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吳慷仁在金鐘獎台上接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致謝過團隊與評審以後，他為同業喊話，指演員都在等待一個被看見的機會：「我們需要的是多一點選擇，幫幫我們，我們可以更好。」事隔也不過幾年，不只台灣人看見吳慷仁，香港人看見他，東南亞的人看見他，世界的人也看見他。 去年拍完Netflix人氣劇《模仿犯》後，他直接把台灣的工作全部推掉。當中有5個月的時間，他選擇離開舒適圈，兩段時間分別到馬來西亞和香港，早早開始準備《富都青年》與《但願人長久》的拍攝。學殺雞、學手語、觀察公園阿伯、勘察戒毒所，這位台版的基斯頓比爾天天為難自己，刻意讓自己好幾個月沒有飽飯食，一下子瘦下20公斤。 「《富》與《但》對我而言很重要。當時我在台灣拍了很多戲，我一直期待著跨出舒適圈後會發生甚麼事。看似是非常辛苦的，一共四個月都沒有吃飽過，香港把戲拍完那會兒我只剩53公斤。」不過他辯指，他沒有不願放過自己，形容那些純粹是任性行為，拍完這兩部電影後是時候止蝕，又說：「不一定甚麼角色都需要我演的，我演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現在他的心態是：能夠早一點點回家就最好。 TEXT ．YuiPHOTO ．KaonSTYLING ．Calvin Wong STYLING ASSISTANT ．Chan Fung WARDROBE． DunhillVENUE． Mandarin Oriental, Hong KongSPECIAL THANKS． 香港亞洲電影節 @bc.hkaff 《富都青年》中你出演一個聾啞人士阿邦，少了講話這種表達方式，在表演上事前應該花了許多功夫，這算不算是你演過最難的角色？ 是很難，但我想不會是最難。《富》的準備時間較長，因為這部電影是在去年5月到6月的時候開始拍攝的，在那之前我就一直在台灣慢慢讀劇本及找老師學習手語。不同國家的手語都是不一樣的，像台灣手語就跟馬來西亞不一樣，所以當時其實是先初步了解一下手語動作的怎麼一回事。然後我早一個半月就到了馬來西亞，正式開始準備，去學殺雞、去上手語課。那時候甚至是特意選了非專業的手語學校去學，因為像戲中阿邦那樣的移工身份，其實他要摻雜很多生活化手語，而非專業手語。這都是跟導演討論後得出的結果。我們希望最後表演出來的大部分手語，可能是觀眾不看字幕都能明白大概意思的，例如「吃飯」、「沒有」、「我想」、「不想」，讓人家馬上懂的就最好。那在手語上有一直尋求別人意見，加上走戲跟讀本，所以準備時間很長。 那之後馬上就開始拍《但願人長久》，為何會答應接拍？ 《但願人長久》由導演（祝紫嫣）自編自導，所以我最初是從導演身上去理解這個故事。一開始看劇本我就已經很喜歡，真的很喜歡。開始閱讀劇本的那段時間，剛好是我爸爸去世的第七天，那天我爸爸要樹葬，骨灰埋在了樹林裡頭。回家以後，我就剛好收到導演發來的電郵。其實爸爸生前跟我的關係不太好，跟2007年那主戲裡頭的主人公幾乎一模一樣。這故事特別觸動我，所以才會答應接拍。在開拍前也一直在練習，因為語言上要突破是很困難的，就像我來香港要講廣東話，廣東話也非常難。即使是在香港待得再久的人，除非是非常努力去學習，以及不斷糾正自己的發音，不然其他人一聽就會知道你不是香港人。那對於《但》這個故事來說，也有點像這回事。 如何去準備《但願人長久》中的父親角色？ 我本身沒有結婚沒有兒女，老實說我也不懂為人父親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沒關係，戲中的爸爸也不懂。我有投放一些自己的想象，拍戲前我天天都去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去了之後就坐在公園看別人下棋、走路、休息。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沒有故事中的爸爸那麼老，就算畫了老妝，我角色也不夠把握，所以就試著去觀察、模仿那些阿伯的行為跟動作。好幾次我都是定了老妝，我穿著戲服直接就自己坐地鐵去的，開始用老人的方式走著路，在香港散步。那時候還戴著口罩，糊著一臉膠水，但也沒有人知道我。不過也沒跟人多聊，因為一開口聽到口音一定會覺得我怪怪的。那段時間我因為走路方式看起來很奇怪，而被警察臨檢過。那時候我找不到「變老」的方法，於是我能夠做的就是讓我自己一直瘦。所以當時從馬來西亞拍戲開始，我就一直消瘦，因為《富》也都有從健康到瘦下去的兩個階段，所以緊接著香港拍戲足足有兩個月，我都沒有一次吃飽過。 慷仁以往準備一齣戲，往往是挺極端的。你是不是一個不願放過自己的人？ 不，不是的。我其實常常放棄。不如說，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已經稍微有點不一樣了。這兩部電影就像是一個「停損點」，「再這樣一次、再這樣任性一次就好」的感覺。有時候那只是任性，不是不放過自己，人家覺得你不需要這樣做，可是你偏偏要；而偏偏要的原因，不是因為想要證明甚麼，而是用自己覺得對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這麼做你不會知道結果，可是你會相信你做了，當中會體會到一些事情，然後那些事情會成為接下來轉變的動力。去年拍的五部戲我全部都還蠻喜歡，從《模仿犯》開始，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詮釋類型片。《富》也是的，就是專心只做好一件事，總覺得會有一點不一樣。前面的10年，都不斷地讓自己看起來很精采、演的角色很精采，但其實只是一個過程，你不可能用那樣的方式持續走20年的，體力也不允許。所以接下來會慢慢的有所轉變。只是喜歡在這一段時間，給自己一個目標吧，做到這樣我就好。有時候就是這樣，不做我會後悔，可是做到了，就我自己知道。 是哪個具體的時間點改變的呢？ 哎。我老了呀！40歲的人就演40歲的角色，不會再跑去演年輕人了呀！總是會改變的。我對自己也比較諒解了，那算是跟自己的和解，告訴自己：「你努力過了，很精采了。」我自己覺得蠻踏實的，入行16年已經演過很多戲了。我們沒有辦法回到以前，就像以前的香港跟香港電影明星，一打開履歷可以爬過幾百部電影。演員是很被動的，你選我我就來拍；那如果你選我，我還可以做一點改變，我的被動就會有一種主動性，就是我主動去為了這個角色，去做一點改變。然後那「一點點」也許都不是被肯定的原因，正如變瘦變胖跟演戲好不好是無關的。對我來說，我覺得那是我想做的，那我就去做。 以往也經歷過好幾個階段性的心態轉變，以前訪問你說過，自己以前是比較憤世嫉俗，後來則平和一些；即使在演員身分，也有一種由「自我」到「共業」的反思。那現在的吳慷仁呢？他是怎麼想的？ 現在沒有甚麼好憤世嫉俗的了，能夠早一點點回家就最好。我想我現在有點累了，不過應該只是一時的。就覺得好像。不一定甚麼角色都需要我演的，我演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現在我看劇本，反而是會想這個角色適合那個誰，然後推薦給別人。以前有時間的話我都隨時可以演，可能因為叛逆吧，只要離某個角色愈遠，就愈想要靠近那個角色。可是現在我就不一定這樣想，不見得每一部戲都要演。如果有人花少一點的力氣就能變成那樣的角色，也許找那個人會一定會更適合。所以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征服某個角色」那種想法，我不會了，現在不會。 慷仁以往訪問曾說，好演員需要30年、40年，現在依然維持著這個想法嗎？ 那都是小時候講的話啦。人就是會不斷地改變。但我還是期望，導演和製作方多一點勇氣。是的，是他們，不是演員，我覺得很多演員本來就很有勇氣。他們都很想做改變，也樂於改變，只是不一定有人希望找他們去演一些以前沒看過的東西。讓人家覺得你可以，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因為常常會有人就說，「為甚麼不找我拍那個，為甚麼都找別人」，因為他們在別人身上看到了可能性。所以回到剛才之前的問題，我這10 年來就是為了這個可能性，才會那樣盡可能展現自己。那些不是因為你選我才做得到；而是我願意，我也做得到。你願意跟你做得到，兩者是有差別的。■ 原文刊於《JET GIFTS 2023》，書刊將隨256期《JET》免費附送。

大千世界聚少離多，宋人蘇軾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化解不能聚首的憾意。新生代導演祝紫嫣（Sasha）借了前一句，作為自己首部劇情長片的片名，居中離散涵義呼之欲出。 反而是英文片名《Fly me to the moon》，本以為與同名的爵士樂名曲有關，但原來取自彼思動畫《玩轉腦朋友》的情節，那故事圍繞主角Riley腦中的五種擬人化情感，當中講到掌管快樂情感的Joy，跟主角Riley童年的幻想朋友Bing Bong以火箭逃離記憶垃圾場。惟Bing Bong發現火箭無法乘載二人重量，故犧牲自我讓Joy逃離，留下一句：「Take Her To The Moon For Me,OK？」人間悲歡離合不盡相同，但那些渺小的柔情、期許與愛意，卻能把我們帶往月球。 text． yui | photo．Jamie 《但願人長久》導演兼編劇 祝紫嫣專訪 討厭第一次的茄汁 Sasha畢業於港大文學院，自小便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 2017年甚至自資出版過小說，在藝團與朋友間少量發售與傳閱。2018年，她又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那便是《但願人長久》（下簡稱《但》）的雛形。當時她一心投入文學創作，後來得到朋友鼓勵，以個人執導作品《林同學退學了》與《凪》參加鮮浪潮後，才慢慢對電影業燃起熱情，並正式投身其中。其實早在《但》之前，Sasha曾以另一部較為商業的作品參加「首部」。「第二年報的時候就覺得，如果只得一次機會拍，不如真的拍一部自己真正想拍的作品，於是便想到把那部短篇小說改編成劇本。」 《但》故事一對湖南姊妹，隨父母到香港落根。她們惶懼於移民身分，也疏離於吸毒父親，家庭與社會兩面都找不到落腳之處。角色設定取自Sasha個人經歷，她與故事中的妹妹子缺一樣，同樣是6歲從湖南來港定居。但說電影是其「半自傳」，又不全然是準確。Sasha坦言，故事九成都屬於創作，但局外人的感覺、童年的回憶細節，都是取自私人經驗。 「童年故事的部份用到比較多真實經驗，例如吃麥當勞，97年那時內地還未有麥當勞，真的是千禧年後才開始興起。所以買一個餐送一個玩具這件事，對於當年的我來說是很新鮮的。直到現在我都記得第一次吃薯條點茄汁那個味道，我是非常不喜歡的，甚至不理解為甚麼大家都愛這樣的食物。不過長大後吃，又沒有那樣的感覺。」除此之外，父親唱京劇武松打虎、羨慕同學戴卡通手表，都是真實的童年片段。 此外與電影一個最大的分別是，Sasha並沒有妹妹。劇本之所以加設妹妹子缺，是想要與子圓作出分別，呈現兩種不同的面向，但實質上那些面向都是自己。「每個人都會有幾個不同面向的。家姐同妹妹就是兩個不同的觀點，看她們如何與父親相處就能看出很大的分別。」成長環境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家姐會將自己遇到的不快，全歸根在不快樂的原生家庭；至於妹妹，我覺得她是比較聰明、比較理想主義的人，而一個理想主義者心中往往有許多的愛和希望。我想，家姐其實本身也是這樣的人，但成長過程接觸到那些人情冷暖後，讓她不像妹妹般可以以撒嬌方式應對他人。」 「北野武說過的，不論多大年紀，總是把怪責父母的說話掛在嘴邊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小鬼。當然，不是所有父母都是值得被原諒的，需要用原諒去框住自己，覺得這樣才叫放過自己。做人不需要大愛，只是到了為人父母的年紀，真的會突然明白為何父母以前總是板著一張臉。」直至現在，差不多到達媽媽當年生下自己的年紀，Sasha才能夠對母親的人生投放想象。「我們很容易將父母放在一個神聖的位置，忽略他們都是一個擁有喜怒哀樂的普通人。如果能夠早些接受父母與我們是在平等位置上，或許雙方都會更容易溝通。」 跟精英班同學做project 能夠順利完成作品，除了眾多的台前幕後人員，得提起兩位業界大前輩的名字。 一位是負責剪接的張叔平。Sasha坦言，本身由她剪出來的first cut較「迪士尼式」，情感起落的計算相當著跡。「我的處理會比較煽情，而叔平剪接上的處理則比較冷靜。無論寫作還是電影，我都認同確實要避開過於煽情、自我感動的部份，帶著意圖去打動觀眾其實不太好。現在叔平的剪接版本是較為抽離的。」 據指，原本《但》2017年的故事綫大部分都是描寫子圓與小宇的故事，但最後考慮到故事或會失焦故狠心放棄。而結尾也不是現在觀眾會看到的模樣，原本是以主人公的夢迴童年去作結。而現在在張叔平的剪接下，把父親回眸的鏡頭接在了後段，最初劇本上並無這樣的安排，但最後此幕卻為故事留下餘韻，甚有日本導演是枝裕和作品《橫山家之味》的影子。「那一幕其實原先不在這個斜坡的位置拍攝，而是一條平路來的。後來發現這道斜坡，還真的讓我想起了《橫山家之味》那道斜坡，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更恰巧的是，那個場景的背景能夠看到香港公屋，簡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場景。」 另一位是監製關錦鵬。「他和Jun（李駿碩）都是好出色的導演，他們好理解我到底多想保護自己的劇本。」Sasha不只一次在訪問中提到，欣賞關導為人處事謙厚，即使他已經拍過許多膾炙人口的電影，她從未在對方口中提過一句「當年勇」。反而在跟關導相處間，她能夠感受到一種沒有輩份之分的平等。兩人的合作，依她的形容是「跟精英班同學做project」。 不過雙方還未熟悉前，Sasha一開始其實有點怕關導，因為對方幾乎每天都會陪同她在現場跟拍，多少有些被監考的感覺。「想來，關導是在用他的方式去保護我這個新導演。每次他在的時候，現場的氣氛總是很不同，大家也會打起12分精神。」簡而言之，關導就像為她打了一支強心針，只要對方在，場面就穩陣。她又回憶有一次，要跟關導一起受訪，關導早早便到場。拍攝時眼見工作人員一人行動相當狼狽，關導還主動落手搬走礙事的沙包與公告牌。 「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傳說中的關錦鵬或傳說中的張叔平，是他們以才華去展現及說服給我看到，他們是有多了不起的人。」而她自己也在這次拍攝中獲益匪淺。「就算自編自導，也不要太強勢地保護自己的東西，要隨時歡迎接納新的建議與看法。」她笑指，有一場戲就是被臨時演員「捉蟲」，才發現有錯漏。「就算有多熟悉自己的劇本都好，都總會有些自己看不見的東西。」 野百合的春天 早於11月的時候，《但》入選東京電影節的「亞洲未來」單元。劇組一同出席全球首映與問答環節，席間有一位內地觀眾向Sasha提問：你覺得自己是哪裡人？「要解釋自己是哪裡人甚麼人，簡單的話大概三個字可以答完。但要是深入思量，我覺得是很難說得清自己屬於哪裡、或者說家園是在哪裡的。對，我是香港人，但我又覺得自己跟許多的香港人不同。」 她在放映會中為那位觀眾留下的答案是：一個人死後想埋骨於哪裡，那裡便是家園。 「是哪裡的人，家園在何處，那可是窮一生的命題。」她續説，「我會覺得構成『家』的本質，好大原因是跟『人』有關。小時候我每年都會回鄉下拜山，在我的家庭教育中，清明節跟過年一樣重要。所以那時我總覺得，自己也有一天會回到鄉下，死後會埋在這裡『落葉歸根』。但隨著長大，我身邊的人都在香港，而現在的家鄉，也跟我印象中的家鄉也不是同一個地方了。而好多我喜愛的人們，都不在那個地方，那片樂土或者只存在於我的回憶當中。所以家園對我來說，真的是人在哪家就在哪。」類似的問題，Sasha也問過自己的母親。「媽媽比我更晚來香港，大概40歲才來，我老常想象她會覺得難適應。問她想不想回內地，她也是說：如果親戚在的話就回去，如果已經都各散東西的話，其實邊度都一樣啦。」 回到《但》最初的起點，Sasha說過，自己最開頭開始寫《但》的短篇小說，是因為不知哪來聽到一首歌的歌詞，裡頭唱著「老家的野百合開了嗎？」她心中對老家的想念不知為何油然而生，希望把這句詞寫成小說。但最後野百合沒有寫進小說中，反而野百合是用在電影中，作為一個重要的情節。 那句歌詞是出自房東的貓的〈八月十五〉，恰好也是寫在「月圓」的中秋。曲子裡頭對著遠方的故鄉，重複提問著「我的野百合開了嗎」。忍不住翻查一下，原來野百合是生命力特別強的花，從高山到海邊都都能夠生長，只消一些春天的暖意，野百合便能夠四處開花。■

或者你未識FINALLY，他們四個是來自YouTube頻道Pomato小薯茄成員組成的男團，分別有程人富（Chorus）、「阿J」關浩傑（JPG）、「肥蚊」姚澤汶（Fatman）及「朱Mic」朱柏熹（M.I.C.）。 或者你未識小薯茄，截稿前的YouTube訂閱人數為55萬，創立七年來共有接近1,100條影片，累積播放次數逾兩億次。 或者你未知道世界經已改變。FINALLY已經殺入過ViuTV音樂節目《CHILL CLUB》，甚至上了紅館做尹光演唱會嘉賓表演。今年12月，他們出歌〈終於出歌〉，又聯手參演舞台劇《FINALLY OK》，深信一切都會finally ok。 Text: Nic Wong｜Photo: Oiyan Chan｜Hair: Marco Li｜Makeup: Hulda Tsai｜Wardrobe: Mood Lab by Lorraine｜Venue: deHUB 用嘴巴說話 用眼睛看吧 用耳朵去聽我們說話 〈終於出歌〉FINALLY 去年成軍的FINALLY，合體時一直只拍網片《FINALLY嚟喇》，期間找過張敬軒、蔡健雅品評歌藝及取經，獲COLLAR成員Gao及Marf教跳舞，直至最近終於出歌，歌曲名為〈終於出歌〉。歌詞頭幾句是：「用嘴巴說話 用眼睛看吧 用耳朵去聽我們說話」，只要用嘴巴眼睛耳朵就會感受到玩味十足。 FINALLY看似玩玩下，的而且確，他們在唱歌跳舞方面是玩玩下，一反平日追求專業歌手男團的形象。第一隊長Chorus說：「我們絕對不是專業歌手，但我們是專業搞笑藝人。」第二隊長JPG說四人合體就會多了一份勇氣。「每次拍《FINALLY嚟喇》都有難度及尷尬，如果自己一個人做，通常未必做到，但四個人一起做，就覺得一定要完成這件事。」 三尖八角做男團，得唔得㗎？ FINALLY黑粉「反NALLY」 第三隊長Fatman表示，FINALLY會訂立不同目標「人家覺得，你們得唔得㗎？三尖八角做男團，得唔得架㗎？但我們會咬住牙關嘗試一下，讓大家看一看，去到最後，表現未必完美，但都會完成到這個task。」唯一隊員亦是唯一的顏值擔當M.I.C.就說：「沒錯，我們會交出我們的100%，總之四個人合體，就會呈現出挑戰精神，就像舞台劇的主題一樣，遇到甚麼事情，最後都是FINALLY OK。」 成軍一年多，FINALLY在今年底來個大躍進，終於成功出歌，也親自掛帥伙拍小薯茄女神阿冰演出舞台劇。對於先有歌曲，還是舞台劇，四人隨即產生分歧。「有歌先！」「不是喎，有舞台劇先，應該⋯」「組團開初已經想出歌⋯」「你唔早講？」吵吵鬧鬧之下，就由第一隊長Chorus一錘定音：「我今日向大家宣布，我們FINALLY一直想做歌，可惜一開始沒有想法也沒有資源。至為何有成員說先有舞台劇，就留給JPG說說。」 身為第二隊長，JPG終於有個人表演時間。「年初我們已提過想搞個舞台劇，事緣去年小薯茄6周年騷，有一環節是FINALLY表演，反應非常之好（M.I.C.：只是我們覺得），所以上次舞台劇導演就提議我地四個演出舞台劇，而今次亦是同一位導演執導。」 我們主要是不擇手段令自己爆紅。 FINALLY第一隊長Chorus（程人富） 無論出歌還是演舞台劇，FINALLY的目標同樣清晰。Chorus說：「主要都是不擇手段令自己爆紅，出歌是表演形式，拍片始終很難令人日日睇，但歌曲可以日日聽，無限loop，非常入屋。」JPG補充：「那樣就可以去人家的婚禮、演唱會，又可以登台，賺些車馬費。」Fatman進一步補充：「出歌可以拍MV，又有製作花絮，一首歌有兩條片，幾抵。」M.I.C.再補充：「我沒有進一步補充了。」 FINALLY四子重提當日錄音，表示各人第一日錄音的表現都很平均，即是平均地差，就連歌曲監製都叫他們不要太緊張，他們終於醒覺那首歌要開心。Fatman說：「現在大家看到我們唱歌及跳舞，都不是100%水準的頂峰，這就是FINALLY的挑戰，看看有生之年會否達到100%的水準。」M.I.C.承諾眾人一直會追上去，Chorus則再次一錘定音：「希望讓你們知道，永遠不會有頂峰，只有不斷的追求。」 至於今次舞台劇，FINALLY將會一人分飾幾角，演出不同故事，可能是《西遊記》，可能會扮演一舊屎，可能演戴綠帽的男人。「小薯茄平時比較合家歡，但看FINALLY就可以看到曳一點東西，可能我們會講粗口呢。」他們笑言現階段還未清楚會演甚麼，只是肯定不會騷肌，因為正值冬天，所以他們都很錫身。 我們不敢說是專業歌手，卻是專業的搞笑藝人。 FINALLY 成功推出〈終於出歌〉後，FINALLY已經衝上《Chill Club》跳唱新歌，亦與另一男團P1X3L合唱過招。隊員M.I.C.分享未來目標：「甚麼舞台我都想去，例如紅館、倫敦O2、Summer Sonic。」在旁的Fatman和應：「MAMA、Super Bowl也真的想試，幻想Snoop Dogg就在我們旁邊。」JPG豪言：「他們敢膽請我們，我們就夠膽地去挑戰。」Fatman深信有朝一日大會邀請FINALLY的話，他們的水平已提升不少。Chorus則半搞笑半解圍：「希望各大盛事保持地位，否則邀請我們的話，會給人感覺他們沒落得好厲害。又或者當他們沒落，我們又同時進步呢！」 最後問到，有否擔心FINALLY會成為被搞笑耽誤的男團？Chorus甚有隊長風範地回答：「搞笑是FINALLY的首要目標，也是武器。搞笑不會耽誤我們，而是我們的核心。我們不敢說是專業歌手，卻是專業的搞笑藝人。我希望令大家接受到FINALLY的幽默，由始至終我們都是來搞笑，電影唱歌都可以，任何表演形式都可以有FINALLY去玩。」 給你們一個FINALLY終極目標，希望「終於XXX」？ Chorus：本身自己一個人，不太可能主演舞台劇及出歌，但現在做到了，就想大家了解到四個人也可一起參與電影，FINALLY「終於拍電影」。 JPG：「終於上太空」都幾好，我自己一個上太空未必好玩，但如果作為第一隊男團上太空做直播就正了。衝出世界，衝向宇宙。 M.I.C.：「終於搞大騷」！我希望可以在幾萬人的場地做騷，雖然可能是遠大目標，但很想四個人一起做娛樂大騷。 Fatman：如果四個人「終於開餐廳」都不錯，米芝蓮固然好，但如果能做一些平民貼地式餐廳，價錢不算高檔次，只是吃炒飯喝凍檸茶，聽我們的歌，看我們的海報，我們間中更會到水吧幫手，因為FINALLY給人感覺很貼地，大賣香港情懷。

早於2003、2004年的時候，黃衍仁與廖偉棠就在社運圈子裡頭相遇相識，也是差不多的年日，衍仁從原先與導演林森在「八樓」組成的樂隊畢業，開始屬於他的音樂。2005年，他將偉棠《灣仔情歌》放在音樂中，而那之後，他的音樂就與香港文學、香港詩歌結下不解之緣。 與衍仁談話之際，他正身處台灣，跟當地的再拒劇團排練兩部劇目。而其中一部，恰好又是與偉棠合作的詩劇，曾於2020年台北詩歌節就上演過的《說吧，香港》。「裡頭有15首詩歌，是組詩來的，詩歌回溯香港的歷史，由200年前寫到2020年。」但一如這個城市許多人的事物，這個關於香港的故事，香港並不會上演。 text． yui |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自我與世界 黃衍仁有許多的「名字」。早十年，別人稱他是「社運歌手」；再到幾年前憑著為《窄路微塵》、《濁水漂流》等作品配樂打開知名度後，他又是「電影配樂人」；文藝媒體對他的形容最有趣，稱他為「吟遊詩人」，皆因他不少樂曲都是來源自城市詩、本土詩。不過他本人對於這些稱謂一如以往的拒絕，強調自己不過音樂人與演員，詳細一點的話就是創作歌手、配樂人以及演員三個身分。「我不太明白吟遊詩人是怎麼樣的。不過我大多音樂作品都很受香港文學啟發，也因為受到這些詩的刺激，而開始推敲可以如何去寫歌。我不算讀過許多的詩，但某些詩人卻會重複去閱讀、被啟發。所以只能說，我跟詩的距離是接近的，之於詩歌也有自己的偏好。我稱不上是吟遊詩人，我只是一個會將詩拉進音樂裡頭，然後音樂裡頭又會往詩去靠攏的音樂人。」 樂曲歌詞富含詩意，亦不能讓他自覺能以詩人自居。「如非寫詞，我跟文字的關係並不多。詩人用更多時間心力去以文字媒介尋找一個與世界溝通的一個邏輯，或者有時候是用文字去做一些實驗。但我不是的。當然，當我唱的時候會用力思考與感受它，但要以文字作為顏料去鑽研、建構一個世界，我是極少處於這樣的狀態。」於他的定義中，詩人需要處於某種「無時無刻」的狀態：「詩人是一種自我的身分更多。譬如說，我自己是音樂人，我的耳朵不會停的，並不是聽音樂的時候才是音樂人，而是你去到某一間cafe聽到鐘響，你都會去考慮音樂這件事。所以我想，詩人也是不會停的，他們會在物件空間互動中間看到那些字句。而這已經是一種生活狀態，或者自己觀看自己的一種身份。」 廣闊與微細 正如衍仁所說的，他的音樂受香港詩歌很大的影響，也有許多歌曲是以詩入樂，包括廖偉棠、飲江、陳滅、曹疏影。「像看陳滅的詩，他會反反覆覆講香港的街、香港失去的事物，或者是抗世裡頭會產生的情緒，或者去反對世界上許多既定的東西，又或者去寫反抗本身這件事。而偉棠則會去梳理許多香港的歷史，過去現在的一些意義，無名人士的一些記載，對他們有一種凝視與深思。這些都是會觸動我的東西。」 有趣的是，衍仁的作品中雖然時有面向群眾的對話，但同時具備私人性。「我一向都覺得，所謂廣闊的意義或者社會性的事物，到達某一個層次以後，其實都是等量齊觀。個人感受事實都是從社會而來的，即使是面對著千百萬人，其實都會回歸到個人的感受，你的身體，你的汗水，你的憤怒或抑鬱。這都是我對自己作品的期望，能夠把最廣闊與最微細的混合或轉換。我們可能要隨時對詩保持敏感，因為今日覺得不好，某日時間對了，又可能會覺得好。」所以對他來說，好詩壞詩是難分難解的，有主觀的面向：「如果以音樂來做比喻，就正如有些音樂未必很動聽，但你會覺得它表達得很真誠，好像把心掏出來似的，那就已經很好；或者有時是相反的，技巧犀利，但裡頭其實是虛偽的，我就會覺得不好。」 城市與城市 不論是因為全球化，抑或是社會離散的理由，地區與語言幾乎不是一種限制或分類，去界定詩的歸屬。「如果有人用菲律賓話去寫香港，那肯定也能是香港詩吧。也有流亡與移民到不同世界角落的朋友，他們的想法跟現在在香港的感受是有聯繫的，甚至那種「斷裂」，也可以是一種聯繫與關係。就好像《尤利西斯》作者James Joyce那樣，他也離開了自己的國家，然後在回憶自己的國家中寫作。這年代許多定義都會動搖，我覺得詩人好努力去建構，或者去不斷提醒我們，有一個更加深層的事物以詩的形式出現，而身處這個快速的時代，這些都好容易被忽視，或者遭誤會不過爾爾。」他續說：「所以無論AI如何進步，如何將詩寫得更加難辨認，要是這種情況下都能把它們指認出來，那詩在我們內心便會更加珍貴。」 但科技不是我們的敵人，衍仁認為專注力的缺乏才是。「我們太快想由一件事跳去另一件事，太想一件事掩蓋另一件事，這是讓我們生活變得淺薄的原因。」而至於大環境的迫力，他到台灣後，則有其他的反思：「身處台灣去觀看香港，是有不少衝擊的。我們在香港看到許多被消失的事物，就用盡方法去抱緊它們，去守護他們。但早陣子我在想，我們會不會只顧著守，而失去心力去創造，未必是為政治服務，而是單純製作一些瘋狂事物。」還有一點，是心態上的反思：「另外一件事最近我在反思的，就是別被社會的氣氛限制了生活與創作。我覺得創作者是有責任弄些新事物出來的。無論大環境多不好，我們都要說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氣氛出來，去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其實我們的生命是可以有意思的。」 或許也像衍仁所說的，要做到解放，就必然要經過對痛苦的凝視或直視。「我認為人沒有深思與凝望那些痛苦，是不會得到自由與解放。」放棄說故事，我們便在歷史中迷失。

爬上上環陡峭的樓梯，遠遠便看到見山書店的閣樓窗子半掩著，一隻手擱在窗框，煙霧悠閒飄向外面。燦然一如紀錄片《詩》裡面一樣，幾乎煙不離手，戒過兩次，但終究還是把煙抽到60歲。至於偉棠，自兒子出生後，就一直維持著慈父的形象，但踱步時，看到好玩的藝術裝置，紀實攝影師的名銜馬上又回歸身體。 燦然與偉棠年紀剛好相差一輪。過完冬天，一個六十一個四十八，皆處於普通人的歷變階段。偉棠自言心態依然少年：「我認識燦然的時候，他比我現在還要年輕，只有三十幾歲，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但現在想來，那時候的他好像比現在的他還更 成熟，印象中的他一直都是很老成的詩人。」燦然說：「但我告訴你，到了某一個年紀，我想大概是我50歲左右吧，發現好幾年不見的朋友，頭髮竟全都花白了掉光了。 然後44歲、45歲的時候，好像突然迎來一個階段，近視變成老花；然後再到50歲， 五十肩又真的找上來。」縱然正慢慢老去，燦然又覺得，詩人身分總能讓他比平常人多活一輩子。「普通人的職業終結是等同生命終結的，但對於創作著來說，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偉棠點頭稱是。 就是這樣一個颱風後的晴天，香煙與濃茶相伴下，兩位詩人由詩談至詩人，又由自己談至城市。 text． yui | photo．Oiyan Chan （黃燦然：黃 ｜廖偉棠：廖 ） ｜燦然幾年前「經濟流亡」長居深圳，而廖偉棠也在2018年移居台灣。香港算不算你們的「根」？ 廖：香港依然是我的根，這有三個條件，一是我的爸爸媽 媽尚在這裡。二是我的主要藏書尚在這裡，我在香港租了 一個地方去放書。一開始我捨不得花錢租地方，但後來發現我很依賴我的書，書在哪裡家就在哪裡。如果有朝一日我把書全取走了，或許我真的不再回來。還有最重要的一 件事是語言，即廣東話，即使廣東省也有廣東話，但香港才是保存最多廣東話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財產或遺產。作為一個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母語所在的地方就是故鄉。 黃：離開香港源於很現實的經濟考量。如果你自己不是本身有房子的話，你每個月甚至要花至少一半的工資去安排 一個容身之所。這個代價太大了。二來是我翻譯英文書， 要讀英文書、買英文參考書，是成本相當高昂的一件事。 詩人可能半架子的書加一張床就可以寫詩，但翻譯是不行的。所以住在鰂魚涌的那時，我的家也有六百多呎，而且在太古城旁邊，也算是半個中產人士（兩人大笑）。有一次我去台灣看到林語堂的別墅，我覺得我就配住那樣的別墅，為甚麼我那麼窮？但作為一個詩人，我又不會去想這些，但翻譯我就覺得住多大多豪華都不夠，消費非常之高。 ｜寫詩是種苦行抑或是種解放？在現代定義中，詩人是甚麼？ 廖：當然是解放，寫詩是自由的。可能許多人一開始寫詩都會覺得悲苦艱辛，因為缺乏一些技巧上的磨練，但是我又會覺得如果打從一開始就感受不到寫作快樂的話，那我寧可你不要寫詩，甚至是這輩子都不要寫。因為詩相對於其他藝術文體，寫作過程那種快感是非常強烈的，因為你在挑戰你的語言極限、你對世界的感受力去到哪裡。 我會覺得詩人是種專業，或者說是事業。寫小說的人，工作也是可以量化的；但寫詩不會量化，詩人可以一整年都不寫詩，也可以一年寫100首詩。就好像燦然《奇蹟集》 裡頭寫的，詩給你的報酬是你意想不到的。我小時候特別崇拜那些冒險家，但這時代我做不了這件事，就在文字上當冒險家，依然是刺激的。 黃：我覺得苦行與解放未必是選擇或者相對立的。寫詩有 一種精神意諦在裡頭，追求自由是最重要的，比起「解 放」更甚。講具體一點的話，我覺得詩人能比他人多活一輩子。普通人的職業終結某程度上是等同生命終結的，但 對於創作者來說，「職業終結」只是一個新的開始。所以 那是不會受到時間、空間或者社會觀念影響的，你可以同 時有兩個不同種類的生命存在及並行。 ｜現代人面臨最大的敵人是甚麼？ 黃：我不會去想這麼大的問題。有點無厘頭地回應的話， 大概現代人最大的敵人，就是現代人自己。 廖：這個時代我們會有許多面孔許多樣貌，而在虛擬世界 我們都在和應著這種扮演，每個人都在表演。100年前詩人或有種叫面具的寫作方法，透過扮演不同的人，去找出最本真的自己，但那種扮演與現代的扮演是兩回事。現代我們已經習慣從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譬如說在社交網絡 上，我們有所謂的人設，某時候要表態某時候又要應務一些議題，其實會慢慢忘記本質的自己。但詩是去強調你去尋找本質的自己，不論你是甚麼階層或政治立場，我們都把真實的自己遺忘得頗厲害，或者不願去面對他。這是為甚麼我們常常很容易被詩打動，因為詩人要勇敢地講出真實，即使那是悲哀且殘酷的。 ｜燦然說，詩是一種你一虛榮便會消失的東西，該如何去理解這句話？如此想來，是否愈純粹的人便愈能把詩寫好？ 黃：其實也不是絕對。初初寫詩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甚至可能不會寫詩。一開始看到好的詩，想要成為某一個大 師，你會想去成為對方，也是需要某種虛榮和野心。但當 可以實現野心的時候，或者也是最應該要停下來的時候， 有才能的詩人應當小心，我們看過太多一下子膨脹的人 了。 廖：或者詩神是有道德潔癖的，如果你想利用詩去打撈那 些詩以外的東西，祂就會覺得你心術不正，你也寫不出純粹的詩。因為詩其實在所有的藝術裡頭，相對上是非功利性的。你有功利心就會被污染。被污染的詩，讀者一下子就能看出來。別想靠小聰明可以去做一些狡猾的詩。 ｜好幾年前內地社交網絡興起過一堆兒童寫的詩。剛才說到詩的純粹，小朋友用的眼光應該是最純粹的，是否真的愈純粹愈能寫好詩？ 廖：不一定的。這個純粹，我想頂多只是一個動機上的純粹。但當你具體寫作的時候，尤其身處現當代，本來已經很複雜，如果你在這樣的一個複雜時代，假裝自己纖塵不染，不過是自欺欺人。反而是你要去動用到你的能力， 去應付時代種種複雜的面貌。無論你如何去躲避，時代還是會撲面而來。你可能說，要有赤子之心，但是這個時代赤子之心是容易被人利用的。所以當你的敵對面如此的強大，你的心也需要很強大。所以，並不是說我回到兒童狀態，就一定會寫得好。 這也是為甚麼，近幾年我們常讀布萊希特，布萊希特是尤其誠實的人。在當時的德國，一片修羅場般的時代，他書寫歐洲。沒有天堂在人間，那他就去寫煉獄一般的人間。 黃：早十幾年我也試過做詩歌比賽的評判，有小學生有大 學生，已經覺得小學生寫得比大學生還好。而且評選小學 生的詩也沒有太多斟酌，作品是顯然的是清純的。但純粹 則不同，它是很脆弱的、是需要保護的，它根本就是大洪…

「HKAFF香港亞洲電影節」日前落幕，細心留意的話，周漢寧參與演出的頻率很高，兩套本地開幕電影節《白日之下》及《年少日記》，他都有份演出，閉幕電影之一的《填詞L》，他亦客串演出一角。從今年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這兩年間拍下至少9部電影，還有部分有份演出的電影仍在排期上映，就在他的28歲生日，回顧他近兩年的演出。 周漢寧2018年於香港演藝學院學士畢業，主修表演，畢業後先於舞台劇演出，亦有參演電視劇，其中2019年ViuTV劇集《教束》飾演「莊子」一角為觀眾認識。早於小學二年級，他已為《麥兜菠蘿油王子》電影主唱插曲〈教我如何去小便〉去年亦為電影《緣路山旮旯》主唱片尾曲〈Melanie〉。 近年參與不少電影演出，周漢寧今年憑《燈火闌珊》獲提名金像獎最佳新演員，這兩年參與過的電影包括：《白日之下》《年少日記》《填詞L》《不是你不愛你》《全個世界都有電話》《心裏美》《深宵閃避球》《送院途中》《爆裂點》等。 《白日之下》明仔 「這是一部好有火、好有使命感的作品，一看劇本已覺得寫得好好。雖然我不是完全飾演真實事件的角色，但當中有真實人物可作參考，起初演出時壓力很大，擔心自己能否表達到他的感覺，能否承受他的痛楚。演繹這種以真人為藍本的角色，原來有這種感受，《白日之下》這趟旅程對我很重要，加上我演戲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演到這種具有強烈感受及改變世界意圖的作品，所以《白日之下》是我自豪及感恩遇到的作品。」 《年少日記》蛋糕 「蛋糕是一個經常被欺凌的角色，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tough的人，將脆弱一面收得好埋，時刻表現堅強地保護自己，即使家庭對他不好，他仍然選擇盡力保護自己，外表擁有一層佈滿刺的鎧甲，令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加上他有單邊耳朵弱聽的設定，我也嘗試代入聽障人士的世界。」 《填詞L》萬人迷William 「電影中我只有一兩場戲，卻很深刻及搞笑，當中我要演繹一個萬人迷，亦即是讀中學時覺得好有型的那些band友。最搞笑是，我與ANSONBEAN一起演出，但竟然是我負責演萬人迷的角色，而非ANSONBEAN。當然這是喜劇，但我沒有用喜劇方法去演，反而真的說服自己好有型，配合昔日的『飛輪海頭』，有種認真做戇居事的感覺，亦嘲諷當年中學覺得好有型的風頭躉，今天看來其實很好笑。老實說，我真的好努力地演ANSONBEAN旁邊好有型的角色。」 《燈火闌珊》李登龍 「角色名為『李登龍』，取『燈籠』的諧名，我認為是發光的意思。他是我第一次主演的角色，表面看似輕鬆，但內裡卻是個好沉鬱、好有故事的角色，也是一個手藝好叻的人。說實話，我本人不懂得做手工，但要演一個手藝好叻的角色，於是我找了好多方法接近這個角色，加上認識了霓虹燈師傅教我如何製作霓虹燈，成功在他身上找到匠人精神的感覺，所以這是個很新鮮亦很喜歡的角色。還有，我為了角色努力減肥，當時真的超級瘦呢！」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阿檸 「電影中我飾演一個電腦黑客，為角色做了不少功課，其中就是認識Dating App是怎樣的一回事，也因為拍戲而親身試用，我相信好多好寂寞的人、沒特別企圖的人，都想找人聊天解悶。不得不提，這個角色也是我第一次展示咸濕的一面，當然我覺得那個角色不是咸濕，只是個孤獨的人，開始一段尋找愛的旅程。」 《心裏美》曾志傑 「過去我拍劇拍戲時，總是演一些很悽慘的被欺凌角色，這一次卻是由我去『蝦蝦霸霸』，過程十分過癮。那時候更與一些大學生一同演出，整個氣氛好開心，同時與Jennifer余香凝一起拍攝，後來也有穿校服前去謝票，想起來都好青春。」 《不是你不愛你》花園街飛仔 「就在這部葉念琛導演的電影中，我演繹一班花園街飛仔之中，最怕事最細膽的一人，也是最弱最需要照顧的角色，但突然間要他負起責任，不懂得如何面對，所以無力感好重，也是好迷茫。我好喜歡這個角色的轉變，亦是那個由男孩被迫領悟到成為男人的那件事。」

讓我歡送18，整個18，寫進日記簿，即使以後很平凡，這一節亦美好。 〈十八相送〉SHINE 日記這回事，現代人未必會寫，但每一筆每一劃確有著一份溫度，記下當時的喜怒哀樂。卓亦謙、盧鎮業同樣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他們讀書期間有同學突然離去，記憶揮之不去，最終促成了相近題材《年少日記》，前者是編劇與導演，後者則演繹主角鄭Sir，一邊發現班上有同學寫了遺書，另一邊廂翻看一本少年日記。日記還是遺書，其實都是一趟與自己最赤裸最坦誠的對話。 Text: Nic Wong｜Photo: Ho Yin｜Hair: Oscar Ngan (盧鎮業)｜Makeup: Vic Lai (盧鎮業)｜Wardrobe: VO-YAGE  (盧鎮業)｜Location: Regent HK 人最大的煩惱真是記性太好。卓亦謙就像《年少日記》的主角那樣，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揮之不去，畢業作品與大學同學突然輕生有關，到後來參加首部劇情長片計劃，拿著替其他導演所寫的劇本參賽而失敗，再思考自己想拍的內容，最終寫成《年少日記》獲資助拍攝首部劇情長片。 盧鎮業是卓亦謙的大學同學，他表示當年同學的突然離去，至今大家仍有再談及此事，但《年少日記》是全新故事。「我們之間的共同經歷，一直存在於我們的關係中，只不過我們不需要再說，今次卻想說甚麼？」籌拍《年少日記》的時間不多，他對片中角色「鄭Sir」的模樣很模糊。「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質感的人，但是他的外型是怎樣？說話節奏是怎樣？其實我不太肯定，我只知道這個人就是木木獨獨，不懂得表達自己，內心有很多創傷，然後他有很多事情是無法克服的。」 盧鎮業多看幾遍劇本，慢慢發現自己認識了一個新朋友。「鄭Sir以前是怎樣的？現在他的朋友又是怎樣的？這些經歷我能共情，我自己有教書，也不是一個很擅長表達自己的人，所以那個木訥我是明白的，然後很想跟這個朋友一起經歷關於他的創作。」電影拍攝期間，他在沒有拍攝通告的日子，同樣去到現場探班觀察，譬如來到拍攝小孩角色的家居場地，真實地看到發生了甚麼事，用視覺聽覺來組織那些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有記憶，而記憶是很碎片式的，藉著視覺、聽覺或其他感官的東西，印了下去就很深刻，而不是單靠想像出來的。」他會躺在童孩角色的床上，走到書桌位附近看看窗外的風景，又會去其角色小時候父母（鄭中基、韋羅莎飾演）的床上躺下去看看天花板。」無論之後的小學、中學、初戀情節，就算沒有他的場面，他都會到達現場感受氣氛，讓那些感覺承繼到他之後的演出。 今時今日，你我避不開科技，而穿插《年少日記》的重要物件，卻是最傳統的紙筆紀錄：一本日記和一封遺書。卓亦謙說，華人社會的自己和最親的人不會坦白內心，只會透過一些載體，將最坦誠或最痛苦的事情告訴給對方。「好像我平時跟家人也不會很親密地傾心事，華人社會的傳統不是這樣的，不像外國人開口埋口都說『I love you』或給予一個擁抱，因此我也要應用於角色之上，於是開始創作：究竟梓樂（童孩角色）有甚麼動機要寫日記呢？」角色之所以會寫日記，全因他聽說寫日記的人會變「叻仔」，他很想變「叻仔」，還聽到校長不時會看看，因此他便開始寫日記。「其實在我們的成人世界入面，那些『吹水』未必是真的，但小朋友世界很單純，所以他才開始寫日記。又或者，他與毛公仔自言自語，最終代表的是同一件事，皆因家中沒人跟他溝通，他只能自言自語，或者覺得某本漫畫的說話能夠鼓勵到自己。」來到人生最後的「遺書」，其實原理也是一樣，同學本來寫了這封遺書後，沒打算要給別人看到。「他都扔掉了，不過是一種自言自語。」 有時候懂得自言自語，總好過沒有坦誠地與自己對話。盧鎮業坦言自己拿起筆寫字真的很少，即使有的，也不是寫給自己的。卓亦謙笑說過去中學有寫Xanga，但是工作日漸繁忙，根本沒有了這一部分。「我反而覺得寫這個劇本，就是與自己對話。我的確很需要一件事去整理一下自己，或者跟自己說說，而劇本就是這件事。平日很忙，回到家中只想睡覺，或者大學時愛看各式各樣的文藝片，但出來工作後沒精神了，或者看一部如《變形金剛》等一些完全不用腦的東西，從而有助睡覺，已很缺少時間去整理自己。」 電影其中一個點題的反思命題：我們能否做到小時候想做的大人？盧鎮業先答：「隨著年紀漸長，好像忘記了自己年輕時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大人，記憶很模糊，究竟我做到還是做不到呢？」他不諱言，這幾年來開始已沒有那麼多前設，開始沒有想那麼多。「近幾年的感受是尊重每一個當下，承認每一個當下有其限制，以及處於這個限制下你能做到甚麼。」卓亦謙則記得小時候「我的志願」是想做玩具設計師，但當時不受老師及同學認同而大受打擊，以致自此不敢再想這件事。「小時候想做玩具設計師，是因為嫌棄玩具及卡通片上色不漂亮，很想重新設計，到了長大後，現在我是做電影的，性質上是有點相似。」或許大家只好改變一下想法，不必想得這麼多，小時候想做的大人，不用寫日記，也不用寫遺書，還是有可能做到的。 ■

香港都有AKB48女團成員？人稱「小迪」的冼迪琦，今年只有24歲，當年是TVB御用童星，18歲外闖成為AKB48 Team TP偶像女團成員，今年畢業後推出個人寫真集《在你心迪》，人氣急升熱爆網絡，近月更加盟台灣職業棒球隊中信兄弟啦啦隊熱情姊妹（PS女孩）成為練習生。 冼迪琦人氣之勁，更首度獲品牌邀請從台灣回香港參與公開活動，與意大利前球星岩布仙尼一起為品牌賀壽，她說一直等待機會回香港發展，渴望與張敬軒合作，期待下年能夠參與歐洲國家盃相關活動，又提到性感以外，期望大家留意到她的其他方面。 長居台灣 很想回港 自從18歲到台灣外闖，無論是AKB48 Team TP還是熱情姊妹啦啦隊，近年已是長居台灣。「其實每次返到香港，都是心血來潮想回來，上個月也曾經回來，但現在真的長時間留在台灣。有時候其實都好想參與一些香港活動，例如足球隊表演之類，我都很羨慕參與。」她表示過去在AKB48 Team TP那時名氣不大，回到香港沒甚麼回響，深明今次有機會回港出席活動，主要是近月來出完寫真及剛轉到啦啦隊後。「其實我一直都想回香港出席活動，只不過一直沒有機會，所以今次真的很開心。」 香港首席美少女 冼迪琦的每個帖文，總是寫著「#香港首席美少女」，不忘自己來自香港，但香港人的身份到台灣訓練及打滾，有否難處？「香港與台灣相對較近，大家都沒有覺得我是外國人，如果是日本人或者韓國人，就可能有這個感覺，但我有香港人的特色，其實是幾吃香的。」她笑指很多人喜歡跟她說廣東話，又會問她如何用廣東話罵人。「好處壞處都有，可能我個性比較直接，起初到台灣時給人感覺太直接，慢慢都學習到說話要比較婉轉一點，不用那樣直接啦，改變我成為一個更溫柔的人。」 愛吃港式點心 冼迪琦自封為「香港首席美少女」，深受宅男喜愛，身材絕對是一大焦點。她直言平日甚麼都愛吃，隨心情愛吃甚麼，可能這星期愛吃叉燒飯，那星期愛吃點心及包點，又或者吃subway之類的三文治。「想念香港的時候，我會去買港式點心，吃西多士、菠蘿油、菜肉包、蝦餃燒賣等等。通常吃午餐或晚餐的話，我可能叫外賣，如果是自己煮，就可能吃得健康一點，例如吃夏威夷poke飯做早餐。」 拍寫真狂做運動瘦5公斤 冼迪琦特別提到，早前拍攝寫真集的前一個月，卻是瘋狂地吃得清淡及做運動。「當時只吃水煮白烚食物，只是吃到個人基本需要的熱量，而那段時間真的去跑步爆汗，做一些sit up、平板支撐等，令自己流很多汗，那個月瘦了大概5公斤左右。為了拍寫真，想起到幾誇張。」現在是啦啦隊的一員，平日已經有很大的運動量來爆汗，身材得以維持。 關注球員最重要 今年經歷一進一退，從偶像女團退下來，加盟棒球隊的啦啦隊，她察覺自己成長不少。「以前在AKB48 Team TP入面，很想大家看見自己，於是很努力地表現自己，那時候真的有種良性競爭的心態，但現在轉到啦啦隊之後，反而更覺得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希望大家可以將焦點擺在球員身上。希望大家關注啦啦隊的同時，也要關注棒球呀，以及不斷努力的運動員。」 沒有偶包的水瓶座 從IG看到冼迪琦活力無限，她直言私底下亦相當調皮，比較喜歡搞鬼。「可能我本身是水瓶座啦，覺得開心最重要，希望大家都會看到我開心的一面。加上我性格比較直接，從來沒甚麼偶像包袱，真的希望大家開心就好。另外，我很想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很百變的人，型格又得，可愛又得，然後活力又得，甚麼都想試下，趁年輕闖一下。」 最愛多蒙特 從4歲開始成為童星，過去拍過不少劇集，最為人熟悉是《律政新人王2》飾演馬國明養女，問她有否計劃回港拍戲拍劇，她暫時不敢想得太長遠。「以後有何活動要來香港的話，我都非常歡迎大家邀請。現在特別有件事很想嘗試。就是希望可以講波，我很喜歡看足球比賽，前幾年的歐洲國家盃都有看，下年歐國盃又要開始。希望到時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關於足球的活動。」她透露自己最喜歡的球隊是多蒙特，特別喜歡馬高列奧斯（Marco Reus）及現已轉投曼城的夏蘭特（Erling Haaland）。「尤其前者經常受傷，得不到冠軍真的好可惜，當年我穿著他的波衫，隔著螢幕不斷哭呢。」 渴望與張敬軒合作 除了運動以外，冼迪琦表示從小到大都有聽張敬軒的歌，最想與「皇上」合作。「當然現在我未有足夠的程度，可能要去到林明禎這樣，才可以跟他合作。另外，我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女團，如果未來有機會可以與大家一起表演，好似都幾好玩。」被問到最近期的一個目標，她表明現在仍是啦啦隊的練習生，希望盡快升做正式啦啦隊成員。「長期目標的話，當然是發展得越來越好，希望可以全隊啦啦隊到香港一起跟大家表演啦。」 性感以外的目標 寫真集令冼迪琦人氣急升，所有人的焦點都放在她的身材之上，她卻不以為然。「我是一個覺得要趁著年輕時候留下美好一切的人，所以我拍寫真的時候，都算是一個豁出去的感覺，希望留下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之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專注力擺放在我的表演上面，當然身材這回事是加分，但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才藝，包括唱歌或者一些舞台感染力之類。」

《白日之下》好評如潮，可惜電影中所點出的社會問題，多年來依然未見改善。電影以真實經歷改編，片中的核心人物、余香凝飾演的女記者凌曉琪更真有其人，就是數年前深入多間殘疾院舍「放蛇」調查殘酷真相的前《香港01》新聞記者龍婉琪（龍丸）。 正如電影所言，目前本港傳媒的偵查組所剩無幾，龍丸近年亦已轉職至公關公司，但重看當年的經歷，她坦言感受仍深。今次與導演簡君晋訴說當年首次見面的經過，以及當天踏入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的第一感受，歷歷在目，恍如昨天才發生一樣。 Text: Nic Wong｜Photo: Kit Chan 簡：簡君晋，《白日之下》導演，前作有電影《當C遇上G7》及ViuTV電視劇《IT狗》 龍：龍婉琪（龍丸），《白日之下》余香凝角色原型人物。前《香港01》記者，2016-2017年跟進殘疾人士在院舍被虐議題，先後揭發「國寶之家」及「康橋之家」的院舍黑幕系列。現轉職公關。 J：《白日之下》的拍攝起點是？ 簡：記得五、六年前，我踏入一段創作迷茫期，當時流行搞網大，合作得不太愉快，讓我思考自己真正想拍甚麼電影？當時我看到一些關於殘疾院舍的新聞及其他偵查報道，感受好深好觸動，又想起自己看過《焦點追擊》（Spotlight，奧斯卡最佳電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案件），就覺得自己執導拍電影的話，是否要拍一些對社會有影響的電影？也許當初沒想得太複雜，還是想先了解多點那宗新聞，當我看到偵查報道中寫著記者的名字是龍婉琪（龍丸）及勞顯亮（William），就託任職傳媒的好友邀約他們出來。 龍：那時應該是5、6年前，我們相約出來在旺角第一次見面，說說當時情況是怎樣。記得簡導一開始找我們，提過想拍類似的電影，詢問當時發生的事情。 簡：我記得，那時候William常說龍丸是「放蛇王」，好似影后那樣經常「放蛇」演技很好，扮過無數角色去「放蛇」。與片中一樣，那次她扮演一名失智症老人家的孫女，從外國回來，多年沒探爺爺。然後，我認為這是一大有趣點，她與失智症老人有假借的感情，如果發展成電影會是怎麼樣？ J：當年殘疾院舍的偵查報道又是怎樣的開始？ 龍：整件事情的起點，緣於我的上司兼採訪主任在一年前報導過老人院舍的長者遭脫光露天沖涼，一年過後，我們就想回顧香港的老人院舍及殘疾院舍，到底有否任何改善或其他問題？於是我們以那件事作為契機，問過好多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便發現院舍存在很多黑工問題，不單院舍的護理員人手不足，而且很多都是黑工，可能只懂普通話，完全雞同鴨講。如果有老人家吃熱食時不慎燙傷，尋求幫忙都沒有人回應，因為黑工們聽不明白。這個問題在不少老人院發生，我們就這樣開始這個偵查報道。接著我們又收到一些匿名報料，國寶之家的殘疾院舍出現燒賣當飯的情況，又不時發生打院友、綁手綁腳的事件，所以就開始去國寶之家做放蛇，看看情況是否屬實。 J：你還記得第一次踏入殘疾院舍的親身感覺如何？ 龍：來到國寶之家，是我第一次接觸殘疾院舍。踏進去的第一感覺，就發現環境很惡劣，氣溫三十幾度，一般香港人都會開冷氣，但院舍裡完全沒有冷氣，好侷促，面積不夠200呎，卻擠滿很多不同的殘疾人士，包括手腳不方便、或者精神方面，例如患有自閉症或活躍症小孩，他們不斷在那個一百多呎的空間通處跑，然後人口密集，氣溫好高好侷沒冷氣，窗口也沒多個，所以好翳侷，稍一不慎就有中暑感覺，而且汗臭味幾濃烈。 當中某些院友的目光呆滯，估計與他們服用的藥物副作用有關，因此精神狀態欠佳。於是乎，當場有一堆人跑來跑去，另一堆人呆滯地沒焦點地看著前方，又有些人坐在那裡無病呻吟，彷彿很想有人關注他們那樣。自從國寶之家的報道出街後，陸陸續續有相關新聞報道，例如康橋之家的性侵事件等，外界便覺得傳媒有興趣報導，開始收到更多報料，一單接一單，我們便去了不同院舍揭發黑幕。 簡：我記得你說過院舍的窗口都封了磨砂玻璃，他們不想院友接觸到外界，也不想外界接觸到他們。 龍：沒錯，即使窗口被封實，但裡面的小孩都喜歡探望外面，他們對出面的世界很好奇，不想困在同一個地方。通常窗口有窗花，他們就會不斷磨來磨去，很想打開當中的隔膜阻礙，從很多肢體動作可見，說明了他們很想外出看看。 J：有否職員可以阻止你去攞料或偵查？ 龍：沒有，我相信是人手不足的問題。院舍裡面可能有幾十個院友，但我只看到一名工作人員分身不暇，要負責煮飯、聽電話、派藥、照顧小朋友，全部都是他一個人，我進去後幾乎都是無王管。當然我也不能逗留太耐，但院舍裡面任何地方包括廁所、沖涼房、睡房，都可以一一踏足。 簡：記得當初我問龍丸的時候，也問她為何這麼容易進入院舍？我反覆思考，其實根本沒有人在乎，因為院舍收多少封投訴信都好，最終都不會被釘牌，一樣可以繼續營運。就算有人來放蛇，他們都不太理會，根本沒發生釘牌這件事。 龍：沒錯，的確沒發生過。現在看回去，康橋之家的性侵事件是全港開埠以來第一宗的釘牌事件，而這件事發生之前，那些被投訴的院舍最多只是收警告信，不會構成釘牌，所以收信已是家常便飯的事，完全沒有阻嚇作用。 簡：聽到他們分享時，我嘗試觀察當中的矛盾衝突，發現原來日光日白，白日之下沒人在乎這件事，所有人都冷眼旁觀，院舍以至其他人不當成一件事，我覺得可以成為電影劇本。 J：事隔五、六年，現在看回去眾多事件是怎樣的一回事？ 簡：好多人問我，經歷這幾年後有否一些內容，因為社會而改變或調節？這是一定有的，我們與劇本都有成長，演員角色也有些改變，或許故事結構或對白沒變，但改變的卻是社會、世界與人們。同一場戲，五年前拍出來可能沒那麼大感受，記者所面對的威脅，可能是紙媒式微，事過境遷五年後，面對挑戰更大，也不只是香港，而是全球性，故事可能沒變，但觀眾的觀影感受改變，因為周邊的東西改變了。 龍：我現在已不是記者身分，純粹以觀眾身分看電影，事件過了好幾年，但事實上這幾年殘疾院舍一直仍出現一些問題，國寶之家的第一篇報道出街是2016、17年，我記得2019年仍然有這些事件，到底多年來有否改善過？是否已經改善，但問題繼續發生？看完這部電影再思考，我第一下感受是，當日我遇到的院友，今天他們情況如何？還是在那間院舍？過那些非人生活？繼續吃燒賣飯？被人綁手綁腳？受盡殘酷對待？ 當時我的原意是想跟大眾說，跟政府部門說，希望大家關注這件事，能夠改善政策及關注事件，卻沒想過最後可能會令這班人無家可歸，這不是我們當初追查這單新聞的原意，但以結果論來說，的確導致當下一班院友無家可歸，之後他們如何？事過境遷，這五六年來的制度有否改善？香港殘疾院舍的數量又有否增加？似乎看不到有明顯的進步。 簡：記得有身為社工的觀眾看完電影後分享，他覺得有少許改變的，也覺得龍丸等人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但原來花了這麼大的力氣去做，卻只是帶來少許改變。我認為還有改變的空間，當然我們很理想地希望，突然之間可以改善所有東西，但真的不會這樣。 J：面對白日之下的黑暗真相，你們最希望大家看完《白日之下》取得甚麼？ 龍：我覺得這是環環相扣。殘疾院友的家屬，或許很想將他們安排到一些公營院舍，而非私營，可惜供不應求，可能要輪候十年，的確不是一段短時間，試問照顧者如何不工作只照顧子女家人而等足十年，真的沒可能，所以真的極之需要這些院舍。現實情況下，院舍整體數目不夠，社會亦只能夠「隻眼開、隻眼閉」，讓私營院舍繼續存在。從商家角度來看，不論他們真心想幫忙，還是生意角度，濫收院友之下，職員人手不足，一切只是環環相扣，結果還是不夠人手，照顧不善，永遠都是無限loop。結果要去改善，不只是政府、殘疾院舍、家長們等等單一方面，而是各方面都有責任，這真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簡：無論結果如何，人都應該要追求善良，否則這個世界無法向前行，人類只會互相殘殺，互相消滅對方。電影中的最後那句話：「不要為了正確的事而內疚」，我想告訴自己、龍丸，以及大家。可能最近幾年發生的一切，令我們質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正確，或者明知做得正確，但為何自己會內疚？自己是否有份搞成這樣的地步？經過這幾年，無論院舍事件，還是我們作為城市生活的人，如果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確事，不要因此而感到內疚。 龍：我很想大家看完電影後，留意多點關注多點殘疾院舍人士的需要。的而且確，我們的社會可能有好多事情需要我們處理，或者這一刻殘疾院舍未必是社會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我希望大家入場看《白日之下》，真的關注他們多一點。哪怕是一小步，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微不足道，但多點力量集合起來，才可以令政府或相關團體關注更多弱勢社群。至於善與惡，我依然很老土地認為：既然我們改變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讓自己跟住世界走，維持自己覺得正確的東西行下去，起碼對得住自己。 J：最後，余香凝扮演龍丸，又覺得是否相似？導演又覺得兩者有何相似的地方？ 簡：從我觀察，兩位都是很倔強的女生，但都有溫柔的一面，我認識Jennifer也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兩個特質很相似。聽過有龍丸的前同事反映，她說話很倔的時候真的很倔，人人都很怕她。 龍：我當然沒她這樣靚啦，她是演員嘛！我身邊有不少朋友看過這部戲，都問我覺得是否相似。由我評論不夠客觀，反而問她們覺得是否相似，她們說有些對白語氣都相似。 簡：我相信龍丸是原型參考的人物，但好多東西都是建構出來，例如家庭那條線，完全沒有問過她，只是我們認為創作曉琪這個角色，遇到這些事，應該再檢視一下自己的家庭，並加入她當中的內疚，從而豐富立體化角色，而我從未沒問過龍丸的家事。最後，到底曉琪角色是否龍婉琪本人，我覺得不是，但充滿著很多參考。

有甚麼得意成就 若是想聽我樂於跟你回眸… 尹光〈Dear Myself〉 入行半世紀獻唱逾百首名曲的尹光最近推出抒情新歌〈Dear Myself〉，還要與近月來最火熱的「AI尹光」合唱，化身「Wan K.」。 「未出現AI尹光之前，我的生活很佗佻（他條），有歌就唱，沒歌唱時，我就與太太周圍玩，環遊世界。」尹光說。屈指一算，其實「AI尹光」的出現只是三、四個月前發生的事，世事轉變之快，尹光11月更乘著大熱潮流再闖紅館，更是他自1991年三度登上紅館後，以及2009年再踏紅館後，相隔多年重登紅館舞台。「近幾個月真的變得最快是，單單訪問都有一百幾十個。」面對科技進步這麼快，他表明一定能夠適應得到。「從以前到現在，從小到大，我都是『天跌落嚟當被冚』那一種，總之怎樣來，我就怎樣接，隨遇而安啦。」 就是這種隨遇而安，讓他迎來人生中的第一首抒情歌，正式派台，他自覺唱得動聽。「以前的人不接受，一定要我唱諧趣歌……」就這樣，七十餘歲的尹光成為了本年度樂壇抒情新人一名。 text．Nic Wong｜interview．金成、Nic Wong｜photo．Kit Chan｜location．Hotel ICON 唯港薈 少理與老母 以往尹光的諧趣歌，多年來連結到當年口花花、格衰衰的小孩子，到千禧年代唱〈少理阿爸〉，又成功熱爆的士高，今天多得AI，又再連結年輕人。他率先澄清，大家唱過的鹹濕歌、粗口歌版本，統統不是他的。一直以來，他只是唱諧趣歌，擦邊球而沒粗口。「〈荷里活大酒店〉是我自己填詞的，為何會這樣填？別人口語化地唱『三個肥婆六個……』，太咸了，我試過填『三個肥婆六個阿哥』，但好似沒多意思；『三個肥婆六隻梳』依然沒意思，最後我才想到『學踢波』，填了好幾日終於完成。」不只這一首，尹光一連填了三首，另外兩首是〈雪姑七友〉及〈十四座〉，尤其前者本來只得一句「雪姑七友七個小矮人」，最後他一舉填足全首。 尹光再三強調，他以前好爛口，但自從五十年前的那一夜，堅定不講粗口半世紀。「我為何不講粗口呢？72、73年，那時候我講好多粗口，句句都有，記得有一日在彌敦道的國際夜總會，唱完歌在台上與觀眾說話，突然說了句很普通的粗口，自己感到面紅，深深覺得身為歌星，站在台上面對這麼多觀眾，講句粗口很肉酸，自此就戒了粗口沒再說過。」後來他曾經試過與黃霑拍戲，對方要求唱句粗口，他寧願不拍都要拒絕。「正式粗口唱不出，諧音的我還可接受，若果導演說不能不說，我就唯有說不拍那部戲。我寧願不賺錢，很堅持的。」 〈少理阿爸〉呢？「當初我說不唱的，主要是不懂得rap。」當中有一句「少理阿爸正仆街」喎！「正式來說，人人都仆過街，小孩子學行都會仆啦，所以『仆街』是粗俗，不能夠說它是粗口。」不只「仆街」，還有「老母」！「我們那個年代不是叫媽咪，而是叫老母，到現在電視都講老母，粵語長片都講老母，人人講都沒事，但尹光講的話，就好像變成了粗口，所以我好小心的，我好避忌講『老母』這兩個字。」結果，〈少理阿爸〉瘋魔萬千年輕人，變成的士高神曲，年輕人不懂唱〈少理阿爸〉就真是正XX了。 幾年前，他甚至「挑戰」廿四味阿肥合唱〈潮神〉。「這首歌點擊率好高，又幾好聽。」〈潮神〉歌詞講述有錢的內地人來港豪洗，說罷尹光忍不住便唱了幾句：「點樣先至係型 揸架拉利要土豪金 朝早刷牙沖身 都用香檳」。他又大讚阿肥rap得好聽，自己唯有勤力一點背熟一點，盡量不輸對方。「還有一首歌唱得更快，就是〈你老闆〉，講出年輕人的心聲。」話口未完，他又開金口：「啲樓越賣越貴 焗住越住越細 大學畢業出嚟 咪又係捱騾仔 你話家下啲後生仔 邊敢結婚生仔」。 越南難民 尹光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很大可能與他從小的經歷有關。他生於越南有錢家族，生意不少，父親開溜冰場開戲院請粵劇老倌來唱大戲，可惜後來遇上越戰，為了保命，一家男丁就要逃到香港。「出發前夕，我被越南當局拉去坐了七日，然後逼我去訓練三個月，所以我才掉過手榴彈、開過重機等等，於是家中就讓弟弟先到香港，我緊隨其後。」由於家境不錯，因此父親花錢安排幾個兒子去訓練。「當時不花錢的話，訓練一完就會直接送上前線，九死一生。我父親花了錢，所以我完成訓練後只是守市區，不必上前線，起碼不用死，但訓練完成沒多久，父親就成功搭路送我來香港。」 尹光娓娓道來，當年從越南偷渡來港的實況，他說得輕鬆但當時卻非常驚險，一個決定影響了尹光的一生。「我那種偷渡並非便宜少錢那一種，所謂少錢的偷渡，就是幾十人夾錢買隻艇坐上去，那些很危險，分分鐘死人，遇海盜又可能被姦被殺，但我不是這樣，而是坐巴拿馬運船，可以坐到千幾二千人，好安全的。偷渡前一晚，全船二三百人更租了酒店入住，預備戒嚴十二點後就開車到碼頭，但最後成功來港的，只有五個人，我是其中一個。」 「當晚一架架吉普車開到碼頭，每架只坐五人，原本我坐第七架車，但第一架車有個人睡了未起床，由於當時我已經換好衣服扮香港仔，所以我向頭目提出先讓我上車，結果我和那個人調換了，幸運地坐到第一車出發。本來每兩三分鐘逐架車出發，但到了碼頭後等了半小時還未看到其他車沒人，原來當晚穿了煲拉了人，於是船家急急開船，本來四日船程變成九日，整隻船都壞了，最終只有五個人成功來港。」 歌神與廟街歌王 尹光成功偷渡來港，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入住難民營的。他投靠先到香港畫畫維生的弟弟，一邊唱歌，一邊學畫畫。「我發現自己不是畫畫的料子，中途就不學習了。」原來當時沒有政策可以申請香港定居，尹光躲了三四年後。最後被移民局罰了三百元，之後每年要報到一次簽紙，等到七年後才有身分證。「當時入境政策優待大陸，但不優待其他國家，內地人一來香港立即有身份證，但我是越南偷渡客。」尹光被查問後，嘗試扮作內地偷渡客入境。「不過他考我由廣州行去深圳要行多久，我不知道嘛，答了半小時，死得啦；他又問我火車有多少卡，我說兩卡，甚麼都錯！問多兩問，我直接承認我是越南來的，那就罰了三百元。」 尹光來港本身想過做大戲，但七十年代大戲下滑，一年都組不到一兩次班，他轉了唱國語歌。「唱了三四年，那時很辛苦，我的普通話不太正宗，唱出來不太好聽，平平凡凡。」他不得不多謝鄭錦昌，有他的〈唐山大兄〉帶動下，加上許冠傑出來，尹光自言開始發圍。「粵語流行曲開始，一首〈十四座〉帶動了我。本身我喜歡唱歌又喜歡填詞，我就由〈荷里活大酒店〉、〈雪姑七友〉及〈數毛毛〉一直填下去，多數都是我自己填詞的。」 同代許冠傑被稱為「歌神」，尹光只是廟街歌王，他自言兩者不能相比。「阿Sam的歌雖然低俗，但又押韻又抵死又好聽，講出一般市民心聲，例如『我地呢班打工仔』，人人都喜歡聽，我沒有他咁叻填得這樣好，雖然都是口語化，但草根一點諧趣一點，是走另一條路。」或許香港樂壇歷史上，沒有人像尹光那樣數完波波數毛毛，那條界線到底如何拿捏？「電台電視都有人敢播尹光的歌，統統都是禁歌，諷刺是好多DJ都說喜歡聽我的歌，但只買卡式帶、黑膠唱片給自己聽，不敢播。」不受主流媒介歡迎，廟街擁躉卻大有人在，尤其品流複雜的黑社會中人。「他們最喜歡，我有些歌講中他們的心聲，例如〈出冊〉、〈追龍〉、〈鐵窗紅淚〉，全都是警世歌，唱出『無自由 失自由 傷心痛心眼淚流』，我叫人不要犯法，很正能量的，他們好喜歡。」 如此受到黑社會歡迎，尹光卻坦言很怕他們。「他們會提出請我吃飯，但我都是借頭借路不去，推說趕場去不到了。」他深深記住父親教過我的幾句話：「居不必無惡鄰。會不必無損友，惟在自持者兩得之。」他深明居住的地方有好人及壞人，交朋友也有好有壞，最重要懂得分辨。「不好的話，我會借頭借路避開，不應酬也不行，詐諦應酬一下囉，不要接近太多。」 夜場夢多 說到這裡，尹光回顧昔日香港夜生活的快樂，唱酒廊一晚走九場，由夜晚七點唱到半夜三四點的日子。「當時香港夜生活很開心，一個廟街、一個大笪地，通街都好多嘢食，好多嘢玩，有舞廳又有夜總會，乜都有，好開心，比現在更開心，以前夜生活真的好好。」再度諷刺的是，現今香港重提夜經濟，但回不去以前了。「疫情幾年認真不開心，自從開關之後又開心一點，但早已影響了夜市，疫情六點後只能叫外賣，大家唯有習慣沒有了夜生活，早食早睡了，習慣了便變不回來。現在人們多數上內地，消費平嘛，有何辦法不回內地？我自己都去了幾次，買東西平，吃東西平，又多嘢玩。」別心邪，從來尹光只是唱歌仔，唱粵曲。「香港唱歌開局，閒閒地要五六千元，深圳千幾二千幾都有，差好遠呀，唱完歌食完飯回來，難怪好多長者都上去唱粵曲。」尹光坦言，自己留在香港的話，習慣了早吃，多數七、八點食完飯回家看電視，沒工作都多數在家。 繼續講歌經。尹光如此享受唱歌，但原來父親不喜歡他唱歌。「當年在越南，他甚至不准我去學唱歌，我七歲那時偷偷學習。我媽媽喜歡看大戲，我爸爸開戲院，屋企後面有個喇叭，可以開喇叭來聽大戲，經常聽到任劍暉、新馬仔、何非凡唱大戲，我自己喜歡聽，就不如學埋。那個年代覺得唱歌不好，是低下層的工作。」後來尹光唱得有些成就，父親也不知道，因為在他偷渡來港兩三年後，他父親就逝世了。「他連我唱時代曲都不知道，只知我道識大戲識唱粵曲。」父親不喜歡，連帶兄長都不太喜歡。「我有個大佬在美國，今年都八十幾歲了，他一直勸我不要唱，認為唱歌生涯不會好長，我就說唱到幾耐得幾耐啦，我喜歡唱歌，又未曾打過工。」 真的沒打過工？尹光想了又想，突然靈光一閃，想起曾經有半日做雪糕。「來港初期，我一度去學做雪糕，老闆叫我捧雪糕水，我哪有力去捧重嘢，好辛苦地才捧得起。捧重嘢勉強可以，做了半日已好辛苦，下午休息一小時吃飯，之後他又叫我洗碗，那些雪糕碗彎彎曲曲，污糟邋遢好肉酸，我說我不做了，不收人工就走了。」從那段經歷可見，過慣了少爺生活的尹光，拋頭露面唱歌絕無問題，但默默洗碗卻絕不行！「竟然叫我做嘢，還叫我洗碗，睬佢都傻，還是繼續去唱歌好了。」 一登紅館升價十倍 越南人來港，多少會被人看低一點，但尹光是越南華僑，自小聽粵劇唱粵劇，因此廣東話識聽又識講，唱廣東歌也沒問題，「個個都當了我是香港人。」他一直唱唱唱，見證著夜總會接連倒閉，歌廳酒廊不復見，甚至到了1990年想過轉行。「時代曲下滑，唱慣的堂會、酒廊都沒得唱了，當時我和另一個在越南的哥哥開了檔生意，我在香港買貨帶，他在越南賣貨，做了幾個月，突然間張耀榮先生叫我上紅館唱，我說無理由，我只是個很低級的歌星，居然可以跳上紅館？」那時候上到紅館的歌手，只有好幾個，尹光不敢相信。「原來張耀榮先生喜歡聽我的歌，那時他訂了十場紅館給某位歌星，對方唱剩三日，張生就叫我唱一日玩下，那就真的叫我去紅館唱。」當日反應不錯，結果尹光亦成了一年三登紅館的歌手，人工十級跳。「能夠上到紅館，之後人工好高了。譬如我平時一場都是收一千幾百，突然間有人叫你唱一場，可收超過十萬元，那我還要做其他生意嗎？唱完紅館之後，真的升價十倍，別人找我唱歌就說幾多萬元，再沒有幾千幾百了。」 當你以為尹光升價十倍，之後唱歌只是換票性質，但他分享以前賭錢輸得太多，試過一晚輸了一層樓，所以還錢還了好一段時間，亦因為許願贏到最後一舖翻身成功後，最終賭到1984年決定戒賭，至今不煙不酒不賭錢不講粗口。「粗口我是戒的，煙酒來說，我本來就唔飲唔吹，我未食過煙又未飲過酒，從小到大都未食過煙，又不飲酒的，甚至連咖啡奶茶我都不懂得飲，平日我飲熱檸茶及滾水而已，或者吃甜品及飲汽水啦，我以前在越南日飲十幾罐可樂，成日飲。」想不到尹光的生活如此正常，他就笑說：「可惜以前衰爛賭呢，哈哈！」只要立定決心，他直言甚麼都可以做到，不做就堅拒不做。「我好硬頸，我要學一件事，一定要學到為止，例如現在我要唱AI歌，起初我不想學，公司卻說一定要學，結果寫了新歌給我學習，一下子唱幾首新歌，好啦，我的起心肝去學，現在學識了。」 今次他自09年後再踏紅館，作出很多新嘗試，不只要唱AI歌，也是他首次唱抒情歌。「〈Dear Myself〉是我的第一首抒情歌，我自己都很滿意，以前的人不接受的。」大有機會，這次是他首支歌曲可以正常派台，如果入選首次有歌曲派台的樂壇新人，也絕對不用太驚訝。「今次是尹光演唱會，而不是個人演唱會。以往成功站上紅館舞台的，都是個人演唱會，全晚都唱自己歌，並非唱別人的歌，但現在不同的，正如11月紅館騷就是這樣， rundown不同，服裝又不同，唱歌款式元素多了，那個晚上會唱好多rap歌，有新歌也當然有我的主打歌，例如〈十四座〉、〈荷里活大酒店〉、〈你阿媽大減價〉那些一定要唱，而今次的後生歌又有不少，例如〈一人之境〉、〈Dear My Friend,〉，我自己也有〈Dear Myself〉，還有我的另一首新歌〈掂呀〉！」 我本身姓呂，兩個口，好明顯唱歌啦。本身叫『呂明光』，為何改名呢？七十年代唱國語歌爆紅的男歌星，全部都是兩個字：青山、謝雷、張帝、林沖、包立，所有人都是兩個字，我唱得不好，不如改名啦，就改兩個字。我照用『光』字，而當時我很尊敬一位小提琴家名為『尹自重』，聽他的小提琴聽出耳油，那就希望像他一樣，橫掂我父親不喜歡我唱歌，我就不用他的姓氏，將呂明光改成尹光，結果改名後真的成功了。 「尹光」的典故 尹光簡歷…

看侯孝賢的電影，大抵只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迷戀長鏡頭，細味演員與場面的細膩變化；另一種則是按捺不住，沉悶得呼呼大睡，皆因他的電影作品充滿著固定鏡位與長鏡頭美學，其強烈的個人電影風格引來批評者眾。聲音絡繹不絕的同時，不少中外影評人與他口味相近，正如芸芸中港台優秀導演之中，能夠奪得康城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僅僅楊德昌、王家衛，以及今年（2015年）得獎的他，稀罕至極。 作為觀眾的，當然可以罵他曲高和寡、賣弄技藝，但有技可賣，導者必先要有高深的曲調、高超的技藝，同時間，侯孝賢更獨有一種高傲的個性。向來對批評一概少理的他，直言拍電影不能只為觀眾，更重要是滿足個人心水，只拍自己喜歡的電影，拍到八十歲甚至斷氣方休也絕無問題。拍電影拍得如此「自私」，以前古人寥寥無幾，他更肯定以後沒有來者，更大膽承認自己經已脫節，與現今一代的成長環境、觀念及生活方式大不同，猶如他的生活可以沒有電腦，他的電影不需要很高的票房。只可惜年輕一代不能沒有電腦，作為導演的，其電影更不可能沒有高票房，否則難以生存。 所以，由始至終，世上就只有侯孝賢這一類 / 這一個導演，孤獨地享受他那個人的電影樂趣。 text: Nic Wong | photo: Kit Chan 就是溜溜的……舒淇 這陣子侯孝賢頻頻現身，在兩岸四地老是常出現，就算當日腸胃不適都要堅持受訪，大抵因為要宣傳電影《刺客聶隱娘》，這一齣他螫伏八年後的新片。電影的宣傳重點，難免落在女主角舒淇之上，他亦不忘解釋為何今趟又是舒淇，坦言籌備電影之初，老早就想起她。「很早看過《聶隱娘》的小說，名字很特別，因為『聶』字是三個耳朵，隱藏的，故事關於一個刺客，同時也是一個姑娘，一直想拍成電影，可惜未有機會。後來當上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時，我不斷思考如何拍這個片子，很快感覺舒淇非常適合這個角色，源於她的性格跟聶隱娘很像，而且很漂亮。拍電影我通常是這樣子的，有一些我感覺不錯的演員，每當看到甚麼題材，很快就覺得由他們來演是最好的。因為是古裝，因為是武俠，所以拖了很長時間，前後想了八年，等到金馬獎一忙完，就開始準備。」 我敢打賭，侯孝賢第一個想到的女角不是舒淇，原因是他看《聶隱娘》小說之時，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想當年女神還未出生呢。「以前我甚麼書都看，很喜歡看唐傳奇的短篇小說，因為它夠特別。正好在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不知甚麼圖書公司出了第一本《唐人小說》，讓我看到了《聶隱娘》的故事，全部都是文言文，但是我看得明白，沒有問題。」除了唐傳奇，凡與武俠有關的，他同樣追看，當中包括香港功夫片和武俠片。「最初喜歡看胡金銓的，後來就是李翰祥，但他不是專門拍武俠片的，還有張徹等等，然後過來就是徐克那一代，他們比較沒那麼古老。」他直言成長的那個年代，香港出產很多武俠片，台灣則沒有。「我想可能是時間還未到，因為武俠片需要的那些演員和武術指導，當時台灣都不成熟。」 只不過，無論是《刺客聶隱娘》的海報宣傳，抑或是電影本身，毫無半點港味，相反風格有點似黑澤明的片子，尤其電影首十分鐘都是黑白的打鬥場面，難道侯孝賢想向黑澤明致敬？「不。那主要是序場。序場是一堆刺殺的鏡頭，我想用黑白的，然後才出片名，然後才是彩色。」沒有刻意模仿黑澤明的風格，但他坦承自小受到對方的薰陶。「日本的武士道電影，我小時候就看了一大堆。武士道呢，他們現在還保留著，打得比較寫實，反而中國跟香港的，有甚麼輕功呀、飛來飛去呀。」他特別讚賞以往日本電影將最主要的能量放在寫實之上，探討武士道的精神。現在呢，部分面目全非了，《進擊的巨人》的特技多到媲美荷里活啊！ 我的……童年往事 說到此時，侯孝賢突然憶起一些看電影的童年往事。「小時候鳳山市有三間戲院，我每家都會去，有時候爬牆的，有時候用假票的，用舊票根假扮新的一樣，有時候用貼的，有時候人家根本就知道的，有時候人家不注意的，有時候是拉著人家的手，希望前面的叔叔拉我進去。我甚麼片都看，只要放片就看，那時候台灣片、國語片不多，通常是黃梅調，還有一些日本片、外國片，很小就喜歡電影了。」喜歡電影這回事，與父母親有關嗎？有否得到他們的遺傳？「沒有，因為時代不一樣。唯一遺傳的只有氣喘，我父親也是氣喘。」原來侯孝賢的父母分別在他小六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不幸去世，只剩下他們四兄弟與奶奶，如今回想過去，他說得淡淡然。「我是老二。基本上，家中的經濟來源是靠著大我兩歲的哥哥，他在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當老師，每隔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家裡照顧我奶奶和兩個弟弟。」 好不容易才捱過去，但是畢業後的他卻沒能進入電影界，只能做推銷員的工作，最佳導演當推銷員，真的大材小用啊！「（冷笑一聲）不會啦，不就是做事情嘛，還好我有輛摩托車呀。」侯孝賢拍電影獲得最佳導演獎，想不到原來他做推銷員也是最佳。「本來我在加工場白天打工，後來考上了國立藝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前身），便開始白天上學，夜班工作，每晚做到十一時半、十二時左右。畢業以後，我有一輛摩托車嘛，最簡單就去當salesman呀，拜訪人家推銷電子計算機。以前的計算機只有加減乘除和八位數字，賣一台就得到一萬台幣，但現在送給人家都不會要吧！後來有人找我當電影場記，我才進入電影界。推銷呢，大概一年多到兩年，我也是做得很好，那時候我是第一名的。」常說《推銷員之死》是經典劇本，怎料當侯孝賢擔任「推銷員」的生命結束，隨即成就出「電影大導」的開端。 就這樣，侯孝賢一路走來，三十多年間拍了近二十部電影，由鄉土寫實拍到蜚聲國際，看來一直平步青雲，未曾遇過低潮。「對啊，沒有甚麼低潮。就算《悲情城市》那麼難拍，我也是一直拍下去，沒甚麼困難到拍不下去。我一開始拍的都是喜劇，拍得很快，一個多月就拍完了，年輕就是這樣子的！」提到《悲情城市》，很快就會想起二二八事件，正是很多導演不敢觸碰的政治題材。「我是拍了很多片子以後才拍。我開始拍片時，不會想這個，之前我拍過很多喜劇，好像《就是溜溜的她》呀，後來才是那些電影。」 悲情城市……與冷漠社會 碰巧訪問前夕，剛好看到杜琪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談及他很想拍《黑社會3》及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可惜擔心後果而打消念頭。偏偏，侯孝賢向來是借電影批判社會的專家，他感同身受地說：「時間太近了。太近的話很困難，因為那些（涉事的）人還在，如果隔一段時間，你就會更清楚，比較容易處理。好像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年前，1947年的，後來我看到一些討論到有關這事件的書才想拍，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喇，而最後電影也得了金獅獎。」他直言，如果不是得了金獅獎，《悲情城市》可能會被禁止，幸好得獎受到國際關注，有關當局才不敢公然禁映。 更令人欽佩的是，不只電影，侯孝賢亦不時挺身而出，參與很多社會運動。「不是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跟這個有關連，完全是跟個人有關。每個人對不同題材，或者是現在發生的事情，可能有自己的一個角度，才會參加。記得當年族群鬥得很厲害的時候，我就參加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因為我有名氣，就變成頭兒，這事情弄了兩年，完全是個人，跟電影沒有關係。」那電影工作者應該有這些想法嗎？「不，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統統不一樣，難道你能要求他們？完全是看你個人對社會的關注和種種，不是每個導演都是我這樣的呀！」 以往作品狠狠批判社會，難免聯想他今回有否一些借古諷今的隱喻，譬如有人說片中關於朝廷跟藩鎮「魏博」的關係，彷彿是現今中國跟台灣的寫照。「沒有，我沒想過。從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各個地方都很強，以前有所謂的藩鎮，好像『魏博』這樣，本來只有文官體制，稍有少許自衛兵力而已，但後來武力變得強大，就連軍隊也有，開始不聽朝廷，而朝廷也沒辦法控制他們，這是最亂的時期。」 雖說今回不存在批判，但侯孝賢的風格依然，特別鍾情的長鏡頭美學，向來連他的愛徒鈕承澤也吃不消。有趣的是，今次豆導說只有這齣未有睡進去，筆者亦覺得節奏比以往的明快了，難道侯孝賢突然間聽取民意？「我沒有呀，我拍片不理甚麼，還是這樣拍，可能是因為武俠有打鬥嘛，但是我在剪接上面有個毛病，就是拍不到味道的，我就不會用，最後電影剪到大概105分鐘，其實是挺短的。很多東西我覺得拍不到，演員演不到，我就剪掉了。」難怪，電影中妻夫木聰與阮經天的發揮好像不多…「如果沒辦法通過自己，我就會剪掉，至於剪掉之後怎麼去連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連接，現在有些跳躍很厲害，而且不那麼清楚，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呀，電影就是這樣，所以剪剪剪，就變成現在的那麼短。」果真獨裁，但世上總有些觀眾偏愛他那種獨裁，亦證明了任何獨裁者的成功必有原因。 電影……最好的時光？ 獨裁也好，偏執也好，特有個性都好，至少今回是侯孝賢第一趟得到大陸的大水喉支持。「我以前沒有跟大陸合作過，這是第一次。銀都六十周年時拍了《一代宗師》後，他們就來找我。好啦，我說他們出一半的錢，然後自己找來另一半。談好了資金，我把cast列出來，他們就OK了，合作得很順呀，沒甚麼問題。」對於這部片子能否在大陸賣座，他笑言不知道，但早前拿去送審，早就通過。「應該賣得不俗嘛，我想！」 那他怎樣看大陸電影的冒起呢？「它的市場很大，起來以後，每個人都有機會。以前它的市場未起來，你想也不想，但是現在有機會的話，你想拍甚麼呢？他們能接受嗎？我想時間還未到，未那麼快。」等多久？等甚麼？「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目前大陸的片子來說，他們還是很嚴格，還是要送審，但台灣、香港都不需要呀。在這些觀念之下，所創造的空間不大，也不容易。就算是香港片，拍的要跟大陸市場融合，時間還未到，因為現代化的過程，香港比較快，那邊還未啊，大家的觀念不一樣嘛，你很難表達，他們也很難接受，一定有差別，所以成功的人真的不多。」 有機會的話，會否拍大陸電影？渴望成為成功的少數嗎？他想也不想就說：「不會。因為我對他們的現在不了解呀！你不是在那裡成長，你不可能拍，因為抓不準，沒辦法。據我的經驗來說，以前我拍的都是我成長的台灣，到現在我拍《刺客聶隱娘》，因為唐朝年代很遠，所以拍這個有可能，但是拍他們的現代，萬萬不可能。」 好了好了，不說中國，說回他的台灣。年前，台灣電影的發展算是不俗，好像是《海角七號》、《那些年》、《賽德克巴萊》等等，但最近兩三年又平淡了，侯孝賢亦即時點頭認同。「台灣市場非常小，基本上不易做，《海角七號》上映之後，很多人都想跟著拍，幻想得到它那個票房，但是不大可能。那時候《海角七號》的題材正好跟台灣社會有關，大家有一些感受，加上他拍得好看，（賣座）主要是這些原因，但不是每個導演都能夠做到，往這個方向去拍，很難。好像《艋舺》和《痞子英雄》也不錯，但都是屬於幫派的動作電影那一種，後來的也不行了。台灣市場不大，很難說能夠支撐呀，很久有一兩部不錯的，但更多的想到達那個位置了，沒有了！」 台灣電影的發展如此悲觀，有人說侯孝賢有份敗壞了台灣電影。「敗壞？哦！」更有報導指出，他坦承自己是台灣電影的一個惡夢，聽後隨即緊皺眉頭：「沒有沒有，沒說過。」又好像，有些年輕電影人想模仿侯孝賢走過的路。「不，沒有人能夠跟我一樣，沒可能，而且他們都想賺錢，都想賣座。對年青導演來說，要是作品不賣座，就表示他日後的路子很難走。就在我剛開始一樣，在台灣拍的都是喜劇，一些賣座的電影，拍了很多…」 戲夢人生……七十年 不只一次，侯孝賢說拍電影不能夠只想觀眾，所以隨後的電影票房算不上叫座，卻每每得到台灣跟海外電影展的叫好。近年荷里活大型動作片特技片興起，有否覺得懂自己品味的人愈來愈少？「對，很可能愈來愈少，這是一定的，因為年輕一代比我們差別很大，所以沒那麼容易。兩年之後，我都快到七十歲喇，所以一定會脫節的。」他不贊成年輕人拍他的那些，相反鼓勵他們拍一些屬於年輕人自己的電影。「我沒辦法拍那麼年輕，只能拍有把握的，因為我不懂，他們跟我們成長環境的差別很大呀，年輕人的觀念和生活形式跟我們也不一樣。我跟你說最簡單的，我連電腦都沒有，從來不用，也不會用，這個差別就太大了，所以不可能去拍他們現在的題材，抓不準啊。」 短短的一小時訪問中，他總共說了兩次「抓不準」，一次是大陸電影，一次是年輕人電影，偏偏這兩種都是全球市場熱賣品。當大家以為愈來愈少人欣賞侯孝賢的復出作，怎料今年他就獲得康城最佳導演獎，誰敢再說沒有人欣賞他？「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意義呀，可能我有一段時間沒拍片呀，這樣（得獎）在歐洲比較容易發行吧，因為這部電影有四分一的金錢是從歐洲來的。」他說自己前無古人，亦肯定後無來者。「這是我以前拍片的累積，才找到這個資金，拍一些這種歷史更久更前的片子，是自己喜歡拍的。意思說，我現在還能拍我自己喜歡拍的片子，一切都是以前所累積下來的。」 就連康城最佳導演獎也成囊中物，找錢拍電影不會困難吧。「哼，只有兩部片不賣錢，找錢就很困難喇。」真的嗎？「（笑）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可以從歐洲美洲日本台灣香港東南亞找錢，現在還多了一個大陸，所以不難呀。拍片呢，你可以拍得很便宜，要看拍甚麼，每個地方分散就成，如果只有台灣一個地方，那就沒辦法。」接著下一齣想拍的片子，是一部關於台北市的舊故事。「以前為了灌溉，所以台北市有很多河道，後來蓋了很多房屋在上面，但是地下還有河道，我想拍這個故事，想拍一個台北市的故事。」又是舒淇？「不不不，不一定是舒淇的。」 今年六十有八，兩年後踏入七十歲，莫非他想像活地阿倫和尚盧高達一樣，拍到八十歲也不休止？「我不知道，要看體力的問題，很難說。體力行的話，人家又願意投資，就OK啦。」怎樣看生死這回事？他認真思考了好幾秒，才說：「還沒想，雖然我年齡很近了，但是我沒有仔細去想這個問題。（廣東話）死就死咗去囉！」不怕死，那人生無憾嗎？「沒有甚麼好遺憾的。你是怎麼樣的人，做怎麼樣的事，你的命運就是這樣子，跟隨你的個性、跟隨你的成長背景來形成，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時間到就是時間到，對不對？」 後記：聶隱娘與武媚娘 侯孝賢不只一次談及自己鍾情於唐代，寄情於唐代，全因為歷代以來，以唐代傳奇小說寫得最好。筆者立時想起月前熱播的《武媚娘》（港譯：《武則天》），同樣是唐代劇目，於是大膽提問他是否看過。「我聽過但未看過，近年沒有時間呀，當金馬獎評審要看入圍電影以外，其他的很少看。電視劇更加少看，但是我有看過美劇《黑名單》（The Blacklist）呀，碰巧開電視看過一些片段。」或許時間是侯孝賢的最大敵人，但他的好奇心絕對不小，就在等待拍攝期間，他就拿起雜誌架上的《100毛》看了又看，把封面看了三兩分鐘。你說他脫了節嗎？我說他只是把握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選擇性脫節而已。 侯孝賢簡歷 1947年出生，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喜愛使用長鏡頭、空鏡頭與固定鏡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事，是他電影的一大特色。目前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1989年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今年則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侯孝賢出生於廣東省梅縣，後來在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灣，童年及青春期在高雄縣鳳山市度過，退伍後考上國立藝專電影科（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並順利畢業。1973年踏入電影界，擔任李行導演《心有千千結》的場記，直至1980年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真正使侯孝賢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是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確立了台灣電影大師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台灣電影，《戲夢人生》則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其後，侯孝賢擔綱監製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01年執導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100年誕辰的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6年前往法國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開始擔任金馬獎執委會主席至2014年。翌年，久休復出的作品《刺客聶隱娘》入選康城影展，最終獲得最佳導演獎，成為史上第二位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導演。

字的世界，原來只有黑白，能夠添上色彩，除了歸功字型設計，也得考量每套字體傳承的溫度。對於思緒俠造字創作團隊，應該說是對字體總監Roy Chan（陳靖軒）來說，繁體字筆劃如此多，總有一刻被那一撇一捺所感動。尤其面對社會動蕩，莫以為時代僅能以說話來回應，一字一句也能令心思澄明。於是乎，結合了黑體和宋體的「思緒重生體」於2022年應運以生，並成功眾籌募資推出市面。 及後一年，難以名狀的故事尚未結束，不安情感依然鬱結於心。「看海的旅程，是看見靈感的過程，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海吧？」Roy如此說道，也許當思緒變得紊亂，望著一片湛藍方能平息情緒也說不定？每人答案不同，但以海作字的全新作品「思緒漁灣體」確實如約而至了。 text：Leon Lee  photo：Oiyan Chan  illustration：Roy Chan 場地贊助：Spaces Wai Yip Street 漁灣像秀麗的「她」 造繁體字的意義，別說是陳腔濫調，人們定會談到傳承與淘汰的問題，始終多少曾經熟悉的事物，轉眼經已模糊了輪廓，字體自不然也是，得考慮一般用家對它的興趣多寡，是不是隨時隨地適用？風格要走潮流尖端還是趕上時興復古？每種選擇都會左右一套字體的韻味。當然，Roy起初沒有深究這麼多，不過是大專時期修讀廣告設計，深感中文字款不多才著手自己設計，後來一段日子過去，他推出過不少廣告字，有了建立完整一套字體的念頭，才終於幾經波折推出了「思緒重生體」。但問題是，重生過後該何去何從呢？ 「你看，重生體有稜角，力量感也很強，那時候想表達的含意有很多，但我也發現這麼『硬淨』的字型會收窄了一般用家對它的興趣。而「漁灣體」正正就是想修正這個地方，是優雅一點，很有一種知性美的。」Roy續說，設計「重生體」就像是一個學習造字的過程，後來摸清一套字體的特性了，才集大成於製作「漁灣體」之上。而自己亦很常用「她」字去形容這套新字體，因為女仔「她」很優美，香港人有著這份知性美，不想這個城市失去這份秀麗。當然，字體有無數 種演繹方法，把「大海」概念置放於字體之中，只是希望能具現化「香港曾是漁港」的舊印象。 「愛」最辛苦亦最開心 「香港人很念舊，這點不單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地方的喜愛，也能化作一整座城市的肥料，因為繁體字若然沒有特色依存，也許你亦未必能夠區分台灣用字跟香港用字的差別。」舉個例子，所謂「港味」較濃的字體，其實在於字的寫法取向，像港式艇仔邊「辶」字旁習慣以一點開始，台式寫法卻是兩點「⻍」等。 如此一來，在製作全新繁體字款時，設計師便必然要考量到兩地的寫法差異，而漁灣體兩者都有兼顧，加上修長設計和小巧字面，在保有清晰度同時揉合了文學與藝術交融的感覺；因此適用於書藉、活動海報、唱片封套等講究文藝感的載體之上，更能讓「她」盛載起本土的情懷。 但話說回來，漁灣體既然要遷就用家習慣，還要統一「她」的文青風格，有沒有那個中文字最難設計，最能經得起深度分析的考驗？「對造字師來說，其實『愛』字是很多人想要挑戰的難關，因為漢字美學主張『上窄下寬』，所以漁灣體便用了梯形結構去考量這個比例，而『愛』字特別適合這種視覺修正，尤其是中間部件『心』，右邊這一筆勾上去是要比左邊低一點，而旁邊還要控制那兩點，所以那個負空間是比較大，只要稍為移動得不好，比例就會亂掉。因此設計起來的確既痛苦又開心，尤其漁灣體目前才剛剛集資開賣而已。」 「字」救港人共感 輾轉間，說到漁灣體的誕生發想，Roy指自己經歷完一次完整的造字過程後，心境有了不少變化，因為日復日地埋首創作，內心不時會冒出想要休息的念頭，這點跟城市現況很相似，大家只能咽下不好開口的話，不去推測未來。「現在並非是要打造十年大計劃，不過是見步行步罷了。造字是很困難的，先拋開曝光率問題不計，單論字型這回事，不論創新或保育都不是大眾熱議的題目，所以我們花了很多心力創作，細想如何把這些概念演變成平面，露骨點的就是那沬水滴，接著橫勾與撇捺又向外伸展一些之類，我們在這點上奮鬥了很久，才平衡好創意，設計和製作等三方面的分工。」 他又提到，最初為漁灣體命名的時候，原來內心也有過一番對奕：「其實我很想把它稱作『漁港』，直白一點地代表香港這個城市，但可惜音色沉下去了不好聽，所以索性將漁灣帶到你們身邊。」只不過，他也明白字體設計是會過時的，所以目前皆以現代流行的美感作為創作標準，好匹配電腦或者手機用字的需要。「我想，這個時代仍然需要這份品行與知性，就讓我們跟著城市脈絡走到下一站，重新認識屬於我們的繁體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