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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過後的蜃樓 Rex Koo

超強颱風山竹於香港登陸，杏花邨成了澤國、大角咀地盤天秤凌空翻騰三周半落地沒水花，事隔兩年，如斯畫面仍能倒背如流。但對漫畫家Rex Koo而言，在一片頹垣敗瓦中仍然一心上班的打工仔，才叫他最為震撼。那畫面成了他首本漫畫作品《城寨誌異》的一個章節，沒有半個對話框，展現著留白的城市百態。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venue．Dot Dot Dot Gallery 重建和勞役的無盡循環本來《城寨誌異》說不上是一本書，只是短篇漫畫。Rex Koo從來都有很多想法，卻笑言老是計劃得不夠實在和周詳，最後又步上爛尾之路。書中首章名為《奔向未來日子》，推倒大廈然後重見太陽那刻本來就算結尾，他打算放在網上平台分享卻又略感浪費。後來他去了台灣一趟，趕得及在山竹吹襲前登機回港，回家後兩小時便懸掛起八號颱風信號。風暴離去後，對比市面的滿目瘡痍，跨過塌樹和泥濘路的上班族更叫他難以理解：「沒法例會拘捕不上班的人，那到底堅持上班是甚麼原因呢？政府不太幫助市民不是第一天的事，大家應該早有共識，也不應該對政府抱有太大期望，還叫他頒個緊急法，不頒布是必然的事。」 在他眼中，打工仔努力上班是怕被老闆扣薪，但政府同樣怕被關係密切的商家責怪。在充滿疑惑的同時，他把景象繪畫，成了書中的第二章《鐵血丹心》。主角自視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排除萬難也要西裝畢挺地繼續運作。連同第三章《夢伴》，那隻想令主人起死回生的貓，三章的主角幾乎都以眼前視野為焦點，欠缺對大環境的考慮。最後那個崩壞的城市復原了，雖然沒有燒烤情節，但也看似是愉快結局，在Rex的定義中那卻絕非理想世界：「復原後假若再來一個山竹，他們還是會去上班，我想描繪一個活得不快樂又把人勞役得要命的城市，那是我不想過的生活，我想自己作主。」 打工與否，其實我們都擁有自決的權力。這年因疫症而停工或在家工作的情況並不罕見，相信也開拓了對上班的想像。 別那麼直白比較好而Rex已經沒上班很久了，卻一直在工作。早年在平面設計公司工作，無論是《花樣年華》的海報，還是張國榮或達明一派的唱片封套設計，均出自他的手筆。初埗社會不久便獲得名氣，畢業後那兩年對上班也不抗拒，甚至甚少遲到，但那朝九晚凌晨，又欠缺吸收新事物的模式，令當年的新鮮人完全吃不消。因為對創作人身份清晰，也深知需要先吸收營養方能輸出，他擺脫了上班，改為工作：「上班是一個制度，要出現在某地方、完成某事。而工作卻不一定和制度有關，我現在每天有計劃要畫多少頁，但這並不是上班。」他一直在追求遊走的空間，正如這次《城寨誌異》也選擇獨立出版，篇幅可輕易調整之餘，也減少和出版社合作時，因市場和觀眾群而延伸的種種考慮。繼過往出版的港產片三部曲《Only You can take me取西經》、《當年相戀意中人之港產片回憶》和《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來到第四本著作，他期望著一個全新的氣象。 城寨糾結這次他希望提供更多懸念，漫畫家的態度也更鮮明，由書名到內頁都以自己的意念先行。起初他在《城寨誌異》和《香港誌異》間略為糾結，但最後還是選用了前者：「內容有參考九龍城寨，那是個緊扣香港命運又有代表性的地方，把香港縮細後其實就是城寨。當時城寨拆卸與否的議題懸空良久，直至1984年，香港前途拍了板，後來城寨也一樣。」生於七十年代也對城寨好奇，唯家人覺得內裡品流複雜，從沒親身去過城寨叫他飲恨，只好在書中窺看一二。城寨有不同工種，建築也是有機地層層疊，他在當中找到香港人的優良個性：「香港人也很靈活，你去日本點一客乾炒牛河但不要牛肉，想必很難做到，但在香港可以，到現在也沒變。」他放棄了《香港誌異》之名，是因為書中情節可放諸四海，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均可套用。同時，他也嘗試在沒文字、沒對白的情況下作畫，沒對話框可以令讀者聯想更多，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安坐於第三身的位置：「對白的存在令人很容易代入主角或正派人物，叙事也由他出發，很少代入反派。其實平面設計本身就是視覺語言，雖然我很喜歡馬榮成的字，又美又有詩意，但這次不太直白會比較好。」漫畫像電影，存在已久，但仍然充滿實驗空間。 對紙本有執著雖然是實驗，但Rex這次想認真一點去創作，甚至怕大家誤以為是惡搞：「我對紙本有執著，以往和電影相關的作品都使用已有角色和情節，這次想增加渴望已久的原創比重。漫畫是一種概念，內文是黑白的，因為漫畫對我來說是黑白的事。說話有說話雲，聲音用字表達，要捧在手裡翻看，我喜歡紙本這種模樣。」這幾年香港漫畫變得精品化，也不乏打著本土旗號的漫畫家，他卻對本土二字沒想太多，純粹隨心而畫。直至朋友給予意見之時，才發覺香港元素如彩蛋般出沒。他認為自己在香港長大，做任何事自然有香港成份，書中想展現未來感，於是他便畫了中銀和康樂大廈：「我覺得這兩棟建築物充滿未來感，風格刻意去想和營造，或是不斷去思考本土味，反而難以呈現你心中所想，最後只做到很形式化的符號。幾年前興起本土這個字，對我來說有點表面，例如黃霑、許冠傑、周星馳、LMF等，我相信他們沒意識去傳承廣東話，但他們的作品的確很香港。」傳承，在他而言也許同樣是毋需過於直白的，他問零零後的年輕人《奔向未來日子》、《鐵血丹心》和《夢伴》是何物，無人能答上，但有心人自然會好奇、會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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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翰煬 再見設計大師

「你認識哪位本地平面設計師嗎？」杜翰煬（Leumas）如此問著身邊親友，而主流的答案有兩個：陳幼堅或李永銓。「說得出已經很好了，但明明李永銓以後不是沒新人，為甚麼會這樣呢？」源於如此異像，加上發現香港缺乏深入探討設計師歷程之著作，在繼《乒乓》和《進念人人人︱︱香港流行文化的異數》後，推出新作《The Next Stage──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集合十二位新生代設計師，為正前來的新人勾勒出一幅參考地圖。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enue．見山書店 十二位設計師，包括毛灼然（Javin Mo）、黄樹強（Kenji Wong）、羅德成（Katol Lo）、林偉雄（Hung Lam）、陳濬人（Adonian Chan）、黃嘉遜（Jim Wong）、高少康、歐俊軒、陳淬清（Sarene Chan）、許瀚文（Julius Hui）、鄧志豪（Wilson Tang）和麥朗（Jonathan Mak），分別歸類為「店舖和活動」、「本土文化和社區參與」、「中國內地、澳門和日本」以及「網絡文化和應用程式」四個層面。去年起Leumas把正職以外的周末都安排了訪問，各以萬字起跳，這是他所演繹的文字深度。現職顧問公司，負責處理社交媒體項目的他，明白市場趨勢，卻不願流水作業：「要看數據、內容不多於兩分鐘、最好每句都是精華摘要，我明白這是潮流，但總有人要寫字、多說一點。」以往曾在端傳媒工作，相信了深度報道的力量，也拒絕當標題黨。同一套信念投放在設計業，就是要了解設計師，切忌用作品結案陳詞：「看著一家大公司的標誌，總有人覺得醜，覺得這般工夫便收幾百萬很過份，但討論就如此結束，在欠缺分析下絕不公道。」 這類深度訪談的書籍在台灣有一定市場，台灣設計圈的凝聚力強，連圈外人也會被吸引而找尋相關著作。身兼平面設計師及插畫師的他，亦深感新一代設計師難達致非常團結，比較之下，因為著重設計師協會，也多和商業掛鉤，前輩級的則不時聚首：「你不會在設計營商周看見年輕人，那些場合都是讓西裝友握手和交換卡片，顯然不是為設計圈服務，官方未能凝聚整個行業。」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商業項目的設計機會甚多，近年冒起的則是藝文項目，也不乏民間自發的展覽，於是心態也隨生態轉變：「這十二個人都沒想過當大師，大師一字現在有點負面，也不馨香，年輕一代不太賣賬，寧可改革。」Leumas先以高少康作例子，原本的「靳與劉」因他加入為合夥人而改名為「靳劉高」，他卻沒有打算成為靳埭強2.0，在培訓新人之際，也沒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人辦則是Hung Lam，年輕時也替靳叔打過工，那個年代的龍頭公司像四大天王，頒獎典禮沒獎到手會天崩，潛移默化地設計前總牽涉獲獎的計算。後來成立了CoDesign，加上信了佛，方回歸做好設計本質的初心。Hung Lam也在書中分享，以往買一部蘋果電腦要供半年，九十年代他曾工作的小型設計公司中，只有老闆才有資格使用，Leumas說這是科技把行業劃分的關鍵點：「打工打到某個時間，便看有沒有那個大師賞識你，沒就繼續打，科技未進步所以你只可以打工。」十二位設計師的年紀橫跨七十後至九十後，但同樣歸類為新生代，皆因他們都見證網絡興起，甚至是喝網絡奶水長大的一輩。不但排版毋需再手動操作，也充滿被看見的渠道。 「以前要接到中銀、馬會的項目才能成為大師，現在無論是畫玻璃或是做文字設計，各人都憑仔細的鑽研而變得知名。」他舉例，為《The Next Stage》負責書籍設計的九十後設計師麥綮桁，早前憑《香港北魏真書》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的「出版大獎」，因為不時在社交平台發佈亮眼的作品而獲得關注。現在剛畢業的設計系學生，擁有著比過往幾代更強的硬件配備，寫程式、剪片樣樣皆精。Leumas卻認為他們在好奇心上差了一截，部分也要歸咎於網絡。「暫時還沒封網，網絡世界還是自由的，但不代表你掃過螢幕就是自由。很多人讚好後不會了解更多，你不能等社交媒體派發資訊給你看。」看到一本帥氣的書，他還是鼓勵大家去書店找實體版閱讀，甚至出席作者的分享會，透過人與人的交流，才能在封面以外看到更立體的真實風景。 九年前的一個訪問，Leumas說了句「前輩們都想辦法達成理想，但新一代很快放棄」，他重新審視後，整理為九年後的版本：「這九年世界複雜得多，現在年輕人的求變心態強多了，也不再跟隨傳統步法。」在政治上可見同樣趨勢，以往只有泛民和建制，當察覺到過往那套似乎不可行，年輕人便會思考在傳統泛民外的可能性。他亦以香港漫畫為比喻，漫畫和設計皆需要傳承，儘管以前風光，現在算不上流行，亦並非要立馬放棄：「現在畫風還要像《龍虎門》嗎？頭髮還要像《風雲》般飄揚嗎？這便是時機思考如何轉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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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賣外型 更為耐看？ 凌文龍 岑珈其

訪問那天，小龍還未到，珈其說二人的共通點是長得矮，後來小龍更正為：「我們夠高，又長得天真無邪。」雖被不少電影觀眾視為新人，二人其實當了超過十年演員，同樣地以演技和多變先行，也同樣地童顏，一位過往會包辦劇團的年青角色，一位去年還在演中學生：「以往真的不介意，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觀眾想必也會為我尷尬。」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On Ling Man Lung: WILSONKAKI, VANS (from D-MOP) On Kaki Sham: HERON PRESTON, REEBOK X COTTWEILER, GENTLE MONSTER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對對方的印象是甚麼？ 其：好戲，也很欣賞他對表演的態度。最深刻的印象是《黃金花》，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他，才知道他本來做舞台劇，是第一次參與電影，便覺得很厲害。演病態的角色很怕演得太誇張，是一種忌諱，但電影中他把輕重拿捏得很好。 龍：我有兩個很欣賞的本地新演員，一個是珈其，一個是游學修，他們對表演都有自己一套看法。二人很容易和角色連繫起來，顯得很自然、很活，不會有表演的感覺。珈其在《金都》的戲份雖然不多，但他創造了讓自己玩樂的空間，採用了自己的節奏去令事情變得有喜感，令觀眾鮮明地留意到這角色。 何時確定想當演員？ 龍：讀演藝學院前，我曾做過茶餐廳、洗碗和清潔賺生活費。放榜前其實已被演藝學院取錄，但大家都叫我先完成中七課程。放榜那天我沒料到分數足以在原校升讀中六，那時我打電話給我媽，她說：「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別後悔，我永遠支持你。」我便把會考證書收好，乘車往演藝去。 其：我拍攝首部電影《烈日當空》後才十六、七歲，現在快三十歲看起來還是個小朋友，那時簡直像個嬰兒，根本沒人會找你工作，真的很難在行內生存，但我發現自己真的喜歡演戲。我爸說，不管我去偷去搶，養活自己之餘也定期交家用就可以了。我考慮過做全職工作，但不時要請假拍攝根本沒可能成事，於是我做過不少兼職：跟車、水吧、磨雲石、地產、燒烤場等，這樣的狀態也過了兩、三年。這種我說不上是辛苦，太普通了，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捱過這段時間，加上麥曦茵導演的機會，現在真的能走演員路。 龍：當你真的覺得無法糊口，甚至對自己產生很大的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不適合演戲呢？不如算吧。」機會這樣就沒了，機會太少，但人太多。 行內那麼多新演員，如何可以突出自己呢？ 其：這世代的演員真的要互相幫助，如果你還抱有那個刻意去競爭的心、有害人的心，反而有反效果，我相信互相幫忙的效益更大。有個角色不適合我，我給朋友介紹，對方會記在心中，下次又會為我推薦。出外靠朋友是真的，你一個人能留意多少資訊？說出來好像很輕鬆，明明大家一起去試鏡，選中了他，一開始當然會羨慕，一定會失落，的確需要時間消化。 龍：電影也是戲劇的一種，觀眾透過戲劇會得到新思維，總有一個角色能產生代入感，精神會得以飽足。但這件事的重點是，必須由一班人去完成。如果有人要演得很亮麗、演得很強，但當劇本因而被忽略，其實沒意思。演員愈自私，愈難產生好東西，只有溝通才能為對手帶來驚喜，甚至引伸出意料之外的成果。演員之間沒交流，怎能和觀眾產生交流呢？　 有視哪位演員為自己理想的發展路線嗎？ 龍：我很喜歡Daniel Day-Lewis，他處理角色時很仔細，對角色或外型的塑造都下很多工夫。每套戲都演得很獨立，沒有兩個角色是相像的。 其：我喜歡周星馳，他不介意演不同類型的作品，但大家都把他歸類為演喜劇的，那不要緊，他就做到最專門吧。後來演《少林足球》便拿了影帝，一個喜劇演員可以憑喜劇拿影帝，大家一向都以為只可以憑正劇獲獎。他之後也當了導演，自己去處理創作，一個演員不應該你叫我演就演，你應該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你們算是個性派演員嗎？ 其：我不知道個性派演員應怎樣定義，如果把自己定義為怎樣的演員，我會定義自己為不帥氣的，一定不是賣樣的那種。我也想說自己賣勤力，但勤力現在是必然的條件，基本上我們每個新世代演員都很勤力。 龍：在戲劇裡有分小生、花旦等的定位，如果有演員不能立馬被分辨作小生或花旦，他是在旁當輔助角色的，也許有個男人滿面鬍鬚，形象很鮮明，就會被歸類為個性派。人家看到我倆長得高，又一臉天真無邪，可能便視我們為個性派吧。如果依照這個作標準，我認為是的。因為我們明顯地不屬於那種，一眼便知道是當男主角的面孔。但對我來說小生不是單單被稱為小生，仍然要去處理那個角色，所以對我來說分別不大。當然在浪漫的愛情劇中，大家都想看高大帥氣的，我們當然被比下去。 其：嘗試改變觀眾口味吧，看骨格精奇的，可愛的浪漫喜劇。 你們有偶像包袱嗎？ 其：雖然我們長得帥，但也放得下偶像包袱。作為演員，不應該予人有框架的感覺，你要人信服，先要你能融入角色。不要有偶像包袱覺得不適合當強姦犯，就算給你演你也演不好，因為你自己也不相信。 龍：假設有個有地位的演員，工作都是由他選擇做或不做，如果工作真的會為他想建立的形象帶來壞影響，這包袱便是一個選擇。但我本來也不是偶像，怎會有偶像包袱呢？ 其：外型會局限可塑性嗎？絕對有，導演不會找我演飛虎隊，但那時我拍香港電台《火速救兵》，當然我是演被救者。我有問過消防員，我真的沒可能演消防員嗎？他說不是的，他們也需要身形小巧的消防員鑽進狹窄的位置。如果那劇專門描寫這樣的角色，我們便有機會演，但如果那場只是一群消防員衝去救火，突然有個小巧的出現，觀眾便會奇怪，因為沒有足夠時間讓他們消化這個安排。 龍：所以演戲有時機，有些事情你解不通就走不過，但愈想解通就愈不通。這個膠著的時間並非叫你甚麼都不做，而是暫時先放在一邊，不是拋棄它，終有一天它會調頭來找你。 兩位的樣貌都比實際年齡年輕，這是機會還是阻礙？ 其：以前我會擔心自己好像總是長不大，那時覺得是障礙。後來就不太介意了，也許比人家佔優的，是可以多演幾年中學生。我也視之為一個挑戰，我的確演很多中學生，那我每一個中學生也要演得不一樣。但真心地說，我現在開始有點怕了，我不想觀眾難受。儘管我演得多神似，觀眾也會為我尷尬，難道我要演到三十五歲、四十歲？今年我三十歲了，我想演更廣的角色，可以是年輕人，但儘量不要再穿校服了。 龍：我以前會包攬劇團所有年輕的角色，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看看十多歲的年輕人，和我們三十多歲的氣場真的不一樣。四年前我演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但吊詭的是他擁有三十多歲的思想，他某些對白說出口真的很恐怖。我花了很多時間，於年輕人的傲氣和成人的成熟中找到平衡點。樣貌可能是我們的優勢，但演出來還是有挑戰，要抹走所有經歷過的事。 其：年輕人有一種稚氣，那時我拍攝《教束》，導演真的找了班學生，拍攝的時候，你就知道何謂青春。拍攝後他們會繼續在操場跑，我卻要找地方坐下來休息、喝口水。但大家更要合作，如果你視他們是孩子，論演技比他們豐富多了而自我孤立，那就融入不了。我能演得好，都靠他們整群人幫忙，跟他們一起玩我也變年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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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跳入的導演/演員 陳健朗 盧鎮業

最初認識對方的身分，是導演還是演員？盧鎮業（小野）和陳健朗有著同一回應：「是師兄弟。」二人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以不同的節奏，在導演和演員中雙線行車。導演是主導作品的人，面對同一個市場，站立於同一個非常時期，二人都堅信隨心而行，方能描繪出打破悶局和地域的好故事。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LOUIS VUITTON (KinLong Chan), PRADA (Siuyea Lo)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當時是先導還是先演？ 朗：會考時己打算考演藝學院，記得二月尾要交表格，於是我二月三十日去交表，職員說前幾天就截止了，我才記得二月只有廿八天。原先想先當演員，現在我沒規限自己的身分，我愛的是電影這個語言。後來第一次演出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被陳果抓去演紫色頭髮的白膠漿。 業：起初演員和導演相對上同時發生，畢業後我開始展開第一套紀錄片長片，兩、三個月後麥曦茵便問我要不要演香港電台的《幸福的旁邊》。 朗：最近有認真想過，我想專注創作，無論導演和演員，沒了創作都不會享受，這是不能缺失的事。我覺得導演較感受到創作的能量，可以呈現更多自己的見解。但比如《歎息橋》的演出，我也找到演員的創作空間，當演員時較被動，所以很視乎你和導演、和團隊的相處。如果他信任你，就會讓你投放更多。　 業：歸根究底，兩者都和時間分配有關，導演要投入的時間長多了，可能要兩、三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如果多人找你當演員，可能一年可以接到五套作品。以前我是掌握不到平衡的，有人找我演便去吧，明明當時很想拍攝作品，最後兩邊都做不好。這兩年清晰多了，暫時計劃是演出多點。我不是一年可以籌備幾套的那種導演，也許我十年才一套也不出奇，這兩個身份是共生的，只是不同節奏而已。　 何時才自稱為導演？ 業：畢業作《春夏之交》我以為是整輩子唯一一次當導演，但我不敢說自己是導演，只是擔任導演的崗位，我以為我畢業後便要去媒體或電影公司打工。後來接觸了電影節，才知道除了從小到大所理解的電影工業，還有一門叫獨立電影。而漸漸人們稱呼我為導演，訪問中都說盧鎮業是一個導演，我才有這樣的意識，原來我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安放了為導演。 朗：我認同，這一刻你邀請我當你的演員，我便是演員。我自定為甚麼，如果外界不是這樣想的，我的定義也不成立，所以我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業：導演和演員之間，他們所滿足或不滿足的交疊相對少，演員是不斷討厭自己的過程，而導演是討厭全個世界。 朗：導演會不斷發覺自己的不足，那百子櫃好像總欠了半個櫃。導演像船長，要想如何令整船人和你愉快地冒險。 業：我常覺得當導演時身邊有很多人，卻處於龐大的虛空中，明明很嘈吵，可是你非常寂寞。反而演員經常獲得照顧，因為演員是情感的前線，非常脆弱。當我是演員時，我也會把自己小心輕放，你的冬瓜豆腐便是大家的冬瓜豆腐。 你當演員和導演時有何不同？兩個崗位如何互補？ 朗：以前覺得演員的自己偏向自我，是不管外間事那種，但導演便要管所有事，現在則沒甚麼分別。因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有自我就會死。先不要說錢，這製作喜歡嗎、棒嗎？棒就一起玩。電影是取向，要視乎你如何感染別人，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 業：我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我在兩個崗位的差別較大，當演員時就是靜靜的，沒想太多事，不會有驚慌的情緒。但當導演時很無助，其實相對更不用走動，燈有人替你打、聲有你替你收、演有人替你演，但你就是擔心最多。 朗：我上一套作品《手捲煙》主角是林家棟，他非常高要求，我記得在拍結局時有太保、袁富華、家棟、白只，大家都在等，在綵排的時候只餘下我和演員們在中間，像是舞台劇開場前的五分鐘。我在指導演員前抽了支煙，非常緊張，之後就衝進那個世界，沒再想太多。 業：當導演的時候會積累了你看世界的方法，那些觀察在你當演員時，會成為互通。演員是一種減法，你進入某個人物的人生，有些事情他不會知道，不會去想。演的時候要遵從他的人生，把多餘的自己減走，你身上像是有很多個按鈕，但你要把按鈕一個個關上。同時又要抽走導演觸覺，別想鏡頭這樣拍好不好看，要專注在轉化為那個角色。 當演員和導演的不安有甚麼分別？ 朗：儘管當演員與否，你的不安感都源於一件事，戶口夠不夠錢交租和吃飯，但我覺得這種不安可以成為當演員時的情緒，你記住了就可以成為一個抽屜，當導演時又可以成為素材。 業：演員的等待固然不安，但都是和生活有關的，如果兩年沒演出，那我還是演員嗎？還是我轉了行但自己不自知？那是一回事，但導演的不安不一樣，他的不安是源於事情沒完結，我愈接近現場會愈不安，只要你稍稍準備得不夠好，就會有人受苦。那我為甚麼要人家受苦呢？準備不夠那就別開戲。 導演模式需要預留創作時間，演員模式卻需要常出現以保持人氣，這對你們而言矛盾嗎？ 業：導演需要和自己打架的時間，但當演員則需要見很多人，要和很多人介紹自己，的確是很極端的事。 朗：這是不斷打倒自己的過程，演員方面我覺得如果你相信我們能有火花的，儘管沒錢，我都會做。如果要我建立知名度去賺錢，那便算吧，我不是想在商業中定性自己為演員，我不是要當陳偉霆。 業：當陳健朗就好了。 入行時香港電影業的目光都轉移到中國，你們看到本地市場還有甚麼機會？ 朗：大陸市場當時開放，大家都很著緊內容可否在大陸上映。 業：也很著緊在有限空間說想表達的訊息，我很深刻的是杜琪峯的《毒戰》。上一代的電影人都在這個全新的命運裡學習中，但又有趣地，我們現在又好像不用學了。現在突然清晰了，好像有新的路徑。 朗：《上流寄生族》可以去到奧斯卡，為甚麼我們八、九十年代都做不到那種文化輸出呢？現在也別問欠點甚麼了，大家都在自我審查，而自我審查又限制了你的真心。最有活力、最值得探討的大家都避開了，新的手法又覺得沒市場而不去嘗試，所有都框死了，我覺得是多元的。以前有新浪潮，譚家明、徐克等各有各好看，現在又好像少了，這是創作者要自省的事情。就是因為大陸市場，令所有事情愈縮愈窄，一條路也成了一條線。 業：我覺得更難受的是，即使我們不向北看，不在內地上映，我們也會聯想到一連串的考慮事情。而你知道那不是憑空的，戲院、贊助商，他們也有自己網絡。 朗：撇除觀眾層面，起初是我們先捨棄觀眾，現在要把他們拉回來很難，當初是我們決定不拍自己的東西、自我審查，說彈丸之地的票房不重要。 業：但專注香港的內容，再搬上大銀幕的，我覺得正在慢慢變多。最近叫我感受良多的，是《叔叔》是很本地的題材，我最近收到消息知道它簽了不同的發行商，會去泰國、新加坡、法國、西班牙，也改了個新的英文名叫Twilight Kiss。這似乎是很久都沒經歷的事，原來拍到那麼本地、那麼小眾，大家才會想看，你要專注這個城市正發生甚麼事。我最近和朋友正在辦一間小型電影公司，叫兔角影像，正在嘗試跨國合作，早兩年已聯絡一名新晉日本導演合作，他也不想困在日本，於是創作了日本風貌但滲入香港手法的作品，叫《落葉殺人事件》。我們嘗試和不同國家的人一起找出路，大家似乎都在自身的國家不滿足，所以想打破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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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巧、麥曦茵 在反烏托邦世界中同行

在旺區的街上跌個人仰馬翻，明明膝蓋滲血仍要裝作不痛不癢，還要輕輕地執回那飛躍到天際的高跟鞋。與其自己獨自尷尬地站起來，倒不如身旁有個好友見證，開懷恥笑也沒所謂。 或是和朋友看恐怖片，明明自己也怕鬼神，怎料對方比你更恐懼，你自然變得勇敢，甚至能把肩膀借出。 對鄧小巧和麥曦茵而言，這就是與人同行的好處了：「其實你沒有很好，但當對方更不濟的時候，你會自然變得更強。」 是誰人的問題？ 《雙層公寓》的木村花死了，大家都說她是被網上惡言推向死亡的。這是最近叫鄧小巧很難過的事，因為有代入感，大家都說當藝人要食得鹹魚抵得渴。她偶然也為歌手朋友抱不平，社交專頁上一句刺耳至極的說話，就足以讓對方淚流到深夜。「是要怪我們不夠大方嗎？他們都勸喻別管網上留言，這樣簡直是縱容！我管不管是一回事，但你不要覺得我去理會是一個問題，寬宏大量才不是這樣用的。」明明只是在人前表演的職業，卻要承受無底線的評頭品足，怎至這貪口爽又毋需被追究責任的行為，已被塑造成理所當然。最該死的，是當你表達不滿，他反過來再咬一口，強調市民享有言論自由，資訊也是流通的。某藝人流出床照、某藝人被拍到遭受家暴，她都身心如一，盡力阻止所謂的「開心share」：「你多分享一次，就等於那人再被強姦一次、再被打一次。」 對於網上惡言，麥曦茵也曾經構思過一段短片，主角設定為一位滿口詛咒說話的人，某天開始，那些詛咒一件一件在他跟前發生。但又同時反思，這種以恐嚇來對抗恐嚇的循環，又有甚麼意義呢？她歸咎於社會有指責受害人的習慣，反而欺凌者受的怪責更少，是個莫名其妙的風氣：「最可怕的是，慣性的風氣會令受害者產生自我怪責，以為除了承受以外並無選擇。」近年雖常聽到創傷後遺症，但那後遺有多深入、有多長遠，似乎無人能知。 字裡行間的真實痛楚 2018年，鄧小巧推出「Whatsapp鄧小巧」，呼籲有需要人士可以Whatsapp跟她傾談，她本人亦會親自回覆，就像個活人告解室。她深信尋求協助者對她的信任是源於不認識，故此不會受到批評。當中有位被欺凌的學生，無力處理情緒，選擇以鎅手的刺痛去暫忘鬱悶。翌日便拉好毛衣衣袖，繼續日復日的無間輪迴。曾在學校工作的小巧尤其心痛，她知道社工人手根本不足以照顧校內學生。天生一頭曲髮的她亦因此而記得，在學時因為被取笑髮型像鳥巢，所以後來只要有點餘錢，就會跑到髮型屋把頭髮拉直。頻密的程度連髮型師都看不過眼，把曲髮限定的髮型都搬出來，說直髮的人想弄都沒本錢。「那時我欠缺擁抱自己特質的能力，試想想，花名是小事一樁，我到現在仍然印象清晰，那鎅手的會有多長遠的影響？」 她憑借著當年的Whatsapp記錄，今年帶來新作〈與人同行〉，邀請了麥曦茵執導，自己則擔當填詞人的角色，在藍奕邦的協助下道出連貫的故事脈絡。歌詞中的「誰每天沿著傷口手臂割花，長袖衫中早已結疤，長夜捲縮一角早慣」，正因為她對那位學生念念不忘。〈與人同行〉是小巧和阿曦的首次合作，以往只憑對方的作品和社交平台了解一二，多得馮穎琪介紹，才把兩位內心具備柔軟度的愛貓人士拉在一起。小巧今年的作品想嘗試由女性觸覺出發，她深信女性和女性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化學作用。在未有交代過多方向下，阿曦就憑著自己對歌詞的理解，建構出需要用心意會的畫面設置，當中的氛圍正是小巧所期待的。 雖然旋律和歌詞皆柔和，但阿曦偏想跳出溫柔歌配溫柔畫面的標準套路，把Cyberpunk和Retro-futurism融和，建構出一個地下的反烏托邦世界。那世界裡有個盒狀的時間房，四位主角似處於不同時空，被各自的苦難纏繞著：林耀聲、陳漢娜、盧鎮業及黃溢濠的角色分別遭受家庭暴力、性侵犯、工作壓力和身體受傷，都在創傷後遺中迷了路。已故日本畫家石田徹也意外身故時只有三十二歲，他筆下超現實又抑鬱的畫作中，往往集合現代社會的人類病態，車廂中的乘客身驅化為運輸的貨物、輪胎狀的人類入院，重新充氣便是簡便治療。把血肉人類機械化的想像，令阿曦的創作草圖更為立體化，當中小野盧鎮業飾演埋首工作的社畜，為了生繼而終日困在辦公室案前，直至有天拉開身旁抽屜，看到死去的自己安躺於雪白的木棉之中。「靈感是源於這城市，去年和今年這種荒謬和受壓迫的環境，很多人都無法消化，形成集體創傷。」 被救和自救 創傷以不同姿態呈現，有的是有溫度、有濕度的滿頭鮮血，有的卻是無色無味的狀態，但小巧留意到後者大多會被輕輕帶過：「我們通常會無視看不見的傷口，但既然你相信Wi-Fi的存在，為甚麼不能相信那個人傷痛的存在呢？」她形容正面的同行像互助委員會基金，需要時各人都能獲得所需的支援。與人同行雖好，但同行者也需要經過精挑細算，當對方說你比自己幸運，就是展開鬥慘擂台熱身賽的前奏。小巧的想法帶有丁點幽默，她笑言鬥慘不是負面的事，而是逞英雄的一種，自覺比較可憐但仍然活著。但鬥慘注定是沒有結果又白費力氣的，把悲劇主角接手後，又如何呢？她的鼻子能嗅出鬥慘的氣息，選擇遠離慣犯之餘，也嘗試體諒：「有時你把手伸出來，有人會把你拉下水。他並非故意，而是以為把你踢進水裡會比較好，卻不知道你不諳水性。」人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阿曦看過不少人把自己的經驗和成長背景刻成尺，用作量度其他人：「對一件事的衡量，不來自生命的長度而是密度， 年長的人不會因為比我們活得長，而更了解當下處境，因為那處境不曾在他身上發生。」 這次的拍攝，令部分人驚訝麥曦茵在說愛情事以外的能力，阿曦多次解釋，自己並非只針對愛情題材，而是圍繞在自我發現和自我療癒之間。所謂的自我療癒也能套用在逆境的解難上，看書放鬆也好，確實就醫也好，儘管同行者站在身旁侯命，所有決定都源自自己：「沒有任何事情只能依靠別人才能解決，也沒有任何事情必然由你一人面對，最終要視乎你願不願意被拯救，願不願意拯救自己。」沒有人比你更清楚傷口的形狀，小巧認為傷口毋需用力遺忘，只需要認真正視：「感冒都會變肺炎，傷口放著放著不會自己好過來。」她引用印度詩人兼瑜伽大師薩古魯的說法，人要學習的是原諒（forgive），而並非忘記（forget）。和傷痛共生，卻不容許它成為枷鎖。 信人 〈與人同行〉的末段，鏡頭拉闊，四個主角原來活於同一盒狀空間，釋懷地步出畫面，相信有人結伴的信念，是這個時代中必須緊抱的。創作正向，但被問及對城市的希望，二人一個長嘆一口氣，一個靜默了好一陣子。離開無邊際的創作國度，一下子都陷入斷了線的狀態，那個壓頂的烏托邦，都不是我們渴望的棲息地。先打破長嘆的是阿曦：「我們不敢說未來，不敢想像明天，但我對城市的人有希望。這個城市所有事情都在淪陷，只有邪惡和樓價是屹立不倒。」反烏托邦的電影情節出現在現實中，油價可以跌至負數，偉人石像都被拉倒。城市甚至全世界都叫人絕望，但她相信擁有相同遠景的人會自然地連結。讓她有著如此信念的，是2019年和2020年的香港人。在高壓下的適應力和抵禦能力愈來愈強，展示著驚人的進化速度。井上雄二告訴她，弱小不是要道歉的事，認知自己的能力所在，再不斷解鎖能力才是進化。她不忘笑著補充，她對香港人的佩服，皆因在磨難中仍保持極端的幽默，小巧來了個親身示範：「我以為今天已經夠絕望，不要緊，明天會更絕望！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因為香港人，而不是國金一期。」 在最壞的時代，我們可以無力地陷於泥濘，也因為幽暗才看得見發光的人。阿曦曾看過友人分享，去年底在街上掉了零錢包，零錢掉滿一地，路人在五秒內替他統統拾回。她估計在集體創傷後，大家的同理心都突飛猛進。她形容香港人是個具有反差的群體，挑剔、刻薄兼表面冷漠，但要集眾人之力之時卻又非常慷慨。「在好時代做個好人，比在壞時代做好人容易太多。我常反問自己，做好人是容易的事嗎？其實做個不算壞的人已經很難，要保持不壞已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她所定義的好人，必需的條件是擁有對身邊人的敏感度，以及分享的慷慨。在互助委員會中，把手上僅餘的麵包分一半，再喝點水，同行者才有機會雙雙活下去：「我們勝出還是失敗，還未有定案，但我會想見證最後的結局，想身在其中。」■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On 鄧小巧．Makeup．Leo TamHair．Wing Wong@ The AtticWardrobe．Atsuro Tayama On 麥曦茵．Makeup and hair．Tammy Au M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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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另一個Kenny—關智斌

 三寶顏（Zamboanga），城市位於菲律賓三寶顏半島，也是關智斌（Kenny）的出生地。當年父親投靠南洋親戚，在菲律賓開了餐廳，回港後為了養家，做過林林總總的行業。在Kenny眼中，父親吃苦的能耐異於常人：「他的能屈能伸似乎也遺傳給我，現在家庭成了我的動力，想讓他們過得舒適一點。」（Levi’s®️ Made and Crafted Utility Shirt）哪都走走 甚麼都做做除了菲律賓，父親也去過加拿大，在他的履歷上，隨口也能列出一大堆：水電技工、裝修判頭、的士司機、餐廳老闆、出口公司老闆，他形容父親就像是家裡的曾近榮，更懷疑如此萬事通是導致四姐弟成為生活白痴的源頭：換電燈泡要問、煮意粉要問，連紅磡如何避開塞車也要問。「他絕對是我的偶像，能屈能伸又懂得變通，上一代為了養家甚麼都會試。」母親說過父親年輕時是穿喇叭褲的飛仔，假設穿越時空，他估計自己是父親後頭的小跟班，祟拜地仰望眼前的巨大背影，一起到的士高見識世面。（BVLGARI Octo watch with mechanical manufacture movement, automatic winding and date, stainless steel case treated with black Diamond Like Carbon, 18 kt rose gold bezel, black lacquered dial and black rubber bracelet / Levi’s®️ Made and Crafted Utility Shirt）Kenny說，我們可叫他的父親作「大Kenny」，也許大Kenny的多元發展，也直接遺傳了給兒子。父親養家難，能給予姐弟們的零用當然有限，於是他放手讓兒子去做兼職，捧過薄餅、在便利店收銀、也當過售貨員，後來偶然接下雜誌的拍攝工作，工作四小時就賺二千元。除了多動腦筋去賺零用錢，也令他自學人際間的相處之道，個性也漸見圓滑，對十多歲的少年而言都是人生經驗。後來，他說要簽唱片公司，父母當時是有微言的，怕學壞、怕沒保障、怕不穩定，但反叛的他還是入了行，這樣就十七年：「我父母好的地方，是儘管提出心中意願，但到頭來還是會支持我。」（BVLGARI B.zero1 Rock necklace with 18 kt rose gold pendant w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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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的珍貴：調酒師父子時差日常

無論兒子多大，當父親總是五味雜陳，對調酒師Samuel的父親Coffee而言，嗅著酒香，卻總是嚐到甜。調酒師的工作時間由傍晚直至凌晨，父親年逾六十但仍為在職人士，在有限的時間中，二人多年來都努力尋找著交集點：「我和兒子的關係很珍貴，但那不代表需要常見面，男人不用太婆媽，只要讓對方知道自己永遠在背後就夠了。」 信任就是最大支持 Samuel入行的年代，還未有雞尾酒吧，中環還未有那世界排名前五十的Quinary，蘭桂芳夜夜笙歌。他笑言近年有酒吧場景的電影，都是向當年的五光十色致敬。本來是念土木工程出身，後來深知書中之事非自己所好，於是十七、八歲便跟著好友加入酒吧行業。對比同齡同學的朝九晚五，儘管在暗黑中工作，他的世界卻比較廣闊，城中知名大狀都會入內消遣，酒吧成了他和高學歷圈子的交匯點。當然，酒吧的品流複雜也是必然的，於是父親Coffee曾找個借口去喝一杯，目的是把兒子的工作環境都掃視一翻：「有些事情他看不見，但我能看見，他回家說很抗拒在酒吧看見的不良行為，抗拒即是有戒心，那我就安心了。」 Coffee的友人知道Samuel畢業後到酒吧工作，少不免有閒言閒語，但作為父親，仍然身心同樣信任和支持著兒子。Samuel回想有一次不愉快的轉工經歷，新酒吧的理想和現實有差距，工作氣氛叫他鬱悶，於是三個月後立馬辭職。最後上班日，Coffee的坐駕直接停泊在酒吧門前，以防兒子被找麻煩：「這就是支持，爸爸絕非可以一個打十個，但只要我在，我就會支持他。」這種支持並非由父親無間斷輸出，支持著兒子的同時，也支持著自己。數年前「登六」，經營著自己的物流公司，也算是登陸的上岸人士，但也深知住屋問題是年輕一輩的巨型阻力，於是他把退休的計劃暫緩，為了兒子繼續工作：「無論是我的身體、健康或財富，我都要加強自己，有甚麼突發事，我負責供房子一段時間也沒問題。」 以聲音關心 當酒吧業的，都是過著日入而作的生活，Samuel多年來都是下午四、五時上班，凌晨三時多回到家，而Coffee平日要打理公司業務，周日還會定期當義工，兩父子見面的時間不多，卻存在有趣的默契。Samuel回家時會輕輕關門，連開水龍頭洗個手也小心翼翼，同時父母都會因脫鞋、放鎖匙包的聲音而醒過來，自然可以安睡。雖然存在著時差，但無阻二人的牽絆：「我和兒子的關係是很珍貴的，但我覺得不需要經常見面，男人比較簡單，不需要太婆媽，有需要時開口便可。」Samuel坦言，以往在遇到困難時，父親並非他首先會想起的出口，同業的朋友往往更能理解他的處境，也提供實質建議。但漸漸發覺父親能提供心靈的支持，和友人的無法比擬。 味蕾的養成 看過橫臥沙發的兒子，也注視過酒吧桌後那動作俐落自信的調酒師，Coffee形容那仿佛是兩個各異的個體：「工作中的兒子充滿魅力，當父親的常以為兒子還年輕，這個不懂，那個不懂，到了現場才知道，這些事情我不懂，他卻非常擅長。」憑借天賦、個人努力，還有家人的信任，Samuel當上了Quinary的酒吧經理，除了協助酒吧多次擠身世界五十間最佳酒吧之列，他個人也獲得多個調酒比賽冠軍。第一杯給父親調的酒，Samuel記得主要用了烏龍茶，酒精濃度低，因為父親常以私家車代步，Coffee笑著補充：「我忘了是甚麼味道的，反正也是甜吧。」現在若再調，則會加入紅棗、杞子、薑和冰糖，配合父親的養生步伐。 儘管接觸了無數酒精，Samuel還是記得最初的兩種，一種是氈酒，一種是啤酒。氈酒是父親放在家的，他混了點汽水，成了調酒的初體驗。味蕾的固執早在小時開始萌芽，他對食物充滿好奇，除了擁有辨別優劣的能力，甚至會因為吃到性價比低的食品而心情欠佳。後來，他把這種執著投放於工作中，正如餐廳中的open kitchen，調酒師的一舉一動也收進顧客眼底，用心與否毋需額外注解：「我去享受的時候希望那是極致，當我調酒時，也希望為客人帶來極致。」 這種用心的態度，多少是在父親身上吸取到的。他以話語和行為證明自己對事情的在意，當公司的人都在偷懶和聊天，父親卻仍然埋首工作中：「這不是笨，這是用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父親教他要「襟鬧、爛做、冇詐型」，人家肯鬧都是為你好，Samuel把這些家傳之寶傳授予酒吧員工，喜歡做的事要好好做，不要忘掉初衷。假設父子在同一時空出現，二人都相信能成為好友，性格和想法相約，因為那稍微的不一致，更能看到不同的天空。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IDEO：YU SAI YEUNG, TRUMAN TSUI WARDROBE：COS VENUE：QU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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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前，與羅家聰吃飯上經濟課

全球經濟低迷，自然想找個經濟專家解答疑難，指點迷津。 邀約「KC博士」羅家聰訪問，早已預計不容易。一如其他傳媒的經歷，約他做深度長訪問，他短短的回答一句：「Within half an hour.」五千字喎，盡快啦。他一於少理，只問：「When and where?」我提議他先給我幾個日子，方便找間餐廳借場，他進擊問：「Then why don’t you treat me a lunch or dinner.」 堂堂銀行前首席經濟分析師，竟然要未知何時失業的紙媒記者請客？好吧，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就約羅家聰吃餐飯，喝點酒，順道上一趟經濟課，幻想自己跟股神巴菲特一同進餐。結果，原定30分鐘的訪問，變成2小時的飯聚，當中談及香港樓市股市、黃色經濟圈、中美關係、支爆等敏感話題。 有時候，有些飯局是不得不請客的。 「你book這間private room應該有min. charge的，不如擺低埋支酒。」羅家聰說。 text．Nic Wonginterview．Nic Wong、Ringophoto．Bowy Chan assisted by Steflocation．Café Gray Deluxe at The Upper House 寫盡左右紅藍綠 羅家聰活躍於大小電台電視台財經節目，偏偏他不太喜歡影相。「我不是model，又不是靚，所以不慣。」近半年來，應該做過不少專訪？「專訪不少，但有飯吃的不多。你不請我，我就給你10分鐘內搞掂，無所謂的。」此時，攝影師提議他扮作看看電話。「我不是個經常看電話的人，但你硬要我看，我姑且應酬吓你，但要我做這樣那樣呢，就不會睬你。」我們笑說，有次訪問馬時亨建議他拋波，身為局長也願意做。「馬時亨是小丑格嘛，我又不是……」 去年10月，羅家聰被交通銀行要求離職，後來接受《金融時報》訪問中提到原因：「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只不過，離職後的他，似乎活得更精彩，比以前更加繁忙。手上有多少個專欄？「至少10個啦！電台、電視台、YouTube都有，都是定期節目，可以做的都做了。」如此花時間？「不用花心機，擘開口就識講，好似發開口夢那樣。」 換句話說，賺得多過以前？「以前中資銀行的人工很奀，現在多了工作，很困身。開咪比較賺錢，所以你看到很多財經人都是廢噏，但寫文就是基本功，怎樣都要有數據、花工夫。我每朝早6點起身就看數據，集齊數據去分析，每晚都想早點睡，但晚間節目要講美股，做完11點，回家都12點了。」目前是自由身的他，暫時未有計劃開公司，當然有人邀請他合作，他直言一切洽談中。「甚麼都可以傾，魚蛋好賣，如果譚小環找我賣魚蛋，我都可以！」 難怪，他的專欄由《蘋果日報》到《經濟日報》至《香港商報》都有，盡攬左右紅藍綠的平台。「我沒所謂的，《大公》、《文匯》叫我寫的話，我一樣照寫，但你不要改我寫的東西，要改我就不寫，寫完你不要的話，下次我就不寫。」記得有次他為《香港商報》寫過某篇跟政府不同看法的文章，稿件被hold起超過一個月，他忿忿不平，轉交《明報》刊登，講得出做得到。 香港，一國一制？ 言歸正傳。去年羅家聰「被離職」後強調：「這不是一個機構的事，而是在上面政治圈壓下來的事。」近年，中央干預香港，街頭硝煙四起，股市樓市卻企得很硬，外資似乎見怪不怪。政治還政治、經濟還經濟，是嗎？「一時時。當去年市場還正常，香港出事的話，市場真的有反應，但現在有了其他外圍元素，包括疫情、經濟差，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不過，現在商場那些『和你唱』，都是唱歌而已，市場未至於會有反應。」 「對香港的前途，不看好啦。中共一直都想一國一制，香港的重要性，只是找個位置讓美金出入，一方面花錢及方便做生意。問題是，現今生意都沒了，與西方擘面，不如先廢了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沒有轉彎抹角，直指中共留住香港，一切只為了與外資做生意。「如果鬼佬不做生意，留住香港來做甚麼？老實說，大陸拿著美金，一定要靠香港嗎？不靠香港也行，靠香港的話，只是循正當生意的途徑出入，如果是達官貴人，大把窿路，使乜搵你香港？」 「以前靠香港，因為沒有直接進出口，但外圍弱了，大家都想搬竇走，貿易愈來愈少，作用愈來愈少，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慢慢應該轉變，由本身處理貿易的資金，卻要轉為面向全世界的投資，而不是因貿易衍生出來的錢，慢慢變成資產管理中心，好似瑞士那樣，有錢剩就擺入去，但制度是很重要。」 疫情加速「去中國化」 香港制度何時末日，羅家聰不是風水師，似乎分析不到，但一場世紀疫症，至少令他本來以為「黃色經濟圈」是嘥氣，後來卻看到黃圈杯葛需求，西方也開始杯葛生產，從此不再嘥氣。「有疫情，其實只是一個變化，當你處於一個看不見出路的環境下，你會期望有個變化，正如去年都衰到貼地，所以有人想推到極端，希望物極必反。」 「疫情後，各國復蘇應該差不多，但外國紛紛說要『去中國化』，之後中國靠甚麼？中國2000年入世，之後是世界工廠，直至2007年期間是最厲害，每年經濟增長由單位數去到14%、15%，但『去中國化』即是打回原形。你看現今中國疫情又再爆過，多少間工廠重開也沒用，很多都做外來生意，外面沒需求、沒有單，開廠來做甚麼？現在全世界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冧到唔清唔楚，為甚麼？因為生產過剩，如果貨品好賣，CPI怎會如此低？」 羅家聰早就寫過，未來中國經濟將維持L形走勢。「近幾年已是這樣，入大陸的FDI（外商直接投資）、各樣工業生產的增長、GDP增長等，全都是與外地掛勾，加上FAI（固定資產投資）等數字同樣下跌，由高增長一直跌下去，如何解釋？最簡單是，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失業率10%，歐債危機後失業率11、12%，各國都希望將產業搬回自己國家，因此『去中國化』已經在發生，現在疫情只是加速這回事。」 支爆，機會大嗎？ 「那就要看你如何定義『支爆』。這樣大的國家，其實很難倒台，但結構性的狀態轉變經已發生，彷彿是九十年代前後的日本，當年又算是『日爆』嗎？算數的話，這就是『支爆』了。現今中國的演化，與廿年前的日本極之相似，各方面都相似，都是一種長線的沒落、凋謝，情況好像英國在二戰時被美國搶奪國際地位的那種狀態，但英國與日本沒有大問題，只是長久的老化、積弱。」 羅家聰重申，類似當年日本形式的「支爆」，幾可肯定，中國必然會發生，但再深層次的話，他的推論恐怕未能令某些人如願以償。「這麼大的國家，看來不會發生像阿根廷、南美那些匯率危機，而且爛船都有幾分釘，何況中國不是爛船，擁有不少儲備，相信不會一夜間出現很多制度倒台，最多只是地產泡沫爆破，或者債務違約，相當於九十年代日本樓市下跌，不過下跌得很慢。」 此起彼落。中國下滑，印度冒起。「印度人口增長理想，人家說英文又好過你，外資如蘋果要在大陸撤走，可能搬去印度。人家有這麼多人口，基礎更低，人民更貧窮，亦即是發展潛力更大，能夠興建的東西更多，可見中國再威風的日子和空間不大了。」 特朗普連任需要戰爭 政權式「支爆」機會不大，但羅家聰分析指，美國正在努力中。「現在美國與中國鬧翻，用冷戰手段對待中國，因為大家都打不贏對方，戰爭只會兩敗俱傷。既然打不贏，不如煽動對方內鬥鬼打鬼。」他提及當年美國的南北戰爭、中國的國共內戰，甚至是中國歷年來的改朝換代，都是從內戰引起，而不是從外面整冧。 「我估計美國想透過台灣、新疆、香港等本身有潛質分裂的地區入手，這正正是中共很棹忌的一件事。中共寧願打死自己友，都不會給這件事發生，但香港有很多鬼佬，華洋共處的時間太長太深入，一下子重鎚打下來，很容易刺激到鬼佬的反應，便可能聯合起來進一步升級行動，看在這一份上，中國可能不會太離譜吧。你看見武警與解放軍去到深圳都不敢過河，最多只是偷偷地……」 說時遲那時快，美國總統大選倒數不夠半年後發生，要是特朗普連任，或是拜登上場，局面會如何扭轉？自言不喜歡讀歷史的羅家聰，卻又拋出歷史數據。「美國最新失業率為14.7%，如此高失業率之下進行選舉的話，從19世紀末至今，只有兩名現任總統能夠連任，他們是羅斯福及杜魯門，兩次都是打仗期間。如果沒有一場仗，恐怕也很難成功連任，當特朗普慢慢明白這個道理，被逼都要出手。」不過，他認為就算特朗普最終落敗，拜登上任，由於這次眾多美國人如此憤怒，因此相信兩個人上任後的路線也相差不遠，「去中國化」已是全球共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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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桂麟 腐化見證人

人死了，就讓恩怨情仇隨先人而去，但火化前的最後一面、化灰的後續，還是有人很上心。遺體防腐師伍桂麟（Pasu）以藝術觸覺修復著素未謀面的人，去年更因社會運動推出「逝去同行計劃」，義務為有需要家庭提供身後事支援。他修復的包括在金鐘一躍而下的梁凌杰，對於以死明志這回事，他看到的負面影響比正面的多：「我不會浪漫化這種殉道式行為，今天你不衝出去並非貪生怕死，抗爭是漫漫長路，真的要鬥命長。」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吞下熱牛雜 方為真功夫 Pasu是元祖級Slasher，念藝術設計出身的他，二十年前當過自由身設計師、畫室畫師、教會全職事奉、乒乓球教練，正手抽擊後轉個180度，居然在親友介紹下到殯儀館當遺體防腐學徒。反正家人說他沒一份工做得長，他自己也沒甚麼好介懷，就這樣入了行。行頭極度狹窄，到底要擁有甚麼本領才能投身遺體處理業呢？「分享看過的遺體妝容、不怕劏牛眼也是證明自己有誠意應徵的觀點，你總不能跟人說自己愛看鬼片吧？」Pasu的本領，也許在不動聲色的胃部。他早已聽聞師傅們會隨機加插考驗環節，他也打了個底，頂多不就是吃個肉醬意大利粉。果然，在第一天指導完成後，師傅請他吃飯，面前卻是一碗冒熱氣的牛雜，看起來有點似曾相識：「幸好我吃得下去，我想自己也有點天份。」 巧手和藝術細胞也是他做好份工的技能，他笑言有點像韓國的整容醫生，病人拿來當紅女團成員的照片，醫生便要按著意願動刀：「我的工作似乎更簡單，起碼毋需想像力，還原得自然就夠，更不用擔心會有死亡風險。」無論是被長期病患折磨的灰黃面色，還是車禍造成的血肉模糊，他都按著生前照片，像做雕塑般用填充物修補著。「死亡本來已令家屬感到哀傷，如果看見至親臉上仍有殘缺，想必會構成永久的傷害。儘管最後也要火化、要土葬，起碼最後一面是美好的。」面對處理過的上千遺體，曾經也對死亡忌諱的他，心態漸漸轉化為助人為本，功能如同情緒輔導員，同樣令生者釋懷。這讓他在動刀時更抽離，不因恐懼而產生情緒波動。後來他在冰冷的工作桌上遇過城中富豪，也有被社會唾罵的大奸大惡，發現無論來或去，人都是空無一物，於是他對物質的執著也變得雲淡風輕，面對社會的框架和制約，更能提醒要以忠於自我為先，「睡在這裡的人都很公平，見證死亡反而令我活得自由自在。」 怯 你就做不長 說到底，膽大就是皇道，但所謂膽大豈止和內臟進行親密接觸。現職於中文大學醫學院，除了遺體修復，他也參與員工面試。有些人怕鬼神、有些人怕閒言閒語，這些人都做不長，儘管社會有多思想開明，總有人退避三舍。別忘了，在香港負責遺體事宜的部門叫食環署，正是處理垃圾的那個，別拖太久，快快完事，眼不見為淨。上兩代處理遺體的人是切切實實的邊緣人，紅白二事都不參與、自行避開人際社交，甚至終生維持獨身。儘管行業在廿一世紀仍被視為厭惡性，Pasu卻甚少因職業而感到被厭惡，他還是會去參加聚會，下班後也會去唱K：「回家前我習慣灑上消毒和衣物芬芳噴霧，防腐藥水味也不會殘留，更不會有屍臭味。」對比部分年紀較大、負責搬運遺體的土工會赤手工作，他則套上整套PPE袍，口罩、手套等都缺一不可。 朋友不難交，女朋友則是另一回事：「拍拖要牽手嘛，你想牽她，她真的未必想牽著你。」那年，女友在港大唸心理學，他常取笑對方因為心理質素高，才會接受追求，也樂意十指緊扣，唯一介意的是如何跟雙親交代。他笑著透露，願意由殯儀館減薪到穩定的中大工作，是因為要準備成家，要為外父外母送定心丸。「求婚後她父母才知道我的工作，過往都說是做設計的。但外父說了一句話：在這行業能做得長的，要不就是鐵石心腸，要不就是光明磊落，他似乎是接受了。」 女兒剛過四歲，對父親的工作有基本的概念，去年也一同前往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看著行李隨行李帶消失，就如至親過世也是短暫的分別，早晚都會再度相遇。Pasu仍然記得小學時祖母的離開，雖能理解那是一種長時間的失去，但成人同為喪親者，未必有能力再安撫孩子，故此孩童的生死教育是有需要的，「小朋友也有自癒的能力，你不能訛稱祖父母去了旅行，在火化後也不告知，孩子會誤以為被至親拋棄。」儘管親人病榻，由樂觀到暴瘦，也應讓他們一同見證。 沒有真相 仇恨長存 這場社會運動中，他自認非前線，只是後方支援和謀略之士，除了義務為金鐘墮下的梁凌杰修復遺體，也請求別因周梓樂而上寶福山裝修：「當時只可以說這會騷擾其他先人及家屬，其實更大的考量是寶福山只有一條路，很大機會一鑊熟。相信已犧牲的人，不會希望再有人因他而犧牲，大家的思路也需要進化。」在鮮血背後，他看見的是沸騰的情緒，身體被傷害之餘，長久地信守著的價值觀也被打個稀巴爛，不再是單純一條條例的事。 當見證身邊的人犧牲，明明對方的裝備比自己強大百倍，仍然勇於衝前。因為自覺背負著手足，更容易產生拼死的衝動情緒：「這就像個枷鎖，令他們難以走出情緒的圈，但復仇心態很危險，你看金庸小說中要報仇的，最後都會因衝動而事敗。」大家都立於情理的困局，稍為理性或抽身，便會被指責為欠缺人性，當他以處理遺體的專業去分析各種死因無可疑，也曾被視為「鬼」。無論是處理遺體、疏導情緒，或是抗爭，都需要感性和理性兼備，才會有成功的可能：「沒有感性，你不會有同理心；沒有理性，你難以達到目的。」哀傷有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最後才是接受。儘管是意外身亡或是急性病死，家屬知道原因，總有一天會走出陰霾。反之，案件調查上遇到不公、死因庭也遲遲不開審，喪親者的情緒自然停留在循環之中：「大家連基本的真相都無法得到，不能被說服，怎可能接受現實呢？」 去年十月，他聯同法醫李衍蒨等創立「逝去同行計劃—非自然死亡處理服務」，為親友突然離世的人士提供殯儀咨詢、情緒支援、法證支援、遺體修復和遺物處理的一連串服務。曾經有一個個案，是二十多歲因墮樓而離世的年輕人，警方的調查說沒可疑。一枚拍攝到死狀的照片在網上流傳，並和死者進行比對，後來Pasu發現兩者並非同一人：「這對喪親者來說不單是二次傷害，沒有人想離世親屬的容貌不斷在網上被廣傳，那是上千次的困擾。」他能理解分享者的急切，希望透過相片喚起公眾對事態的關注，但單憑猜測地自封判官或法醫，傷害必然比你按分享鍵的時間更為長遠：「有人很快說沒可疑，但如果我們有求真的心，同樣不應該太快下判斷，都需要講證據。」 計劃雖因運動而起，但服務對象不限抗爭者，有的受情緒病影響，有的純粹死於不幸，也並非黃絲限定。他曾經接觸一對藍絲父母，傾談時嘴邊不時掛著一串藍絲常用詞，也把失去遷怒於抗爭者：「他們同樣困於仇恨中，但我們並非要將藍轉黃，而是希望他們能理解每人都有其價值觀，有時他們在喪親後反而更能理解對方。」誤解減淡，心結漸鬆，對生者來說想必是一種解脫。 沉著應對腐化 基督教沒有因果二字，卻有類似的概念，死後將會接受審判，人也要為生前做過的事承擔。作為基督徒的Pasu也相信所謂的因果，抗爭減少自由行旅客來港，而環觀世界各個地區，香港顯然是被疫情破壞得較輕的例子，冥冥之中地環環相扣。幾乎每個宗教都導人向善，但當然信奉宗教的人都持有不同聲音：「有教友說我是假見證，說我支持暴力，但基督教教我要愛人如己。」當然教友毋需非黑即白，但不少教友都為公義而站出來，徹夜唱詩，甚至站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嘗試緩衝。聖經中所講述的鹽與光，在他來說，鹽正是為調和而存在的。 除了基督教，他對其他宗教的生死觀都略有涉獵。當中不淨觀是緬甸南傳佛教僧侶的修行之一，把遺體帶上高山，放置於大自然之中，僧侶圍著死者，見證著屍身的腐化。屍身發脹、長蛆蟲、皮膚液化，就是塵歸塵、土歸土的真實體現。腐化是必然，儘管防腐師有多出色，也不過把過程暫緩：「其實肉身腐化沒太大所謂，但靈魂腐化則能影響全世界。」遺體正因為會腐化，細菌會感染他人，於是人類花盡精力去研究防腐。面對手握權力的腐化靈魂，除了注入防腐的意志，先要理性地沉著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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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朗 港孩不笑

「港孩」，意即一群不善生產、缺乏自理能力的港產小孩，可能連鞋帶也需家傭為他彎身繫上。港大測量系畢業、廿四歲的全職攝影師范家朗，在六月九日一百零三萬港人上街反對《逃犯條例》那天，在維園中邀請遊行人士拍照，最後挑選了幾個孩子，成為展覽《人像日記：十八港孩》的部分面孔：「有幾件事情我們生下來時沒有選擇權，一是父母，二是社會，但成長的過程就影響了後來構成的個體。」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曾為袁國勇、陳淑莊、戴耀庭等拍攝人像照，極近的面孔帶來壓迫感，范家朗的影像存在一定的力量。家裡有部單鏡反光相機，由拍攝家中小物，中學時期也紀錄校內的歷史人物扮演大賽，後來念港大時也為當時剛上任的校長張翔拍了一輯。他喜歡攝影師Annie Leibovitz，也有留意她的助手Martin Schoeller。「Annie Leibovitz說過，人像攝影師並非要令被攝者非常自在地拍照，而是講求如何協助他帶出他想呈現的情緒和面貌。」他坦言初期的創作大多由臨摹開始自行摸索，後來才漸漸展露個人見解，並轉化為原創題材。 純粹因為分數剛好而選擇了測量系，一年級時已在房地產公司當兼職，那年在上海實習，很多個晚上他都在想自己未來真正想做的事：「我想為社會貢獻點甚麼。」為了達成這個散發一陣「我的志願」味道的虛無理想，他當過義工，但把一堆福袋派光，也完成長者探訪後，自覺幫助不算長遠。於是在實習的一個晚上，他發了個電郵給公司，說回港後便辭職，要試試當攝影師。直至畢業前，他都沒想過要當薪高糧準的測量師，只有攝影師才是他喜歡又能維生的理想職業：「我覺得以前的獅子山精神和現在的不同，以前是勤力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以換取安穩去支撐家庭，但這個年代不是這樣的。現在的年代是一起追求一個更加好的社會，不是自己個人的生活，而是一種共同性的追求，擁有一個共同目標。」 這絕非他一人的追求，去年六月九日，有一百零三萬港人上街，以高呼聲表達對當下社會的憤怒。那段時間湧現大量新聞攝影，范家朗自知那並非他擅長的攝影語言，於是捧著相機往維園去。他坦言那天是一個實驗，無法估計能拍攝的人像，到達後隨機找尋有感覺的面孔，在獲得同意下，拍攝了約七十位年紀各異的遊行人士。拍攝過程趕急，確保對方沒有眨眼就匆匆結束，未有機會再搭話兩句。「有時拍攝一群人，我紀錄的不是獨立故事，而是共同擁有的故事。那次遊行的共同故事，我們已經一起建立了好一段時間，所以拍照時不用特別交流，已經存在一個連繫。」 回去翻看照片，他發覺當中九個小孩的表情最令他動容，特別是一位小女孩，穿著蕾絲邊上衣、嘴邊還有未抹走的紫菜碎，額上貼著退熱貼，雙頰曬得發紅，那眼神成為整個系列最開初的靈魂。他想起親戚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小孩日常：因搔癢而笑著、因玩具而忘我，但維園的九個孩子都擠不出一絲笑意。「很無辜，這不應該是他們這年紀要參與的，但同時這事情影響著孩子的未來。」那天過後，范家朗一直惦記著系列，希望把它延續並完成。可惜一星期後已變天，不單是由白衣轉為黑衣的表面模樣。 直至十二月八日，民陣的國際人權日遊行終於成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除了起點一樣，抗爭模式、政府和警方的處理手法都變了，人們也隱身在口罩和面罩之中。那天他多拍攝了九位小孩，合起來就成了這次的展覽。最大的作品有四點五米高，名副其實是「影大頭」後再放大，足以觸動大量敏感神經。前往維園的那程巴士上，連登早就叫遊行人士要小心，他也早早考慮過被攝者的私隱：「我作為儲存影像的人，我的責任很大，創作有否影響別人的安全和利益，是每個創作者都要用道德去思考的事。」 在旁的策展人Stephanie是范家朗的小學同學，展覽設置時，她留意到顯然是親中立場的裝潢師傅們，一邊裝置著木方，一邊問相片是否最近才拍攝，也討論著口罩的花款：「我們並非要人認同社運，也並非以同溫層的人作目標受眾。如果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也可以單純地遇上這群孩子，我們就達到目的了。」對於展覽名字，范家朗曾考慮過「小孩」一字，但最後還是挑選了「港孩」：「這個模樣的孩子只有在香港才拍攝得到，我希望能創造更多思考空間，想想港孩應該在怎樣的地方成長、正經歷甚麼，我們該多為這年齡層設想。」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 日期：即日至６月９日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綠色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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