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流利廣東話唱出饒舌，發生於主流世界外的力量，認知中本地知名Rapper JB就是這樣有型的存在。四年前，伴隨一曲〈潮共〉爆紅，放棄正職的他決定花一生親近音樂，卻又不只臣服於音樂，全因心底仍有繪畫與街舞等興趣寄居。所以鏡頭前體面得很的JB，玩樂生活依舊，該chill時chill盡，手不離酒，歌不離口，落力為周遭事填上一詞；當本意自娛的創作得到認可後，他又寫了更多更多。 但你發現了嗎？音樂，是他與社會的陣陣交鋒，當疫情讓世界停滯時，〈得個等〉論盡了苦況；當世態逐漸復常後，〈為咗錢〉他工作再忙也未攰未攰。直至社會完全習慣了他，質感卻像是被近年平淡經歷所磨滅了不少，「風氣不舒服我就不寫了，我又不只有這一個身份。」然後屈指一算，沒新歌推出的日子將近400個工作天，是真有點累了懶了，但要他「搵啲嘢寫吓」，又可行嗎？ 「可以是可以，但沒理由自己不在狀態，又強行交貨的吧？站於市場角度是不好的，但至少我仍能過活，那就不用你管了。」用圈外方式過上圈內活，JB一個月前終於回勇推出了新歌，然後與我們有了這次暢談機會。 Text．Leon Lee Photo． Kim  makeup．Tammy Yauwardrobe．Still House  Watch．Bell & Ross Venue．MOFO TATTOO 唔習慣工作變成你我距離 大概是襯托他Rapper身份，這次訪問地點定於銅鑼灣一家紋身店進行，是間樓上舖，很潮很有型，看照片就知道何解選址這裡，完全是饒舌人出沒的感覺。但事實不然，當天來者其實以樸素形象居多，再望向剛到場的JB，默默挨近的低調，他輕快的道：「Sorry，遲咗少少。」沒有寸寸貢也沒有不客氣，氣場是預料外的友善，彼此點了點頭便開始工作。 只不過，在正式開始「傾偈」之前，其實尚有很多事情要辦。JB一邊聽著客戶講解，另一邊廂也在準備拍照，始終拍攝行程總是趕趕急急，快手完成了才能爭取更長的對話時間，「我手要舉高點嗎？不如我除下墨鏡換件恤衫再試試。」JB擺著嫻熟甫士，那份駕輕就熟，跟數年前嘴裡說著「真係未慣」相差甚遠，有種悠然自得的從容。未知這樣的他，還記得初入行時的日子嗎？ 「絕對深印象。還記得當時仍在潮鞋店上班，但因為自己出了歌，自不然有些人前來詢問合照。我當然興奮，沒有拒絕粉絲也沒有推搪牌子，所以老闆後來不高興了，說不能替其他brand影相。諷刺是，其實我們也有賣對方產品，變相不過是幫店家宣傳。但介意的人就是介意，不用一一計較。也多虧了他們，自己才有這麼多值得控訴的對象。」照這樣說，離開了素人生活融入音樂圈，倒不是缺失了很多創作素材？「相比全職做音樂，我的確幾懷念打工日子，生活節奏急促點，寫歌沒那麼容易麻木，又不像現時能接觸的人事物都差不多種類，靈感會來得比較合時，大家也比較願意接近我。」 等大家明白不再得個忍 按JB憶述，當時他正在店內工作，有認得他的客人會特意前來「八卦」，rapper怎麼在這裡上班？是不是架好鏡頭正在拍攝？讓他既欣慰對方賞識，卻也因這番問候笑而不語。「香港就是這麼搞笑的地方，你只能做一件事，身份定義你是甚麼就做甚麼，我是做音樂的，但也不僅有音樂啊，何況這片土地出名搵食艱難，又怎能單靠一種職業維生，是不是？」尤其現在粉絲群拓展了，他說自己還得考慮曝光率與選材的關係：「像我爸爸是個鼓手，當年能靠音樂養活一家人，所以我相信音樂的力量很大，自己如今多人認識了，也想帶來比較正面的影響，因為artist某程度上推銷的還是自己。」 那之後，JB真性情持續併發，有細談香港聽眾，也有自己對於音樂人態度以及寄語作品的情感。把店家準備好的啤酒遞給他，我們就此打開了話匡子，「先講聽眾，這裡關乎Hip Hop界與所謂主流圈子的關係，許多人以為我們跟主流很牴觸，其實沒有，我們根本不可能杯葛任何一種音樂類型，何況跳舞時會聽的歌種很闊，只要足夠靈動就好了，正如街舞比賽偶有外國人來觀摩，能在文化交流的時刻播放粵語歌，我認為應該是視之為我們的驕傲。」 聽「人」又如何 那麼香港rapper要站穩陣腳，只是時間問題嗎？「謬誤太多太多了。許多人說粵語Rap擠身了主流，或是在音樂圈中『彈出彈入』，其實說法好飄忽。對我來說，不是說有個文化叫作『Hip Hop』，然後有班主流音樂人在作品中加入rap或是邀請我們合作，然後在電台和電視上登場了，我們就擠身所謂主流。更直白點說，也許主流人會在作品中加入這些次文化，不過是他們的聽眾群飽和了，希望吸納一些小眾也說不定；甚至乎香港人聽『歌』也未必是看作品好壞，而是聽『人』的，聽自己心水偶像，我認為這樣作品很容易粗製濫造，但只要不是抱持『亂做首歌都大賣㗎啦』的心態，其實也不是甚麼大問題。」 不聽「歌」真的可以嗎？「不是說你有好好聽的音樂，就可以周圍去姦淫擄掠，你的新聞與作品都會定義你的價值，做『好人』在娛樂圈中是尤其重要的自覺。同樣作為聽眾，你也要有分析能力去辨別好壞，你鍾意偶像ok，但要是他不好聽的就是不好聽，心裡要搞清楚。反之，你也大可不必浪費唇舌去爭論，像我很憧憬Michael Jackson，他醜聞也很多，我也會選擇不理會那些負面消息，所以聽『人』是有原因的，我可以理解。世界上乜人都有，好難界定所有事的正確性，不如先做好作品，讓品味相近的人靠近，你的存在感自然會變濃，質感也就隨之塑造起來。」 邊度有佢邊度就係大場面 「然後問題來了，甚麼是音樂質感？很顯然就是你的經歷，不同的人會透過歌曲把生平分享給你聽，你又再按照自己生活去雕刻紋理，將瑕疵好好打磨，才會有自己創作的方向。這個完整的書寫過程，造就了我每一首歌，而你也不會知道每位artist，實際投放情感前考慮了甚麼，可能〈得個等〉也有個好爆的版本，講疫情講得我好激氣。你不能說我這次有寫粗口，下次沒有我就無火了，無火了我也有首〈火機〉借火不是嗎？所以係好跳㗎，可以一首開心一首傷心，也可以唱唱情歌，都不代表我們變咗。」 學識接受所有情緒發生於自己身上，這樣對吧？「絕對是。所以我不高興之前風氣就好一陣子沒寫歌了，直至近來覺得自己稍微有點懶，我又兜返轉頭觀察市場外的自己，沒有跟潮流走的話我能寫出甚麼真話呢？既然『經典』是個遙遠夢也沒法部署，就只好繼續用心做好創作，等你們再度發掘一下我。」那麼，你不藉著這次重出江湖介紹和解釋一下新歌〈They coming〉嗎？「絕對不需要。這點又是很搞笑，你聽到甚麼就是甚麼，何必逐字逐句分析，如果我要解釋，我又要多想一串文字去表達已經精修過的歌詞，不如直接拍Vlog說教，還唱甚麼鬼歌呢？」

「看《葉問》，你會記得甄子丹說『我要打十個』；《葉問2》會記得甄子丹與洪金寶在圓檯上對戰，但是你記得他們的動作招式嗎？」 董瑋經常強調，他是動作設計而非武術指導。好多角色不懂武術，動作不用指導，但要精心設計，透過動作增加劇情的張力。「舉例說，男主角推開女主角來捱一槍或一劍，電視劇集有好多這些最例牌的劇情，但我們如何能夠將這件事變得沒這樣老土，令觀眾有點詫異，準備熄機的時候，還覺得有些東西好看？」 今年7月是李小龍逝世五十周年，翻看《龍爭虎鬥》的時候，看到當時年紀輕輕的董瑋被李小龍狠狠打了一下，如今五十年後，董瑋做過電視及電影演員，也做過電影導演，最為人熟悉的，當然是他六奪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動作設計崗位。 拍了多年中港合拍的大型動作片，近年回港拍攝新導演的《武替道》及《爆裂點》，依然孜孜不倦，繼續思考香港電影為甚麼而打，動作為了甚麼來設計？他笑言當自己的偶像大哥（洪金寶）、八爺（袁和平），甚至Jackie（成龍）仍在工作中，他還是繼續努力構思一個個動作好了。 text．Nic Wong | Interview． 金成 & Nic Wong | photo．Oi Yan Chan | location．Cordis, Hong Kong 報細數的誤會 翻查網上資料，董瑋在1954年出生，明年即將七十歲，但當年擔任無綫藝員的他，與五虎同期競爭，劉德華梁朝偉現年只是踏入六十歲不久。「沒錯，其實我大他們一兩歲而已，實情是我1958年出生，肖雞，今年64、65歲左右吧。」這麼多年來，為何出現這個大誤會？最初自己也很困擾，四歲離開內地故鄉到港跟隨粉菊花師傅，直至成長後約三十歲，終於等到改革開放後回鄉，母親才告訴他真實出生的時辰八字。「身份證都是師傅幫我拿，沒所謂吧。來到今日，六十幾還是七十歲，都差不遠矣。」 無可否認是，董瑋的樣子向來babyface，他笑言好多於壞。「後生時著數一點，尤其跟師傅時比較襟撈，可以再做童星多一會。近幾年過了六十歲，可能跟過去在內地工作有關，要在極寒地方工作，損耗較大。」記得幾年前在內地拍戰爭片，氣溫低至零下三四十度，他在街上拍攝既嚴寒又乾燥。「當時正值新冠肺炎，人人都要戴口罩，所產生的蒸氣引致臉部結霜，加上乾燥及食水問題，極度低溫下又沒胃口吃東西，所以近年明顯變得蒼老。」眼前的董瑋，看來比早幾年訪問的相片瘦削，他隱約透露近日為家事困擾瘦了五公斤，暫時亦未有到內地再拍片的計劃。 再說小時候。他直言現在擁有的一切，依然能夠開工搵食，全靠師傅在他們從小到大由地氈功訓練出來。回想當時拜師入門簽合約，一簽便十年。「基本上所有訓練都是那十年而來。當時我們要拜師簽合約，十年另加一年幫師，不過過了八、九年後，師傅年紀太大，再無能力理會我們，那時人人都做外面的武師，好似《龍爭虎鬥》我被李小龍扑頭那一場外，其實我在其他場口也有穿白衫做演員打功夫，《精武門》也曾經客串了一幕，只不過沒有站在前面，因為樣子太後生了。」 粉菊花與于占元 大家都熟知于占元訓練的「七小福」，相對同期的粉菊花，其門生大多女性，包括陳好逑、鳳凰女、惠英紅、楊盼盼，以及七公主如蕭芳芳、陳寶珠、馮寶寶等人，董瑋是為數不多的男徒弟，其他還包括林正英、錢月笙、惠天賜等。「我們幸運一點，于師傅那邊真的打得好甘，甘過我們。我們這邊男生很少，當時男生只有大師兄錢月笙，我是第二，之後也只有兩個男生，而且師傅錫我，所以打得好少。慢慢收男生愈來愈多，就開始打得甘一點，但與于師傅比較，依然差得遠。」 董瑋娓娓道來，粉菊花名銜其實不算師傅，而是春秋戲劇學校的校長，當時聘請不少來自內地及台灣的老師來港教他們。「我們與于師傅那邊所教的東西差不多，我們這邊以京劇為主，同時還有教粵劇，嚴格來說，家英哥（羅家英）都有來過我們學校，可算是同門師兄弟，我也曾被借去林家聲那邊臨時頂檔做粵劇呢。」 從小打到大，他特別喜歡以弱勝強的功夫，好似詠春、形意拳等等，同樣是力從地起。「人的體重只有這麼多，如何用馬步後座力，力量由地下加上自己體重，變成發出攻擊的力量，更講求用最短距離等等。」兩種功夫能夠以弱勝強，但似乎不太適合當今潮流。「放入MMA（綜合格鬥）未必適合，詠春好少主動攻擊，不黐手根本打不到，與現在西洋拳擊組合拳及紮紮跳有點不同。正如當年李小龍都不是完全跟隨詠春或空手道打法，而是水，甚麼都可以，怎樣來便怎樣去。」不過他強調，打不打得是另一問題，喜歡的是箇中拳理。 好多人自認好打得，他這方面相當謙虛。「小時候好勇鬥狠一點，經常看到打架之後，打完又要被師傅打，長大後好討厭打架。」討厭的主因，緣於有次被人打到好甘。「大概是19、20歲，有次被人圍毆打到好甘。別以為我們好打得，就算當日不是被圍毆，都一樣可以被人打得好甘，我們自小所學的，當然比一般人靈活及反應快好多，但不代表一定打得。」在他眼中，打架非常講求經驗，打得多有經驗，他們那一輩師兄弟反應好，但反應好並不代表有經驗。 時至今日不只年齡，他承認自己比較老派一點，從不喜歡MMA，不明白MMA作為比賽，為何打到對方落地後，依然要拳拳到肉，衝住對方的頭部來打。「這是我的底線，接受不到，每一下都打向頭部，當躺下來重力向下打，真的會攞人命。」執導拍過《地上最強》，當時他有句很喜歡的對白「不能將別人的一世，換你一次的冠軍」，可惜最終卻被剪掉了。「我明白好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依然覺得MMA是一項運動，但我覺得它已超乎運動的需要。當拳擊KO對方後都是數秒，跆拳柔道都會留力，為何MMA要這樣？」 是動作設計，不是武術指導 說穿了，今時今日的官能刺激與以往大不同。人們追求動作血腥，但董瑋堅持動作要合情合理，正如他很不喜歡「武術指導」這個稱號。「很多人都改不到口，但我認為最合適的稱呼是『動作設計』，因為動作指導只是指導演員的動作，而我們是動作方面的第一副導演，幫忙導演拍攝動作戲份。」他認為與導演溝通得宜，能夠清楚得知對方想要甚麼氣氛，血腥抑或老少咸宜，嘗試從動作方面作為劇情的延續，便能加強推進劇情的張力。 此時，董瑋用上自稱最老土的劇情作比喻：「譬如說，一部驚慄片中，家庭主婦發現有人上門綁架女兒，她根本不懂功夫，怎可能有武術的存在？動作指導還可以指導一下動作，但怎樣設計成驚慄片？鏡頭一開始交代那把刀，從她們如何關起房門，女兒如何拿起那把刀，走過去拿刀卻不夠高，一切都是推向危機的劇情處理；又或者，當女兒拿到刀後，觀眾以為她們成功之際，卻不慎跌了刀，怎麼辦？這一切都是動作，拍動作都是說故事，如何輔助劇情增加張力，所以我會稱呼為動作設計。」 即使是武術片，動作設計同樣重於武術拳理。董瑋說：「如果想看武術，不如看Discovery Channel更好，可以畫圖給你看，如何做到兩線之間直線最近等，解釋得好清楚。」他以《葉問》系列做例子，第一集記得甄子丹打十個，為何他用車輪拳誇張地打到對方彎了腰卻仍未落地？「那個動作將劇情及仇恨推向發洩，觀眾接受得到，否則不可能這樣。你記不起動作做了甚麼，但你會記得劇情是甚麼。又或者《葉問2》大哥洪金寶與甄子丹在圓檯上打架，到底雙方用過甚麼招式？沒人記得甚麼拋拳、三花蓋頂、老樹盤根，統統都記不起，只記得處境，亦就是那個戲劇，所以打甚麼都沒所謂，因為他們終歸一定要打。」 最愛日式呼吸 董瑋明言，作為動作設計，第一步並非設計動作，而是思考為甚麼要打？「想到為甚麼要『打』，自然想到如何『打』。要知道，『打』是一定的元素，但『打』的原因才可以推進劇情，真正好看的，其實不是招式。」說罷他引用《92黑玫瑰對黑玫瑰》入屋偷鎖匙的例子，一條鎖匙引發連串動作，他說到手舞足蹈眉飛色舞，仿如角色在眼前出現，當中涉及地毯、燈罩、窗門、木板等等等等，過程的確比兩個人埋牙打架更有畫面更動聽。此時，他突然爆出金句：「如果只是度動作度拳腳，找我大陸那班手足就可以，如今已是第七代，很多人都是內地武術運動員最高級別的武英級。為何還要找大哥、Jackie和我等人呢？」 的而且確，自古以來，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劉家班享譽盛名，董瑋高徒不少，沒有明言成「班」，他一人獨攬六項香港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僅次於成家班，並與八爺袁和平齊名。他謙稱自己沒特別甚麼風格，卻永遠提醒自己做一名動作設計。「其實我頗排斥一定要怎樣去拍一場戲，正如我們捉西洋棋，拿棋子的方法與中國象棋不同，感覺不同，因此拍甚麼戲，就要找拍那部戲的合適方法。」 硬說風格，董瑋認為日本電影對他影響很大。「小時候我看勝新太郎的電影，很喜歡日本片的節奏感。當時電影不像現在可以推快，而他們在打鬥之間的呼吸位捉得好準。」記得當年麗的呼聲每星期都播放日本片《盲俠》（又名《盲劍客》）、《斬虎屠龍劍》等，令他獲益良多。「勝新太郎的電影總是骰盅飛起，然後插刀，才看到蠟燭裂開，都是戲劇張力的延續。後來看到大哥的《敗家仔》、《贊先生與找錢華》，或者Jackie或劉家良師傅的電影，到我自己做動作設計的時候，才明白如何處理那些呼吸位成為必要的張力。」 董瑋一心希望動作與劇情相連，多年來他與多位大導演均合作過，包括吳宇森、王家衛、徐克等，內地的張藝謀、陳凱歌也合作過，當中有開心也有不愉快。早年他為吳宇森拍攝《英雄本色》之際，同時為徐克合作《刀馬旦》，後者不歡而散，其後卻合作無間，好像徐克最近的《長津湖》也找來董瑋幫忙。「有些導演好自由地讓我去拍，好似與我相熟的Teddy陳德森，而有些導演風格不同，我就會與他們一起構思，也不時苦求他加些甚麼，否則好悶。」 徐克與王家衛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絕對是董瑋的口頭禪。他說自己以往心高氣傲，直至四十餘歲開始減少稜角，慢慢明白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會影響決定。「我跟好多導演及工作人員合作都有得益，亦有試過與一些導演合作不快，這樣的話，我只有兩種選擇：開開心心遵循他的方法拍下去，始終因為我收錢而服務導演，而不是根據我自己的口味；另一種就……」 提到自己與徐克的合作，原來二人從未正式合作過完整一部電影。「我幫他做過好多部動作設計，每次都有好多特別情況，最長的一次合作是《七劍》，我在最後一個月加入，全程拍了兩個月，其他電影都只是幫他十幾日，好像《刀》也只是拍了兩個星期左右。我從他身上吸收很多，他的思考方法很特別，果真是獲益良多。」 另一位是王家衛，或許較少人留意得到，董瑋曾與對方合作《旺角卡門》、《阿飛正傳》、《2046》等電影。「我喜歡與導演一起磨，例如我們與高佬（王家衛）度東西，他一來就說，如果是某某人的話，他會怎樣拍？我們先想像別人如何處理，然後拋棄那些想法，好好玩的。」他笑說人人都渴望尋求不同，但不代表成功，王家衛卻是少數成功之人。要比較徐克及王家衛的合作，他說兩位都是我很尊重的導演，但略有不同。「高佬想東西，想像空間中有他個人的東西，徐克也有個人空間，但他會盡量解釋給你明白。其實高佬都會解釋，但解釋完再拍出來都有不同，二次創作嘛，阿叔（張叔平）剪接後，又再有另一個二次創作……」 甚至乎，董瑋曾經到過荷里活發展，參與《刀槍不入一僧侶》的武術動作設計，但他坦言不太喜歡那個環境。「荷里活的系統是好的，有這樣的規模就要這樣的做法，以工業化處理事情，每個人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不用做到120分，做到80、90分已是盡責，但大家分工好明顯，簡單像搬檯、搬腳架、拿沙包等，都不能出手幫忙，而且創作上不算很自由，一開始講完便不能改動，我自己不太喜歡那個工作環境。」就像最近他以演員身份拍《武替道》及擔任《爆裂點》動作設計，回到香港拍攝片場，人人自動自覺，始終香港電影人最懂得的，就是執生。至於內地拍攝環境規模大，若想方便管理，也要一定的制度系統，但他覺得目前仍未夠成熟，還是有點參差。 拳腳最難拍 提到內地，董瑋不諱言拍大型動作片真的要在內地製作。「沒錢拍不到動作片，尤其拳腳動作片最難拍，因為要拍好多鏡頭技巧來呈現力量，反而最容易拍的動作片是槍，因為槍和子彈不會累。」誰人都會累，動作場面也不能太短，想看到技巧一定要長一點的鏡頭，講求演員的體能。「現在好多人都借助電腦特技，但我始終覺得代替不到，演員的反應很重要。」 當然，香港動作演員不夠也是不爭的事實，董瑋慨嘆以往他那一輩都是武班出身，後來到李連杰、甄子丹則是武術底子好。「現在香港沒這方面的人才，有的只是具有體操、泰拳、自由搏擊等經驗，但懂得打拳未必懂得落地避免受傷，何況沒有機會去實踐，內地卻有大量製作，此消彼長下，這方面香港顯然是悲觀。」回想最初返回內地拍攝，董瑋教內地人如何做動作，也包括拍攝技巧的真實操作，例如拉威也、安全意識等等。「累積經驗多年，現時他們已發展快過我們香港的動作手足，因為開工密，試問香港哪有人會在二樓練習跳下來，叫人打自己一巴練反應？」 「坦白說，電影是經驗累積，只有工業化才可以養到一批實驗電影的人，而實驗電影才可培養出不一樣的說故事方法。當工業不發達，難以養一班人，所以現在的後生仔其實很辛苦，拿著政府那幾百萬元來拍戲，我們那時八十年代拍都有過千萬拍啦，所以現在的識飛都沒用。始終電影都要工業化，有王晶才有王家衛，相輔相承。當然，去年有幾部賣座片，但全都與社會背景有關，希望不是虛火，更希望本地觀眾有熱情，香港電影不應該靠政府創意基金，最後還是需要觀眾入場看的。」■

Dear Jane，MC，張天賦，拉闊，音樂會，商台，演唱會

邱禮濤向來多產，以往拍攝小眾變態片如《伊波拉病毒》、《人肉叉燒包》見稱，近年卻拍下不少中港合拍大型警匪動作片，好像《掃毒2》與《拆彈專家2》，兩地同樣票房賣座，香港收近兩千萬元，內地更收逾十三億票房，難怪《掃毒3》及《拆彈專家3》亦不得不繼續拍下去。 炸爆紅隧機場中環站之後，邱禮濤不諱言現在的老闆，九成都是找他拍大型警匪片。人在天涯，疫情下再來這部《掃毒》系列第三集，嘗試如何相對簡單拍攝「次類型」，希望能令自己及觀眾帶來些微的新鮮感，當中富有香港意象，電影亦正式改名為《掃毒3：人在天涯》。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 Location: K11 Art House 拍得簡單一點 《掃毒3》的起首，他希望拍出一個簡單的故事。「某些人認為《拆彈2》的成功是因為故事複雜，大陸影評形容為反轉再反轉，如果我三年拍一部，我會努力再拍一部反轉再反轉的電影，但我卻是一年拍三部，今次不會這樣想。」正因如此，今次再沒有近年常見的著名香港地標爆破。「就是一年拍三部，我不能部部都拍地標，不能部部都燒腦，操作上好難這樣。」 「當大部分老闆都想我拍警匪片，我就想在這個類型裡面尋找『次類型』，亦即是二次創作的次類型，第一對我的腦筋會好一點，第二是類型差不多，繼續下去就會重複，我以前試過兩年內拍了六部《陰陽路》，很困難的，有時求變也有機會中招。不過，始終最初的出發點是面對大眾，好難有完全新鮮的東西，太新就有人會阻止，只能夠在舊有元素中加一些新鮮，不是完全沒見過，但可能是近年少見一點的東西。」 邱禮濤明言，其實他一直有拍其他非警匪片，但他無法控制電影發行，其他電影唯有等一等。因此《掃毒3》在七月底上映不久後，八月中又有他的另一部《暗殺風暴》，2018年殺青，五年後才上映。反而，《掃毒3》不算等得太久，2020年底籌備，2021年疫情下幾經改動而拍成，但過程卻不容易，電影本來希望飛到泰國拍攝，疫情下輾轉到過雲南西雙版納、廣東惠州搵景，最後各地拍攝部分場景，主要場景卻搬到香港，斥資在元朗流浮山搭建佔地五十萬呎的金三角村寨，最後不乏連串槍戰爆破動作大場面。 前文提到，邱禮濤只能在舊有元素下找尋多少新鮮感，今次《掃毒3》最大驚喜是，集合劉青雲、郭富城、古天樂首度同場較技。「故事與演員差不多一起發生，第一個確定的是古仔，第二個是青雲，第三個是Aaron。」尤其後者，原來這次是邱禮濤與郭富城首度合作。「大家拍戲這麼久，都很容易合作。」被問到有否與對方研究演技收放問題，導演沒正面回答對方演出如何，認為說話很抽象。「演員好多時候到現場演戲，看過才知到底要肉緊、誇張還是平實。」二人合作愉快，點名下次要再次合作。 劉青雲、郭富城、古天樂首度同場 《掃毒3》拍攝時幾經波折，從農曆新年準備開拍到十月舉行煞料宴，但電影實際拍攝只有五十多日。「籌備到真正拍完的日子漫長，但計算拍攝日數來說又不算太長。」邱禮濤特別感謝古天樂，為電影到內地拍攝三星期，但大多時間卻在酒店隔離，真正只拍了三日。「第一日埋位，拍了一個多小時後就沒有他的戲份，全程實際只是拍了兩日多，以他這樣繁忙的人，需要他花上三星期，卻用了他這麼少時間，真的很對不起他，非常感謝他看重我們的電影。」他亦提到劉青雲的角色起伏不小，原本是「大孖沙」，突然落難後要在金三角從頭來過，其演出也不能錯過。 好幾年前，邱禮濤修讀文化研究哲學博士，其主題是電影審查制度，近年他拍了不少合拍片，另外亦有一些內地電影，他表明合拍片並非新事，早於2004年梁家輝與阿Sa（蔡卓妍）主演《這個阿爸真爆炸》都是合拍片，已有內地資金的投入，但合拍片過去都有，包括港日合作、港中合作，又或者有新加坡或菲律賓資金組合來合作拍片。「當然我明白大家所說的合拍片是甚麼，現在意涵增加，如果沒理解錯誤，我們討論的是針對內地市場的合拍片。根據CEPA及電影局的規則，就得通過它的審查，才可在內地播放。其實以前香港與台灣都有不少合拍片，當時都有台灣的審查，最大分別是，以往沒有統一版本，現在中港合拍片的版本，就一定要統一。」 「千禧年後，內地變成大市場，有種合拍片可以做大生意、食大茶飯，有了合拍片，就可以拍一些規模大點的電影，預算大一點，老闆覺得有更大的回收機會，的確有些電影是資源大一點才做到，有些電影人想做便去做；但如果有人想拍《人間狗鎮》（Dogville）不用太多資源，便可以從風格化出發，每個人的取向不同。」 近年邱禮濤愈拍愈有，笑說他為老闆賺錢的機會不少。「可能我拍得多吧，但計命中率的話，Peter Chan（陳可辛）那些合拍片不是高一點吧？」以他與投資者的交手而言，他承認內地投資方覺得香港導演拍類型片比較適合，但他認為香港導演並非想像中的重要「內地市場不只有這種電影，也有其他電影，不要想得太大。說真的，合拍片在內地票房數字來比較都不算高，內地電影收五十幾億元，我們這些合拍片收到十億已經好似好高了。」 歷史證明總會爆一次 邱禮濤甚至認為，拍警匪片從來不是他的大方向，深信這個片種總會有失手的一天。「當然不是我的方向，每次愈搞愈大沒意思，加上最終總會爆一次，看歷史就知道，沒有東西永遠向上，一定是高高低低，長時間向上已經好好了。」 不得不說，《掃毒3》今次流露出不少香港元素，結尾更藉著郭富城的角色加入掛念香港的對白，以及香港風景。「我是香港人嘛，我都是跟著故事人物發展來加入。你是甚麼人，就會拍甚麼戲，不用多想。」他點到即止，又坦言現在的大環境下，好多東西都是「無話可說」。 或許，《掃毒3》的電影副題是「人在天涯」經已說明了一切。「本來叫《天大地大》，但內地審查過不到。無論以劉青雲或郭富城角色，片中他們都飄泊到另一個地方，不就是『人在天涯』嗎？小時候不少詩詞成語如『天涯若比鄰』、『人生到處知何似』等，好多都入了腦，就『人在天涯』而言，這一代人總有一種流浪心態，現在拉個拖喼去某些地方，我們那個時代卻是孭起背袋，但比較是自主一點……」

「人生好多事都是無心插柳。就好似撞鬼，你怎麼可能知道幾時撞？」適逢神戲劇場十周年再選擇上演《極地謎情》（Enigma Variations），黃秋生這樣鬼馬地解畫他的選擇。 早於2012年，此劇曾以《極地情聖》為劇名上演，由秋生夥同梁祖堯演出，但秋生並沒有很滿意那次的經驗。而這次，他自言是重頭來過，好像從未做過這戲一樣。邀得《ART 呃》的黃金拍檔陳淑儀擔任導演之外，更有近幾年活躍於舞台劇界的游學修，接棒出演記者黎斯，與飾演作家白克的秋生展開一場重重謎題、浪漫而殘酷的訪談。阿修形容此戲：「當以為要開估的時候，原來又還未開估。雖然只是兩個人的吹水戲，但當中會有很多東西攫著你。 一個話題好像不斷傾完又傾，一如這劇的英文名會一直在變奏。」 text．yuiphoto．Oiyan Chanmake up．Jolinn Ng （黃秋生）、Julie.H @JLAB（游學修）hair．Taky Chung & Ray Mork@AdmiX Hair Stylingwardrobe．Engineered Garments from I.T.（黃秋生）、99%IS- from I.T. （游學修）venue．Kind of Brew To act is to do 截至訪談當日，秋生與阿修只進行過幾次圍讀。但兩位也不生疏見外，在阿修起哄下，秋生甚至詢眾要求跳起了近來很流行的變奏版開花舞。這個二人組合有點新鮮，但細想兩位的性格形象，又好像非常合理。而找阿修來演黎斯並非秋生「撞鬼」，而是整個團隊一起決定的事。「還有誰能做？又要年紀剛好、又要有舞台演出經驗、又要有點靚仔有點吸引力。」秋生打趣道：「找人很難呀！還要對方肯睬我喎，現在都沒人睬我啦。」不過選擇阿修當然因為他有過人之處：「我想應該這樣說吧，有些舞台經驗不夠豐富的演員，有時會較容易吸收到一些不太準確的習慣，並以為那樣的叫作演戲。譬如說，談起表演我們時常會遇到有人來問，甚麼是喜怒哀樂，或者說人做甚麼表情，那樣的錯誤認知。但Acting是要去『做點事情』，to act is to do，演戲是一種行動來的。」阿修也都表示認同：「我之前玩過一個關於辯論的節目，居中有些異曲同工。那個節目的參加者有司儀，也有保險從業員，而大家也有個誤解，就是辯論就是關把口事。但實質上並不是啊，辯論是關個腦事，背後考驗的是你如何思考。這也跟演戲一樣，不是在尋求外在，而是尋求內在。」 背靠背的Trust game 凡是舞台劇，特別是兩人對手戲為主的劇目，普羅大眾很容易將兩個演員放上天秤作各樣比較。阿修面對前輩起初有壓力，但很快就調整好心態。阿修直言，這樣長時間的兩人戲更要懂得倚靠對手：「譬如說你要做20場，總有些場次是你身體狀態不太舒服的，如此你便更需要去倚靠你的對手。那種力度是有點像那種互相背靠背靠著對方的Trust game。有時也會聽到有其他演員會這樣去比較，會覺得某些場口誰比誰好看的評價，這些情況會讓我覺得，是演員封了自己的『頂位』，他接受了那個『好看』僅僅到此。但明明與對手一齊施力，那個『好看』可能不止如此。」而秋生則直指有這種比較心態的都屬外行人，皆因演戲是一種團隊活動，這樣的互相給力基本上是演員的基本要求：「你何時見過厲害的足球隊是自己踢自己的份？要交波的嘛。即使是獨腳戲，自己一個人演，你都要跟觀眾去交流。」 學到降龍十八掌的是郭靖 「這是我最近想到的，好的演員真的不能蠢。」秋生從旁點頭，表示認同。阿修續說：「但那種聰明我覺得是包含許多元素，不純粹是IQ高或轉數，不是這樣的。其實還包含著同理心，你有沒有一個智慧去明白他人的世界，也包含著你怎麼去演繹、想像觀眾怎麼去接收，又包含你有沒有足夠聰明知道要下甚麼功夫，諸如此類的。」秋生表示：「電影大部分時候就是完成導演的畫面，而不是演員的世界。但舞台劇則不同，演員必須要有理解能力與表達能力，需要做出精準的表演。我甚至覺得，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藝術工作者，他不能只是聰明，他甚至要某一部分，是識得如何去愚蠢。你看降龍十八掌是誰學到的？是郭靖。他很鈍，不聰明，但他死練。所以一個好演員，既要好聰明，但又好笨。你要深切地相信這件事才做得到。所以那些很精明很有街頭智慧的人，是做不成一個好演員的。」如果一個舞台有兩個郭靖，又會是怎麼樣的呢？不免令人開始對這部《極地謎情》，多了幾分期待。 《極地謎情》（Enigma Variations）演出場地：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日期：2023年9月1 – 2, 5 – 9, 12 – 16, 19 – 23, 27 –…

在兩個月亮下，自言Little People，明白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歌唱，踏出7月24日大道，訴說心的全部，寄出一封異地書，譜寫反烏托邦三部曲，拆解哀傷的作者。 移民潮不絕，不少香港歌手近年都到英國開個唱，場地有大有小，去年10月黃妍寓旅行於工作，已在倫敦及曼徹斯特開了兩場小型音樂會，不足一年後，她再次踏足英國開騷，更將今年3月在麥花臣演唱會的主題，搬到倫敦及曼徹斯特舉行《BLOOMING UNDERWATER 2023 UK TOUR》演唱會，為香港人帶來一種阿婆式的療癒作用。 Text: Nic Wong | Photo: Oi Yan Chan | Makeup: Jessica Chan | Hair: aki choi @ alex so’s team | Location：Meta Stages 十八夢 重拾Busking感受 回想上次英國開個唱，黃妍的最大感受是——感動。「上次是疫情以來第一次外遊，本來想帶一些力量到那邊的香港人，我身邊有朋友移民過了去，得知他們好想欣賞廣東歌的live，但沒想過在他們身上，我才是得到更多力量的一人。」身處英國睇騷，不像香港坐車坐鐵路到紅館會展麥花臣那樣近，有時你我到機場亞博館也覺勞累，不少英國的觀眾卻是穿州過省或駕車幾小時過去，為的只是聽到廣東歌的現場演出。「我看到他們的眼神真的很感動，他們很熱切很單純，只是想聽到我唱歌。」 倫敦那一場座位更少，難以想像長途跋涉還要坐在地上，有部分人甚至企足一個小時。「感覺有種找回以前唱歌的初衷，好像那種busking唱歌獲得的感動。願意停下來聽我busking的那些人，他們會給反應，情緒之間有交流，沒想到我在英國的個唱再次出現這個情境。」那次英國之旅為多次強調自己「小眾」的黃妍打了強心針。「我跨了半個地球，依然感到大家喜愛我那不算大路的音樂的喜愛，就覺得自己做對了，只要真心真意地去做就好了。」 有機會再到英國開騷，黃妍很快想到要延續今年3月麥花臣個唱《BLOOMING UNDERWATER》的主題，無分地域一起面對恐懼。「每次開騷其實都是要面對自己有何缺點，也會發現自己有些微的進步，明白自己可以處理得到一些東西。今次將麥花臣騷延續到英國那邊，比上一次英國之旅有規模得多，依然與水及恐懼有關。」 哀傷的作者 兩個月亮下，這兩個月黃妍相當忙碌，6月到英國開騷，7月即將推出新一張專輯，將兩年來的文學音樂作品輯錄於唱片之中。她表示仍有歌曲尚未出爐，其中一首是馮穎琪作曲的〈哀傷的作者〉，而今次專輯還是會有文字的部分。「《黃妍說》及《九道痕跡》都有文字部分，而這次計劃還是跟《1Q84》有關，真是很文學的東西，它本身又是小說，所以我拉了王樂儀落水一起寫些小說，收錄於一個專輯裡面。」二人將會扮演《1Q84》不同角色，譜寫《1Q84》的另一個結局⋯⋯ 計劃步入高峰，意味快將完結，黃妍這兩年不停選書，將文學作品主題入歌，面對即將來臨的結局，她甚至不想離開。「我們捨不得這個計劃，是它帶領我們到達那個位置，聽起來好似恐怖，但我們會寫小說，得到這個方向，我們能夠做到也很感動，真的捨不得它即將完結。」 陪你一起沉淪 至於計劃中的最大得著，她憶起幼時家教甚嚴，家住屯門的她，每天早上坐車出荃灣上學，放學後花很長時間在補習社，直到晚上七、八點再坐車回屯門，每天如是。升上大學後，她又選擇用兼職填滿人生，差不多過著一些反群體的生活吧。剛畢業工作時，同事提及的熱門話題，她全部都沒聽過，更被嘲諷她來自山洞，原因是她從小就很少出街，沒多上網，通常在家裡看書。「慶幸我一直以來有看書，現在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便不斷就是能夠從過去的櫃桶裡拾回一些舊東西。」 「入行前，我不知道原來自己是一個奇怪的人，我純粹覺得我自己很宅了，但是我的確是一個阿婆，我習慣的東西，我喜歡的東西，都是比較阿婆風格的，例如我的家中種了很多盆栽，例如種蔥，又或者自己的潤唇膏，其實都是我自己手製的。」 唯獨音樂，讓她與更多人接觸。不少歌迷分享，聽黃妍的歌有種療癒的感覺，「入行初期，如果你不開心的時候，我希望你聽完歌曲感覺舒服一點，或者開心的時候能夠放大感覺。後來我有少許轉變，不再那麼直接將所有東西盲目地想得正面，反正這個世界已經不如我們想像中美好，那不如一起沉淪，重點是有人陪你一起沉淪不開心，最重要是有個陪伴，變得人性化一點。」 阿婆式療癒 無論疫情又好，局勢也好，時間一長自然感覺緩和，但黑暗依然是漫長，只能習慣而感到無力，甚至只能鬥長命，療癒歌曲尚有作用嗎？「我們永遠都需要療癒，人類是脆弱的，怎樣自覺強大都好，說到最後我們都是Little People，很多東西都控制不了，那時要面對一些負面的情緒，其實就要找方法跟那個情緒或傷痛共存，之後再看看有否方法弄走它，而不是蓋著它卻不理會。」 就在弄走傷痛、跟它共存那個過程中，黃妍希望一直陪大家一起度過。「我發現這樣比起之前更加治癒，便希望大家能夠慢慢去嘗試。尤其，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會面對的那些東西，其實大家都有機會面對的。」《BLOOMING UNDERWATER》，無論在旺角麥花臣，抑或遠在英國倫敦與曼徹斯特，黃妍就像你我身邊的老婆婆，透過她的聲線與關懷，嘗試治療一眾需要陪伴的普通人。

潘惠森這個名字，向來在香港劇場界舉足輕重。過去十年任職香港演藝學院，近五年香港最風雲變色之際，穩坐戲劇學院院長一職。去年底事先張揚候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近月正式上任，根據他的話語，今次正是重投劇場最前線，希望從實踐帶來一些變革。 近年不少舞台劇目都有一票難求的熱潮，主因是影視明星所帶來的效應，當影視明星希望在舞台上鑽研演技，透過劇場來作一趟深造演技交流；那邊廂劇場演員又極力嘗試踏出舞台一大步，尋求機會投身電影或電視讓更多觀眾認識，當兩者互聯互通，作為全港最大旗艦劇團的香港話劇團，彷彿給人感覺在穩打穩紮同時積極面對大中華的時候，如何實踐各行各業積極進行的年輕化，以及風格變得更多元化？ 潘惠森新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編好了新劇季的劇目，也好像為這次訪問的劇本編好篇章，不想一切說得太白，從加法變為減法，給大家一個清晰方向思考明白便好了。他的作品不強求票房，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達到自己要求的藝術高度，期望觀眾從中取得相當的娛樂性及訊息。 或許未必事事稱心，但到達他這個年齡，經已無所懼怕任何入場劇迷的批評，他決定不聽也不看太多煩擾聲音，只希望從大後方訓練舞台戰士之後，把握時間再踏足前線，為本港劇場界做些好事。 text．Nic Wong | Interview． 金成 & Nic Wong | photo．Oi Yan Chan 小島殘留餘香 潘惠森年齡不詳，網上維基百科沒記錄，他只曾說過自己是「五十後」，經已獲得「樂悠咭」兩蚊搭車的優惠。他上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新劇季頭炮就以三十年前所寫的《小島芸香》改編而成的新作《小島‧餘香》，重新修訂後的經典，上月經已首演。潘惠森的故事也要由《小島‧餘香》說起。 潘惠森眼中的小島，其實是一個香港意象，盛載你我在這裡的記憶與情感，三十年來經歷種種變遷，今次再次修訂，就連他本人也嚇了一驚。「作為新劇季的第一部劇，本來我想寫個新作品，可惜我還在寫 而趕不及此時演出，那就退而求其次，找一個舊劇本來改編。」他不諱言，放下這個劇本已有一段時間，過去從未翻看過。「這次我拿出來重頭再看一次，簡單執拾當中的文字及文本，我卻有點訝異，為何三十年前的我竟然會寫這種東西？」 與香港話劇團的緣份，潘惠森早已結下。時間巨輪再推前至1986年，香港話劇團已製作演出他的人生首部劇作《榕樹蔭下的森林》，來到2023年成為話劇團第六任藝術總監，首作《小島‧餘香》以一男一女在小島遇上，兩個生命的碰撞探討生命狀態，帶出生活的意義，記述男女在小島之間的去或留，既訴說人際關係中的明媚幽暗，也對這片土地有所反思和致敬。「我認為一個好的作品，最後不會直接給觀眾說出答案，卻會從作品中帶有指向性，讓他們朝著某一個方向走，從而引發思考。這是我對創作的一種執著，很多東西我不想說得那麼白。」 注定了，潘惠森在這個小島上發生的一切，不會說得很白。「我沒有維基百科的欄目？我不知道，我不碰那些東西的，甚至我從來沒有Facebook及Instagram，也不打算有，可能與性格有關，其實我是害羞的。當然害羞的人從事戲劇，已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或是矛盾。」他笑言當初不小心地踏上這條路，那就一邊走一邊適應吧。「老實說，要我去sell自己的話，不是很舒服。」又例如，他的形象老是cap帽。他說近年頭髮愈來愈少，所以戴cap帽好像成了潘惠森的標記。「主要是戴cap帽，其他款式都不是很適合。我曾經帶過漁夫帽，唉，那些都是年輕人的東西，不用了。」 種菜養鴿輟學維修 自小在黃竹坑種菜養鴿，潘惠森對過去毫不眷戀，坦言「過去就是過了去」，但有時候還是會懷念。「那時是一個很辛苦的年代，窮苦人家要幹活幫忙耕田等等，但現在回望，我又很慶幸自己有過這種人生的經歷。經過那些日子和生活，早已知道勞動是甚麼一回事？」他苦笑道，現在很多人包括年輕一輩或所謂成熟一點的人，大多都沒有那種生活常識。 潘惠森的生活常識，還包括維修升降機，他在中四開學不久後輟學，短暫入行一年。「記得升中四後我不想讀書，真的覺得很窒息。我從來害怕身處學校裡，不喜歡很多規矩及制度等，又可能是性格使然，深感學校生活很悶。不讀書反而好舒服好自由，於是決定不讀書了。」這方面無分年代，相信歷屆學生都有同感，但好像潘惠森毅然輟學的，為數確實不多。「老實說也不知道做甚麼好，當時有個親戚在Jardine工作，亦是現在的怡和，當中有個部門是關於升降機保養，那就入去跟師傅做維修學徒。任何人見工都會聘請，不需要甚麼學歷，反正都只是幫師傅執頭執尾，師傅做甚麼，我就在側邊幫他拿著那些機械及配件等，又或者幫忙清潔一下，入行開始時都是做這些吧。」 潘惠森承認，從未正式修理過一部升降機，因為他的維修知識保持零度，他既沒有電機工程的底子，也對機械沒多興趣，沒想過要進修坐正做師傅。「我純粹找份工做，取得一點點收入維持生活，但一年後又發覺這樣下去不行了。」碰巧有天，他在尖沙咀分區工作時遇到一名同樣是中途退學的中學舊同學，對方向來喜歡打扮，當日重遇時，對方拿著一個類似做設計的那些大袋子，估計輟學後從事設計或服裝，相比自己裝滿零件的工具袋，他有點自慚形穢。「忽發奇想，這些比較文藝一點的東西好像比較適合我，到底我怎樣才能做到這些東西呢？」 「我看到那名同學的生活還好，這邊廂我卻過得不算好，我不知道怎麼做，但是我肯定了兩方面：第一，我一定不能繼續做維修這份工；第二，我一定要回到學校，不回學校的話，我甚麼地方都去不了。我一定要離開當時這個生存狀態，所以我就回去學校讀書，再重讀中四開始。」 熟讀姦淫邪盜 重返中學後，潘惠森比以往更加珍惜，往後到台灣及美國讀書，已是另一個故事。回想起來，他的文學修為及文化素養，很大程度都是自發的。「我對文字一向有興趣。很記得某年暑假，學校老師叫我們回去看《老殘遊記》做暑期作業，我真的看了全本書，但開學後回去才發覺，我是全班唯一一個有看過那本書的人，原來沒有人看的；又記得某日放學在中環流離浪蕩，行過摩羅街附近賣舊東西的地方，看到魯迅《吶喊》的舊版書，我隨即買了，只因為上課時聽老師說過魯迅很厲害。」 還有，姦淫邪盜。「那位老師影響我不小，他的說話好風趣，總是說中國人一定要看中國的四大名著，就是姦淫邪盜，分別代表《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及《水滸傳》。他介紹完我就很有印象，便自行找書看看那些趣味。後來到台灣讀書，那個年代台灣人好喜歡看小說，例如白先勇、王文興、李敖，我都會找他們的書來看。」 直到1988年從台灣返港，適逢當年是香港演藝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他見證著香港劇場界的重要歷史時刻。「當年是第一屆演藝學生畢業，有陳麗珠、陳炳釗、黃秋生等人，他們畢業後的出路是怎樣的？不只那一年，而是接下來每年都有新的畢業生。老實說，畢業後能夠入團的機會是很小，主要收錄全職演員的劇團，只有香港話劇團和中英劇團，另外一些團體都有的，但人數卻沒那麼穩定。」常言道，畢業等於失業，出路如何就要靠自己。「有些人努力組織自己的劇團。尤其不是人人都想入團，始終入團後代表很被動，劇團要你做甚麼，你就要做甚麼，但很多時候創作人搞藝術，自我表達的感覺強烈，只想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麼真的就要成立劇團，但如何營運、發展、找資源，都要慢慢學習。」 就在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日子，很多雨後春筍的新團體登場，繁花正茂。「八十年代初我不在香港，後來我看過一些資料，加上聽朋友說，之前香港做翻譯劇為主，直至九十年代開始有新團體及自家創作，尤其是面對九七回歸的變化，令很多人向內看『香港人』是甚麼一回事吧？殖民時代又是甚麼的一回事呢？那種回望和想像，這時候出產了很多創作，將他們的想像及感受放進去創作裡面，所以九十年代是很蓬勃的。」同時，好多演藝學院畢業生都是讀表演出身，演員擅長以身體出發來創作，而非以文本出發。「有些新劇種出產，當然部分學生畢業後到外國遊學或進修等等，吸收到很多外面的東西後，回到香港做相關管理及創作，自此形成香港戲劇界很重要的階段。」 事至今日，不少劇場演出均由市場主導，或是比較商業運作的模式，潘惠森認為是百花齊放的表現，因應時代不同，懂得欣賞商業或藝術成分較高的觀眾，兩者同樣有增加。「問題是，個人認為戲劇要追求一種藝術的高度，當然一般觀眾不需要這種藝術高度，他們可能只需要娛樂而已，那麼我們這些傳統劇場人如何在狹縫裡做到一些既有內涵又有娛樂性的東西？你問我的話，我會從這一方面去努力。」 抗拒市場誘惑 豁出去以市場為主導，當觀眾需要甚麼娛樂，然後做一些娛樂去滿足他們，潘惠森直言這樣的挑戰不算大。「我真的可以大膽地說一句，這樣做到其實不難，場場爆滿的票房誘惑很大，那種滿足感也是很誘惑，但我更想把持得住。不要整天都在想著票房，也希望那些作品達到某一個水準，就算是一個商業作品，都要有東西說的。」 「簡單地說，有些東西無論是一個表演，或者藝術上的處理，我不想說到這麼白。記得《棋王．樹王．孩子王》作家阿成，我無意中在網上看到他的一個YouTube訪問，他說藝術開始的時候，你會用加法，想說很多東西，統統都想放進去，但這樣還未進入藝術的境界；當你真正進入到藝術的時候，你卻是利用減法，所呈現的都是最精鍊的東西，例如詩。他一說，我就明白了。」 說穿了，潘惠森就是想做到那個水平，甚至是超越那個境界。「譬如說，我通過一個故事打算告訴別人，做人一定要把持著自己的底線，直接說出來當然容易，但如果我不說出口，而觀眾又能感受到，這樣就困難得多了。能夠去到這個水平時，這就是藝術；去不了的話，只能夠說句，那不是我杯茶。在我個人的藝術觀來說，作品沒有直接說出來，但觀眾同樣拿得到，這種境界在作者和觀眾之間，我們真的交流得到，這就是剛才我說的所謂減法。」他也明白，現實中的觀眾都不享受玩這個遊戲。「我們必須要接受現實，大部分觀眾不是做我們這一行，不會有這樣的要求，但我們怎麼都要拿到一個平衡點，至少在藝術上要過到自己那一關，所以要懂得計算，還得拿捏及摸索。」 潘惠森曾經說過，他加盟香港話劇團，並不希望將它變成潘惠森話劇團。「香港話劇團在香港是一個旗艦劇團吧，它的體量最大、產量多、觀眾層面闊。如果我想做一些滿足到個人創作慾的東西，真的未必適合在這個平台拿出來。當然我們有黑盒劇場，可以做一些比較沒那麼大眾化的東西，但我們主劇場必須要考慮所謂藝術與市場之間的考量，我們既有自己所謂創作的一種integrity，同時要能夠擁抱及開放地讓大眾跑進來，而不會覺得我們太曲高和寡。」 劇場不是宣傳工具 香港話劇團新劇季主題名為「生活的摺皺」，意思是把隱藏在生活裡邊的東西拉回來，但我們身處正值不斷變遷的大時代，關注個人情緒比大事大非更重要？潘惠森坦言：「戲劇所做的作品，當然希望能夠貢獻社會，最好能夠改變一些東西，但是很坦白地說，我覺得藝術能夠改變社會的能力是很小而已，一點也不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他不認為藝術是改變社會改革人心的好工具，甚至評定為效率不高。「始終藝術品是供人欣賞，如果要表達某些東西去改變社會，從而推動到一些新的美好生活，我不認同戲劇深深有這方面的能力，因為它不是一種宣傳工具。我始終認為，藝術就是藝術。」他舉例說，任何人到博物館欣賞一件藝術品，那個東西能夠影響社會真的很微，但是你我有緣看到那件作品，精神上與作品取得那種有契合，這個交流已經很美麗了。「所以，能夠有藝術的存在，已是好重要好滿足的事。」 現今普世價值要年輕化，創作人要拉近與年輕觀眾的距離，談何容易？「的確好難，我嘗試努力一點去做。我們選取的作品和那個演出的風格，固然希望有一種當代性，但始終今天年輕人的生活形態，以至他們那個生存狀態，甚至和我自己在他們的年紀之時也有差別，大概只能夠單憑想像。現在我真的不是他們那種生存的狀態，試問我怎樣可以拉近他們？只能夠寄望，我們作品的切入點，跟他們有點相近。」潘惠森的確矛盾，一方面自言與年輕人看世界已經很不同，但他同時想起自己過去十年教書時光，與年輕人沒出現大分歧。「我雖然年紀大，但是我和年輕人沒甚麼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學院裡的同學都能接受我，希望我不是一廂情願啦。」 從劇團以外的行內觀眾到駐團藝術總監，他分析香港話劇團過去給人的感覺，雖有一個紮實的基礎，也有獨特的傳統，卻略嫌不夠活潑，不夠跳脫。深知這個問題，他嘗試在這方面入手，與團員們逐點擊破，慢慢互相適應。從大時代走過來，他剛在演藝學院做滿十年，這五年間香港人過得不容易，教育方面更不容易，曾經作為戲劇學院院長，潘惠森的普遍評價總算情理兼備。「剛才我說過，我的確從小就不喜歡身在一個建制裡面，我明白年輕人也不喜歡，相信這種心情大家都是共通的。我仍然希望能夠多一點自由，讓自己做一些喜歡做的東西。我也只能說，盡量啦，希望大家思考的東西能夠接近點，作品的切入點又拉近一點點，那樣的話，那就是我想追求的那種多元了。」 夠底氣不看留言 潘惠森一心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關係，但時代及科技確實走得好快。即使不活躍網絡，他卻對近年冒起「劇場界刂櫈區」的匿名劇評現象略有所聞，但他直言不介意𠝹櫈，也不聞不問當中的讚美與批評。「劇團同事會收集不同觀眾的資訊，但收集回來之後，其實我都不會看的，無論讚美或批評，我都不看的。老實說，今天我有這個底氣去不看，我夠老了，我還介意甚麼東西呢？其實我的人生來到這個階段，完全不搞創作，我也可以很開心很滿足了，一點都不遺憾了。作為一個喜劇人，三十幾年來沒停過，我還想怎樣？現在我再繼續做，我不會去介意了，只要我認為是自己最應該做的事情，我就去做吧。」 「至於現時網絡生態是『批評唔使本』，那我為甚麼要理會呢？譬如說，《New York Times》裡面那些劇評很權威，他一寫了出來，真的可以讓你的戲定生死，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在那裡發表，首先要證明你有料到，人家才會擺放你的劇評在那裡，那就是有成本，先要努力做到一名藝評人或劇評人，才能去到那個平台發揮影響力。所以，如果是一些『唔使本』的東西，當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隨意擺放出來的時候，我真的不想花時間去梳理哪些是好是壞……」 潘惠森簡歷 五十年代出生，曾在美國密芝根州立大學攻讀戲劇，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獲取亞洲研究碩士學位。曾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2017-2022）、駐院編劇及戲劇文本創作組組長（2012-2017），以及香港新域劇團為藝術總監（1993-2012）。他的第一部編劇作品《榕樹蔭下的森林》，由香港話劇團於八十年代中演出，隨即備受注目；其後創作不輟，在劇本內容與劇場形式上進行持續探索，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風格，並獲得多個獎項。 作為劇本創作人，曾與本地及海外多個藝團合作，包括進劇場演出《闖進一棵橡樹的年輪》，新加坡實踐劇場演出《貓城記》，劇場組合演出《男人之虎》，德國杜賽爾夫劇院舞台朗讀《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以及香港話劇團演出《都是龍袍惹的禍》等；他自任導演的作品則有香港話劇團演出《敦煌‧流沙‧包》，新域劇團演出《人間煙火》（2009），及香港藝術節演出《示範單位》等。 2023年起出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戲劇工作者年獎、藝術成就獎，並為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之受獎者。現為香港演藝學院兼任教授和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黃永玉

役所廣司難得來港得獎，最近一次是2019年，那次當然要找他做個專訪。多年來，他經常被指與黃秋生撞樣，但可怕的是，二人的演技層次同樣厲害，往往為電影豁了出去。從當年《失樂園》、《鰻魚》，到近年《母親愛的手扎》、《渴罪》甚至《陸王》，他時而大膽，時而暖心，時而歇斯底里，時而沉著應戰，傾盡汗水淚水與血水。那次他得到第13屆亞洲電影大獎的最佳男主角及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只是他芸芸獎項的其中之二。當日得獎前夕，他近距離展露出最煞食的淚眼，靜靜地告訴我們：「我已經60歲了，不知將來還可以拍多少電影，我希望未來可以拍出代表作，一部100年後、200年後還能記得我的作品。」 Text: Nic Wong | Photo: Bowy Chan | Venue: JW Marriott Hotel Hong Kong | Special thanks: Asian Film Awards 2019年，役所廣司憑《孤狼之血》奪得亞洲電影大獎影帝，可惜電影並未在香港上映，但我們看過役所廣司的電影，還不算少吧，電影大約四十部，電視劇十餘部，足夠大家細心回味。大會老早宣布，役所廣司榮獲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之前獲頒此獎的得獎者包括楊紫瓊、惠英紅、中谷美紀等人。他深感榮幸之餘，也覺得有點驚喜。「最不可思議的是，原來不只有日本人看我的電影，我發現很多亞洲不同地方的人，同樣喜歡我的電影。」 役所廣司入行四十多年，早年較多參與電視作品，真正為海外觀眾熟悉，莫過於1996年《談談情，跳跳舞》，翌年再拍《失樂園》，他所演繹的出軌男主角久木祥一郎，與黑木瞳所演的女主角松原凜子，那段為世不容的婚外情，比激烈床戲更令人印象深刻。同年拍攝今村昌平執導的《鰻魚》，更獲得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但役所廣司毫不滿足。「我已經六十多歲了，不知將來還可以拍多少電影，我真希望可以拍出代表作。（現在還未有？）我希望可以拍出100、200年後還能記得我的作品。」 役所廣司坦言，以往拍戲很緊張，現在年齡增長，經歷更多，對演戲一定有幫助，但他不知道可以拍到多少歲。「我只希望拍到自己還能記到對白為止。聽很多前輩說過，記不到對白的話，是一件很傷心的事。」他笑言現在記性還好，還未有任何退下來的打算或跡象。 以往役所廣司拍過荷里活電影，包括《藝妓回憶錄》及《巴別塔》，可惜戲份不多。如今再選擇，還想衝擊荷里活嗎？他坦言要考慮導演、劇本，有機會的話，也希望參與荷里活或亞洲不同地方的製作，但基本上仍是日本優先。「我總是覺得拍好日本電影，拿出去給亞洲或世界各地，才是日本電影人更重要的事。當然，如果能夠衝出世界，也是一件很期待的事吧。」 荷里活尚且太遠，中國電影近年崛起，役所廣司也深感認同。「這二十年來，中國電影行業的氣勢很強，現時可能已達到世界級水平。我認為，日本電影也要想想如何跟隨這個亞洲的趨勢了。」近年，役所廣司首次參與內地電影《冰峰暴》，與張靜初合演，同時他亦期待與自己欣賞的吳宇森導演合作。說真的，如今優秀的演員買少見少，能夠演足這麼多年依然保持高水準，實屬難得。

G-SHOCK四十年的創作，可透過展覽的文字和裝置解說，可是四十載的感情投放，還是由「G-SHOCK之父」伊部菊雄先生親口直述更為動人。見證結晶品經過四十年，滿是回憶。

「記得某次去外地旅行，看了一趟小劇場，很小的場地裡，大約有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場景好簡單，只有一張櫈，旁邊有個小茶几，上面有一本書、一杯茶、一支燈，背景是一塊塊布。她很淡定地走出來坐在櫈上，講述她如何與老公相識，講到她的老公離開了，好好看。看著看著，如果有一天我有這個魅力做到這一個騷，那就好了。」 這一天即將來臨，田蕊妮即將首嚐獨腳戲——《大離婚日》；同時，她視《大離婚日》為最後的演出。 Text: Nic Wong | Photo: Oiyan Chan | Make up: Meegan Seak | Hair: Jude Lam |Wardrobe: HARRISON WONG 兩年沒演戲 近數年，筆者每隔兩年訪問一次田蕊妮。四年前是個人演唱會，兩年前演舞台劇《聖荷西謀殺案》，今次則是獨腳戲《大離婚日—妻》。「這兩年間，我真的無演戲，現在再對鏡頭影相，都有點不習慣。」 田蕊妮說過，近年要涉獵《喱騷》不同的東西，例如幕後、監製、度節目及行政事項，多年來未曾接觸，壓力好大，直到當時要排練《聖荷西謀殺案》，可是一段難得的假期。「畢竟我演戲多年，能夠回到演員身分，不用理會其他演員的開工期、拍攝場租多少等，就覺得做演員真的很舒服，好似放假一樣，做回自己熟悉的事情。」 自從演完《聖荷西》後，田蕊妮歸隊《喱騷》，雖未至於駕輕就熟，卻較過去習慣了不少，生活亦有點改變。「這兩年來，我多了時間住在台灣，原來與老公一起生活是最開心的。給我選擇的話，最好都是癡住個老公啦。」於是乎，她有不少時候留在台灣，慢慢發現節奏真的不同，發覺香港人真的好特別。「香港人真的很快，行路快，做所有事都快，好有系統，答應做的事就一定做到，但好多地方不是這樣生活、這樣性格，當中有好有不好，最重要還是適應不同地方的文化，亦是時候花些時間觀察自己：究竟真實生活是怎樣，是否應該平衡一下？」 就在這段適應期，田蕊妮沒有特別想過演出，坦言沒有「戲癮大發」這回事。好早之前，林日曦與她一直傾談合作，甚至早有舞台劇的想法，多位演員一同演出，後來疫情開始，一切卻停止了。「當時表演場地及排舞室都要關門，結果他不想遷就這麼多，就做了獨腳戲《大初戀日》，不用夾其他東西，就算屋企都可以排練。未知他演出《大初戀日》是否上了癮，其後他打電話問我有否興趣演一個關於夫妻婚姻的獨腳戲⋯⋯」 獨腳戲與喜劇 此時，田蕊妮想起文首提到的那個經歷，她一直好想做獨腳戲，卻沒有創作動力，因此林日曦送上門，不妨一試。「唯一擔心是『獨腳戲』這三個字，與那個小劇場不同，今次我要一個人去處理這麼大的舞台，不禁擔心自己是否做到。但林日曦欺騙了我，直指獨腳戲比舞台劇更容易更好玩，不用害怕，結果我答應了，早前我更去了日本排戲排了六個星期。」今次《大離婚日》的表演場地並非小劇場，而是大劇院——演藝學院歌劇院。 「如果沒有《聖荷西》，今次這個舞台劇我是不敢接的。」重提《聖荷西》，熱愛演戲的田蕊妮回心微笑，透露上次舞台演出的經驗太好。「原來一個演員沒做過舞台演出，真的不知道演戲是可以如此享受，不關乎順拍跳拍與否，而是舞台演出能夠與每一個觀眾有直接的溝通，演戲時會知道台下觀眾的感受，而且並非感受到一群，而是獨立地知道每一個人的感受。經過《聖荷西》後，我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做舞台劇。」 問題是，《聖荷西謀殺案》與《大離婚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舞台劇，田蕊妮既驚且喜。「你叫我在台上唱歌沒問題，但你要我在台上演兩小時戲，我會對自己有疑問，但上次覺得沒問題，今次應該可以吧。」老公杜汶澤沒演過獨腳戲，卻試過一個人在台上做《香港企硬》的talk show，給老婆的主要意見，居然是「食蕉」？「老公叫我一定要準備一條蕉，在quick change出台前吃兩啖都好，又叫我要飲葡萄糖水或蜜糖水補充體力。」 體力，其實才是田蕊妮最擔心的部分。「要不停講對白，要做好多事，記好多位，體力上消耗很大，動作很多，所以我覺得被林日曦欺騙。」田蕊妮透露，原來在台上並非坐下來讀對白，而是要唱歌、跳舞、走位，甚至一人分飾幾角。「最少演兩個角色，有時候是三四個，所以體力方面需要更多，幸好我現在適應了。」 多謝林日曦 獨腳戲以外，今次更是田蕊妮少有地演喜劇。「這是一個頗大的發現。好多人覺得我好正經、好惡、氣場好勁，不敢與我說話，其實我本身不是這樣，但我沒法向大家解釋，其實我是怕醜。我很難在陌生人面前展露最底蘊，可能要我老公或認識多年的朋友，才知我真正是個怎樣的人。今次林日曦接觸到我真人後，他經常說，想不到我原來幾好笑，發現了我好笑的可能性比他想像中更多，於是想將我平時要好熟的人才看到我的那一面，一次過呈現出來。」 田蕊妮直言，除了自己沒有創作動力，就算自己創作，也相信是演得很正經。「今次由林日曦創作，他真的很耍家，真是一個『商業L』，很有那種令人發笑的觸覺，如何追到那個笑點，而且他是不停改，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改。他有句口頭禪：『阿田，呢度我想追加啲⋯⋯』好似買外賣一樣。本來已經好笑，他還一直想再追笑。作為演員，遇到這些導演會覺得好煩，但我好矛盾，另一方面我好欣賞他，好想自己學到他那樣，應該要在工作範圍有他這種追求完美的特質。」 《大離婚日》的重要，還是婚姻。今次的「另一半」換上林日曦，竟然令田蕊妮有所覺醒？「婚姻關係這回事，好似好沉重，有些人拍拖結婚多年，大家都變得認真，很難帶著幽默感在關係當中，但林日曦有這份覺醒，讓我覺得原來在婚姻關係中都可以好好笑，好幽默。」她甚至乎，慢慢化身成為「另一個林日曦」。「有幕後工作人員說，我將林日曦活靈活現呈現眼前，但舞台上的我，其實亦要扮演他，不停轉換兩個角色，體力消耗就是這樣。」 「今次聽起來有點複雜，我不太明白為何要這樣複雜，既有《妻》又有《夫》，簡單一點做導演編劇不好嗎？但林日曦這個人就是這樣，很喜歡試新東西，未試過不會心息，於是他這個嘗試很大膽，但複雜得來又很簡單。《妻》是傳統真人演出的獨腳戲，有真人在台上有talk show有演戲有笑有淚有感動，但看完《妻》一定會不明白的，不會留有尾巴的，只不過看《妻》之後再看《夫》，便會理解更多，原來男人與女人經歷同一件事，真的有不同想法的，也會明白更多，《夫》以映畫形式出現是理所當然的。」 最後一次演出 說到底，林日曦最厲害之處，就是令觀眾逢林日曦必撐，在很少資訊之下，大家都仆心仆命完全相信他而買飛入場。田蕊妮又有否這種「必撐」想念？「個人相信，世上只有林日曦做到，但最終還是用作品說話。當然我對自己製作及演出有信心，絕對不會揸流灘，但我不會因為大家支持我之後就會躺平。坦白說，做生意當然想有最多人支持，但生意做得不好，請大家不要支持我，做得好才支持我吧。如果做得不好，我真的勸大家不要支持，還要告訴我做得不好，好嗎？」 即使如此，田蕊妮還是以最後一次演出的心態來上台。「這是我的習慣，我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希望。有希望有期望的話，我會做得不好，反而用最輕鬆的心態，沒甚麼包袱去做，最後結果如何，我都會接受，這亦是人生中的經驗之一。每一次，我真的當成最後一次。」 「尤其近幾年，我覺得好多事情不用計劃太多，想得太多，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每一件事都當最後一次發生，或者不是視為最後一次，亦真的好可能是最後一次發生，永遠不會知道。事實上，就算是最後一次的工作，都未必是不好呢。」

乍看《本日公休》的故事大綱，腦海先入為主想像這是公路電影，看罷才知道這是一部家庭溫情小品，故事見微知著，用一個家庭的事說兩代人的事。由金馬獎最佳編劇吳念真監製、金鐘獎得獎編劇傅天余執導，文本紮實不在話下，《本日公休》的故事原型甚至是來自導演傅天余的真實家庭故事，字字句句幾乎注定是切骨的痛與入血的愛。至於兩代人價值衝突的描寫，大概也為觀眾照到一面好的鏡子，借用戲中阿蕊所說的：「人與人之間，一定要有什麼關係才能互相關心嗎？」 是或不是，希望大家觀影後答案瞭然於心就好，而關於創作、世代、家庭、價值、電影等，我們邀得監製吳念真與編導傅天余來暢談。 （傅：傅天余    吳：吳念真) |  兩位皆是先從事小說創作，再轉戰劇本，最初傅導演開始寫劇本還是因為吳念真老師的啟發，兩位創作上的緣份是從何開始的？ 傅：吳念真導演算是我人生的編劇老師吧。一來是因為我大四的時候去上了他的編劇課，二來是「吳念真」這名字對台灣影迷來說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是一個很難得的編劇課，沒有任何資格上的限制。那個課堂的內容其實都是在聊天、說故事，講自己的發生過各式各樣的事情。那時候學到的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實編劇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說甚麼三幕劇，或者說是甚麼寫作技巧。編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很有感受的事情分享給別人聽，這就是創作的核心。 寫電影劇本的起點，並不需要你上過電影學校或受過編劇訓練，而是如果你有一個很想說的的事、一個很感動你的人，然後你很想要把關於這個人的事情講出來給別人聽，這個其實就是一個任何創作的起點。 吳：其實我也不知道編劇該怎麼教，所以那時候要他們交作業。、我一直跟他們（學生）說，一開始寫東西的時候，先寫你最了解的人、最想說的人。有時候你先想好細節，會比先想好情節來得重要。她是比較特殊的學生吧，那時候我剛好要拍第二部電影，而她剛好要大學畢業，就問說有沒有機會來參與，那時候也在找人，所以她就當上我第二部電影的場記。後來她寫了電視劇劇本，也得過了金鐘獎。 |  傅導演以往作品多以情愛為題，這次《本日公休》轉而說家庭，更以自身經歷出發，為何這樣去選擇？ 傅：我從小就坐在理髮廳長大，常常看母親幫很多客人剪頭髮，以前一直覺得她跟客人，即是附近的鄰居的互動關係很有趣，可以為別人剪幾十年、甚至一輩子頭髮。後來我到台北，在這邊工作與生活愈久。就愈覺得大都市裡人跟人的關係都比較冷淡、比較短暫。這樣比較之下，每次回老家看到媽媽跟他的客人，都覺得那是一種特別珍貴的人跟人的互動。特別是經過三年的covid後，人與人的關係都變得很疏離、很遙遠，所以就特別想要把這樣子的情感，經過理髮師跟客人中間的人情味滲透出。故事中理髮師跑很遠去幫老客人剪頭髮，我想要把這樣的故事拍出來，因為它可以反映出許多年輕一代跟上一輩對人跟人的關係，還有對金錢價值觀的差異。 | 兩位都將自己的家庭故事拍成電影。美國導演Martin Scorsese曾經說過，最私密的就是最有創意的（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兩位同意嗎？ 傅：我完全同意。最有創意的原因是那個事情是只有你可以想出來的，別人是想不出來的，就是說因為他因為他最Personal嘛，所以說那個事情是只有我看見，我可以寫出那樣的故事，所以它是最獨一無二，那所以所以就是等於是最有創意的。 吳：我以前寫劇本，覺得自己一輩子都想只會當編劇，因為覺得當導演很難。到了1990年，我爸爸過世了。他是從醫院的加護病房走出來，直接跳到地上摔死的，很難受。因為太難受，當時開始想起我爸爸一些好笑的往事。 後來我就問侯孝賢說要不要拍？因為劇本已經寫出來了。他就講了一句話，說自己的爸爸最好自己拍。對呀，我也是這樣子就開始當導演，所以那時候她說要拍她媽媽的故事，我是覺得很開心的。作為一個創作者，最好拍也是最難拍的東西，就是自己最親近的人，就像剛剛講的Martin Scorsese那段話。我相信這句話，而且我也相信像《本日公休》這樣的片子，其實到全世界各地去的話，觀眾應該都了解。 |  扒開自己的歷史去創作，會否感到赤裸與痛苦？ 傅：《本日公休》這個劇本很難寫的，因為它幾乎是要把我一輩子很多的回憶，還有很多我對於媽媽的感覺以及自己現在的價值觀，也做了一個重新的整理。但其實這不就是創作的根本嗎？它很多時候是很痛苦的，但同時也是用另一個角度來來整理自己。我還蠻享受這個過程的。 吳：寫特別親近的人，或者特別熟悉的事情當然痛苦，而且像你說的很赤裸。但是對創作者來講，有時候它是一種release，一種釋放，就是當它變成一個文字或者影像的時候，你就感覺是它已經獨立存在了，跟你腦袋裡面、心裡面的東西已經無關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創作者幸福的所在。 |  認為兩代人產生矛盾的癥結是甚麼？ 傅：最近電影分別在日本跟意大利上映，兩地好幾個人觀眾看完都反映說，他們彷彿看到自己的家庭，跟兄弟姐妹之間或者跟母親中間那種相似的價值觀差異。即使故事是私密的，我發現這個好像一個國際共通的事情。不同世代之間，雖然每個國家各自有不同的狀態，但譬如說是三、四十歲這個世代的人，大家面臨的一些基本的問題，其實都是一樣的。不管是婚姻或者情感上，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可以很快速的，很快速地交往、很快速地分開。然後人跟人的距離是變得很遙遠，或者是我們做甚麼事情都一直要被提醒說要去算他可以賺多少錢，不斷被提醒說怎麼樣才叫成功。煩惱怎麼樣可以快速賺錢，怎麼樣去投資未來，現代人一直不斷的為這些生存壓力而焦慮。 可是上一代，即是我的父母那一代，我覺得他們那個時候很相信人只要努力好好的認真工作，就一定可以獲得安穩的生活與未來。甚至在古代婚姻裡面，只要忍耐沒有甚麼事情是過不去的。我覺得這種的價值觀跟現在就是不管在哪一個國家，一定就是會會有很不一樣的，一種是帶有衝突。癥結所在就是世界改變了，因為兩者經歷的不是一個同樣的世界。 吳：簡單來講，兩代人其實最大的不同或者爭執點其實在於，上一代人常常想的是「我為別人做了甚麼」，而這一代人想的是「別人為我做了甚麼」。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聽過一位作家講過一句話，很有意思，說因為我們常常計算權利，因此忘掉付出。 |  兩位在年齡上與青少年有一段距離，認為自己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嗎？ 傅：我不敢說自己了解每一個人，所以想要理解也是一個創作的動力吧。譬如說在這個故事，在重寫劇本的時候，我其實特意的拿給很多年輕人看，譬如說是大學生，或者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我還蠻訝異很多人都有很好的Feedback，覺得自己能代入故事主角。很多人都會說「哇，像自己的阿嬤」，就是因為台灣很多的小孩年輕人都是阿嬤帶大的，所以看著這故事感覺好像看自己的阿嬤的故事。第二點是，故事中的媽媽不是有點衝動，自己有想做的事情就去了，而這樣的模式其實年輕的觀眾是很有共感的，就是會覺得以後不用想那麼多，想做甚麼就是就去做了。這樣反而他們不會像中年人有很多的考慮。 吳：雖然我已經七十歲了，但因為工作旁邊的工作人員很年輕，九零、零零年代出生的都有。說懂不懂他們？其實我有一點疑惑。我可以歸納出一個很簡單的就說，就我們那一代人，因為年紀很小就到城市工作，所以我們都在找方法生存、怎麼樣活下來。現在年輕人他比較沒有這種困境，他們想的是如何生活，怎麼樣讓自己的生活比較有意義比較符合自己的想法。但上一代求生存的過程中，這個事情是很少去考慮的，因為能活下來已經不錯了。可是現在不是，現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會想很多東西，比較多去問「自己喜歡嗎？」、「有意義嗎？」、「有意思嗎？」會想比較多的這種蠻抽象的問題。 傅：這也是我觀察現在年輕台灣年輕人的樣子，就是說他們他們覺得他不想他並不想要，比如說人家覺得哇，那個工作很棒啊，可以賺很多錢，可是他們寧願就是不要那樣的生活，因很無聊。我相信香港應該也蠻多像這樣子的年輕人吧。選擇一種不是「大家覺得的」的價值觀，而是去選擇過一個他想要的生活，不一定可以賺很多錢，但是那個是他們想要的一種生活。 |  面向現代的年輕人，有沒有令你費解的地方？現在青年人面對的挑戰，與你們年輕時面對的是否相似？ 傅：不會費解，但也好像不需要努力去理解。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人出生時的狀態都是完全不一樣。譬如說現在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從出生就是一個有網絡、有手機的世界，而以前的年輕人可能是喜歡看小說、看文字。 但是我還是相信人類是一樣的，這種生物不管外面環境再怎麼改變，一些共同的情感需求、親密感，都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個事情是永恆不變的。那天跟朋友聊到，現在拍愛情電影好難拍，因為自從有手機以後，人跟人溝通完沒有阻礙了，隨時都能看到對方、聽到對方聲音。現在要拍思念這個事情好難拍，因為思念已經變成一件好古典的事情了。現在年輕人表達的想念，也肯定會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吳：費解倒不會，但是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我們這一代人比較無力，就是你不曉得能幫下一代做甚麼。 很多台灣老人常常說「現在年輕人命很好」，我每次都不同意，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命很爛、過得很辛苦！以前我們要競爭的，只是你四周的環境，但他們現在要競爭的、面對的卻是全世界。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買房子，現在年輕人活到老說不定還買不起房子。整個生活的成本變得很貴，所以他們承擔的事情更多。他們真的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辛苦。 |  早前在網路上看到關於吳老師的報導，說是為了不想讓後代煩惱，自己已經準備好後事與立好遺囑。老師怎麼看「養兒防老」這種概念？ 吳：我不曉得香港是不是這樣的，在台灣的，像我們這一代的人，其實都已經不太期待說要小孩子養我們。所以我們以前常常開玩笑說，我們是奉養父母的最後一代，也是即將被子女棄養的第一代。當然是開玩笑了哈哈。然後我們這一代人，其實到現在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覺得不要變成下一代的負擔，因為你們要替你們的下一代負責任。責任已經夠重了，所以不必再打了，這一代就不放在你的肩膀上，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在我們這個時候就應該做好所有的準備。 我以前為政府單位拍一個關於兩代關係的廣告，裡面只講了一個很簡單的畫面，就是早年兒子帶孫子回來的時候，他會把爸爸帶到旁邊，拿錢給孫子去給爸爸。現在不一定，現在不是現在是他們回來吃吃喝喝要走了，爸爸拿錢放在孫子的口袋裡面。 傅：電影中可能也反映出了這個阿蕊的性格，她其實是一個非常自立自強的人。雖然她一直很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可是同時知年輕一代生存壓力很大。在大環境從下他們也很清楚，小孩照顧自己都來不及，他沒有餘力去照顧老人家，所以他們要把自己就是活好不要給小孩子造成負擔。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某一種老齡世代的自覺。 | 會覺得老去是一件很可憐、無依無靠的事情嗎？ 吳：不會啊，如果跟你兒女的關係很好，他們還是會來看你的。我覺得，當有一天你的生命已經走到尾端的時候，就不要拖拉，就趕快走了啦。不要讓他們有很多負擔。所以台灣現在都在推那種生前遺囑，到某些狀況時，你可以決定停止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