿心跳聲音 以報紙碎模仿步入草叢聲音 以牛仔褲模仿空拳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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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博物館 歎音樂如歎茶

傳統的博物館也許要走上整天才粗略了解,而銅鑼灣的樓上舖位有個唱片博物館,濃縮地展示著珍貴的唱片和唱機收藏。由唱片零售走到教育層面,創辦人James Tang設計了個音樂族譜,由最原始的母帶走到高清,每代都一清二楚:「如同喝茶,先教了甚麼是茶、如何分辨茶的品質、沖泡完、品嚐過才考慮選購,而不是隨便去便利店買支樽裝的。當全世界都懂喝茶,整體的茶文化就會提升。」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何謂好的音質?有人說音樂是主觀的,這是在逃避研究學問。很多媒體以「好」與「不好」來討論音質,這就是無法說清的主觀。所以我們不說好不好,而是說真不真,基本上真就是好。我相信所有音樂名家在錄音房的努力沒白費,最理想的當然是能進入錄音房的空間,意即得到母帶燒製出來的第一代。只要聽過,你就知道何謂真實。 一首歌播出來好聽與否,除了唱片本身,還有甚麼影響因素?找到好的音源後,第二項影響的便是播放器材,我發覺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器材,當中的衰退起碼有三成以上,本來鑊氣很夠的,誰知變了電池爐。到了民用的唱機和卡式機,七十年代走到九十年代,又打了個七折。所以找七十年代的唱機,播放七十年代的唱片,才會剛剛好。如果無奈地只買到新機,也是有方法解決,只要換個古董頭或唱臂,也可以改善一半以上的音質。 聽力觸覺是可以訓練的嗎?聽力絕對可以訓練,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十二、三歲我擁有第一隻黑膠,是Johnny Mathis的作品,加上兄長裡有兩個是band仔,家裡已有一定數量的黑膠:Bee Gees、Deep Purple跟Carpenters都有,加上常收聽陳任的電台節目,緊貼最新作品,喜歡的就趕快去買。那時沒那麼多娛樂,耳朵會靈敏點。 聆聽的能力和品味有否被忽視?現代人的聆聽能力可能跌到谷底,一個耳機標價數萬也有人付錢,但又如何呢?好音質不代表可以用數據顯示,但數據是營銷的重要元素,很多人看數字購物,買黑膠事實上是買黑色塑膠。高清是否代表原音呢?很多人並不會質疑。 追求高清和溫度是兩個派系?我們聽歌著重兩個元素,一是溫暖度,一是音場,聲音有長度、能製造出距離,而不是死死地緊貼在唱機的附近。高清和溫度兩者的原意是對立的,是兩派人,要溫暖就不夠高清,高清比較乾淨,就會洗刷走溫暖度。音樂的溫暖度具有感動的能力,甚至能穿透毛孔,所以部分觀眾才願意購票去演唱會,而並非隔著螢幕看表演。 你抗拒上網聽音樂嗎?不抗拒,網上的音樂是預設以耳機播放,已是不俗的享受,而並非在唱機播放的,如果硬要把他們在唱機播就欠缺力度,聲音都散開了。每個年代都有它的錄製手法,也許有些監製放置錄音咪的手法已失傳,現代人只可以接受,再加以模仿,減一點冷酷,多一點溫度。 如何在網上找到音質良好的音樂?音質取決於音源,如果音源好,YouTube也可以找到像真的版本,但反之,無損傳輸也無法挽救,YouTube所用的mp3製式在這二十多年來完全是被低估的。現在Spotify和各個平台的版本,隨時比YouTube更差。 音樂保育是否一場與科技的角力?某部分可以得到平衡點,部分唱機容許你用USB保存檔案,其實效果不太理想,保留的只有五成的質素。如果用古董唱盤,進入一個九十年代的燒碟器,再燒錄在CD裡,起碼可以保留到八成,可以橫掃那些所謂複刻版。現在很多人把歌曲上載到雲端,成了聽音樂的私人空間,科技在這方面的確幫到很大的忙。 香港不乏音樂創作人,音樂保育或音樂欣賞的重要性在哪?我擁有那麼多原音,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音樂家能得益,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廚。聽唱片,有時根本聽不清楚低音結他演奏的是甚麼,於是他們只好自行處理掉。最近有個爵士樂結他手到訪,最後寫下的留言是「unmistakable」,Pink Floyd的設計原來是這樣的,原來這個位置有小號,後來的版本都聽不見了。不要以為做新創作就可以不懂以前的作品,他們需要了解過往的Rock Music和爵士樂等,因為一切都有關連。The Beatles被Ray Charles影響,其他樂手又被The Beatles影響。舊的方式如果正確就可以以它為依據,如果源頭消失或模糊了,就很糟糕。 Eric Clapton – Unplugged 的三個版本: Master tape Cassette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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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治療師 Paul Yip 雜音不過一種感受

就算是地盤打樁、又或是天籟之聲,都存在喜歡或討厭的人。聲音治療師Paul Yip視聲音為中性之物,也不過是震動的音頻:「嘈音的對岸也沒有絕對的安靜,有聲音粒子的存在,就不可能是完全安靜。」於是他以頌缽、天鼓、海洋鼓等的聲音帶來治療,以音樂質感帶來身體的共振。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special thanks.太一音樂 你本來就喜歡療癒派的音樂嗎?最初我是聽日本音樂的,第一隻買的CD是CHAGE and ASKA,也喜歡小室哲哉、TK Rave Factory、X Japan和椎名林檎,後來到加拿大升讀大學,因為太喜歡音樂,唸到大學四年級就決定離開校園。那時開始認識Post Rock,迷上了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他們來自蒙特利爾,於是我展開了一段流浪,自駕到當地,想欣賞維期一個月的音樂節。 後來怎樣接觸聲音治療?後來回到香港,就希望把蒙特利爾的精華帶來這裡,嘗試更多實驗性的聲音。我不時會想:「雜音和安靜能否同時存在?」這是很矛盾的問題,但研究過後就覺得世上沒有絕對的安靜,能量和粒子的震動就是聲音,故此有存在,就不存在安靜。所謂雜音也是我們的感受,雜音就像吃辣,是一種刺激,不是辣就不好。後來我主力參與舞蹈劇場的配樂或現場表演,2015年參加了韓國舞蹈節,認識了演奏靈性樂器的奈良裕之老師,也曾一同前往熊野古道作音樂修行,後來就愈來愈喜歡。 身體、情緒、靈性,如何透過聲音治療環環相扣?基本上,低頻率對應的是身體層面,中間的對應情緒,高頻的則對應靈性。身體會有個調頻共振的作用,類似結他調音,如果兩條結他線同音,其中一條震動,另一條也會跟隨。一個缽會有穩定的震動頻率,會影響身體的水或細胞分子,共振作用就令細胞回到正常的流動。有科學家曾進行實驗,對著一盤水播放音樂,發覺水份子會呈雪花般的形狀,也會變成更好質素的水。我也試過為癌症病人以聲音治療,當然並不是要減少癌細胞。化療和電療的過程讓他們非常憂心,也難以入眠,希望聲音治療能讓他們放鬆,進入深層休息。 撇開治療,你認為聲音的本質是甚麼?若以佛學的角度去討論,可以是色和空,或是有和無,我們能感知的實相是色。聲音的特別之處是你觸不到,但你感受得到,像是光,看得到但摸不到。聲音可以讓你往內在步去,進入最澄空的狀態,相反也可以往外擴張個人的覺知,和外在的事物融和,兩邊就像陰陽般循環。 近年坊間不乏數小時內完成的頌缽課程,你留意到是怎樣的情況?很多頌缽工作坊,不太著重如何敲好一下缽,也沒太在意當刻的狀態。反而較多會教你把缽放在某位置,對應相應的脈輪,就會達致某某效果。聲音治療的主要目的,應該要引導參加者回歸平靜,或是超越煩惱。作為聲音治療師,使用樂器時,當然要維持在平靜之內,否則會傳遞暴躁或尖銳而令人不適的聲音。個人的修為,以及能隨時進入專注而平靜的冥想狀態是重要的。 你的課堂為何包含樂理的部分?就算樂理知識欠奉也可以使用樂器,但如果具備樂理知識,用法就可以有更多可能性。例如三拍和四拍的輕重處理,而快速和具重量的節奏會帶來刺激,放緩的節奏則較放鬆。重覆性的節奏本來就有催眠的功效,沒那麼多free flow,就能引導那些容易胡思亂想的人,一步步穩定下來。 接受聲音治療的心態應該是怎樣的?療癒的過程是雙向的,不一定是依賴聲音治療師,對方也可以為你帶來新靈感。最好當然是他已有心理準備接受治療,才能和聲音治療師一同經歷這條路。有人的心態是來看看你是甚麼料子,已有批判思維,自然難以放鬆。數年前還試過在郊外進行一對一治療,大概過了二十分鐘,對方覺得感覺不大,於是便突然離場。要在三言兩語下準備對方的狀態並不容易,那我只好作個榜樣,示範如何調整至放鬆狀態。 頌缽聲音 Rav Vast 聲音 天鼓聲音 Shruti Box 聲音 風鈴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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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芯 藝術即日常

這幾年,李佳芯(Ali)偶然都被問及同一個問題:「你在追求甚麼?」回溯體內元素,藝術是植根已久的根:始於攝影、由水墨擴張,近月也初嘗陶藝之樂,也為陳葒校長的「十年補天藝術展」捐出第一枚陶碗。「到了這年紀,老實說,獎項都拿了,再不是等一個獎當里程碑。我想做更多有價值的事,沒拘泥於要用哪種藝術方式。有人找我做就會用心做,想擴闊藝術能力,讓更多人開心。」 text.陳菁 photo.ngok hair.Ziv Lau makeup.Omix stylist.Stephen Yeung wardrobe.Celine 你第一個與藝術相交的時刻,是怎樣的呢?Ali清楚記得,那是用傻瓜機的年代,解像度還很低,她就把相機帶在身邊。雖則不知何謂構圖和黃金比例,但捕捉偶然遇上的景觀、物品,以至氣氛,就夠讓她著迷:「畫面有感覺就拍,現在再看照片都是歪的,也常拍攝又暗又灰的燈光,顏色就像有冤情一樣。我不是為找工作而拍攝,後來卻因為這些相片而找到工作!」廿多歲那段日子,她應徵工作室助理,說白點就是打雜,負責安排拍攝工作的聯絡和衣物。傻瓜機的照片,還有點畫作,就成為她的作品集。因為顏色和當中滲透出美感,她就被選上了。 但早於當時,她就對藝術好奇。就如大多家庭,覺得靠畫筆糊不了口,女孩子不如唸商科,畢業後當個祕書,安安樂樂。中四、五雖然無緣美術科,但每每經過美術室,那三部陶瓷機就足以讓她駐足,由無到有,是多麼叫人心跳著迷的魔法。畢業後,也有了自由意志,她才學素描、油彩、水墨、寫字,直至去年完成了散文集《心之所往》,也尚未有新工作,於是跑到最近的一家陶藝工作室學起來,算是圓了個心願。 過往大多與水和墨作伴,水墨有趣,要有幻想,但又最考工夫和經驗:「水墨沒淆底的空間,落一筆就化開,只好按著化開了那點繼續走下去。那一點確確實實存在,你可以視為污點,但怎樣化為好看的圖案就要靠技術,包括下筆的準繩度和力度,以及毛筆的角度等等。」創作在她而言是一種內在平衡,無法強求,感性地想表達一件事,也要留三分理性去細想是否可行。初試陶瓷,看似毋需太多幻想,只要專心塑造所想的形態即可。而拉坯又可以修坯,像油畫一樣容許修飾,事實上卻要追趕分秒。 在開課後不久,就接到「十年補天藝術展」的邀請,製作一枚作品作慈善義賣。她笑言本來被邀繪製水墨畫,但看見同場的藝術家包括華戈和水禾田等,便決定捐出首個陶藝作品。沒料到第一個是個普通的杯,作展覽她又怕太細囈,於是後來選擇猜泥,把陶泥一顆顆拼貼,沒構圖,順著感覺去創作。最後花了超過五十小時,完成名為「遊夢童心」的陶碗作義賣。進爐前陶碗試過在中央裂開,以致無法達成最初底面顏色一致的計劃,甚至忘了以針在碗底簽名,這場和時間的搏鬥確是一步一驚心。 「本來沒想過叫『遊夢童心』,意思是人生旅途上有太多跌跌踫踫,現實告訴你儘管已編排好多周詳的計劃,明天還是會有突如期來的事,會令你恐懼和不肯定。不如懷著童心順著做,回到小孩的狀態吧!跌倒就再站起來,去遊、去發夢、去幻想吧,結果不一定如你想像中那樣差。」一顆顆的陶泥,就像是藝術展的核心——為基層兒童的一對一補習,那是陳葒校長這十年致力推動的事,曾經當過補習老師的Ali,亦同意當中能產生無盡的力量:「現在學生要用Zoom上課,但人和人面對面很重要,科技遠遠比不上。一對一補習這事很原始,而第二個人可以緊扣第三個人,力量可能微小,但能傳到遙遠之地,每人都連繫著。」 最近連繫上的,還有資深畫家兼演員陳勉良,二人未曾在劇集裡碰頭,但在近日另一展覽中,二人就聊個不停。有趣地,話題裡不包括半句戲劇事,全都圍繞著畫畫,其中一個確立的結論,是畫家都是對世界有愛的人們。「一張餐桌,大家會因喜好各異而作出不同的評論,金色不好看、木面不適合,但畫家總是聚焦於最美好的一面,不太好看的便略作修飾。這是對物件有愛的表現,也呈現出藝術家的眼光和胸襟。」 若要她嘗試對藝術二字作出詮釋,想必是無止境的。工作上,把印在A4紙上的劇本消化再演出,然後再讓觀眾理解,就是將平面化為立體的藝術。日常裡,傳到鼻腔裡的咖啡、米飯和麵包之香氣,以至是餐碟上的擺盤設計,均是貼近日常的美藝。作為演員,每天都活於藝術之內,掀動觀眾的嘴角,或是和偶遇的街坊合照,她視為和世界接軌的方式:「我心目中的藝術不高深,每個人都懂,有生命的、接觸到心靈的,還有讓人快樂的都包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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