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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ard 雄鷹成長

去年Chopard推出全新腕表系列Alpine Eagle， Alpine有高山之意，Eagle就是鷹。理所當然地，今年雄鷹成長了，尺碼增大功能也增強！ 先重溫一下Alpine Eagle的誕生，是一個三代傳承的勵志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品牌現今行政總裁Karl-Friedrich Scheufele當時只有22歲，向爸爸Karl提出製作一個全新精鋼運動腕表的大膽計劃，打破品牌一向只做鑽石及名貴金屬腕表的框框，結果Chopard首個鋼表系列St. Moritz獲得爸爸全力支持而正式誕生，一紅便是十多年…… 歷史在重演，當自己做了父親，他的兒子Karl-Fritz又有新諗頭，希望把經典的St. Moritz重新演繹，創製另一款更富時代觸覺的新系列。結果由爺爺到爸爸再到兒子，Alpine Eagle終於有翱翔天際的機會。 去年誕生的Alpine Eagle分有男裝41mm、女裝36mm尺寸，材質有花了4年研製的Lucent Steel A223精鋼、18K玫瑰金，以及金鋼混合，女士款式還有貝母表面、鑲鑽表圈等版本。 今年雄鷹成長了，Alpine Eagle XL Chrono以加大44mm身軀登場，並且搭載飛返計時功能，表盤亦新增黑色（去年只有藍、啡及灰色），品牌表示這色調參考自野生動物在晚間頻繁出沒的山野顏色，當然紋理同樣來自雄鷹眼裡的虹膜。 腕表內搭自家03.05-C型自動飛返計時機芯具，當中具備四項專利技術，動力儲存60小時，也獲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三個全新表款分別為鋼殼配藍面及黑面，以及金鋼殼配黑面。 最後，我們發覺新聞稿內，品牌替Alpine Eagle取了一個很有氣勢的中文名字──雪山傲翼。下次大家去表舖時跟店員大大聲說：「唔該我想要隻雪山傲翼！」多威風！（鋼殼：$150,000／金鋼殼：$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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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市裡為閱讀栽花 解憂舊書店

《解憂雜貨店》，出自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書中的浪矢雜貨店專門收集各人的煩惱，只要把信投進投遞口，翌日就可從店後的箱中得到回信。小說後來成為了舞台劇和電影，情節中的時間穿越令人記憶猶新。「但我更著眼故事中，那串連又溫馨的人物關係。」於是店主Phyllis把名字借過來，四年前在大埔寶湖道街市開了「解憂舊書店」，把暖意從字裡行間延伸至日常。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一切源自愛書先不說書，單看店名已覺得集百家之大成，除了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英文店名The Book Cure來自Ella Berthoud和Susan Elderkin的《The Novel Cure》。達致眼前實在的書店，還少不了台灣電視劇《巷弄裡的那家書店》。Phyllis顯然是個無書不歡的人，只要和書有關的，都能輕易引起她的好奇。唸社工系時愛看社會學著作，後來當了全職主婦，則善用兒子上學的空檔，埋首在大埔公共圖書館的藏書之間。她偏愛翻譯本，喜歡米蘭昆德拉，還有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1Q84》和《刺殺騎士團長》。 擁有絕對的愛，更會因書本不被珍惜而感到份外難過。好幾年，樂文書店有些分店做不住，大型書店如Page One也結業，後來甚至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種種都成為開店的助燃劑：「突然間想開就開了，人家說書店是夕陽行業，但我不覺得如此，也不應該如此。我開店未至於冒險，儘管輸光也不過一間舖，如果沒人願意做，行業便真的會完蛋。」自問對購書沒有方向，新書的成本也高，於是她選擇投入舊書市場，也深信舊書能流傳到店內，必然有它的價值。街坊對她的支持，讓書店在四年間維持收支平衡的狀態，有時還會送來食物和書架。她在寶湖道街市遇上的人，是以往她在商業機構打滾時不曾接觸的，也不知不覺間達成了社工系的原委：「我選地鋪是為了接觸更多人，當中也有不被社會關注的一群。曾經有人在門口吵起來，他們是我的熟客，如果你不容許他來書店，他又可以去哪裡呢？」 書價的雞與雞蛋街坊會送書上門，街市檔和四個貨櫃的租金，基本上是唯一支出。客人多是街坊、長者或是基層，於是她盡量把價錢壓低，部分十元就可以帶走兩本，童書甚至是免費的。但有的書，她不賣。店長位置旁的書架，頂層的中央位置放著本中一出版社的《老人與海》，還有本董橋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不少客人多次上門叫她隨意開價，Phyllis知價，但對炒賣舊書有絕對的抗拒和厭惡：「我明知他們買來不是要閱讀，也知道炒賣可以賺很多，那我偏不賣。書本不應如此被物化，它的價值超越物質。」如果是懂書者、愛書者，她揚言不收分文的送出也沒所謂，畢竟現在願意花時間細嚼文字的人不多。 這是一個身兼愛書人和賣書人的矛盾：覺得一本書太便宜，背後的團隊攤分得太少，但市場上並非每個人都願意以高價買書。她認為香港的閱讀人口未必夠養起書店，假設如果讀者群夠大，一本書可以賣上十萬本，儘管定價便宜一點也可以養起背後的團隊，而現實是著作能賣一千本已是大事：「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我們要先養活作者，還是先追求優秀的出品呢？」 跟上世代節奏Phyllis留意到隨著舊日的大書店倒閉，這樣容許打書釘、容許存在人情味的獨立書店如像雨後春筍般萌芽中。對比她畢業時，即九十年代那個金錢掛帥的市場，現在正經歷世代的轉變：毋須月薪八萬，賺來的錢夠基本生活，再做喜歡的事才是理想人生。這般態度孕育了大量小店和手作人，而新一代也愛光顧，形成全新的經濟生態，書店亦同樣。 現在有年輕人愛穿麻質大衣，捧著書，自稱文青，真正的愛書人又是否介意？她笑言不想標籤，因為不管是否文青，每個人都應該去看書。多想半晌，她皺著眉頭補充：「文青是指文藝青年吧，不喜歡看書，那乾脆就叫藝青好了。」 解憂舊書店 大埔寶湖道街市F021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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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延續印刷緣 Librairie Indosiam Rare Books

儘管不是劇集《Emily in Paris》，包括香港在內的城市人，也必然對巴黎和法國有幻想和嚮往，馬卡龍、貝雷帽和那個不噴香水沒未來的金句，都是隔著岸、自我建構的小法國。在荷里活道的法文古書店Librairie Indosiam Rare Books，有時整個月也沒有一個訪客，老闆Yves Azemar卻看得淡然：「Dior和Louis Vuitton似乎比法國作家和漢學家受歡迎得多，但只要仍然有人對歷史有興趣，儘管人數少之又少，也說不上難過。」 小店大門常開，這裡不是博物館，不過是大家談天說地之樓上空間。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香港成為落腳地1992年，前任港督彭定康來港就職，同年Yves也來到香港工作，在國際學校中當法國文學老師：「彭定康1997年離港，我卻定居至今。」教學的足跡遍佈印度洋的火山島留尼旺、大溪地、印尼雅加達和曼谷，最後則來到香港。急速的城市節奏融和著山水間的安寧，同時滿足他對山野和現代生活的渴望。小時在書中的國度變得近在咫尺，成了另一個讓他留下的原因。雙親在婚後搬往摩洛哥的小村落，閱讀和收集書籍成了母親最大的生活趣味。他記得母親特別喜歡歐亞混血作家韓素音和美國旅華作家Pearl Buck，香港和中國文化，Yves早就略知一二。 古書店於2002年在擺花街落戶，兩年後被迫遷，他乾脆把現在荷里活道的舖位買下來，免卻上千本古書再度舟車勞頓。開業時對香港閱讀文化沒甚麼頭緒，只見市場上未有外語古書店，他想喝頭啖湯，於是一頭熱地開了店。開業最初五年，正是他退休前的五年，為了避免校方和家長的閒言閒語，書店成了他周末限定的秘密：「創業的念頭源自香港，在這城市當企業家很是常見，愈投入書店的事，我愈自覺是香港人。」在沒有任何宣傳和廣告下，就如此開始了這趟願者上釣之旅。 一本古書換一次戀愛店內約有三至四千本藏書，家裡則有超過一萬二千本。過往的三十五年內，他從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地收集古書、地圖、名信片，店名中的「Indosiam」，便是來自他熱愛的中南半島（Indo-China）和暹羅（Siam）。每次出國，一眾書店成了必去的尋寶景點，有次行逛於小村莊的書節，在一堆每本賣兩、三歐元的古書中，他遇上了1919年在北京出版的《Carnets de Chine》，那是他尋找了整整二十年的瑰寶。單是幻想它由北京飄洋到法國內陸，他便身歷其境地覺得有趣極了。 古書對Yves來說，不是商品或貨品，而是一個愛情故事。目光先落在書名，再掃視到封面，繼而想從內容中了解對方更多，付錢把書捧走的一瞬，證明又再次墮入愛河：「古書收藏家買書都不問價錢，他們享受邂逅新情人，甚至有點上癮。把情人帶回家又不用偷偷摸摸，反正書都不會作聲！」自從開店後，他份外留意和香港有關的藏品，想在遠洋把它們送回家。當中包括1906年，報導香港丙午風災的《Le Petit Journal》。而他在翻閱一本1898年出版，講述中國經典著作的書時，甚至發現出版社的地址，正是荷里活道89號：「荷里活道曾經是印刷商和書商的集中地，亦因賣淫行業而聞名。我很感恩我選擇了賣書，選擇正當行業，成為延伸香港文化歷史的一份子。」 書堆裡靜待惜書人書店開業十八年，開初兩年因無人問津而產生的孤單感已成過眼雲煙，但總有些事情叫他耿耿於懷，除了香港國際古書節於兩年前停辦，把他原有對行業的正面態度推進迷霧，還有那不曾因書結緣的法國群體。法國當地有大量古書收藏家，但來港的法國人太沉醉於金錢世界，根本沒有人會花時間看書：「沒有人脈、沒有支援，我被法國領事館無視了二十年。至今我還會為此而難過，十八年了，我不再期望有法國人客上門，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他現已習慣靜候，等待為各國的古書愛好者打開店門，並珍惜那些和他同樣狂熱的靈魂。他無法忘記初開業時，那三個月唯一登門的客人，一位用一百塊購入中國雜誌的美國水手，那百元紙幣仍安放在他的錢包中，成為隨身的幸運物。 塞納河旁的古書店見證了數個世紀的替更，可惜因為租金上漲，書店要不倒閉，要不轉移到網上。明年踏入七十歲之齡的Yves，去年店門上的出租告示貼上了又撕下來，他卻沒想過要加入退休之列：「七十歲是時候退休了，但這並不適用於古書店老闆身上，我有些藏書已有三百歲，我覺得自己仍然年輕。」 Librairie Indosiam Rare Books 中環荷里活道89號1樓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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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打書釘體驗 見山書店

打書釘者，在部分書店從業員的不受歡迎名單上，想必能打進三甲之列，佔地方又不一定會買書，最可怕是離開之時是未知數。但位於太平山街地舖的見山書店，卻顯然不抗拒打書釘的朋友，店長Amy甚至慶幸能提供如此空間：「打書釘的確和做生意背道而馳，來到見山真的想坐下來揭揭書，在香港已是難事。」寸金尺土下的空間可能性，只要肯想、肯做，其實還多著。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樓梯上的打書釘樂大多獨立書店均以橫向發展，而太平太街的見山書店則以一樓的閣樓最為標誌性。在一樓密密麻麻的書海中隨手抓起一本，拾級而上，經過一人限定的木樓梯，便到達日光散落的閣樓。可以自助地倒杯清水，好好的看書。店長Amy的理想閱讀空間要夠靜而人少，假日以外的見山很對她的口味：「見山是很瘋狂的地方，步入店中真的會令你想坐下來看書。儘管你在外頭咖啡店也不易做到，總是突然會有些茂里在旁邊出現，迫全世界陪他講電話。」訪問當日外頭有工程，書店大門關上後的隔音世界，彷彿是個鼓勵你看看書的二次元。 見山不抗拒打書釘，所以除了閣樓，無論是地下的店內還是店外，都有容身之處。書店不大，這些原本可以放書售賣的空間，他們寧可讓讀者閱讀得自在舒適。書店六時關門，有位寡言的讀者總是在五時半左右踏入，Amy估計她是在附近醫院上班的人：「她身上有種醫院的氣味，喜歡在樓上看半小時書，似乎想放下工作的壓力再起行，見山可以為讀者提供這種喘息空間，人來人往的誠品也許做不到。」是的，店長們都喚訪客為讀者，不一定是有金錢交易的客人，來的都是讀書人。 假如每區也有獨立書店書店外的空地，也是聚首之處。在開業數月後，便邀請剛出版《所以我旅遊》的資深廣告創作人吳文芳辦戶外分享會。當時書店對面被菲律賓女士租下，那次參加者不多，吳文芳乾脆邀請正在聚會的女士們參加，彈彈結他，也一起唱歌。「有音樂分享、畫作分享、電影放映，我想這就是獲得那麼多關注的原因，見山不是書店那麼簡單。種種突發的美好事情，這裡都可以發生。」太平山街沒商場、沒連鎖店，作為同樣獨立的書店，見山並不孤單。面對凶悍的疫症，Amy甚至透露書店的營業額不跌反升，她估計抗疫疲勞的人們想在文字中找寄託，也形容為疫情中極好的副產品。 前陣子，艺鵠書店的朋友來訪，談話間提到這段時間多了獨立書店，然後二人假設：如果每區都有一間，該是多麼好的事。回歸現實，儘管達成這個終極目標，始終受資金和租金限制，落腳點也不會非常方便：「不倒閉也要偷笑吧，的確很難，但不難你不會想做。我想開獨立書店的人都是這樣想的，一定要迎難以上。」 空間有限空間有限，選書便要取捨，幾乎沒有工具書和童書，把地方都優先留給文學類的著作。她特別提到丘世文的《在香港長大》，初版於八十年代推出，三十多年後卻被放在窗邊位置：「在大型書店，這類書也許需要仔細尋找，但來到這裡，它可以被放在當眼處。那便會發生你和書的緣份，我們很相信書緣這回事。」選書反映著店主Sharon的品味，還有連同多達二十位店長的理念，就算是因題材敏感而被三中商拒之門外的，見山也同樣歡迎，《元朗黑夜》也是由柳俊江包辦再送書前來。出版的紅線在瞬間浮面，據她所知，有些書已經無法在香港印刷，假如要在外地印刷，在香港又必須經過發行商發行。 但誰說得準，獨立出版和獨立書店的合作模式不會成為新方向呢？尤其在唇齒相依之時，各人面對同樣的困難，Amy苦笑地假設，除非有人來封店，否則都會繼續做下去：「對比作家和出版商，書店已是守尾門的一層，壓力相對較少。如果一開始便自我審查，那我們和三中商便沒分別，大家都要守住初心。」她引用周保松教授的說話作結：「讀書是為了讓人思考，在混亂的時代更需要思考」，當頭腦混沌乏力之際，來，去看書吧。 見山書店 上環太平山街6號地下C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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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折扣、不賣咖啡，送菜 一拳書館

坐下看書前要先買杯咖啡？書店定期推出優惠，叢書低至六折起？抱歉，統統都沒有，連香港那些響噹噹的經典名著也欠奉。上月正式開業、一拳書館店主龐一鳴指，除了擴闊書店的可能性，也是實行分工：「未來的選書都由選書人的品味出發，我逛獨立書店逛了三十多年，那書架放那一本書我都大概記得。他們有的書，我會偏向不入。那是獨立書店應有的分工意識，正如如果大南街人人繼續開咖啡店，那不叫分工。」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為書本平反早年撰寫《就係唔幫襯地產商》和《一打人去賣藝》兩本著作，龐一鳴才驚覺作者僅僅能攤分定價的8%。作為愛書人，也是各大獨立書店的常客，他實在覺得書價太便宜，還要被背後參與的出版社、印刷、排版、發行和作者攤分，亦覺得書店折扣就像不能撼動的高山。《開店指「難」》是台灣獨立書店小小書房的十年紀念書，他愈看愈傷感：「作者不停翻看博客來網站的四九折清單，自己卻花盡氣力也無法以四九折的價位入書，那不如先在博客來買，自己就有書可賣了。最終賣書變得跟賣生肉的一樣，沒分別。」 於是決定要開書店時，他就斬釘截鐵地確定賣書不打折，反而會送本地農產品等小禮物，經過過渡性階段，有望改變高山結構：「我似是正提供美沙酮予公眾，原來不吸毒也沒甚麼大不了，讓大家習慣全費買書是正常事，而不是三百多塊吃火鍋很便宜，百多元一本書就是天價。」書太便宜，劇場和電影門票同樣，他歸咎於文化價值觀上早就出了問題，例如在周星馳電影中，愛書人都是髮型奇怪的書呆子，還會受欺凌：「在外國當上作家或運動員，事跡會被寫成書，我們則是地底泥。一代接一代的抹黑和醜化，讓不愛閱讀成了自然不過的常態。」這是整體文化觀的事，也從錢包中掏出的面值上反映真心，滿足口腹之欲以外，在追求知識的樂園，你又願意付多少？ 擴闊閱讀想像他簽了兩年死約，無論業主還是送農產到店的菜販，都叫他考慮賣咖啡，他笑言建議都是出於關心和擔心。在深水埗，賣一杯咖啡賺九成不是神話，但一拳只有簡單的罐裝飲品和茶包，都是十多元的交易。他想街坊知道，這裡毋需花四十元才可以坐坐，就算不買飲品亦可。「咖啡和書本是很cliché的刻板連繫，甚至覺得書本是下欄，餐飲佔收入八成才能生存。這似乎是書店約定俗成的必然發展，但讀書永遠是我的首位。」賣書和教室，各佔收入五成是他最理想的畫面。故此，無論舉辦生態農業讀書會或劍球班，在試食農產品和學劍球外，參加者也會一併閱讀相關著作。 跳出刻板想像的還有書的分類，一拳的分類包括「見字呼吸」、「無用之用」和「酒吧話題」等，當中「煲底見」並非純粹有關社會運動的紀錄式書籍，也包括寓言故事，以及和寬恕跟道歉有關的作品。早年就開始反地產霸權的抗爭，以單車代步也光顧小店，但面對去年起的社會狀況，龐一鳴承認自己曾經失落，但又勇於再次展開一場對香港人的全新實驗：「十年前啟動消費者運動，也許大家沒以生死存亡的心態去關心本土事。想實現正義、民主和理想，可否不是一個月的事呢？可否融入生活呢？」他以韓國電影為例，為了保護當地電影，政府早於六十年代就推行了放映配額制，限制了外國電影的放映日數。翻閱本地出版的著作，他認為部分的確有欠深度，但仍鼓勵消費者先支持，帶動市場後，也必然推動質素。 杯葛以外的創造前陣子，有家長到一拳買書，一下子帶走十本社運書籍，他笑言豪爽得如買化妝品，實驗也似乎看見曙光：「我是看到希望的，他們覺得要買書給下一代，不知道那時還有沒有記載事實的照片。」無論以社會狀況還是經濟層面而言，這段時間獨自開獨立書店是心血少也做不來的事。除了跟代理洽談，因為是新店，對方通常也要求要先把書買斷，即一次過支付全數費用，帶來現金流的壓力。還有代理商聽到書店名字叫「一拳」，猜測是否和社會運動有關，而遲遲未有回覆。 隨著本土意識崛起，光顧本地獨立小店以外，亦有讀者呼籲杯葛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書店），這位杯葛地產商的先鋒卻對此存有保留：「杯葛很容易，但大家不能只選容易的路，呼喊著容易有人呼應的口號。」三中商出版大量歷史書藉，假設杯葛而不創造，他形容那塊田地只會寸草不生，能出版獨立而有質素的書更為重要。事實上，現在也不是說出版就出版的狀態，更要培養如水的心態：「是否要把內容影印再派發，還是要建立好海外出版的網絡？如果連這些也沒準備，便很快會認命。我們不能再等待書籍出現，要主動去出版和創造。」東歐曾經歷蘇聯的極權統治，以靈活的智慧面對出版箝制，也許是時候向前人取經了。 一拳書館 深水埗大南街169至171號大南商業大廈3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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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y Yeung 尋找我們的VIBE

「你相信same vibe（氣場相近）的人終會相遇嗎？」唱作歌手楊碧琪（Becky）提問，讓我想起初次從台灣歌唱選秀節目《聲林之王2》欣賞她的空靈演唱，除了深感其歌聲療癒，還不期然羨慕起當地樂壇人才輩出，並感慨香港樂壇種種問題。 殊不知後來查資料，卻驚喜發現Becky是「同鄉」（香港女生）。由此期然又記起其他「從台灣紅返香港」的歌者故事，心念一轉——與其豔羨別人的好，我們也多留意香港好聲音吧。機緣下，也就衍生了是次訪談。大概這就是她說的「同好相吸」吧？ text．Ko Cheungphoto．Bowy Chanmakeup．Kaho Chenghair．toyohooutfit．molamola_officialvenue．Negative Space 留下來還是往外闖「香港是我的成長地，當然想知香港人怎樣看自己的音樂。從馬來西亞《The Voice》打開名聲、憑《聲林2》跟首席導師林宥嘉合唱〈致姍姍來遲的你〉竄紅，並開始了個人原創，寫出如〈Cry Cry It’s A Lie〉、〈不可能再見〉（demo）的Becky，笑說港台樂迷文化略不同。 「港人較慢熱和被動，傾向默默消化歌曲，不常表達感想；台灣人相對熱情和直接，不時會DM（留言）我直抒己見。兩者迥異的反應頗有趣。」 至於音樂土壤，Becky曾與台灣歌手如六艾司（小冰）、李友廷和吳霏等合作歌曲，「那邊樂界朋友較多、情感更深，香港樂壇則仍在摸索。」故趁疫情空檔，她正深思，「究竟應留港發展，還是往台灣打拼？」 音樂是我的救生圈Becky直言本性好競技，「參加《The Voice》純粹陪朋友觀摩，誰知自己卻入圍了。」她調皮地指向經理人暗示對方就是那「朋友」，讓大家笑了。「我屬『直覺派』非『計劃派』，從沒幻想在幕前做唱作歌手。當年從英國大學畢業回港後，是從網媒起步，天天忙寫稿、趕拍片、衝設計，為別人說故事及向大眾傳播資訊。」 忽爾走到鎂光燈下，源於對虛擬世界的不安。「那時跟同事相處融洽、工作穩定，似乎無甚不好。奈何我是『太陽山羊和月亮巨蟹混合體』，外表看似恬靜無恙，心思卻極度敏感，面對網絡生態太急太快欠深度，隨之就迷失了。」Becky幽幽地說，「再者，本身疑有遺傳性的抑鬱，家庭教育亦傳統又嚴厲，才6、7歲已有情緒問題：幼稚園常哭泣，中小學要定期見輔導員，也曾被校方建議休學等，一度困擾得直接想過自殺。」 幸好最苦時，Becky遇上音樂。「從小家人就逼我考小提琴，故不太喜歡玩樂器。直至加入詩歌班，我學會運用個人聲音紓緩情感，跟環境與人互動，才領略到音樂的自由、樂趣，也不再感到孤寂和難過。」因此當其身陷工作低潮，也就決定裸辭及參加音樂比賽，「不為獎項，只想挑戰自己，也親身與人交流，為未來重新定位。」 懂你的人不用解釋回想路上收穫與掌聲，Becky說，「若問我有『天份』還是『幸運』？自覺後者佔大多數。」感激眾人的愛護，她表示未至於要「不負眾望」，「但起碼別怠慢別人的支持，也要對得起自己。我期盼日後用心做好音樂，給共同創作的團隊和樂迷等，從我的作品中獲得安慰，也重拾生趣，一起成為same vibe夥伴。」 視音樂為「靈魂相會」想法浪漫，但現實社會挺殘酷，尤其網絡時代，人人自視「評論家」，假如被意見和口味不同的haters批評或質疑，會怕有壓力嗎？「如今想專注做創作確艱難。初起步我基於好奇，也不時上網看或讚或彈的留言，遇上建設性的，當然開心，反之亦頗傷神。」 思前想後，Becky認為，「太上心，只會分散力量和精神，反而做不好本來的事。那就take it easy, doesn’t matter，別被外在聲音帶着走，也別刻意經營，盲目地討好誰。自覺有想做又值得做的事，就忠於內心聲音去享受吧。真正懂你的人，自會體諒和尊重你的本質；不喜歡你的人，罵夠和發洩完，也會散去，何必介意？」 給自己的心定錨特別經歷2020年疫情與無常，Becky反思，「為何人會『抑鬱』？皆因我們太介懷過去，當改變不了已發生的事，難免心生不憤；為何人會『焦慮』？皆因我們心急追逐未來，渴求結果，無可避免會緊張。走過2020，我感到『現在就是時刻』，與其問『舊時點解唔咁樣，日後又會點樣』，倒不如珍惜當下，盡力活出真我。」 她相信，當一個人的心思純淨，無論將來身處何方、在做甚麼，「你總會找到自己vibe，遇到合拍的同伴，在屬於你們的樂土上，享受到生活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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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Salad 專業會說話

假如男教師和女廚師都是沒必要註明的，那強調「女劇照師」也是沒需要的。作為新一代備受關注的劇照師，這含有性別定型的字彙，老是偏偏被安放在李詩卉（Salad）的名字前。自從有了救星般的無反相機，劇照師毋須再捧著重量級的消音盒東奔西走，體力不再是男性更為勝任的原因：「性別特質不會令某一方更優勝，但如果先天不夠聰明，那才要比人更努力。」 text．陳菁 photo．受訪者提供（portrait） 刻意堅強 不如多走一步這似乎是包裝的一種，Salad曾經歷消音盒的尾聲年代，身形嬌小的女性配具份量的消音盒，這種反差容易動之以情，但也的確重複太多：「我覺得毋須在一個職業前加上女字，人一定各有所長，很多事情都可以後天補償。」在男性為主的片場穿梭，她未有刻意擠出堅強的狀態，仍然記得初入行時還年輕，也未夠成熟，被大罵照片是垃圾，沒一枚可用得上，眼淚便奪眶而出。 還有一次和杜可風合作，對方淡然地說她工作時不夠勇敢，轉場拍攝時她駕著車，也不禁哭起來。觸動的也許不因前輩口中的負面評語，而是符合了自己一直介懷的不勇敢：「一向不是進取的人，而杜可風口中的不勇敢是指拍照時可以再前行一步，不能太膽怯，要放開一點、盡情一點。」現在她愛上了有挑戰性的拍攝，嘗試走近演員一步，或是多搬一個蘋果箱，尋求更高的角度。偶有難聽言語，不如先找個角落深呼吸，在她而言，沒有事是解決不了的。 劇照是另一個故事如同別家的孩子，小時想當醫生和科學家，她小時候期待過當上導演的模樣，也幻想自己坐在導演專用的椅子上大聲喊cut。在電影院中看著最後那漫長的製作名單，腦內拼湊出人頭湧湧的場面，她是多麼的希望成為一份子。所以那年還在外國讀書的她不顧家人反對，在資深劇照師木星介紹下，為許鞍華導演的《桃姐》拍攝劇照。劇照基本上是一人限定的崗位，她在安老院、彌敦道和順寧道及東沙島街交界的公園由零開始，後來除了為《29+1》和劇集《二月廿九》帶來粉色的日系作品，也在《九龍不敗》、《拆彈專家》、《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展現攝影技巧的柔韌度。 她曾經以為遇上個輕鬆的崗位，在拍攝期間按兩下快門即可。儘管入行前已有五年攝影經驗，到了現場她才發覺最考經驗和觸覺的，是在人海中找尋駐足的最佳位置，這是永遠都不會滿師的學問。「到現在還不敢說劇照師是否最適合自己，我對畫面和燈光有無比執著，我不想限制自己任何一個可能性。」同場的還有攝影指導，最有利的位置總是留給攝影組，這對劇照而言似乎是限制，但在Salad眼中卻是無限。既然不是主要的電影畫面，站在同一場景，她總是嘗試別的構圖和位置：「現在我覺得劇照師才是最自由的，畢竟劇照擁有展現另一個故事的能力。」它凝住了某個時刻，某個動作表情，知名演員在劇照中也是普通的男和女，沒有前文後理下建構無限的想像空間，甚至超越原有的故事線。 一切以電影先行照片對一般攝影和劇照攝影而言，她認為存在主次之別：一般攝影以攝影師先行，照片是最重要的成品，而劇照成品為次，電影畫面才是重中之重。源於在意，也視為職責，她總是先用相機滿足著眾人的意願，儘管是不太合理的要求亦然。「相比早些年同時間有數個拍攝邀約，近兩年香港電影的產量明顯減少了許多，現在有工作已是非常幸運。所以我加倍珍惜每次機會，總覺得每次接到一套戲也是一種緣分。」照片像一份禮物，無論是拍攝幕後工作人員或演員，她希望他們因收到禮物而快樂。 在完成基本的要求後，她才會想要紀錄自己偏愛的細節。雖然沒有刻意灌入自己的元素，她在多次實驗後發現奇怪的現象，在不同電影的劇照中，持續出現她喜歡的構圖和顏色，這就成了個人風格。工作中的她沒有所謂的藝術家性格，好或壞，美或醜，從來都由個人視覺中出發。何謂一張好的劇照，她決定留白。 專業毋須自行定義攝影不像醫科，苦讀個三五七年獲得一紙文憑才踏上專業之路，定時在網絡平台分享作品，不少人就如此自稱為攝影師。作為長年以相機作工作伙伴者，她又難得地看得很開：「我覺得沒所謂，不用太執著。」攝影師不過名銜，隨著科技進步，她相信儘管對相機操作一頭霧水，用電話也不難拍得一枚好照片。不時有人請教她成為劇照師的祕訣，愛電影、愛攝影，就是唯一的答案。在無反相機的年代，任何有意入行的人要達成夢想都簡單得多了：「每一個人都要向前看，跟著時代走，思想停留在往日，就算擁有專業技術又有什麼用？」 入行容易，但成為專業是另一回事。專業不是自己說了算，包括工作態度、和部門間的溝通，或是對拍攝流程的理解，都需要花上持續性的時間與耐性，而並非偶爾拍到滿意的劇照就沾沾自喜：「專業與否是人家賦予的，我們只能繼續做好自己本份。」所謂的賦予，包括實際的認可價值。她拒絕接拍沒有要求的電影，同時亦婉拒壓低薪水的工作，只要有人做爛市，從業員只能為糊口而降價，直接影響整個劇照行業的地位。照片會說話，專業亦有目共睹，在搵食為上的世代，擇善固執顯得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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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st Tsang 在片場學做自信好人

按照黃子華的哲學，說得出「我好鍾意返工」的人必然是鬼上身，那劇照師曾覓（Quist）正是嚴重個案：「能入行，我已達成人生中最理想的職業，至今每次拍照仍感到非常興奮。」未如預料中在片場被大罵，但要當劇照師，或是回歸基本的攝影師，必須擁有過人的自信和抗壓力：「香港街頭很多東西都不可以拍，但難道真的不拍嗎？會被罵那就罵吧。」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因美和攝影結緣她愛美，也愛紀錄美。曾以時尚攝影師為業，迷戀走超現實路線又前衛的David LaChapelle，早期在《號外》和《周末畫報》等工作，頻繁出差是常事，取景器內的都是美人美景。入行五年後，她經過浪接浪的洗禮，冒起一陣迷茫，也同時對濾鏡下的人造美好失去熱情：「漂亮的人事物設置得宜，每個人都可以拍得好，那為甚麼要花我的時間去拍攝呢？攝影對我的意義不是立於華麗背景前，拍攝漂亮的場景。」 手臂和背部的紋身是她的標誌，於是本地著名劇照師木星邀請她當模特兒，知悉這位紋身女孩已有好幾年攝影經驗，有次就叫她幫忙接下劇照拍攝的工作，別擋著鏡頭就可以：「但你有時阻了人家也不自知。」2013年上映，由吳彥祖主演的《控制》成了她的出道作品，但這個出身自藝文界的新人心裡不舒暢，自覺格格不入，於是不久後便轉行當人母。一年半後木星再次致電，邱禮濤執導的《兇手還未睡》，把產後失去自信的她拉了一把，和社會重新接軌，快門跳動至今。拍時尚照時，她無法容忍丁點不完美，模特兒雙頰略胖，或是額上冒痘都看不過眼。現在她在意的是個性，缺乏魅力的精緻五官顯得淡然無味，只有自信和個性才能牽著鏡頭走，這正是傳說中的搶鏡。 捕捉分秒的自信「劇照師也要有自信，沒自信怎說服別人被你拍？開口就支支吾吾的狼狽相，單看你的蠢樣子已經預計你拍得爛，人就是如此膚淺。」她的工作就是要快、狠、準，以觸覺和自信作出判斷。還未上畫的《風林火山》眾星雲集，在炎夏拍攝嚴冬的畫面，有一場演員們穿著厚衣，擠在狹窄空間，她需要在事前和副導演溝通，要求在喊cut後保持動作，才能在廿秒內捕捉具壓迫感的瞬間。不可不提，電影那富有氣勢的海報並非出自劇照，而是當劉青雲、梁家輝、衛詩雅等演員等待開鏡時，Quist主動邀請他們站在海山樓中央擺拍，主動性和觸覺缺一不可。 她對動作片存有偏愛，特別喜歡戴著耳機聽音樂，突顯透明膠板後那槍林彈雨的落差。自從參與涉及大量動作和爆破場面的《非凡任務》，見證過潘耀明那專業俐落的攝影團隊，她像是開了竅，也真真正正愛上電影業，往後的作品都顯得自在舒心。適當的取鏡角度、配合條件相符的器材，並隱身於有利的立腳點，漸成一系列的自然判斷。一枚好劇照，她認為該具備交代故事及細節的功能，所謂的細節包含演員的情緒轉化。參與麥曦茵導演的《花椒之味》，她努力捕捉演員面上第一顆淚珠，不夠落力就只會拍到呆若木雞的狀態，照片便用不上。同樣地，動作片中你沒拍到汽車凌空飛起來，只拍到火屎，就不夠震撼。 偷懶 會一無所獲專業的劇照師是不能偷懶的，無論環境多麼不容許，也要選擇在場。有場在不足四十尺廁格內拍攝的戲份，連同演員，共有八個工作人員擠在一起。只要有拍，儘管效果不理想亦起碼有紀錄，仍可後製：「地方狹小拍不到、爆炸和槍戰又拍不到，若然習慣性拍不到，久而久之你甚麼都不用拍。真的懶不得，每一鏡都有它獨有的意義。」 現在本地劇照師不多，她坦言當中質素參差，有的由演員下巴朝上拍，有的連水平線都是歪的。可惜部分製片仍是以成本先行，或是因參考對方作品不足而錯判，但她相信作品會說話，合作過便知龍鳳，畢竟這圈子、這社會都非常現實。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科技的普及令公眾忽視了攝影的專業性：「不是你平日拍拍風景、拍拍貓狗就自稱專業攝影師，自我膨漲後就來工作。你有想過後果嗎？你承擔得起嗎？這般亂拍是浪費了電影賦予的資源。」 在幸福家庭中學做人這份理想職業，她形容是可憐的，又同時是幸福的。可憐的原因是心儀的照片，最後在過程中可能會被篩走。為免一次又一次的心痛，Quist會為電影公司提供一站式方案，包辦電影海報設計，除了由這位在場人士挑選重要劇照，甚至在取景時，腦中已有海報的構想。她自問非馬虎之輩，有時一天拍下來的滿意劇照就有上百張，這樣的態度讓她入行這幾年也不曾聽過一句責難：「做到最好就沒人會挑剔你，我通常對自己交代較多，如果做一件事只為和他人交代，那不是由心做的作品，好極有限。」 類似的說話亦出現在已故的陳木勝導演，她負責《怒火》的劇照拍攝，這位人格高尚而親切的電影人也說過，認真工作的人沒人敢欺負，而趾高氣揚的則很快被淘汰：「在我而言，他的離去是很大的啟發，拍電影說到尾還是學做人，尤其電影圈很多政治，無論身處哪個崗位也要做個好人。」 電影圈如大家庭，也像個濃縮的社會，工作以外要兼顧人事，相熟了、肯磨合就好辦事：「這裡沒有那個部門是不重要的，說我劇照不重要，難道你要在母片中找某一格，再慢慢截圖嗎？」成為一份子後，連工作也成了樂事，就像拍《花椒之味》時，導演在屋內拍攝，工作人員在屋外燒烤，她偶然會去吃一、兩顆魚蛋。有好演員、好美術、好燈光支援，容許她專注地影一張好劇照，就是劇照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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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泉 與劇照共生

是《重慶森林》的快餐店老闆，陳錦泉更是劇照師。第一部正式作品是1973年的《浪子與處女》，直至完成今年上映的《我們永不言棄》才暫定退休：「沒興趣真的做不了這行。」這句話，他起碼重複五、六次。他沒想過要以專業精神獎獲得嘉許，由不被尊重的「公仔佬」發展到「劇照師」，或是美學被頂尖的導演和演員認可，足矣：「我還是自稱劇照員比較自在。」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一菲林一驚心一份工打一世也許是部分人的理想成就，泉哥在不知不覺間就達成了：「第一次影劇照時我廿三歲，片場的人說他們入行廿多年，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誰知道自己做了四十多年。」工作時起碼正片和負片相機各捧一部，他曾經的夢想比較天馬行空，幻想有天可以不用沖曬菲林、可以自動對焦，又可以毫無顧慮地按下快門。那時大公司如邵氏和嘉禾也僅僅為劇照師提供兩卷菲林，他不屬旗下亦擁有較多資源，但儘管你有菲林，亦需與天氣和時間競賽。八十年代往中國拍戲，有時會自備藥水沖黑白菲林，但主要以速遞把菲林送回香港沖曬，然後照片會寄回他手中，製作參考用的劇照簿：「沒可能放幾個月不沖曬，在大陸沖也是可以的，但之後全中國都會有你的照片出現，位位巨星他們還不拿出去賣嗎？」 菲林時代講求紮實的攝影技巧，正片畫質細緻但寬容度低，iso、光圈、快門都要極為準繩。其中一枚他的滿意之作，是《花旗少林》的一幕，周潤發在黑夜裡，背著吳倩蓮穿越下雪的叢林，最後用上1/30秒的快門，加上用日光菲林和擺鏡拍攝，最後被製作為動感又浪漫的宣傳海報。後來，他夢寐以求的數碼年代降臨，毋須再依賴沖曬員的技術，拍攝動作片時亦叫他份外感恩，包括他最新的作品、以拳擊為題材的《我們永不言棄》。 由公仔佬變劇照員並非每個人都順利渡過數碼化所帶來的時代更替，相機功能不難學，於是他主動去學後製的Photoshop。轉為現場收音的階段也殺死不少劇照師，開拍時不能有快門的雜音，於是退而求其次在綵排時拍照，唯往往服裝未及完整，演員也未進入最佳狀態。「我的消音盒是在荷里活訂回來的，叫價接近兩萬港元，單是入行已要自資幾萬塊，這行業你沒興趣根本做不到。」器材的局限難搞，有限的人心更是汗顏。那時他們被喚作「公仔佬」，演員排排坐擺拍，如沒神髓的公仔。劇照師像是可有可無的狀態，有製片找場記或攝影組的兼任，照片拍得一團糟並不罕見：「拍《天羅地網》拍了四十組才換劇照，說之前的照片用不了，皆因起初你不尊重某一個部門，還找來不專業的人去負責。」同時，從業員參差不齊的攝影技術和態度，亦令他看不過眼。那時機會多得應接不下，有人接下工作再隨便找個有相機的外行人去做，自己當上判頭，然後去打麻雀。有人的劇照是用作討好導演或演員，有的下班後會和大隊去按摩，有的卻連光圈是何物也不知道。「我們專心影一張好照片，也許算是一種討好吧。我總是完成一部後再接，我視此為專業、是事業，不是純粹一份糊口的工作。」光怪陸離無分時代，他形容新入行的劇照師人人都含著科技提供的金鎖匙，攝影技術不會太差，但如果確認對行業的心意，就不要東張西望：「電影這回事，有很多不熟行的人嘗試領導熟行的人，幸好劇照是獨立的，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最重要。」 黃金時代的當事人專注的興趣把他帶得很遠，八十年代去絲綢之路、九十年代去布拉格、二千年去土耳其。拍《新龍門客棧》遇上大沙暴、拍《太極》每天要和懸崖擦身而過，或是氣溫高達四十度的廠房，都是對人體極限的挑戰：「這樣做幾十年能平平安安回來也算不錯，我有幸見證這樣的黃金時代，的確幸福。」他所說的黃金，除了興旺，也確是要面對真金白銀的誘惑。有同行會把劇照賣到信和，拍《無極》時曾有韓國媒體聯絡他買劇照，開價一萬二千元美金，他立即拒絕；《宋家皇朝》的外地拍攝獲得關注，他習慣外出時把櫃子鎖上，皆因有媒體會收買整理房間的人。劇照不得外流，被他放在原則的頂端。 在有互聯網前，一套港產片成功賣埠與否，劇照是重要的一環。他笑言聽過來自宣傳部的傳聞，如果電影劇照那一欄寫著陳錦泉三字，電影能多賣幾十萬。「每隔幾年，總是有人驚訝我沒轉行。做劇照員是哪裡不好了？我可以做最頂級的劇照員，賺錢可以比製片還要多，讚賞也比其他崗位的豐富，我很滿足。」原則和實力讓他盡獲好評，但他停了半晌，想起因婉拒工作而從此不再聯絡的舊友，是榮耀或錯過，他無法盡言。 天助自助者沒興趣、沒毅力、沒定力，都做不了劇照師，也別忘了身邊人也是成敗關鍵。九十年代合拍片漸見頻繁，泉哥太太是護士，老是收到三姑六婆的溫馨提示，叫她當心家裡常北上的老公。他略帶自豪的形容，太太深信凡事必然留下蛛絲馬跡，毋須自討沒趣去當福爾摩斯：「在WhatsApp能免費打電話前，她從來沒打過長途電話給我，我卻為了她，在新疆走了一公里路，打了個每分鐘九十元的電話，她說我們只能聊一分鐘。」 兩年前，年屆七十的他為了太太而退休，偶然會去當電影發展局的攝影義工，面對無限的攝影體裁，他猶如初遇攝影的雀躍。七十年代，各大報章和品牌都舉辦攝影比賽，他是牛欄牌嬰兒攝影比賽冠軍，有一年橫掃多個比賽，共贏得三千五百元獎金，他笑說那足以娶老婆，可以擺三十圍酒。他日漸擴大器材庫，甚至自製放大機，這位五金舖太子爺有天在店內拼湊著，有個大叔認出那是放大機，步入再聊了半天攝影經。翌日他在英皇道看到開了新店子叫「愛玲攝影」，熟悉的身影在店內步出。這位大叔後來給他介紹了首個劇照工作，羅馬導演於1971年拍攝的作品《黑名單》，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名字——鍾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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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也可以打邊爐 陳凱詠

打邊爐這般舒爽的樂事，在隔離期間也要繼續，哪怕是場一人邊爐。由唱片公司主播到正式出道，陳凱詠（Jace）其中一個學會的道理叫「做音樂，開心、爽最重要」。由大熱的〈天生二品〉突然轉個180度，推出不曾出現的情歌類新作〈隔離〉，擴闊自己的可能性之餘，也由心希望大家聽得爽。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hair．Kenki Laumakeup．Echo Make Upwardrobe．Lane Crawford 大家一起打邊爐出道第二年，對上的作品〈天生二品〉成了四台冠軍歌，一句「I just wanna 打邊爐」突然襲來，提神又有趣，更是由衷地真心：「加句打邊爐很棒，我覺得搞笑、爽、開心，沒特別意思的，也因為我們那時真的很想打邊爐。」喜歡就做，她承認是個自我的人，過往也創作著自我的音樂。先沉醉內心的雀躍，再觀察製作團隊的情緒是否同步，未有深入地考慮受眾。把歌手事業視為藝術的她，後來才反省過份自我，或許等於自私：「有人說過，藝術不是完全自私的，如果只是自己開心而沒人明白，就等同沒感染力的藝術。如果想有感染力就需具備同理心，懂得逆地而處。」 被科技隔離於是她接受了本來抗拒的新作〈隔離〉，靈感來自今年的疫情，語帶雙關地講述關係中被對方拒之門外的難堪。當中涉及一連串屏幕裡的小劇場：單剔是封鎖的意味、藍剔是耐性的考驗、上傳限時動態是等待對方看一眼，靠科技談戀愛的現代人應該都懂。如果不是從事這行業，Jace大概不是個跟上科技的人，甚至討厭衍生的計算。假如單憑社交平台的模樣去認識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是以謊言堆砌，也不足為奇。「但如果這是世界的大氛圍，我該如何在這麼多猜忌中仍然自在，又保持溝通中的直接和真誠呢？」相比下，她絕對相信真實的接觸，眼神、語調、肢體動作，統統騙不了人。以〈隔離〉緊接著冒起的〈天生二品〉，起初並非她的意願，推波助瀾的是四周為她著緊的人，遊說她是時候要唱點大路情歌：「他們說，有個人特色是好的，但真的沒人認識你。」困難在於她欠缺戀愛神經，曾經把愛情說得雲淡風輕，情情塔塔不過是三幅被。但戀愛就是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事，於是在嘗試投入的過程，她在字裡行間也感受到痛楚和不忿，同時發現全新的自己。 唱歌以外的事但要當歌手，把歌唱好只是基本。她在畢業後加入環球唱片，當歌手前她是公司的主播，主要負責訪問本地和海外歌手。當時歌手夢遙遠，未感到五味雜陳，專心做訪問之餘，也摸索著唱片行業的營運和宣傳期工作。後來她有了對入行的想像，無間斷來回於練歌和排舞之間，身心都投入在夢幻的藝術中。可惜理想和現實總是有點距離，亦因此而觸發她體內的嚴苛細胞：「何謂專業的歌手？不是有作品便是歌手，我是否擔當得起歌手這個稱呼呢？」去年還是新人，她在訪問中甚至不太敢自稱為歌手，自從作品愈來愈多，唯有加速步伐，也嘗試理解藝人的成功之道。做到自己的藝術範圍之餘，令身邊人都工作得愉快也極為重要：「有人說我面對製作團隊也很友善，太不像藝人，但我覺得保持自我很重要。我從來沒懷疑做自己的好壞，因為做自己必然是最好的事情，是對宇宙最負責的事情，我有我獨特的存在價值。」 拒絕隔離飯香獨特，卻不等於非主流。歌詞中自命天生怪奇，但身在大公司的她自問主流非常。音樂世界廣闊，香港的獨立音樂漸受注視，她亦知道市場上非主流音樂人多的是，亦值得更多掌聲和支持：「雖然未有突破性的嶄新想法，但我不是願意墨守成規、跟隨大氣候的人，我想在香港所謂主流音樂中做到丁點變化，帶入更多非主流元素。」香港人總是愛自稱是歐美、韓國樂迷，再補充甚少聽廣東歌，開派對等大小場合都以外語歌製作歌單，種種都讓她為廣東歌感到不值：「明明是香港人，明明說廣東話長大，我不想要從外地音樂中尋找慰藉，我相信廣東話有十萬種可能性。」這是她一直的目標，用廣東話做國際化音樂困難也花時間，難在語言本身發音鏗鏘，單是展現慵懶狀態又要咬字清晰就是限制。進化的工程未見盡頭，但不想改編外語歌，也不跟隨別國足跡，就必須花上無限的歲月：「從來文化和社會變遷都要花幾十年，說不準我們正在這時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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