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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鞍華 行路最多的香港導演

多得文念中，自資及籌集資金拍出關於許鞍華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讓香港觀眾重新一覽她的本人及作品。文念中說，許鞍華是「全香港走路最多的導演」。的確，她的電影足跡跨越年代，遍布全香港。 七十年代末拍《瘋劫》源於龍虎山雙屍案；《撞到正》跑到長洲；由越南難民故事到張愛玲作品；回歸前後拍出《女人四十》、《男人四十》，凝住大埔舊墟家庭風光如畫，道出美孚新邨師生禁忌愛戀；不用說千禧年代《天水圍》寫實日夜霧系列，以及《桃姐》由灣仔拍到深水埗老人院。近作《明月幾時有》走遍港九新界，遠至大澳沙螺洞，都有許鞍華的光影足跡。 許鞍華難得在銀幕中出現，今次亦現身說法，坦言自己拍得好電影，最初想法通常是來自一個畫面，只是開始拍攝之後，沒再刻意營造畫面及美術，反而用心經營戲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她享受拍電影的每分每秒，致使她除了好好拍電影之外，再沒有其他事情甚至事業可做了。好好拍電影，因為她歷年來好愛香港，好愛電影，一心一意地享受拍電影。 text．Nic Wonginterview．Nic Wong、金成photo．Ming Chan@Double M Workshop 好好看電影 這趟與許鞍華一起回顧光影之旅，先由《好好拍電影》說起。許鞍華間中客串於別人的電影之中，但今次卻是兩小時的故事主角，卻竟然沒感到尷尬。「通常大銀幕上看到自己樣子，好像不太好，但我一直克服良久。以前初入行，著衫被人罵到飛起，有次金像獎尚算穿得不錯，都被黃霑罵我不尊重大會，後來他向我道歉，笑言只是說些話激動群眾，但那時我的確沒有著裙，已習慣一直被罵了。今次電影卻正常展現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感覺不錯，否則經常要扮斯文就不好了。」 香港少有拍攝導演的紀錄片，繼《無涯》追訪杜琪峯的電影世界之外，可能就只有這一部《好好拍電影》，記錄了許鞍華的光影足跡。作為導演，許鞍華從未想過有部屬於自己的紀錄片，對於文念中當時提出要求，她出於好心才答應。「他沒有說服我，我也沒想到是自己的紀錄片。當日他說想做這件事，我就支持他吧，卻想不到他真的跟了我幾年，中途我都有發火，問他幾時才拍完！」文念中曾說，與其他工作人員相比，他可算是最少觸怒許鞍華的一人。許鞍華更正道：「我不是經常罵人的，同時我怎會敢罵他呀？」 女人七十 貴為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三屆金馬獎最佳導演得主，她不認為自己應得一部紀錄片，甚至不覺得自己拍電影比別人優勝。「我不覺得我很突出、很獨特，甚或有蓋世才華，所以我才這樣勤力。」《好好拍電影》裡面，有受訪者轉述她的一句：「勤力有X用嗎？」她直言，只不過是真的喜歡拍電影這回事，連最後結果如何都不重要。「我享受拍電影的過程，喜歡與別人合作及那種挑戰性，我才繼續拍下去，所以不覺得值得歌頌，而我的事業正正是這樣發生至今。」 正因如此，每每有人讚賞她很堅持拍電影，她都顯得有點不耐煩。「其實我不拍電影的話，根本沒其他事情可做，沒有其他事業想做，才一直做到現在，算是順其自然吧。當然，那個堅持是有點硬頸，尤其四、五十歲時，我不想放棄拍電影，但人人都叫你退休，很多負面批評說我做得不好，就連親戚朋友都有說『嘩，你還未退休？』聽完我就很不順氣，於是繼續做下去。時至今日，這些已不是主要原因了。」 許鞍華給人的那份「堅持」，大概因為她沒有住豪宅駕靚車，出入高級食肆。從紀錄片中所見，她的家居及生活與一般香港平民無異，與大導演這個身份並不相稱。「很多街坊說我很窮，經常坐地鐵，又說人人都已經收檔但我繼續拍，所以值得歌頌。只不過我不是窮到這樣，其實我經常坐的士，而且吃得好好，又會穿名牌衣服，不過是打折的。總之，我不覺得自己屬於貧乏那一種，平日生活亦在經濟層次完全接受的情況。更實在是，我根本都不想再有錢，費事啦，太多我都管不到。」說穿了，拍電影比有錢更重要。 投奔電影怒海 眾所周知，許鞍華是個高材生，聖保祿及香港大學畢業，亦到過倫敦電影學校進修電影。1975年回港後擔任胡金銓的助手，自此對方就成為她電影路上的師傅。「其實他沒有教過我，可算是現在最教到我的一件事，千萬不要老是想教導別人。別說電影，所有最好的老師都是以身作則，學生自然跟隨學習。」胡金銓沒特別指導她，但他如何待人處事，許鞍華一直從旁看著。「他對畫畫、書法及文史很有研究，這些修養對導演絕對是好處，尤其他當時每日看15份報紙，立場左中右甚麼都看，還會看很多書本，反而當時仍是錄影帶時代，看電影不多。」 於是，本來讀英文讀文學讀電影的許鞍華，進一步了解社會時事。早年她往電視台任職編導，拍過不少社會議題的作品，包括反貪主題拍出警廉衝突，其後拍攝《獅子山下：來客》，以七十年代末大量越南船民偷渡來港為題，加上《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被喻為「越南三部曲」，正式展開許鞍華的香港足跡。有趣是，當年香港正值經濟起飛，越南難民湧入香港，但本地居民沒太多人關注別國難民的命運，許鞍華卻在一眾新浪潮電影之間，成為與別不同的一人。「拍攝時永遠遇到很多問題，觀眾卻不是我的關注點。過程中自然有人包括監製，不時會提醒我，開始拍攝時難免都要思考，上映前更會思考。」 拍攝背後的千言萬語 早年拍過《瘋劫》、《撞到正》，拍畢「越南三部曲」再拍張愛玲《傾城之戀》後，便進入她口中的十年最倒楣時期。偏偏，當時香港電影正值最輝煌時代，她那幾部的作品收300萬至900萬不等，算不上終極低迷。「我界定的『倒楣』是，當時沒人找我拍戲，或者只找我拍一些武打片的文戲，又或是給我很低很低成本，看得出那些老闆不想拍好電影，只是想拍部低成本電影。同時，多數票房低的那些電影，我都拍不出水準。」 凡事總有例外。她從來不覺得觀眾「唔識貨」，唯獨有部電影她自感拍得不錯，卻換來不足100萬票房，那就是當年連奪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電影的《千言萬語》。「落差應該最大是《千言萬語》，我可能拍得不很完美，當中結構有些問題，卻仍然是一套上乘的電影，可惜觀眾完全不理會，我都明白2000年觀眾對這個議題不感興趣。」 時移世易。以往她說過愈來愈難說中香港觀眾的心事，但這兩年似乎有所改變。「現在可能容易一點。以前香港社會分成很多個小區域，山頂人與新界人好似生活在兩個社會，但現在人人對某些大議題同樣關注，想法接近一點，變成有種共識，但很難拍成電影，因為風向隨時又會改變。」難怪她拍完《桃姐》後，近年執導都是文學或歷史題材，明年上映的《第一爐香》，也是改編張愛玲的作品。 某些議題不便說出口，偏偏紀錄片中提到她對全球化及本土化的部分看法。今回再被問到有關議題，她不敢加以評論。「我一直不知道世上發生甚麼事，直到近幾年來網絡發達，就算我不看，別人都會send文章過來，至今我仍在消化中，但歷史趨勢真的不是個人能夠掌控得到。」她惋惜全球化還是本土化，渺小的人類又可做甚麼？「最多只是反應過來，做自己覺得好的事情，但加上道德批判是沒用的。緊記要分清楚自己反應的層次，亦不喜歡別人直接將議題擺入我的生活。」 最佳導演的日與夜 她拍電影一向自我，就像當年天水圍被形容為「悲情城市」，人人避之則吉，她卻一連拍下兩部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及《天水圍的夜與霧》，記錄新界一隅的基層生活及悲慘遭遇。換轉其他導演來拍，可能就變成抽水了，她卻完全沒有。「《日與夜》一開始是電視電影，沒想過上映，成本只是120萬，工作人員都收得很平。後來這部作品被送到香港電影節放映，反應很好，才想到不如送去百老匯院線一日放幾場，然後在金像獎參賽，成功得獎。」 當年金像獎最佳電影敗給《葉問》，《日與夜》卻贏得最佳導演、編劇、女主角、女配角四項大獎，再獲得700萬資金再拍成《夜與霧》，最終票房百餘萬。「老闆是蝕錢的，但我沒有問，評價也不太好。」拍完天水圍後，幾年後再拍地區弱勢議題的《桃姐》，關注香港老人院，結果大收兩千多萬，叫好叫座。「當時我覺得電影就是要拍，希望別人注意多一點，尤其是老人院，每個人的生存無非想獲得存在感及尊嚴，可惜社會上有太多人默默耕耘，卻沒有人提及他們。老人院的自我價值很低，拍部電影或許有人關注，就算未必幫到他們，但這件事亦很重要。」 許鞍華總是個老好人，但處身於導演這個崗位，的確好人難做。「我很難將導演當成一盤生意，每次我和老闆講數、跟工作人員講數，總是會輸。例如我給工作人員的薪酬，一開始已是成本內的最高價錢；問老闆拿錢，卻是我可以拍出電影的最低價錢，結果在商業運作中，我就是個商業白痴囉！」就算是合拍片，她拿到的資金都不是想像中的龐大，因此她從未感受到那種太多錢不懂用的情況。「我那幾部所謂大片《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成本不是很大，不是內地片《八佰》那一種，那些老闆知道我的紀錄，是不會給我那麼多錢的。」 最後，還是回歸《好好拍電影》的一部分。紀錄片中，蕭芳芳引述張叔平說導演是神，嚴浩說導演是狗，但許鞍華卻能在神和狗之間找到平衡。許鞍華直言，所有導演都是神和狗之間。「至於偏向哪一邊，就視乎當時狀態，做完就算，沒所謂啦。」 感受更深是，不是神狗之分，而是多年來環球社會及行業變化實在太大。「以前我去到那裡都吃閉門羹，因為老闆們不喜歡我的電影及拍法，而是喜歡另一種商業運作，但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會覺得自己很無用。你想想由我入行開始至今變動有多大，但我們在過程中是不知道的。整個世界不同了，真的要慢慢適應，現今每日都有不同的大新聞，不只香港，全世界都是一樣，尤其疫情出現後，大家都不知明天會怎樣。」 今日不知明天事，只知道73歲的許鞍華依然好好拍電影，一直在香港街頭走路，希望繼續表達她對香港之情，用鏡頭畫面記下歷代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