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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I畢業生蘇嘉譽 技能開發無限可能

 時代不斷進步,現今對「才華」的定義也愈見多元。昔日香港的教育制度,總是看重學生在「文、理、商」的成績,但隨國際益發鼓勵學生按各自的專長,發展各種興趣及技能(Skill Set),為新生代青年開啟更多可能性。 像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蘇嘉譽(Pearl)在學期間,既用心研習展覽設計的知識,又藉由校方提供的平台,積極參與不同技能交流,如今已成為首位加入WorldSkills Champions Trust的香港代表,Pearl希望將所知所學回饋社群,跟更多同好互相勉勵學習、走向世界。  Text: Ko Cheung  學術以外的新出路 Pearl從HKDI畢業及投身設計界的七年來,不僅參與過各大型活動及展覽,還有各大品牌、舞台或櫥窗等設計項目,擁有頗為豐富的實戰經驗和閱歷,同時也肩負着好些社會重任——她是全港首位「WorldSkills Champions Trust」(WSCT) 成員,以及教育局「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向資歷架構督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經常義務參與不同類型的講座、活動,甚至定期到世界各地出席演講和會議,亦常透過社交媒體向年輕人推廣職業技能重要性,日程非常忙碌。  「這些珍貴的經歷,是我入讀HKDI前沒預想過的。」Pearl回想中學生涯,不諱言頗為沮喪,因為她並非學術型的學生,對傳統的文理商科也興趣不大,所以往往無法達到各種考核的要求,曾被師長質疑過前途,「很迷惘,不清楚畢業後可以做甚麼。」  幸好Pearl從不輕易言棄。眼看學術之路不通,她跟家人表示會爭氣,主動另覓其他學習機會。「中學時熱衷視覺藝術,只是沒太多渠道及資訊了解,於是決定先尋找設計相關的科目。剛好,HKDI網站的資料非常詳細,羅列了超過20個設計相關的課程,讓我輕鬆地便可以搜集到所需細節,學校又有不同的外展活動、資訊日等等,讓大家可深入詳細了解課程、以及校園環境。」當時她發現,除了平面及室內設計以外,「還設有展覽設計,看來好特別又實用,說不定讀完課程後會有更多出路。」 理論與實踐的學習平台 懷抱期望入讀展覽設計的Pearl,直言得着及領會比預想還豐盛。「HKDI的教學資源及配套著重課程及業界的銜接,為投身職場前提供了實用的創意培訓。老師們不僅傳授展覽設計行業的基本知識及思維,也重視技術實踐,例如我要學木工或Laser Cut等,並將之應用到日常創作中,這由概念到軟件都有充實的訓練。另外,課程又重視學生跟業界的連結,除了在班房中,教授市場推廣、商貿宣傳及企業形象設計的知識,老師又常帶我們實地考察不同工場或公司,跟管理層或從業員交流,這有助了解業內的管理及策劃新知,從而掌握最緊貼市場的資訊。」  從理論、實踐到應用,Pearl認為HKDI的職能教育為其創意找到落腳點。「我創作不是只談美感,而是真正了解業界的需求,知道怎樣落實想像,也學懂跟不同部門溝通,可以更完善地執行技術或分配資源。譬如我平日參加櫥窗設計比賽,都會一手一腳去完成很多施工部分。後來投身職場,遇到別人或工匠的質疑,自己就可以引用真實經驗,或做出實際的模型給對方參考,以實力證明自己的想法不是空想,而是實在又可行的。」 得心應手的學習,令Pearl的自信心加強,也看到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入讀HKDI後,一切都改變了。初入學,我沒想到技能教育如此適合自己,讀下去才知道海外的年輕人不再只朝文理科目發展,而是會專注地研職各自的專長和興趣,這是未來的大勢。另外,通過HKDI的平台,又獲得更多接觸世界的機會,例如我有機會參與世界技能大賽,這是很好的機會將課堂理念實踐化,也認識到全球各地的設計同好,接觸不同的文化,進一步拓寬視野及提升創意。」 擁抱更宏觀的國際視野 另外,Pearl又特別難忘2015獲選成為Advanced Design Studio的代表——HKDI從各個學系超過2,000名學生中,嚴選10位成績優異的學生親赴設計之都奧地利接受以「未來‧10年後」為題的創作靈感課程,「很榮幸成為展覽設計唯一的學生,跟其他包括園景建築、平面設計及電影系同學,一起飛往奧地利參與 ‘Ars Electronica’(奧地利電子藝術節),共同創作有關談未來的設計作品,同時又跟世界各地設計師親身交流。那次的經驗非常震撼,讓我突然跳出香港的角度、看到了國際的新思潮,感覺整個人的思維也提高了。之後,我的創作風格亦起了變化,從喜歡香港傳統或古典味道,轉而喜歡上未來及創新的方向,這是很重要的成長契機。」  感激HKDI的培育,語就了個人的蛻變與成熟,現在Pearl 也爭取在工餘時間,落力參與不同的教育活動,「希望善用WSCT成員及專才教育委員會的職能,將自己的經驗及故事分享給更多年輕人,幫助他們更勇敢面對學業或前途的疑問,同時也激勵大家放膽尋找真正興趣所在,全力向喜愛的事物及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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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I畢業生譚偉民 讓夢想化成事業絕非空想

對於許多追夢者來說,若可將「興趣」與「職能」結合,就是最理想的發展狀態。可是基於教育環境、市場形勢或現實種種,要達到這一點卻又不容易。 「可幸,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提供合適的學習土壤,讓我的攝影及藝術知識得以好好紮根,同時也獲得不少實戰及交流經驗,得以在未來好好拓展出屬於自己的理想。」超現實主義攝影師譚偉民由衷地說。 Text: Ko CheungPhoto: Oiyan Chan 夢想與現實的掙扎 「追夢」與「務實」之間該怎麼平衡,是無數年輕學子探索前途常遇的迷思之一。畢竟,香港的教育氣氛向來較為側重於學術成績,相對藝術、攝影或音樂等範疇則常被視作「課外興趣」般對待,這使得有志發展相關技藝的年輕人,常會萌生諸如「兩者是否只可二選一?」、「當下選擇會否不切實際?」、「畢業後會否難以維生?」等憂慮。  「以上考慮無可避免。但我仍然選擇『興趣』先行,因為唯有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才能驅動內在最大的好奇心與自發性,也更有動力去克服日後發展夢想時的重重挑戰。」譚偉民笑說自小就鍾情電影,尤其喜歡如「Marvel」之類的科幻題材,所以一直很想探索當中的創意知識及技法。如他所言,正因心底有足夠的喜愛度,也促使他更用心去搜索不同升學資訊,研究怎樣突破當下教育制度的框架,走上一道真正適合自己的學習之路。 「興趣」的多元可能 幾經尋找,譚偉民遇上了HKDI的課程。「求學的路上,只要願意主動一點,其實也不難找到相關的資源。像HKDI的網站及社交平台上,均羅列了超過20個設計相關課程的資訊,加上每年學校又設有不同類型的外展活動、升學講座或資訊日等,大家好容易獲取所需資料。像我當初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查閱後,決定報讀及主修電影電視及攝影文憑課程。」 這個合共約3年的課程,讓譚偉民逐漸認識影像創作的內涵,同時還認清楚本身的個性及喜好。他發現「興趣」無疑是所有創作的起點,可是在落實想像及與人合作的過程中,又會慢慢看到了各種源於自身、或基於外在因素而出現的考驗。這時候怎樣將「興趣」轉化成更對應個人能力的技藝,以至將之發展成日後的事業基礎,則需要更深刻的思考及計劃。 譚偉民解說,「起步時,我是喜歡電影而報讀,所以未有專攻攝影的範疇,但課程卻於Sem 1的編排上涵蓋了編劇、電影攝影、後期製作及攝影四大領域,可說是文武兼有,也令我於上堂及做集作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比起安坐室外寫劇本,自己更喜歡到處走走看看;比起跟大夥兒於現場創作,自己更擅展獨立地處理拍攝;比起純粹聚焦寫實性的題材,自己更愛閱讀攝影和美術史、研究不同的概念及理論,再嘗試結合想像來拍攝照片等。」 從學術到商業的實踐 多得HKDI集理論與實踐、學術與商業的特色,「我終於認清了興趣和所長,繼而下定了轉攻攝影藝術的決心 。那幾年,學校亦提供了非常優良及彈性的學習空間,讓我可以不斷吸收專業的製作知識之外,也能夠通過活動及實踐式的學習經驗,靈活地掌握到各式創作、拍攝、後期製作等技術,培養出更宏觀、更全面的技能及視野,並有系統鍛煉了攝影攝像方面的職業技能,畢業後也順利地銜接到業界及市場之中。」   談及這一點,譚偉民翻出其中一個作品系列《海景》作分享。「由於我很喜歡藝術家杉本博司,對於他提出的人類記憶及時間觀念深感興趣,於是就想探究怎樣令影像跨越既有的時間和空間。當時做這份一組七張的街道系列《Two hours of memory》時,我就嘗試將課堂學到的技法、配合個人觀察及幻想,走到油尖旺一帶的街道上用了數天時間,捕捉不同時段的人流及風景畫面,再用後期重新組合成照片,從中探討規律、時間變化,人們之間看似沒交集但做着類似的事等狀況,回應社會現象。這可說是其中一項我得頗有滿足感、老師們也給予很高自由度的作品。」 師友的強大支援 課程以外,譚偉民直言良好的師生關係,也是幫助他追求夢想成真的路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在學期間,HKDI非常鼓勵我們積極參加各類型的交流項目或比賽,所以我也很珍惜每個機會,不斷嘗試和探新,幸運地也在好些國際或本地比賽中,獲取了不錯的成績。但踏入攝影市場,真正開展個人的攝影師生涯,又是另一場更大的挑戰,始終我的閱歷尚淺,有時也需要一定的支援。」 譚偉民憶想,「像去年十月首次參興博覽會的展覽,在策展期間遇上很多知識及技巧上的難題,例如從選取相片物料、怎樣打印到裝裱都滿是學問,加上展前又遇上十號風球來襲!實在很多變動,也略有壓力⋯⋯可幸的是,當我主動求問HKDI的老師時,大家都非常樂意提供意見及專業協助,最終令我做到想要的效果,既滿足到市場的需要,本身亦有所成長。」 帶着美好經驗迎向未來,譚偉民表示縱使疫情之下,暫時少了外遊機會去觀摩外地的攝影圈現象,「但我都會用心投入本地的各種交流機會,譬如繼續跟不同範疇的攝影師、藝術家和創作人溝通及分享創意經驗;也善用在學累積的基礎及知識,不設限地繼續自我探索,實踐更多類型的影像風格及作品;另外,亦希望回饋母校,日後多回來跟師弟師妹分享見聞,像從前師兄姐及老師們鼓勵自己般,幫助大家在HKDI中找到適合自己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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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改善社會.黃君諾、關鎮陞

文明能壓碎,情懷不衰,但建築的意義很大。「比起其他專業及藝術,建築設計影響深遠,短則幾十年,長則幾百年。不論鄉郊或大城市,設計的好與壞,會塑造當地文化形象及建構社區。」東西建築(OOA)兩位創辦人兼年輕建築設計師黃君諾(Kenrick)和關鎮陞(Magic)身體力行,甚至早在柬埔寨興建村校及水堂,真正以建築設計解決社會問題。 Text.Nic WongPhoto.Bowy(Portrait)& OOA 空與間缺一不可 OOA創立於2015年,標榜為「建築設計研究組織」,研究東西方的空間美學,以及「東西」不同元素相互依存的關係、材料與空間的聯繫。Magic與Kenrick同樣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現時Magic身處美國西岸,Kenrick卻留港主持大局,直言:「我們受外國教育影響,處於東西方交匯點,其實城市規劃、室內設計及建築也是一樣,東西方看法很不同。西方重視事物本身的特性、形態及功能,東方則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比較融和,因此雙方都有突破位,而香港人一向以靈活見稱,我發覺這就是分別。」 作為比Kenrick年長幾屆的師兄,Magic在美國攻讀碩士,曾在洛杉磯、東京及香港從事過不同類型規模的建築師樓,看法更為深入。「亞洲一般比較重視間隔與間隔之間的『空』,可以無形,可以有形;但西方比較重視『間』,間隔的『間』,但兩件事是缺一不可,所以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二人真正聯手,是一次柬埔寨的慈善項目。Kenrick說:「十多年前去過柬埔寨,幾乎甚麼都沒有,只有垃圾山,以及七十年代赤柬留下來仍未發展的一片土地。當時尚未畢業,卻有個心願,覺得建築可以在未發展或發展中的地區做多一點。」 柬埔寨村校與水堂 適逢Kenrick在大學年代認識柬埔寨NGO朋友,邀請他參與一個村校的設計項目,他便找上一直有聯絡的Magic,第一次嘗試合作。Magic說:「過程幾好玩,能夠與當地村民及辦學團體交流互動,是一般在香港從事商業性項目難以參與的事情。後來獲得更多機會,慢慢成為契機組成OOA。」 想當日的柬埔寨,不像現在酒店酒吧林立,更是一片沒那麼發達的地區。Magic記得當時還未實地考察,已準備好兩個方案,一個是從地面興建,另一個是離地興建。「直到現場看到工地,旁邊有一片綠草如茵的稻米田,原來當地很多時候都要避開水災、風暴及白蟻侵襲等,所以建築形態都有升起,卻不會升得太高,既結合現代設計與功能,又能融合當地村落。同時,當地有位來自澳洲的老師給予我們不少意見,這座學校正是結合常規教育以外的機能,希望容納不同年齡的學生,以致我們突破一般長方形的學校設計,結合當地氣候,變成建築形態獨特的方案。」 柬埔寨村校深受當年師生喜愛,機緣巧合下,翌年能夠參與當地「水堂」項目,贏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年度基金,雖然只有十萬港元資助計劃,卻能建設一些幫助當地社群的設施。「第一次是與教育有關,第二次看來更難,由於政府沒有提供乾淨食水,供應有限,有錢的可買樽裝水或私人配水,但同一個村落,更多人沒有足夠食水,即使發現有個湖泊,為何沒人飲?大抵是不太衛生,少了一個過濾系統,於是便覺得這項工程多於設計,但基礎設施一樣可以有設計?而且,當村民到水堂拿水,便可聚集起來,變成一個聚腳點。於是,我們想出一個劇院的設計,既有收集雨水的功用,也可將功能、社交及文化結合起來。」 建築設計,真的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在之前學校項目發現,有一個好的建築可以凝聚到當地及附近的村民,我們回港後亦有繼續實現,覺得香港都可以做更多社區保育、藝術裝置,將設計融入社區發展,近年亦的確增加了。」他們直言,香港相對多持份者,社區比較複雜,柬埔寨相對簡單。「當然,世界各地也是一樣,如果你認識村長的話,相對上方便得多,當中還有很多政治因素。但那邊比較簡單,金錢誰人付得更多,就可在設計上擁有更多話語權了。」 主教山VR化 返回香港,二人異口同聲說:「身在香港,最難不是想出設計,而是想出很多很多設計方案後,要衡量持份者願意承受的風險及挑戰,而不是一味走得很前。有時真的不是設計行先,卻先要滿足對方的需要,才慢慢滲入設計,亦要滿足設計理念的背後、成本、時間,盡可能要加些不一樣的設計。」有時候,香港人的妥協都是折衷主義,更現實的是,很多客戶或政府,優先選擇外資大設計公司。 今時今日,香港的建築設計師還有甚麼空間?這兩名重視「空」與「間」的設計師,舉例提到早前他們以VR創造出主教山蓄水池的空間狀況。「記得去年底,新聞報道了幾天,民間很關注此事,建築物又瀕臨清拆。作為建築從業員,我們對空間的感覺很敏銳,便覺得可用些一貫使用的科技及技術,向公眾呈現出建築物原來的狀態,碰巧當時只有相片而沒有動態或3D空間的展示,正好發揮我們的專業,給社區去討論。」Magic又表示,其後他們繼續去探索,將主教山的空間變成動畫、VR、AR等,最後連政府、私人機構及市民都感興趣。「疫情下,經濟及項目各有影響,建築業界是否再用傳統的手法接工作?還是可以用VR、遊戲等互動的東西?這些都不算最新鮮的東西,但對於傳統建築設計而言,是否一個革新突破?」 欣賞大館之美 說到尾,一座建築是否成功,最重要還是用家所需。Magic說:「向來很難界定怎樣的建築物才算成功,要視乎是否適合時間、地域、客人,好像巴黎鐵塔,一百多年前只是為了世界博覽會而建的臨時建築,當時巴黎人不太喜歡,其後卻變成了人民象徵,很有哲學意味。作為建築從業員,不應單單滿足客人的要求及成本,所以我們自設公司,希望能夠透過不同機會印證自己想法。」 他又提到,近年Herzog & de Meuron設計的大館,在城市中心給大家看到何謂好的建築。「評價大館,不應只看最後結果,其實當年項目中標後,被批評為嘩眾取寵,阻礙景觀,後來輿論180度改變了設計,Herzog & de Meuron將切割成不同角度的鋁片,與下面麻石護土牆,形成肌理的隱約對比,結果得到策展人、地產商、居民等等互贏。」他又補充,政府、市民、客戶等,統統仍在摸索之中。「大家慢慢認識那種諮詢形式,建設一座建築物,至少等五至七年,落成使用後再有更多回應。老實說,市民要慢慢習慣這個循環,主教山就是一個例子,令大家慢慢明白建築的重要性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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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生活的光 燈光設計師 李睿燾

有人之處,就需要光。如多數動植物有向陽天性,人類的大腦亦會根據眼睛接收的光線訊號,從而設定生理時鐘、認知世界以及發育成長。惟日月交替有定時,環境未必處處有「自然光」,人類社會於是發展出「人造光」,以應付生活中不同照明需求。 「光於日常無處不在,但我們對它了解可足夠?」Litto Lighting Design燈光設計師李睿燾(Oscar)說,香港欠缺燈光設計教育,猶幸宏觀層面,不少同業持續努力為領域開拓從實用到美藝的可能;微觀方面,個人探索這學問的路上,又獲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支援,得以順利發展事業,收穫很多人與光之間的故事。 Text.Ko Cheungphoto.Bowy(Portrait)& Litto Design 絕不抽象的媒介 每日從你睜開眼,看到晨光第一線,然後梳洗出門上班,忙碌後歸家休息或娛樂,到關燈安睡的過程,「光」一直存在於每個環節及情景之中,只是我們對待它,有點像呼吸空氣,因行動太順理成章,容易視作理所當然。 若忽然要你注意它、形容它,或會啞然,一時三刻想不到怎樣描述,或心生「光很抽象啊!」等想法。 「光絕不抽象。」Oscar說,「相對其他媒介,光是可量化的東西。你想知眼前環境幾光?可用測光表量度實際的數據;就算不技術性地檢測,你也可憑肉眼觀察周遭亮度、暗度,或不同燈光與顏色,知道光的存在與變化,不像欣賞一座雕塑,需要再三查資料、推敲紋理背後的創作心路歷程。」 光與人互動直接,「你會看到蘋果的『紅色』,全因蘋果吸收了其他光線,再將紅色『反射』到你的眼中;看到藍藍綠綠的光,會感覺陰森;走進一間房,假如燈的色溫不一致,有黃光又有白光,或LED燈閃爍頻率不穩定,你或會感覺疲倦、不舒服以至頭暈,全因眼球和大腦會時刻本能地測光及調節,以求盡快適應環境,如光源差異大,自會引發觀感反差與不適。」Oscar說諸如此類,都反映光的表達何其明確與直觀。 縱然人人活於光之中,可是基於身體敏感度、教育模式或應用方法不相同,各人對光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需要及喜好。Oscar憶想創辦Litto Lighting Design、十數年來參與不同酒店、零售、餐廳和辦公室等燈光設計項目,「香港缺乏專門的燈光設計或美感教育,人們多數只接觸到基本理論,難以進深。想當初讀書時代,我經某些課堂初接觸這學問,萌生興趣及嘗試投身行業後,幸遇上好些本地資深燈光設計前輩,從他們身上認識到不少光的知識與技藝。」 像關永權(Tino)曾給Oscar專業上的啟蒙,「Tino極講究細節,對創意、施工及數據等要求嚴謹,多一分、少一吋都絕不允許。旁觀他從創作草圖、選料到跟合作者溝通等部分,追求最精準的設計達至最理想的燈光效果,我也發現到些微差異對設計構成的影響,領略執着完美的精神多重要。」邊走邊學、保持上進,Oscar既曾前往意大利進修專業燈光設計課程,也喜於生活日常中常存好奇心,細意觀察光與人的關係及演化。 實用與感性的創作 皆因光的設計不只講實用,「工作時,我們難免要考慮各種現實因素:例如香港地理使然,室內空間通常狹小、樓底低,天花間的水管、電線收藏位置有限,又要兼顧消防條例等建築規格;餐廳、辦公室、酒店等場所,又各有既定使用模式;加上近年社會對自然光或環保等熱議;以及本地美藝教育少談光學,人們對『燈光 / 照明設計』時有誤解,曾遇過『你係咪即係做盞燈?』『定還是做演唱會嗰種光?』等提問(笑),燈光設計師要怎樣為建築置燈、走線等,又要怎樣引導客戶接受各式方案,每部分都存在不少限制和挑戰。」 「但以上種種,多花心機及時間去研習和溝通,可逐點解決。真正考驗,是我們怎樣建立個人美感與創意觀。」Oscar憶起意大利進修經驗,「最深刻不是課堂,而是課後隨同學到處欣賞藝術。那些年輕的同學們,走進不同展館中,都可隨時就一張畫作的創作故事、原理及隱喻等琅琅上口;參加不同藝術慶典,又常見民眾或小店自發投入,像車房願意借出空間做展覽、店舖將藝術元素融入服務等,讓我震撼又感動。」 進修之旅,讓Oscar體會藝術與生活是欣賞「光」的理想途徑之一,「也發現一個人或城市,若有良好的美藝教育,教導人使用和賞析生活空間,也可推進光文化的思考與實踐。」他感悟,「對於設計師,光的設計如畫畫,身處一個空間、面對大小不一的牆壁與建設,怎樣運用光色溫及角度,照射於其中去營造氣氛,多少似藝術家手執畫筆與顏料,畫多厚多薄、畫多筆少筆,皆可融入所思所感和個性,充滿情感也不死板。」 缺一不可的元素 「平衡技術、美學及人性」是Oscar的創意信條之一,他期望達至三者共融,讓受眾直接透過「作品」領會光的質感與價值。「沒有絕對好壞或對錯的設計,要談論的反而是『適合』與否。同一個辦公室,有人喜好溫和的黃光下工作,有人卻偏好清晰度高的白光,設計師最緊要多聆聽客戶想法,按實際情況建議或調整,回應不同用家的身心所需。」 舉例說,Oscar曾為某國際化妝品牌旗下門市分店做設計,即使各店的設計要求和方向大致相近,但因位處商場內及街舖的空間佈局不同,選材及細節得作技術調整。「光的領域廣闊,如何融和人造光與自然光、如何善用光與影聚焦重點、劃分空間,處處玩味。那次品牌的街舖,因對街玻璃窗偏薄,日間陽光猛烈,眼看似鏡面反射,晚間夜光較弱,則顯得太通透,於是我在櫥窗位設置了多用作環保的Daylight Sensor(陽光傳感器),並巧妙地改動了系統,好使日夜變更、進出之間,減輕戶外與室內光的對比,好讓員工和客人觀感更舒服。」 另一次給國際銀行設計辦公燈光,「要配合銀行極嚴格的要求,又需與另一組室內設計師合作,商議及創作不容易,但我相信『人性和感受』很重要,就循循善誘地跟各單位溝通燈光所需,幸好大家理解後很配合,最終合作做出客戶滿意之作,總部還力讚眾人,非常難忘。」有次給國福樓設計餐廳燈光,「我特別製作了一套數碼系統,讓員工不需走上走落,只用手提電話就可為整間房的調光佈局,方便又安全,年長員工尤其開心,自己也滿足。」 放寬心多交流 為人付出,Oscar亦有得著。「跟不同地方的客戶、裝修師父、創意工作者交流,獲益匪淺。香港師父最快靚正、懂執生;內地或馬來西亞人效率高也尊重我們;跟澳洲人合作較難,他們重視公平與生活,收工就收工、也不願跨部門處理或協助改動,這非對錯,純粹習慣有異,惟合作會有點吃力。還有,我還學到很多民俗傳統及潮流風尚冷知識,像華人客戶多重視風水,會告訴我哪些燈色旺財、哪些易惹鬼,好有趣。」 「一個地方好難說需要怎樣的設計師,只有A或B款的單一選擇並不健康,最理想還是甚麼光譜都同步發展。至於香港設計師,不妨多以國際思維看世界,在日見複雜的時代,善用網絡主動出擊,像我就透過網上自薦投得Armani的設計項目。另外,也可大膽及自信一點,多參與DIP等提供資助、租務和建議的平台,學習創意以外的實務和營運知識,特別使Slahser或想創業的人,有助建立自主與獨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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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 studio 大會堂長椅的前世今生

包括塑膠在內,香港人對垃圾回收的態度,大多等同潑出去的水。無論是棄掉或放進回收桶,只要不在眼底就好,回收物的後續確是沒人在意。建築設計室HIR studio在沙田進行收集膠樽活動,經過設計和處理,成為放置於沙田大會堂的公共膠長椅,完成「取之沙田,用之沙田」的目標。同時展示膠樽轉世後的第二次人生,原來可以悅目地回饋社區。 text.陳菁photo.受訪者提供 回收後的明日 藍紙、黃罐、啡膠樽,這句回收口號細細個也聽過,以為是早已植根的常識,但膠樽實際的回收情況,至今依然強差人意。無論概念或意識,仍然顯得遲緩。前陣子,每回收一個膠樽,便退回一毫的回收機器,才開始走入更多場所。翻查了數年前綠色和平的污染物調查報告,HIR studio負責人Howard發現,原來每天平均有四千件塑膠流入河道。塑膠物飄流到大海,經過幾個階段,又重新跑到人體內。「塑膠回收後到底去哪了?這是很大的問號,沒後續,沒紀錄。政府也是這樣的態度,把塑膠送到回收廠、切成膠粒再送往中國,之後就不管了。似是完成工作,實際是無法提升質量。」 回收除了量,也看質。膠樽下有個三角形塑膠分類標誌,裡面的數字代表塑膠編號。不少產品並非採用單一種塑膠,有時甚至混了紙和鐵,或黏有招紙和蠟,香港回收廠的機器未及先進,儘管人手分類也會出現誤差。只要塑膠含有雜質,就難以轉化為良好品質的再生產品。後來在收到沙田大會堂翻新工程邀請後,Howard和另一負責人Irene,以及建築設計師Jeannie,就決定用設計為社區注入環保意識。 抗衡貪圖方便的慣性 先在沙田區收集膠樽,當中20%、約半噸為可用的高質素回收膠,切碎為膠粒後,再鑄造兩個用鋼鐵製成的模具,把膠粒注入再做成塊狀組件,把它們轉動至不同角度和形態後,最後製成以城門河為靈感、十二張放置在大會堂內的塑膠長椅。組件式的設計,除了節省成本,亦以便空間用途改變時,長椅可一同變身。假如長椅的表面變得殘舊,亦可熔掉再重新鑄造。香港住屋空間有限,騰出地方儲存膠製品,再等待兩星期一次,甚至更長的回收絕非易事。回收團體「不是垃圾站」被Howard點名盛讚,義工班底為回收廠省下一大筆運輸和人力資源的支出,但普遍回收站都遠離民居,於是習慣方便的香港人會選擇直接扔掉可回收品。「沒誘因去回收,或許因為不常接觸回收塑膠製造出來的產品,不知道成品可以有多漂亮。作為設計師就是要去創造日常可見的精美產品,給予回收的動力。」 休憩處的用心 他以荷蘭回收膠設計公司Precious Plastic為例,在城市收集,然後在同一城市的回收廠處理,並生產產品,那可算是最理想的模樣。在沙田區長大,也目睹城門河水質日漸清澈,他相信該區擁有獨特的文化,居民間也因歸屬感而有緊密連結。要是回收文化能穩定推廣,灌輸環保意識想必並非難事:「新城市有甚麼餐廳,沙田居民都清楚不過,如果有一群人知道有張由膠樽而來的長椅,全沙田也會很快知道。」 椅子雖小,但可以更用心。涉及人為設計之處,Howard認為政府部門應要花上更多心神,並投放資源於公共空間設計,而並非在城市內把椅子複製、貼上,搭建出一式一樣的沉悶模式:「有時空間是有的,但並不舒適。大會堂現場本來沒甚麼椅子,他們考慮太多管理問題,蓋過了使用者的需要,以及設計的本質,這確是有待改善。」各區也有獨特個性,早前HIR studio也為將軍澳圖書館設計名為「Page Turner」的作品,紙版由回收紙改造而成,搭建如翻頁狀態的公共空間設置。只要揉合文化元素和人文精神,具備歸屬感的設計即可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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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yco.co 底皮伸張環境正義

何謂底皮?某天去深水埗皮革店買皮革,嫌它太厚,店家會用機器把它分薄。光滑亮麗的那塊,在不久後會成為皮袋或錢包,而餘下的那塊,就是底皮。因為量多,底皮們的命運通常類似,就是直送堆田區。回收皮革品牌Upcyco.co,會在中途攔截,捧回工作室重新設計為企業用產品或休閒小物,就算底皮也可以得體非常。 text.陳菁photo.受訪者提供 那些被遺下的皮革 底皮再造這回事,Upcyco.co負責人Yuki Liu估計,香港或許沒人願意做。需要時間分工,又要仔細分類,直接在皮革店購入一塊,必定省下大量氣力。她畢業於THEi時裝設計課程,飾品設計課堂以皮革製作為主,學習中發現製造期間留下大量物料,於是開始研究環保處理的方案。先到深水埗或其他皮革店收集底皮,再和同樣擁有設計背景的拍檔Carson Leung一同構思產品造型,然後外判予懂得衣車縫製技術的婦女製作出成品。 透過THEi背景,Yuki在畢業後申請了校方的資助,也和園藝科的師弟妹合作,推出皮革盆栽套,中間放置仙人掌。同樣堅韌的元素合併,產生和諧的自然美學。偶然,部分國際品牌會主動聯絡上二人,提供生產餘下的皮革物料,甚至有些本地品牌,會把賣不完的皮袋或家具送往工作室:「始終希望想用環保方法處理產品,部分大公司開始有意識,例如地產公司有green team,負責處理環保事宜,也為企業策劃環保活動。」大公司和小品牌聯手,類似的合作在外國比較常見,她估計是外國人對舊物料沒太大抗拒,而缺乏支援下,香港小品牌難以生產大量環保產品。 二次減廢 對部分人來說,底皮也許比不上雞肋,棄掉也不可惜。削去已加工和上色的皮面,皮底總是厚薄不一,手感有點像麖皮,厚的只需塗上面油,略作加固即可。但薄的沒了皮面支撐,可以比紙巾還要薄,一撕就能分開。要在加工過程達至zero waste,未免有點過份理想,所以團隊便透過設計盡量減廢。首先是構思出互鎖設計(Interlocking system),如同建築中的入榫技術,把平面扣實,避免使用鈕扣和皮線。線本來的浪費不大,但市面的品牌會用縫紉機製作,就消耗了電力。另一個方法,是用刀模形式(Die-cut),把多塊皮革疊加,像是編織般製成手袋。收集回來的底皮大小不一,所以要不時設計全新產品。如果還有餘下的底皮,也會儲起來作試驗之用,但不會太勉強地連一厘米大也要留起,盡力就好。二人亦計劃採用含有仙人掌纖維的植物皮革和玻璃皮革,能力所及地把光譜擴張開去。 一塊皮 一次教育 除了製作企業用產品,如筆袋、咖啡杯把手、置物盤和零錢包的Upcyco.co,還延伸出支線品牌cyco.cyco,製作皮革生活小品,也不時參加手作市集,也在過程中正視公眾對皮製品的固有觀念:「他們會質疑產品質素,甚至跟名牌比較,其實名牌和質素並不掛鉤,我們所用的部分是意大利皮,不過沒了面層而已,很多人都被牌子蒙蔽雙眼。」每次市集都是教育的機會,除了設計和產品本身,Yuki認為品牌所帶出的訊息更為關鍵。既然環保尚未普及和被接受,部分人連Upcycling也不知為何物,就由小品牌擔當起教育的工作。這種正義感,她稱之為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紙張、塑膠,是政府已推廣多年之物料,但剩下的物料如皮革,則沒人規管,也沒人收集。「我們代政府機構,或是代地球去做這些事,也是略盡綿力罷了,環保事都要靠積少成多,我是這樣相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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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Vuitton Objets Nomades:林嘉欣 x André Fu 對談

時尚,不單是穿在身上的事,也是滲透生活,讓你活於其中的事。Louis Vuitton 舉行 Objets Nomades 2021 家具系列展覽,Objets Nomades 系列在九年前開始孕育,邀請最前線的設計師、建築師及藝術家,以旅遊和游牧民族作為主題,聯手創作家具。這次我們邀請並一同對談的,是林嘉欣以及香港建築設計師André Fu。 Text:CC 可以介紹你的作品嗎? André:我們正坐著的是2018年跟 Louis Vuitton 一起合作的作品 Ribbon Dance,由最初到完成花了十八個月時間。很多人覺得 Objets Nomades 是 object,於是我在想可否讓一件物件超越單純的物件,成為一個空間。現在大家都不聊天,只看電話,如果有一個設計讓兩個人坐在一起,好好連繫,是很美好的事,於是就出現被絲帶圍繞的畫面。 嘉欣:我記得第一次看到 Ribbon Dance 這枚作品是在大館,很漂亮,還是出自香港! André:自己也覺得很榮幸,整個 Objets Nomades 裡,我算是首位參加的華人,非常開心。 在 Objets Nomades 內,除了 André 的作品,還喜歡哪幾件家品? 嘉欣:Lune Chair 吧,另外用上八條皮帶連繫的 Belt Chair,簡約又實用。另外還有 Swell Wave Shelf,像是懸空於半空中,我喜歡買書,常在搜羅書架,形狀很原始。 André:很多件都喜歡。但作為參與了旅程的一份子,實在感覺不同,是個漫長過程。這項目讓我有機會在米蘭跟一群有代表性的設計師交流,今天就像重溫回憶一樣,尤其今年能真實感受的機會不多,能接觸實體事,更難能可貴和實在。對從事設計行業的我而言,是很特別的時刻。 如果 Louis Vuitton 邀請你設計一件家品,你會製作甚麼? 嘉欣:會跟陶土有關,這是令我今年感到最實在的事,對我自己多了認識,也更沈澱了。無論是美學,還是實用性同樣。 André:再設計一件家品,這是一直都有討論的事,能否成事就是後話。Ribbon Dance 對我而言,已是能代表 Objets Nomades 的作品,需不需要再做一件呢?我還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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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式日常

雷射筆成了雷射槍的日子,周俊輝到後期才意識到他所畫的都可能成了罪證。誰都沒有預計過這場大清算如此嚴峻,「矛盾的是我不能指出自己在現場,但它是畫作,不能作為證供,有點吊詭。」事實上,這次展出的畫中,部分場景他的確在現場。在人群中匆忙的拍下背景和氣氛,有別於新聞攝影師般拍攝前線的一觸即發,他記錄衝突前的壓抑,也在意身邊人的戒備狀態。 Text : 陳菁Photo : Bowy Chan 在雷射筆成了雷射槍的日子,周俊輝到後期才意識到他所畫的都可能成了罪證。誰都沒有預計過這場大清算如此嚴峻,「矛盾的是我不能指出自己在現場,但它是畫作,不能作為證供,有點吊詭。」事實上,這次展出的畫中,部分場景他的確在現場。在人群中匆忙的拍下背景和氣氛,有別於新聞攝影師般拍攝前線的一觸即發,他記錄衝突前的壓抑,也在意身邊人的戒備狀態。 「但我也害怕被獅鳥(私了)!」所以相機主要為他記錄火焰的色澤,趕回工作室後,配上記憶在十厘米的正方形畫幅上記錄起來。畫幅是他出道後體積最小的,勝在短時間內能完成。畫展中最大的作品長達兩米,是「和你飛」那擠滿人的機場,但他刻意把最悲壯、最血淋淋的壓縮於最小的畫幅中,那爆眼的畫面儘管在手機屏幕上看,同樣難以承受。直覺讓他選擇了油彩作為顏料,儘管有老前輩說這叫現代派、新派,間接批評顏料選用得不正統,但油彩推疊出的抗爭場景,的確增加重量和正式感。他也刻意在底層疊上暖色,不難看見鐵閘下透出了暖橘,為整個系列升溫。 這批畫他本來沒有展出的打算,甚至以為畫作會直接以歷史繪畫的姿態流傳下去,而事實上也需要時間讓觀眾沉澱。「樂觀地假設,有日我們可以煲底相見,香港人可以放下這折磨良久的時期。向壞處想,歷史也許會被迫抹走。無論好壞,它終有一天會被放下。」所以他把特定時刻化為畫作,增添了當中份量。儘管未來的世代沒吸過催淚煙、沒踏上過缺了磚頭的行人路,看著畫中的超現實畫面:某身份在不預計下做出反期望的事,以及不自然的火光和影,他相信觀眾自然會產生聯想,甚至主動發掘歷史。 要紀錄,大可以收集第二手資料,但周俊輝選擇了置身其中。他自稱為理性型畫家,以往作畫時習慣把情緒抽離,但這次顯然並不奏效。2012年他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爭取功能界別議席,並非第一天踏足政治,但他這大半年不時發惡夢,看直播也會流淚。於是他把情緒和自己的參與注入畫作當中,我們所看的,都是周俊輝的視角。「並非因為我是藝術家才參與,而是因為我是公民。我想表達的不是我有多重要,而是在場有多重要。」畫展近入口的位置,掛了三幅較突出的作品,分別記錄一名男人去年六月十二日身處大會堂、十一月十八日在廟街,以及今年二月十二日在火炭駿洋村的狀態,口罩的款式也換了三款,畫中男人便是周俊輝。 畫展名為《背影》,除了不想被拍攝面容成為在場證據的共識,以及運動至今並沒有領袖的存在,也因為周俊輝在六一二的經歷。他戴著單鏡反光相機到現場拍攝,怎料還未入黑便施放催淚彈。現場有人立馬以保鮮紙裹著手臂,他也抱著雨傘的那套觀念,覺得催淚煙事少,先吸兩口沒所謂,不如先調個光圈、拍個照。怎料他很快透不過氣,也失去視線,唯有往催淚煙的反方向跑。當中有隻很輕柔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他估計是個少女,於是他也拉著她跑。後來有人主動為他洗眼,視線恢復過來後,雙方都離開了。「《背影》起初帶有浪漫意味,為什麼少女會相信我這樣的大叔呢?但這次正正因為認不出大家,我們都相信大家。」 周俊輝認為,假如因為辨認到身份而產生信任,其實我們並非相信那個人,而是相信背後的制度。只要有具備普世價值的制度,一個人儘管下台也不影響信心。可惜,自從警員蒙面導致難以追究警暴,加上最近那群因理工大學一疫而被秋後算賬的抗爭者,信任只會低處未算低。「現在儘管換了特首,大家對制度失去信任這回事也不會有改變。」未來要重建對人的信任,周俊輝是悲觀的。多年以來,大家都理解這個政權的滲透力有多強,時間愈長愈容易失去信心。「有些人不懂為甚麼那些手段要如此明顯、如此難看,他就是要你知道當中已混有他的人,故意要你失去信心,加速潰爛。」 「想不到香港的夜景是這麼美的,一下子沒了真不值」來自《英雄本色》,周俊輝曾把電影場景繪畫成畫,筆下的電影系列可算是代表作。眼見近年社會狀態,不少人說現實比電影更荒謬,創作人如他也無法想像︰「《寒戰》的政府有多攻心計亦比現實美好,這次疫情真的來自武漢實驗室嗎?這樣荒謬的情節,唯一能寫的應該是以前的周星馳吧。」 《背影》日期:即日至5月16日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4時地點: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樓Gallery EXIT電話:2541 1299*到訪前請先聯絡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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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ist 創意扭紋柴

現今世界,信念或說話被扭曲固然是壞事,倘若是建築呢?Kistefos Sculpture Park位於挪威南部耶夫納克爾(Jevnaker),具有23年歷史。最近在園區裡,建成一座螺旋狀的美術館The Twist,展現扭盡六壬的創意。透過這道極具設計感的橋,不但連繫河流兩端,也連繫藝術與大自然。 TEXT : Stella    photo : Laurian Ghinitoiu / ©bjarke ingels group and kistefos Kistefos結合美術館與雕塑公園於一身,它位於挪威耶夫納克爾(Jevnaker),在首都奧斯陸以北約80公里,由收藏家Christen Sveaas於1996年創立,目前為北歐最大雕塑公園。Kistefos Sculpture Park多年來展出Anish Kapoor及Marc Quinn等頂尖藝術家的作品。這次他們邀請以破格設計見稱的建築事務所BIG-Bjarke Ingels Group(下稱BIG)合作,在河上完成中心扭曲的美術館The Twist,連接河流兩端的戶外雕塑,為園區帶來更圓滿的全新參觀路線。Kistefos結合美術館與雕塑公園於一身,它位於挪威耶夫納克爾(Jevnaker),在首都奧斯陸以北約80公里,由收藏家Christen Sveaas於1996年創立,目前為北歐最大雕塑公園。Kistefos Sculpture Park多年來展出Anish Kapoor及Marc Quinn等頂尖藝術家的作品。這次他們邀請以破格設計見稱的建築事務所BIG-Bjarke Ingels Group(下稱BIG)合作,在河上完成中心扭曲的美術館The Twist,連接河流兩端的戶外雕塑,為園區帶來更圓滿的全新參觀路線。 面積達10,800平方呎的The Twist,是BIG的首個挪威建築項目。圍繞一座古老紙漿廠而建,白色的美術館於中央90度旋轉,仿如一件雕塑般,延伸於Randselva大河兩岸,在一片茂密森林裡份外耀眼。自從The Twist啟用,參觀者想要遊歷分布兩岸的大師級作品,變得更方便,且更圓滿。它是園區內第二條完成的橋,也仿如一個大型雕塑,為園區帶來自然延伸之餘,雙倍增加Kistefos Sculpture Park的室內展覽空間。The Twist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展廳,一個較隱蔽而呈直線的藝廊,一個較開揚,備有落地玻璃窗的橫向藝廊,讓河畔景致盡收眼簾。第三個展覽空間,正是來自兩者交接的地方,即中央扭曲成結之地,這個形狀扭曲的藝廊為藝術家帶來很大挑戰。然而新銳藝術家如Hodgkin與Creed,卻把它變奏出無限潛力。縱然The Twist的建築結構尤其複雜,外貌卻如斯簡約奪目,足以承載周遭美麗的大自然。當你近距離欣賞它,你會發現這美術館映照出樹木、山丘及河流的面貌,不斷閃爍,不斷改變,仿如與自然對話。一個簡約的扭紋讓橋樑從南方地勢較低的叢林河畔,提升至北方地勢較高的山丘地帶。美術館外圍的雙曲線結構,以40厘米闊的直身鋁片仿似一排書本般疊成,每片角度稍微改變,造出扇形動態。內部則同樣透過直身白色杉木條鋪滿地板,牆壁和天花,幻化出藝術館常見的單色系背景。不論從哪一端穿過螺旋展廊,參觀者都能獲得走過相機快門般的體驗。 在美術館北端,藉著落地玻璃幕牆,透現紙漿廠和河畔的壯麗景致,幕牆捲曲往上,塑造一道25厘米裂縫,引進和煦日光。隨幕牆捲曲角度不同,日光為三個展廊營造獨特個性:廣闊且被日光照遍,具有河畔景色的北部展廊;樓底高且幽暗,以電力照明的南部畫廊;中央的雕塑展廳,則備有一絲從旋轉形天花散落的亮光。不同光線與鋪排,大大增加Kistefos策劃展覽的靈活性。個人最喜歡連接北部美術館下層的玻璃樓梯。直身鋁片經旋轉後變成地庫的天花,這邊的落地玻璃幕牆讓參觀者更貼近河面,讓人遊歷奧斯陸市郊森林時,得到更難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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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貝聿銘 讓光線來設計

說起貝聿銘,香港人特別熟悉,就算不知道《英雄本色》的經典場口新寧大廈是出自他的手筆,中銀大廈也必是深入民心吧。所以當這位建築大師在上月17日離世,坊間的報道特別多,這位全球首個獲得普立茲克獎的華裔建築師實在值得再花篇幅去紀念。 TEXT : ERNUS 逝世之時,貝聿銘年屆102歲,與終年104歲的巴西建築師Oscar Niemeyer一樣活過年百。這一百年中國一直處於改朝換代的日子,何以一個出生於廣州的男孩子,能成為靡聲國際的建築師?答案很簡單,因為貝家不是普通人家,而是當時的名門望族,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更是中國銀行的創辦人之一,來頭不少。因為戰爭、父親工作調職、母親猝然離世等原因,出生於廣州的貝聿銘曾到蘇州、香港、上海等地居住,最後輾轉移居美國,在安穩的日子中,貝聿銘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取得建築學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 畢業不久,貝聿銘便進入Webb and Knapp擔任Architecture Director,同時成立以個人名義運作的建築事務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前身為I.M. Pei & Associates)。初期的作品大多在美國,類型涉獵公共項目、圖書館、藝術館等。其中最廣為人熟悉的,是建成於1978年的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貝聿銘以混凝土為主要物料,設計出一幢正面看起來為「H」形,實則以幾何線條組成的建築物,簡潔明淨,呈現出強烈現代主義的風格,輕易混入周邊環境。 1982年,貝聿銘在北京設計了第一幢在中國的建築——香山飯店,以現代主義的手法融合中國風,這次嘗試效果出色,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一件極具代表的作品。談起回到小時候成長的地方,不得不提於1989年完工的中銀大廈,它不但成為了香港中區摩天大廈林立的其中一個地標,而且也代表了貝聿銘建築師生平最崇尚的設計——「讓光線來設計」,雖說是商業大廈,貝聿銘在裡面設計了中庭,盡可能讓光線進入建築內。 實踐「讓光線來設計」這個宗旨的,還有貝聿銘生平之中最具爭議性的作品:羅浮宮。當年的羅浮宮重建計劃,法國文化部部長跳過正常招標程序,找來貝聿銘主理,他在入口處設計了一個金字塔形狀的透明建築,引來超過90%的法國人反對,認為洋溢現代主義的金字塔與羅浮宮本身格格不入,後來建築在軟硬兼施之下順利建成,一年又一年過去,倒也成為了羅浮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貝聿銘除了透過建築展現理性的一面,有時還散發出詩意的另一面,看看他最初期與陳其寬共同設計的作品台灣臺中市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就是一例,簡單的大筆一揮,為教堂披上令人難忘的外衣,數十年來成為遊客不能錯過的景點。另一個詩意代表,必定是建成於1997年的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美秀美術館,走過長長的隧道,眼前就出現一條穿越森林的吊橋,走過這裡就來到位處於森林中的美秀美術館。美秀美術館以和式格調融入現代主義,兩者取得完美的和諧,來到這裡感覺異常平靜,猶如置身世外桃源,貝聿銘的功力在這時已登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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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useum of Qatar 卡塔爾沙漠玫瑰

這個年代看新建築,不妨將眼光放在中東或者中國,就算這些國家不一定是你杯茶,但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築師近年多在這裡插旗,理由十分簡單,就是發展中的國家發展機會較多。像最新開幕的卡塔爾國家博物館,規模極大,由法國建築大師Jean Nouvel設計,被譽為「沙漠玫瑰」的建築,這陣子技驚四座。 TEXT : ERNUS PHOTO : IWAN BAAN 作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卡塔爾的財力肯定毋庸置疑,不過看見眼前卡塔爾國家博物館的規模,還是有點驚喜。所有大國都必須擁有像樣的國家博物館,卡塔爾這個富裕之國當然也不例外。這個博物館的厲害之處,是其核心部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宮殿,曾經卡塔爾的創始人之子Sheikh Abdullah bin Jassim Al Thani修繕,後來改建為皇家住所和政府所在地,所以這個部分也成為卡塔爾國家博物館其中一個亮點。 卡塔爾國家博物館佔地52,000平方米,長度達1.5公里,設計靈感來自波斯地區其中一個自然現象「沙漠玫瑰」——由沙漠表面下的鹽水層中發現的晶石等礦物質組成,形狀猶如玫瑰而得名,建築師Jean Nouvel更以「第一個由大自然創造的建築結構」形容這自然結構。 當它化身為Jean Nouvel設計的建築物,我們可以看見不同尺寸和彎曲度的圓盤交錯,不但看起來非常漂亮,也巧妙地交疊成支撐構造。博物館特意選用沙漠色調的混泥土,與這個充滿沙漠的國家互相呼應,選色甚有心思。 來到博物館,展品自然十分重要,卡塔爾國家博物館共分為三個環節共十一個展館,包括「起源」、「生活在卡塔爾」以及「卡塔爾當代史」,透過口述歷史紀錄片、檔案照片、地圖、文本、模型以及數字化學習中,看看卡塔爾如何從荒蕪的土地到今日如日方中的國家,透過展覽展現卡塔爾半島的發展全貌。博物館內還有提供各類食物的咖啡廳、餐廳,售賣專為這裡設計的紀念品的商品,還有個可容納 213人座位的禮堂。 走到博物館外面,依然不缺乏長知識的機會,佔地112,000平方米的景觀公園由蜚聲國際的景觀設計師Michel Desvignes設計,這裡以小孩子為目標,讓他們從玩耍和探索中學習。主展館包括六個學習空間,帶來一系列互動展覽,訪客也可以在這裡找到具有卡塔爾特色的天然動植物群、參與考古勘探角色扮演、了解卡塔爾人如何進行季節性遷徙和海上航行、體驗傳統的沙漠家庭生活、在採珠船上擔任角色,重溫舊時代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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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向前走的建築師

每年建築界最高榮譽普立茲克獎揭曉,都會成為業界大事,今年頒發予年屆87歲的日本建築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成為日本第七名奪得此獎項的建築師,也令日本成為奪得這個獎項最多的國家(其次是美國)。難得在於日本建築師風格不一,過去獲獎之人沒有特別的方程式,今回讓我們回顧一下磯崎新的作品。 TEXT : ERNUS PHOTO : COURTESY OF PRITZKER PRIZE 磯崎新,1931年出生於日本大分縣大分市,23歲時於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畢業,不久之後加入著名建築師丹下健三成立的研究室,並參與當時重要的東京建設企劃「東京計劃1960」。在32歲之年成立個人建築事務所磯崎新Atelier,並在數年後於自己家鄉設計了大分縣立大分圖書館,強調混凝土的運用,也不追隨過度理性主義的潮流,與過往日本建築師的風格分別出來,成為他的代表作,開始走上建築大師的路。 來到七十年代,他的作表作必定是群馬當代美術館(MOMA Gunma)。將美術館設計成邊長12米的正立方體,再將底部挖空,形成一個看來輕巧的架構,室內設計盡量簡約,採用了大量玻璃窗來引入陽光。現今看來簡單的概念在當時可是十分前衛,充滿後現代主義的味道,亦與他的師傅丹下健三擅長使用的曲線建築產生強烈的分別,創造出獨特的風格。 八十年代是磯崎新衝出日本靡聲國際的日子,首個日本以外的設計為洛杉磯的MOC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泥紅色外牆配以半圓拱頂的構思,至今仍然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地標。當大家以為磯崎新的風格就是低調沉靜,他卻在九十年代初設計了水戶藝術館(Art Tower Mito),全館採用大量自然素材搭建,讓人置身其中也感受到一絲恬靜,抬頭又突然發現有一個以金屬製造的高塔聳立在藝術館之中,成為令人難免的標誌。 來到21世紀,磯崎新並沒有停下來,設計思維繼續與時並進。2000年左右在意大利建成的Pala Alpitour,在金屬外殼之中滲出有規律的燈光,遠看近看皆非常矚目,與從前作品風格不同,完全是當代建築的代表。2011年在卡塔爾設計的Qatar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在冷色調的玻璃幕牆之中,加入兩棵「樹木」,為整幢建築物帶來生機,樹幹從建築裡面延伸至外面,看起來十分壯觀。2013年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又一反常態,外形就像磚頭般封閉,巧妙地採用波浪形的屋頂,令建築物變有種低調的獨特,大師風範就是如此建立出來。普立茲克獎的評審對於磯崎新的評語,包括他勇於前進,不複製過去,融合全球化與本地化的需要,是建築界的先驅。看完他的作品,相信大家也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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