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從哪裡來，風又從何再起？ 翁子光一直幾條腿走路，自九十年代末加入電影圈，經歷香港影壇高高低低，戲內做過場務、副導、助理美術、製片等崗位，戲外亦執筆及出鏡評論電影，直到2009年才首度成為電影長片導演，首部作品為《明媚時光》。 迎來大眾認知的成功，相信是2015年的《踏血尋梅》，電影包攬當屆金像獎各項演員獎，自己也收獲最佳編劇及首度提名最佳導演，但至今一直未見新作，他直言自己不停推翻自己，但推翻的過程中卻沒有停下。去年監製新導演執導的《正義迴廊》，逾4,000萬票房令人驚訝，而他拍攝多時的《風再起時》，兩大男角郭富城與梁朝偉的演技較量，也終於在電影節初次登場，正式映期最終敲定2月中上映。 翁子光放棄買樓首期，轉而投資及監製新導演的電影，《正義迴廊》成功勝出一小仗，他繼續分開幾條腿在創作路上，一方面計算香港觀眾的最大公因數，一方面研究如何刀仔鋸大樹，另一方面也埋首於自己想拍的題材，為自己的公司及香港電影闖出更多個不可能。 每個人只得兩條腿，他卻比別人走得更前，想得更遠，幾條腿在編劇、導演、監製、投資的路向出發，靜待某天風再起時，踏著血也踏著雪，繼續出發去尋梅，享受明媚時光。 text． Nic Wong | interview． 金成、Nic Wong | photo． Oi Yan Chan 風頭火勢與風再起時 翁子光忙於內地拍戲，日本拍廣告，飛來飛去，今回找他現身訪問，當然率先要問問《風再起時》的上映日子。「過去三年來，不斷有人問我《風再起時》何時上映，問到我都覺得有點煩厭，甚至有人質疑我是否拍得不好，需要補拍或不敢上映，但這些全是謠言。大家一定要明白，從2019年至現在，很多事情發生了，令大家無法判斷一部電影應否上映，尤其當中提到香港歷史、殖民地年代下香港的生活與轉變，再思考現今香港是甚麼一回事，這件事的確是敏感。」他認為，一切都是時機問題。「我都理解上面的領導這個決定，實在不應該在風頭火勢或者大家覺得很敏感的時候，將這部電影拿出來。」當然還有更多實在的問題，例如疫情、審查官員職位的調換等等，以致風還未到再起時。 時機以外，內地方面看不明白電影背後的情懷，也是重要原因。翁子光坦言早前看《梅艷芳》也有相同的感覺。「內地主要意見是，電影可能太香港。內地發行商看過《風再起時》，他們沒有共情點，並非在香港長大的觀眾，眼光完全不一樣。譬如說，其中一場講述警廉衝突，許冠文獨自與外國官員包括港督的對話，他們覺得為何那場戲要那樣長、那樣具體，有必要嗎？」他在電影投放不少心血與感情，例如重塑莊士敦道的街景，還原以前香港的社區面貌，內地觀眾同樣是毫無感覺的。「這不是他們認識的香港，事實上香港自從有自由行後，我們也沒再看過那樣的香港。」 從陌生的角度出發，當內地官員還要看到社會敏感的題材，在所難免要等一等。「政治敏感的東西，絕對有，包括現今講警察的主題，他們覺得有否需要說得正面一點；另外是片長問題，能否縮短變得緊湊一點。不過，我拍這部電影本來就不是《警察故事》，也不是那種節奏，因此他們有這些要求，確實有點麻煩。」最終電影趕不及賀歲檔期，但順利在2月17日香港公映。 「我當然預言不到2019年甚至過去幾年的發展，但2013年後，我突然有份很強烈感覺……」翁子光想拍四大探長的故事，在於當年他經歷了香港的轉捩點。「過去十年香港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2013年，一個是2019年，而那部電影籌備的時候是2016年。那時候我看著香港，反思是否時候拍部電影來重塑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需要有甚麼精神價值、人文風景，或者曾經意味著甚麼？香港一直有內在邏輯及秩序，大家有好多共識，只要我們知道遊戲怎樣玩，這條路怎樣走，哪怕再複雜的東西發生，香港人都能好安穩安全地生活，在城市變化中平衡自己找個位置。所以，電影中提及打爛字花，有些人早知字花開甚麼，但從來沒有人穿崩，幾有趣。」他很喜歡探討這些事情及隱喻，又將南江與磊樂代入成為兩類香港很典型的人。「我只能在這些方面，讓香港人獲得這些感覺。」 從文藝片到合拍電影 相對於《踏血尋梅》拍了二十多日，《風再起時》早於2017年開拍，一共拍攝了88日，翁子光自言做過副導演，效率一向算快。「我心底裡一直覺得這部電影是180分鐘左右，三小時算是不錯的長度。」的而且確，剪接花了不少功夫，足足兩年時間，當中遇到好多人有意見。「始終是一部合拍電影，總有些發行單位給予意見。」首次挑戰合拍片，他當然感到不習慣，剪接過程一波三折。 《風再起時》的規模，比過去翁子光任何一部前作甚至加起上來還要大，他直言自己不是好大喜功的人，喜歡做編劇多於導演，但為了要挑戰傳統意義中的大電影大導演，因此《踏血尋梅》監製鼓勵他再接再勵，承繼前作成功，有今生無來世地做一個作品，以最豪華的姿態推向極致。「監製覺得這是最佳時機，如果《踏血尋梅》之後再拍小型文藝片，我沒辦法到達另一個維度繼續自己電影生涯，於是我拿出了有關南江、磊樂的劇本。早知道可能要花不少錢，但一開始不覺得好大，對方卻覺得這絕對是一部大片，要震懾人心。」 從大製作中更加認識自己，翁子光表示他做了好多調節，卻依然不懂處理大製作。「我看徐克的電影《智取威虎山》、《長津湖》，我卻永遠拍不到；為何劉偉強能夠拍這麼多場大場面的戲？我處理不到大場面，覺得勞民傷財，但我會不斷思考，當我有這麼多資源的時候，又會怎樣拍？可否不用傳統大導演的拍法？」因此，他特別提醒觀眾入場看《風再起時》之前，一定要做好期望管理。「這不是《無間道》，不要看成雙雄式新世代大電影，而且我相信這部電影需要很多導讀及時間。」 郭富城與梁朝偉 翁子光想拍磊樂與南江，源於他們是香港很典型的兩種代表人種，結果他成功邀得郭富城與梁朝偉主演。「我認識這兩位演員後，將二人的脾性及某些東西加入戲中，尤其是梁朝偉，可能是新相識，對我來說是刺激。他坐下來後沒說過要做第一男主角，沒問戲份有多少。他說任我安排，戲份多少沒問題，這就是今日的梁朝偉。至於郭富城，他沒有好多進取的東西，但他很拼搏，每每我拍完後收貨，有時他會覺得不夠，希望多拍一個給我選擇。他是工作狂，依然是這樣的狀態。那麼，他們二人的冷熱剛好有了對比。」 上回《踏血尋梅》與郭富城合作愉快，成功令對方首度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稱帝，翁子光對郭富城的演技有這樣評價：「拍《踏血尋梅》時，我告訴他不用搶戲，不必企得這樣出，可以laid back一點。他有時太搶戲，過於表現自己而放大，沒有看通整件事。他是郭富城，當然可以這樣做，過去也有成功例子，但既然放大自己的戲已做過不少，《三岔口》成功封帝後，又可否嘗試收一點。」翁子光眼中的郭富城，近年一直在這方面努力，特別讚賞《寒戰》演得不錯，即使與梁家輝有身高上的差別，郭富城也不遜於對方。「我覺得郭富城正在走這一條路，填充自己之前演藝生涯沒有的東西，到他收埋的時候大家都能看到，這就是全新的郭富城。」翁子光笑說，今次他容許郭富城外放一點，但從細節來看，包括處理感情及人物從自卑開始，「我看到他用了好多方法處理，今次甚至比《踏血尋梅》演得更進步。」 至於公認好戲的梁朝偉，翁子光首次與對方合作，一切從朋友開始。「我沒有特別找尋一個不同的梁朝偉，今次亦是我第一次認識梁朝偉，大家時間不夠，唯有在短促的時間裡認識這一個人。我好感謝他，有段時間他會主動打電話及寄訊息給我聊天，令我認識他更多。他分享了不少東西，例如他爸爸是浪子，他與爸爸那種若即若離的父子關係，甚至是他的感情觀、對某些事物的價值觀等。」電影中的一些對白，原來是梁朝偉平日說過的，所以他絕對有份塑造這個角色，將很多梁朝偉的特質放進了南江。「我唯有這樣說，若干程度上，南江就是梁朝偉，包括有段戲他燒燬鋼琴，與身邊人說出與爸爸的關係，我相信那些是他的真眼淚。」他再次感謝梁朝偉在放假時看到這個劇本，以輕鬆的心情來演，雖然這部電影的歷史感頗重，但他卻放輕了自己來演。「我知道後來他演《金手指》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但《風再起時》卻是相對輕鬆地完成。」 《正義迴廊》的幕後數佬 今時今日，電影人做了導演還不夠，想延續自己的電影生涯，或許要做得更多，好像翁子光拍了《風再起時》後，也監製《正義迴廊》。諷刺是，他監製的作品比自己執導的作品票房高得多，不少觀眾表示入場重複看了好多遍。「我其實不懂判斷觀眾的反應，包括我監製的《正義迴廊》，剪片時已覺得這部戲會成功，我自己都有追住看，但別人說入場看了幾次，我是搲頭的，這部電影應該不能看好多次，我覺得說得很白，法庭又說得這麼完整，但他們真的看了幾次。那麼，《風再起時》到底要看幾多次？我不知道。觀眾是否追求那種曖昧，在過程中再享受那種曖昧，以及風流逸事的情懷跌盪？反而，我覺得是一場夢，但這場夢是否值得再發一次，只能留待香港人去投票。」 對於《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翁子光謙稱自己不想認做別人的師傅，一切只是分享。「何爵天是叻仔，有次我監製一個港台劇，他做導演，記得我給他劇本好多意見，說過那些演員應怎樣走怎樣演，當時我沒參與現場拍攝，後來剪片時覺得他很準確，如何調動及剪接，他很明白我的用意。我覺得他在電影敍事方面，天生是用鏡頭說故事的人，而我幫他填充的，就只有人情世故的事，所以他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執行導演。」翁子光認為，何爵天在《正義迴廊》放入好多自己的東西，例如對香港的感受及自己的情緒，所以一開始已覺得整件事全屬於他。「當然，我可能有意無意間叫他用我某些技術上的東西，但我不是硬授功。我沒說他是我的徒弟，也不應認做別人的師傅，但有時教東西或分享，就是過程中一同拆解，如果我曾經成功這樣的拆解，相信他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 這次《正義迴廊》票房高達3,800萬，為翁子光帶來啟發的，就是計算香港觀眾的最大公因數。「我還在計算，如果900萬成本能夠有這樣的回收，日後是否能夠用900萬拍兩部電影？我以前很不齒別人成功後就減成本，之後愈搞愈衰，現在的我覺得不這樣想，或者變成600萬拍一部，那麼1,200萬有兩部電影，變相多一個機會去博，也等於賭錢多了一注，我的視線範圍內，在市場上多兩部電影。」不說不知，翁子光是一名「馬評人」，據說幾乎每個賽馬日每場馬都會參與，對賭錢方面甚有心得。 今回監製只是初試蹄聲，翁子光還身兼多個身份，他不只一次說過，其實自己喜歡做編劇多過導演。「我不太喜歡指揮別人做事，譬如我叫某人改動顏色由紅色變成藍色，為何要這樣改變？我憑甚麼改變美術指導的判斷？美術、攝影等等，在他那個部門一定叻過我啦，我經常覺得自己不是做導演的材料。」這個世界，既有黑澤明也有李安，條條大路通羅馬，暴君式導演還是苦口婆心型，最終都一樣能夠拍到好戲。「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再自私一點，不用假民主地問這人問那人，但真的與我的性格有關，或者現在還未有一個題材要我用暴君方式去完成。能夠這樣做到，真的需要某種才華，但才華從來不在我認知當中。又，如果我叻到好似王家衛、奉俊昊等國際大導演，可以發揮電影技術及強烈美學來吸引觀眾，就可以放進好多電影微妙的東西，讓觀眾繼續去看，這方面我也在學習中。」 下一部，愛情喜劇 即使《風再起時》依然未有映期，翁子光經已拍完新一部作品，更是首次挑戰愛情喜劇。之前有報導指出，他最近翻拍宋仲基、韓藝瑟領銜主演的同名韓國喜劇電影《愛情儲蓄罐》。「為了公司的前途及重組，我拍了一部看完都不相信是我拍的愛情喜劇。剪片時，我都覺得不太好笑，只是有點無厘頭，愛情較多，好喊多過好笑。」翁子光是如何觸摸喜劇節奏？他淡淡然說，只是相信自己作為有機的血肉之軀，拍下現場覺得好笑，或者情境令人感動的東西。「好多時候，我在現場不會cut機，好相信自己現場所看的事，這是我拍《踏血尋梅》時杜可風教我的。當時我經常攬住劇本，他卻拍一拍我的劇本，直指劇本只是底部，現場有很多東西發生，有這麼多事拍，應該將劇本放在一邊，於是我拍《風再起時》或這部愛情喜劇，都是用這個方法。」 翁子光由奇案電影轉至愛情喜劇，跳動頗大的他，甚至想拍功夫片。「我甚麼都想過，我不怕講，其實我想找張震拍戲，他練了這麼多八極拳，不如拍他去打。我也想拍溫情戲，好多上一輩年紀大都走了，對我的看法幾大影響，因此想拍關於生死的東西，透過溫情方法處理。拍完《風再起時》後，也好想再拍歌舞，如何用最動態的東西融入真實感情，我都想完成這些挑戰。最想最想的是，一直拍一些家庭倫理的東西，一間屋幾個人的戲，但我能否一連串地這樣拍呢，可能是我人生最後的想法。」換言之，翁子光拍《飯戲攻心》，想想也覺得有趣。 沒錯，現在翁子光為了公司的發展，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念頭。「我很分裂，我拍的東西可能會倒進鹹水海。有人買了《無痛失戀》的版權叫我翻拍，我深信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情感不同，大家對於回憶、痛苦有不同看法。如果我還有少許聲譽，應該會用自己的身段來博一博這種電影，好像《風再起時》；但如果我是監製、老闆，換個身份我就不會投了，但做監製的話，好像今次因為《正義迴廊》而得到老闆或新導演對我的信任，我才可以繼續計算下去。」 韓國電影的計算 談到「計算」，話題突然轉到近年冒起得好快好成功的韓國電影。翁子光最欣賞近年韓國電影最厲害的一點是，計算。「不是令人不齒的商業計算，而是他們懂得將政治或嚴肅議題，包裝成一個很有結構感的故事，令觀眾很容易投入那份計算。韓國人這幾年真的很成功。」他提到的成功例子包括《上流寄生族》，也包括《北寒謀戰》，前者探討貧富議題，後者講述南北韓的友誼，拍得有點像德國電腦 《竊聽者》的感覺。 回想年輕時候，翁子光好早寫劇本想拍自己第一部戲，經常拿給許鞍華導演看，怎料對方總是批評，他最差的就是結構。「剛才說韓國導演那些東西，正正是我沒有的，他們做得很好，這些計算卻從來未應驗在我的作品之中。反而我們在《正義迴廊》中放進了計算，包括那些人物如何收場，有怎樣轉變的過程等，但我相信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會這樣做，新導演所拍的才會。」突然，他的謙虛之心又再出動。「我不是認叻，早兩年上映的話，相信不會有現在這樣不錯的票房，不得不認，《正義迴廊》某些角色轉變真的有計算當中。這幾年看韓國電影工業的技術，包括結構的計算，人物的掌握等，都是這樣準確。總括來說，韓國電影真的值得我們羨慕，如果香港電影有一天做到韓國電影這樣，就會好玩好多。」 面對才子陶傑認為香港電影只屬「虛火」，翁子光反駁「虛火」或「迴光反照」都是醫學診斷的字眼，試問一個城市的發展如何診斷出來？「我覺得都是maintain啦，當然涉及命運，問題是如何保持下去？有時質素與公眾喜歡與否，並不是正比，但香港電影人有否為香港把脈？不一定與貼地有關，也未必是香港人應該看甚麼電影，而是電影當中核心內容主題，到底是否與香港人有關係，是香港人關心的東西？」他認為，某些事情大家每天都看到，未必能夠放在電影之中。「真真正正內在關心的東西，可能要兜個圈才看到，這是困難的。我也希望日後我不再關心奇案，希望在生活上找到再細小的事，與香港觀眾有關，然後發現原來這些東西都值得拍出來的。」他舉例指香港建築、文學、美學發展等都有不少拍攝空間。「不妨在那些地方尋找，卻不是先定好題材。」 無可否認，香港的大環境改變不少，創作這回事，未來還能盡展所長？「我可能有點過份樂觀，但始終有點自信心。以前有人提議我不要這樣那樣說話，不如改用另一個方法，我可能會嬲那個人，心想他為何要指指點點我？我用甚麼方法或者直接說出口，都是我的自由，但今日不一樣了，如果我想到一些方法來說到自己想說的說話，就是我叻。」他承諾，未來繼續用不妥協的精神去表達。「現在仍然有空間用上某些比喻或形式去說話，又或者我們思考大事件的時候，可以拆成小東西；想說小東西時，又可說成大事件，只是我們有否這個耐性去找方法，這些就是我對未來創作前景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