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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堅 堅不過石堅

蔡堅,五屆兼現任醫學會會長,向來敢怒敢言,不平則鳴,近月更因為一句「特首唔同」,被網民創作出潮語「堅過蔡堅」,讚揚他的英勇事蹟。他說:「我真的不是很堅,只希望能夠講話的時候,盡量訴說心聲。暫時在香港仍然OK,不希望之後不可以吧。」 石堅,已故香港演員,外號奸人堅,是粵語電影中的老牌反派,俗語有云:「堅過石堅」,比喻為無花無假,真到不能再真。 近月來,兩堅正面交鋒。蔡堅當選醫學會會長後,遭受連環攻擊甚至批鬥,近日不斷被人抹黑、醫務所遭受電話滋擾,亦有層出不窮的新招,日日不同,蔡堅苦說很麻煩:「身處現今香港,真的要見步行步。」原來,堅如蔡堅,也堅不過石堅。 Text & interview.Nic WongPhoto.Bowy Chan 與胡錦濤合照 甫踏入蔡堅位於太子的醫務所,傳統舊式診所設計,內裡養著一大缸熱帶魚,牆上掛著蔡堅當年參加訪京團,與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大合照。當年這個行為或許會被指為根正苗紅,沒想到近月來他被指「深黃」,更被親中媒體及電台全天候惡意攻擊,就算近日獲得不少媒體邀約訪問,他也推卻不少。「太政治色彩的話就不好了,因為最近被人『搞』,不想再政治化。」感謝蔡堅醫生信任我們,就讓我們來個不太政治化的訪問吧。 現年72歲,從醫半世紀,蔡堅加入醫學會三十餘年,四度擔任會長,今年第五次當選卻是最大壓力的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醫生之間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便產生一定程度的對立,此乃不幸。近兩個月來,我被人抹黑、被人打電話騷擾,被人在電台指名道姓地嘲弄、譴責,真是相當難受。」他坦言,以前幾乎從未試過。「這次是針對性,亦是抹黑地製造假新聞、假消息。」在這艱難的時刻下,慶幸每日都有病人對他說:「蔡醫生,加油!」,獻上窩心的關懷,支持他繼續做正確的事。 香港素來有「投訴之都」的稱號,醫生被病人及其家屬投訴,不算罕見。「以前每年醫委會收到大約幾百個投訴,現在卻可能多達一、二千個,很多都帶有政治色彩,例如指責某個醫生佔中,或者不支持警察,就可以變成一個投訴了。」他指出,其實這些投訴不該納入醫委會的處理範圍,但開了檔案總要調查。「好似早前有七十幾封傳真,投訴我進行個人宣傳,但這些都只會浪費醫委會時間,最終拖慢真正有關醫療投訴的調查時間。」 這些不正常的一切,源於他在7月中再次當選醫學會會長。「之前我不是會長,說話可以自我中心一點,但現在作為會長,就要與會董會商量過才發聲,所以現時我說話會小心一點,不要讓人誤解,好像如果被人指我反對《國安法》等被刊登出來,又要花一段時間來解釋了。」無官一身輕,成為會長不能暢所欲言,但他坦言,要做的事就要做。「難道要將醫學會變成一個附屬機構,甚麼都不出聲?我們希望在重要議題上出聲提點政府及市民,就像COVID-19肆虐香港,我們不時出聲,之前提點過前往老人院的醫生要小心,要求政府提供足夠換衣服的地方、穿著保護衣等安全措施,可惜記招後一星期,一名78歲到訪過多間老人院的私家醫生中招了,可能我們還提點得不夠吧……」特別留意,蔡堅全程用上COVID-19來形容疫情,相信又是某程度的小心,以免被人放得無限大。 避免醫學會尷尬 蔡堅曾經說過,今次再度參選,原因是不滿意醫學會去年沒有因應香港的大事件發聲,亦沒有反映普遍醫生的立場。「還記得去年騷亂,好似理工大學那一次,大批醫護被捕踎街,就連醫學會都感到尷尬。有人問醫學會為何不出聲?當時醫學會沒有出聲,後來卻是世界醫學會問起這件事,然後醫學會才寫信到警務處,提出希望對方進行調查。所以,我們建議醫學生要小心行事,不要鹵莽衝上最前,要救的時候當然要救,但保護自己是先決,以及讓人知道你真是急救員。」 上屆由何仲平醫生領導的醫學會,選擇沉默是金,他亦主張醫生保持政治中立,但當今香港社會兩極,非黃即藍,似乎只有神人才能做到沒有立場。「當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場,但醫學會的表達方法,立場盡量不太偏差,但面對不正確的事情,還是要說出來。尤其是有教育性的事,醫學會提倡維護民康,又或者最近政府提出自行採鼻咽或撩喉嚨樣本,我們卻反映非常困難。」 「早前跟政府開會,我問在座有哪個醫生自己試過?我七十幾歲,做了接近五十年(48年)醫生,發覺自己採喉嚨樣本相當困難,你如何叫阿婆、阿公自己來?他們知道後,希望私家醫生參與這件工作,但政府要私家醫生幫手,就一定要提供足夠的保護衣,以及在甚麼場合進行?急症室的話,都是在負壓房間進行,但私家診所沒有負壓房間,政府便提出診所應該打開窗口,以致空氣流通,但處於領展的診所是沒有窗戶,試問如何打開?然後,他們另一建議是,將冷氣加大氣流,但領展的空氣系統是中央控制,又是無法自行調節。若果這些事情沒有與當局講清楚,他們又以為很容易做到……」 堅離地政府 說穿了,這是官員離地所致。蔡堅坦言,現時從事衛生的政府官員,一世人都沒有在私家診所工作過,完全不知道私家診所面對甚麼困難。「他們必須與私家醫生溝通,如果沒有醫學會代表,或者沒有其他醫生會代表私家醫生,當局以為完美做到的事,最後卻會發覺有很多漏洞。」 問題是,政府仍相信立場偏黃的醫學會嗎?蔡堅坦言,醫學會始終是業界最大的醫生會,政府有必要合作及了解。「我不相信政府可以孤立醫學會,完全當我們不存在。」他表明,醫學會從來不是一個激進組織,而是一個專業組織,提倡維護民康。「我們的責 任是,向政府提出建議,當政府有何做法不恰當,就要提醒政府。我們從來沒有鼓勵醫生起義。甚至今年初那次罷工,我明白他們為何要罷工,只想保護自己安全,卻不是想作反、要脅等等,可惜我這樣的了解,又被人無限放大了……」 言歸正傳,公私營醫療合作,疫情當前可行嗎?蔡堅提到,近月來政府請了一百多個兼職私家醫生,幫忙在醫管局任職內科急症室及家庭醫學,減少看普通病症的人手,調撥其他醫生可以集中處理瘟疫的病例。「如果私家醫生能夠站穩陣腳,就在自己診所處理病人傷風咳發燒病症,很多病人就毋須不必要地前往急症室看病,給政府醫生額外的壓力。」 每晚捱吉野家 蔡堅透露,近日私家醫生士氣低落,生意淡薄,可能每日只有一兩個病人,與飲食業、旅遊業等一樣成為重災區。「政府對私家醫生當成孤兒一樣,沒有特別照顧,這次我們真的要『食老本』。」如今人人都要「食老本」,私家醫生的老本應該比一般市民厚得多吧?他苦笑道:「我晚晚都是吃吉野家、30蚊而已。」吉野家?他收到不少反映,最慘是那些剛出來執業不久、剛剛花了一大筆錢裝修診所的醫生,今年要捱日子,相當辛苦。「我們跟醫管局開會提過,希望公營可以接收私家醫生做兼職,捱過這段時間。」 「蔡堅,為何你不入dirty team?」他看到網上有人提問,為何私家醫生不主動幫忙,他坦言此事根本沒可能發生。「我想加入的話,他們都會踢我出來啦,我七十幾歲,手慢腳慢,分分鐘惹到瘟疫,惹開瘟疫。」他揚言,政府曾在冬季流感高峰期間,請他幫忙做周日普通科門診,因此有需要、有合適崗位的話,他也會幫手。「不過,當有人提議非傳染病科、呼吸科的私家醫生去做dirty team,就算不是叫他們去死,都是叫他們令其他人去死。譬如說,有人說希望到武漢幫手,我真的不知道誰人能夠幫到。」蔡堅不時提及自己說話要小心一點,但潮州怒醫個性依然,間中都會忍不住要發炮。 事到如今,政府全方位輸入內地醫護的底線,很快守不住?「我不覺得是否守得住、守不住的問題,而是如果依法辦事,無論是資歷足夠的『有限度註冊』,或是教導式的『臨時註冊』,醫委會這兩個途徑都是免試,不用考英文,不用考醫科,但問題是,如果不合乎資歷,卻想免試,然後在香港真正執業,任你做甚麼科,這樣才是問題。」他表明,現時香港約有一千個內地畢業的醫生,成功通過測試,在香港公營或私營執業,所以一切重點都是依法辦事的問題,並不是針對內地醫生。 英文不好,特首不同 較早前,蔡堅提到中港兩地醫護因語言問題難以合作,引起軒然大波,他希望藉此再度澄清。「如果在醫委會查考試記錄,尤其英文合格率,國內的醫生最低,相信教育方法、考試方法與香港制度不同。」更重要是,醫管局那個看病系統不易消化。 「當時我做政府門診呢,都學了四次才學懂,真的比較複雜,要不是慣用英文電腦打記錄、查詢、寫藥、開藥、列印,真的有困難,所以我才這樣說。之前我看到病人拿過他們的國內記錄,大部分都用中文寫的,亦是簡體字,我大約懂一半左右啦,我不懂他們那套制度,他們也不懂醫管局那套制度,所以一定要磨合的。如果一來到就要他們立即認識,真的相當困難,不是他們學不到,但要花時間囉,問題是,政府又是否有時間、有人手教他們呢?」英文不好,特首不同,幾個字幾句話就能明白的「常識」,結果又要花了一番唇舌。這,就是現今的香港。 大時代下,還是抽離一下,談談個人。每晚睡上四至六小時,睡醒後早上先到醫院,然後到黃大仙診所開檔,午飯後轉到太子診所,晚上又再折返黃大仙,真正做到五十年不變,原來只有蔡堅。「看病接近五十年,早已當成生活的一部分,壓力不算大。只是最近遇到新招,才感到壓力,因為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醫學會。」 對於72歲的老醫生而言,蔡堅笑說在家都只是床上那幾小時,都是看看小說、看看電視來減壓。早年說過特別喜歡看武俠小說,他直言至今依然。「最近我在網上看《有匪》,是台灣作者Priest所寫,講述某國在虛構朝代下被毀滅後,不少人民支持舊國君而成為山賊,因而改名為《有匪》。大概都是武俠內容,但我其實甚麼題材都看。」有趣是,蔡堅視力不好,雙眼幾乎貼近電話來看,卻無阻他的閱讀樂趣,看得不亦樂乎。 電視片集呢?他的答案可說令人相當驚喜。「早前有看TVB《殺手》,比較漫畫式一點,幾得意。然後轉到另一電視台的煮食節目《辣伙頭.開火》,甚麼都看。聽陶傑(《光明頂》)又聽到12點,再聽《18樓C座》,看Cable新聞、李慧玲、蕭生那些……」看TVB、ViuTV、有線,聽商台、網媒,偏偏就是沒有訂閱Netflix。 「唉,最近日日都有新招,只希望做完今屆,真的可以靜下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蔡堅六十歲時想過不退休,希望做到死為止,但近年有很多自己感興趣的事,包括整理好一些未分類的郵票,可惜沒有時間做,所以準備多做兩三年,就會step down退休。「早已計劃,這是醫學會會長的最後兩年,我經常希望後生能夠接任,今次都是這樣,只可惜他們不願意。」 年過七十,百病纏身 說真的,眼前的蔡堅比上鏡顯得疲倦及憔悴,始終年過七十,而且百病纏身。「我有很多慢性病:血壓、糖尿、膽固醇;之前斷了腳,打了釘;切了一段大腸;心臟有冠心病,雙眼又有青光眼,鼻竇炎都做了兩次手術。周身病痛下,真的要小心照顧自己的健康。」潮州怒醫向來有話直說,有火便發,現今卻不得不收歛,是無奈也為自己著想。「有時發脾氣令血壓飆升,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要在心中提醒自己,做了會長的話,就要顧慮一下說話前要小心,否則又被人指我犯了《國安法》,被恐嚇要收聲。就算不是七十歲,擔任自己有責任的位置,都要特別小心。」 最後,面對今時今日的香港現況,可以怎麼辦?「身處現今香港,我相信真的要見步行步。我個人沒有甚麼資產,行醫這麼多年,只是大概在76、77年,我媽借錢給我買了一層樓,到現在都是住在那裡,其他寫字樓(診所)都是老竇剩下來給我,所以我不著緊擁有多與少。過去經已養大了我兩個兒子,兩公婆也吃不到很多,對一切沒大要求,因此才會出來做會長。」蔡堅面對四方八面的奸人堅,雖然疲累,但他依然硬淨,依然很堅!有機會的話,大家見到蔡堅,謹記向他說一聲:「蔡醫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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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的深思 陳柏宇

獨家健康之道羽毛球、桌球、哥爾夫球,都是陳柏宇(Jason)熱衷的運動,撇除講求敏捷度的羽毛球,其餘兩項也是思考型的運動:「練習過程會不斷問為甚麼,像是為甚麼球會呈現這種形狀。所以最困難的不是把球打出去的瞬間,練習過程更為重要,風向、斜度、距離等都需要思考和計算。」他向來喜歡運動,對飲食和減肥也建立一套自家理解。坊間的減肥充斥著偏方,他認為減肥的心態已有不妥,因為減肥只是過程,體重也容易反彈。要達至生理和心理健康並行,健康的生活模式才是應該追求的目標,訂立健康的飲食日程,也別忘添加自己喜歡的食材,令心靈也同樣得到滿足。 text.CC photo.Bowy Chan make up.Jesscia@Jessica Chan Workshop hair .Alex So@The Attic watch.BELL & ROSS wardrobe.lululemon venue.Ocean Park 人家常說,男士到了特定年紀,身形管理的難度加倍提升。他雖然充分感受到變化,但對略胖也沒過於恐懼:「過肥容易生病,過瘦也不是好徵兆。千萬不要相信瘦才是美,其實胖一點也沒甚麼不好,也要留意心理健康。生理和心理,我寧可先選生理健康,接下來心態也更容易健康。」在兩年前當父親後,他把大量時間放在女兒身上,也直接成為減少運動量的原因。和健身房相距十分鐘車程,假設時間充裕地操練,來回就花了兩小時,而他寧可留在家中。幸好,女兒現在長大了一點,他笑言不再需要用時間換關係:「以前她沒溝通能力,親近與否就視乎陪伴時間的長短,現在多了心靈溝通,對話內容也明白多了,可以有短暫而有意義的交流。」於是他正重新調整運動量,回到他喜歡的舉重器材前,同時平衡親子關係。運動這回事,沒藉口,也沒捷徑。 置身未知汪洋Jason是個陸地派,但他喜歡看海。今年年初和太太往澳洲昆士蘭工作,海陸空之旅除了踏足白天堂沙灘、在半空眺望聖靈群島心形礁,還有進行難忘的浮潛活動。對深不見底的海中心,人類總是恐懼的。畢竟對比習慣已久的陸地,我們對海底的漆黑仍然充滿未知,直至今年為止,全球的海洋地圖也只是繪製了五分一,已算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突破。每次浮潛,對Jason而言也是一次心理戰:「浮潛時只是往海中心游都會有恐懼感,有時會不自覺增加呼吸,但我總會推自己一把,在極驚恐前嘗試多游點。」硬下頭皮,掌握了呼吸的節奏,張開眼便伴著海龜和水母,目不暇給得把負面情緒都擱置。 海洋的無力和盡力向來對環保和動物議題有一定關注,眼見人為的垃圾和污染影響海洋生態,他往往感到無助:「首先要問,為何垃圾最後會出現在海中呢?這不是單單憑我們能控制的。」我們並非把垃圾送進海的經手人,既然不是導火線,他認為毋需過度緊抱責任。由源頭減廢入手,並找尋更理想的垃圾處理方法的同時,也要保持探求真相和數據的冷靜思維。他舉例,自備環保袋是常見的環保方法,事實上卻要使用三十次以上,才能和製造時所產生的消耗拉個平手。皆因不少環保袋以不織布製造,而不織布多數混了塑膠,當中所用的膠料比一般膠袋多10倍以上,基本上無法回收。另外他還提及常被視為綠色能源的太陽能,太陽能板含有鉛、鎘等重金屬,若質量不佳而難以回收,所產生的破壞比生產的電能還要高。 其實這都是資金和政策的問題,撥出資源就可以建立更妥善的回收系統,不少油污事故都因省錢而用上易破損的工具,而政府也應實行法律規管:「市民可以幫忙這句話已經聽太多了,最能幫忙的是更有權力的人,但如果地球的狀況已經這樣糟糕,還要以資金先行,也真的無話可說了。」以個人來說,Jason還是盡量出力,除了出席環保相關的活動,也早就開始研究及參考永續海鮮的建議。所謂的永續海鮮,就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策略而捕獲或養殖的海鮮,因為來源有保證,所以不會影響生態系統。對海洋有心的人多著,但還是要保留獨立而好奇的思想,還有無邊際的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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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行共學 可貴的雙生味覺

傳說中,雙生兒都擁有心靈感應,比一般兄弟姐妹擁有更強的牽絆,讓他們解難時更得心應手、事半功倍。但Twins Kitchen的負責人Caleb和Joshua,則以親身經歷回答:「原來成長環境一樣,但走同一條路也有不同路線,所以要把話說出口,別以為大家都心領神會。」要繼續同行並延續珍貴的關係,溝通和體諒比一切傳聞都可信。 自小的最佳旅伴 還未正式踏出這個城市,Caleb和Joshua早就是對方的最佳旅伴,唸小學時還未自行外出太多,便一起遠征當年的潮流重地尖沙咀利時商場。這種專屬的闖蕩回憶延續到長大後的日子,他們和朋友去東京旅行,在複雜的橫街窄巷中找尋喜歡的小店,當好友早已不耐煩,二人仍然享受:「去旅行特別感覺到我們的節奏很像,很快有共識,在東京儘管迷路,但仍有毅力要找到目的地,這是兩個一起才會有的堅持。」當然,二人的個性差異在路途中也格外明顯,弟弟Joshua是行動型,出發了才算,而哥哥Caleb則是個穩健派,在地圖上要點對點地計劃好才安心,他形容二人的關係體現著日語中的「侘寂」(wabi-sabi):把庭園清理好,然後搖晃其中一棵樹,樹葉掉落後的美學:「而他就是那幾塊樹葉。」 他們愛看Jamie Oliver的節目,而Twins Kitchen則是偶然的想法,市場上只有「糖就兩茶匙」式的教學片,於是他們把煮食連上紅酒,以短片拍攝開展了飲食業生涯。他們甚至在美國唸了個紅酒課程,然後一起去酒莊洽談品牌代理,一個考慮價錢等理性因素,一個看重味道和設計等感官。一支美酒,若獲得兩個味蕾的認可,最後的反應總會較好,但那段日子同時是二人的感情考驗:「由一同讀書變一同工作,才發現和對方在價值上很不同,就像和大學交往的女朋友步向社會一樣,能繼續一同成長確是難得。」 食物擁有改變社區的力量 他們仍然記得煮食的第一章,每個周日母親都會煎班戟,有一次她晚了起床,兩兄弟便自行到廚房煮食:「我們從小就愛吃,食物是人類最原始的共同語言,我們想為城市製造回憶。」食物改變社區是Twins Kitchen的信仰,從前車房林立的大坑,現在漸漸有咖啡店、畫廊、選物店,而餐廳往往是最開初的元素。香港人愛吃、懂吃,卻未必知道如何欣賞這門學問。 雖然有點玄,但Caleb認為欣賞食物前,先要找到自己:「不要人云亦云,不是網絡或別人推介的就是好物。找到自己的品味和喜好,學懂慢活,就可以集中在喜歡的事上。」過往慢活是內在調整,但今年因為疫情,Joshua認為這個課題成了必須學習和適應之事:「皆因疫情才知道自己走得多快,也因而錯過多少,現在正學習走慢點。原來寧靜地煮一頓飯,是難能可貴的愉快事。」一頓飯最重要的三項元素,食物、服務、對象缺一不可,和志同道合的人同桌,每一口的細嚼也是樂事。 祝福詛咒分不清 說到共同語言,兩兄弟曾聽過母親的分享,幼稚園老師告訴她,兩個兒子和同學以一種語言溝通,不是英語,亦非廣東話,於是發現二人建立了一種專屬的語言。但這種雙生兒的心靈感應,隨著時間日漸消失,加上性格各異,在工作時少不免產生磨擦。前陣子Caleb當上父親,硬撐了無數個無眠夜,二人的溝通模式漸漸產生了變化:「要有空間,也不要覺得心照就夠,長大後再沒心靈感應那回事,要花時間說出你的難處。」 Caleb常形容兩兄弟一起做生意是祝福也是詛咒,因為難以分清工作和親情。工作上你自然有期望,但親情是毋需達到某個標準才產生的愛。但正正因為同行的是兄弟,才不敢亂說放棄,曾經連退租信都放在門前,或是口袋只餘下五十塊,都憑著雙倍韌力而捱過了,繼續往下一個目的地進發:「我們不滿足,我們是腳踏終點那刻,便開始計劃下一個目的地的人。登山固然重要,但一起經歷的沿途風景也要好好記住。」且行,且珍惜。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IDEO:YU SAI YEUNG, IVAN CHAN VENUE:INTERVAL, HAIR HOUSE BARBERSHOP BY ADAM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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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筆決戰推土機 PEN SO

前陣子一枚黑白照在網上成為熱話,建築風格是英國文藝復興式的手法,整體氣圍無疑是倫敦街頭,行人路上卻是一張張的華人面孔。建築其實是座落於畢打街與德輔道交界的舊郵政總局,於一九七六年拆卸,而插畫家Pen So便把這美好的昔日地標以黑白繪畫:「每次看舊照都感到難過,這些建築其實可以保留,但因商業價值高而迫著發展,我卻是想由內至外保育的人。」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和新發展角力Pen So成長於葵芳,那時的葵芳是新市鎮,他的戀舊細胞也許萌芽於祖父母的家。二人住在佐敦的舊唐樓,小時探望難免因拾級而上而抱怨,以為理所當然的登山級體驗,某天發現原來會消失。長大後他的畫筆下幾乎都是充滿建築的景物,尤其熱衷到油尖旺、大角咀、土瓜灣取材。有一次在新填地街遇上一棟舊建築,是粉紅色外牆的弧形唐樓,美得很,於是決定作畫。數月後卻換上一片墨綠,他事前對清拆毫不知情:「那刻才知道要鬥快,畫畫不會趕上發展速度,後來我得到一個指標,只要窗邊沒人在曬衣服,就知道準備要收樓。」香港大部分的舊建築物都集中在中心地帶,拆卸和興建的影象,每天以走馬燈的速度頻繁地上映著。 自從有了意識,他都慣性拍攝合眼緣的建築。所選的景物雖然隨心,但往往偏好非地標、非熱門的類型,他總愛捕捉小人物、小事。「世界那麼多人,不是人人都當主角,不是主角便不用留意嗎?我看電視劇會留意茄呢啡,一棟大樓我會注視那幼細的裂縫,它背後擁有一個故事。」建築物中他尤其愛舊式鐵框窗,每個的形態總有點差異,他畫起來心情份外舒爽,而新式的鋁窗和玻璃沉悶非常,一式一樣得他隨手畫個方形便算。 完整地戀舊戀舊情懷不是這幾年在他體內冒起的事,小時會跟父親一起看許氏兄弟的作品,迷上《半斤八兩》,可惜在同班同學裡找不著知音。螢幕上的小人物性格,還有那洋溢親切感的港式市儈和斤斤計較,可以叫他樂上半天。電視撈飯的日子,還少不了於早上卡通片時段後,以及《都市閒情》後播放的粵語長片,他一律不放過:「很早就意識到舊物比較適合自己,黑白予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舊,港漫也是黑白色的,於是便朝這色系畫起來。」 因為常畫舊建築,他總是在黑白照中尋寶,也思考保育和發展間的平衡點。他曾看過一個探討各地保育文化的節目,以東京及倫敦為對比。東京原宿區是潮流重地,但中心點卻有座明治神宮,體現了日本人對保育的執著。倫敦同樣重視舊建築,但偏向保留外觀並改變建築用途。近年,香港不少保育項目均採用倫敦式手法,上環元創方、大館、茂蘿街7號(前稱動漫基地)皆可作例,但Pen So還是偏向內外一致的保育態度:「我喜歡原汁原味,我曾幻想香港有個以老香港為題的主題樂園,表演人員都穿上懷舊衣衫,扮演著以往的職業。住的酒店是七層大廈的模樣,要使用公共廁所,樓下有人拋飛機欖。既然這社會往發展前進,我便是追求百份百保育的人。」 唸包裝設計出身的他,早已理解設計的意義在於為人解決問題,現在作品獲得關注,他更在意自己的社會責任,每一筆都要考慮觀眾會得到何物。他記得Supreme在2007年推出紙袋,大家再次展示fashion嘢識條鐵的姿態。事實上,紙袋是因應紐約街頭禁酒而設計的,底部更有對警員不滿的字眼。而無印良品常強調推廣簡約的優質生活,甚至以沒有標籤作為隱性標籤,他笑言這是消費主義的手段,但又的確展示到鮮明想法:「很多設計貌似很商業,但堅持背後理念是我做設計的命題,我深信想法大於技法。」而繪畫出昔日的香港會大廈和三角碼頭等昔日舊建築,也是被他確立了的社會責任之一,灌輸保育,可以有很多種形態。 閱讀體驗之執著《香港災難》和《禁靈書》是Pen So以個人名義推出的作品,前者以第一身視覺紀錄香港發生災難的場景,包裝是一本記事簿,裡面附有小紙條等,而後者則是被詛咒的書,內有亡靈,內附的信件、符,或是網上資料都有助解謎。《香港災難》是比賽中的獲獎作品,自然獲得出版社的注目,但因為紙質和加插紙條的指引較為複雜,始於報價至後來的製作都困難重重。於是到了《禁靈書》,他在放下畫筆後也成為工廠工人,把紙條放在理想位置、負責包裝入袋,也跟進印刷事宜,「我對紙本很執著,每次都跟印刷成本打仗。現在為資訊而看書的人減少了,更多是為了享受閱讀,人家期待著精品書,我不想用普通粉紙交貨。」 他自認在紙本上是麻煩友,和余兒一起推出《九龍城寨:場景故事畫集》,曾經存在外界難以察覺的瑕疵,也決定重新印刷。為《阮大勇的影畫藝術》當策劃,普遍的印刷成本約佔整體成本的三至四成,為求力臻完美,他不介意提高至五至七成。《香港災難》是他的首本作品,原本預計售價約為一百元,後來因成本而定價為一百八十元,但最後沒讀者說太貴。售價這回事,似乎讀者們都沒想像中苛刻,只要你物有所值。以往一本漫畫不過二十多塊,門小雷的畫冊賣二百多元還是秒速售罄。Pen So認為,市面的軟件為對漫畫有興趣的人提供初體驗,體驗後便輕易認同售價合理:「畫家畫一格花幾小時,讀者不過看幾秒。以前他們覺得漫畫是次文化,賣十元八塊很合理,現在大家都重視了,甚至有人視為藝術品,就不再討論有多厚、有多少頁。」 近年漸被看見,除了獲邀出席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他早前曾跟法國出版社洽談合作機會。對方把紙上的香港景物看了一遍,建議他多畫點有國際視野的內容,於是他開始思考把畫筆跳出這城市的需要性。直至去年他和其他香港畫家獲邀到比利時畫廊參展,香港二字意料之外地成為焦點。「香港不再純粹地因歷史背景而被認知,他們覺得香港人很堅強,也不因為我畫的是香港景物、是城寨而沒興趣。香港的價值不同了,身處香港的我,這刻更加要以第一身紀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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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漫畫救活的孩子 柳廣成

本以為柳廣成在中大藝術系畢業,他卻糾正說四年級時退了學,自言唸得愉快,但不想外界因學歷而把他框死,甚至有既定印象,於是最後一年才離開校園。那不就等於因為不想拿證書而退學嗎?他笑著說:「是的,我覺得很不羈。」這個九十後漫畫家總是有著自己的節奏,甚至覺得天性悠閒的自己在香港被視為散漫的人,也深信香港並非長居之地:「我可能是四處遊走的人,但現在我住在香港就有義務理解,並讓更多人知道城市正發生的事。」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venue.Raider 被欺凌所以畫畫柳廣成的確像日本人,自在而節奏偏慢的語速,偶然會含蓄地露齒笑,但這種日本氣質為他的童年時代帶來長達一年的惡夢。生於香港,雙親在年輕時由中國到港,兩歲那年,父母因工作關係而遷往日本京都。因為《星之卡比》和《寵物小精靈》,他在三歲開始執筆畫畫,上課時老師在旁觀察,已問他長大要不要當漫畫家。在日本當個愛畫畫的孩子是很快樂的,畫畫是正常不過的事,當漫畫家得到認同之餘也能糊口。他形容從少年漫畫吸取的熱誠燃燒至今,也早就勾勒出理想世界的模樣:「我們那代成長的孩子,都渴望人人互相幫忙、鋤強扶弱的社會,後來當要面對現實時,也不會立馬放棄。」加上《ONE PIECE》的加持,八歲的他已清晰長大後要當漫畫家,但同年因為父親被辭退,柳家便去中國北方住了一年。那是個仇日的年代,不諳普通話的柳廣成被老師和同學聯手欺凌,繪畫成了他的唯一出口:「白天被欺負的難過沒宣洩空間,唯一的方法就是畫畫,像是救了自己一命。」一年後他們回到香港,逃離校園惡夢,卻又跌入價值差異的漩渦。 巨型漩渦的名稱為「做藝術搵唔到食」,中學前就好放下畫筆,回頭是岸,大學就要為畢業後的錢財著想,他視入讀中大藝術系為理想,亦被中學師生圍剿。柳廣成沒忽視金錢的重要性,純粹是在買車和上樓以外,要拼湊出美滿人生,可抽取的元素還多著:「畫畫的原動力不應由錢開始,否則很容易變成為他人服務。創作最原始就是要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並非猜度別人喜歡甚麼,如同按評分標準而作答的公開試。錢這回事,生存到就好了。」 何謂生存得到?離開中大後他去了中學當視藝助教,月薪四千多塊,後來驚覺人生目標是不當打工仔,於是一年後便辭職。「為了省錢,我每天只是煮著超市買來的米線,一包有幾束,每餐平均四塊錢。後來終於可以吃二十幾塊的餐,捱了六年才能靠畫畫糊口,算是沒壓力地生活。」如斯節儉的生活,他從不視為入不敷支,只是因為窮、因為未有名氣,而必須忍受的過渡期。期間也要頻繁地在網上發布作品,累積一定作品量後,自己建立了信心,隨之而來是找上門的案子,這樣才能生活。在網上保持活躍是基本功,但要突圍而出,他還是相信運氣和契機的重要性:「我不覺得自己百分百靠實力,那六年我不會盤算廿七、廿八歲就是時候受注目了。你可說這是盲目的熱血,但唯有畫下去,直至不知哪天被關注。」 獨愛4B、5B、6B他所說的契機,是2017年獲邀出席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參展,看到國際百花齊放的漫畫形式,漫畫家出版時除了可自選紙質、墨水、頁數、大小,連翻頁的方向也可自決:「回來後便反思,到底我有沒有一套自己的漫畫思想呢?」過往被日式漫畫填滿著眼眶,單純地喜歡漫畫卻又認知狹窄、想像力不足,連挑選畫具的原因都說不出。單純地因為日本職業漫畫家同款而跟隨,事實上用了三、四年也摸不熟。「技術層面也和屬性有關係,用那麼久也沒好感,的確強迫不來,後來我發現鉛筆最為舒適。這純粹是一種感覺,就像每個人都有喜歡的歌。」 鉛筆分為H和B,H筆筆芯較硬而顏色較淺,而B筆筆芯則較軟,顏色較深,數字愈大特性愈強。他獨愛4B至6B的鉛筆手感,接觸紙面有反彈感覺。雖然B筆筆頭消耗得快,容易變得不規則,但落筆時不能估計的意外性,造就他喜愛的粗糙感。在芸芸畫具中,鉛筆是長年被忽視的小角色,要不當作畫草稿的工具,要不便作傳統素描:「重點是如何使鉛筆有完成的感覺,我的線條粗糙但清晰,配合繪畫的節奏,我的畫可以呈現鉛筆的第三種狀態,有完成感又帶有情感。」在找到得心應手的伙伴後,他的關注度日漸提升,前陣子在旺角舉辦維期三天的展覽「紙本石墨:深邃之境」,看展的人龍冒著高溫,高峰時期由八樓繞到五樓。 被期望有正有負,獲支持是樂事,但有時卻令想法不夠純粹。前陣子一幅以探熱作靈感的政治漫畫獲廣傳,也一時令他沖昏頭腦:「人一受歡迎便會有心魔,原來畫政治畫會出名,那就繼續畫吧,明天要繼續探熱嗎?但我不想變得功利。」可惜現在想畫、能畫和敢畫已要明確劃分,他感慨同行人人自危,要離開繼續隔岸作畫,或是留下緊抱僅存色彩,是無法不思考的命題:「不敢畫後來很容易忘了怎畫,甚至覺得不需要畫。政治是需要關注的,但切忌因而對其他事變得麻目。如果你追求自由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當下更不能磨蝕對生活的感受能力,別忘記生活應有的模樣。」 城市的過客撇除政治因素,柳廣成從來都未曾視香港為永久落腳地。感受過京都的自由和寬敞,儘管適應了香港的大小事,卻無法由心地戀上。加上日本養成的悠閒節奏,他笑言自己的個性在香港總顯得不夠進取和上進。長大後,儘管仍能以日語溝通,他卻深信難以回到日本發展,香港為他培養的直率性格,恐怕和貌似客氣的日本人格格不入。在兩邊不是人的情況下,他發現了台灣。雖然未曾定居卻充斥熟悉氛圍,用的是繁體字,台東和台南的節奏像京都,加上不少出版社對他招手,成了暫時的宜居之地。 回首香港,一個他住了廿一年的城市,他沒想過會留下來那麼久:「因為見證不公,政治讓我想留下來,我住在這裡當然關心這裡的事。雖然歸屬感不及土生土長的一群,但我想把香港的事讓更多人知道。」自稱是四處遊走的旅人,他想去前陣子和遊戲公司Rusty Lake出了書的荷蘭看看,也想參加法國藝術家駐村計劃再住個一年半載,用透明膠袋盛著鉛筆到處跑。鉛筆在那裡,世界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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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過後的蜃樓 Rex Koo

超強颱風山竹於香港登陸,杏花邨成了澤國、大角咀地盤天秤凌空翻騰三周半落地沒水花,事隔兩年,如斯畫面仍能倒背如流。但對漫畫家Rex Koo而言,在一片頹垣敗瓦中仍然一心上班的打工仔,才叫他最為震撼。那畫面成了他首本漫畫作品《城寨誌異》的一個章節,沒有半個對話框,展現著留白的城市百態。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venue.Dot Dot Dot Gallery 重建和勞役的無盡循環本來《城寨誌異》說不上是一本書,只是短篇漫畫。Rex Koo從來都有很多想法,卻笑言老是計劃得不夠實在和周詳,最後又步上爛尾之路。書中首章名為《奔向未來日子》,推倒大廈然後重見太陽那刻本來就算結尾,他打算放在網上平台分享卻又略感浪費。後來他去了台灣一趟,趕得及在山竹吹襲前登機回港,回家後兩小時便懸掛起八號颱風信號。風暴離去後,對比市面的滿目瘡痍,跨過塌樹和泥濘路的上班族更叫他難以理解:「沒法例會拘捕不上班的人,那到底堅持上班是甚麼原因呢?政府不太幫助市民不是第一天的事,大家應該早有共識,也不應該對政府抱有太大期望,還叫他頒個緊急法,不頒布是必然的事。」 在他眼中,打工仔努力上班是怕被老闆扣薪,但政府同樣怕被關係密切的商家責怪。在充滿疑惑的同時,他把景象繪畫,成了書中的第二章《鐵血丹心》。主角自視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排除萬難也要西裝畢挺地繼續運作。連同第三章《夢伴》,那隻想令主人起死回生的貓,三章的主角幾乎都以眼前視野為焦點,欠缺對大環境的考慮。最後那個崩壞的城市復原了,雖然沒有燒烤情節,但也看似是愉快結局,在Rex的定義中那卻絕非理想世界:「復原後假若再來一個山竹,他們還是會去上班,我想描繪一個活得不快樂又把人勞役得要命的城市,那是我不想過的生活,我想自己作主。」 打工與否,其實我們都擁有自決的權力。這年因疫症而停工或在家工作的情況並不罕見,相信也開拓了對上班的想像。 別那麼直白比較好而Rex已經沒上班很久了,卻一直在工作。早年在平面設計公司工作,無論是《花樣年華》的海報,還是張國榮或達明一派的唱片封套設計,均出自他的手筆。初埗社會不久便獲得名氣,畢業後那兩年對上班也不抗拒,甚至甚少遲到,但那朝九晚凌晨,又欠缺吸收新事物的模式,令當年的新鮮人完全吃不消。因為對創作人身份清晰,也深知需要先吸收營養方能輸出,他擺脫了上班,改為工作:「上班是一個制度,要出現在某地方、完成某事。而工作卻不一定和制度有關,我現在每天有計劃要畫多少頁,但這並不是上班。」他一直在追求遊走的空間,正如這次《城寨誌異》也選擇獨立出版,篇幅可輕易調整之餘,也減少和出版社合作時,因市場和觀眾群而延伸的種種考慮。繼過往出版的港產片三部曲《Only You can take me取西經》、《當年相戀意中人之港產片回憶》和《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來到第四本著作,他期望著一個全新的氣象。 城寨糾結這次他希望提供更多懸念,漫畫家的態度也更鮮明,由書名到內頁都以自己的意念先行。起初他在《城寨誌異》和《香港誌異》間略為糾結,但最後還是選用了前者:「內容有參考九龍城寨,那是個緊扣香港命運又有代表性的地方,把香港縮細後其實就是城寨。當時城寨拆卸與否的議題懸空良久,直至1984年,香港前途拍了板,後來城寨也一樣。」生於七十年代也對城寨好奇,唯家人覺得內裡品流複雜,從沒親身去過城寨叫他飲恨,只好在書中窺看一二。城寨有不同工種,建築也是有機地層層疊,他在當中找到香港人的優良個性:「香港人也很靈活,你去日本點一客乾炒牛河但不要牛肉,想必很難做到,但在香港可以,到現在也沒變。」他放棄了《香港誌異》之名,是因為書中情節可放諸四海,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均可套用。同時,他也嘗試在沒文字、沒對白的情況下作畫,沒對話框可以令讀者聯想更多,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安坐於第三身的位置:「對白的存在令人很容易代入主角或正派人物,叙事也由他出發,很少代入反派。其實平面設計本身就是視覺語言,雖然我很喜歡馬榮成的字,又美又有詩意,但這次不太直白會比較好。」漫畫像電影,存在已久,但仍然充滿實驗空間。 對紙本有執著雖然是實驗,但Rex這次想認真一點去創作,甚至怕大家誤以為是惡搞:「我對紙本有執著,以往和電影相關的作品都使用已有角色和情節,這次想增加渴望已久的原創比重。漫畫是一種概念,內文是黑白的,因為漫畫對我來說是黑白的事。說話有說話雲,聲音用字表達,要捧在手裡翻看,我喜歡紙本這種模樣。」這幾年香港漫畫變得精品化,也不乏打著本土旗號的漫畫家,他卻對本土二字沒想太多,純粹隨心而畫。直至朋友給予意見之時,才發覺香港元素如彩蛋般出沒。他認為自己在香港長大,做任何事自然有香港成份,書中想展現未來感,於是他便畫了中銀和康樂大廈:「我覺得這兩棟建築物充滿未來感,風格刻意去想和營造,或是不斷去思考本土味,反而難以呈現你心中所想,最後只做到很形式化的符號。幾年前興起本土這個字,對我來說有點表面,例如黃霑、許冠傑、周星馳、LMF等,我相信他們沒意識去傳承廣東話,但他們的作品的確很香港。」傳承,在他而言也許同樣是毋需過於直白的,他問零零後的年輕人《奔向未來日子》、《鐵血丹心》和《夢伴》是何物,無人能答上,但有心人自然會好奇、會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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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翰煬 再見設計大師

「你認識哪位本地平面設計師嗎?」杜翰煬(Leumas)如此問著身邊親友,而主流的答案有兩個:陳幼堅或李永銓。「說得出已經很好了,但明明李永銓以後不是沒新人,為甚麼會這樣呢?」源於如此異像,加上發現香港缺乏深入探討設計師歷程之著作,在繼《乒乓》和《進念人人人︱︱香港流行文化的異數》後,推出新作《The Next Stage──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集合十二位新生代設計師,為正前來的新人勾勒出一幅參考地圖。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enue.見山書店 十二位設計師,包括毛灼然(Javin Mo)、黄樹強(Kenji Wong)、羅德成(Katol Lo)、林偉雄(Hung Lam)、陳濬人(Adonian Chan)、黃嘉遜(Jim Wong)、高少康、歐俊軒、陳淬清(Sarene Chan)、許瀚文(Julius Hui)、鄧志豪(Wilson Tang)和麥朗(Jonathan Mak),分別歸類為「店舖和活動」、「本土文化和社區參與」、「中國內地、澳門和日本」以及「網絡文化和應用程式」四個層面。去年起Leumas把正職以外的周末都安排了訪問,各以萬字起跳,這是他所演繹的文字深度。現職顧問公司,負責處理社交媒體項目的他,明白市場趨勢,卻不願流水作業:「要看數據、內容不多於兩分鐘、最好每句都是精華摘要,我明白這是潮流,但總有人要寫字、多說一點。」以往曾在端傳媒工作,相信了深度報道的力量,也拒絕當標題黨。同一套信念投放在設計業,就是要了解設計師,切忌用作品結案陳詞:「看著一家大公司的標誌,總有人覺得醜,覺得這般工夫便收幾百萬很過份,但討論就如此結束,在欠缺分析下絕不公道。」 這類深度訪談的書籍在台灣有一定市場,台灣設計圈的凝聚力強,連圈外人也會被吸引而找尋相關著作。身兼平面設計師及插畫師的他,亦深感新一代設計師難達致非常團結,比較之下,因為著重設計師協會,也多和商業掛鉤,前輩級的則不時聚首:「你不會在設計營商周看見年輕人,那些場合都是讓西裝友握手和交換卡片,顯然不是為設計圈服務,官方未能凝聚整個行業。」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商業項目的設計機會甚多,近年冒起的則是藝文項目,也不乏民間自發的展覽,於是心態也隨生態轉變:「這十二個人都沒想過當大師,大師一字現在有點負面,也不馨香,年輕一代不太賣賬,寧可改革。」Leumas先以高少康作例子,原本的「靳與劉」因他加入為合夥人而改名為「靳劉高」,他卻沒有打算成為靳埭強2.0,在培訓新人之際,也沒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人辦則是Hung Lam,年輕時也替靳叔打過工,那個年代的龍頭公司像四大天王,頒獎典禮沒獎到手會天崩,潛移默化地設計前總牽涉獲獎的計算。後來成立了CoDesign,加上信了佛,方回歸做好設計本質的初心。Hung Lam也在書中分享,以往買一部蘋果電腦要供半年,九十年代他曾工作的小型設計公司中,只有老闆才有資格使用,Leumas說這是科技把行業劃分的關鍵點:「打工打到某個時間,便看有沒有那個大師賞識你,沒就繼續打,科技未進步所以你只可以打工。」十二位設計師的年紀橫跨七十後至九十後,但同樣歸類為新生代,皆因他們都見證網絡興起,甚至是喝網絡奶水長大的一輩。不但排版毋需再手動操作,也充滿被看見的渠道。 「以前要接到中銀、馬會的項目才能成為大師,現在無論是畫玻璃或是做文字設計,各人都憑仔細的鑽研而變得知名。」他舉例,為《The Next Stage》負責書籍設計的九十後設計師麥綮桁,早前憑《香港北魏真書》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的「出版大獎」,因為不時在社交平台發佈亮眼的作品而獲得關注。現在剛畢業的設計系學生,擁有著比過往幾代更強的硬件配備,寫程式、剪片樣樣皆精。Leumas卻認為他們在好奇心上差了一截,部分也要歸咎於網絡。「暫時還沒封網,網絡世界還是自由的,但不代表你掃過螢幕就是自由。很多人讚好後不會了解更多,你不能等社交媒體派發資訊給你看。」看到一本帥氣的書,他還是鼓勵大家去書店找實體版閱讀,甚至出席作者的分享會,透過人與人的交流,才能在封面以外看到更立體的真實風景。 九年前的一個訪問,Leumas說了句「前輩們都想辦法達成理想,但新一代很快放棄」,他重新審視後,整理為九年後的版本:「這九年世界複雜得多,現在年輕人的求變心態強多了,也不再跟隨傳統步法。」在政治上可見同樣趨勢,以往只有泛民和建制,當察覺到過往那套似乎不可行,年輕人便會思考在傳統泛民外的可能性。他亦以香港漫畫為比喻,漫畫和設計皆需要傳承,儘管以前風光,現在算不上流行,亦並非要立馬放棄:「現在畫風還要像《龍虎門》嗎?頭髮還要像《風雲》般飄揚嗎?這便是時機思考如何轉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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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賣外型 更為耐看? 凌文龍 岑珈其

訪問那天,小龍還未到,珈其說二人的共通點是長得矮,後來小龍更正為:「我們夠高,又長得天真無邪。」雖被不少電影觀眾視為新人,二人其實當了超過十年演員,同樣地以演技和多變先行,也同樣地童顏,一位過往會包辦劇團的年青角色,一位去年還在演中學生:「以往真的不介意,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觀眾想必也會為我尷尬。」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On Ling Man Lung: WILSONKAKI, VANS (from D-MOP) On Kaki Sham: HERON PRESTON, REEBOK X COTTWEILER, GENTLE MONSTER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對對方的印象是甚麼? 其:好戲,也很欣賞他對表演的態度。最深刻的印象是《黃金花》,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他,才知道他本來做舞台劇,是第一次參與電影,便覺得很厲害。演病態的角色很怕演得太誇張,是一種忌諱,但電影中他把輕重拿捏得很好。 龍:我有兩個很欣賞的本地新演員,一個是珈其,一個是游學修,他們對表演都有自己一套看法。二人很容易和角色連繫起來,顯得很自然、很活,不會有表演的感覺。珈其在《金都》的戲份雖然不多,但他創造了讓自己玩樂的空間,採用了自己的節奏去令事情變得有喜感,令觀眾鮮明地留意到這角色。 何時確定想當演員? 龍:讀演藝學院前,我曾做過茶餐廳、洗碗和清潔賺生活費。放榜前其實已被演藝學院取錄,但大家都叫我先完成中七課程。放榜那天我沒料到分數足以在原校升讀中六,那時我打電話給我媽,她說:「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別後悔,我永遠支持你。」我便把會考證書收好,乘車往演藝去。 其:我拍攝首部電影《烈日當空》後才十六、七歲,現在快三十歲看起來還是個小朋友,那時簡直像個嬰兒,根本沒人會找你工作,真的很難在行內生存,但我發現自己真的喜歡演戲。我爸說,不管我去偷去搶,養活自己之餘也定期交家用就可以了。我考慮過做全職工作,但不時要請假拍攝根本沒可能成事,於是我做過不少兼職:跟車、水吧、磨雲石、地產、燒烤場等,這樣的狀態也過了兩、三年。這種我說不上是辛苦,太普通了,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捱過這段時間,加上麥曦茵導演的機會,現在真的能走演員路。 龍:當你真的覺得無法糊口,甚至對自己產生很大的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不適合演戲呢?不如算吧。」機會這樣就沒了,機會太少,但人太多。 行內那麼多新演員,如何可以突出自己呢? 其:這世代的演員真的要互相幫助,如果你還抱有那個刻意去競爭的心、有害人的心,反而有反效果,我相信互相幫忙的效益更大。有個角色不適合我,我給朋友介紹,對方會記在心中,下次又會為我推薦。出外靠朋友是真的,你一個人能留意多少資訊?說出來好像很輕鬆,明明大家一起去試鏡,選中了他,一開始當然會羨慕,一定會失落,的確需要時間消化。 龍:電影也是戲劇的一種,觀眾透過戲劇會得到新思維,總有一個角色能產生代入感,精神會得以飽足。但這件事的重點是,必須由一班人去完成。如果有人要演得很亮麗、演得很強,但當劇本因而被忽略,其實沒意思。演員愈自私,愈難產生好東西,只有溝通才能為對手帶來驚喜,甚至引伸出意料之外的成果。演員之間沒交流,怎能和觀眾產生交流呢?  有視哪位演員為自己理想的發展路線嗎? 龍:我很喜歡Daniel Day-Lewis,他處理角色時很仔細,對角色或外型的塑造都下很多工夫。每套戲都演得很獨立,沒有兩個角色是相像的。 其:我喜歡周星馳,他不介意演不同類型的作品,但大家都把他歸類為演喜劇的,那不要緊,他就做到最專門吧。後來演《少林足球》便拿了影帝,一個喜劇演員可以憑喜劇拿影帝,大家一向都以為只可以憑正劇獲獎。他之後也當了導演,自己去處理創作,一個演員不應該你叫我演就演,你應該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你們算是個性派演員嗎? 其:我不知道個性派演員應怎樣定義,如果把自己定義為怎樣的演員,我會定義自己為不帥氣的,一定不是賣樣的那種。我也想說自己賣勤力,但勤力現在是必然的條件,基本上我們每個新世代演員都很勤力。 龍:在戲劇裡有分小生、花旦等的定位,如果有演員不能立馬被分辨作小生或花旦,他是在旁當輔助角色的,也許有個男人滿面鬍鬚,形象很鮮明,就會被歸類為個性派。人家看到我倆長得高,又一臉天真無邪,可能便視我們為個性派吧。如果依照這個作標準,我認為是的。因為我們明顯地不屬於那種,一眼便知道是當男主角的面孔。但對我來說小生不是單單被稱為小生,仍然要去處理那個角色,所以對我來說分別不大。當然在浪漫的愛情劇中,大家都想看高大帥氣的,我們當然被比下去。 其:嘗試改變觀眾口味吧,看骨格精奇的,可愛的浪漫喜劇。 你們有偶像包袱嗎? 其:雖然我們長得帥,但也放得下偶像包袱。作為演員,不應該予人有框架的感覺,你要人信服,先要你能融入角色。不要有偶像包袱覺得不適合當強姦犯,就算給你演你也演不好,因為你自己也不相信。 龍:假設有個有地位的演員,工作都是由他選擇做或不做,如果工作真的會為他想建立的形象帶來壞影響,這包袱便是一個選擇。但我本來也不是偶像,怎會有偶像包袱呢? 其:外型會局限可塑性嗎?絕對有,導演不會找我演飛虎隊,但那時我拍香港電台《火速救兵》,當然我是演被救者。我有問過消防員,我真的沒可能演消防員嗎?他說不是的,他們也需要身形小巧的消防員鑽進狹窄的位置。如果那劇專門描寫這樣的角色,我們便有機會演,但如果那場只是一群消防員衝去救火,突然有個小巧的出現,觀眾便會奇怪,因為沒有足夠時間讓他們消化這個安排。 龍:所以演戲有時機,有些事情你解不通就走不過,但愈想解通就愈不通。這個膠著的時間並非叫你甚麼都不做,而是暫時先放在一邊,不是拋棄它,終有一天它會調頭來找你。 兩位的樣貌都比實際年齡年輕,這是機會還是阻礙? 其:以前我會擔心自己好像總是長不大,那時覺得是障礙。後來就不太介意了,也許比人家佔優的,是可以多演幾年中學生。我也視之為一個挑戰,我的確演很多中學生,那我每一個中學生也要演得不一樣。但真心地說,我現在開始有點怕了,我不想觀眾難受。儘管我演得多神似,觀眾也會為我尷尬,難道我要演到三十五歲、四十歲?今年我三十歲了,我想演更廣的角色,可以是年輕人,但儘量不要再穿校服了。 龍:我以前會包攬劇團所有年輕的角色,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看看十多歲的年輕人,和我們三十多歲的氣場真的不一樣。四年前我演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但吊詭的是他擁有三十多歲的思想,他某些對白說出口真的很恐怖。我花了很多時間,於年輕人的傲氣和成人的成熟中找到平衡點。樣貌可能是我們的優勢,但演出來還是有挑戰,要抹走所有經歷過的事。 其:年輕人有一種稚氣,那時我拍攝《教束》,導演真的找了班學生,拍攝的時候,你就知道何謂青春。拍攝後他們會繼續在操場跑,我卻要找地方坐下來休息、喝口水。但大家更要合作,如果你視他們是孩子,論演技比他們豐富多了而自我孤立,那就融入不了。我能演得好,都靠他們整群人幫忙,跟他們一起玩我也變年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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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跳入的導演/演員 陳健朗 盧鎮業

最初認識對方的身分,是導演還是演員?盧鎮業(小野)和陳健朗有著同一回應:「是師兄弟。」二人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以不同的節奏,在導演和演員中雙線行車。導演是主導作品的人,面對同一個市場,站立於同一個非常時期,二人都堅信隨心而行,方能描繪出打破悶局和地域的好故事。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LOUIS VUITTON (KinLong Chan), PRADA (Siuyea Lo)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當時是先導還是先演? 朗:會考時己打算考演藝學院,記得二月尾要交表格,於是我二月三十日去交表,職員說前幾天就截止了,我才記得二月只有廿八天。原先想先當演員,現在我沒規限自己的身分,我愛的是電影這個語言。後來第一次演出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被陳果抓去演紫色頭髮的白膠漿。 業:起初演員和導演相對上同時發生,畢業後我開始展開第一套紀錄片長片,兩、三個月後麥曦茵便問我要不要演香港電台的《幸福的旁邊》。 朗:最近有認真想過,我想專注創作,無論導演和演員,沒了創作都不會享受,這是不能缺失的事。我覺得導演較感受到創作的能量,可以呈現更多自己的見解。但比如《歎息橋》的演出,我也找到演員的創作空間,當演員時較被動,所以很視乎你和導演、和團隊的相處。如果他信任你,就會讓你投放更多。  業:歸根究底,兩者都和時間分配有關,導演要投入的時間長多了,可能要兩、三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如果多人找你當演員,可能一年可以接到五套作品。以前我是掌握不到平衡的,有人找我演便去吧,明明當時很想拍攝作品,最後兩邊都做不好。這兩年清晰多了,暫時計劃是演出多點。我不是一年可以籌備幾套的那種導演,也許我十年才一套也不出奇,這兩個身份是共生的,只是不同節奏而已。  何時才自稱為導演? 業:畢業作《春夏之交》我以為是整輩子唯一一次當導演,但我不敢說自己是導演,只是擔任導演的崗位,我以為我畢業後便要去媒體或電影公司打工。後來接觸了電影節,才知道除了從小到大所理解的電影工業,還有一門叫獨立電影。而漸漸人們稱呼我為導演,訪問中都說盧鎮業是一個導演,我才有這樣的意識,原來我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安放了為導演。 朗:我認同,這一刻你邀請我當你的演員,我便是演員。我自定為甚麼,如果外界不是這樣想的,我的定義也不成立,所以我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業:導演和演員之間,他們所滿足或不滿足的交疊相對少,演員是不斷討厭自己的過程,而導演是討厭全個世界。 朗:導演會不斷發覺自己的不足,那百子櫃好像總欠了半個櫃。導演像船長,要想如何令整船人和你愉快地冒險。 業:我常覺得當導演時身邊有很多人,卻處於龐大的虛空中,明明很嘈吵,可是你非常寂寞。反而演員經常獲得照顧,因為演員是情感的前線,非常脆弱。當我是演員時,我也會把自己小心輕放,你的冬瓜豆腐便是大家的冬瓜豆腐。 你當演員和導演時有何不同?兩個崗位如何互補? 朗:以前覺得演員的自己偏向自我,是不管外間事那種,但導演便要管所有事,現在則沒甚麼分別。因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有自我就會死。先不要說錢,這製作喜歡嗎、棒嗎?棒就一起玩。電影是取向,要視乎你如何感染別人,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 業:我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我在兩個崗位的差別較大,當演員時就是靜靜的,沒想太多事,不會有驚慌的情緒。但當導演時很無助,其實相對更不用走動,燈有人替你打、聲有你替你收、演有人替你演,但你就是擔心最多。 朗:我上一套作品《手捲煙》主角是林家棟,他非常高要求,我記得在拍結局時有太保、袁富華、家棟、白只,大家都在等,在綵排的時候只餘下我和演員們在中間,像是舞台劇開場前的五分鐘。我在指導演員前抽了支煙,非常緊張,之後就衝進那個世界,沒再想太多。 業:當導演的時候會積累了你看世界的方法,那些觀察在你當演員時,會成為互通。演員是一種減法,你進入某個人物的人生,有些事情他不會知道,不會去想。演的時候要遵從他的人生,把多餘的自己減走,你身上像是有很多個按鈕,但你要把按鈕一個個關上。同時又要抽走導演觸覺,別想鏡頭這樣拍好不好看,要專注在轉化為那個角色。 當演員和導演的不安有甚麼分別? 朗:儘管當演員與否,你的不安感都源於一件事,戶口夠不夠錢交租和吃飯,但我覺得這種不安可以成為當演員時的情緒,你記住了就可以成為一個抽屜,當導演時又可以成為素材。 業:演員的等待固然不安,但都是和生活有關的,如果兩年沒演出,那我還是演員嗎?還是我轉了行但自己不自知?那是一回事,但導演的不安不一樣,他的不安是源於事情沒完結,我愈接近現場會愈不安,只要你稍稍準備得不夠好,就會有人受苦。那我為甚麼要人家受苦呢?準備不夠那就別開戲。 導演模式需要預留創作時間,演員模式卻需要常出現以保持人氣,這對你們而言矛盾嗎? 業:導演需要和自己打架的時間,但當演員則需要見很多人,要和很多人介紹自己,的確是很極端的事。 朗:這是不斷打倒自己的過程,演員方面我覺得如果你相信我們能有火花的,儘管沒錢,我都會做。如果要我建立知名度去賺錢,那便算吧,我不是想在商業中定性自己為演員,我不是要當陳偉霆。 業:當陳健朗就好了。 入行時香港電影業的目光都轉移到中國,你們看到本地市場還有甚麼機會? 朗:大陸市場當時開放,大家都很著緊內容可否在大陸上映。 業:也很著緊在有限空間說想表達的訊息,我很深刻的是杜琪峯的《毒戰》。上一代的電影人都在這個全新的命運裡學習中,但又有趣地,我們現在又好像不用學了。現在突然清晰了,好像有新的路徑。 朗:《上流寄生族》可以去到奧斯卡,為甚麼我們八、九十年代都做不到那種文化輸出呢?現在也別問欠點甚麼了,大家都在自我審查,而自我審查又限制了你的真心。最有活力、最值得探討的大家都避開了,新的手法又覺得沒市場而不去嘗試,所有都框死了,我覺得是多元的。以前有新浪潮,譚家明、徐克等各有各好看,現在又好像少了,這是創作者要自省的事情。就是因為大陸市場,令所有事情愈縮愈窄,一條路也成了一條線。 業:我覺得更難受的是,即使我們不向北看,不在內地上映,我們也會聯想到一連串的考慮事情。而你知道那不是憑空的,戲院、贊助商,他們也有自己網絡。 朗:撇除觀眾層面,起初是我們先捨棄觀眾,現在要把他們拉回來很難,當初是我們決定不拍自己的東西、自我審查,說彈丸之地的票房不重要。 業:但專注香港的內容,再搬上大銀幕的,我覺得正在慢慢變多。最近叫我感受良多的,是《叔叔》是很本地的題材,我最近收到消息知道它簽了不同的發行商,會去泰國、新加坡、法國、西班牙,也改了個新的英文名叫Twilight Kiss。這似乎是很久都沒經歷的事,原來拍到那麼本地、那麼小眾,大家才會想看,你要專注這個城市正發生甚麼事。我最近和朋友正在辦一間小型電影公司,叫兔角影像,正在嘗試跨國合作,早兩年已聯絡一名新晉日本導演合作,他也不想困在日本,於是創作了日本風貌但滲入香港手法的作品,叫《落葉殺人事件》。我們嘗試和不同國家的人一起找出路,大家似乎都在自身的國家不滿足,所以想打破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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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巧、麥曦茵 在反烏托邦世界中同行

在旺區的街上跌個人仰馬翻,明明膝蓋滲血仍要裝作不痛不癢,還要輕輕地執回那飛躍到天際的高跟鞋。與其自己獨自尷尬地站起來,倒不如身旁有個好友見證,開懷恥笑也沒所謂。 或是和朋友看恐怖片,明明自己也怕鬼神,怎料對方比你更恐懼,你自然變得勇敢,甚至能把肩膀借出。 對鄧小巧和麥曦茵而言,這就是與人同行的好處了:「其實你沒有很好,但當對方更不濟的時候,你會自然變得更強。」 是誰人的問題? 《雙層公寓》的木村花死了,大家都說她是被網上惡言推向死亡的。這是最近叫鄧小巧很難過的事,因為有代入感,大家都說當藝人要食得鹹魚抵得渴。她偶然也為歌手朋友抱不平,社交專頁上一句刺耳至極的說話,就足以讓對方淚流到深夜。「是要怪我們不夠大方嗎?他們都勸喻別管網上留言,這樣簡直是縱容!我管不管是一回事,但你不要覺得我去理會是一個問題,寬宏大量才不是這樣用的。」明明只是在人前表演的職業,卻要承受無底線的評頭品足,怎至這貪口爽又毋需被追究責任的行為,已被塑造成理所當然。最該死的,是當你表達不滿,他反過來再咬一口,強調市民享有言論自由,資訊也是流通的。某藝人流出床照、某藝人被拍到遭受家暴,她都身心如一,盡力阻止所謂的「開心share」:「你多分享一次,就等於那人再被強姦一次、再被打一次。」 對於網上惡言,麥曦茵也曾經構思過一段短片,主角設定為一位滿口詛咒說話的人,某天開始,那些詛咒一件一件在他跟前發生。但又同時反思,這種以恐嚇來對抗恐嚇的循環,又有甚麼意義呢?她歸咎於社會有指責受害人的習慣,反而欺凌者受的怪責更少,是個莫名其妙的風氣:「最可怕的是,慣性的風氣會令受害者產生自我怪責,以為除了承受以外並無選擇。」近年雖常聽到創傷後遺症,但那後遺有多深入、有多長遠,似乎無人能知。 字裡行間的真實痛楚 2018年,鄧小巧推出「Whatsapp鄧小巧」,呼籲有需要人士可以Whatsapp跟她傾談,她本人亦會親自回覆,就像個活人告解室。她深信尋求協助者對她的信任是源於不認識,故此不會受到批評。當中有位被欺凌的學生,無力處理情緒,選擇以鎅手的刺痛去暫忘鬱悶。翌日便拉好毛衣衣袖,繼續日復日的無間輪迴。曾在學校工作的小巧尤其心痛,她知道社工人手根本不足以照顧校內學生。天生一頭曲髮的她亦因此而記得,在學時因為被取笑髮型像鳥巢,所以後來只要有點餘錢,就會跑到髮型屋把頭髮拉直。頻密的程度連髮型師都看不過眼,把曲髮限定的髮型都搬出來,說直髮的人想弄都沒本錢。「那時我欠缺擁抱自己特質的能力,試想想,花名是小事一樁,我到現在仍然印象清晰,那鎅手的會有多長遠的影響?」 她憑借著當年的Whatsapp記錄,今年帶來新作〈與人同行〉,邀請了麥曦茵執導,自己則擔當填詞人的角色,在藍奕邦的協助下道出連貫的故事脈絡。歌詞中的「誰每天沿著傷口手臂割花,長袖衫中早已結疤,長夜捲縮一角早慣」,正因為她對那位學生念念不忘。〈與人同行〉是小巧和阿曦的首次合作,以往只憑對方的作品和社交平台了解一二,多得馮穎琪介紹,才把兩位內心具備柔軟度的愛貓人士拉在一起。小巧今年的作品想嘗試由女性觸覺出發,她深信女性和女性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化學作用。在未有交代過多方向下,阿曦就憑著自己對歌詞的理解,建構出需要用心意會的畫面設置,當中的氛圍正是小巧所期待的。 雖然旋律和歌詞皆柔和,但阿曦偏想跳出溫柔歌配溫柔畫面的標準套路,把Cyberpunk和Retro-futurism融和,建構出一個地下的反烏托邦世界。那世界裡有個盒狀的時間房,四位主角似處於不同時空,被各自的苦難纏繞著:林耀聲、陳漢娜、盧鎮業及黃溢濠的角色分別遭受家庭暴力、性侵犯、工作壓力和身體受傷,都在創傷後遺中迷了路。已故日本畫家石田徹也意外身故時只有三十二歲,他筆下超現實又抑鬱的畫作中,往往集合現代社會的人類病態,車廂中的乘客身驅化為運輸的貨物、輪胎狀的人類入院,重新充氣便是簡便治療。把血肉人類機械化的想像,令阿曦的創作草圖更為立體化,當中小野盧鎮業飾演埋首工作的社畜,為了生繼而終日困在辦公室案前,直至有天拉開身旁抽屜,看到死去的自己安躺於雪白的木棉之中。「靈感是源於這城市,去年和今年這種荒謬和受壓迫的環境,很多人都無法消化,形成集體創傷。」 被救和自救 創傷以不同姿態呈現,有的是有溫度、有濕度的滿頭鮮血,有的卻是無色無味的狀態,但小巧留意到後者大多會被輕輕帶過:「我們通常會無視看不見的傷口,但既然你相信Wi-Fi的存在,為甚麼不能相信那個人傷痛的存在呢?」她形容正面的同行像互助委員會基金,需要時各人都能獲得所需的支援。與人同行雖好,但同行者也需要經過精挑細算,當對方說你比自己幸運,就是展開鬥慘擂台熱身賽的前奏。小巧的想法帶有丁點幽默,她笑言鬥慘不是負面的事,而是逞英雄的一種,自覺比較可憐但仍然活著。但鬥慘注定是沒有結果又白費力氣的,把悲劇主角接手後,又如何呢?她的鼻子能嗅出鬥慘的氣息,選擇遠離慣犯之餘,也嘗試體諒:「有時你把手伸出來,有人會把你拉下水。他並非故意,而是以為把你踢進水裡會比較好,卻不知道你不諳水性。」人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阿曦看過不少人把自己的經驗和成長背景刻成尺,用作量度其他人:「對一件事的衡量,不來自生命的長度而是密度, 年長的人不會因為比我們活得長,而更了解當下處境,因為那處境不曾在他身上發生。」 這次的拍攝,令部分人驚訝麥曦茵在說愛情事以外的能力,阿曦多次解釋,自己並非只針對愛情題材,而是圍繞在自我發現和自我療癒之間。所謂的自我療癒也能套用在逆境的解難上,看書放鬆也好,確實就醫也好,儘管同行者站在身旁侯命,所有決定都源自自己:「沒有任何事情只能依靠別人才能解決,也沒有任何事情必然由你一人面對,最終要視乎你願不願意被拯救,願不願意拯救自己。」沒有人比你更清楚傷口的形狀,小巧認為傷口毋需用力遺忘,只需要認真正視:「感冒都會變肺炎,傷口放著放著不會自己好過來。」她引用印度詩人兼瑜伽大師薩古魯的說法,人要學習的是原諒(forgive),而並非忘記(forget)。和傷痛共生,卻不容許它成為枷鎖。 信人 〈與人同行〉的末段,鏡頭拉闊,四個主角原來活於同一盒狀空間,釋懷地步出畫面,相信有人結伴的信念,是這個時代中必須緊抱的。創作正向,但被問及對城市的希望,二人一個長嘆一口氣,一個靜默了好一陣子。離開無邊際的創作國度,一下子都陷入斷了線的狀態,那個壓頂的烏托邦,都不是我們渴望的棲息地。先打破長嘆的是阿曦:「我們不敢說未來,不敢想像明天,但我對城市的人有希望。這個城市所有事情都在淪陷,只有邪惡和樓價是屹立不倒。」反烏托邦的電影情節出現在現實中,油價可以跌至負數,偉人石像都被拉倒。城市甚至全世界都叫人絕望,但她相信擁有相同遠景的人會自然地連結。讓她有著如此信念的,是2019年和2020年的香港人。在高壓下的適應力和抵禦能力愈來愈強,展示著驚人的進化速度。井上雄二告訴她,弱小不是要道歉的事,認知自己的能力所在,再不斷解鎖能力才是進化。她不忘笑著補充,她對香港人的佩服,皆因在磨難中仍保持極端的幽默,小巧來了個親身示範:「我以為今天已經夠絕望,不要緊,明天會更絕望!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因為香港人,而不是國金一期。」 在最壞的時代,我們可以無力地陷於泥濘,也因為幽暗才看得見發光的人。阿曦曾看過友人分享,去年底在街上掉了零錢包,零錢掉滿一地,路人在五秒內替他統統拾回。她估計在集體創傷後,大家的同理心都突飛猛進。她形容香港人是個具有反差的群體,挑剔、刻薄兼表面冷漠,但要集眾人之力之時卻又非常慷慨。「在好時代做個好人,比在壞時代做好人容易太多。我常反問自己,做好人是容易的事嗎?其實做個不算壞的人已經很難,要保持不壞已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她所定義的好人,必需的條件是擁有對身邊人的敏感度,以及分享的慷慨。在互助委員會中,把手上僅餘的麵包分一半,再喝點水,同行者才有機會雙雙活下去:「我們勝出還是失敗,還未有定案,但我會想見證最後的結局,想身在其中。」■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On 鄧小巧.Makeup.Leo TamHair.Wing Wong@ The AtticWardrobe.Atsuro Tayama On 麥曦茵.Makeup and hair.Tammy Au M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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