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歡送18，整個18，寫進日記簿，即使以後很平凡，這一節亦美好。 〈十八相送〉SHINE 日記這回事，現代人未必會寫，但每一筆每一劃確有著一份溫度，記下當時的喜怒哀樂。卓亦謙、盧鎮業同樣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他們讀書期間有同學突然離去，記憶揮之不去，最終促成了相近題材《年少日記》，前者是編劇與導演，後者則演繹主角鄭Sir，一邊發現班上有同學寫了遺書，另一邊廂翻看一本少年日記。日記還是遺書，其實都是一趟與自己最赤裸最坦誠的對話。 Text: Nic Wong｜Photo: Ho Yin｜Hair: Oscar Ngan (盧鎮業)｜Makeup: Vic Lai (盧鎮業)｜Wardrobe: VO-YAGE  (盧鎮業)｜Location: Regent HK 人最大的煩惱真是記性太好。卓亦謙就像《年少日記》的主角那樣，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揮之不去，畢業作品與大學同學突然輕生有關，到後來參加首部劇情長片計劃，拿著替其他導演所寫的劇本參賽而失敗，再思考自己想拍的內容，最終寫成《年少日記》獲資助拍攝首部劇情長片。 盧鎮業是卓亦謙的大學同學，他表示當年同學的突然離去，至今大家仍有再談及此事，但《年少日記》是全新故事。「我們之間的共同經歷，一直存在於我們的關係中，只不過我們不需要再說，今次卻想說甚麼？」籌拍《年少日記》的時間不多，他對片中角色「鄭Sir」的模樣很模糊。「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質感的人，但是他的外型是怎樣？說話節奏是怎樣？其實我不太肯定，我只知道這個人就是木木獨獨，不懂得表達自己，內心有很多創傷，然後他有很多事情是無法克服的。」 盧鎮業多看幾遍劇本，慢慢發現自己認識了一個新朋友。「鄭Sir以前是怎樣的？現在他的朋友又是怎樣的？這些經歷我能共情，我自己有教書，也不是一個很擅長表達自己的人，所以那個木訥我是明白的，然後很想跟這個朋友一起經歷關於他的創作。」電影拍攝期間，他在沒有拍攝通告的日子，同樣去到現場探班觀察，譬如來到拍攝小孩角色的家居場地，真實地看到發生了甚麼事，用視覺聽覺來組織那些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有記憶，而記憶是很碎片式的，藉著視覺、聽覺或其他感官的東西，印了下去就很深刻，而不是單靠想像出來的。」他會躺在童孩角色的床上，走到書桌位附近看看窗外的風景，又會去其角色小時候父母（鄭中基、韋羅莎飾演）的床上躺下去看看天花板。」無論之後的小學、中學、初戀情節，就算沒有他的場面，他都會到達現場感受氣氛，讓那些感覺承繼到他之後的演出。 今時今日，你我避不開科技，而穿插《年少日記》的重要物件，卻是最傳統的紙筆紀錄：一本日記和一封遺書。卓亦謙說，華人社會的自己和最親的人不會坦白內心，只會透過一些載體，將最坦誠或最痛苦的事情告訴給對方。「好像我平時跟家人也不會很親密地傾心事，華人社會的傳統不是這樣的，不像外國人開口埋口都說『I love you』或給予一個擁抱，因此我也要應用於角色之上，於是開始創作：究竟梓樂（童孩角色）有甚麼動機要寫日記呢？」角色之所以會寫日記，全因他聽說寫日記的人會變「叻仔」，他很想變「叻仔」，還聽到校長不時會看看，因此他便開始寫日記。「其實在我們的成人世界入面，那些『吹水』未必是真的，但小朋友世界很單純，所以他才開始寫日記。又或者，他與毛公仔自言自語，最終代表的是同一件事，皆因家中沒人跟他溝通，他只能自言自語，或者覺得某本漫畫的說話能夠鼓勵到自己。」來到人生最後的「遺書」，其實原理也是一樣，同學本來寫了這封遺書後，沒打算要給別人看到。「他都扔掉了，不過是一種自言自語。」 有時候懂得自言自語，總好過沒有坦誠地與自己對話。盧鎮業坦言自己拿起筆寫字真的很少，即使有的，也不是寫給自己的。卓亦謙笑說過去中學有寫Xanga，但是工作日漸繁忙，根本沒有了這一部分。「我反而覺得寫這個劇本，就是與自己對話。我的確很需要一件事去整理一下自己，或者跟自己說說，而劇本就是這件事。平日很忙，回到家中只想睡覺，或者大學時愛看各式各樣的文藝片，但出來工作後沒精神了，或者看一部如《變形金剛》等一些完全不用腦的東西，從而有助睡覺，已很缺少時間去整理自己。」 電影其中一個點題的反思命題：我們能否做到小時候想做的大人？盧鎮業先答：「隨著年紀漸長，好像忘記了自己年輕時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大人，記憶很模糊，究竟我做到還是做不到呢？」他不諱言，這幾年來開始已沒有那麼多前設，開始沒有想那麼多。「近幾年的感受是尊重每一個當下，承認每一個當下有其限制，以及處於這個限制下你能做到甚麼。」卓亦謙則記得小時候「我的志願」是想做玩具設計師，但當時不受老師及同學認同而大受打擊，以致自此不敢再想這件事。「小時候想做玩具設計師，是因為嫌棄玩具及卡通片上色不漂亮，很想重新設計，到了長大後，現在我是做電影的，性質上是有點相似。」或許大家只好改變一下想法，不必想得這麼多，小時候想做的大人，不用寫日記，也不用寫遺書，還是有可能做到的。 ■

香港都有AKB48女團成員？人稱「小迪」的冼迪琦，今年只有24歲，當年是TVB御用童星，18歲外闖成為AKB48 Team TP偶像女團成員，今年畢業後推出個人寫真集《在你心迪》，人氣急升熱爆網絡，近月更加盟台灣職業棒球隊中信兄弟啦啦隊熱情姊妹（PS女孩）成為練習生。 冼迪琦人氣之勁，更首度獲品牌邀請從台灣回香港參與公開活動，與意大利前球星岩布仙尼一起為品牌賀壽，她說一直等待機會回香港發展，渴望與張敬軒合作，期待下年能夠參與歐洲國家盃相關活動，又提到性感以外，期望大家留意到她的其他方面。 長居台灣 很想回港 自從18歲到台灣外闖，無論是AKB48 Team TP還是熱情姊妹啦啦隊，近年已是長居台灣。「其實每次返到香港，都是心血來潮想回來，上個月也曾經回來，但現在真的長時間留在台灣。有時候其實都好想參與一些香港活動，例如足球隊表演之類，我都很羨慕參與。」她表示過去在AKB48 Team TP那時名氣不大，回到香港沒甚麼回響，深明今次有機會回港出席活動，主要是近月來出完寫真及剛轉到啦啦隊後。「其實我一直都想回香港出席活動，只不過一直沒有機會，所以今次真的很開心。」 香港首席美少女 冼迪琦的每個帖文，總是寫著「#香港首席美少女」，不忘自己來自香港，但香港人的身份到台灣訓練及打滾，有否難處？「香港與台灣相對較近，大家都沒有覺得我是外國人，如果是日本人或者韓國人，就可能有這個感覺，但我有香港人的特色，其實是幾吃香的。」她笑指很多人喜歡跟她說廣東話，又會問她如何用廣東話罵人。「好處壞處都有，可能我個性比較直接，起初到台灣時給人感覺太直接，慢慢都學習到說話要比較婉轉一點，不用那樣直接啦，改變我成為一個更溫柔的人。」 愛吃港式點心 冼迪琦自封為「香港首席美少女」，深受宅男喜愛，身材絕對是一大焦點。她直言平日甚麼都愛吃，隨心情愛吃甚麼，可能這星期愛吃叉燒飯，那星期愛吃點心及包點，又或者吃subway之類的三文治。「想念香港的時候，我會去買港式點心，吃西多士、菠蘿油、菜肉包、蝦餃燒賣等等。通常吃午餐或晚餐的話，我可能叫外賣，如果是自己煮，就可能吃得健康一點，例如吃夏威夷poke飯做早餐。」 拍寫真狂做運動瘦5公斤 冼迪琦特別提到，早前拍攝寫真集的前一個月，卻是瘋狂地吃得清淡及做運動。「當時只吃水煮白烚食物，只是吃到個人基本需要的熱量，而那段時間真的去跑步爆汗，做一些sit up、平板支撐等，令自己流很多汗，那個月瘦了大概5公斤左右。為了拍寫真，想起到幾誇張。」現在是啦啦隊的一員，平日已經有很大的運動量來爆汗，身材得以維持。 關注球員最重要 今年經歷一進一退，從偶像女團退下來，加盟棒球隊的啦啦隊，她察覺自己成長不少。「以前在AKB48 Team TP入面，很想大家看見自己，於是很努力地表現自己，那時候真的有種良性競爭的心態，但現在轉到啦啦隊之後，反而更覺得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希望大家可以將焦點擺在球員身上。希望大家關注啦啦隊的同時，也要關注棒球呀，以及不斷努力的運動員。」 沒有偶包的水瓶座 從IG看到冼迪琦活力無限，她直言私底下亦相當調皮，比較喜歡搞鬼。「可能我本身是水瓶座啦，覺得開心最重要，希望大家都會看到我開心的一面。加上我性格比較直接，從來沒甚麼偶像包袱，真的希望大家開心就好。另外，我很想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很百變的人，型格又得，可愛又得，然後活力又得，甚麼都想試下，趁年輕闖一下。」 最愛多蒙特 從4歲開始成為童星，過去拍過不少劇集，最為人熟悉是《律政新人王2》飾演馬國明養女，問她有否計劃回港拍戲拍劇，她暫時不敢想得太長遠。「以後有何活動要來香港的話，我都非常歡迎大家邀請。現在特別有件事很想嘗試。就是希望可以講波，我很喜歡看足球比賽，前幾年的歐洲國家盃都有看，下年歐國盃又要開始。希望到時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關於足球的活動。」她透露自己最喜歡的球隊是多蒙特，特別喜歡馬高列奧斯（Marco Reus）及現已轉投曼城的夏蘭特（Erling Haaland）。「尤其前者經常受傷，得不到冠軍真的好可惜，當年我穿著他的波衫，隔著螢幕不斷哭呢。」 渴望與張敬軒合作 除了運動以外，冼迪琦表示從小到大都有聽張敬軒的歌，最想與「皇上」合作。「當然現在我未有足夠的程度，可能要去到林明禎這樣，才可以跟他合作。另外，我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女團，如果未來有機會可以與大家一起表演，好似都幾好玩。」被問到最近期的一個目標，她表明現在仍是啦啦隊的練習生，希望盡快升做正式啦啦隊成員。「長期目標的話，當然是發展得越來越好，希望可以全隊啦啦隊到香港一起跟大家表演啦。」 性感以外的目標 寫真集令冼迪琦人氣急升，所有人的焦點都放在她的身材之上，她卻不以為然。「我是一個覺得要趁著年輕時候留下美好一切的人，所以我拍寫真的時候，都算是一個豁出去的感覺，希望留下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之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專注力擺放在我的表演上面，當然身材這回事是加分，但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才藝，包括唱歌或者一些舞台感染力之類。」

奇斯洛夫斯基執導的《兩生花》，兩個主角同樣擁有音樂天份，相遇而不相見，各走向不同命運； 中島美嘉主演的《NANA：世上的另一個我》，找到同樣名字的兩個人，相遇後的命運交錯一起。 張敬軒與林家謙，以「撞樣」的奇遇開始，二人的音樂造詣之高，立足於現今偶像派盛行的樂壇娛樂圈不失眾望，演唱會往往一票難求，專輯一碟難買。軒謙二人終於在拉闊演唱會正式聯手，上演這場兩生花的「Perfect Match」，既是完美合拍，也是最佳比拼。 撞樣又撞啱 暫且不說拉闊，先談二人的情緣。張敬軒說過，他與林家謙相識於撞樣，當年林一峰認為二人相似，因此為雙方牽線創作。「真碰巧，我們第一次真正見面，就是在商台的電梯裡。」張敬軒憶述有段長時間，二人是電話上的好友。「我們聊電話最多的時期是2017年，當時我籌備餐廳，仍然記得每一次聊天的經過。每次聊長電話，我都是抒發聽他demo的喜悅。」 眾所周知，林家謙出道成為歌手之前是一位音樂人，唱過不少demo，張敬軒自爆是林家謙demo的歌迷，甚至經常鼓勵他入行。「他的demo真的唱得好好聽，好多都達到出品的水準。」林家謙為張敬軒創作過〈形影不離〉及〈潛水〉等等，張敬軒頓變「勁謙」，坦言錄音時亦有參考林家謙本身唱的demo。「沒辦法，他是歌曲的創作者，他最清楚那個flow，有些phrase只有他唱得出那種味道，甚至我要用他那些轉音及裝飾音的地方。平心而論，我覺得沒有做得像他那樣好。」 深得前輩讚賞，身為後輩的林家謙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好多時候，人們都說我的demo唱得好聽，總覺得是客氣說話，但他（張敬軒）又沒必要這樣說。」林家謙深深記得，前輩給過一些唱歌上的鼓勵，也記得對方給他旋律走向的意見。此時，林家謙想起有唱片公司高層持相反想法，反而要求他寫歌給其他歌手時，歌曲不要太適合他自己唱。「我真的消化過怎樣做，但這確是我最舒服的寫歌方法，所以沒辦法寫到不適合自己唱的歌。」 拉闊音樂 拉近距離 萬眾期待的張敬軒林家謙聯手合作拉闊，二人最初於去年暑假得知此事，林家謙坦言當時正值自己的紅館演唱會期間，心情多少受到影響，張敬軒則笑說自己期待已久，「要來的終於都來。」不只演唱會，要來的還有內幕！原來疫情後期，張敬軒陸續收到不同演唱會主辦單位及搞手的邀請，希望軒謙二人一起合作演唱會。「如果是賣票的演唱會，我最關注的是場數，個人想法是十場以上，但疫情期間限制入場人數，我就覺得不要浪費彈藥、資源及時間，要做就做個full house演唱會。」 說好的十場，為何變成拉闊音樂會只此一場，苦了撲飛觀眾？張敬軒解釋：「我們是不同單位，各自有音樂班底，要合體做一個音樂會，一定要有長時間的計劃，確保雙方合作舒服，找到共同相信的團隊。當知道今年聯手這次音樂會，商台是合作夥伴，更是一個非商業途徑購票的演唱會，對我們各自的演唱生涯裡，絕對是一次彌足珍貴、可遇不可求的合作。只此一晚，種種情感上面都是很開心。」 林家謙認為，拉闊的好玩之處，其實是拉近。「有些組合不太熟甚至不認識對方，但拉闊真是拉近了距離，商台總有方法想出不同單位可以合作做些不同東西，如果沒有拉闊撮合，可能有些單位從來都不會合作。」對上一次，林家謙參與的拉闊音樂會就是2021年的「風火雷電」，與姜濤、柳應廷、Tyson Yoshi共同分享舞台，他笑說那一役奠定自己不做跳唱歌手。「不是跳唱歌手，其實都可以跳舞，如果沒有拉闊，相信我不會在自己的表演中跳一兩首歌，或者做的話也沒有那份信心。」他重視的不在於那次跳得有多好，而是嘗試後發現不是想象中那樣差。「我也享受的，看到大家欣賞得那樣開心，覺得往後可以再試更多。」上回林家謙還有演唱日文歌，他直言開了唱其他語言歌曲的另一道門。 對於張敬軒而言，拉闊音樂會絕不陌生，今次已是他歷來第五次的拉闊。「身在香港舉辦音樂會，每個歌手及主辦都有票房壓力，但拉闊不一樣，正是少數沒票房壓力的專場演出，可以有更多屬於自己的藝術性取向。」張敬軒以2015年與王菀之、林嘉欣合作過「拉闊音樂劇場版」為例，像這一類賣飛的音樂劇場演出要有這種規模，真的很難做到雅俗共賞。「正正是拉闊品牌，商台叱咤903已有一群屬於自己的觀眾，入場時深知並非annual dinner演出或商場騷，而是有種藝術取向的期望值，所以我們面對觀眾時，無論選曲、編曲或自己表演上，都可以忠於音樂本身多一點。」至今張敬軒仍記得小時候買過的拉闊唱片，記得陳曉東唱過王菲的〈約定〉，又或者明哥黃耀明唱其他人的歌。「很多remarkable的時刻，真的只有從拉闊音樂會才聽到，正正有這樣觀眾及舞台，讓大家明明平時唱不到的歌，以及同台不會合唱的歌手，都會一起出現。」 Perfect Match 今次拉闊的主題是「The Perfect Match」，完美的定義人人不同，一位是完美主義的處女座代表，一位是偏執的水瓶座。林家謙罕有地搶答：「他不算是奄尖，工作上又不一定要跟足他的意思。」張敬軒笑著回應：「我嘗試令自己沒這樣奄尖啦，如果是我可以話事的地方，我是不會妥協的，但通常有另一單位合作時，由於我在社會上打滾多年，已學會compromise都是令整件事向前的一個方法。」 打滾多年至今，張敬軒崗位不少，以他今時今日的樂壇地位，追求的「The Perfect」是甚麼？「我年輕時追求perfect performance，但疫情帶給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的騷何時會暫停，所以現在我更追求的是perfect enjoyment，如何不浪費那個晚上及觀眾，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困難地得到那張飛，才能在那一個晚上來看自己的演出。」他揚言，今次很想拋開所有技術層面的東西，很想先打好技術層面的基礎，然後可以放飛自我去享受樂隊、觀眾及準備好的音樂。「沒甚麼比舞台上的音樂交流更好，甚至比一杯醇酒更好。我甚至想過，如果我沒表演時，都未必會離開舞台，除非換衫，因為我想享受在舞台上每一分秒。」對於今時今日的張敬軒，坦言獲得perfect enjoyment真的比較難。「尤其我這種技術型，我容易受自己當日狀態影響，有時以為自己狀態幾好，但上台後又發現原來並非這樣，發放出來又不是這樣。」 林家謙出道成為歌手不算太長，近年努力平衡幕前幕後，一直尋找自己的「The Perfect」。「不同階段有不同追求及心態，有時覺得足夠，有時又覺得可以嘗試，每個人本身自相矛盾的有趣點，如果有人從Day 1到Day 100都很貫徹，可能代表那個人沒想到好方面的改變，所以我經常都會打倒昨日的我，才有今日不同了的自己。」他笑說自己未有張敬軒那樣層次，還在追求技術層面，至於enjoyment則不為意。「可能不留意才更好，有時我會被自己打動，唱歌時盡量不太思考那些技巧東西，之後看回演出才看看如何取得平衡。」 同一個舞台演出，林家謙今次不敢再說要突破甚麼，他謙稱：「自己太多東西唔叻唔識，求其打功夫都可以突破，但是否要有突破？有時突破都不一定是好事，如何做好老本行而不食老本，才最重要。別人入場都是想聽我唱歌，看我彈琴，想看音樂上的表達，不應將重點放在突破的gimmick，否則會本末倒置。」張敬軒則認為自己追求的是，如何拋開多年來學習的技藝，變成很鬆弛的表演狀態。「幾個月前，我做拉斯維加斯演唱會前一晚，我看了Adele演唱會，是我看過歐美演唱會中最好看的一次，真是完美無瑕的，機關燈光音響都是完美，但她沒有被這些東西帶住，真正好看的是她藝術上的功力，全程穿對黑絲襪，沒穿高跟鞋走出來，一開聲就唱首本名曲，明顯不是warm up狀態，而是很好的狀態，看到她好似natural，好像聽CD甚至比CD更好聽。」 是perfect performance還是perfect enjoyment，張敬軒林家謙上演的The Perfect Match，11月11日只此一晚，或者只有成功入場的，才明白當中的perfect是有多困難呢。■ Text．Nic Wong｜Styling．Sum Chan｜Photo．Leungmo｜Styling Consultant．Constance Lee @ ConStyle (張敬軒) , Charles Wong (林家謙)｜Hair．Ritz Lam @ myös (張敬軒), Cedric…

《白日之下》好評如潮，可惜電影中所點出的社會問題，多年來依然未見改善。電影以真實經歷改編，片中的核心人物、余香凝飾演的女記者凌曉琪更真有其人，就是數年前深入多間殘疾院舍「放蛇」調查殘酷真相的前《香港01》新聞記者龍婉琪（龍丸）。 正如電影所言，目前本港傳媒的偵查組所剩無幾，龍丸近年亦已轉職至公關公司，但重看當年的經歷，她坦言感受仍深。今次與導演簡君晋訴說當年首次見面的經過，以及當天踏入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的第一感受，歷歷在目，恍如昨天才發生一樣。 Text: Nic Wong｜Photo: Kit Chan 簡：簡君晋，《白日之下》導演，前作有電影《當C遇上G7》及ViuTV電視劇《IT狗》 龍：龍婉琪（龍丸），《白日之下》余香凝角色原型人物。前《香港01》記者，2016-2017年跟進殘疾人士在院舍被虐議題，先後揭發「國寶之家」及「康橋之家」的院舍黑幕系列。現轉職公關。 J：《白日之下》的拍攝起點是？ 簡：記得五、六年前，我踏入一段創作迷茫期，當時流行搞網大，合作得不太愉快，讓我思考自己真正想拍甚麼電影？當時我看到一些關於殘疾院舍的新聞及其他偵查報道，感受好深好觸動，又想起自己看過《焦點追擊》（Spotlight，奧斯卡最佳電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案件），就覺得自己執導拍電影的話，是否要拍一些對社會有影響的電影？也許當初沒想得太複雜，還是想先了解多點那宗新聞，當我看到偵查報道中寫著記者的名字是龍婉琪（龍丸）及勞顯亮（William），就託任職傳媒的好友邀約他們出來。 龍：那時應該是5、6年前，我們相約出來在旺角第一次見面，說說當時情況是怎樣。記得簡導一開始找我們，提過想拍類似的電影，詢問當時發生的事情。 簡：我記得，那時候William常說龍丸是「放蛇王」，好似影后那樣經常「放蛇」演技很好，扮過無數角色去「放蛇」。與片中一樣，那次她扮演一名失智症老人家的孫女，從外國回來，多年沒探爺爺。然後，我認為這是一大有趣點，她與失智症老人有假借的感情，如果發展成電影會是怎麼樣？ J：當年殘疾院舍的偵查報道又是怎樣的開始？ 龍：整件事情的起點，緣於我的上司兼採訪主任在一年前報導過老人院舍的長者遭脫光露天沖涼，一年過後，我們就想回顧香港的老人院舍及殘疾院舍，到底有否任何改善或其他問題？於是我們以那件事作為契機，問過好多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便發現院舍存在很多黑工問題，不單院舍的護理員人手不足，而且很多都是黑工，可能只懂普通話，完全雞同鴨講。如果有老人家吃熱食時不慎燙傷，尋求幫忙都沒有人回應，因為黑工們聽不明白。這個問題在不少老人院發生，我們就這樣開始這個偵查報道。接著我們又收到一些匿名報料，國寶之家的殘疾院舍出現燒賣當飯的情況，又不時發生打院友、綁手綁腳的事件，所以就開始去國寶之家做放蛇，看看情況是否屬實。 J：你還記得第一次踏入殘疾院舍的親身感覺如何？ 龍：來到國寶之家，是我第一次接觸殘疾院舍。踏進去的第一感覺，就發現環境很惡劣，氣溫三十幾度，一般香港人都會開冷氣，但院舍裡完全沒有冷氣，好侷促，面積不夠200呎，卻擠滿很多不同的殘疾人士，包括手腳不方便、或者精神方面，例如患有自閉症或活躍症小孩，他們不斷在那個一百多呎的空間通處跑，然後人口密集，氣溫好高好侷沒冷氣，窗口也沒多個，所以好翳侷，稍一不慎就有中暑感覺，而且汗臭味幾濃烈。 當中某些院友的目光呆滯，估計與他們服用的藥物副作用有關，因此精神狀態欠佳。於是乎，當場有一堆人跑來跑去，另一堆人呆滯地沒焦點地看著前方，又有些人坐在那裡無病呻吟，彷彿很想有人關注他們那樣。自從國寶之家的報道出街後，陸陸續續有相關新聞報道，例如康橋之家的性侵事件等，外界便覺得傳媒有興趣報導，開始收到更多報料，一單接一單，我們便去了不同院舍揭發黑幕。 簡：我記得你說過院舍的窗口都封了磨砂玻璃，他們不想院友接觸到外界，也不想外界接觸到他們。 龍：沒錯，即使窗口被封實，但裡面的小孩都喜歡探望外面，他們對出面的世界很好奇，不想困在同一個地方。通常窗口有窗花，他們就會不斷磨來磨去，很想打開當中的隔膜阻礙，從很多肢體動作可見，說明了他們很想外出看看。 J：有否職員可以阻止你去攞料或偵查？ 龍：沒有，我相信是人手不足的問題。院舍裡面可能有幾十個院友，但我只看到一名工作人員分身不暇，要負責煮飯、聽電話、派藥、照顧小朋友，全部都是他一個人，我進去後幾乎都是無王管。當然我也不能逗留太耐，但院舍裡面任何地方包括廁所、沖涼房、睡房，都可以一一踏足。 簡：記得當初我問龍丸的時候，也問她為何這麼容易進入院舍？我反覆思考，其實根本沒有人在乎，因為院舍收多少封投訴信都好，最終都不會被釘牌，一樣可以繼續營運。就算有人來放蛇，他們都不太理會，根本沒發生釘牌這件事。 龍：沒錯，的確沒發生過。現在看回去，康橋之家的性侵事件是全港開埠以來第一宗的釘牌事件，而這件事發生之前，那些被投訴的院舍最多只是收警告信，不會構成釘牌，所以收信已是家常便飯的事，完全沒有阻嚇作用。 簡：聽到他們分享時，我嘗試觀察當中的矛盾衝突，發現原來日光日白，白日之下沒人在乎這件事，所有人都冷眼旁觀，院舍以至其他人不當成一件事，我覺得可以成為電影劇本。 J：事隔五、六年，現在看回去眾多事件是怎樣的一回事？ 簡：好多人問我，經歷這幾年後有否一些內容，因為社會而改變或調節？這是一定有的，我們與劇本都有成長，演員角色也有些改變，或許故事結構或對白沒變，但改變的卻是社會、世界與人們。同一場戲，五年前拍出來可能沒那麼大感受，記者所面對的威脅，可能是紙媒式微，事過境遷五年後，面對挑戰更大，也不只是香港，而是全球性，故事可能沒變，但觀眾的觀影感受改變，因為周邊的東西改變了。 龍：我現在已不是記者身分，純粹以觀眾身分看電影，事件過了好幾年，但事實上這幾年殘疾院舍一直仍出現一些問題，國寶之家的第一篇報道出街是2016、17年，我記得2019年仍然有這些事件，到底多年來有否改善過？是否已經改善，但問題繼續發生？看完這部電影再思考，我第一下感受是，當日我遇到的院友，今天他們情況如何？還是在那間院舍？過那些非人生活？繼續吃燒賣飯？被人綁手綁腳？受盡殘酷對待？ 當時我的原意是想跟大眾說，跟政府部門說，希望大家關注這件事，能夠改善政策及關注事件，卻沒想過最後可能會令這班人無家可歸，這不是我們當初追查這單新聞的原意，但以結果論來說，的確導致當下一班院友無家可歸，之後他們如何？事過境遷，這五六年來的制度有否改善？香港殘疾院舍的數量又有否增加？似乎看不到有明顯的進步。 簡：記得有身為社工的觀眾看完電影後分享，他覺得有少許改變的，也覺得龍丸等人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但原來花了這麼大的力氣去做，卻只是帶來少許改變。我認為還有改變的空間，當然我們很理想地希望，突然之間可以改善所有東西，但真的不會這樣。 J：面對白日之下的黑暗真相，你們最希望大家看完《白日之下》取得甚麼？ 龍：我覺得這是環環相扣。殘疾院友的家屬，或許很想將他們安排到一些公營院舍，而非私營，可惜供不應求，可能要輪候十年，的確不是一段短時間，試問照顧者如何不工作只照顧子女家人而等足十年，真的沒可能，所以真的極之需要這些院舍。現實情況下，院舍整體數目不夠，社會亦只能夠「隻眼開、隻眼閉」，讓私營院舍繼續存在。從商家角度來看，不論他們真心想幫忙，還是生意角度，濫收院友之下，職員人手不足，一切只是環環相扣，結果還是不夠人手，照顧不善，永遠都是無限loop。結果要去改善，不只是政府、殘疾院舍、家長們等等單一方面，而是各方面都有責任，這真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簡：無論結果如何，人都應該要追求善良，否則這個世界無法向前行，人類只會互相殘殺，互相消滅對方。電影中的最後那句話：「不要為了正確的事而內疚」，我想告訴自己、龍丸，以及大家。可能最近幾年發生的一切，令我們質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正確，或者明知做得正確，但為何自己會內疚？自己是否有份搞成這樣的地步？經過這幾年，無論院舍事件，還是我們作為城市生活的人，如果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確事，不要因此而感到內疚。 龍：我很想大家看完電影後，留意多點關注多點殘疾院舍人士的需要。的而且確，我們的社會可能有好多事情需要我們處理，或者這一刻殘疾院舍未必是社會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我希望大家入場看《白日之下》，真的關注他們多一點。哪怕是一小步，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微不足道，但多點力量集合起來，才可以令政府或相關團體關注更多弱勢社群。至於善與惡，我依然很老土地認為：既然我們改變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讓自己跟住世界走，維持自己覺得正確的東西行下去，起碼對得住自己。 J：最後，余香凝扮演龍丸，又覺得是否相似？導演又覺得兩者有何相似的地方？ 簡：從我觀察，兩位都是很倔強的女生，但都有溫柔的一面，我認識Jennifer也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兩個特質很相似。聽過有龍丸的前同事反映，她說話很倔的時候真的很倔，人人都很怕她。 龍：我當然沒她這樣靚啦，她是演員嘛！我身邊有不少朋友看過這部戲，都問我覺得是否相似。由我評論不夠客觀，反而問她們覺得是否相似，她們說有些對白語氣都相似。 簡：我相信龍丸是原型參考的人物，但好多東西都是建構出來，例如家庭那條線，完全沒有問過她，只是我們認為創作曉琪這個角色，遇到這些事，應該再檢視一下自己的家庭，並加入她當中的內疚，從而豐富立體化角色，而我從未沒問過龍丸的家事。最後，到底曉琪角色是否龍婉琪本人，我覺得不是，但充滿著很多參考。

有甚麼得意成就 若是想聽我樂於跟你回眸… 尹光〈Dear Myself〉 入行半世紀獻唱逾百首名曲的尹光最近推出抒情新歌〈Dear Myself〉，還要與近月來最火熱的「AI尹光」合唱，化身「Wan K.」。 「未出現AI尹光之前，我的生活很佗佻（他條），有歌就唱，沒歌唱時，我就與太太周圍玩，環遊世界。」尹光說。屈指一算，其實「AI尹光」的出現只是三、四個月前發生的事，世事轉變之快，尹光11月更乘著大熱潮流再闖紅館，更是他自1991年三度登上紅館後，以及2009年再踏紅館後，相隔多年重登紅館舞台。「近幾個月真的變得最快是，單單訪問都有一百幾十個。」面對科技進步這麼快，他表明一定能夠適應得到。「從以前到現在，從小到大，我都是『天跌落嚟當被冚』那一種，總之怎樣來，我就怎樣接，隨遇而安啦。」 就是這種隨遇而安，讓他迎來人生中的第一首抒情歌，正式派台，他自覺唱得動聽。「以前的人不接受，一定要我唱諧趣歌……」就這樣，七十餘歲的尹光成為了本年度樂壇抒情新人一名。 text．Nic Wong｜interview．金成、Nic Wong｜photo．Kit Chan｜location．Hotel ICON 唯港薈 少理與老母 以往尹光的諧趣歌，多年來連結到當年口花花、格衰衰的小孩子，到千禧年代唱〈少理阿爸〉，又成功熱爆的士高，今天多得AI，又再連結年輕人。他率先澄清，大家唱過的鹹濕歌、粗口歌版本，統統不是他的。一直以來，他只是唱諧趣歌，擦邊球而沒粗口。「〈荷里活大酒店〉是我自己填詞的，為何會這樣填？別人口語化地唱『三個肥婆六個……』，太咸了，我試過填『三個肥婆六個阿哥』，但好似沒多意思；『三個肥婆六隻梳』依然沒意思，最後我才想到『學踢波』，填了好幾日終於完成。」不只這一首，尹光一連填了三首，另外兩首是〈雪姑七友〉及〈十四座〉，尤其前者本來只得一句「雪姑七友七個小矮人」，最後他一舉填足全首。 尹光再三強調，他以前好爛口，但自從五十年前的那一夜，堅定不講粗口半世紀。「我為何不講粗口呢？72、73年，那時候我講好多粗口，句句都有，記得有一日在彌敦道的國際夜總會，唱完歌在台上與觀眾說話，突然說了句很普通的粗口，自己感到面紅，深深覺得身為歌星，站在台上面對這麼多觀眾，講句粗口很肉酸，自此就戒了粗口沒再說過。」後來他曾經試過與黃霑拍戲，對方要求唱句粗口，他寧願不拍都要拒絕。「正式粗口唱不出，諧音的我還可接受，若果導演說不能不說，我就唯有說不拍那部戲。我寧願不賺錢，很堅持的。」 〈少理阿爸〉呢？「當初我說不唱的，主要是不懂得rap。」當中有一句「少理阿爸正仆街」喎！「正式來說，人人都仆過街，小孩子學行都會仆啦，所以『仆街』是粗俗，不能夠說它是粗口。」不只「仆街」，還有「老母」！「我們那個年代不是叫媽咪，而是叫老母，到現在電視都講老母，粵語長片都講老母，人人講都沒事，但尹光講的話，就好像變成了粗口，所以我好小心的，我好避忌講『老母』這兩個字。」結果，〈少理阿爸〉瘋魔萬千年輕人，變成的士高神曲，年輕人不懂唱〈少理阿爸〉就真是正XX了。 幾年前，他甚至「挑戰」廿四味阿肥合唱〈潮神〉。「這首歌點擊率好高，又幾好聽。」〈潮神〉歌詞講述有錢的內地人來港豪洗，說罷尹光忍不住便唱了幾句：「點樣先至係型 揸架拉利要土豪金 朝早刷牙沖身 都用香檳」。他又大讚阿肥rap得好聽，自己唯有勤力一點背熟一點，盡量不輸對方。「還有一首歌唱得更快，就是〈你老闆〉，講出年輕人的心聲。」話口未完，他又開金口：「啲樓越賣越貴 焗住越住越細 大學畢業出嚟 咪又係捱騾仔 你話家下啲後生仔 邊敢結婚生仔」。 越南難民 尹光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很大可能與他從小的經歷有關。他生於越南有錢家族，生意不少，父親開溜冰場開戲院請粵劇老倌來唱大戲，可惜後來遇上越戰，為了保命，一家男丁就要逃到香港。「出發前夕，我被越南當局拉去坐了七日，然後逼我去訓練三個月，所以我才掉過手榴彈、開過重機等等，於是家中就讓弟弟先到香港，我緊隨其後。」由於家境不錯，因此父親花錢安排幾個兒子去訓練。「當時不花錢的話，訓練一完就會直接送上前線，九死一生。我父親花了錢，所以我完成訓練後只是守市區，不必上前線，起碼不用死，但訓練完成沒多久，父親就成功搭路送我來香港。」 尹光娓娓道來，當年從越南偷渡來港的實況，他說得輕鬆但當時卻非常驚險，一個決定影響了尹光的一生。「我那種偷渡並非便宜少錢那一種，所謂少錢的偷渡，就是幾十人夾錢買隻艇坐上去，那些很危險，分分鐘死人，遇海盜又可能被姦被殺，但我不是這樣，而是坐巴拿馬運船，可以坐到千幾二千人，好安全的。偷渡前一晚，全船二三百人更租了酒店入住，預備戒嚴十二點後就開車到碼頭，但最後成功來港的，只有五個人，我是其中一個。」 「當晚一架架吉普車開到碼頭，每架只坐五人，原本我坐第七架車，但第一架車有個人睡了未起床，由於當時我已經換好衣服扮香港仔，所以我向頭目提出先讓我上車，結果我和那個人調換了，幸運地坐到第一車出發。本來每兩三分鐘逐架車出發，但到了碼頭後等了半小時還未看到其他車沒人，原來當晚穿了煲拉了人，於是船家急急開船，本來四日船程變成九日，整隻船都壞了，最終只有五個人成功來港。」 歌神與廟街歌王 尹光成功偷渡來港，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入住難民營的。他投靠先到香港畫畫維生的弟弟，一邊唱歌，一邊學畫畫。「我發現自己不是畫畫的料子，中途就不學習了。」原來當時沒有政策可以申請香港定居，尹光躲了三四年後。最後被移民局罰了三百元，之後每年要報到一次簽紙，等到七年後才有身分證。「當時入境政策優待大陸，但不優待其他國家，內地人一來香港立即有身份證，但我是越南偷渡客。」尹光被查問後，嘗試扮作內地偷渡客入境。「不過他考我由廣州行去深圳要行多久，我不知道嘛，答了半小時，死得啦；他又問我火車有多少卡，我說兩卡，甚麼都錯！問多兩問，我直接承認我是越南來的，那就罰了三百元。」 尹光來港本身想過做大戲，但七十年代大戲下滑，一年都組不到一兩次班，他轉了唱國語歌。「唱了三四年，那時很辛苦，我的普通話不太正宗，唱出來不太好聽，平平凡凡。」他不得不多謝鄭錦昌，有他的〈唐山大兄〉帶動下，加上許冠傑出來，尹光自言開始發圍。「粵語流行曲開始，一首〈十四座〉帶動了我。本身我喜歡唱歌又喜歡填詞，我就由〈荷里活大酒店〉、〈雪姑七友〉及〈數毛毛〉一直填下去，多數都是我自己填詞的。」 同代許冠傑被稱為「歌神」，尹光只是廟街歌王，他自言兩者不能相比。「阿Sam的歌雖然低俗，但又押韻又抵死又好聽，講出一般市民心聲，例如『我地呢班打工仔』，人人都喜歡聽，我沒有他咁叻填得這樣好，雖然都是口語化，但草根一點諧趣一點，是走另一條路。」或許香港樂壇歷史上，沒有人像尹光那樣數完波波數毛毛，那條界線到底如何拿捏？「電台電視都有人敢播尹光的歌，統統都是禁歌，諷刺是好多DJ都說喜歡聽我的歌，但只買卡式帶、黑膠唱片給自己聽，不敢播。」不受主流媒介歡迎，廟街擁躉卻大有人在，尤其品流複雜的黑社會中人。「他們最喜歡，我有些歌講中他們的心聲，例如〈出冊〉、〈追龍〉、〈鐵窗紅淚〉，全都是警世歌，唱出『無自由 失自由 傷心痛心眼淚流』，我叫人不要犯法，很正能量的，他們好喜歡。」 如此受到黑社會歡迎，尹光卻坦言很怕他們。「他們會提出請我吃飯，但我都是借頭借路不去，推說趕場去不到了。」他深深記住父親教過我的幾句話：「居不必無惡鄰。會不必無損友，惟在自持者兩得之。」他深明居住的地方有好人及壞人，交朋友也有好有壞，最重要懂得分辨。「不好的話，我會借頭借路避開，不應酬也不行，詐諦應酬一下囉，不要接近太多。」 夜場夢多 說到這裡，尹光回顧昔日香港夜生活的快樂，唱酒廊一晚走九場，由夜晚七點唱到半夜三四點的日子。「當時香港夜生活很開心，一個廟街、一個大笪地，通街都好多嘢食，好多嘢玩，有舞廳又有夜總會，乜都有，好開心，比現在更開心，以前夜生活真的好好。」再度諷刺的是，現今香港重提夜經濟，但回不去以前了。「疫情幾年認真不開心，自從開關之後又開心一點，但早已影響了夜市，疫情六點後只能叫外賣，大家唯有習慣沒有了夜生活，早食早睡了，習慣了便變不回來。現在人們多數上內地，消費平嘛，有何辦法不回內地？我自己都去了幾次，買東西平，吃東西平，又多嘢玩。」別心邪，從來尹光只是唱歌仔，唱粵曲。「香港唱歌開局，閒閒地要五六千元，深圳千幾二千幾都有，差好遠呀，唱完歌食完飯回來，難怪好多長者都上去唱粵曲。」尹光坦言，自己留在香港的話，習慣了早吃，多數七、八點食完飯回家看電視，沒工作都多數在家。 繼續講歌經。尹光如此享受唱歌，但原來父親不喜歡他唱歌。「當年在越南，他甚至不准我去學唱歌，我七歲那時偷偷學習。我媽媽喜歡看大戲，我爸爸開戲院，屋企後面有個喇叭，可以開喇叭來聽大戲，經常聽到任劍暉、新馬仔、何非凡唱大戲，我自己喜歡聽，就不如學埋。那個年代覺得唱歌不好，是低下層的工作。」後來尹光唱得有些成就，父親也不知道，因為在他偷渡來港兩三年後，他父親就逝世了。「他連我唱時代曲都不知道，只知我道識大戲識唱粵曲。」父親不喜歡，連帶兄長都不太喜歡。「我有個大佬在美國，今年都八十幾歲了，他一直勸我不要唱，認為唱歌生涯不會好長，我就說唱到幾耐得幾耐啦，我喜歡唱歌，又未曾打過工。」 真的沒打過工？尹光想了又想，突然靈光一閃，想起曾經有半日做雪糕。「來港初期，我一度去學做雪糕，老闆叫我捧雪糕水，我哪有力去捧重嘢，好辛苦地才捧得起。捧重嘢勉強可以，做了半日已好辛苦，下午休息一小時吃飯，之後他又叫我洗碗，那些雪糕碗彎彎曲曲，污糟邋遢好肉酸，我說我不做了，不收人工就走了。」從那段經歷可見，過慣了少爺生活的尹光，拋頭露面唱歌絕無問題，但默默洗碗卻絕不行！「竟然叫我做嘢，還叫我洗碗，睬佢都傻，還是繼續去唱歌好了。」 一登紅館升價十倍 越南人來港，多少會被人看低一點，但尹光是越南華僑，自小聽粵劇唱粵劇，因此廣東話識聽又識講，唱廣東歌也沒問題，「個個都當了我是香港人。」他一直唱唱唱，見證著夜總會接連倒閉，歌廳酒廊不復見，甚至到了1990年想過轉行。「時代曲下滑，唱慣的堂會、酒廊都沒得唱了，當時我和另一個在越南的哥哥開了檔生意，我在香港買貨帶，他在越南賣貨，做了幾個月，突然間張耀榮先生叫我上紅館唱，我說無理由，我只是個很低級的歌星，居然可以跳上紅館？」那時候上到紅館的歌手，只有好幾個，尹光不敢相信。「原來張耀榮先生喜歡聽我的歌，那時他訂了十場紅館給某位歌星，對方唱剩三日，張生就叫我唱一日玩下，那就真的叫我去紅館唱。」當日反應不錯，結果尹光亦成了一年三登紅館的歌手，人工十級跳。「能夠上到紅館，之後人工好高了。譬如我平時一場都是收一千幾百，突然間有人叫你唱一場，可收超過十萬元，那我還要做其他生意嗎？唱完紅館之後，真的升價十倍，別人找我唱歌就說幾多萬元，再沒有幾千幾百了。」 當你以為尹光升價十倍，之後唱歌只是換票性質，但他分享以前賭錢輸得太多，試過一晚輸了一層樓，所以還錢還了好一段時間，亦因為許願贏到最後一舖翻身成功後，最終賭到1984年決定戒賭，至今不煙不酒不賭錢不講粗口。「粗口我是戒的，煙酒來說，我本來就唔飲唔吹，我未食過煙又未飲過酒，從小到大都未食過煙，又不飲酒的，甚至連咖啡奶茶我都不懂得飲，平日我飲熱檸茶及滾水而已，或者吃甜品及飲汽水啦，我以前在越南日飲十幾罐可樂，成日飲。」想不到尹光的生活如此正常，他就笑說：「可惜以前衰爛賭呢，哈哈！」只要立定決心，他直言甚麼都可以做到，不做就堅拒不做。「我好硬頸，我要學一件事，一定要學到為止，例如現在我要唱AI歌，起初我不想學，公司卻說一定要學，結果寫了新歌給我學習，一下子唱幾首新歌，好啦，我的起心肝去學，現在學識了。」 今次他自09年後再踏紅館，作出很多新嘗試，不只要唱AI歌，也是他首次唱抒情歌。「〈Dear Myself〉是我的第一首抒情歌，我自己都很滿意，以前的人不接受的。」大有機會，這次是他首支歌曲可以正常派台，如果入選首次有歌曲派台的樂壇新人，也絕對不用太驚訝。「今次是尹光演唱會，而不是個人演唱會。以往成功站上紅館舞台的，都是個人演唱會，全晚都唱自己歌，並非唱別人的歌，但現在不同的，正如11月紅館騷就是這樣， rundown不同，服裝又不同，唱歌款式元素多了，那個晚上會唱好多rap歌，有新歌也當然有我的主打歌，例如〈十四座〉、〈荷里活大酒店〉、〈你阿媽大減價〉那些一定要唱，而今次的後生歌又有不少，例如〈一人之境〉、〈Dear My Friend,〉，我自己也有〈Dear Myself〉，還有我的另一首新歌〈掂呀〉！」 我本身姓呂，兩個口，好明顯唱歌啦。本身叫『呂明光』，為何改名呢？七十年代唱國語歌爆紅的男歌星，全部都是兩個字：青山、謝雷、張帝、林沖、包立，所有人都是兩個字，我唱得不好，不如改名啦，就改兩個字。我照用『光』字，而當時我很尊敬一位小提琴家名為『尹自重』，聽他的小提琴聽出耳油，那就希望像他一樣，橫掂我父親不喜歡我唱歌，我就不用他的姓氏，將呂明光改成尹光，結果改名後真的成功了。 「尹光」的典故 尹光簡歷…

看侯孝賢的電影，大抵只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迷戀長鏡頭，細味演員與場面的細膩變化；另一種則是按捺不住，沉悶得呼呼大睡，皆因他的電影作品充滿著固定鏡位與長鏡頭美學，其強烈的個人電影風格引來批評者眾。聲音絡繹不絕的同時，不少中外影評人與他口味相近，正如芸芸中港台優秀導演之中，能夠奪得康城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僅僅楊德昌、王家衛，以及今年（2015年）得獎的他，稀罕至極。 作為觀眾的，當然可以罵他曲高和寡、賣弄技藝，但有技可賣，導者必先要有高深的曲調、高超的技藝，同時間，侯孝賢更獨有一種高傲的個性。向來對批評一概少理的他，直言拍電影不能只為觀眾，更重要是滿足個人心水，只拍自己喜歡的電影，拍到八十歲甚至斷氣方休也絕無問題。拍電影拍得如此「自私」，以前古人寥寥無幾，他更肯定以後沒有來者，更大膽承認自己經已脫節，與現今一代的成長環境、觀念及生活方式大不同，猶如他的生活可以沒有電腦，他的電影不需要很高的票房。只可惜年輕一代不能沒有電腦，作為導演的，其電影更不可能沒有高票房，否則難以生存。 所以，由始至終，世上就只有侯孝賢這一類 / 這一個導演，孤獨地享受他那個人的電影樂趣。 text: Nic Wong | photo: Kit Chan 就是溜溜的……舒淇 這陣子侯孝賢頻頻現身，在兩岸四地老是常出現，就算當日腸胃不適都要堅持受訪，大抵因為要宣傳電影《刺客聶隱娘》，這一齣他螫伏八年後的新片。電影的宣傳重點，難免落在女主角舒淇之上，他亦不忘解釋為何今趟又是舒淇，坦言籌備電影之初，老早就想起她。「很早看過《聶隱娘》的小說，名字很特別，因為『聶』字是三個耳朵，隱藏的，故事關於一個刺客，同時也是一個姑娘，一直想拍成電影，可惜未有機會。後來當上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時，我不斷思考如何拍這個片子，很快感覺舒淇非常適合這個角色，源於她的性格跟聶隱娘很像，而且很漂亮。拍電影我通常是這樣子的，有一些我感覺不錯的演員，每當看到甚麼題材，很快就覺得由他們來演是最好的。因為是古裝，因為是武俠，所以拖了很長時間，前後想了八年，等到金馬獎一忙完，就開始準備。」 我敢打賭，侯孝賢第一個想到的女角不是舒淇，原因是他看《聶隱娘》小說之時，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想當年女神還未出生呢。「以前我甚麼書都看，很喜歡看唐傳奇的短篇小說，因為它夠特別。正好在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不知甚麼圖書公司出了第一本《唐人小說》，讓我看到了《聶隱娘》的故事，全部都是文言文，但是我看得明白，沒有問題。」除了唐傳奇，凡與武俠有關的，他同樣追看，當中包括香港功夫片和武俠片。「最初喜歡看胡金銓的，後來就是李翰祥，但他不是專門拍武俠片的，還有張徹等等，然後過來就是徐克那一代，他們比較沒那麼古老。」他直言成長的那個年代，香港出產很多武俠片，台灣則沒有。「我想可能是時間還未到，因為武俠片需要的那些演員和武術指導，當時台灣都不成熟。」 只不過，無論是《刺客聶隱娘》的海報宣傳，抑或是電影本身，毫無半點港味，相反風格有點似黑澤明的片子，尤其電影首十分鐘都是黑白的打鬥場面，難道侯孝賢想向黑澤明致敬？「不。那主要是序場。序場是一堆刺殺的鏡頭，我想用黑白的，然後才出片名，然後才是彩色。」沒有刻意模仿黑澤明的風格，但他坦承自小受到對方的薰陶。「日本的武士道電影，我小時候就看了一大堆。武士道呢，他們現在還保留著，打得比較寫實，反而中國跟香港的，有甚麼輕功呀、飛來飛去呀。」他特別讚賞以往日本電影將最主要的能量放在寫實之上，探討武士道的精神。現在呢，部分面目全非了，《進擊的巨人》的特技多到媲美荷里活啊！ 我的……童年往事 說到此時，侯孝賢突然憶起一些看電影的童年往事。「小時候鳳山市有三間戲院，我每家都會去，有時候爬牆的，有時候用假票的，用舊票根假扮新的一樣，有時候用貼的，有時候人家根本就知道的，有時候人家不注意的，有時候是拉著人家的手，希望前面的叔叔拉我進去。我甚麼片都看，只要放片就看，那時候台灣片、國語片不多，通常是黃梅調，還有一些日本片、外國片，很小就喜歡電影了。」喜歡電影這回事，與父母親有關嗎？有否得到他們的遺傳？「沒有，因為時代不一樣。唯一遺傳的只有氣喘，我父親也是氣喘。」原來侯孝賢的父母分別在他小六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不幸去世，只剩下他們四兄弟與奶奶，如今回想過去，他說得淡淡然。「我是老二。基本上，家中的經濟來源是靠著大我兩歲的哥哥，他在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當老師，每隔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家裡照顧我奶奶和兩個弟弟。」 好不容易才捱過去，但是畢業後的他卻沒能進入電影界，只能做推銷員的工作，最佳導演當推銷員，真的大材小用啊！「（冷笑一聲）不會啦，不就是做事情嘛，還好我有輛摩托車呀。」侯孝賢拍電影獲得最佳導演獎，想不到原來他做推銷員也是最佳。「本來我在加工場白天打工，後來考上了國立藝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前身），便開始白天上學，夜班工作，每晚做到十一時半、十二時左右。畢業以後，我有一輛摩托車嘛，最簡單就去當salesman呀，拜訪人家推銷電子計算機。以前的計算機只有加減乘除和八位數字，賣一台就得到一萬台幣，但現在送給人家都不會要吧！後來有人找我當電影場記，我才進入電影界。推銷呢，大概一年多到兩年，我也是做得很好，那時候我是第一名的。」常說《推銷員之死》是經典劇本，怎料當侯孝賢擔任「推銷員」的生命結束，隨即成就出「電影大導」的開端。 就這樣，侯孝賢一路走來，三十多年間拍了近二十部電影，由鄉土寫實拍到蜚聲國際，看來一直平步青雲，未曾遇過低潮。「對啊，沒有甚麼低潮。就算《悲情城市》那麼難拍，我也是一直拍下去，沒甚麼困難到拍不下去。我一開始拍的都是喜劇，拍得很快，一個多月就拍完了，年輕就是這樣子的！」提到《悲情城市》，很快就會想起二二八事件，正是很多導演不敢觸碰的政治題材。「我是拍了很多片子以後才拍。我開始拍片時，不會想這個，之前我拍過很多喜劇，好像《就是溜溜的她》呀，後來才是那些電影。」 悲情城市……與冷漠社會 碰巧訪問前夕，剛好看到杜琪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談及他很想拍《黑社會3》及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可惜擔心後果而打消念頭。偏偏，侯孝賢向來是借電影批判社會的專家，他感同身受地說：「時間太近了。太近的話很困難，因為那些（涉事的）人還在，如果隔一段時間，你就會更清楚，比較容易處理。好像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年前，1947年的，後來我看到一些討論到有關這事件的書才想拍，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喇，而最後電影也得了金獅獎。」他直言，如果不是得了金獅獎，《悲情城市》可能會被禁止，幸好得獎受到國際關注，有關當局才不敢公然禁映。 更令人欽佩的是，不只電影，侯孝賢亦不時挺身而出，參與很多社會運動。「不是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跟這個有關連，完全是跟個人有關。每個人對不同題材，或者是現在發生的事情，可能有自己的一個角度，才會參加。記得當年族群鬥得很厲害的時候，我就參加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因為我有名氣，就變成頭兒，這事情弄了兩年，完全是個人，跟電影沒有關係。」那電影工作者應該有這些想法嗎？「不，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統統不一樣，難道你能要求他們？完全是看你個人對社會的關注和種種，不是每個導演都是我這樣的呀！」 以往作品狠狠批判社會，難免聯想他今回有否一些借古諷今的隱喻，譬如有人說片中關於朝廷跟藩鎮「魏博」的關係，彷彿是現今中國跟台灣的寫照。「沒有，我沒想過。從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各個地方都很強，以前有所謂的藩鎮，好像『魏博』這樣，本來只有文官體制，稍有少許自衛兵力而已，但後來武力變得強大，就連軍隊也有，開始不聽朝廷，而朝廷也沒辦法控制他們，這是最亂的時期。」 雖說今回不存在批判，但侯孝賢的風格依然，特別鍾情的長鏡頭美學，向來連他的愛徒鈕承澤也吃不消。有趣的是，今次豆導說只有這齣未有睡進去，筆者亦覺得節奏比以往的明快了，難道侯孝賢突然間聽取民意？「我沒有呀，我拍片不理甚麼，還是這樣拍，可能是因為武俠有打鬥嘛，但是我在剪接上面有個毛病，就是拍不到味道的，我就不會用，最後電影剪到大概105分鐘，其實是挺短的。很多東西我覺得拍不到，演員演不到，我就剪掉了。」難怪，電影中妻夫木聰與阮經天的發揮好像不多…「如果沒辦法通過自己，我就會剪掉，至於剪掉之後怎麼去連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連接，現在有些跳躍很厲害，而且不那麼清楚，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呀，電影就是這樣，所以剪剪剪，就變成現在的那麼短。」果真獨裁，但世上總有些觀眾偏愛他那種獨裁，亦證明了任何獨裁者的成功必有原因。 電影……最好的時光？ 獨裁也好，偏執也好，特有個性都好，至少今回是侯孝賢第一趟得到大陸的大水喉支持。「我以前沒有跟大陸合作過，這是第一次。銀都六十周年時拍了《一代宗師》後，他們就來找我。好啦，我說他們出一半的錢，然後自己找來另一半。談好了資金，我把cast列出來，他們就OK了，合作得很順呀，沒甚麼問題。」對於這部片子能否在大陸賣座，他笑言不知道，但早前拿去送審，早就通過。「應該賣得不俗嘛，我想！」 那他怎樣看大陸電影的冒起呢？「它的市場很大，起來以後，每個人都有機會。以前它的市場未起來，你想也不想，但是現在有機會的話，你想拍甚麼呢？他們能接受嗎？我想時間還未到，未那麼快。」等多久？等甚麼？「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目前大陸的片子來說，他們還是很嚴格，還是要送審，但台灣、香港都不需要呀。在這些觀念之下，所創造的空間不大，也不容易。就算是香港片，拍的要跟大陸市場融合，時間還未到，因為現代化的過程，香港比較快，那邊還未啊，大家的觀念不一樣嘛，你很難表達，他們也很難接受，一定有差別，所以成功的人真的不多。」 有機會的話，會否拍大陸電影？渴望成為成功的少數嗎？他想也不想就說：「不會。因為我對他們的現在不了解呀！你不是在那裡成長，你不可能拍，因為抓不準，沒辦法。據我的經驗來說，以前我拍的都是我成長的台灣，到現在我拍《刺客聶隱娘》，因為唐朝年代很遠，所以拍這個有可能，但是拍他們的現代，萬萬不可能。」 好了好了，不說中國，說回他的台灣。年前，台灣電影的發展算是不俗，好像是《海角七號》、《那些年》、《賽德克巴萊》等等，但最近兩三年又平淡了，侯孝賢亦即時點頭認同。「台灣市場非常小，基本上不易做，《海角七號》上映之後，很多人都想跟著拍，幻想得到它那個票房，但是不大可能。那時候《海角七號》的題材正好跟台灣社會有關，大家有一些感受，加上他拍得好看，（賣座）主要是這些原因，但不是每個導演都能夠做到，往這個方向去拍，很難。好像《艋舺》和《痞子英雄》也不錯，但都是屬於幫派的動作電影那一種，後來的也不行了。台灣市場不大，很難說能夠支撐呀，很久有一兩部不錯的，但更多的想到達那個位置了，沒有了！」 台灣電影的發展如此悲觀，有人說侯孝賢有份敗壞了台灣電影。「敗壞？哦！」更有報導指出，他坦承自己是台灣電影的一個惡夢，聽後隨即緊皺眉頭：「沒有沒有，沒說過。」又好像，有些年輕電影人想模仿侯孝賢走過的路。「不，沒有人能夠跟我一樣，沒可能，而且他們都想賺錢，都想賣座。對年青導演來說，要是作品不賣座，就表示他日後的路子很難走。就在我剛開始一樣，在台灣拍的都是喜劇，一些賣座的電影，拍了很多…」 戲夢人生……七十年 不只一次，侯孝賢說拍電影不能夠只想觀眾，所以隨後的電影票房算不上叫座，卻每每得到台灣跟海外電影展的叫好。近年荷里活大型動作片特技片興起，有否覺得懂自己品味的人愈來愈少？「對，很可能愈來愈少，這是一定的，因為年輕一代比我們差別很大，所以沒那麼容易。兩年之後，我都快到七十歲喇，所以一定會脫節的。」他不贊成年輕人拍他的那些，相反鼓勵他們拍一些屬於年輕人自己的電影。「我沒辦法拍那麼年輕，只能拍有把握的，因為我不懂，他們跟我們成長環境的差別很大呀，年輕人的觀念和生活形式跟我們也不一樣。我跟你說最簡單的，我連電腦都沒有，從來不用，也不會用，這個差別就太大了，所以不可能去拍他們現在的題材，抓不準啊。」 短短的一小時訪問中，他總共說了兩次「抓不準」，一次是大陸電影，一次是年輕人電影，偏偏這兩種都是全球市場熱賣品。當大家以為愈來愈少人欣賞侯孝賢的復出作，怎料今年他就獲得康城最佳導演獎，誰敢再說沒有人欣賞他？「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意義呀，可能我有一段時間沒拍片呀，這樣（得獎）在歐洲比較容易發行吧，因為這部電影有四分一的金錢是從歐洲來的。」他說自己前無古人，亦肯定後無來者。「這是我以前拍片的累積，才找到這個資金，拍一些這種歷史更久更前的片子，是自己喜歡拍的。意思說，我現在還能拍我自己喜歡拍的片子，一切都是以前所累積下來的。」 就連康城最佳導演獎也成囊中物，找錢拍電影不會困難吧。「哼，只有兩部片不賣錢，找錢就很困難喇。」真的嗎？「（笑）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可以從歐洲美洲日本台灣香港東南亞找錢，現在還多了一個大陸，所以不難呀。拍片呢，你可以拍得很便宜，要看拍甚麼，每個地方分散就成，如果只有台灣一個地方，那就沒辦法。」接著下一齣想拍的片子，是一部關於台北市的舊故事。「以前為了灌溉，所以台北市有很多河道，後來蓋了很多房屋在上面，但是地下還有河道，我想拍這個故事，想拍一個台北市的故事。」又是舒淇？「不不不，不一定是舒淇的。」 今年六十有八，兩年後踏入七十歲，莫非他想像活地阿倫和尚盧高達一樣，拍到八十歲也不休止？「我不知道，要看體力的問題，很難說。體力行的話，人家又願意投資，就OK啦。」怎樣看生死這回事？他認真思考了好幾秒，才說：「還沒想，雖然我年齡很近了，但是我沒有仔細去想這個問題。（廣東話）死就死咗去囉！」不怕死，那人生無憾嗎？「沒有甚麼好遺憾的。你是怎麼樣的人，做怎麼樣的事，你的命運就是這樣子，跟隨你的個性、跟隨你的成長背景來形成，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時間到就是時間到，對不對？」 後記：聶隱娘與武媚娘 侯孝賢不只一次談及自己鍾情於唐代，寄情於唐代，全因為歷代以來，以唐代傳奇小說寫得最好。筆者立時想起月前熱播的《武媚娘》（港譯：《武則天》），同樣是唐代劇目，於是大膽提問他是否看過。「我聽過但未看過，近年沒有時間呀，當金馬獎評審要看入圍電影以外，其他的很少看。電視劇更加少看，但是我有看過美劇《黑名單》（The Blacklist）呀，碰巧開電視看過一些片段。」或許時間是侯孝賢的最大敵人，但他的好奇心絕對不小，就在等待拍攝期間，他就拿起雜誌架上的《100毛》看了又看，把封面看了三兩分鐘。你說他脫了節嗎？我說他只是把握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選擇性脫節而已。 侯孝賢簡歷 1947年出生，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喜愛使用長鏡頭、空鏡頭與固定鏡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事，是他電影的一大特色。目前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1989年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今年則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侯孝賢出生於廣東省梅縣，後來在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灣，童年及青春期在高雄縣鳳山市度過，退伍後考上國立藝專電影科（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並順利畢業。1973年踏入電影界，擔任李行導演《心有千千結》的場記，直至1980年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真正使侯孝賢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是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確立了台灣電影大師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台灣電影，《戲夢人生》則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其後，侯孝賢擔綱監製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01年執導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100年誕辰的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6年前往法國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開始擔任金馬獎執委會主席至2014年。翌年，久休復出的作品《刺客聶隱娘》入選康城影展，最終獲得最佳導演獎，成為史上第二位獲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導演。

字的世界，原來只有黑白，能夠添上色彩，除了歸功字型設計，也得考量每套字體傳承的溫度。對於思緒俠造字創作團隊，應該說是對字體總監Roy Chan（陳靖軒）來說，繁體字筆劃如此多，總有一刻被那一撇一捺所感動。尤其面對社會動蕩，莫以為時代僅能以說話來回應，一字一句也能令心思澄明。於是乎，結合了黑體和宋體的「思緒重生體」於2022年應運以生，並成功眾籌募資推出市面。 及後一年，難以名狀的故事尚未結束，不安情感依然鬱結於心。「看海的旅程，是看見靈感的過程，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海吧？」Roy如此說道，也許當思緒變得紊亂，望著一片湛藍方能平息情緒也說不定？每人答案不同，但以海作字的全新作品「思緒漁灣體」確實如約而至了。 text：Leon Lee  photo：Oiyan Chan  illustration：Roy Chan 場地贊助：Spaces Wai Yip Street 漁灣像秀麗的「她」 造繁體字的意義，別說是陳腔濫調，人們定會談到傳承與淘汰的問題，始終多少曾經熟悉的事物，轉眼經已模糊了輪廓，字體自不然也是，得考慮一般用家對它的興趣多寡，是不是隨時隨地適用？風格要走潮流尖端還是趕上時興復古？每種選擇都會左右一套字體的韻味。當然，Roy起初沒有深究這麼多，不過是大專時期修讀廣告設計，深感中文字款不多才著手自己設計，後來一段日子過去，他推出過不少廣告字，有了建立完整一套字體的念頭，才終於幾經波折推出了「思緒重生體」。但問題是，重生過後該何去何從呢？ 「你看，重生體有稜角，力量感也很強，那時候想表達的含意有很多，但我也發現這麼『硬淨』的字型會收窄了一般用家對它的興趣。而「漁灣體」正正就是想修正這個地方，是優雅一點，很有一種知性美的。」Roy續說，設計「重生體」就像是一個學習造字的過程，後來摸清一套字體的特性了，才集大成於製作「漁灣體」之上。而自己亦很常用「她」字去形容這套新字體，因為女仔「她」很優美，香港人有著這份知性美，不想這個城市失去這份秀麗。當然，字體有無數 種演繹方法，把「大海」概念置放於字體之中，只是希望能具現化「香港曾是漁港」的舊印象。 「愛」最辛苦亦最開心 「香港人很念舊，這點不單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地方的喜愛，也能化作一整座城市的肥料，因為繁體字若然沒有特色依存，也許你亦未必能夠區分台灣用字跟香港用字的差別。」舉個例子，所謂「港味」較濃的字體，其實在於字的寫法取向，像港式艇仔邊「辶」字旁習慣以一點開始，台式寫法卻是兩點「⻍」等。 如此一來，在製作全新繁體字款時，設計師便必然要考量到兩地的寫法差異，而漁灣體兩者都有兼顧，加上修長設計和小巧字面，在保有清晰度同時揉合了文學與藝術交融的感覺；因此適用於書藉、活動海報、唱片封套等講究文藝感的載體之上，更能讓「她」盛載起本土的情懷。 但話說回來，漁灣體既然要遷就用家習慣，還要統一「她」的文青風格，有沒有那個中文字最難設計，最能經得起深度分析的考驗？「對造字師來說，其實『愛』字是很多人想要挑戰的難關，因為漢字美學主張『上窄下寬』，所以漁灣體便用了梯形結構去考量這個比例，而『愛』字特別適合這種視覺修正，尤其是中間部件『心』，右邊這一筆勾上去是要比左邊低一點，而旁邊還要控制那兩點，所以那個負空間是比較大，只要稍為移動得不好，比例就會亂掉。因此設計起來的確既痛苦又開心，尤其漁灣體目前才剛剛集資開賣而已。」 「字」救港人共感 輾轉間，說到漁灣體的誕生發想，Roy指自己經歷完一次完整的造字過程後，心境有了不少變化，因為日復日地埋首創作，內心不時會冒出想要休息的念頭，這點跟城市現況很相似，大家只能咽下不好開口的話，不去推測未來。「現在並非是要打造十年大計劃，不過是見步行步罷了。造字是很困難的，先拋開曝光率問題不計，單論字型這回事，不論創新或保育都不是大眾熱議的題目，所以我們花了很多心力創作，細想如何把這些概念演變成平面，露骨點的就是那沬水滴，接著橫勾與撇捺又向外伸展一些之類，我們在這點上奮鬥了很久，才平衡好創意，設計和製作等三方面的分工。」 他又提到，最初為漁灣體命名的時候，原來內心也有過一番對奕：「其實我很想把它稱作『漁港』，直白一點地代表香港這個城市，但可惜音色沉下去了不好聽，所以索性將漁灣帶到你們身邊。」只不過，他也明白字體設計是會過時的，所以目前皆以現代流行的美感作為創作標準，好匹配電腦或者手機用字的需要。「我想，這個時代仍然需要這份品行與知性，就讓我們跟著城市脈絡走到下一站，重新認識屬於我們的繁體字吧。」

要細談繁體字，別怪我偏見，「北魏體」絕對是塑造香港文字街景的重要功臣。早於上世紀四十年代，這種書體滿佈大街小巷，幾乎清一色招牌字都以北魏字型為主，雖然這邊沒打算詳談它的前世今生，但從歲月沉澱下來的韻味，無疑堆疊起了我城的文化深度。 可惜政府的清拆行動還是照樣大刀闊斧，當特色招牌淪為僭建物，碩果僅存的港式招牌又日漸消失時，該慶幸還有一位有心之士，不忍看到香港地道文化被時代巨輪所吞噬，決意為北魏字體修復「出土」，重新詮釋各路英雄人馬手筆，包括北魏體大師區建公之墨寶，製成「爆北魏體」，把快將消亡的文化香火延續下去。 text：Leon Lee  photo：Oiyan Chan  illustration：K sir 讓香港回憶出土 時間回到2019年初，藝術家陳敬倫（K sir）開始著手保育五十至七十年代古舊建築以及老店，期間他花了兩年時間遊遍香港各處，菟集不同招牌上的北魏體進行數位修復，嘗試將破損或褪色的字透過攝影及手繪恢復原貌。這樣大費周章，原因似乎是他莫名迷戀元朗的古蹟？ 「我讀過設計，以前則是做區議員的，一直負責保育工作，那時候特別喜歡一些舊的建築視覺，後來走到葵涌某工廠區，目睹鋼閘公司上面一塊巨型招牌，足有十七個大字，當時深感震撼才開始追本溯源，尋覓這款字體的相關背景；加上那段時期剛巧被捨下了擔子，日子比較清閒，便有動力試著把字體勾勒出來看看。」 K sir秉持滿腔熱誠把筆劃逐一記錄，方發現自己對北魏招牌字日漸著迷，更有幸在某個字體關注組中遇著一位專業字體設計師，並經又對方指導掌握了造字方法，正式化身北魏體「傳人」，開始大量查勘昔日消失的港式招牌字，將它們一一繪製復活。「我不斷研究，怎樣才算是一個漂亮的北魏體，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我最心儀是區建公的手筆，其次就是黎一鳴，最後則靠趙子謙埋尾，因為有些字太冷門了，沒想到在他那套僅有一千字的北魏體中，竟然有所發現。」 集北魏大成於一身 的確，細看昔日許多懷舊香港照片，會發現北魏招牌字特別粗身，K sir說當時有地位的投資者很願意花錢打造氣派門面，而且必然會邀請書法家以北魏書法來題字。然而，這些老字號的霸氣招牌逐漸年月消失，加上自己遇著區建公逝世50週年，讓此時此刻變得更加關鍵，有鋪癮想把北魏體繼續做下去。 「我曾拜訪過區建公徒弟楊佳師傅，他說北魏體的精髓就如打功夫，馬步必須夠穩，然後整套字體都是輕輕斜上去、勾特別大的。我認為這種字型很有霸氣，現場看有一種視覺澎湃的衝擊力，所以我打算用數位書法字統一它們，把這種傳統港味留下。」 於是不用多說，「爆北魏體」應運而生。他以書法家區建公的北魏字型為模範，將市面僅餘的匠人「心血」以統一風格重塑，並加入更「爆」更強肌肉感的設計，讓這套經典以更完美的視覺造型出現。「以前有許多無名書法家懂得寫北魏體，我只是負責抽取它們的DNA，再綜合多位高手的筆跡。話雖如此，如何令字體風格統一，又是一大技術難題。必須將每隻字的角度移正，再把每一隱藏筆劃畫出來後調校粗度大小，再利用「部件」將字型合併；每隻字還務必造到一體成形，避免日後出現甩字、錯位或反轉的場面出現。」 一「爆」不可收拾 只有把關好這個複雜的精煉過程，「爆北魏體」的魅力才能盡然迸發，因為街上看到的傳統手寫招牌字，嚴格來說其實不算「字體」，字體是需要經過模組化處理的，期間有必然要取捨之處，例如書法家常常用到的「沙筆」：「這是一種以毛筆書寫漢字的藝術，在毛筆世界沒那麼講究工整，但到了做招牌字體時，你會發現沙筆會斷開，會掉下來還要很難切割，所以一定要把它簡化，拿回中庸之道。」 直至做好一套字型檔案，K sir仍不忘多番去蕪存菁，確保「爆北魏體」有盡量保留更多原有的筆觸，以達到仿古、懷古之效。「因為要保育舊字體，我真的會到處走走舊區，還試過因為去了粉嶺文物徑拍照，遭到一位村民動手襲擊，只能說重塑經典的路上也有很多難關。」尾聲，說到開發土炮字體以後的將來，除了「出土」舊字，他也希望能以藝術方式去轉化這些經典招牌與地貌，因此近日正動工實行「跨時空活化項目」，把舊街景以圖文並茂的手法重塑；並落實自己的出書大計，以通俗語言讓讀者回顧當年北魏招牌字最鼎盛輝煌的傳奇。

陳健朗說，一開始並沒有特別要留鬚。有一段時間忙於電影拍攝，沒能空出時間去處理滿臉腮鬍。直到某天，不知不覺就開始留起了鬍鬚；也開始沒太多人能夠一眼認出，他曾是那個坐上陳果的紅Van，坐在小巴後排、下巴乾乾淨淨的慘綠青年。 在影圈浸淫數年，陳健朗演過無數的角色，又把手捲煙抽起來，奪下金像新晉導演的獎座。那些積累一如他的鬍鬚，讓他慢慢開始熟悉自己的臉，喜愛哪種模樣。他也不再如十年前鮮浪潮的自己，只提問「點解一定係咁」，而是手起刀落，把想法裡裡外外回應在自己創作上，告訴別人「可以係咁」。 他放棄了必然正確必然成功的數式：「每次都想試不同的元素，想 法也好類型都好，希望保持不要重複刻板的東西。」 就像周耀輝寫的那首〈填充〉——「識得春和秋中， 填夏與冬」，這個人，費盡力氣選擇填上了「不知道」。 Text．yuiStyling．Calvin WongPhoto．Simon CHair．Keith WoMakeup．Jenny ShihStyling Assistan．Chan FungWatches．BlancpainWardrobe．Kenzo, Fendi, Emporio Armani 電影元氣彈 《手捲煙》以後，人人盼著陳健朗第二部長片。未料在那之前， 他突然轉向走進電視廠房，為香港觀眾帶來一部《那年盛夏我們 綻放如花》。由casting、劇本、拍攝方式甚至是宣傳手法，每一環皆是用盡心思。不負努力，劇集放送期間一直好評如潮，一切相關的事物皆成為talk of the city。劇集映畢，作為導演的阿朗於社交平台上發表肺腑之言，形容團隊擁有同一信念：「將石頭丟進久久未有漣漪的池水。」縱使未能都滿足到所有香港觀眾口味，這依然是重要的一步，之於觀眾是重建信心，之於創作者是 一個提醒：「作為一個創作人或電影人，要一直保持自己的引擎是不停地運作的。一旦停下來靜下來，很快就會無法撻著。」 不斷創作有趣的事物，而非重複某些成功方程式。他已經不去深究，觀眾為何對香港製作的作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只覺創作者的責任重大，在這過程需要不同地吸收學習。不論處於哪個崗位，他自覺仍有努力的空間：「無論有幾叻或者現在儲到多少經驗和能力，都不可能去到最叻，需要不停地學習。尤其是探索電影、藝術這件事，其實就是在探索自己本身。為此，你要令到自己可以不停有新的吸收。對藝術有追求，探索自己，然後將過程醞釀、精煉成感受或想法變成你的創作。」他尤其重視集體，幾年前他形容過，電影是取向，要視乎如何感染別人，如何成為一個共同體去合作。「每一次付出所有熱誠去創作，觀眾是會感受到的。這不僅是關於一個創作者，而是我們擁有同一個理念的 人，能感染到不同的人，累積起來就會像《龍珠》的元氣彈般富有威力。 」 這種共同體的戲劇理念，由阿朗為角色試鏡便開始付諸實行。如 劇集《那》，他摒棄以往typecast的古板試鏡模式，花了大量時間遴選新演員，追求sense of truth的戲劇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對戲劇一個基本的原點，那個真實，不能是一個臨摹的真實。」 在他眼中，出色作品一定要包含真誠與想法。尤其是在碎片化、資訊泛濫的時代，留下來的到底是養分抑或短暫的鎮痛劑？「當然根基要打好，基本技巧是必須，但想法與意念會是甚麼？做一 件形象化的作品不算很困難，但灌輸你個人的體會或者概念在其中，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如果你一個想法可以影響到人，啟發到人產生新的想法、新的概念去思考的時候，對我來說便是出色的藝術。」 北野武與陳果 談到受啟發的導演，阿朗提到了黑澤明，也提到了北野武。「某程度上，我鍾意那種比較『男人』的戲，鍾意那種俠義、逍遙浪蕩的呈現。像最近我又回看胡金銓、徐克的電影，發覺武士片或者武俠片那種是最吸引我的，那一種失落了的風格，或是我想嘗試的一種風格。 」不啻兩位日本大導，被他稱為「King of independent」的陳果也是他半個師傅。「我不似紅褲仔那樣跟他學師，但他的九七三部曲確實影響到我對電影的看法。老實講，好難一句話言明我在他身上學到甚麼，如其說學習，倒不如說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作為導演的精神面貌。」 他與陳果相識於《紅van》，當時他是個剛剛畢業的黃毛小子，出演戲中一個角色。陳果在一次訪問中，形容那時的阿朗是「唔知想點，乜都做啲」，可是再經歷後來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能看到這個人的努力。阿朗笑指，自己跟果導有某些相似的特質，一是在電影上是咬緊不放的，二是大家都「比較頑 皮」:「某程度上是兩種不同年代的頑皮，他那種頑皮比較豪放 一些，而我的頑皮比較有不同的呈現。即使是同一代不同的導演，其實都有自己的心法、拍攝模式。譬如杜Sir（杜琪峯）跟陳果，已經似是兩個不同的門派那樣，同一個武林卻各有各招數。 我覺得哪一個時代不重要，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法門。 」 他提到一個關於大島渚和北野武的小故事。「話說大島渚找北野武來演戲，當時北野武就想拒絕，因為他覺得大島常常罵人。大島渚在拍攝現場往往很暴躁，是常常鬧人的導演。雖然北野武後來答應，但講明大島鬧人的話便會離開。因為北野武從不會用這種風格去拍攝，他會用一種自己的方法，不鬧人的情況下去做作品。所以未必一定要高壓式的，或者好專權地去合作， 用另一種形式共事，或者也能讓大家去信服。」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拍電影。 阿朗坦承，二十出頭的時候自我行先，在創作上Ego不小。回想2014年，他參加鮮浪潮，發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如今回想到那個青澀的作品，他笑稱有點毛管戙。「當時就是這樣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拍出當刻心裡面的火。難得寫的故事過得了遴選獲得資助，也是自己想繼續拍下去的其中一個契機，將熱誠燒得更加旺盛。」今年是鮮浪潮第十七年，杜Sir受訪時說， 這個平台已經接近完成使命。「都是一個循環來，有始有終， 現在的完結只是一個階段，一件事完成了便自然會有另一件事發生，所以我不會擔心失去鮮浪潮，總會有另外一些東西衍生出來的。」花開堪折直須折。 你只可把它享受 所幸的是，香港電影近年獲得一班忠實的支持者。拍電影的搏命，看電影的也搏命，支持「本土製作」突然變成一種浪漫潮流。但這種現象並非一面倒較好，風氣孰好孰壞，影界各持正反意見。「當然我覺得，能撐到本土電影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支持我們就好難繼續拍下去。」而用甚麼方法支持港產片，阿朗認為鹹魚青菜各有所取。他反而對「本土製作」四字，有更多的反思。 「我自己就不會考慮本土與否的問題。當然，我是香港出生的，創作自自然然帶有本土意識。但是不是一定需要在香港拍攝，或者拍攝香港地方，才是本土呢？某部分可以說是，我自己拍電影，也會想要挑選一些想留低的香港城市景象。但當這些城市景象開始慢慢消散，是否其他地方就不可行呢？我就覺得，本土不僅是風景或場景，而是你可以灌輸甚麼情感在作品裡，能做到這點就已經很好。」依然是阿朗說的，想法才是藝術分高下的地方。也正如他在劇集播畢後寫道，或許如何用極有限的資源去追到world standard才是一個學問。「我覺得作品應該是國際的，是見得到世界不同觀眾的。如果可以不再依賴語言，如果其他國家或者觀眾都可以感受到你個作品，在當中取得共鳴感，進入到你電影的情感，那才是藝術。或者那才是電影應該所及之處。」 創作目標放遠，也不代表創作獲得絕對自由，而所謂絕對的自由本身，很大可能已經是個偽命題。「這陣子我有個想法，人出生就永遠都是在框框裡頭過活的，只要你有社會、有制度， 你便無法去打破它的，除非你變成皇帝，或者成為一個永遠脫離結構生存的生物。如果沒法改變的時候，那就在個框框裡邊游走，在框框裡頭發揮到最大。聚集到相同信念的人，那麼這個框框自然就會愈來愈大。還有，我總是想，如果某些框框愈來愈狹窄，到某一個點它自然也會無法再收窄，然後支離破碎。所以生存在這個時代，你只可以把它享受。因為你永遠都不會預計到框架不停變動那些時刻，以及你自己正處於哪個位 置，但可以感激自己生存在這個時代。」比起「不做甚麼」的…

沒想到，楊祐寧與香港的關係，原來這樣密切。 千禧年起入行，2004年憑《十七歲的天空》開始參與電影圈，廿年來拍過不少作品，其中香港電影有《寒戰II》、《梅艷芳》、《真．三國無雙》等，還有最近拍完未上映的《爆裂點》，而近年最為香港觀眾熟悉的，莫過於Netflix劇集《華燈初上》⋯⋯ text．Nic Wong | photo．Ho Yin | Location．Oootopia West活託邦 港產片有詩意 上月楊祐寧來港數天，主要是支持妻子Melinda王詠穎的保養品牌nomel進駐Sephora HK。「其實香港是我太太長大的地方，她是香港人。這一次回來，最重要是她要吃到魚蛋米粉，然後要吃那個裡面沒有肉的燒賣，還有腸粉等等，我們一下飛機就去了她以前常去的店舖吃東西了⋯⋯」 今回楊祐寧匆匆來港，問他的廣東話如何，他笑說繼續「識聽唔識講」，多年來拍過不少香港製作，他認為香港電影有一陣獨特的電影氣味。「如果以工作的狀態裡面來說，香港確實是一個非常快速轉動的影視產業。」他憶起自己每次與香港團隊合作的時候，都是獲益良多。「導演對表演精準度的要求，或者所呈現的畫面方式，表達的東西都很有詩意，好像在唸詩一樣，正好解釋香港有很多的動作電影，全世界都特別喜歡。這種極需要強烈節奏的戲劇，香港電影反而可以用一種很詩意的方式去處理。」 楊祐寧電視電影演出無間斷，香港觀眾未必經常看到台劇，但《華燈初上》在Netflix播出後大獲好評。他說面向國際的串流平台，提供了不一樣的平台給觀眾做選擇。「選擇多了，競爭自然更激烈，對產業來說是一件好事，大家又可以看到更多不同地方的戲劇，現在新一代已有不一樣的觀影習慣。」面對整個產業的改變，去年踏入四十歲的楊祐寧近年亦開始參與幕後製作擔任監製，包括《接招吧！製作人》及《今夜一起為愛鼓掌》。 「現在進入到四十歲的年紀，我覺得在事業上也要有不一樣的轉變或嘗試，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面，我參演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戲劇，包括電影、電視甚至舞台劇，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學習，現在希望將學到的東西，放到更多幕後的環節上。正如去年跟前年我都分別監製了兩部電視劇，題材都蠻有趣的。從剛開始的劇本開發到演員角色，我多少都有參與，甚至是第二部我再堅持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參與的部分就更多。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的公司可以很完整地製作一部戲，但現在當然是從中吸取經驗的學習階段吧。」 年過四十，事業又再尋求突破，剛好月前小女兒Kya誕生，楊祐寧現在更隨心所欲了。「現在我有兩個女兒，感覺都還挺好的，我跟我太太還是蠻開心的，看著一個新的小生命，成長的過程蠻好的，而整個節奏變得從容一點，蠻享受現在家庭的生活。」他直言，現在已進入到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我成為了家庭中的重要方向及目標，所以未來該怎麼帶領我的家庭？這是人生下來另外很重要的一個課題了。」 少化妝，常防曬 楊祐寧努力突破，他太太的事業也踏出重要一步，既進軍又重回過去成長的香港。不說不知，原來楊祐寧當年就讀過化妝品應用系。「可能我那時候就想過將來會碰到做化妝品的老婆吧，哈哈！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那時候我在讀專科，可能當時我太年輕了，我朋友找我去另外一間學校，然後一心想要好好在工作上表現，所以我沒有想太多。但後來在學的過程當中，發現好像真的跟我的興趣差太多了，所以只是一個蠻短的緣分，大概只讀了一個學期。老實說，我的『知識』對這個品牌沒大幫助，當年讀書也沒有學習到一些很正確皮膚保養的觀念。」 反而跟廣大的老公一樣，楊祐寧都是靠妻子提醒他要護膚。「其實我一般拍戲的時候，也比較少上妝，包括我現在也沒甚麼化妝在臉上。我最常的就是去衝浪。可能會有一些海水的接觸，然後可能太陽很大，所以我太太常常跟我說，你一定要記得防曬，因為防曬可以防止老化，看起來比較不會老，然後回家就當然要洗臉，一定要洗得乾淨。其實我覺得男生很怕麻煩，她就是讓我用很簡單的方式，可以保養好自己的肌膚，好像保養皮膚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做，男生也做得很輕鬆。」■

走過高山低谷，憑著一雙手及關於愛的碎念，成功得到有人共鳴，為台前幕後帶來一首首優美的音樂。林奕匡自小獲得有如天使般的禮物，歷經多年的努力求進，深信音樂必須分享，因此唱出自己作曲的好歌以外，亦為不少歌手帶來出色的佳品，近作有姜濤〈Dear My Friend,〉、呂爵安邱鋒澤合唱〈一表人才〉、魏浚笙〈第一個迷〉等。就如威士忌一樣，即使是上天餽贈的獎賜，分享之後也需要更多人的欣賞。 text．Nic Wong | photo．Oiyan Chan | makeup．Echo | hair．Kenki Lau | wardrobe．Theory 獎賜與努力 眼前的林奕匡，吹得一口色士風，也彈得一手好琴。回憶自己第一次正式嘗試寫歌，他說當時大約16歲。「我吹色士風，其中一部分是improvisation（即興創作），可以創作一些旋律，卻不是一首歌。」當時想到既然如此，又能否真的寫成一首歌，結果他發覺比想像中困難得多。「音樂結構卻不是隨隨便便吹出高音低音，必須要有觸覺而令人記起，所以最初幾年的嘗試，總是覺得自己不行。」 林奕匡雖有天賦，他更覺得要慢慢學習及訓練而成。「我個人比較理智，創作的一部分是上天給自己的靈感，另一部分是經歷不同訓練而成，這是身邊很多人給我這份禮物，包括父母、音樂老師、伯樂等，多年來指導我愛上音樂尋求進步，當然還有很多創作音樂的人，他們的音樂影響了我，才促使我一直以來寫到這些歌曲。」 時至今日，林奕匡創作過不少佳品，到底他創作的情境如何？「我寫歌會盡量用不同方法來刺激自己，有時工作時突然有靈感，就用電話錄幾句。」原來有時煮飯、洗碗、沖涼，甚至睡前都可能有靈感湧現。「不過寫一首歌不只是一兩句，而是要有全盤想法，包括來龍去脈、起承轉合，所以我慣性要有五線譜寫低，之後便坐在鋼琴揀key、寫chord等等。」 樂於分享成果 作過〈高山低谷〉，也作過〈Dear My Friend,〉，如何判斷最後作品留給自己唱，還是給別人？「每首歌都有它的緣份及命運，別人唱完很紅很受歡迎，但我唱的話，未必有相同反應，同樣地我的歌很受歡迎，給了別人又有否同樣反應？以前我曾經擔心寫了首歌給了別人，自己不就是少了一首好歌？但我也跟自己說，本身音樂就是分享的東西，我要對自己有信心，如果我寫了好歌送給別人，也可以寫到好歌給自己。」他又坦言，很多歌曲最終命運誰屬，未必由他自行決定，或許是公司決定吧。 林奕匡分享了一次寫歌經歷，前年他為葉巧琳寫了〈難道我還未夠難〉，當時對方提到唱片尚缺他未交的創作歌，若他一日未交貨，她的唱片就要繼續等待，慶幸最後寫出很適合她的歌，加上填詞人黃偉文的歌詞，最後反應不錯。「最理想的情況是，歌手不用說他想要甚麼歌，而是我幻想自己想聽對方唱甚麼歌，然後作完就交給她，她喜歡就好了，這樣壓力不會太大，也相信樂迷們都會想聽。好似發明家一樣，沒人發明那件東西的話，就讓我去發明好了。」 最近林奕匡推出了〈台前幕後〉，差不多等了兩年才出新歌，他說歌曲去年早已寫好，但今次有很多新嘗試，希望能唱到一首很有氣氛的歌曲，因此與公司慢慢挑選慢慢製作。「今天大家對林奕匡的形象，可能是抒情歌、勵志歌、情歌等，但比較tempo、groove的歌，可能很多人會好奇我是否駕馭到這首歌，所以需要多點時間，準備很多東西，以及看看舞台效果等。」 「今時今日，唱作是基本，這是大家認識林奕匡的原因，但畢竟音樂需要刺激，其他方面都需要進步，例如唱歌方面，或者舞台效果，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近日很多人提及AI程式，它可以在十秒內做到十萬首歌，但那些全都沒有靈魂，它們始終不能在面前實實在在地呈現情感及舞台感覺，所以唱歌及現場表演是我現在最重要的目標。」 威士忌與音樂 有趣是，林奕匡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喜歡分享的人。「真心說，我說話不是太叻，如果要在台上分享一些話，我還是會緊張，但音樂的分享，我就很樂意。如果我不懂說話，就用歌詞搭夠。」他笑指平日喝威士忌不算多，但喝完後往往能夠放鬆自己，釋除緊張。「以前我不懂欣賞，但人愈大愈喜歡飲濃味一點，味道複雜一點。」 林奕匡表示，最喜歡帶木味的威士忌，即使未喝，倒出來已聞到陣陣香味，能夠帶來刺激及聯想到不同畫面，帶他到另一境界創作音樂。問到威士忌與音樂的關係，他說兩者同樣需時培養，醞釀佳作。「音樂本身是要栽培多年、不計成本地做一件事，必須要有信念及熱情，才有一天煉成；威士忌亦要在木桶裡釀製多年，可能遇上失敗，可能要等12年、18年甚至更多，才知道最後結果是這樣好喝的。」 Glenfiddich「天使雪莉」單一麥芽威士忌，亦像林奕匡所言的釀製多時，歷經12年的淬煉，酒液在稀有的Amontillado雪莉桶過桶，成就出獨特的豐富口感和精緻的風味層次。蜜餞與梅子馥郁的香氣撲鼻而來，帶著豐富果香，揉合木質、肉桂、荳蔻等香料氣息與隱藏的烤蘋果風味，最後帶有木質香料、蜜餞乾果的甜與梅子的辛味尾韻。雪莉酒在製成中原是被覆蓋滿酒花，因酒花意外開了缺口因而帶來第二次熟成，此種雪莉酒稱為Amontillado雪莉酒，這美麗的製程如同被天使忍不住偷喝了一口，品牌將這僅有5%的珍稀雪莉桶用來製作，因而取名為「天使雪莉」。就像林奕匡那樣，有著與生俱來的天賦，慷慨分享給大家之後，才帶來一篇篇繞樑悅耳的樂章。■

異鄉生活充滿挑戰，要適應離家的孤獨，是尋溯自己？還是尋找懂你的人？編導俞聖儀在《我的天堂城市》中用三組故事放下跌宕，講述一群不同背景的人遠赴紐約逐夢的辛酸。其中姜濤在戲中飾演居住於當地，熱愛嘻哈街舞的留學青年，意外邂逅了同樣身處異鄉的李嘉文，譜出一段為舞蹈傾心的愛情線。只不過，當浪漫戲碼滋潤了旅程，擱在心裡的除了不忍別離也有歡欣，如同他們二人所說：「在打拼途中，愛情和夢想都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假如你有一個拍檔陪伴你、支持你，那將是最幸福的一段時間，即使它沒有天長地久。」 Text．Leon Lee  Photo．Hoyin_photographyKeung To Styling．PIPA CreativeKeung To Wardrobe ．Yohji Yamamoto, Jimmy ChooKeung To Hair．Man Chan @CHIC Private I salon Makeup．Annie G. Chan @Annie G. Chan Makeup CentreJessica Lee Hair ．Jason C@GIHO HAIR   Makeup． Hulda Tsaivenue．Cordis, Hong Kong 城市的大，我們的渺小 《我的天堂城市》是旅美導演俞聖儀的首部劇情長片，由台港人氣演員宋芸樺、姜濤、姚淳耀、魏蔓及李嘉文集結演出。電影由三段式短篇故事進行，主要講述一眾異鄉人來到紐約尋找幸福、追求夢想的過程，他們為生存而掙扎，卻仍然努力尋找人生方向，維繫自己珍惜的事物，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城市生活。依序為因失戀和經濟壓力頓失人生方向的留學生智美（宋芸樺飾）；熱愛嘻哈街舞、面臨工作與情感抉擇的高材生傑克（姜濤飾）；以及孩子有心理疾病而承受壓力的中年夫妻（姚淳耀與魏蔓飾）。 為求完善這場紐約之旅，電影團隊這次專門遠赴美國進行實地拍攝，姜濤先是表達了自己對這片陌生土地的感受：「紐約就像是一個放大版的香港，因為紐約時代廣場那邊有很多高樓大廈，相對洛杉磯更加密集，所以拍攝時就體驗到那種『自己很渺小』的感覺，更加明白角色孤身一人的孤獨感。因為在香港亦偶爾會身同感受，所以到了一個更大的城市，那份無力感更會加劇。」 以為是人地生疏放大了感覺，但即使是六年前早已前來發展的李嘉文，也自覺能明瞭這份落寞。據她所說，自從2017年退出100毛，並放低「黃慘盈」這個身份後，她便到了美國修讀戲劇相關的課程和定居，而這部戲正正是圍繞這樣一群異鄉人，因此電影情節非常貼近內心。「三個故事我都很有共鳴，因為第一個故事說的是飛到夢想中的地方發展，而第二個故事牽涉愛情，當中也投放了不少自己的情感，包括經歷與迷失，甚至劇中那句『You are my New York』，也是我親口說過的話，所以我跟女主角的背景某程度上很相似。」 一跳舞，就掌握全世界 正因為是真人真事改編，所以有關小倆口的發展，自不然跟許多青春戀愛一樣，關係難以用三言兩語交待，介乎於略苦的甜，與微甜的苦之間，有待各位親自入場感受。只不過，既然這次兩位有親密對手戲，想必拍攝浪漫場口也是一大挑戰？李嘉文解釋：「一開始真的有少少緊張，因為不只要演繹出情侶互動，還是我跟姜濤二人首次的螢幕初吻。所幸劇組同事很好，他們聘請了一個親密指導，其實在美國拍親熱戲都會有親密指導在場，不論是牽手還是搭肩膀都會有教學，確保雙方感受舒服，因此我們在開拍前是徹底了解動作如何發生，便沒有了那些尷尬的氛圍。」 另外，這次電影亦有舞術指導從旁協助，因為姜濤的角色「Jack」十分熱愛跳舞，在片中更會大秀Popping、Locking等舞蹈，使得他在拍攝前還專誠上課集訓，好投入嘻哈街舞的文化。「雖然MIRROR也會排舞，但是我們很少特意去學其他舞種，因此我不太熟悉Popping；而拍攝期間也有老師從旁指導，感覺很有趣，也認識了許多當地的街頭表演者，所以參與這次得著可以說是學習到很多關於表演的心態。」 正如電影預告中，Jack對跳舞的一句告白：「跳舞的時候，就像掌控整個世界。」姜濤指這是一種屬於表演者的心聲，因為演出期間正正需要這種狀態：「當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一定要有這種自信，我認為這也是我揣摩角色時找到的共鳴，因為我們都是小時候看影片自學跳舞，是很熟悉、很有親切感的片段。」李嘉文則表示自己跟角色「LuLu」一樣，很欣賞跳舞這件事，可惜跳舞水平很差，是會讓大家笑出來的那種。「其實我整天以為自己很會跳，因為我是一個很愛表現的人，說話時會手舞足蹈，也試過跟老師學跳舞，但真的是邊跳邊流淚，或許是還沒找到一個能啟發我潛能的人吧。」 我們的天堂城市 回到故事，Jack與Lulu的紐約生活即將迎來轉變，愛情成為了他們堅守夢想的一切，但工作與情感卻成了兩難抉擇，因為二人尚未脫離學生身份，正處於為人生作主的起步階段。反觀現實中的兩位主角入行好一段時間，對於「尋溯自己」這個命題又有新的體會嗎？「我認為有的，因為初到步時自問找到了方向，但途中都出現了很多哀愁，有過不少迷失，直至最近兩、三年才自覺終於走上正軌，感受到這個城市的美麗。」李嘉文收起笑臉的道。 姜濤亦分享：「我最大的夢想都是想做歌手，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做到了。但真的成為歌手以後，當完成這個夢想了，我相信又會有更大的夢想在自己面前等著，所以對於如今的抉擇，目光反而放在未來的可能性之上。」他續說：「其實我不太需要大家過於懂我，我認為觀眾沒有義務去了解偶像背後經歷過甚麼，就像一個廚師經常燙傷手也好，他也不會跟客人提起一樣，這些東西留給自己知道便可以。」 尾聲，提到「天堂城市」的所在，兩位認為各自都有三項標準去衡量這件事。李嘉文坦言，自己可用一句「何處心安是吾家」解釋，大概是只要有愛的人在，回家時有人在等待歸來；然後有戲拍以及一張舒服的床即可，「我真的需要八小時睡眠時間。」至於姜濤的標準則相對逗趣：「第一個條件是一定要能吃上火鍋；其次是能夠讓我表演以及打籃球，那麼這個地方就已經是天堂了。」