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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的深思 陳柏宇

獨家健康之道羽毛球、桌球、哥爾夫球，都是陳柏宇（Jason）熱衷的運動，撇除講求敏捷度的羽毛球，其餘兩項也是思考型的運動：「練習過程會不斷問為甚麼，像是為甚麼球會呈現這種形狀。所以最困難的不是把球打出去的瞬間，練習過程更為重要，風向、斜度、距離等都需要思考和計算。」他向來喜歡運動，對飲食和減肥也建立一套自家理解。坊間的減肥充斥著偏方，他認為減肥的心態已有不妥，因為減肥只是過程，體重也容易反彈。要達至生理和心理健康並行，健康的生活模式才是應該追求的目標，訂立健康的飲食日程，也別忘添加自己喜歡的食材，令心靈也同樣得到滿足。 text．CC photo．Bowy Chan make up．Jesscia@Jessica Chan Workshop hair ．Alex So@The Attic watch．BELL & ROSS wardrobe．lululemon venue．Ocean Park 人家常說，男士到了特定年紀，身形管理的難度加倍提升。他雖然充分感受到變化，但對略胖也沒過於恐懼：「過肥容易生病，過瘦也不是好徵兆。千萬不要相信瘦才是美，其實胖一點也沒甚麼不好，也要留意心理健康。生理和心理，我寧可先選生理健康，接下來心態也更容易健康。」在兩年前當父親後，他把大量時間放在女兒身上，也直接成為減少運動量的原因。和健身房相距十分鐘車程，假設時間充裕地操練，來回就花了兩小時，而他寧可留在家中。幸好，女兒現在長大了一點，他笑言不再需要用時間換關係：「以前她沒溝通能力，親近與否就視乎陪伴時間的長短，現在多了心靈溝通，對話內容也明白多了，可以有短暫而有意義的交流。」於是他正重新調整運動量，回到他喜歡的舉重器材前，同時平衡親子關係。運動這回事，沒藉口，也沒捷徑。 置身未知汪洋Jason是個陸地派，但他喜歡看海。今年年初和太太往澳洲昆士蘭工作，海陸空之旅除了踏足白天堂沙灘、在半空眺望聖靈群島心形礁，還有進行難忘的浮潛活動。對深不見底的海中心，人類總是恐懼的。畢竟對比習慣已久的陸地，我們對海底的漆黑仍然充滿未知，直至今年為止，全球的海洋地圖也只是繪製了五分一，已算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突破。每次浮潛，對Jason而言也是一次心理戰：「浮潛時只是往海中心游都會有恐懼感，有時會不自覺增加呼吸，但我總會推自己一把，在極驚恐前嘗試多游點。」硬下頭皮，掌握了呼吸的節奏，張開眼便伴著海龜和水母，目不暇給得把負面情緒都擱置。 海洋的無力和盡力向來對環保和動物議題有一定關注，眼見人為的垃圾和污染影響海洋生態，他往往感到無助：「首先要問，為何垃圾最後會出現在海中呢？這不是單單憑我們能控制的。」我們並非把垃圾送進海的經手人，既然不是導火線，他認為毋需過度緊抱責任。由源頭減廢入手，並找尋更理想的垃圾處理方法的同時，也要保持探求真相和數據的冷靜思維。他舉例，自備環保袋是常見的環保方法，事實上卻要使用三十次以上，才能和製造時所產生的消耗拉個平手。皆因不少環保袋以不織布製造，而不織布多數混了塑膠，當中所用的膠料比一般膠袋多10倍以上，基本上無法回收。另外他還提及常被視為綠色能源的太陽能，太陽能板含有鉛、鎘等重金屬，若質量不佳而難以回收，所產生的破壞比生產的電能還要高。 其實這都是資金和政策的問題，撥出資源就可以建立更妥善的回收系統，不少油污事故都因省錢而用上易破損的工具，而政府也應實行法律規管：「市民可以幫忙這句話已經聽太多了，最能幫忙的是更有權力的人，但如果地球的狀況已經這樣糟糕，還要以資金先行，也真的無話可說了。」以個人來說，Jason還是盡量出力，除了出席環保相關的活動，也早就開始研究及參考永續海鮮的建議。所謂的永續海鮮，就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策略而捕獲或養殖的海鮮，因為來源有保證，所以不會影響生態系統。對海洋有心的人多著，但還是要保留獨立而好奇的思想，還有無邊際的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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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行共學 可貴的雙生味覺

傳說中，雙生兒都擁有心靈感應，比一般兄弟姐妹擁有更強的牽絆，讓他們解難時更得心應手、事半功倍。但Twins Kitchen的負責人Caleb和Joshua，則以親身經歷回答：「原來成長環境一樣，但走同一條路也有不同路線，所以要把話說出口，別以為大家都心領神會。」要繼續同行並延續珍貴的關係，溝通和體諒比一切傳聞都可信。 自小的最佳旅伴 還未正式踏出這個城市，Caleb和Joshua早就是對方的最佳旅伴，唸小學時還未自行外出太多，便一起遠征當年的潮流重地尖沙咀利時商場。這種專屬的闖蕩回憶延續到長大後的日子，他們和朋友去東京旅行，在複雜的橫街窄巷中找尋喜歡的小店，當好友早已不耐煩，二人仍然享受：「去旅行特別感覺到我們的節奏很像，很快有共識，在東京儘管迷路，但仍有毅力要找到目的地，這是兩個一起才會有的堅持。」當然，二人的個性差異在路途中也格外明顯，弟弟Joshua是行動型，出發了才算，而哥哥Caleb則是個穩健派，在地圖上要點對點地計劃好才安心，他形容二人的關係體現著日語中的「侘寂」（wabi-sabi）：把庭園清理好，然後搖晃其中一棵樹，樹葉掉落後的美學：「而他就是那幾塊樹葉。」 他們愛看Jamie Oliver的節目，而Twins Kitchen則是偶然的想法，市場上只有「糖就兩茶匙」式的教學片，於是他們把煮食連上紅酒，以短片拍攝開展了飲食業生涯。他們甚至在美國唸了個紅酒課程，然後一起去酒莊洽談品牌代理，一個考慮價錢等理性因素，一個看重味道和設計等感官。一支美酒，若獲得兩個味蕾的認可，最後的反應總會較好，但那段日子同時是二人的感情考驗：「由一同讀書變一同工作，才發現和對方在價值上很不同，就像和大學交往的女朋友步向社會一樣，能繼續一同成長確是難得。」 食物擁有改變社區的力量 他們仍然記得煮食的第一章，每個周日母親都會煎班戟，有一次她晚了起床，兩兄弟便自行到廚房煮食：「我們從小就愛吃，食物是人類最原始的共同語言，我們想為城市製造回憶。」食物改變社區是Twins Kitchen的信仰，從前車房林立的大坑，現在漸漸有咖啡店、畫廊、選物店，而餐廳往往是最開初的元素。香港人愛吃、懂吃，卻未必知道如何欣賞這門學問。 雖然有點玄，但Caleb認為欣賞食物前，先要找到自己：「不要人云亦云，不是網絡或別人推介的就是好物。找到自己的品味和喜好，學懂慢活，就可以集中在喜歡的事上。」過往慢活是內在調整，但今年因為疫情，Joshua認為這個課題成了必須學習和適應之事：「皆因疫情才知道自己走得多快，也因而錯過多少，現在正學習走慢點。原來寧靜地煮一頓飯，是難能可貴的愉快事。」一頓飯最重要的三項元素，食物、服務、對象缺一不可，和志同道合的人同桌，每一口的細嚼也是樂事。 祝福詛咒分不清 說到共同語言，兩兄弟曾聽過母親的分享，幼稚園老師告訴她，兩個兒子和同學以一種語言溝通，不是英語，亦非廣東話，於是發現二人建立了一種專屬的語言。但這種雙生兒的心靈感應，隨著時間日漸消失，加上性格各異，在工作時少不免產生磨擦。前陣子Caleb當上父親，硬撐了無數個無眠夜，二人的溝通模式漸漸產生了變化：「要有空間，也不要覺得心照就夠，長大後再沒心靈感應那回事，要花時間說出你的難處。」 Caleb常形容兩兄弟一起做生意是祝福也是詛咒，因為難以分清工作和親情。工作上你自然有期望，但親情是毋需達到某個標準才產生的愛。但正正因為同行的是兄弟，才不敢亂說放棄，曾經連退租信都放在門前，或是口袋只餘下五十塊，都憑著雙倍韌力而捱過了，繼續往下一個目的地進發：「我們不滿足，我們是腳踏終點那刻，便開始計劃下一個目的地的人。登山固然重要，但一起經歷的沿途風景也要好好記住。」且行，且珍惜。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IDEO：YU SAI YEUNG, IVAN CHAN VENUE：INTERVAL, HAIR HOUSE BARBERSHOP BY ADAM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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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筆決戰推土機 PEN SO

前陣子一枚黑白照在網上成為熱話，建築風格是英國文藝復興式的手法，整體氣圍無疑是倫敦街頭，行人路上卻是一張張的華人面孔。建築其實是座落於畢打街與德輔道交界的舊郵政總局，於一九七六年拆卸，而插畫家Pen So便把這美好的昔日地標以黑白繪畫：「每次看舊照都感到難過，這些建築其實可以保留，但因商業價值高而迫著發展，我卻是想由內至外保育的人。」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和新發展角力Pen So成長於葵芳，那時的葵芳是新市鎮，他的戀舊細胞也許萌芽於祖父母的家。二人住在佐敦的舊唐樓，小時探望難免因拾級而上而抱怨，以為理所當然的登山級體驗，某天發現原來會消失。長大後他的畫筆下幾乎都是充滿建築的景物，尤其熱衷到油尖旺、大角咀、土瓜灣取材。有一次在新填地街遇上一棟舊建築，是粉紅色外牆的弧形唐樓，美得很，於是決定作畫。數月後卻換上一片墨綠，他事前對清拆毫不知情：「那刻才知道要鬥快，畫畫不會趕上發展速度，後來我得到一個指標，只要窗邊沒人在曬衣服，就知道準備要收樓。」香港大部分的舊建築物都集中在中心地帶，拆卸和興建的影象，每天以走馬燈的速度頻繁地上映著。 自從有了意識，他都慣性拍攝合眼緣的建築。所選的景物雖然隨心，但往往偏好非地標、非熱門的類型，他總愛捕捉小人物、小事。「世界那麼多人，不是人人都當主角，不是主角便不用留意嗎？我看電視劇會留意茄呢啡，一棟大樓我會注視那幼細的裂縫，它背後擁有一個故事。」建築物中他尤其愛舊式鐵框窗，每個的形態總有點差異，他畫起來心情份外舒爽，而新式的鋁窗和玻璃沉悶非常，一式一樣得他隨手畫個方形便算。 完整地戀舊戀舊情懷不是這幾年在他體內冒起的事，小時會跟父親一起看許氏兄弟的作品，迷上《半斤八兩》，可惜在同班同學裡找不著知音。螢幕上的小人物性格，還有那洋溢親切感的港式市儈和斤斤計較，可以叫他樂上半天。電視撈飯的日子，還少不了於早上卡通片時段後，以及《都市閒情》後播放的粵語長片，他一律不放過：「很早就意識到舊物比較適合自己，黑白予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舊，港漫也是黑白色的，於是便朝這色系畫起來。」 因為常畫舊建築，他總是在黑白照中尋寶，也思考保育和發展間的平衡點。他曾看過一個探討各地保育文化的節目，以東京及倫敦為對比。東京原宿區是潮流重地，但中心點卻有座明治神宮，體現了日本人對保育的執著。倫敦同樣重視舊建築，但偏向保留外觀並改變建築用途。近年，香港不少保育項目均採用倫敦式手法，上環元創方、大館、茂蘿街7號（前稱動漫基地）皆可作例，但Pen So還是偏向內外一致的保育態度：「我喜歡原汁原味，我曾幻想香港有個以老香港為題的主題樂園，表演人員都穿上懷舊衣衫，扮演著以往的職業。住的酒店是七層大廈的模樣，要使用公共廁所，樓下有人拋飛機欖。既然這社會往發展前進，我便是追求百份百保育的人。」 唸包裝設計出身的他，早已理解設計的意義在於為人解決問題，現在作品獲得關注，他更在意自己的社會責任，每一筆都要考慮觀眾會得到何物。他記得Supreme在2007年推出紙袋，大家再次展示fashion嘢識條鐵的姿態。事實上，紙袋是因應紐約街頭禁酒而設計的，底部更有對警員不滿的字眼。而無印良品常強調推廣簡約的優質生活，甚至以沒有標籤作為隱性標籤，他笑言這是消費主義的手段，但又的確展示到鮮明想法：「很多設計貌似很商業，但堅持背後理念是我做設計的命題，我深信想法大於技法。」而繪畫出昔日的香港會大廈和三角碼頭等昔日舊建築，也是被他確立了的社會責任之一，灌輸保育，可以有很多種形態。 閱讀體驗之執著《香港災難》和《禁靈書》是Pen So以個人名義推出的作品，前者以第一身視覺紀錄香港發生災難的場景，包裝是一本記事簿，裡面附有小紙條等，而後者則是被詛咒的書，內有亡靈，內附的信件、符，或是網上資料都有助解謎。《香港災難》是比賽中的獲獎作品，自然獲得出版社的注目，但因為紙質和加插紙條的指引較為複雜，始於報價至後來的製作都困難重重。於是到了《禁靈書》，他在放下畫筆後也成為工廠工人，把紙條放在理想位置、負責包裝入袋，也跟進印刷事宜，「我對紙本很執著，每次都跟印刷成本打仗。現在為資訊而看書的人減少了，更多是為了享受閱讀，人家期待著精品書，我不想用普通粉紙交貨。」 他自認在紙本上是麻煩友，和余兒一起推出《九龍城寨：場景故事畫集》，曾經存在外界難以察覺的瑕疵，也決定重新印刷。為《阮大勇的影畫藝術》當策劃，普遍的印刷成本約佔整體成本的三至四成，為求力臻完美，他不介意提高至五至七成。《香港災難》是他的首本作品，原本預計售價約為一百元，後來因成本而定價為一百八十元，但最後沒讀者說太貴。售價這回事，似乎讀者們都沒想像中苛刻，只要你物有所值。以往一本漫畫不過二十多塊，門小雷的畫冊賣二百多元還是秒速售罄。Pen So認為，市面的軟件為對漫畫有興趣的人提供初體驗，體驗後便輕易認同售價合理：「畫家畫一格花幾小時，讀者不過看幾秒。以前他們覺得漫畫是次文化，賣十元八塊很合理，現在大家都重視了，甚至有人視為藝術品，就不再討論有多厚、有多少頁。」 近年漸被看見，除了獲邀出席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他早前曾跟法國出版社洽談合作機會。對方把紙上的香港景物看了一遍，建議他多畫點有國際視野的內容，於是他開始思考把畫筆跳出這城市的需要性。直至去年他和其他香港畫家獲邀到比利時畫廊參展，香港二字意料之外地成為焦點。「香港不再純粹地因歷史背景而被認知，他們覺得香港人很堅強，也不因為我畫的是香港景物、是城寨而沒興趣。香港的價值不同了，身處香港的我，這刻更加要以第一身紀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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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漫畫救活的孩子 柳廣成

本以為柳廣成在中大藝術系畢業，他卻糾正說四年級時退了學，自言唸得愉快，但不想外界因學歷而把他框死，甚至有既定印象，於是最後一年才離開校園。那不就等於因為不想拿證書而退學嗎？他笑著說：「是的，我覺得很不羈。」這個九十後漫畫家總是有著自己的節奏，甚至覺得天性悠閒的自己在香港被視為散漫的人，也深信香港並非長居之地：「我可能是四處遊走的人，但現在我住在香港就有義務理解，並讓更多人知道城市正發生的事。」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venue．Raider 被欺凌所以畫畫柳廣成的確像日本人，自在而節奏偏慢的語速，偶然會含蓄地露齒笑，但這種日本氣質為他的童年時代帶來長達一年的惡夢。生於香港，雙親在年輕時由中國到港，兩歲那年，父母因工作關係而遷往日本京都。因為《星之卡比》和《寵物小精靈》，他在三歲開始執筆畫畫，上課時老師在旁觀察，已問他長大要不要當漫畫家。在日本當個愛畫畫的孩子是很快樂的，畫畫是正常不過的事，當漫畫家得到認同之餘也能糊口。他形容從少年漫畫吸取的熱誠燃燒至今，也早就勾勒出理想世界的模樣：「我們那代成長的孩子，都渴望人人互相幫忙、鋤強扶弱的社會，後來當要面對現實時，也不會立馬放棄。」加上《ONE PIECE》的加持，八歲的他已清晰長大後要當漫畫家，但同年因為父親被辭退，柳家便去中國北方住了一年。那是個仇日的年代，不諳普通話的柳廣成被老師和同學聯手欺凌，繪畫成了他的唯一出口：「白天被欺負的難過沒宣洩空間，唯一的方法就是畫畫，像是救了自己一命。」一年後他們回到香港，逃離校園惡夢，卻又跌入價值差異的漩渦。 巨型漩渦的名稱為「做藝術搵唔到食」，中學前就好放下畫筆，回頭是岸，大學就要為畢業後的錢財著想，他視入讀中大藝術系為理想，亦被中學師生圍剿。柳廣成沒忽視金錢的重要性，純粹是在買車和上樓以外，要拼湊出美滿人生，可抽取的元素還多著：「畫畫的原動力不應由錢開始，否則很容易變成為他人服務。創作最原始就是要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並非猜度別人喜歡甚麼，如同按評分標準而作答的公開試。錢這回事，生存到就好了。」 何謂生存得到？離開中大後他去了中學當視藝助教，月薪四千多塊，後來驚覺人生目標是不當打工仔，於是一年後便辭職。「為了省錢，我每天只是煮著超市買來的米線，一包有幾束，每餐平均四塊錢。後來終於可以吃二十幾塊的餐，捱了六年才能靠畫畫糊口，算是沒壓力地生活。」如斯節儉的生活，他從不視為入不敷支，只是因為窮、因為未有名氣，而必須忍受的過渡期。期間也要頻繁地在網上發布作品，累積一定作品量後，自己建立了信心，隨之而來是找上門的案子，這樣才能生活。在網上保持活躍是基本功，但要突圍而出，他還是相信運氣和契機的重要性：「我不覺得自己百分百靠實力，那六年我不會盤算廿七、廿八歲就是時候受注目了。你可說這是盲目的熱血，但唯有畫下去，直至不知哪天被關注。」 獨愛4B、5B、6B他所說的契機，是2017年獲邀出席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參展，看到國際百花齊放的漫畫形式，漫畫家出版時除了可自選紙質、墨水、頁數、大小，連翻頁的方向也可自決：「回來後便反思，到底我有沒有一套自己的漫畫思想呢？」過往被日式漫畫填滿著眼眶，單純地喜歡漫畫卻又認知狹窄、想像力不足，連挑選畫具的原因都說不出。單純地因為日本職業漫畫家同款而跟隨，事實上用了三、四年也摸不熟。「技術層面也和屬性有關係，用那麼久也沒好感，的確強迫不來，後來我發現鉛筆最為舒適。這純粹是一種感覺，就像每個人都有喜歡的歌。」 鉛筆分為H和B，H筆筆芯較硬而顏色較淺，而B筆筆芯則較軟，顏色較深，數字愈大特性愈強。他獨愛4B至6B的鉛筆手感，接觸紙面有反彈感覺。雖然B筆筆頭消耗得快，容易變得不規則，但落筆時不能估計的意外性，造就他喜愛的粗糙感。在芸芸畫具中，鉛筆是長年被忽視的小角色，要不當作畫草稿的工具，要不便作傳統素描：「重點是如何使鉛筆有完成的感覺，我的線條粗糙但清晰，配合繪畫的節奏，我的畫可以呈現鉛筆的第三種狀態，有完成感又帶有情感。」在找到得心應手的伙伴後，他的關注度日漸提升，前陣子在旺角舉辦維期三天的展覽「紙本石墨：深邃之境」，看展的人龍冒著高溫，高峰時期由八樓繞到五樓。 被期望有正有負，獲支持是樂事，但有時卻令想法不夠純粹。前陣子一幅以探熱作靈感的政治漫畫獲廣傳，也一時令他沖昏頭腦：「人一受歡迎便會有心魔，原來畫政治畫會出名，那就繼續畫吧，明天要繼續探熱嗎？但我不想變得功利。」可惜現在想畫、能畫和敢畫已要明確劃分，他感慨同行人人自危，要離開繼續隔岸作畫，或是留下緊抱僅存色彩，是無法不思考的命題：「不敢畫後來很容易忘了怎畫，甚至覺得不需要畫。政治是需要關注的，但切忌因而對其他事變得麻目。如果你追求自由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當下更不能磨蝕對生活的感受能力，別忘記生活應有的模樣。」 城市的過客撇除政治因素，柳廣成從來都未曾視香港為永久落腳地。感受過京都的自由和寬敞，儘管適應了香港的大小事，卻無法由心地戀上。加上日本養成的悠閒節奏，他笑言自己的個性在香港總顯得不夠進取和上進。長大後，儘管仍能以日語溝通，他卻深信難以回到日本發展，香港為他培養的直率性格，恐怕和貌似客氣的日本人格格不入。在兩邊不是人的情況下，他發現了台灣。雖然未曾定居卻充斥熟悉氛圍，用的是繁體字，台東和台南的節奏像京都，加上不少出版社對他招手，成了暫時的宜居之地。 回首香港，一個他住了廿一年的城市，他沒想過會留下來那麼久：「因為見證不公，政治讓我想留下來，我住在這裡當然關心這裡的事。雖然歸屬感不及土生土長的一群，但我想把香港的事讓更多人知道。」自稱是四處遊走的旅人，他想去前陣子和遊戲公司Rusty Lake出了書的荷蘭看看，也想參加法國藝術家駐村計劃再住個一年半載，用透明膠袋盛著鉛筆到處跑。鉛筆在那裡，世界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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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過後的蜃樓 Rex Koo

超強颱風山竹於香港登陸，杏花邨成了澤國、大角咀地盤天秤凌空翻騰三周半落地沒水花，事隔兩年，如斯畫面仍能倒背如流。但對漫畫家Rex Koo而言，在一片頹垣敗瓦中仍然一心上班的打工仔，才叫他最為震撼。那畫面成了他首本漫畫作品《城寨誌異》的一個章節，沒有半個對話框，展現著留白的城市百態。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venue．Dot Dot Dot Gallery 重建和勞役的無盡循環本來《城寨誌異》說不上是一本書，只是短篇漫畫。Rex Koo從來都有很多想法，卻笑言老是計劃得不夠實在和周詳，最後又步上爛尾之路。書中首章名為《奔向未來日子》，推倒大廈然後重見太陽那刻本來就算結尾，他打算放在網上平台分享卻又略感浪費。後來他去了台灣一趟，趕得及在山竹吹襲前登機回港，回家後兩小時便懸掛起八號颱風信號。風暴離去後，對比市面的滿目瘡痍，跨過塌樹和泥濘路的上班族更叫他難以理解：「沒法例會拘捕不上班的人，那到底堅持上班是甚麼原因呢？政府不太幫助市民不是第一天的事，大家應該早有共識，也不應該對政府抱有太大期望，還叫他頒個緊急法，不頒布是必然的事。」 在他眼中，打工仔努力上班是怕被老闆扣薪，但政府同樣怕被關係密切的商家責怪。在充滿疑惑的同時，他把景象繪畫，成了書中的第二章《鐵血丹心》。主角自視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排除萬難也要西裝畢挺地繼續運作。連同第三章《夢伴》，那隻想令主人起死回生的貓，三章的主角幾乎都以眼前視野為焦點，欠缺對大環境的考慮。最後那個崩壞的城市復原了，雖然沒有燒烤情節，但也看似是愉快結局，在Rex的定義中那卻絕非理想世界：「復原後假若再來一個山竹，他們還是會去上班，我想描繪一個活得不快樂又把人勞役得要命的城市，那是我不想過的生活，我想自己作主。」 打工與否，其實我們都擁有自決的權力。這年因疫症而停工或在家工作的情況並不罕見，相信也開拓了對上班的想像。 別那麼直白比較好而Rex已經沒上班很久了，卻一直在工作。早年在平面設計公司工作，無論是《花樣年華》的海報，還是張國榮或達明一派的唱片封套設計，均出自他的手筆。初埗社會不久便獲得名氣，畢業後那兩年對上班也不抗拒，甚至甚少遲到，但那朝九晚凌晨，又欠缺吸收新事物的模式，令當年的新鮮人完全吃不消。因為對創作人身份清晰，也深知需要先吸收營養方能輸出，他擺脫了上班，改為工作：「上班是一個制度，要出現在某地方、完成某事。而工作卻不一定和制度有關，我現在每天有計劃要畫多少頁，但這並不是上班。」他一直在追求遊走的空間，正如這次《城寨誌異》也選擇獨立出版，篇幅可輕易調整之餘，也減少和出版社合作時，因市場和觀眾群而延伸的種種考慮。繼過往出版的港產片三部曲《Only You can take me取西經》、《當年相戀意中人之港產片回憶》和《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來到第四本著作，他期望著一個全新的氣象。 城寨糾結這次他希望提供更多懸念，漫畫家的態度也更鮮明，由書名到內頁都以自己的意念先行。起初他在《城寨誌異》和《香港誌異》間略為糾結，但最後還是選用了前者：「內容有參考九龍城寨，那是個緊扣香港命運又有代表性的地方，把香港縮細後其實就是城寨。當時城寨拆卸與否的議題懸空良久，直至1984年，香港前途拍了板，後來城寨也一樣。」生於七十年代也對城寨好奇，唯家人覺得內裡品流複雜，從沒親身去過城寨叫他飲恨，只好在書中窺看一二。城寨有不同工種，建築也是有機地層層疊，他在當中找到香港人的優良個性：「香港人也很靈活，你去日本點一客乾炒牛河但不要牛肉，想必很難做到，但在香港可以，到現在也沒變。」他放棄了《香港誌異》之名，是因為書中情節可放諸四海，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均可套用。同時，他也嘗試在沒文字、沒對白的情況下作畫，沒對話框可以令讀者聯想更多，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安坐於第三身的位置：「對白的存在令人很容易代入主角或正派人物，叙事也由他出發，很少代入反派。其實平面設計本身就是視覺語言，雖然我很喜歡馬榮成的字，又美又有詩意，但這次不太直白會比較好。」漫畫像電影，存在已久，但仍然充滿實驗空間。 對紙本有執著雖然是實驗，但Rex這次想認真一點去創作，甚至怕大家誤以為是惡搞：「我對紙本有執著，以往和電影相關的作品都使用已有角色和情節，這次想增加渴望已久的原創比重。漫畫是一種概念，內文是黑白的，因為漫畫對我來說是黑白的事。說話有說話雲，聲音用字表達，要捧在手裡翻看，我喜歡紙本這種模樣。」這幾年香港漫畫變得精品化，也不乏打著本土旗號的漫畫家，他卻對本土二字沒想太多，純粹隨心而畫。直至朋友給予意見之時，才發覺香港元素如彩蛋般出沒。他認為自己在香港長大，做任何事自然有香港成份，書中想展現未來感，於是他便畫了中銀和康樂大廈：「我覺得這兩棟建築物充滿未來感，風格刻意去想和營造，或是不斷去思考本土味，反而難以呈現你心中所想，最後只做到很形式化的符號。幾年前興起本土這個字，對我來說有點表面，例如黃霑、許冠傑、周星馳、LMF等，我相信他們沒意識去傳承廣東話，但他們的作品的確很香港。」傳承，在他而言也許同樣是毋需過於直白的，他問零零後的年輕人《奔向未來日子》、《鐵血丹心》和《夢伴》是何物，無人能答上，但有心人自然會好奇、會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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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翰煬 再見設計大師

「你認識哪位本地平面設計師嗎？」杜翰煬（Leumas）如此問著身邊親友，而主流的答案有兩個：陳幼堅或李永銓。「說得出已經很好了，但明明李永銓以後不是沒新人，為甚麼會這樣呢？」源於如此異像，加上發現香港缺乏深入探討設計師歷程之著作，在繼《乒乓》和《進念人人人︱︱香港流行文化的異數》後，推出新作《The Next Stage──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集合十二位新生代設計師，為正前來的新人勾勒出一幅參考地圖。 text．陳菁 photo．Bowy Chan venue．見山書店 十二位設計師，包括毛灼然（Javin Mo）、黄樹強（Kenji Wong）、羅德成（Katol Lo）、林偉雄（Hung Lam）、陳濬人（Adonian Chan）、黃嘉遜（Jim Wong）、高少康、歐俊軒、陳淬清（Sarene Chan）、許瀚文（Julius Hui）、鄧志豪（Wilson Tang）和麥朗（Jonathan Mak），分別歸類為「店舖和活動」、「本土文化和社區參與」、「中國內地、澳門和日本」以及「網絡文化和應用程式」四個層面。去年起Leumas把正職以外的周末都安排了訪問，各以萬字起跳，這是他所演繹的文字深度。現職顧問公司，負責處理社交媒體項目的他，明白市場趨勢，卻不願流水作業：「要看數據、內容不多於兩分鐘、最好每句都是精華摘要，我明白這是潮流，但總有人要寫字、多說一點。」以往曾在端傳媒工作，相信了深度報道的力量，也拒絕當標題黨。同一套信念投放在設計業，就是要了解設計師，切忌用作品結案陳詞：「看著一家大公司的標誌，總有人覺得醜，覺得這般工夫便收幾百萬很過份，但討論就如此結束，在欠缺分析下絕不公道。」 這類深度訪談的書籍在台灣有一定市場，台灣設計圈的凝聚力強，連圈外人也會被吸引而找尋相關著作。身兼平面設計師及插畫師的他，亦深感新一代設計師難達致非常團結，比較之下，因為著重設計師協會，也多和商業掛鉤，前輩級的則不時聚首：「你不會在設計營商周看見年輕人，那些場合都是讓西裝友握手和交換卡片，顯然不是為設計圈服務，官方未能凝聚整個行業。」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商業項目的設計機會甚多，近年冒起的則是藝文項目，也不乏民間自發的展覽，於是心態也隨生態轉變：「這十二個人都沒想過當大師，大師一字現在有點負面，也不馨香，年輕一代不太賣賬，寧可改革。」Leumas先以高少康作例子，原本的「靳與劉」因他加入為合夥人而改名為「靳劉高」，他卻沒有打算成為靳埭強2.0，在培訓新人之際，也沒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人辦則是Hung Lam，年輕時也替靳叔打過工，那個年代的龍頭公司像四大天王，頒獎典禮沒獎到手會天崩，潛移默化地設計前總牽涉獲獎的計算。後來成立了CoDesign，加上信了佛，方回歸做好設計本質的初心。Hung Lam也在書中分享，以往買一部蘋果電腦要供半年，九十年代他曾工作的小型設計公司中，只有老闆才有資格使用，Leumas說這是科技把行業劃分的關鍵點：「打工打到某個時間，便看有沒有那個大師賞識你，沒就繼續打，科技未進步所以你只可以打工。」十二位設計師的年紀橫跨七十後至九十後，但同樣歸類為新生代，皆因他們都見證網絡興起，甚至是喝網絡奶水長大的一輩。不但排版毋需再手動操作，也充滿被看見的渠道。 「以前要接到中銀、馬會的項目才能成為大師，現在無論是畫玻璃或是做文字設計，各人都憑仔細的鑽研而變得知名。」他舉例，為《The Next Stage》負責書籍設計的九十後設計師麥綮桁，早前憑《香港北魏真書》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的「出版大獎」，因為不時在社交平台發佈亮眼的作品而獲得關注。現在剛畢業的設計系學生，擁有著比過往幾代更強的硬件配備，寫程式、剪片樣樣皆精。Leumas卻認為他們在好奇心上差了一截，部分也要歸咎於網絡。「暫時還沒封網，網絡世界還是自由的，但不代表你掃過螢幕就是自由。很多人讚好後不會了解更多，你不能等社交媒體派發資訊給你看。」看到一本帥氣的書，他還是鼓勵大家去書店找實體版閱讀，甚至出席作者的分享會，透過人與人的交流，才能在封面以外看到更立體的真實風景。 九年前的一個訪問，Leumas說了句「前輩們都想辦法達成理想，但新一代很快放棄」，他重新審視後，整理為九年後的版本：「這九年世界複雜得多，現在年輕人的求變心態強多了，也不再跟隨傳統步法。」在政治上可見同樣趨勢，以往只有泛民和建制，當察覺到過往那套似乎不可行，年輕人便會思考在傳統泛民外的可能性。他亦以香港漫畫為比喻，漫畫和設計皆需要傳承，儘管以前風光，現在算不上流行，亦並非要立馬放棄：「現在畫風還要像《龍虎門》嗎？頭髮還要像《風雲》般飄揚嗎？這便是時機思考如何轉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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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賣外型 更為耐看？ 凌文龍 岑珈其

訪問那天，小龍還未到，珈其說二人的共通點是長得矮，後來小龍更正為：「我們夠高，又長得天真無邪。」雖被不少電影觀眾視為新人，二人其實當了超過十年演員，同樣地以演技和多變先行，也同樣地童顏，一位過往會包辦劇團的年青角色，一位去年還在演中學生：「以往真的不介意，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觀眾想必也會為我尷尬。」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On Ling Man Lung: WILSONKAKI, VANS (from D-MOP) On Kaki Sham: HERON PRESTON, REEBOK X COTTWEILER, GENTLE MONSTER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對對方的印象是甚麼？ 其：好戲，也很欣賞他對表演的態度。最深刻的印象是《黃金花》，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他，才知道他本來做舞台劇，是第一次參與電影，便覺得很厲害。演病態的角色很怕演得太誇張，是一種忌諱，但電影中他把輕重拿捏得很好。 龍：我有兩個很欣賞的本地新演員，一個是珈其，一個是游學修，他們對表演都有自己一套看法。二人很容易和角色連繫起來，顯得很自然、很活，不會有表演的感覺。珈其在《金都》的戲份雖然不多，但他創造了讓自己玩樂的空間，採用了自己的節奏去令事情變得有喜感，令觀眾鮮明地留意到這角色。 何時確定想當演員？ 龍：讀演藝學院前，我曾做過茶餐廳、洗碗和清潔賺生活費。放榜前其實已被演藝學院取錄，但大家都叫我先完成中七課程。放榜那天我沒料到分數足以在原校升讀中六，那時我打電話給我媽，她說：「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別後悔，我永遠支持你。」我便把會考證書收好，乘車往演藝去。 其：我拍攝首部電影《烈日當空》後才十六、七歲，現在快三十歲看起來還是個小朋友，那時簡直像個嬰兒，根本沒人會找你工作，真的很難在行內生存，但我發現自己真的喜歡演戲。我爸說，不管我去偷去搶，養活自己之餘也定期交家用就可以了。我考慮過做全職工作，但不時要請假拍攝根本沒可能成事，於是我做過不少兼職：跟車、水吧、磨雲石、地產、燒烤場等，這樣的狀態也過了兩、三年。這種我說不上是辛苦，太普通了，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捱過這段時間，加上麥曦茵導演的機會，現在真的能走演員路。 龍：當你真的覺得無法糊口，甚至對自己產生很大的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不適合演戲呢？不如算吧。」機會這樣就沒了，機會太少，但人太多。 行內那麼多新演員，如何可以突出自己呢？ 其：這世代的演員真的要互相幫助，如果你還抱有那個刻意去競爭的心、有害人的心，反而有反效果，我相信互相幫忙的效益更大。有個角色不適合我，我給朋友介紹，對方會記在心中，下次又會為我推薦。出外靠朋友是真的，你一個人能留意多少資訊？說出來好像很輕鬆，明明大家一起去試鏡，選中了他，一開始當然會羨慕，一定會失落，的確需要時間消化。 龍：電影也是戲劇的一種，觀眾透過戲劇會得到新思維，總有一個角色能產生代入感，精神會得以飽足。但這件事的重點是，必須由一班人去完成。如果有人要演得很亮麗、演得很強，但當劇本因而被忽略，其實沒意思。演員愈自私，愈難產生好東西，只有溝通才能為對手帶來驚喜，甚至引伸出意料之外的成果。演員之間沒交流，怎能和觀眾產生交流呢？　 有視哪位演員為自己理想的發展路線嗎？ 龍：我很喜歡Daniel Day-Lewis，他處理角色時很仔細，對角色或外型的塑造都下很多工夫。每套戲都演得很獨立，沒有兩個角色是相像的。 其：我喜歡周星馳，他不介意演不同類型的作品，但大家都把他歸類為演喜劇的，那不要緊，他就做到最專門吧。後來演《少林足球》便拿了影帝，一個喜劇演員可以憑喜劇拿影帝，大家一向都以為只可以憑正劇獲獎。他之後也當了導演，自己去處理創作，一個演員不應該你叫我演就演，你應該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你們算是個性派演員嗎？ 其：我不知道個性派演員應怎樣定義，如果把自己定義為怎樣的演員，我會定義自己為不帥氣的，一定不是賣樣的那種。我也想說自己賣勤力，但勤力現在是必然的條件，基本上我們每個新世代演員都很勤力。 龍：在戲劇裡有分小生、花旦等的定位，如果有演員不能立馬被分辨作小生或花旦，他是在旁當輔助角色的，也許有個男人滿面鬍鬚，形象很鮮明，就會被歸類為個性派。人家看到我倆長得高，又一臉天真無邪，可能便視我們為個性派吧。如果依照這個作標準，我認為是的。因為我們明顯地不屬於那種，一眼便知道是當男主角的面孔。但對我來說小生不是單單被稱為小生，仍然要去處理那個角色，所以對我來說分別不大。當然在浪漫的愛情劇中，大家都想看高大帥氣的，我們當然被比下去。 其：嘗試改變觀眾口味吧，看骨格精奇的，可愛的浪漫喜劇。 你們有偶像包袱嗎？ 其：雖然我們長得帥，但也放得下偶像包袱。作為演員，不應該予人有框架的感覺，你要人信服，先要你能融入角色。不要有偶像包袱覺得不適合當強姦犯，就算給你演你也演不好，因為你自己也不相信。 龍：假設有個有地位的演員，工作都是由他選擇做或不做，如果工作真的會為他想建立的形象帶來壞影響，這包袱便是一個選擇。但我本來也不是偶像，怎會有偶像包袱呢？ 其：外型會局限可塑性嗎？絕對有，導演不會找我演飛虎隊，但那時我拍香港電台《火速救兵》，當然我是演被救者。我有問過消防員，我真的沒可能演消防員嗎？他說不是的，他們也需要身形小巧的消防員鑽進狹窄的位置。如果那劇專門描寫這樣的角色，我們便有機會演，但如果那場只是一群消防員衝去救火，突然有個小巧的出現，觀眾便會奇怪，因為沒有足夠時間讓他們消化這個安排。 龍：所以演戲有時機，有些事情你解不通就走不過，但愈想解通就愈不通。這個膠著的時間並非叫你甚麼都不做，而是暫時先放在一邊，不是拋棄它，終有一天它會調頭來找你。 兩位的樣貌都比實際年齡年輕，這是機會還是阻礙？ 其：以前我會擔心自己好像總是長不大，那時覺得是障礙。後來就不太介意了，也許比人家佔優的，是可以多演幾年中學生。我也視之為一個挑戰，我的確演很多中學生，那我每一個中學生也要演得不一樣。但真心地說，我現在開始有點怕了，我不想觀眾難受。儘管我演得多神似，觀眾也會為我尷尬，難道我要演到三十五歲、四十歲？今年我三十歲了，我想演更廣的角色，可以是年輕人，但儘量不要再穿校服了。 龍：我以前會包攬劇團所有年輕的角色，但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尷尬。看看十多歲的年輕人，和我們三十多歲的氣場真的不一樣。四年前我演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但吊詭的是他擁有三十多歲的思想，他某些對白說出口真的很恐怖。我花了很多時間，於年輕人的傲氣和成人的成熟中找到平衡點。樣貌可能是我們的優勢，但演出來還是有挑戰，要抹走所有經歷過的事。 其：年輕人有一種稚氣，那時我拍攝《教束》，導演真的找了班學生，拍攝的時候，你就知道何謂青春。拍攝後他們會繼續在操場跑，我卻要找地方坐下來休息、喝口水。但大家更要合作，如果你視他們是孩子，論演技比他們豐富多了而自我孤立，那就融入不了。我能演得好，都靠他們整群人幫忙，跟他們一起玩我也變年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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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跳入的導演/演員 陳健朗 盧鎮業

最初認識對方的身分，是導演還是演員？盧鎮業（小野）和陳健朗有著同一回應：「是師兄弟。」二人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以不同的節奏，在導演和演員中雙線行車。導演是主導作品的人，面對同一個市場，站立於同一個非常時期，二人都堅信隨心而行，方能描繪出打破悶局和地域的好故事。 text．陳菁 styling．Calvin Wong photo．TMT wardrobe．LOUIS VUITTON (KinLong Chan), PRADA (Siuyea Lo) make up．Kidd Sun hair．Toyo Ho 當時是先導還是先演？ 朗：會考時己打算考演藝學院，記得二月尾要交表格，於是我二月三十日去交表，職員說前幾天就截止了，我才記得二月只有廿八天。原先想先當演員，現在我沒規限自己的身分，我愛的是電影這個語言。後來第一次演出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被陳果抓去演紫色頭髮的白膠漿。 業：起初演員和導演相對上同時發生，畢業後我開始展開第一套紀錄片長片，兩、三個月後麥曦茵便問我要不要演香港電台的《幸福的旁邊》。 朗：最近有認真想過，我想專注創作，無論導演和演員，沒了創作都不會享受，這是不能缺失的事。我覺得導演較感受到創作的能量，可以呈現更多自己的見解。但比如《歎息橋》的演出，我也找到演員的創作空間，當演員時較被動，所以很視乎你和導演、和團隊的相處。如果他信任你，就會讓你投放更多。　 業：歸根究底，兩者都和時間分配有關，導演要投入的時間長多了，可能要兩、三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如果多人找你當演員，可能一年可以接到五套作品。以前我是掌握不到平衡的，有人找我演便去吧，明明當時很想拍攝作品，最後兩邊都做不好。這兩年清晰多了，暫時計劃是演出多點。我不是一年可以籌備幾套的那種導演，也許我十年才一套也不出奇，這兩個身份是共生的，只是不同節奏而已。　 何時才自稱為導演？ 業：畢業作《春夏之交》我以為是整輩子唯一一次當導演，但我不敢說自己是導演，只是擔任導演的崗位，我以為我畢業後便要去媒體或電影公司打工。後來接觸了電影節，才知道除了從小到大所理解的電影工業，還有一門叫獨立電影。而漸漸人們稱呼我為導演，訪問中都說盧鎮業是一個導演，我才有這樣的意識，原來我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安放了為導演。 朗：我認同，這一刻你邀請我當你的演員，我便是演員。我自定為甚麼，如果外界不是這樣想的，我的定義也不成立，所以我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業：導演和演員之間，他們所滿足或不滿足的交疊相對少，演員是不斷討厭自己的過程，而導演是討厭全個世界。 朗：導演會不斷發覺自己的不足，那百子櫃好像總欠了半個櫃。導演像船長，要想如何令整船人和你愉快地冒險。 業：我常覺得當導演時身邊有很多人，卻處於龐大的虛空中，明明很嘈吵，可是你非常寂寞。反而演員經常獲得照顧，因為演員是情感的前線，非常脆弱。當我是演員時，我也會把自己小心輕放，你的冬瓜豆腐便是大家的冬瓜豆腐。 你當演員和導演時有何不同？兩個崗位如何互補？ 朗：以前覺得演員的自己偏向自我，是不管外間事那種，但導演便要管所有事，現在則沒甚麼分別。因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有自我就會死。先不要說錢，這製作喜歡嗎、棒嗎？棒就一起玩。電影是取向，要視乎你如何感染別人，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 業：我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我在兩個崗位的差別較大，當演員時就是靜靜的，沒想太多事，不會有驚慌的情緒。但當導演時很無助，其實相對更不用走動，燈有人替你打、聲有你替你收、演有人替你演，但你就是擔心最多。 朗：我上一套作品《手捲煙》主角是林家棟，他非常高要求，我記得在拍結局時有太保、袁富華、家棟、白只，大家都在等，在綵排的時候只餘下我和演員們在中間，像是舞台劇開場前的五分鐘。我在指導演員前抽了支煙，非常緊張，之後就衝進那個世界，沒再想太多。 業：當導演的時候會積累了你看世界的方法，那些觀察在你當演員時，會成為互通。演員是一種減法，你進入某個人物的人生，有些事情他不會知道，不會去想。演的時候要遵從他的人生，把多餘的自己減走，你身上像是有很多個按鈕，但你要把按鈕一個個關上。同時又要抽走導演觸覺，別想鏡頭這樣拍好不好看，要專注在轉化為那個角色。 當演員和導演的不安有甚麼分別？ 朗：儘管當演員與否，你的不安感都源於一件事，戶口夠不夠錢交租和吃飯，但我覺得這種不安可以成為當演員時的情緒，你記住了就可以成為一個抽屜，當導演時又可以成為素材。 業：演員的等待固然不安，但都是和生活有關的，如果兩年沒演出，那我還是演員嗎？還是我轉了行但自己不自知？那是一回事，但導演的不安不一樣，他的不安是源於事情沒完結，我愈接近現場會愈不安，只要你稍稍準備得不夠好，就會有人受苦。那我為甚麼要人家受苦呢？準備不夠那就別開戲。 導演模式需要預留創作時間，演員模式卻需要常出現以保持人氣，這對你們而言矛盾嗎？ 業：導演需要和自己打架的時間，但當演員則需要見很多人，要和很多人介紹自己，的確是很極端的事。 朗：這是不斷打倒自己的過程，演員方面我覺得如果你相信我們能有火花的，儘管沒錢，我都會做。如果要我建立知名度去賺錢，那便算吧，我不是想在商業中定性自己為演員，我不是要當陳偉霆。 業：當陳健朗就好了。 入行時香港電影業的目光都轉移到中國，你們看到本地市場還有甚麼機會？ 朗：大陸市場當時開放，大家都很著緊內容可否在大陸上映。 業：也很著緊在有限空間說想表達的訊息，我很深刻的是杜琪峯的《毒戰》。上一代的電影人都在這個全新的命運裡學習中，但又有趣地，我們現在又好像不用學了。現在突然清晰了，好像有新的路徑。 朗：《上流寄生族》可以去到奧斯卡，為甚麼我們八、九十年代都做不到那種文化輸出呢？現在也別問欠點甚麼了，大家都在自我審查，而自我審查又限制了你的真心。最有活力、最值得探討的大家都避開了，新的手法又覺得沒市場而不去嘗試，所有都框死了，我覺得是多元的。以前有新浪潮，譚家明、徐克等各有各好看，現在又好像少了，這是創作者要自省的事情。就是因為大陸市場，令所有事情愈縮愈窄，一條路也成了一條線。 業：我覺得更難受的是，即使我們不向北看，不在內地上映，我們也會聯想到一連串的考慮事情。而你知道那不是憑空的，戲院、贊助商，他們也有自己網絡。 朗：撇除觀眾層面，起初是我們先捨棄觀眾，現在要把他們拉回來很難，當初是我們決定不拍自己的東西、自我審查，說彈丸之地的票房不重要。 業：但專注香港的內容，再搬上大銀幕的，我覺得正在慢慢變多。最近叫我感受良多的，是《叔叔》是很本地的題材，我最近收到消息知道它簽了不同的發行商，會去泰國、新加坡、法國、西班牙，也改了個新的英文名叫Twilight Kiss。這似乎是很久都沒經歷的事，原來拍到那麼本地、那麼小眾，大家才會想看，你要專注這個城市正發生甚麼事。我最近和朋友正在辦一間小型電影公司，叫兔角影像，正在嘗試跨國合作，早兩年已聯絡一名新晉日本導演合作，他也不想困在日本，於是創作了日本風貌但滲入香港手法的作品，叫《落葉殺人事件》。我們嘗試和不同國家的人一起找出路，大家似乎都在自身的國家不滿足，所以想打破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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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巧、麥曦茵 在反烏托邦世界中同行

在旺區的街上跌個人仰馬翻，明明膝蓋滲血仍要裝作不痛不癢，還要輕輕地執回那飛躍到天際的高跟鞋。與其自己獨自尷尬地站起來，倒不如身旁有個好友見證，開懷恥笑也沒所謂。 或是和朋友看恐怖片，明明自己也怕鬼神，怎料對方比你更恐懼，你自然變得勇敢，甚至能把肩膀借出。 對鄧小巧和麥曦茵而言，這就是與人同行的好處了：「其實你沒有很好，但當對方更不濟的時候，你會自然變得更強。」 是誰人的問題？ 《雙層公寓》的木村花死了，大家都說她是被網上惡言推向死亡的。這是最近叫鄧小巧很難過的事，因為有代入感，大家都說當藝人要食得鹹魚抵得渴。她偶然也為歌手朋友抱不平，社交專頁上一句刺耳至極的說話，就足以讓對方淚流到深夜。「是要怪我們不夠大方嗎？他們都勸喻別管網上留言，這樣簡直是縱容！我管不管是一回事，但你不要覺得我去理會是一個問題，寬宏大量才不是這樣用的。」明明只是在人前表演的職業，卻要承受無底線的評頭品足，怎至這貪口爽又毋需被追究責任的行為，已被塑造成理所當然。最該死的，是當你表達不滿，他反過來再咬一口，強調市民享有言論自由，資訊也是流通的。某藝人流出床照、某藝人被拍到遭受家暴，她都身心如一，盡力阻止所謂的「開心share」：「你多分享一次，就等於那人再被強姦一次、再被打一次。」 對於網上惡言，麥曦茵也曾經構思過一段短片，主角設定為一位滿口詛咒說話的人，某天開始，那些詛咒一件一件在他跟前發生。但又同時反思，這種以恐嚇來對抗恐嚇的循環，又有甚麼意義呢？她歸咎於社會有指責受害人的習慣，反而欺凌者受的怪責更少，是個莫名其妙的風氣：「最可怕的是，慣性的風氣會令受害者產生自我怪責，以為除了承受以外並無選擇。」近年雖常聽到創傷後遺症，但那後遺有多深入、有多長遠，似乎無人能知。 字裡行間的真實痛楚 2018年，鄧小巧推出「Whatsapp鄧小巧」，呼籲有需要人士可以Whatsapp跟她傾談，她本人亦會親自回覆，就像個活人告解室。她深信尋求協助者對她的信任是源於不認識，故此不會受到批評。當中有位被欺凌的學生，無力處理情緒，選擇以鎅手的刺痛去暫忘鬱悶。翌日便拉好毛衣衣袖，繼續日復日的無間輪迴。曾在學校工作的小巧尤其心痛，她知道社工人手根本不足以照顧校內學生。天生一頭曲髮的她亦因此而記得，在學時因為被取笑髮型像鳥巢，所以後來只要有點餘錢，就會跑到髮型屋把頭髮拉直。頻密的程度連髮型師都看不過眼，把曲髮限定的髮型都搬出來，說直髮的人想弄都沒本錢。「那時我欠缺擁抱自己特質的能力，試想想，花名是小事一樁，我到現在仍然印象清晰，那鎅手的會有多長遠的影響？」 她憑借著當年的Whatsapp記錄，今年帶來新作〈與人同行〉，邀請了麥曦茵執導，自己則擔當填詞人的角色，在藍奕邦的協助下道出連貫的故事脈絡。歌詞中的「誰每天沿著傷口手臂割花，長袖衫中早已結疤，長夜捲縮一角早慣」，正因為她對那位學生念念不忘。〈與人同行〉是小巧和阿曦的首次合作，以往只憑對方的作品和社交平台了解一二，多得馮穎琪介紹，才把兩位內心具備柔軟度的愛貓人士拉在一起。小巧今年的作品想嘗試由女性觸覺出發，她深信女性和女性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化學作用。在未有交代過多方向下，阿曦就憑著自己對歌詞的理解，建構出需要用心意會的畫面設置，當中的氛圍正是小巧所期待的。 雖然旋律和歌詞皆柔和，但阿曦偏想跳出溫柔歌配溫柔畫面的標準套路，把Cyberpunk和Retro-futurism融和，建構出一個地下的反烏托邦世界。那世界裡有個盒狀的時間房，四位主角似處於不同時空，被各自的苦難纏繞著：林耀聲、陳漢娜、盧鎮業及黃溢濠的角色分別遭受家庭暴力、性侵犯、工作壓力和身體受傷，都在創傷後遺中迷了路。已故日本畫家石田徹也意外身故時只有三十二歲，他筆下超現實又抑鬱的畫作中，往往集合現代社會的人類病態，車廂中的乘客身驅化為運輸的貨物、輪胎狀的人類入院，重新充氣便是簡便治療。把血肉人類機械化的想像，令阿曦的創作草圖更為立體化，當中小野盧鎮業飾演埋首工作的社畜，為了生繼而終日困在辦公室案前，直至有天拉開身旁抽屜，看到死去的自己安躺於雪白的木棉之中。「靈感是源於這城市，去年和今年這種荒謬和受壓迫的環境，很多人都無法消化，形成集體創傷。」 被救和自救 創傷以不同姿態呈現，有的是有溫度、有濕度的滿頭鮮血，有的卻是無色無味的狀態，但小巧留意到後者大多會被輕輕帶過：「我們通常會無視看不見的傷口，但既然你相信Wi-Fi的存在，為甚麼不能相信那個人傷痛的存在呢？」她形容正面的同行像互助委員會基金，需要時各人都能獲得所需的支援。與人同行雖好，但同行者也需要經過精挑細算，當對方說你比自己幸運，就是展開鬥慘擂台熱身賽的前奏。小巧的想法帶有丁點幽默，她笑言鬥慘不是負面的事，而是逞英雄的一種，自覺比較可憐但仍然活著。但鬥慘注定是沒有結果又白費力氣的，把悲劇主角接手後，又如何呢？她的鼻子能嗅出鬥慘的氣息，選擇遠離慣犯之餘，也嘗試體諒：「有時你把手伸出來，有人會把你拉下水。他並非故意，而是以為把你踢進水裡會比較好，卻不知道你不諳水性。」人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阿曦看過不少人把自己的經驗和成長背景刻成尺，用作量度其他人：「對一件事的衡量，不來自生命的長度而是密度， 年長的人不會因為比我們活得長，而更了解當下處境，因為那處境不曾在他身上發生。」 這次的拍攝，令部分人驚訝麥曦茵在說愛情事以外的能力，阿曦多次解釋，自己並非只針對愛情題材，而是圍繞在自我發現和自我療癒之間。所謂的自我療癒也能套用在逆境的解難上，看書放鬆也好，確實就醫也好，儘管同行者站在身旁侯命，所有決定都源自自己：「沒有任何事情只能依靠別人才能解決，也沒有任何事情必然由你一人面對，最終要視乎你願不願意被拯救，願不願意拯救自己。」沒有人比你更清楚傷口的形狀，小巧認為傷口毋需用力遺忘，只需要認真正視：「感冒都會變肺炎，傷口放著放著不會自己好過來。」她引用印度詩人兼瑜伽大師薩古魯的說法，人要學習的是原諒（forgive），而並非忘記（forget）。和傷痛共生，卻不容許它成為枷鎖。 信人 〈與人同行〉的末段，鏡頭拉闊，四個主角原來活於同一盒狀空間，釋懷地步出畫面，相信有人結伴的信念，是這個時代中必須緊抱的。創作正向，但被問及對城市的希望，二人一個長嘆一口氣，一個靜默了好一陣子。離開無邊際的創作國度，一下子都陷入斷了線的狀態，那個壓頂的烏托邦，都不是我們渴望的棲息地。先打破長嘆的是阿曦：「我們不敢說未來，不敢想像明天，但我對城市的人有希望。這個城市所有事情都在淪陷，只有邪惡和樓價是屹立不倒。」反烏托邦的電影情節出現在現實中，油價可以跌至負數，偉人石像都被拉倒。城市甚至全世界都叫人絕望，但她相信擁有相同遠景的人會自然地連結。讓她有著如此信念的，是2019年和2020年的香港人。在高壓下的適應力和抵禦能力愈來愈強，展示著驚人的進化速度。井上雄二告訴她，弱小不是要道歉的事，認知自己的能力所在，再不斷解鎖能力才是進化。她不忘笑著補充，她對香港人的佩服，皆因在磨難中仍保持極端的幽默，小巧來了個親身示範：「我以為今天已經夠絕望，不要緊，明天會更絕望！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因為香港人，而不是國金一期。」 在最壞的時代，我們可以無力地陷於泥濘，也因為幽暗才看得見發光的人。阿曦曾看過友人分享，去年底在街上掉了零錢包，零錢掉滿一地，路人在五秒內替他統統拾回。她估計在集體創傷後，大家的同理心都突飛猛進。她形容香港人是個具有反差的群體，挑剔、刻薄兼表面冷漠，但要集眾人之力之時卻又非常慷慨。「在好時代做個好人，比在壞時代做好人容易太多。我常反問自己，做好人是容易的事嗎？其實做個不算壞的人已經很難，要保持不壞已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她所定義的好人，必需的條件是擁有對身邊人的敏感度，以及分享的慷慨。在互助委員會中，把手上僅餘的麵包分一半，再喝點水，同行者才有機會雙雙活下去：「我們勝出還是失敗，還未有定案，但我會想見證最後的結局，想身在其中。」■ text．陳菁photo．Bowy Chan On 鄧小巧．Makeup．Leo TamHair．Wing Wong@ The AtticWardrobe．Atsuro Tayama On 麥曦茵．Makeup and hair．Tammy Au M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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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另一個Kenny—關智斌

 三寶顏（Zamboanga），城市位於菲律賓三寶顏半島，也是關智斌（Kenny）的出生地。當年父親投靠南洋親戚，在菲律賓開了餐廳，回港後為了養家，做過林林總總的行業。在Kenny眼中，父親吃苦的能耐異於常人：「他的能屈能伸似乎也遺傳給我，現在家庭成了我的動力，想讓他們過得舒適一點。」（Levi’s®️ Made and Crafted Utility Shirt）哪都走走 甚麼都做做除了菲律賓，父親也去過加拿大，在他的履歷上，隨口也能列出一大堆：水電技工、裝修判頭、的士司機、餐廳老闆、出口公司老闆，他形容父親就像是家裡的曾近榮，更懷疑如此萬事通是導致四姐弟成為生活白痴的源頭：換電燈泡要問、煮意粉要問，連紅磡如何避開塞車也要問。「他絕對是我的偶像，能屈能伸又懂得變通，上一代為了養家甚麼都會試。」母親說過父親年輕時是穿喇叭褲的飛仔，假設穿越時空，他估計自己是父親後頭的小跟班，祟拜地仰望眼前的巨大背影，一起到的士高見識世面。（BVLGARI Octo watch with mechanical manufacture movement, automatic winding and date, stainless steel case treated with black Diamond Like Carbon, 18 kt rose gold bezel, black lacquered dial and black rubber bracelet / Levi’s®️ Made and Crafted Utility Shirt）Kenny說，我們可叫他的父親作「大Kenny」，也許大Kenny的多元發展，也直接遺傳了給兒子。父親養家難，能給予姐弟們的零用當然有限，於是他放手讓兒子去做兼職，捧過薄餅、在便利店收銀、也當過售貨員，後來偶然接下雜誌的拍攝工作，工作四小時就賺二千元。除了多動腦筋去賺零用錢，也令他自學人際間的相處之道，個性也漸見圓滑，對十多歲的少年而言都是人生經驗。後來，他說要簽唱片公司，父母當時是有微言的，怕學壞、怕沒保障、怕不穩定，但反叛的他還是入了行，這樣就十七年：「我父母好的地方，是儘管提出心中意願，但到頭來還是會支持我。」（BVLGARI B.zero1 Rock necklace with 18 kt rose gold pendant w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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